陳光

1974年8月—1976年11月任壽光縣紀台公社下鄉知青，縣供銷社辦事員，縣委宣傳部幹事；

1976年11月—1989年5月任昌濰團地委秘書；地委辦公室秘書，濰坊市委研究室城市經濟科副科長、科長（其間：1983年9月—1985年6月昌濰師專干修科學習）；

1989年5月任共青團濰坊市委書記；

1991年10月—1997年6月任諸城市委副書記、市長、市委書記，濰坊市委常委、諸城市委書記（其間：1994年9月—1997年6月在山東經濟學院統計與會計核算專業業餘學習；1996年9月—1999年1月在山東經濟學院統計與理論專業業餘本科班學習）；

1997年6月任菏澤地委副書記、行署副專員；

1997年12月任菏澤地委副書記、行署專員；

2001年1月菏澤市委副書記、市長；

2003年4月任菏澤市委書記。

2007年3月當選菏澤市委書記。

2008年2月不再擔任菏澤市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任山東省省長助理、省政府黨組成員。

2012年2月23日，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屆山東省委員會副主席

2012年2月29日山東省人民政府決定，免去：陳光的山東省人民政府省長助理職務。

2012.03-2018.01 山東省黃河三角洲建設辦公室主任、山東省政協副主席。

2018年1月30日，在山東省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上，陳光卸任山東省政協副主席。

國企產權改革先驅,諸城出了個“陳賣光”

1991年，陳光調任山東省諸城市市長時，不足35歲。第二年，按照中央統一部署，諸城對150家市屬獨立核算企業進行審計。結果是“災難性”的：150家企業中103家虧損，43家資不抵債。當時諸城有18000人吃財政飯，但財政收入不足8000萬，幹部工資不能按時發放。按常規，諸城每年需500萬財政預備費，但一分也沒留。半死不活的國企狀況和入不敷出的財政處境，讓時任市長陳光如坐針氈。“這個月發了工資，馬上就得調度下個月的支出，這個錢誰給？企業給我們交。企業都生存不下去了，交什麼？財政收支平不起來，幹部職工發不下工資，你這市長怎麼當的，所以你必須想辦法！”陳光坦言當時諸城改革皆因企業和財政困境所迫。

1992年4月，就在鄧小平南方談話后不久，諸城市長陳光啟動了這項后被廣泛傳播為“賣光”的國企改革。從1992年開始，陳光提出改革，諸城市282家國有和集體企業全部改制，其中90%以上的企業改成股份合作制，即將企業凈資產賣給內部職工。15個月內，基本全“賣給”了內部職工。一時間，諸城轟動了，山東轟動了，全國轟動了。陳光一夜成名，香港的一家媒體由此把“陳賣光”的帽子扣在了他的頭上。這一改革引起了廣泛爭論，直至國務院調查組給出定論方止。此後，國企改制在國內全面展開。陳光的嘗試，啟動了中國國有企業現代化改革的征途。在一定意義上，陳光不失為國企產權改革的先驅。

1996年2月，中央聯合調查組赴山東諸城處理“賣光國企”事件。最後的結論是：諸城的改革，方向正確，措施有力，效果顯著，群眾滿意。一個月後，朱鎔基親抵諸城，對諸城市採取多種形式探索搞活小企業的做法表示肯定。至此，被冠上了“陳賣光”的諸城市長陳光才鬆了口氣。

後來的實踐也證明，“賣光”成了諸城改革的轉折點。這個沒有港口碼頭、沒有鐵路、沒有高速公路、自然條件不好的縣級市，在陳光實施改制后發生了巨大變化。統計顯示，1996年的諸城與1990年相比，全市國內生產總值由17.3億元增加到72億元；財政收入由0.85億元增加到3.2億元。

只講產權改革也不行

由於諸城“人人持股，平均持股”的國企改革，是國企職工的自願選擇，且市政府同時做好了社保等配套體制的改革，整個改革進行得比較順利，用後來中央派來的調查組的話說是“方向正確，措施有力，效果顯著”。但是，當1997年陳光將諸城改革經驗複製到他掌舵的菏澤市時，沒想到麻煩和怨言卻多了起來。事後看來，菏澤與諸城有諸多不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背景是，以農業為主的菏澤當時是山東最窮的一個地級市，窮到企業職工都拿不出錢來購買國企股份。因此產權改革不得不轉為“招商”——為那些市屬的小型國企尋找新“東家”，甚至是白送。

也在此後一年，經濟學家郎咸平和國企買家顧雛軍，就顧雛軍在入主科龍的過程中有否導致巨額國資流失的問題，展開激烈爭論。隨著顧的經濟問題引起司法介入，郎顧之爭又演化成企業界與經濟學界關於國企改革的得失之爭。

陳光，這位中國國企產權改革的先驅，以自己的實踐證明，國有企業不進行產權改革不行，但只講產權改革也不行。產權改革的成功，需要整個國家體制和社會的轉型來配合。

陳光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曾以諸城國有企業改革“陳賣光”聞名全國，諸城以一個縣級市因為改革的及時和徹底，千萬資產以上的諸城人已多達3000多戶。

陳光繼諸城市委書記之後又升任山東菏澤市市長、菏澤市委書記，在菏澤期間，又曾因為改革的作為，被稱為“陳送光”，以非常的勇氣主持了菏澤的國企改革。

1994、1995年被中組部分別授予全國百名“人民好公僕”和百名“優秀縣委書記”稱號。

著有《當代中國城市的改革與發展》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