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

1894年，進家塾讀書。

1904年，入梅溪小學堂。1905年，進澄衷學堂。

1906年，考取中國公學。

1910年，留學美國，入康奈爾大學選讀農科。

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師從約翰·杜威。

1935年1月4日，抵達香港，逗留五天，主要接受香港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

1908年，入中國新公學，兼任英文教員。

1917年任北京大學教授。1920年，離開《新青年》，在南京大學暑期學校講學。

1922年，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兼代理文科學長，創辦《努力周報》。

1924年，與陳西瀅、王世傑等創辦《現代評論》周刊。

1927年，與徐志摩等組織成立新月書店。

1928年，創辦《新月》月刊，任中國公學校長。

1932年，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

1943年，應聘為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

1944年9月，在哈佛大學講學。

1946年7月回到北平，任北京大學校長。

1957年11月，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

1917年，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同年，回國后參加編輯《新青年》。

1919年，接辦《每周評論》，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主張改良主義，挑起問題與主義論戰。

1921年，作《杜威先生與中國》。

1922年5月14日，與蔡元培、李大釗、陶行知、梁漱溟等聯名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

1949年發表《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

1955年，中國大陸掀起批判胡適運動，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發行《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

1958年4月，返回台灣定居就任。自此，胡適多時往返台、美兩地。期間因為經濟關係，將《胡適文選》及《胡適自述》等所有著作，以買斷方式賣與出版公司。

人權鬥士

1929年，在《新月》雜誌上發表《人權與約法》一文，標誌人權運動的開始，隨後發表《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對於建國大綱的疑問》《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

人權論集》交新月書店出版，后被國民黨政府查禁。4月10日在《我們走那條路》中提出：“要剷除打倒的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五大仇敵”。

1932年，邀蔣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創辦《獨立評論》，胡適先後共為其撰寫了1309篇文章。

韋蓮司：共穿幽徑趁溪斜

1910年9月，胡適考取了庚子賠款留學生，進入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農科。青年胡適在美國留學時，結識了青年畫家韋蓮司小姐。從此，韋蓮司小姐成為與他交往四十八年的紅顏知己。在胡適的心目中，韋蓮司是新女性的理想典範。胡適認為她“人品高，學識富，極能思想，高潔幾近狂狷，讀書之多，見地之高，誠非尋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他倆月下散步，湖邊談心，尺牘傳情，雙方都深深地欣賞，愛慕對方。韋蓮司的灑脫獨立的個性吸引著胡適，兩人在朝朝暮暮的敘談中品詩論文。韋蓮司是搞藝術的，正在紐約藝術學校讀書，胡適的文化底子是很厚的，所以他們之間談論藝術、談論天下國家的大事，漸漸地感情越來越深。1915年秋胡適轉入哥倫比亞大學起，兩年寫給韋蓮司一百多封“情書”。後來因為胡適已經與老家的江冬秀訂婚了，母命難違以及韋蓮司的母親反對異國通婚，他們最後未能走入婚姻的殿堂。

陳衡哲：半年內通了四十幾封信

胡適當時正在辦留學生的雜誌，留學生陳衡哲就給他投稿，從實踐上支持胡適的新文化運動。陳衡哲當時寫了很多白話詩和白話小說，這些白話作品使得胡適感到找到了知己。胡適跟陳衡哲之間在半年的時間裡面，通了四十幾封信。就在陳衡哲滿以為好夢成真的時候，胡適不得不回老家與江冬秀辦婚事。陳衡哲萬般無奈，只能退而與別人結婚。

曹誠英：煙霞洞里的佳人

胡適與曹誠英第一次見面是在他與江冬秀的婚禮上。曹誠英是胡適三嫂的妹妹，被請來為江冬秀做伴娘的。此時他們都沒想到，這次婚禮上的邂逅，註定了他們後來漫長的苦澀戀情。1923年4月，胡適到上海參加研究新學制課程起草委員會的會議。休會期間胡適到杭州遊玩，順便看望已經離婚的曹誠英。這次胡適在杭州玩了五天，曹誠英始終陪伴左右，使他們的感情發生了飛躍性進步。臨別時，胡適寫了首《西湖》，詩中暗喻曹誠英為戀人使他們的關係更密切了。之後新學制課程起草委員會會議復會，胡適回上海出席。此間兩人書信不斷，胡適也纏綿於曹誠英的綿綿情意之中。於是在會議結束后，便利用北大教授五年一次的休假，再度來到杭州，在煙霞洞的和尚廟租了房住下。當時杭州女師也放暑假，曹誠英就以陪伴胡適養病為名，到煙霞洞與胡適同居一室。在這裡，他們的感情迅速升溫，是“驅不走的情魔”，是“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胡適詩《秘魔崖月夜》），也是他們一生中最為纏綿熱烈的一段戀情，以致有了結晶。三個月後胡適離婚未遂，曹誠英墮胎終生未嫁。

徐芳：上海的羅曼蒂克

民國時期才貌雙全聞名的才女徐芳，清著名科學家徐壽的曾孫女，晚清維新變法時期農工商督辦徐建寅的孫女，她把初戀的全部真情都給了胡適。1936年1月下旬至2月下旬，她跟胡適在上海有一段共處經歷，徐芳在日後給胡適的信中稱“我們同在上海找到了快樂”，而胡適的日記則只有輕描淡寫的寥寥數語，此後近1個月，胡適都沒有再記日記，在此之後，胡適對徐芳的感情明顯冷淡下來。1941年4月，徐芳給胡適寫信要求其幫助她到美國深造，胡適依舊未予理會，決然地斷絕了與徐芳的聯繫，陷於絕望的徐芳遂於1943年9月徐培根結婚。

洛維茨：耐人尋味的情緣

胡適1937年10月6日到達紐約，稍事休整后，他就去看望恩師著名學者杜威，初遇了杜威秘書蘿德芘·洛維茨。胡適與這位猶太女孩一見面，彼此都有親切感，談話投機，互相賞識，特別是洛維茨對這位杜威的得意門生，更是尊敬和愛慕，幾個月後就成了互相約會的好朋友。常常一起喝茶、吃飯、看戲、聊天。從胡適的日記來看，他公務之外的時間，幾乎都交給了洛維茨。美國在2003年出版了一本哲學家杜威的傳記，其中講到杜威和妻子洛維茨的戀愛和婚姻故事。這本書的作者看到了南伊利諾伊大學“杜威研究中心”保存的杜威資料，其中包括胡適寫給洛維茨的一些感情親密的信。胡適與洛維茨的親密交往是發生在她與她的前夫Grant結婚之前，而杜威卻已在與她熱戀。

陸小曼：隱秘的戀情

當年有傳言，說最初是胡適看上陸小曼，因其無法跟太太江冬秀離婚，陸小曼才轉向徐志摩的。待到徐志摩和陸小曼的風流事傳開，胡適又積極參與其事，儘力撮合，充當“月下老人”。對胡適和陸小曼的郎情儂意，胡太太江冬秀早有耳聞。看到丈夫很熱心地為徐志摩和陸小曼的事忙乎，胡太太怒不可遏，認為丈夫是借做“媒婆”之名，趁機走近陸小曼和其眉來眼去，真是賊心不死啊。胡適與陸小曼的情分頗深，有當事人的親筆表白為證。劉繼興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里，發現了陸小曼寫給胡適的六封信，均為徐志摩去世后陸小曼所寫。其中內容足以表明兩人關係並不一般。

1962年1月，胡適從台大醫院出院；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開酒會時心臟病猝發病逝於台灣省台北市南港區，去世獲得哀榮。

著作書籍

校輯翻譯

文章期刊

藝術形象

影視形象

電視劇

電影

美術形象

油畫《北大鐘聲》。作者：沈嘉蔚。該畫又名《寬容》，由當時的革命歷史博物館（現國家博物館）收藏，是第一幅描繪五四時期代表性知識分子的群象作品。畫中胡適位於中間偏左上的位置，手舉自己的《文學改良芻議》。

油畫《胡適》。作者：李正天。該畫創作於2009年。

除以上兩幅外，還有如《陳獨秀和<新青年>的編輯們》等畫作。

學術成就

首先，胡適對中國近三百年來的學術研究作了總結。他把整理國故或國學研究納入了他的“中國文藝復興”的範疇之內，並發表了《說儒》，這不但是胡適治學的巔峰之作，也是1930年代中國近代文化史上成就的代表作。胡適將禪宗史研究的問題點，由西天二十八祖的傳承問題，轉為禪宗革命家本身的問題。他的論斷承載了日後的許多成果與成就。

胡適哲學思想不在於胡適提出的學術觀點的本身，而是在於他在思想史上的開創性及其深遠的影響。使中國傳統哲學真正步入現代化進程的第一人，就是胡適。正是胡適於1919年2月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第一次突破了千百年來中國傳統的歷史和思想史的原有觀念標準、規範和通則，成為一次範式性的變革。這一變革確實起了典範的意義和前驅的作用，它不僅給當時學術界以破舊創新的空前衝擊，影響了一批學人如梁啟超、顧頡剛、郭沫若等，就是在以後的八十餘年的風風雨雨中，甚至在今天，它仍然為人們所肯定。

其次，胡適對中國哲學的貢獻在於他為實現中國傳統哲學的現代轉換所做出的努力。中國近現代哲學史上，自胡適開創之後，又有一批哲學家如熊十力、梁漱溟、馮友蘭、金岳霖和馮契等人不斷的在哲學思想上的精進，這不僅彰顯了中國哲學的現代化征程，而且顯示了胡適在中國傳統哲學現代的轉換中所作的開創之功。因為中國傳統哲學的現代轉換，是在胡適的勇於創新精神的燭照下不斷向前推進的。

文學成就

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其後陳獨秀高張“文學革命”大旗，由此二人成為文學革命的領軍人物。在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的文學革命中，胡適堪稱開路的先鋒，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被譽為“中國文化革命之父”。胡適所發起的文學革命，包括詩歌、戲劇、小說幾個方面。

詩歌

胡適出版了第一本白話詩集《嘗試集》。他在語言、形式、詩體、風格等方面展開了自己的白話詩嘗試。這是一場聲勢並不顯赫、但卻十分深刻且與前代“詩界革命”有著本質區別的詩歌革新。正是以胡適這些“溝通新舊兩個藝術時代橋樑”的前“五四”白話詩為標誌，中國詩歌結束了其幾千年來在古典形態里的發展變化，初步確立了中國詩歌新的藝術形態，轉換了中國詩歌古典與現代的題型，開始了一個偉大的“新詩紀元”。經過幾十年的演進，漢語抒情詩的本文結構形態發生了整體銳變，而這一切就始於胡適的《嘗試集》。

戲劇

戲劇方面，不僅與羅家倫合譯了易卜生的《娜拉》，而且自己創作了戲劇《終身大事》。胡適的戲劇翻譯和創作是不可分割的，翻譯使胡適吸取了外國戲劇的養分並創造出中國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話劇。

小說

小說方面，雖沒有創作，卻翻譯了一些西方短篇小說。他在《短篇小說》“譯者自序”中說：“我是極想提倡短篇小說的一個人，可惜我不能創作，只能介紹幾篇名著給後來的新文人作參考的資料。”胡適後來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指出，《文學改良芻議》主要著重於破壞，從建設的角度講，文學革命需要注重的兩點，其一便是方法，而這就需要向西方學習，包括西方短篇小說的翻譯。

在胡適看來，“小說之宗旨有二：一以娛人，一以淑世。無論娛人淑世，小說之法不出兩端：一在狀物寫生，一在布局敘事，吾國小說蓋以狀物寫生勝，西方小說則兼二者之勝。今當以西方之結構，補吾之不足。”學者鄒新明認為，胡適留美期間對西方短篇小說的閱讀和翻譯，是其文學革命主張與實踐的重要源泉。

此外，胡適還在文學理論上作出貢獻，寫就了中國第一部具有現代學術風格的文學史專著《白話文學史》。

教育成就

胡適曾執教高校，高徒中包括牟宗三、羅爾綱、顧頡剛、俞平伯、傅斯年等。其中顧頡剛還表示他的整套治學方法是看胡適《水滸傳考證》一文看來的。

此外，胡適還注意幫助同儕、提攜後進。林語堂在其留學期間，清政府取消對留學生資助，林語堂靠著胡適的資助繼續在國外讀書。三十年代，胡適獨具慧眼，提拔、任命、幫助梁實秋完成了日後號稱梁實秋對文壇的三大功績之一的翻譯莎士比亞全集。陳之藩與胡適為忘年之交，赴美留學得到胡適贊助。致胡適信件收入《大學時代給胡適的信》。季羨林雖不是胡適的學生，但歸國初期也受到胡適提拔。

1925年，2月參加北京善後會議，並參與起草部分會議文件。

1926年，與其師郭秉文等人在美國發起成立華美協進社。遊歷英國、法國、美國、日本諸國。

1938年，任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

1942年9月8日，辭去駐美大使一職，旅居紐約，從事學術研究。

1945年，出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代表團代表在舊金山出席聯合國制憲會議，以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團首席代表的身份，在倫敦出席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會議，制訂該組織的憲章。

1950年3月初，胡適到華盛頓出席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會議，被推為該會幹事長。

1954年2月至3月，六十四歲的胡適到台灣參加“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擔任“臨時主席”。

1959年，兼任台灣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主席。

思想主張

政治理論

胡適一生在政治上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的實現。他反對暴力革命，堅持漸進的改革。他從“五四”時期提倡“德先生”（民主）到晚年在台灣領導《自由中國》。他的自由主義的友人（丁文江、蔣廷黻、吳景超等）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獨立評論》時期都一度發生了動搖，主張“專制”是“建國”的有效方法，“建國”成功以後再建立民主不遲。在爭論中胡適不肯退讓，他堅信只有民主制度才真能造成一個穩定的現代國家。“專制”——即使是“開明專制”——最後一定弄到強大的政府不受監督和制裁的地步。

胡適的貢獻在於“創造了現代中國的公共輿論”。他之開拓公共輿論的空間也就是對於他的政治理想的一種實踐。他全力倡導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是為了爭取人民有批評執政黨及政府的合法權利。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遷台後，雷震為了宣揚民主自由而創辦《自由中國》雜誌，請胡適擔任發行人。《自由中國》雜誌連續出版了10年，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台灣最重要的言論刊物，是傳播民主思想的堡壘。雜誌的後期轉向了反對國民黨的高壓統治，社長雷震以雜誌發聲，籌備成立反對黨參政，終於因此而惹禍上身遭停刊，雷震也遭誣陷入獄（雷震事件）。但自由中國推行胡適所提倡的民主思想和言論自由，影響到後來台灣的黨外運動與民主進步黨的成立，是台灣民主運動的播種者。

實驗主義

胡適師從美國“實驗主義”大師約翰·杜威，他的文章，往往富有實驗主義的精神，很有建設性。

胡適強調做學問是一種循序漸進的過程，而他本人主張“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句話注重的後半句，不管是研究科學，研究國學，研究治國之道，需要的是更多的耐心，和更多的謹慎。

實事求是，不是避開事實問題而去談理想主義，不是拋棄現實問題而去重建社會。需要有一種實踐的精神在事實中發現問題，並改善現實，這是胡適的實驗主義。

自由主義

對於別人的意見和觀點不要輕易去否定或肯定，也不要以為自己的觀點是絕對的正確。胡適要告誡的容忍異己的聲音，自由的前提是容忍，這樣社會才會真正的自由。

胡適的自由主義，不僅僅在於人要爭取自己的人身自由，言論自由，法律上的平等，胡適或許更看重容忍對於社會自由的重要性。真正自由的社會是有包容性的社會，這個社會可以讓不同政見不同觀點的人生活在一起，這個社會可以讓不同黨派的人來擔任重要的職務，這個社會允許有不同的聲音，不同的政治理想，這個社會也允許你是無神論者，當然也允許你有宗教信仰。這個社會處處是自由的人，正因為他們彼此之間的相互容忍。

大同主義

胡適認為，法律應該對任何人都有約束的。需要依法而治，就需要法律的普遍性。

“民族主義有三個方面：最淺的排外，其次是擁護本國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艱難的是努力建立一個民族國家。因為最後一步是最艱難的，所以一切民族主義運動往往最容易先走上最前面的兩步。濟南慘案以後，九一八以後，極端叫喧的排外主義稍稍減低了，然而，擁護舊文化的喊聲又四面八方的熱鬧起來了。這裡面容易包藏守舊開倒車的趨勢，所以也是不幸的。”

胡適在一個最現代化國家的黃金時代中摸爬滾打，浸淫在規範化的民主政治體系中。很快他就擺脫了狹隘的民族主義，登上了更開闊的舞台，從世界文明的角度觀察思考中國。某種程度上，他已經成為一個世界主義者。”

所以胡適並非狹隘的民族主義，他思索的是中國在世界的地位，中國應該擁抱世界。

樂觀主義

胡適不提倡東方的聖人那種無為。人生在於奮鬥，即使在潦倒的窘境，也要對前途有起碼的樂觀和自信。一步一步都可以躊躇滿志，把每種進步都看成是巨大的希望，這正是胡適對於人生的樂觀。

“我們要收將來的善果，必須努力種現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種，必有滿倉滿屋的收成，這是我們今日應該有的信心。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失敗，都由於過去的不努力。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將來的大收成。佛典里有一句話："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丟了。我們也應該說："功不唐捐！"沒有一點努力是會白白的丟了的。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種子早已生根發葉開花結果了！”

總體評價

胡適是上個世紀中國最有影響的思想家和學者之一。他的影響，雖然也有消極的負面的成分，但其主要方面是積極的、進步的。這是因為他畢生著力提倡的是民主、自由思想和理性主義。正是這樣的思想幫助許多青年樹立自主自由的人格，形成獨立思考、尊重事實的思維方式，成為具有民主和科學素養的人。可以說，對於“五四”后中國民主力量的成長，胡適功不可沒。

名人評價

余英時（歷史學家，漢學家）：對於這樣一個啟蒙式的人物，既不能用中國傳統經師的標準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專業哲學家的水平去測度他。他在西方哲學和哲學史兩方面都具有基本訓練則是不可否認的。這一點訓練終於使他在中國哲學史領域中成為開一代風氣的人。

季羨林（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作家，語言學家）：胡適是一個書生，說不好聽一點，就是一個書獃子。

張中行（學者，哲學家，散文家）：在當時的北京大學，交遊之廣，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是天性使然還是有所為而然，這要留給歷史學家兼心理學家去研究；專從現象方面說，大家都覺得，他最和易近人。即使是學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稱某先生，滿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廳里高談闊論，過時不走，他也絕不會下逐客令。

梁實秋（文學家）：胡先生，和其他的偉大人物一樣，平易近人。“溫而厲”是最好的形容。我從未見過他大發雷霆或盛氣凌人。他對待年輕、屬下、僕人，永遠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樣子。就是在遭到挫折侮辱的時候，他也不失其常。“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

唐德剛（美籍華裔學者）：①孫中山先生和胡適之先生都是開這個五百年中西文化新運的旗手。如果濂洛關閩後繼有人，他們都是一代媳婦，萬代祖宗。如果遊行之後，大旗捲起，那麼胡適之那幾本破書，實在不值幾文。所以我們如果把胡適看成個單純的學者，那他便一無是處。連做個《水經注》專家，他也當之有愧。這便是海內外“專家”——不論“白專”或“紅專”——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②胡適是“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發展過程中，繼往開來的一位啟蒙大師。

章太炎（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樸學大師）：“哲學，胡適之也配談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適之，他連‘根’都沒有。”

魯迅（文學家，思想家）：①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②對於《新青年》時期的胡適，魯迅持肯定態度。他說：“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並坦言“我佩服陳胡。”

李敖（歷史學家，文學家）：以他唱重頭戲的地位，四十年來，竟把文史學風帶到這種迂腐不堪的境地，脫不開乾嘉餘孽的把戲，甩不開漢宋兩學的對壘，竟還披著‘科學方法’的虎皮，領著‘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的補助，這是多麼不相稱的事！

毛澤東（無產階級革命家）：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託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麼。批判嘛，總沒有什麼好話。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複名譽吧。

熊培雲（記者，學者）：錯過胡適，中國錯過了100年，畢“百年之功”於“百日維新”誠不可信，但胡老夫子所舶來的杜威主義卻是一點一滴的真誠的社會改造。胡適不僅是約翰·克利斯朵夫，更是奧里維，他是思想之軍，而不是暴力之軍。他被忽略了，卻從未有人能把他擊垮。

交往魯迅

新文化運動期間，胡適與魯迅經常一起討論問題，商定稿件，又書信往來，互借圖書資料，關係頗為親密。魯迅在《無聲的中國》《怎麼寫》等雜文中，稱胡適是文學革新的最先“嘗試”者，胡適的日記“一定該好得多”。讀了胡適關於白話文的論著后，魯迅贊其“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為這種歷史的提示，勝於許多空理論”。（1922年8月21日致胡適信）但後來因為胡適主張青年學生埋頭讀書，少參與政治，加之與新月派文人陳源、梁實秋等的爭執，以及胡適宣揚“好政府”主義，又受到遜位的皇帝溥儀、國民政府首腦蔣介石的“垂詢”，魯迅遂與胡適分道揚鑣。

從1920年代中後期到1930年代中期，魯迅對胡適成見日深，寫了不少諷刺、批評胡的文章。左翼革命文學家魯迅與右翼文化泰斗胡適，勢不兩立、水火不容。魯迅對胡適由褒而貶，由揚而抑，由讚譽而至諷刺、排斥，連原先捧作“警辟之至”的《白話文學史》，後來都指為“也不見得好”了。

在《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中，胡適總結五四白話文學的成績，稱“成績最大的卻是一位託名‘魯迅’的。他的短篇小說，從四年前的《狂人日記》到最近的《阿Q正傳》，雖然不多，差不多沒有不好的”。1922年時的胡適對魯迅推崇備至，幾乎把短篇小說的創作成績歸於魯迅。對於包括魯迅在內的左翼作家的抨擊以至謾罵，胡適非常大度，以“老僧不見不聞”的淡定，不氣，不急，不理會。迄今為止未見胡適回罵魯迅的文字。當魯迅遭到無端謾罵、人身攻擊時，胡適卻為魯迅辯誣、主持公道。

1936年11月，蘇雪林致信蔡元培、胡適，對魯迅大肆攻擊。她說魯迅“心理完全病態”，“人格卑污”，“簡直連起碼的‘人’的資格還夠不著”。胡適於是年12月14日複信，告誡蘇雪林“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批評她用“衣冠敗類”、“奸惡小人”等字句“尤不成話”，“是舊文字的惡腔調，我們應該深戒”。胡適還告訴她，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抄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溫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胡適在信中又提出如何正確評價人物的問題：“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梁胡關係

胡適十八年之後進入這一個潮流，他更容易推動這一個求變的巨輪。但是後來者需要更多的條件，正好胡適是歐美回國的留學生，所以在他領導下的求變運動更具狂的意味。結果梁啟超被拋擲在後面，胡適顯得更為突出。這正是“長江後浪推前浪”的寫照。然而我們不可忘了梁已完成先驅者的使命。

梁啟超與胡適的關係，應該可以認作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承先啟後範例。梁胡相同之處，是中國知識分子應該具備的條件，不同之處正可見出時代在迅速的蛻變中。

學潮觀點

胡適先生對學生罷課的態度是選擇鎮靜主義，勸說學生安心學習，不要干政。他的觀點如下：

1、近現代中國一直面臨日本軍事壓制和威脅，在國家的軍事實力上，理性的胡適認為中國決不具備對日作戰的能力，倘與日衝突無異於以卵擊石。學生惟有冷靜鎮定，堅苦學習的選擇。清末民初的中國軍力孱弱，要對付倭寇，實在希望微茫。當時平心靜氣地看，中國與日本實力有著宵壤之別，空喊作戰，又有何益，主張鎮定，這是他的理性主義態度使之然。

2、一個國家真正之覆亡不在於軍事之失敗，而在於文化學術之滅亡，為了避免國家滅亡，我們應努力致力於國家的文化學術事業。

3、罷課遊行、請願示威、通電宣言、標語口號，純系一時情緒的渲瀉，於實際的政治無益，非但無益，而且有害，因為這些政治衝動妨害了學生的鍛煉成材。

駐美大使

1938年，胡適出任中國駐美大使。消息傳到日本后，日本內閣倍感壓力，當時日本國內的社會輿論發起建議應該派三個人同時出任日本駐美大使，才可以抑制住胡適的能力。三個人分別是鶴見佑輔、石井菊次郎和松岡洋右。其中鶴見為文學專家、石井是經濟專家、松岡則為雄辯家。

提名諾獎

根據諾貝爾獎官方資料庫，胡適曾於1939年和1957年分別被瑞典考古學家斯文·赫定和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

講演胡說

胡適經常到大學里去講演。有一次，在某大學，講演中他常引用孔子、孟子、孫中山先生的話。引用時，他就在黑板上寫：“孔說”，“孟說”，“孫說”。最後，他發表自己的意見時，竟引起了哄堂大笑，原來他寫的是：“胡說”。

第一紅娘

胡適有“民國第一紅娘”之譽，由其促成的有情眷屬數不勝數。他喜歡看到青年人相戀、結合，並主持過150多次婚禮。這150多次證婚，從已知的記載來看，大多為胡適同輩友人、晚輩學者，成就的多是學界伉儷；婚禮地點也大多為中國國內。而有一樁胡適在美國證婚的婚禮，且有婚禮現場照片存世，卻至今未有研究者披露過。《胡適日記》1939年5月12日這天，記載了他在美國的一次證婚。他寫道：今天本館秘書游建文君與張太真女士結婚。張女士是張履鰲先生的女兒，與上海劇團同來，我病在紐約時，他們正在紐約演戲，故建文與張女士常相見，以後就訂了婚約，我給他們證婚。

結實希逋

二戰結束后，陳寅恪向北京大學推薦季羨林擔任教授，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之等人欣然接受，於是季羨林順利進入北大，和胡適結識。雖然在學術輩分和社會地位上，兩人尚有差距，“但是，實際上卻不然，我們見面的機會非常多。他那一間在孑民堂前東屋裡的狹窄簡陋的校長辦公室，我幾乎是常客。我作為一個年輕的後輩，在他面前，決沒有什麼局促之感，經常如坐春風中。”

人物爭議

思想爭議

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大陸思想界掀起了一場批判胡適思想運動。在這場運動中，胡適的思想不僅受到了他的對立者的猛烈批判，而且他的朋友故舊，甚至學生也都向胡適一齊開火。

1949年5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何干之的《五四的兩個基本口號》，文章批判了胡適在“問題與主義”的論戰中的主張是阻止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成長，是對工人階級的革命領導權的抗拒。

1951年8月，北京大學中文系、歷史系等師生召開“控訴會”，俞平伯、顧頡剛、朱光潛等胡適的同事、學生都作了批判性發言。

事實上早在民國時期對胡適思想的質疑之聲便已存在，例如魯迅、陳西瀅都指責胡適的提倡整理國故是開現代科學倒車的作法。胡適研究專家周質平認為：胡適所提倡的整理國故，對中國自然科學的發展無積極推動的作用，還把一批青年人引上乾嘉考證的老路。

胡適是第一位提倡白話文、新詩的學者，中國十大詩人之一，致力於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又稱文學革命，曾與當時眾多學者提議廢除漢字，漢字拉丁化。胡適到北大后通過講堂和報刊（如《新青年》、《努力周報》、《晨報副刊》等等）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大力提倡“新文化”或“新思潮”。“左”傾思潮在1920年有逐漸壓倒胡適的趨向。但胡適的思想還是在當時不少“左”傾青年的心中留下種子，幾十年後又奇迹的出現。在王元化、李慎之、舒蕪幾位先生晚年的文字，都明顯透出“迴向胡適”的信息。

學位爭議

《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研究》共有六篇，分別是“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談學談詩二十年——序《胡適楊聯往來書札》”“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序”“《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胡適與中國的民主運動”“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

“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一篇，是余英時為2004年公開出版的《胡適日記全集》序文，佔去了全書內容大半。與其他研究胡適的著作不同的是，余英時以胡適1910年赴美留學到晚年1962年的日記、書信為基本史料，旁徵博引，將圍繞胡適本事中幾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一一還原。

在胡適本事中，關於胡適博士學位的真假，一直有爭議。1919年，當胡適與陳獨秀等人一起倡言“新文化運動”時，胡適“昔為好友，今為仇讎”的梅光迪，就對胡適是否該稱為“博士”提出質疑；其後，做過胡適口述自傳的唐德剛，也對胡適的博士學位提出同樣的質疑。他在《胡適口述自傳》的一條註釋中，推斷胡適博士論文口試結果是“大修通過”，而且必須“補考”，因而遲至1927年他重返哥倫比亞大學，滿足了這兩項要求之後，才取得博士學位。唐德剛的這一註釋，後來多為研究胡適的學者所尊奉，胡適博士學位的懸案也由此產生。

余英時通過校勘這一時期胡適的日記，比照其他史料，認為胡適的博士學位是貨真價實的。他認為：“胡適的‘博士學位問題’除了因‘論文緩繳’延遲了十年之外，別無其他可疑之處。至少到現在為止，尚未出現任何足以致疑的證據，唐德剛先生的‘論文口試’為‘大修通過’之說，仍然是個‘假設’。”

故居位於安徽省績溪縣上庄鎮上庄村，為兩進三間磚木結構樓房，始建於1897年，是典型的晚清徽派建築，佔地面積1100多平方米。大門前是用鵝卵石鋪成的院落。大門用水磨青磚凈縫砌築，門的上方有四塊磚雕裝嵌，五飛磚之上是瓦頂，東西兩端發戧翼騰，線條明快活潑。前檐牆的檐下兩角，用墨、赭兩色繪以山水花鳥，簡潔雅緻。

故居內部裝飾以隔扇、窗欄、撐拱和雀替為主。與一般民居不同的是隔扇、窗欄的蘭蕙圖採用平地陰刻技法。故居分前後兩進，中以戶牖相隔。當年胡適和母親馮順弟便住在前堂西房，與西房相通的廂房是胡適念書的書房。胡適在這裡度過了童年、少年時代。故居內現陳列著胡適生前的部分著作，書信手稿以及有關介紹胡適的文章。故居於1987年對外開放，1998年被列為安徽省第四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故居位於上海市靜安區萬航渡路320弄，1926年5月間，胡適在租了該幢洋房。當年樓下是客廳、廚房、餐廳和衛生間。樓上大間是胡適和夫人江冬秀的卧室，旁側小間是胡祖望和胡思杜的卧室，另一側是胡適的書房。胡適在上海寓居時，接受光華大學教授聘任，同時又與徐志摩、梁實秋、邵洵美等籌辦《新月》雜誌和新月書店。

胡適墓地位於台灣省台北市南港區，面積達兩公頃，由台北南港當地士紳李福人捐獻，墓誌銘由學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家王壯為書寫，其內容為：這是胡適先生的墓，生於1891年，卒於1962年。胡適生前留下遺囑，死後遺體火化，家人按照胡適遺願，把胡適遺體火化后，埋葬在這裡。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陵谷也會變易，但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