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紹基

1920年，赴日本貴族學院讀書。1921年，黎紹基從日本回到天津，遵從父母之命歸國完婚。妻子唐閎律是江蘇無錫人，與黎紹基同歲。岳父唐浩鎮是黎元洪第一次出任大總統時的總統府監印官。

1925年5月30日，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發生之後，正在讀大學二年級的黎紹基參加了南開大學"五卅慘案"後援會，並被推舉為募捐組組長。

后黎紹基遵從父命不問政治，成為一名成功的實業家。黎元洪過世之後，繼承了父親在黎氏投資的實業公司內的全部職務，在中興煤礦的資產擔任公司董事，還兼任山東濟南魯豐紗廠常務董事。

抗日戰爭爆發后，山東中興煤礦為日本侵略軍所強行侵佔。黎紹基避居上海，拒絕與日本人合作。抗日戰爭勝利之後，黎紹基立刻就投入到實業活動之中。1948年，國共兩黨內戰時，國民黨當局還強行徵用中興輪船公司停泊在上海的海輪，用以駛往台灣基隆港。黎紹基赴台灣與國民黨交涉。他以駛港維修為名，設法讓一部分船隻駛離台灣，停泊在香港，靜觀政局的變化。全家亦隨之遷往香港。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黎紹基接到赴北京列席全國交通運輸會議的邀請。會議期間，黎紹基受到了南開校友、時任新中國總理周恩來的接見和宴請。宴請時，坐在周恩來的身旁。周恩來對他親切地說道："宋卿先生有句名言'有飯大家吃'。"在滿堂的笑聲中，周恩來又向黎紹基問及黎紹芬的近況，並親切地回憶說他和黎紹芬在南開是同學。會後，著手在大陸重新組織實業活動，決定改組中興煤礦董事會。黎紹基為董事兼總經理，組成中興煤礦新的董事機構。將中興輪船公司停泊在香港的輪船駛回大陸。黎紹基帶著妻子唐閎律和次子黎昌胤由香港返回上海定居。黎紹基將中興輪船公司的船隻駛回大陸的這一義舉，對後來的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起義，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1951年，應政府的邀請，前往北京商議私營工商業的調整問題。回到上海之後，黎紹基即與其他董事一起申請將中興煤礦公私合營，獲得批准。黎紹基為新中國煤礦的事業發展嘔心瀝血，作出了貢獻。中興煤礦旗下的中興輪船公司，所有的海輪都懸掛五星紅旗，行駛在中國的遠洋航線上。中興輪船公司的航運業務也一併納入上海航運局的規劃之內。

文革期間儘管黎紹基受到了嚴重迫害但他懷著對新中國的信念走了過來。粉碎“四人幫”后他曾任上海市徐匯區政協副主席、市工商聯常委、市僑聯委員以及徐匯區僑聯主任委員，後於1983年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