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樂王子

《快樂王子》是英國唯美主義作家奧斯卡·王爾德創作的童話作品，收錄於《快樂王子及其他故事》。故事講述了生前不知憂愁為何物的快樂王子死後目睹種種人世間的苦難，和燕子犧牲自我幫助他人的故事。《快樂王子》勾勒的城市是維多利亞時期英國社會的縮影，王爾德把在真實社會中發生的種種醜惡現象揉入故事中，對當時冷酷的社會進行了無情的鞭撻和揭露，對於富有同情心的快樂王子與燕子對社會底層人的慈善救濟活動和他們最終的失敗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同時也通過故事本身暗示了作者的理想社會制度傾向，也從根本上質疑了當時社會的道德原則。

在19世紀8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爆發嚴重影響了英國經濟的發展，繼而給政府財政力量造成沉重打擊。為應對當時的經濟危機，英國政府推行放任式的自由經濟發展模式，社會達爾文主義正是應了當時英政府的經濟危機解決路線而誕生的一種社會思潮。然而這種危機解決模式雖然促進了經濟發展，卻剝奪了政府對窮苦人的同情心，加重了社會矛盾，使社會發展嚴重滯后。童話故事裡上層社會對社會底層人民的冷漠態度反映了當時在英國盛行一時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力。

作品思想

享樂主義

在《快樂王子》中，作者刻畫了一個財富分配嚴重失衡的社會：有錢的貴族與新興資產階級可以過紙醉金迷的生活，但是陷入貧困的百姓卻要為基本的生存權擔憂，即使有宗教慈善事業可以暫時解決貧苦兒童的吃飯、穿衣和教育問題，但還有更多的兒童依舊住在貧民窟乃至連擁有象橋洞一樣的棲身之所也成為一種奢望。貧苦兒童忍飢挨餓，備受疾痛煎熬，很難談得上有什麼未來。從《快樂王子》描述的社會形態中，我們可以看到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社會的影子：一邊是收入低下的弱勢群體因缺乏政府保護而陷人絕境，一邊是依靠資本和剝削髮家的上流社會人士不斷聚集財富；窮人的就業問題、溫飽問題、健康問題、住房問題等難以得到解決的時候，富人卻宣揚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快樂王子》中資產階級和貴族認為貧富差距是一種當然和必然，他們提倡和捍衛利己的邊沁式功利主義道德觀，也通過權力進行宣傳和教育（為快樂王子塑上金身並立在城市的高處就是一個例子），讓窮人接受“人人都尋求快樂的最大化”的邊沁主義。當時的資產階級傾向於把“人人都尋求快樂的最大化”歸於人類的本性，因而從理論上保證了功利主義道德觀的“正確性”。這反映在童話里即為人人都追求快樂最大化。在這一目的上，似乎人人平等。可是，資源的有限性讓“快樂最大化”成為一種競爭式的快樂追尋。

無疑，在那個還未能來得及進行人性進化的資產階級和維多利亞社會，資產階級普遍相信能獲得更多資源的人就可以獲得更多快樂。更直接地說，能通過攫取他人利益而獲得更多資源的人就可以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獲得更多快樂。在皇家侍女定做西番蓮花衣裙這一事件上，皇家侍女的快樂是穿上綉有西番蓮花的衣裝美麗風光地參加宮廷舞會。此處，她的快樂即為在有限的酬勞給付下更早得到成品衣裝。要實現皇家侍女的快樂最大化，女裁縫在無法提高工作效率的情況下，只能延長工作時間。但是當延長工時與保證身體健康成為矛盾的時候，女裁縫不得不首先保證自己的體力。因此女裁縫的最大快樂則是在保證不影響自身健康的前提下順利完成工作、獲得報酬而得以養家糊口。在這樣的情況下侍女和女裁縫的快樂最大化是難以同時滿足的，因此侍女才發出“女裁縫太懶”的論調。在此，王爾德通過童話指出，“人人都尋求快樂的最大化”的邊沁式功利主義道德觀實質是在為社會的不平等做掩護，是當時的統治階級為了營造平等假象、抹殺道德的階級性的說辭。

生前快樂王子只注重自己感官的享受，拒絕思考與關懷的權利。從而混淆了享樂與快樂的定義，這不是一個作為社會組成部分的生命體應有的生存狀態，更談不上擁有快樂的生活。而死去后的王子高高聳立在城市中間，看到了這個世界的醜惡和窮苦，他竭盡自己所能地去幫助別人，希望可以改變這個世界。然而當王子用自己的美去拯救這個世界時，他作為雕像的審美價值已不存在，其生命也就結束了。在那個極可怕的嚴寒天氣里，燕子凍死在腳下，自己把美轉化成了真善。王子的心因悲痛至極，瞬間爆裂成兩半。那究竟什麼是生，什麼是死？快樂王子真正活著的時候如同行屍走肉，整日遊玩，不關心民間疾苦；而死後卻用鉛心感受到了世間冷暖，悲歡離合。生與死之間的矛盾交織正是作家內心世界衝突的反映。

在《快樂王子》的結尾，上帝讓天使去取城市裡最珍貴的兩樣東西，天使帶來了死去的燕子和王子的鉛心，儘管王子和燕子在俗世間死去，他們的靈魂將在天堂里獲得永生。這一結局讓傷感的讀者有了一種精神上的愉悅。道德中的善念所帶來的崇高感油然而生。

現實反映

《快樂王子》講述了快樂王子從不知憂愁為何物，到犧牲自快樂王子己的生命去減輕別人的憂愁，而小燕子從起初不願意留下到不顧凍死的威脅毅然陪伴在王子身邊的故事。整篇童話文字從單純到略帶悲涼，筆調從輕快到略顯沉重，然而童話的外衣始終掩藏不住作家內心世界的矛盾，從矛盾中也越發突顯出現實生活的殘酷。

當王子“活著並且有一顆和別人一樣的心時“，“不知眼淚是什麼”，而“一顆鉛制的心”卻讓他感受到了同一座城市裡所有的醜惡和悲苦。愛心不存在於“人”身上。冰冷堅硬的“鉛心”讓王子找到了良知，認識了平民百姓的疾苦，散盡自己身上的珠寶去救助窮人。快樂王子這顆神奇的心，一旦被注入仁愛，就只是破裂的結果。王爾德實質上是用這顆鉛心來歷射世間的冷酷和不公，但是，這顆鉛心裂成兩半，卻熔化不了，象徵著不甘之心，要與冷酷和不公抗爭之心。在擁有一顆鉛心卻散發著仁愛之光的王子的襯托下，童話中其他擁有一顆正常跳動著的，有溫度的人心的人顯得極度自私與冷漠。在一個沒有理解，沒有愛心的世界，人心比冬天更冷。而冰冷的鉛心卻用自己的生命溫暖著城市的每一個角落。

《快樂王子》中，上層階級對下層人民的冷酷和漠然貫穿了始終。“富人們在漂亮的屋子裡享受的時候，乞丐們坐在門邊”乞討求生；窮人在無法吃飽穿暖的時候，市長、市參議員在因究竟為誰立金像而爭執不休。現實社會中固守個人利益最大化與個人快樂最大化的一致性的錢權階層很難對貧苦人產生同情，對他們而言，社會兩極分化的“合理性”已經證明了貧窮的“合理性”，繼而沒有理由同情窮人，因而政府也沒有理由保護窮人的利益。在社會找到對窮人冷漠態度的合理性時，人性根本的善受到壓抑。

人性之善的存在和發展需要社會的保護和鼓勵機制，因此社會對人性的態度決定著人性的發展方向，《快樂王子》中社會對人性關懷的普遍缺失削弱和禁錮了人性之善。童話里統治階級對世人價值觀的功利主義導向使世人皆以金錢為謀取快樂的手段和目的，金錢也因此成為難一的“善”。為了讓更多的人接受這種“善”，統治階級把快樂王子塑成金身，立在城市的最高處，供人瞻仰和膜拜。然而在賦予快樂王子以理性的“善”之外表的時候，鑄造者卻給了他一顆鉛做的心，這象徵當時的統治階級重視“理性的善”，卻有意忽略人性根本的善，更談不上對人性之善發展的關注。

究竟能否解決以及如何解決社會的貧富懸殊問題是王爾德在《快樂王子》中隱晦地提出的一大問題。在盛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19世紀80年代，社會達爾文主義保守派篤信個體慈善事業的開展足以解決貧困問題，作者在故事中卻完全否定了當時的這種主流觀點。故事裡的快樂王子塑像在身份上可被視作有正義感的、富有的慈善家，他試圖通過個體慈善事業來幫助窮人解決貧困問題。他通過使者燕子把自己身上的寶石和黃金都散發給了窮苦人，然而這種自我犧牲式的慈善之舉卻最終以其在人間破產式的死亡宣告失敗。王爾德通過童話有力地反擊了社會達爾文主義保守派在解決社會問題上的觀點，鮮明地亮出自己的見解：少數有錢人的個體慈善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和拯救社會。

在創作這篇童話故事的時候，王爾德雖然對依靠個體慈善家的努力以解決社會貧困的方法提出質疑，認為個體慈善家終會因為財力不支而破產，但他一時也未能找到一個更好的答案來解決這個實際問題，故而只好暫時將希望留給天國，由上帝為慈善家快樂王子安排了一個善的結局——然而這終究是一種美好的理想和願望，一種在人間難以實現的願望。

藝術風格

故事一開始即體現了張力。無論是快樂王子與風信標、快樂王子與那個哭著要月亮的孩子，還是快樂王子與天使，或是數學先生與孩子們都形成了一對對平衡體，構成一對對張力，這給全篇文章作了鋪墊，使故事慢慢展開，迎來主要人物之一小燕子的姍姍而來。小燕子本來是打算去埃及的，路過這裡看到這個“金的睡房”便決定在此過夜。他怎麼也不會想到這個“金的睡房”卻不能夠遮蔽風雨，“快樂王子”卻一點都不快樂。於是衝突出現了，要解決這個衝突，故事就得繼續朝前發展，而故事要繼續朝前發展，新的衝突又會相繼出現。小燕子一次又一次地答應快樂王子再多呆一晚，一次又一次地按王子的吩咐把他身上的寶石、金片一一銜在嘴裡，一一送給窮人的過程，既是小燕子自身思想出現矛盾、解決矛盾的過程，又是小燕子與王子之間一次又一次地出現衝突、解決衝突的過程。這期間無一處不存在著張力，無一處不在體現著張力的發展變化。就是這樣的變化一次次把文章推向前進，走向高潮，一次又一次地使讀者的心揪緊、放鬆，放鬆、又揪緊，盡顯了張力的魅力。

19世紀80年代，愛爾蘭作家奧斯卡·王爾德創作並發表了童話故事《快樂王子》。這部童話作品在當時的英國引起了巨大反響，在100多年後的今天，人們還在通過電影、話劇、動畫片等藝術形式重現和紀念這部誕生於維多利亞時期的兒童文學作品。

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1854年-1900年），英國作家、戲劇家、詩人。

他生於都柏林，畢業於牛津大學。雖然他主要以成人作家而著稱，但他的早期作品中有兩本童話集：《快樂王子故事集》和《石榴之家》已載入英國兒童文學史冊在王爾德的墓碑上，他被譽為“才子和戲劇家”。的確，他是當之無愧的戲劇家。在他事業的頂峰，最具代表的是他的幾部大戲，如《溫德摩爾夫人的扇子》、《理想的丈夫》等，都是一時絕唱。說到“才子”，早在王爾德為世人所知之前，年僅二十四歲，他的詩作就榮獲大獎；在他短短的創作生涯中（享年四十六歲），行文演論，無處不是智趣橫生。然而他事業的起飛，風格的形成，可以說都源於童話，也正是他的第一部童話集問世之後，人們才真正將他視為有影響的作家。英國《典雅》雜誌將他和安徒生相提並論，說他的《自私的巨人》堪稱“完美之作”，整本童話集更是純正英語的結晶。他的“為藝術而藝術”的美學觀點影響頗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