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

清同治三年（1864年）10月19日（陰曆九月十九日），黎元洪生於湖北漢陽府黃陂縣木蘭鄉東廠販沙崗嶺。史載，幼年黎元洪“頭角崢嶸，具厚德載福之像”。黎元洪出生之日是民間傳說的觀音出家之日，故而打小他就被家人寄予厚望。史稱黎氏素懷大志，富有革命思想，其名為元洪兩字，亦大有深意。蓋隱以元末之朱洪武（朱元璋）自居，而又含蓄自然。還有一說認為，黃陂黎氏乃洪秀全的同族，黎元洪本姓洪，不姓黎，其名字隱含有原系姓洪之意。黎家雖靠近縣城，但周邊卻很荒涼，有著無數的農田和大片的荒野。除了幾處只有富裕人家子弟能夠上得起專教經書的私塾外，沒有一所學校。黎元洪幼年家境貧寒，他的父親居住在鄉下，生活艱辛，只種了很少的田地。為改變生活窘迫的現狀，父親黎朝相遷居縣城，同治十一年（1872年）經族人介紹，黎元洪決定投軍效力。黎元洪十四歲時，因駐防天津北塘，全家也遷居天津。同治十二年（1873年），黎元洪師從當地著名教習天津的李雨霖學習四書五經和作文。

在晚清以科舉取士的時代，黎元洪卻沒有追逐功名，所以他沒有堅持走這條通過傳統教育以科舉考取功名而改變人生的道路。光緒九年（1883年），黎元洪考入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管輪科（一說機械科），開始了為期五年的海軍知識學習，這也是黎元洪接受正規的新式海軍教育的開始。北洋水師學堂是時任直隸總督李鴻章奏設的培養北洋海軍人才的學校，施行英式海軍教育，開設英國語言、地輿圖說、算學、幾何、代數、三角、駕駛、測量、推算、重學、化學格致等課程，並習經史文義，訓演槍炮、魚雷、機器等外國水師操法；學生畢業後任職北洋海軍或選送外國留學。北洋水師學堂因而被時人推崇為開風氣之先，立中國兵船之本的壯舉。黎元洪在學習中擅長輪機駕駛的技術，對引擎修造學尤其感興趣，在水師學堂中的刻苦程度最高。因其學習成績斐然和在教練艦上實習表現突出，深得教師和同學推重，年終被學校特予嘉獎。光緒十四年（1888年），黎元洪以優異成績從天津水師學堂畢業，北洋大臣李鴻章賞給他六品頂戴，並給予其把總的職位。此後，他被派至北洋水師來遠號快船見習海軍技藝，有海道、駕駛、帆纜、槍炮、列陣等訓練項目。

黎元洪訓練時與同事關係頗為融洽。光緒十六年（1890年），黎元洪由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調赴廣東廣甲艦，充當三管輪，負責巡視瓊崖、虎門、汕頭，管理機器開關、拆洗及保養事務，兼管儲料生火諸事。他勤於職司，大多數時間都在南方沿海進行巡視。光緒十七年（1891年）秋，黎元洪經北洋大臣李鴻章保奏、清廷批准先後從把總晉陞為千總。又自廣甲三管輪拔充為二管輪。由六品頂戴賞換五品頂戴，只領功牌。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黎元洪所在的廣甲艦被抽調編入了由海軍提督丁汝昌率領的北洋艦隊來參戰。廣甲艦是鐵肋木殼船體，平時為教練及安放魚雷之用，較之日人的鋼甲兵艦的威力相差甚遠，對於猛烈的海戰自然很難抵擋。在9月17日的黃海戰役中，廣甲艦觸礁擱淺以致未能行駛。為躲避日軍的追捕，黎元洪跳海得以逃生。及此，黎元洪結束了為期十二年的海軍生涯，告別了曾盡心效力的北洋水師。

甲午戰後，清政府認識到採用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和軍事制度已是當務之急。為防患於未然，他們更是大舉修築軍事戰備和招攬海軍人才。兩江總督張之洞在南京編練自強軍，設延才館，發布檄文聘請水師學生。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黎元洪到南京投奔效勞。張之洞接見黎元洪時，詢其海軍經歷及建造防禦工事的觀點后甚是歡喜，認為黎元洪是忠誠可靠且有能力之人，遂委以監造金陵獅子山、幕府山、清涼山、烏龍山炮台工程的重任。在工程建設中，黎元洪親臨險要的工地，勤奮監工，風餐露宿。竣工后又先後被委任為炮台總教習和專台官。張之洞對黎元洪有知遇之恩，是黎元洪進入權力集團的引路人，他給黎元洪提供了充分發揮才能的政治舞台。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張之洞回任湖廣總督。黎元洪應張之洞之召隨同回到湖北家鄉，在湖北槍炮廠負責監製快炮，從此結束二十餘年的北漂生活。張之洞到湖北後繼續編練新軍，加強軍事建設。因為湖北居長江上流，多有會黨人員出沒，故而應該多駐兵撥款。黎元洪以此為由，向朝廷奏請將自強軍中己經練成的原江南護軍前營500人調往湖北，擴充為前後兩營，編成湖北護軍，作為湖北練兵的模範。湖北新軍的營制仿德國軍制，張之洞任黎元洪為護軍后營幫帶，五品頂戴儘先補用千總；后又以黎擅騎術，任為馬隊管帶。在湖北護軍編練取法上，隨著形勢的變化，張之洞認為日本與中國同種、同教、同文、同俗，而且軍事變革已經初見成效，所以中國想要學習歐美各國的軍事制度，應該先以日本為階梯。，遂從學習德國轉而師法日本，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二十五年（1899年）、二十七年（1901年），在湖北當差的黎元洪受張之洞委派，先後三次到日本留學考察軍事教育和觀摩仙台大操，內容涉及各個方面，黎元洪逐步充當了清末軍事現代化風潮的地方軍制改革的先鋒。黎元洪每次考察回國后都寫下日本軍事考察報告送呈張之洞檢閱，引起了張之洞的極大興趣。學習考察后歸來的黎元洪頗得張之洞賞識和倚重，被提拔為各營教練官，又兼訓新兵，成為編練湖北新軍的高級將官。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黎元洪得張之洞保舉侯補千總，以守備儘先補用。二十世紀初，清政府又開始推行清末新政，湖北開各省風氣之先，加緊施行。黎元洪奉命協助辦理將綠營、防營結束后，又增招新兵，擴充武備學堂設備。在日本所學的西式教育的洗禮下，黎元洪的軍事思想開始進入了湖北最高軍事決策層的視野，並付諸實踐。張之洞先後多次採納他的軍事改革建議：一是規定水陸各營所轄兵勇凡遇有重大過犯者，均交執法官審訊，不得擅殺；二是將武備學堂及防營將棄學堂合併改為武高等學堂，另設武普通中學堂。前者為張之洞軍事學堂體系中的高等軍事教育機構，後者為中等軍事教育機構。武高等學堂程度與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相等，為武普通中學堂畢業學生升學之地，為湖北乃至全國培養了大量軍事近代化所需的人才。三是湖北省會開辦警察，從各營選拔優秀士兵進行訓練后充任。因在軍事實踐中表現突出，黎元洪的仕途平步青雲。

黎元洪在鎮壓自立軍起義和庚子漢口起事後，從免補千總守備，以都司儘先補用，授三品頂戴。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到光緒三十年（1904年），他奉命統帶護軍前鋒四營，旋即提為清軍協統，緊接著又升任第二鎮統制兼護統領事，開始指揮張之洞麾下最精銳的新軍部隊。嗣後，他又提調兵工、鋼葯兩廠，兼理絲麻紗布四局會辦。此間，黎元洪率師阻擊英、德艦隊駛入長江的行動；協助建立了兩湖勸業場及益智場、省城外火藥庫兩所，頗有建樹，受到清廷的嘉賞。黎元洪在新軍建設上的積極努力，不僅使湖北軍事改革走上了正軌，而且在官兵素質和軍事教育等方面，為新型軍事制度的確立奠定了基礎。

隨著湖北新軍的建設規模不斷擴大，黎元洪還兼管了六楚艦隊（楚材、楚同、楚豫、楚有、楚觀、楚謙等六艦）和四湖雷艇（湖鵬、湖鵲、湖鷹、湖集等四艇），實際上掌握了長江艦隊，把持了湖北陸軍和水師兩支重要的軍事力量。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曾任天津水師學堂管輪班監督、黎元洪的授業之師薩鎮冰調任總理南北洋海軍廣東水師提督。這為師徒二人加深接觸到日後提供援助搭建了很好的外部基礎。次年，清政府派袁世凱與兵部侍郎鐵良為閱操大臣在河南彰德（今安陽）舉行秋操。湖北方面由張彪、黎元洪選拔人員參賽。黎元洪指揮得體，能與各省新軍爭勝，當場獲得“軍容盛強，士氣銳健，步伐技藝均己熟練精嫻，在東南各省中，實堪首屈一指”的好評。鄂軍射擊技術獲得最優等獎勵。黎元洪因此成為清軍中赫赫有名的高級將領。不久，張之洞奉調入京，趙爾巽繼而為湖廣總督，欲以黎元洪代張彪為第八鎮統制。黎元洪力辭不就。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黎元洪又兼任中軍副將，不久即卸任張彪。宣統元年（1909年），黎元洪兼任武昌陸軍特別學堂會辦。他每逢外籍教習在校講課時，常常列席旁聽，與學生共求深造。先後聽取日人教習鑄方炮兵大佐及寺西步兵中佐等人講述炮兵學及誘導計劃等課程。

從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到宣統三年（1911年）的十五年間，黎元洪一直在湖北擔任重要職務訓練新軍，他知兵愛兵，和新軍戰士結下了深厚的感情，與此同時，隨著湖北革命力量的深入，他所帶領的陸軍第二十一混成協集結了大量共進會、文學社等革命團體的力量。隨著清末民主革命力量的形成，黎元洪在湖北新軍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漸明顯，成為清政府和革命黨人雙方都希望爭取到的盟友。對清政府而言，黎元洪是其鎮壓隨時可能發生的革命鬥爭的一支重要力量，是清政府國家機器腹部上一支重要觸手。對革命黨人而言，黎元洪使他們頗具好感，爭取其反正對領導起義、推動革命形勢發展具有特殊的帶動作用。

宣統三年（1911年）春夏，在清政府鐵路國有政策的刺激下，湖北等地爆發了大規模的保衛鐵路權益的鬥爭風潮。時任督辦鄂境川漢鐵路大臣的張之洞主張由“自辦”轉為舉借外債，推行“以官力壓商力，以外資壓內資”的政策。各界人士聽說，都懼怕利權為外國攫取，群情洶洶，奔走呼號，力阻借款，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黎元洪身為湖北軍界的領袖人物，以軍界代表的身份成為湖北保路籌款組織“鐵路協會”的成員。後來在公推保路會赴京請願代表時，黎元洪雖為眾望所歸，但由於軍界統領身份不宜出任代表而作罷。有人認為，保路運動是武昌起義之先聲，黎元洪之所以在起義之後被舉為大都督，與此時黎元洪的舉措息息相關。

宣統三年（1911年）9月，武昌局勢日漸緊張。南湖炮隊失事給湖北當局很大震驚。文學社、共進會等湖北革命黨人的起義領導機關不得不分散設置，採取隱蔽措施。10月2日到3日，黎元洪和瑞徵、張彪、鐵忠等人兩次召開緊急會議，策劃防衛措施。因湖北省總軍火庫楚望台乃軍事要害，軍事參議官鐵忠提議以第三十標第一營旗籍兵士替換革命黨人居多的工程第八營兵士駐守，以防滋生意外。黎元洪反對。張彪考慮到工程第八營隸屬自己的第八鎮部下，為防人指摘，遂認同了黎元洪的建議。10月9日，孫武等在漢口不慎引爆炸藥，革命黨人倉皇逃避，武漢三鎮革命機關遭到清政府的大肆搜捕和圍剿。隨後，黎元洪被瑞徵委以按收繳的名冊大行搜捕革命黨人的任務。黎元洪害怕釀成巨變，於是向瑞微請示，請求適當地改變處理方法。瑞徵懷疑黎元洪懷有二心，嚴詞申斥，立即派遣張彪率憲兵馳往工程營搜捕革命黨。。黎元洪認為殺了三個革命黨，搜獲了革命黨的秘密名冊，名冊上很多是軍中兵士，在軍隊中恐怕要出亂子了。

10月10日晚，武昌起義爆發。黎元洪坐鎮協司令部一一第四十一標和三十一標同駐的左旗營房，黎元洪得知駐塘角的二十一混成協輟重隊縱火起事時，即下令禁止官兵出入，並親率管帶、隊官巡視營門，加意防範，又用會議形式，集官長於一室，藉以延宕時間。黎元洪將四十一標全體官佐召集到會議廳，目的是防止他們發生嘩變。然而此時軍心動搖，黎元洪也無法控制。這時，他也清楚地認識到革命形勢發展與自身將來處境息息相關。10月11日，首義革命黨人、湖北諸議局議員和紳商代表共同召開聯席會議，集議革命不能群龍無首，當務之急是要馬上請出一位德高望重、為國人所熟知的領導人，組建軍政府。黎元洪被革命黨人強迫推舉為湖北軍政府都督。漢口、漢陽光復，各國領事宣布“中立”，才宣告就職。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成立后，先後推選黎為中央軍政府大都督、假定副元帥、大元帥。

宣統三年（1911年）10月13日召開的軍事會議上，黎元洪就發表了任職以來的首次演說，分析指出當前革命的形勢和面臨的任務。指出革命軍起義，是推倒清朝，恢復漢族的統治，是廢除專制，建立共和的開始。並同意就任大都督之職。武昌起義爆發后，清軍加大了湖北的作戰力量，除湖北提督張彪率部繼續駐紮漢陽外，還派出馮國璋率領的陸軍、薩鎮冰率領的海軍抵達漢口作戰。剛剛成立的軍政府可以說是內外交困，黎元洪剛履任都督所面臨的壓力和考驗也是雙重的。一方面是內部的權力之爭，另一方面是外部強大的軍事壓力。內部的壓力主要是軍政府權力分配問題，這也是黎元洪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個最為棘手的政治問題。

10月28日，同盟會領導人黃興、宋教仁、田桐等人抵達武漢支援。黃興為眾望所歸的、敢上前線衝鋒陷陣的統帥，他的到來給革命軍的士氣打了一針強心劑。黎元洪委任黃興為湖北革命軍戰時總司令，所有湖北軍隊和外省開赴湖北的援軍悉歸其節制調遣。但由於雙方力量對比懸殊，漢口、漢陽相繼失陷，革命黨人不得不退守武昌以圖自救，武漢保衛戰進行得非常慘烈。與此同時，全國的革命形勢的發展卻十分有利。革命形勢的變化拉開了南北議和的序幕。10月到11月之交，袁世凱囑意曾任湖北新軍管帶、時為袁府幕僚和湖北籍道員的劉承恩，先後三次向黎元洪致函提出，南北戰事應趁清廷下罪己詔悔過的機會暫且和平了結。對此，湖北軍政府商議了權宜一時之計，即主張利用袁世凱反戈，只要袁世凱不反對革命，即推戴袁世凱為大總統。袁世凱認為革命黨人雖居心叵測，但和平解決之意已明，遂繼續邊剿邊撫、邊打邊拉來斡旋。11月10日，在黎元洪發出通電請獨立各省組織臨時中央政府統一軍權的同日，袁世凱派出全權代表劉承恩、海軍正參領蔡廷干攜其手書到武昌都督府與革命軍議和，並向湖北方面提出：如能承認君主立憲，兩軍立刻息戰。否則仍以武力解決。湖北軍政府則向袁世凱提出如果能順從民意，則同意袁世凱的條件。不然，即使國家和人民受塗炭之禍，也不能屈從袁世凱。黎元洪雖然同意議和，但對袁世凱提出的君主立憲的條件嚴詞拒絕，堅持以建立共和作為議和的根本條件。

從首義之初袁世凱誘和到清帝退位這段南北議和期間，黎元洪主戰的態度也不是自始至終的，而是搖擺於“戰”與“和”之間。在袁世凱幕僚遊說黎元洪當前戰事不能長久，當有議和轉機，希望和平了結時，黎元洪所作復書語氣恭順。對袁世凱提出在實行君主立憲的基礎上兩軍息戰的議和條件時，黎元洪的反應溫和，都可以考慮。停戰議和是袁世凱瓦解革命力量的殺手銅的目的。12月9日，南北雙方簽訂正式停戰協定，資產階級革命派發動和領導的反對清王朝的起義鬥爭至此告停。

民國元年（1912年）1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黎元洪被選為副總統兼領鄂督。同年1月16日，孫武、劉成禺等首義諸人在上海成立民社，創辦機關報《民聲日報》，大力宣揚盧梭《民約論》中的民主思想，擁護黎元洪為首領，與同盟會爭權，公開與同盟會對立，跟臨時政府分庭抗禮。黎元洪和民社的結合，雙方都有其自身利益的考慮。民社依靠黎元洪，可以借首義領袖人物的威望來擴大自己的影響，進而達到干涉臨時政府政治安排的目的。

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的當天，黎元洪就在致電南京臨時政府和各省都督時指出：“袁世凱胸懷磊落，名滿天下。此次因為袁世凱出仕清廷而未被當選，有識之士都為此感到惋惜。如果南北議和能快速達成，國人都能享受共和帶來的好處。那袁世凱居功至偉，為什麼不能選他呢？”表現出了對袁世凱的推崇之情。這從另外一個側面也反映出了他對孫中山領導下的臨時政府組成班子的不滿。以黎元洪為首的武漢方面和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方面在財政籌款、國旗式樣選取、定都等問題的決策上產生了較大的意見分歧。在這種情勢下，南京臨時政府施政有來自內部的強大阻力，各項工作部署落實起來顯得異常的艱難。

與此同時，湖北革命黨人內部也開始出現明顯的分化，或為爭權奪利，或為挽救革命成果，因而同室操戈的現象時有發生。黎元洪處於武昌權力集團的中心，在政府的內務、財政、外交、秘書廳等要害部門大量啟用自己的舊部，拓展自己的勢力，鞏固自己的地位，這進一步激起了部分革命黨人的強烈不滿，遂而引發一起起推倒黎元洪的運動。但倒黎又往往以未遂告終，由此所引發的則是黎元洪通過實行對黨人的大肆鎮壓來“清君側”。雙方的劍拔弩張使沒有掌握政權和正規軍隊的革命黨人隊伍明顯處於弱勢地位，雙方槍林彈雨的較量也就表現得異常血腥，“黎屠夫”之名更是因此不脛而走，廣為傳播。8月16日與袁世凱合謀，誘殺湖北軍政府軍務部副部長張振武和湖北將校團團長方維。黎元洪對革命黨人的血洗和鎮壓，也使他牢牢地控制住了湖北軍政大權。此間，黎元洪聯袁反孫的政治路線，不但加速了葬送辛亥革命成果的步伐，也給整個民初政治撲朔迷離、反覆無常埋下了歷史的禍根。

贛寧之役后，在袁世凱的威逼利誘下，在國會中佔半數議席之上的國民黨議員開始分化。民國二年（1913年）8月5日，黎元洪領銜通電全國，主張先選總統再定憲法。10月6日，國會議員在袁世凱一手安排的打手要挾之下選舉他為“正式”大總統。次日，黎元洪當選為副總統。隨後，黎元洪應袁世凱之邀離開武昌，入京履職，居住在有“小蓬萊”之稱的的中南海瀛台。12月22日，黎元洪以“前兼領湖北都督”的名義領銜邀集各省都督、民政長聯名通電，主張集資遣散議員，解散國會，以政治會議取而代國會。前後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裡，袁世凱就相繼解散國民黨、召開“政治會議”、解散國會、撤銷各省議會、停辦地方自治等，清除了他走向專制獨裁道路的政治障礙。

民國三年（1914年）5月，袁世凱公布了把總統權力擴大到和皇帝一樣的《中華民國新約法》，替代了民國元年的《臨時約法》，並規定“立法院”為立法機關，“參政院”為總統諮詢機關，所有參政由總統任命。6月21日，由70人組成的“參政院”正式成立，代替了以往的國會，黎元洪出任院長，為袁世凱向專制政權進發裝點門面。此時，袁世凱依靠封建軍閥武裝已在全國建立起了較為穩固的統治基礎，其帝制自為活動也隨之甚囂塵上。對於袁世凱所進行的一系列帝制活動，黎元洪採取了消極抵制的態度。他首先是請辭本兼各職，試圖從帝制活動中抽身而退。黎元洪在參政院的演講中聲明，此次會議期間，決不涉及參議院立法職權範圍外之事，並拒絕出席參議院會議，提出辭去副總統、參政院長等職，並向袁提出回湖北原籍休養的要求。袁世凱擔心放虎歸山，對此一律不予批准。黎元洪遂將居所由鹼台遷往東廠衚衕。

民國四年（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正式稱帝，成為中華帝國的皇帝。袁世凱稱帝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冊封黎元洪為“武義親王”。在冊封令下達之時，黎元洪委婉地拒絕。此時，各省督軍、巡按使、鎮守使、都統、巡閱使等紛紛以“東廠衚衕黎親王”、“武義親王”、“黎親王”等不同的電頭致電向黎元洪表示祝賀。但黎數次拒絕了袁世凱各種變換招數的冊封形式。

護國運動發生后，以雲南、貴州起兵反對帝制最為劇烈。為消除戰爭，穩定大局，民國五年（1916年）3月28日，在袁世凱宣布取消帝制的第六天，副總統黎元洪就邀集辭職引退的原國務卿徐世昌、時任參謀總長兼代理國務卿段祺瑞聯名就滇黔息兵問題四發勘電。滇黔問題最終在黎元洪等人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蔡鍔、唐繼堯等人考慮到袁世凱己宣布取消帝制，遂放棄與中央的割據和戰爭，共建民國。民國五年（1916年）5月7日，西南四省倡議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並宣告：“中華民國大總統，領海陸軍大元帥一職，依法由副總統黎公繼位。”袁世凱取消帝制後於民國五年（1916年）6月6日去世。

民國五年（1916年）6月7日，即袁世凱死後的第二天，黎元洪在東廠衚衕宅邸就職中華民國大總統。黎元洪就職大總統后，各方來電請求恢復“民元約法”（民國元年約法）和“民二國會”（民國二年國會）制定之大總統選舉法，召集國會，速定憲法，組織責任內閣，廢除民國二年（1913年）十一月四日後袁氏偽制，懲辦禍首。所有措施須依臨時約法，以解時局紛擾之禍，慰人民望治之心，固民國根基之本。

以段祺瑞為首的北洋軍閥堅持袁氏約法，主要是出於維護北洋軍閥的合法地位的考慮，有利於段祺瑞獨攬大權，武力統一全國；如果約法恢復，延伸而來的就是要恢復國會，這個以國民黨議員居於優勢地位的舊國會當然也就會成為他實行軍事獨裁的障礙，所以段一再堅持不肯恢復舊約法和舊國會。革命黨人和護國軍政府方面堅持恢復臨時約法和民二國會，實際上也是為了打破北洋系專制獨裁的局面，重新使中央政府回歸到民主政治的軌道上來。民國五年（1916年）6月27日，黎元洪致電馮國璋商談恢復約法召集國會，指出臨時約法束縛了行政的順暢，應當速速籌措召開憲法國會開會。

黎元洪繼任大總統離不開段祺瑞的擁護和支持。段祺瑞擁護黎元洪就任也是迫於當時政治形勢的需要。為維護這種相互依存關係，黎元洪任命段祺瑞為國務總理，組織責任內閣。段祺瑞由於有著強大的北洋軍和除西南六省外的各省掌握軍政實權的督軍和省長的支持，對手無武裝實力、僅依存於國會的黎元洪不放在眼裡，繼續推行自己的軍閥作風。在對德參戰等問題上，雙方鬥爭和矛盾急劇升級，引發了激烈的府院之爭，其結果是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的職務。段祺瑞憤然離京去津，策劃武裝倒黎。民國六年（1917年）5月，張勳在徐州邀開督軍團會議，正逢段祺瑞被免職，與會各省督軍群情激憤，痛罵黎元洪和國會。張勳則乘機盤算著借驅黎之名達到復辟清室的目的。

民國六年（1917年）6月7日，張勳率五千辮子軍北上，7月1日張勳進京，擁戴清廢帝溥儀即位。出於對張勳勢力的威脅，黎元洪不得已逃到日本公使館進行躲避。此時，廣東省長朱慶潤、廣西省議會、江蘇督軍李純等紛紛電請黎元洪勿思引退，以武力斬除張勳。7月3日，段祺瑞以討逆軍總司令名義誓師討伐，劍指張勳一人，余者不咎。不出十日功夫，張勳等復辟勢力即遭到段祺瑞的鎮壓。張勳復辟使段祺瑞以“再造共和”的功臣身份回到北京，黎元洪也因段祺瑞討逆成功而重獲自由。

民國六年（1917年）8月28日，黎元洪啟程趕赴天津，從此開始了長達五年的息影津門的生活。黎元洪受到企業盈利的巨大鼓舞，熱心發展實業。

民國十一年（1922年）6月，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趕走皖系總統徐世昌，徐世昌在各種利益的左右和外部武力的脅迫下，他顯得孤立無援而不得不於同年6月3日辭去大總統職位。總統一席又是虛位以待。直系軍閥對此雖凱覷已久，但顧忌到西南軍閥、奉系和國民黨的反對，不好直接登上總統寶座。早些時候，原國會眾議院議長吳景鐮曾通過吳佩孚的部將王承斌給吳獻上了“法統重光”之計，即重新擁戴黎元洪復職大總統，恢復張勳復辟期間解散的國會。其立論根據在於黎元洪的離職和國會的解散都處在非常時期，是不得已而為之，故需補滿任期侯期滿后再行重選。按照這一推理，其後“安福國會”選舉的總統徐世昌自然也就非法，理應下台。但其用心卻不在於真正的保持“法統”，維護國家的穩定和法律的尊嚴，而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以黎元洪為跳板來實現曹、吳的總統之夢。所以，徐世昌辭職當日，曹、吳就領銜會同直系軍閥17人發表通電，表示擁黎元洪出山繼任總統職位。

6月6日，黎元洪發出“廢督裁兵”的魚電，頗得社會同情和部分軍閥的響應。9日夜到10日早間，川、湘、漢、東三省定團體發出勸駕電凡十數通，章太炎等名流亦來賀電，加上吳佩孚發來電報解釋曹、邊恫嚇不要顧忌，此時黎元洪出山之心“已為之動然，尚未出諸口雲，但已側注廢督裁兵一層”。復職后，黎元洪面臨三大問題需要著手解決。一是內閣問題，內定顏惠慶組閣；二是國會問題；三是統一問題，主要是西南和東北兩部分尚未統一。同時，黎元洪雖然再次上任大總統職務，但北京政府內部的政治鬥爭並未因此停息，國會與內閣的衝突也直接反映了直系內部保、洛兩派的明爭暗鬥，這在羅文干案引發的倒閣風潮上的表現最為集中。在直系各派的激烈爭鬥下，隨後半年內，內閣又迭經汪大燮、張紹曾署理，黎元洪也在政治漩渦的中心不能自拔。

1923年10月5日，曹錕賄選成功，反直同盟隨之瓦解，黎元洪複位總統的夢想破滅。一年來的奔走呼號，使黎元洪身心疲憊。加之曹錕上台後加大了對異己的打擊力度，黎元洪的生活和生存空間越發狹小，他只好選擇東渡日本。1928年6月3日，黎元洪因為腦溢血在天津去世，享年65歲。黎元洪死後，以國葬的形式葬在土公山（現華中師範大學東南門附近）。1935年11月24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於武昌為黎元洪舉行國葬典禮，遺體歸葬於武昌卓刀泉。

家屬成員

父親：黎朝相。

長女黎紹芬，生於1901年6月16日。1923年畢業於南開大學，赴美國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1949年後加入民革。“文化大革命”遭嚴重迫害，致心臟病發作，1966年12月9日病逝於天津。育有一子一女。

長子黎紹基，字重光，生於1903年7月7日。1920年赴日本就讀於日本貴族學院。“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嚴重迫害。1983年1月31日在上海病逝。育有三子一女，均在國外。

次女黎紹芳，生於1906年12月29日。1914年與袁世凱第九子袁克玖訂婚。1945年4月15日病故。

次子黎紹業，字仲修，生於1911年7月29日。曾任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市民革委員、天津市文史館館員。育有二子二女。1996年2月9日，黎紹業因病逝世，享年八十五歲。

關心家人

辛亥革命時，黎元洪首先想到的是家人。清兵進攻漢口時，他託人在上海的公共租界租房子，把家人送去避難。黎家人在上海不隨便外出，遇人問話，不說來自武昌，也不說姓黎，而說姓吳——用黎的妻子吳敬君的姓。黎在天津時，每日8點吃早餐，餐后瀏覽報紙。看到中國的政局惡化，就用練習毛筆字來排遣煩悶。午飯後他會睡午覺。晚飯後和家人在客廳里聊天，除新聞外多是家長里短。他很喜歡在這時聽留聲機。9點回卧室就寢。

支持新黨

在黎元洪的軍隊中，新興的革命力量還競相組織團體，結納同志，組成各類組織俘鼓相應，宣傳革命，有些甚至還為後來大革命團體的成立和運動起到了不可抹煞的奠基作用。有如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7月，第四十一標士兵任重遠倡議成立湖北軍隊同盟會，會眾多達四百餘人，各標營均有，其會員後來成了共進會和文學社的基幹力量。軍隊同盟會因刺殺湖廣總督陳夔龍事泄而被迫解體后，第四十一標的同志利用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11月安徽太湖秋操和光緒、慈禧先後去世的機會，重議另組團體。為“外避目標，內策自治”，改組成立群治學社，佯稱研究政治學說、扶植社會自治，實以挽救民族危亡為旨歸。群治學社集結了劉復基、蔣翊武、詹大悲等一批批孔武有力的革命力量，后因起義風聲外泄，未及發難而停止活動。留鄂諸同志遂另起爐灶，宣統二年（1910年）再組振武學社，標明宗旨聯絡軍界同胞。第四十一標同志楊王鵬為社長，各標營設代表，第二十一混成協中就有第四十一標代表廖湘芸和第四十二標代表祝制六。群治學社和振武學社是發動武昌起義兩大組織之一的文學社的前驅，由此可見其發展的根據地第四十一標的奠基性作用是不容低估的。此外，第二十一混成協中的第四十二標士兵胡玉珍、張步瀛、邱文彬、張大鵬、鄭兆蘭、戈承元、陳建章等，以交換學識、一石氏礪學問為名，成立益智社，潛謀革命。第四十一標士兵杜邦俊、張融、楊永康、楊兵之、葉茂林、羅良俊等組成義譜社，運動軍隊，反對專制統治。該兩社嗣後也併入了文學社。

文人（知識分子）在革命化的新軍中是佔了相當大的比重的，黎元洪對這些人多是加一以保全，庇護部屬，在某種程度上客觀地保存和積累了革命力量，也使黎元洪本人贏得了良好的群眾基礎。

維護共和

光緒十九年（1893年）孫中山在廣州行醫，黎元洪在廣甲艦當管輪。艦上有士兵病了，黎元洪就請孫中山上艦看病。兩人就這樣見過一面，但並沒有深入接觸。第二次，辛亥革命之後，孫中山當了大總統，黎元洪當選為副總統，兩個人也沒有見面。直到孫中山辭掉大總統后，民國元年（1912年）4月初，黎元洪邀請孫來武漢訪問，並熱情接待了孫中山。孫中山、胡漢民都非常肯定黎元洪的功勞，稱讚他為“民國第一偉人”。最後到了民國十三年（1924年），孫中山應馮玉祥邀請，到北京商談國事，路過天津。黎元洪在天津招待了他。民國十四年（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去世，黎元洪在家裡設靈堂供奉孫中山。應該說黎元洪從開始接觸到孫中山去世，他對孫中山始終很尊重。

袁世凱稱帝后，冊封黎元洪為武義親王，但是黎元洪堅決抵制。後來張勳復辟，黎元洪也堅持抵制。袁世凱死了之後，黎元洪當了總統，段祺瑞擔任國務總理。但是實權還是掌握在段祺瑞手中，他當時並沒有太大的力量。雖然如此，他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還是做了些事。具體來說，當時國務院各個部的部長，開始的名單裡面都是親段祺瑞的，黎元洪說不行，要把南方革命黨人引進來。結果九個部中孫洪伊、谷鍾秀、張耀曾、陳錦濤等部長是革命黨人。

湖北是當時東南各省中最早編練新軍的省份。不管是外國人還是鐵良來參觀，都稱讚這支部隊練得不錯。正因為如此，黎元洪在整個新軍中名聲也很大。因而當時湖北變成江南練兵的中心，安徽、湖南、廣西、貴州都派人來湖北學習訓練，這些人只或多或少都受過黎元洪的教育。

這樣一來，黎元洪的影響就不局限於湖北，而是擴大到了大江南北。黎元洪從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調到湖北之後，一直到宣統三年（1911年），除了三次到日本考察之外，主要的活動就是在湖北摸爬滾打，編練新軍。除了陸軍之外，因為他還學過水師，張之洞在練新軍時曾組建了一個艦隊，有六條以“楚”字開頭的軍艦，有四隻以“湖”為首的炮艇，也是委託黎元洪管理，用來保衛湖北的長江。在辛亥革命之前，應該說，黎元洪在新軍中的影響力和地位都是比較高的。

宣統三年（1911年），鑒於列強在武昌局勢中舉足輕重的作用，黎元洪就任湖北軍政府都督后，立即著手與西方各國的溝通，以便獲得他們的承認和支持。10月17日，駐漢口英國領事葛福特代表英、法、俄、德、日等五國領事拜訪黎元洪，表達他們對革命軍英勇和文明態度的讚賞，並感謝軍政府對僑民的保護，宣布承認革命軍為交戰團體，各國嚴守中立。黎元洪聽后高興地說：“此次武昌起義，對於本地方之外人百姓，自當盡保護之責。但湖北軍隊之革命，亦屬出於萬不得已。……（清政府）今年又派瑞澄來鄂，遇事壓迫，所以人民都不願意，力謀自立，故有今日之舉。既勞閣下之駕，又承各國嚴守中立，甚為感激”。黎元洪為此所付出的努力，使他以及軍政府在外交上贏得了主動，很快促使各國公使、領事聯合會短期內正式發布了嚴守中立的公告，承認革命軍為交戰團體。

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由於國困民窮，政府財政窘迫，國家內部沒有合適的財源，只好求助於外債。從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到民國元年（1912年）4月，外債收入達到1079萬元，佔到全國總收入的54%。對於這種飲鴻止渴解決財政危機的辦法，黎元洪堅決反對。從民國元年（1912年）2月13日到3月9日這不到一月的時間內，為反對政府舉借外債，他先後六次致電南京臨時政府和參議院，對其在財政困難的情況下犧牲本國利權，採取“急不擇防”的辦法，進行了狠狠地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孫中山等人認識到借款的危害性，從而取消了以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為條件的向日本借款、抵押招商局借款、以全國賦稅作抵押向華俄道勝銀行借款等事項。

袁世凱執政時期，袁世凱以出賣國家權益換取帝國主義的承認。帝國主義則利用“承認”中國新政府名義，大肆勒索中國。英文日本紀事報指出，“近年來，所有外交上關於中國之約章類，不顧及中國之意見是則弱之罪也”。袁死黎繼，外國政府對黎元洪政府是否能擔當外交大任持有審慎態度。“至中國以外之各國政府，除非待至確定不易后，對於中政府決無如願給予完全援助者也”。

民國初年，孫中山提出凡革命前所有清政府與各國締結之條約，民國均認為有效，至於條約期滿而止。中國的外交也逐步實現了大轉折。經過民國政府一系列的外交努力，民國六年（1917年）9月，一戰勝利后中國簽署對奧和約廢除中奧不平等條約；民國七年（1918年）12月，民國北京政府修改進口稅則；民國八年（1919年）7月，蘇俄第一次發表對華宣言廢除中俄舊約；民國九年（1920年）9月，蘇俄第二次發表對華宣言，重申第一次宣言立場並更加具體的提出廢止舊約的具體建議；民國十年（1921年）5月，廢除中德不平等條約；民國十三年（1924年）5月，中俄兩國正式簽署《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為擺脫中外不平等條約的羈絆，黎元洪或親自參與，或主持研究，或見證進行，作出了積極的努力。

民國十三年（1924年），黎元洪回到天津，從此不問政治。在告別政壇的這段時期，由於帝國主義的壓力暫時減輕，國內愛國運動興起，市場需求大大增加，民族資本主義得到了極為有利的發展條件。政治上失意的黎元洪，受到企業盈利的巨大鼓舞，熱心發展實業。他自己也曾表示：“對於政治業已心灰意冷，以後將在實業界力求活動”，從而拿出自己的官傣收入、土地租金或利用個人的政治影響借債銀行，先後選擇在北京、天津、上海、湖北等13個省和香港等地，投資煤礦、鹽鹼、鋼鐵、紡織、煙酒、食品、製藥、林場、銀行、證券、信託、保險、郵電等各種企業70多個，有的還親自出任董事長，或以子女的名義擔任要職，施展實業救國的抱負。民國十六年（1927年），蔣介石的北伐軍打到山東，要沒收黎投資最多的中興煤礦。他急忙找人向蔣疏通。蔣說：“別人的我沒收，黎黃陂的我不能沒收。”但他先是向中興煤礦攤派了100萬元的短期債券，之後又是100萬元的軍餉。為了湊錢，黎元洪身心俱疲。

黎元洪平生牽涉許多重大歷史事件，例如反對袁世凱稱帝、拒絕王封，為他贏得了較高的威望。其後護國軍擁戴他，護法力量爭取他，他也與護國護法運動相呼應，對袁世凱的垮台、北洋軍閥的分裂，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他的最大歷史貢獻是介入武昌起義，並與眾多辛亥志士一起推翻二千餘年的帝制，走向共和。在武昌起義中，他的介入與存在，就是一個歷史性的象徵，就已經正式敲響了滿清政府及千年帝制的喪鐘。這一歷史貢獻是完全不容抹殺的，也無法抹殺的。

黎元洪是一個充滿矛盾和爭議的人物。他的一生，經歷了北洋海軍、湖北新軍、首義都督、三任民國副總統和兩任民國大總統諸時段，其間有功大於過者，亦有功過相償者，還有過失難辭者。

斯人已去八十載，作為政治家，黎元洪出任首義都督，為號召天下，震懾清廷，使辛亥革命一舉成功，建立了不朽的功勛；他在武漢首倡的“軍民分治”，開創了民國黨政分開、軍政分開的先河；他率先實行的“省長制”、他二度當國時提出的“廢督裁兵”等依法治國主張，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他旗幟鮮明地反對袁世凱的帝制，斷然起用自己的政敵段祺瑞鎮壓張勳復辟，將永載史冊；作為軍事家他在治軍方面，打造了近代中國與北洋軍齊名的“南洋軍”的品牌；作為與實業家，他是發展中國近代工業與對外開放的實踐者。他與華僑創辦的中國遠洋貨船公司，開通了香港經上海至美國舊金山的遠洋航線，填補了中國遠洋運輸的一項空白；作為書法家，他繼承創新，其書法作品遍及海內外名山名院名寺。

黎元洪自我評價道：“沉機默運，智勇深沉，洪不如袁項城；明測事機，襟懷恬曠，洪不如孫中山；堅苦卓絕，一意孤行，洪不如黃善化。”

辛亥革命發生，當時上海英文《大陸報》記者採訪黎元洪后說道：“中國革命是世界上最激動人心的划世紀事件之一，如果沒有黎元洪—他的名字早已傳遍文明世界—就可能沒有這場革命。歷史將證明，黎元洪是中國給予世界的一個最偉大的改革者。

民國時期《日日紀事報》北京記者丁格爾評價：“黎公為一良善軍人，彼之品行決不為宦途腐敗及不名譽事業所染污”，“彼之深得民心，不特見之於其駐節武昌之日，即當其在北京為副總統時亦未嘗稍減也。外國論說家均稱之為中國之愛特哇特（前英皇名）。其為人也並不在於一才一藝之表見，而豁達大度有開誠布公之概。……與其謂為強有力之人，不如謂為善人政見，雖有缺乏，固為日行事務上有能力之人也”。

時人貢少芹評價：“談之者，咸謂天心厭惡專制，郁極而發，人心憤疾滿清，蓄之已久，故假黃破之手，造成共和，且以其政治膽魄智識，在在俱臻優美，始得成此非常功業……低之者，謂其為人，庸常無特異之點，此次變帝制而為民主，彼實因人成事，適滿族氣數告終，彼會逢其巧，得所憑藉，遂成斯志”。但他認為這種評價“是皆皮相之論，而非破的之言”，“黃破一生，別無他異，惟此庸言庸德四字，行之終身無懈而己……黃破長處，即在於沉毅以接物，鎮靜以應變耳”。

袁世凱評價：①“公本首義，凱受其成”。②“創造民國，推翻清室，功在國家”。

孫中山評價：①“民國首義的第一偉人”。②“武昌舉義，四海雲從，列國輿論，歌誦民軍，無微不至，而尤欽佩公之艱苦卓絕。文於中國革命，雖奔走有年，而此次實行，並無寸力，謬蒙各省代表舉為總統，且感且愧，惟有勉為其難，以副諸公之盛意。武漢為全國之樞紐，公之責任維艱，伏維珍重”。

胡漢民評價：“非有黎副總統之局面號召，則各省響應，不能如是風起雲湧；又非黎副總統之謹厚，則壯軍亦不易於贊助共和”。

黃興緻電黎元洪：“共和肇造，公為首功。興以廢材，謬蒙褒許，實所感愧。此後在野，仍當儘力民國，以副雅懷”。

黎元洪說：“黎公道德，天下所信。然救國圖存，斷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則？以柔暗故！遍讀中國歷史，以為天下最危險者，無過良善暗懦人。下為一家之長。將不足以庇其家，出為一國之長，必不足以保其國。”

武昌起義首領之一熊秉坤：“自黎出之風一播，城內隱匿之軍官皆來”。

當時一位參加首義的革命黨人追憶道：“平心而論，各省聞風響應，黎之被迫參加革命也有一點推動作用”。民國五年（1916年）6月，日本通過報刊媒體歪曲其軍事經濟上侵略中國的行徑，抬高對黎元洪的評價，期望得到黎的支持。“黎公元洪不若袁公有壟斷政治上權力之野心，對於中國將來有一種透闢之見。公以中國將來非得日本援助，不可披瀝恃我之至情。苟以我日本三十年來努力於中國者，公平觀之，日本實以誠意扶助中國者也，中國有凡人能知之，惟黎公對之獨具隻眼，黎公若不容雜近之言，不失其精神，則中國之保全不難也”。

安徽省長許世英致函：“遠適異國，昔人所悲，以元首守正被放，至不得己而養病於他邦，此英所以於恭送行族后，感慨之懷，每縈縈而不能止”。

東北軍首領張學良評價黎元洪：“締構新邦，功垂宇內”。

章太炎:讚譽黎元洪為“功比孫黃”，是“一個樸素而果毅的傑出人物”。並在黎元洪病死後不久為之作輓聯：“繼大明太祖而興，玉步未更，佞寇豈能幹正統；與五色國旗俱盡，鼎湖一去，譙周從此是元勛。”

外國媒體稱讚：“黎總統天性溫和，毫無傲容，純然以共和主義談論時事，其親善之態殊足欽佩也”。

著名史學家章開沅先生指出：①“長期以來，黎元洪就沒有享受過歷史的公正。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僅有國民黨的正統史觀的影響，而且有共產黨革命史觀的影響，此外還有湖北地區若干首義志士的黨同伐異乃至揮之不去的潛在的`反清情結”。②“黎元洪在中國人走向共和的道路上，儘管步履瞞姍，坎坷曲折，但畢竟也是邁開第一步的先行者之一，我們理應給以必要的尊敬”。

《黎元洪年譜資料》作者薛民見評價：“黎元洪乃近代擁護舊民主主義革命人物之一……有別於袁世凱、徐'世昌、段棋瑞、馮國璋輩者，其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意識較多，而封建主義色彩不若袁等之濃耳”。

劉振嵐、張樹勇認為:黎是一個“介於封建軍閥與資產階級政客之間的人物”。

剪辮明志

宣統三年（1911年），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隨著漢口、漢陽的先後光復，宣統三年（1911年）10月13日，革命軍的炮隊擊退了清政府的兵艦，黎元洪得知此消息后，表面上一副苦愁，但暗中已開始盤算，準備接受革命軍的要求。這天下午，他開口同革命黨人甘績熙和陳磊說起話來。甘說：“你這幾天總是苦臉對待我們，太對不起我們。我們拋頭顱，灑熱血，換來今天成績，抬舉你做都督。革命成功了，你可做華盛頓；革命不成功，你可做拿破崙。你很討便宜呢！你再不下決心，我們就以手槍對你。”黎元洪答覆說：“你年輕人說話不要太激烈，我在此近三日，有什麼事對不起你們？”陳磊接著說：“你的辮子就對不起我們，武漢三鎮人人都剪辮子，你身為都督，就該做個模範，先剪掉辮子，以表示決心。”黎此時也順水推舟地說道：“你們不要如此激烈，我決心與你們幫忙就是。你們說要剪辮子，我早有此意，你們找個理髮匠來，我把辮子剪去就是了。

甘績熙見此狀，立即報告有關方面，並請來了理髮師，給黎理了個光頭。這時的黎元洪頭是圓的，肩是圓的，身子也是圓的，肥頭大耳，頂放青光。蔡濟民在旁打趣道：“都督好像個羅漢。”黎元洪嘻嘻一笑說：“像個彌勒佛。”一句話惹得周圍開懷大笑。

床下都督

宣統三年（1911年）10月17日，武昌起義爆發后，黎元洪及其他的湖北軍政要員員紛紛躲藏逃路，省城很快被革命軍控制。當時，黎元洪躲在姨太太黎本危的床底下，被部下馬隊第一標第一營的排長蕭燮增知道。蕭帶班長虞長庚把黎元洪從床底下拖出來，他們用手槍逼首黎元洪來到省咨議局（即今閱馬元紅樓），將其關押在樓上以兵守衛。黎當時嚇得魂不附體，一言不發，像個木菩薩。有的人持另一種說法：武昌起事後，黎元洪更換便衣，由執事官王安瀾帶領，躲到黃土坡劉文吉參謀家中。當革命軍聞訊找來時，黎元洪嚇得躲到屋中蚊帳後面，又從帳后鑽入床下。革命軍馬榮將子彈上膛，命他出來，黎元洪見再也無法躲避，只好從床下爬出來，最後被革命軍推上了湖北軍政府都督的席位。以上兩種傳說，反映了黎元洪被脅迫參加革命的事實。

蕭致治說：“床下都督”並不是真的，當時黎元洪並沒有躲在床下，黎元洪當時是躲在帳子後面，並不是後來說的是革命黨人從床下把他拉出來的。但不管怎麼說，黎元洪當時殺了革命黨人，是與革命為敵的，但之後隨著形勢轉變，他也被動地參加了革命。畢竟他沒有主動組織軍隊鎮壓革命黨人，他只是躲起來了。

論起黎元洪的功過，關鍵還是在二次革命。袁世凱鎮壓革命黨人，革命黨被迫起來反袁，黎元洪實際上是這兩個對立派別之間的第三勢力。但是黎元洪因為張振武事件與湖北的革命黨人鬧得水火不相容。到民國元年（1912年）、民國二年（1913年）時，湖北大部分革命黨人都被黎元洪殺了，殺了有一萬多人。這些人裡面，不能說沒有流氓地痞土匪，但不管怎麼樣，湖北的革命黨人差不多被殺光了。黎元洪最大的罪過就在這裡。總的來說，黎元洪和革命黨人上層的關係不錯，和湖北革命黨人關係則不好。

黎感到精神不振時，便在清晨騎馬出遊。黎家的花園裡有個自建的網球場，他常在下午打上一小時網球，到了冬天便把網球場改為溜冰場，自娛自樂。在北京任大總統時，他常到北海去溜冰。

黎的另一個愛好是京劇。每逢春節，黎家總是邀請京劇名角和雜耍藝人到府演出。在北京時，他常到城南遊藝園看戲，這是大眾遊樂的場所。黎出門看戲或看電影多不要人跟隨，相當平民化。

黎元洪熱心教育，屢屢助學。他捐2000元中國銀行股票開辦天津北塘第一所小學。南開創校他捐“七長公債”1萬元。家鄉黃陂創辦前川中學（今黃陂一中）他捐款3萬、家鄉黎家河創辦孝義學堂（現大悟縣彭店鄉黎家河）。他還曾撥中興煤礦10萬元股票，籌備創辦江漢大學。後學校未成，籌款被用來建了一座體育館，即武漢大學的宋卿（黎元洪字）體育館。

民國十七年（1928年）5月25日，黎元洪在看賽馬時突然昏倒。6月1日，讓秘書起草遺囑，告誡子女要從事實業，勿問政治。兩天後65歲的黎元洪在寓所病逝。另一隻孔雀也在這時死了。次日凌晨張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北洋軍閥的時代就要過去了。黎元洪的遺囑以通電方式發表，其中包括：從速召集國民大會，解決時局糾紛；實行墾殖政策，化兵為農工，勿使流離失所；振興實業，以法律保障人民權利；革命為迫不得已之事，但願一勞永逸，俾國民得以早日休養生息，恢復元氣；早定政治方針與教育宗旨；民元以來，凡無抵觸國體之創製，均應一律保持，請輕易議紛更；和平統一，利國富民。

黃陂故居

黎元洪故居，位於大悟縣彭店鄉黎河村黎家河（原屬黃陂）。黎元洪故居紀念館及其設施的規劃設計已經形成，故居建設主要通過社會資金、捐資進行，總投資300萬元，佔地面積4畝，主景區內將建成孝義學堂區、文物陳列展覽區、陵墓瞻仰區和遊客接待中心區。

北京故居

黎元洪宅在北京市東城區王府井大街27號，原大門開在東廠衚衕。此處是明代的東廠。清代時，兩廣總督瑞麟、直隸總督榮祿先後住過這裡。民國初期，此宅又歸黎元洪所有。民國十一年（1922年），黎元洪再度出任總統，仍回東廠居住。1949年後，此地為考古研究所，仍保存部分花園及古建築。在其圍牆的東北角，還曾有一刻著“黎大德堂界址”的石碑。

整座黎宅變化最大的階段是在1977年和1978年，黎宅的家廟與住宅部分在這兩年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幢新蓋的9層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辦公樓，北面還留下了一幢原黎宅的小平房，共三間，是世界史研究所辦公室。

天津故居

其一，在英租界盛茂道（今和平區河北路219號）是黎元洪民國元年（1912年）與民國七年（1918年）先後以黎大德堂名義購自英租界工部局，黎氏在買進這些土地后，委託一個外國建築師，先後建成東樓、中樓、西樓、戲樓與花園等，共建房171間，建築面積8516.5平方米。

其二，在德租界威廉路（今河西區解放南路256號），是黎元洪民國六年（1917年）以宋卿府君名義購置的一塊3.72市畝房產，經拆除后修建成一所花園住宅，共有房44間，建築面積1878平方米是一所西式三層洋樓，院內有噴水池、方亭、石雕仙人像等，黎氏於民國十七年（1928年）即死於這寓所。以上兩所住宅幾經拆改建，原建築不復存在。

現黎元洪墓位於武漢市華中師範大學內。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黎元洪子奉其靈柩回武昌，並擇定武昌卓刀泉土公山為墓地。當時國民政府認為黎元洪“首舉義旗、創造民國”，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再次下令舉行國葬。不久舉行國葬。黎元洪墓原址在湖北林業勘察設計院，“文革”期間被毀，后無人修復。1981年，市政府撥專款在原址附近重修黎元洪墓。1991年，在墓后復建了當年章炳麟撰文的“大總統黎公碑”。

黎元洪墓已經成為武漢當地辛亥革命的紀念勝地之一，每天的遊人絡繹不絕。到訪華中師範大學的各界人士，大多到黎元洪墓參觀。黎元洪墓已經成為到華中師範大學的必游之所。1988年列為武漢市市級文物保護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