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錕

1862年（同治元年）農曆十月二十一日，曹錕出生於天津大沽一個貧窮造船工曹本生家裡。曹錕的父親曹本生，在大沽的一個船行當排工，成年累月給人家造木船，以維持這個10口人之家的生活。儘管曹家經濟拮据，但曹本生性子憨直，為人要強，他寧願自己勒著腰帶，也要供孩子們識幾個字。因此，曹錕兄弟幾個，多在幼年讀過幾年私塾。

16歲時，父親讓他學造木船，曹錕不肯，叫他學做農活，他也不依，曹本生只好讓他去賣布。因家中貧窮，買不起一輛手推車，曹錕便把布匹搭在肩上四處叫賣。父母見曹錕不成器，便在他17歲那年託人說媒，將西大沽一家姓鄭的姑娘娶過來。鄭氏長於曹錕兩歲，相貌平平，但為人通情達理，過門後上敬公婆，下疼小叔小姑，對曹錕更是十分體貼，小兩口和和睦睦，很少口角。

一日，曹錕販布到保定城門，被兩個守城的士兵攔住，不但沒讓進城，反而被他們謾罵嘲笑一番。曹錕無端受辱，窩了一肚子火兒。他歷盡艱辛，也未能改變自己吃苦受累的命運，於是他暗下決心，立志從戎。

1882年，20歲的曹錕應募入伍，開始了他的軍事生涯。曹錕丟了推車賣布的小買賣后，先是在天津武備學堂學習，畢業后做了毅軍的一名哨官。

1894年還曾隨部赴朝鮮作戰。

1895年，赴小站投袁世凱的新建陸軍，為右翼步隊第一營幫帶。

曾到朝鮮參加中日戰爭，后被送天津北洋武備學堂學習，成為袁世凱小站練兵的骨幹，此後，日益得到袁的器重。

1907年被袁世凱任命為北洋軍第三鎮統制官。

民國成立后，曹任陸軍第三師師長，曾於護國戰爭時率軍南下四川，與護國軍作戰。

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分列為直皖兩系，曹在兩系暗鬥中，腳踩兩隻船。在馮國璋死後，曹成為直系首領，相繼取得了直皖戰爭、第一次直奉戰爭的勝利，成為主宰中央大權的實力派人物。

1916年9月，任直隸督軍。

1923年10月，賄選中華民國總統期間，曹錕主要駐在保定，保定成了直系軍閥的大本營。直皖之戰、第一次直奉戰爭及許多重大政治事件，都是在保定謀划決策的。現擇其在保定的一些所作所為，從側面反映曹的面貌。

1922年，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全國代表大會，育德中學學生王錫疆等人代表保定團組織出席了會議。回保定后，王錫疆主持保定市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工作，同年，王錫疆在給省立第六中學學生楊景山的信中郵寄了《社會問題研究會章程》，被軍閥當局查獲。因其中涉及“布爾什維”等內容，曹錕便下令通緝逮捕王錫疆。王在校長郝仲青幫助下，脫身到北京，后與鄧中夏一起從事革命工作，並由鄧中夏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保定的第一個共產黨員。

1923年5月康有為從洛陽到易州謁清西陵，順路到保定。曹錕在保定光園為其接風洗塵。康有為特為在建的曹錕花園提名“老農別墅”。康有為還在河北大學發表演說，進行反對新文化的宣傳，深得曹錕歡心。5月18日晚派人去學校抓王森然。王事先聽到風聲，當夜化裝逃到北京，在李大釗、林語堂、胡適等幾位教授的掩護下，才躲過了通緝。

曹錕駐保定后，就開始著手修建大本營。他先在保定東郊徵購土地，修建飛機場，拆通西關新開路，拓寬南大街，又將原清代直隸按察使司衙署改建為賓館。因他仰慕明朝薊遼總督戚繼光的英名，所以把賓館命名為“光園”。曹錕平日在原直隸總督署辦公，下榻在光園。曹錕此時已脫穎而出，擁有了武裝力量。

1938年5月的一天，曹錕因感冒轉成肺炎，經醫治無效，於5月17日（農曆四月十八）在天津泉山裡劉夫人寓所病故，終年76歲。

1923年5月6日，在山東發生了“臨城劫車案”，巨匪孫美瑤部劫持中外乘客，200多人被扣作人質，由於事件涉及在華諸國僑民的生命安全，成為頗為複雜的外交問題，外人對此甚為重視，稱其為義和團運動后中國最嚴重的涉外事件，成為曹錕入主北京政府前後碰到的一件十分棘手的問題。該案發生后，英、美、法、意、比5國駐華公使先後兩次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抗議。日本雖無僑民被擄，也幸災樂禍地鼓吹組織國際聯軍，共管中國鐵路。5月9日，5國公使再次照會北京政府，限今3日內救出被擄外僑，否則每隔24小時須增加賠款若干。由於北京公使團堅決主張和平解決，以免危及被擄外僑生命。實際掌控北京政府的曹錕面臨“使團責難，外交日亟”，不敢輕舉妄動，北洋政府被迫與該部土匪進行談判。雙方經過一個多月的談判，於6月上旬簽訂條約，孫美瑤所部土匪接受政府招安，被改編為山東新編旅，孫任旅長。

其時，正值曹錕賄選總統成功，急盼各國駐華使節前來慶賀新總統就職。各國公使便以懲辦田中玉作為先決條件。曹錕無奈，只得命外交都於13日將懲辦田中玉一事照會各國。15日，曹下令准田辭職，並裁撤山東督軍職位，同時授田中玉為上將軍，給田以下台體面。儘管葡駐華公使符禮德再次質問北京外交都，指責升授田中玉為上將軍，不是懲辦而是獎勵，限北京政府48小時之內撤消授于田中玉為上將軍的命令，否則各國將另行考慮對於新政府的態度，但曹錕最終還是未答應撤消授田中玉為上將軍的命令。

曹錕賄選成功后，立即進行立憲，以明其正統地位。為此，迅速完成了多年議而未決的《中華民國憲法》，使政權的“合法”性有了法理依據。13章141條的憲法條文，於10月10日曹錕宣誓就職的同一天正式公布。《中華民國憲法》是在《天壇憲草》的基礎上制定的，但最主要的是增加了“國權”和“地方制度”兩章，突出表現了該憲法的時代特點。

十月革命后，蘇俄為了擺脫在國際上的孤立局面，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於1919年和1920年先後兩次發表對華宣言，以期獲得中國的理解和外交上的支持。蘇俄宣布廢除沙俄同中國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放棄沙俄侵佔的中國領土及中國境內的俄國租界，並將沙俄政府及俄國資產階級掠自中國的財產都無償地歸還中國，自動放棄沙俄在中國的治外法權、關稅協定及庚子賠款等。蘇俄政府先後三次來華與中國政府談判建交問題，但因在中東鐵路和外蒙古問題上雙方的分歧，結果都無功而返。

在此情況下，曹錕督責外交部再開談判。顧維鈞在曹錕支持下，堅持維護主權的立場，使得加拉罕終於改變策略，轉而採取和解的方針。經過一系列磋商后，雙方在最終1924年5月31日達成協議，正式簽署了《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及其附件。中蘇兩國外交關係正式建立。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直系獲勝，獨自控制北京政府。此後，曹錕首先逼退大總統徐世昌，迎原任大總統黎元洪復職，並使黎元洪成為其傀儡，北京政府六度更換國務總理。同時，隨著直系內部吳佩孚的崛起，形成了曹錕領導的直系保定派和吳佩孚領導的洛陽派，吳佩孚不贊成曹錕出任大總統。但曹錕仍在直系內部處於優勢地位，其出任大總統的計劃獲得美國支持。通過美國駐華公使的工作，1923年6月，美國總統沃倫·蓋瑪利爾·哈定發表了支持中國統一的聲明（隨後哈定於同年8月逝世）。

1923年6月，曹錕派人對黎元洪進行恐嚇，迫使黎元洪逃往天津，又派王承斌將黎元洪乘坐的火車在天津楊村站扣住，直到黎元洪交出大總統印並簽署辭職書後才放行。曹錕利用內政總長高凌霨和議長吳景濂大批收買或威脅國會議員，於1923年10月6日當選為中華民國大總統，被譏為“豬仔總統、“賄選總統”。此後，由賄選國會起草並通過了一部《中華民國憲法》，人稱“曹錕憲法”、“賄選”。1923年10月10日，該憲法由曹錕頒布實施。這部憲法是中國第一部正式頒行的憲法。

曹錕就任大總統后，直系的實權轉由吳佩孚操控。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隨後，馮玉祥等人發動北京政變，將曹錕軟禁於中南海延慶樓。北京政府的主導權由直系改歸奉系。1926年4月9日，馮玉祥的部下鹿鍾麟發動兵變包圍了臨時執政府，段祺瑞逃走，同時鹿鍾麟還釋放了被軟禁的曹錕。

第二次直奉戰爭發生了一件事，就是馮玉祥倒戈，使直軍慘敗，曹錕被趕下台，並遭到軟禁。

曹錕賄選前，要先迫黎元洪下台。擁曹派中積極分子遂由馮玉祥打第一陣，向黎元洪索討軍餉，陸軍軍官天天包圍總統府，包圍國務院，黎的離去主要是受不了軍隊逼宮，而軍隊的主使者就是馮玉祥。

由於吳佩孚對馮玉祥的仇視和排擠，馮玉祥對曹、吳十分不滿。加上曹錕賄選醜劇，激起全國反對，馮玉祥自然也十分反感。況且馮玉祥對孫中山十分欽佩，本有相機反曹、吳之心。第二次直奉大戰的爆發，終於給他帶來了反曹、吳的機會。

1924年10月23日傍晚，馮玉祥率軍撤出前線，回師北京，發動了北京政變，直奉戰場形勢大為改變。在北京的馮部鹿鍾麟、蔣遇鴻與孫岳裡應外合，打開城門。鹿鍾麟率部率先入城，與孫岳的第十五混成旅在城中的部隊會合。士兵們一律佩戴藍布白字的臂章，上寫“誓死救國，不擾民，真愛民”。政變軍隊分兵把守各重要路口，並戒嚴斷絕交通，迅速佔領各部、署衙門。

這次“北京政變”真可謂迅雷不及掩耳，一舉獲得成功，曹錕在事先一點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抓住幽禁了起來。1924年10月24日，馮玉祥在北苑召開會議，商討如何應付北方時局。出席會議的有孫岳、胡景翼、黃郛、王正廷等人。這次會上，馮玉祥被推為國民軍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景翼、孫岳分別任副總司令兼第二、第三軍軍長。鑒於孫中山是否北上尚無確切消息、吳佩孚率軍攻擊楊村等情況，孫岳提出請段祺瑞出山，以聯絡皖系的山東督軍鄭士琦，以阻止直系援軍北上。會上還決定成立攝政內閣，為表示歡迎孫中山北上的誠意，所定閣員多為南方的老革命黨員，如國務總理黃郛，外交兼財政總長王正廷，國民軍總長李書城，參謀總長李烈鈞等。會議決定讓曹錕下令停戰，免去吳佩孚本兼各職，並宣布自動退位。

1923年11月4日奉軍佔領塘沽，吳佩孚已於先一天率殘部乘艦駛離塘沽，這時直軍抵抗已全部中止。5日張宗昌、吳光新兩部先入天津，奉軍大隊亦紛紛抵達，在天津的直軍殘餘部隊全被繳械。第二次直奉戰爭遂告結束。

1927年2月，奉系軍閥為了阻止國民革命軍東進河南，渡河南下，吳佩孚自鄭州撤退而逃。曹錕只得匆匆離開河南回到天津。曹錕回天津后，住在英租界內的19號路（當今河北路34中學），和鄭夫人及陳夫人住在一起。劉夫人不願同他們一起住，另在英租界的泉山裡自己花錢蓋了幾所小洋樓，帶著一雙兒女及家人搬了進去。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東北后，矛頭指向華北。於1935年成立了“冀察政務委員會”。

一天，幾個日本人身著便裝，來到天津英租界，邀請曹錕“出山”。曹錕怕得罪日本人想開門召見，但劉夫人堵著門不許曹錕出去，並指桑罵槐高聲叫罵。日本人討了個沒趣，灰溜溜地走了。事後劉夫人曆數日本人在東北三省犯下的罪行，對曹錕說：“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能出去為日本人辦事。”曹錕點頭應允，同時也告誡他的一雙兒女。

日本人在曹錕家碰壁后並不死心，又派了在“冀察政務委員會”做委員的曹錕的好友齊燮元來做說客。一天夜晚，齊燮元叩門求見。曹錕的門衛遵照劉夫人的囑咐，不予開門，從此以後齊沒有再去曹家。

曹錕晚年之所以能不為金錢、地位所動，堅決不為日本侵略者做事，保持了民族氣節，除了與當時的歷史背景（直系基本上是親美英派，吳佩孚也堅決拒絕為日本侵略者做事）有關外，主要是曹錕本人具有比較強的民族意識。

曹錕因屢遭挫折，心情鬱悶，身體狀況愈來愈差，曹家的財權牢牢控制在其養子曹少珊手中，連曹錕也奈何不得他。為此，常常引起眾夫人及子女們的不滿和忌恨。鄭夫人生性好靜，對任何事情都不聞不問；再加上有的孩子常在外惹事生非，生活在這樣一個環境中的曹錕，其心情是不會好的。他的糖尿病越來越嚴重。據劉夫人的女兒曹士英回憶，1928年的一天，曹錕給劉夫人去信說：“慶（曹少珊的乳名）的心肝壞了，他們也不管我，我可能不久於人世了，對士英和士嵩我管得少，很覺對不住你，你要照顧好他們。”劉夫人見信寫得悲涼，又心疼又生氣。因為劉與陳夫人有矛盾，本想不管此事，但經不住母親和姐姐的勸說，她只好找到大哥曹鎮商議。曹鎮建議劉夫人把曹錕接到泉山裡。

劉夫人怕泉山裡人多嘈雜，不利於曹錕養病，便在外面租了一所房子，接曹錕去住，又請來西醫大夫梁寶鑒、德國醫生巴勒弟給予精心治療，自己也終日守候在床邊細心照顧。幾個月後，劉夫人見曹錕的病日益好轉，便把他接回泉山裡。

曹錕的病情好轉后，心情也漸漸好起來。他每天早上起得很早，到院中練練自己編的一套虎拳，然

后回到屋裡打坐練氣功。早飯後不是練書法，就是畫畫。曹錕喜愛國畫，尤其擅長畫梅花、山石、螃蟹、一筆虎等。他有一枚曲形章，上刻“一點梅花天地心”，每畫完梅花后，便蓋上這枚圖章。他還有一塊黑石圖章，上刻“萬代一如”。他畫的畫或書寫的條幅有的右上角常常蓋有一枚章，上寫“弱冠從戎服勞國家四十年歸田年七十以後怡情翰墨之作”，右下方署別號“樂壽老人”或“渤叟”。

曹錕還常常請來一些文人墨客指導自己的書畫。齊白石和曹錕的交情甚厚，曹的圖章多是齊白石所刻，圖章側邊總留有“布衣齊璜”（璜是齊白石的字）四個字。

曹錕不僅擅長書畫，而且頗有文才。據高夫人的後人講，高夫人的女婿李伯夫是曹錕幾個女婿中最得寵的一個。一日，李伯夫請曹錕為自己新布置的一間書房起個號，曹錕略加思索后便揮筆疾書三個大字“伯雅軒”，並配了“青松直上千年余，紅鵬高翔萬里心”的對聯一幅。

他常獨自回顧自己的一生，感慨萬分。有時，聽到街上賣鳥的吆喝聲，他便命家人把賣鳥的叫到家中，把鳥全部買下，仔細端詳著這些圍居在籠中的鳥們，然後把鳥籠放在院子中央，打開鳥籠門，充滿愛憐地看著這些小生命爭先恐後地展翅飛向天空，良久地向鳥兒飛去的方向注視著。

在曹錕的晚年，其家庭中有兩件事對他精神上的打擊很大。

一是陳夫人所生的兒子曹士岳同他的原配夫人袁怙貞（袁世凱的女兒）打架，曹士岳情急之中開槍打傷了袁怙貞。袁住院后，袁家不甘罷休。此時雖然袁世凱早已去世，但袁家仍很有勢力，曹士岳受控告被拘留，曹、袁兩家打起了官司，天津各報紙也爭相報道這一“趣聞”。後來曹士岳被劉夫人保出與袁怙貞離了婚。這件事曹錕覺得丟了面子，每當家人提起此事，他臉上都現出一種忿忿之情。

二是曹錕的養子、曹銳之子曹少珊雖在曹錕的兒子曹士岳出生后不久便認祖歸宗了，但實際上他仍把持著曹錕家的財產大權。曹錕子女們十分不滿，常為此鬧矛盾。曹錕看在曹銳的面子上，不忍心對曹少珊過於苛刻，所以他也不能左右家裡這個亂糟糟的局面，這成了他的一塊心病，常常唉聲嘆氣，很是煩惱。

曹錕在歷史上名聲不好，為了過把總統癮，不惜花大把銀子賄賂選舉者，留下了“賄選總統”的惡名，這也是他的人生污點。不過他卻有著最低的底線，那就是不當漢奸——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華北淪陷。曹錕的老部下紛紛落水，出任漢奸政權要職。日本侵略者還千方百計地拖曹錕出來當俘虜，年邁的曹錕在劉夫人勸導下，立誓寧肯喝稀粥，也不給日本人辦事。總體講，有功有過。

曹錕在執掌北京政府期間，授意公布了《中華民國憲法》，完成了自1913年以來的民主制憲，並把當時各種政治力量的“地方自治”要求寫進了憲法；在處理“臨城劫車案”和完成中蘇建交談判的過程中，基本上堅持了民族主義的立場，維護了國家主權。因此，對曹錕的執政活動應給予客觀積極的評價。

在河北五馬路、黃緯路，叫“曹家花園”，這所住宅原系買辦孫中英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所建。

1922年轉賣給曹錕后又大興土木，增建廊廡、亭池、島榭，建成一座豪華的園林別墅。佔地面積200餘市畝，樓、平房4000多平方米。

曹錕的葬禮十分隆重。吳佩孚派夫人張佩蘭赴津弔喪，吳本人則在北平身穿重孝舉哀致悼。日本方面、國民黨方面都派人前來弔喪，並送給劉夫人大筆撫恤金，但遭到劉夫人的拒絕。曹錕家眷及舊部幕僚、親朋好友幾百人均披孝參加了葬禮，靈柩暫厝於天津英國公墓。國民黨政府有感於曹錕拒絕與日本人合作，於6月14日發布特別訓令，予以表彰，並追授曹錕為陸軍一級上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