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廷黻

1895年12月7日，蔣廷黻出生於湖南省寶慶府邵陽縣（今屬邵東縣）楮塘鋪（今屬廉橋鎮）一個中等農家。父親和伯父經商，家中略有地產。蔣廷黻6歲起，接受私墪教育。

1906年，蔣廷黻入長沙明德小學，學習新學課程。同年秋轉入湘潭益智中學；

1911年，蔣廷黻由基督教青年會介紹自費赴美求學，入密蘇里州派克學院預科。

1914年，蔣廷黻入俄亥俄州奧柏林學院，主修歷史。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同情協約國，加入奧柏林後備軍訓練團。

1917年，蔣廷黻畢業后赴法國參與戰地服務一年。先後在里昂附近的聖芳斯軍需廠和勒克列索的斯耐達兵工廠組織類似茶館的俱樂部，舉辦學習班，教授中國工人法文和中文，替他們寫家信，寄錢回家。期間，曾與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有所接觸，“分擔他們的憂慮和失望”。

1919年夏，蔣廷黻進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先是專攻新聞，繼而改學政治，最終轉學歷史。華盛頓會議期間，曾積極組織“中國留美學生後援會”，擔任英文刊物主編之一，聲援中國代表團的外交努力。

1923年春，蔣廷黻獲哲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英國勞工黨的外交政策》。

1923年回國，先後任南開大學、清華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歷史系主任。他主張兼重中外歷史，兼采中外史學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國近代外交史過程中，形成了一套對近代中外關係變化如何影響中國歷史發展的看法，十分重視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檔案資料的整理工作。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正是師從於他。教學之餘，蔣廷黻研究中國近代外交史，校長張伯苓在經費困難的情況下，“仍肯撥款購置已出版的史料”，讓他終生難忘。在南開，他完成了《近代中國外交史數據輯要》（上卷），這是第一部不依靠英國藍皮書等外國文編輯的外交史資料，他自述“研究外交文獻六年使我成了這方面的專家”。可以說，南開六年奠定了他中國近代外交史乃至近代史研究的基礎。

1929年又接受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邀請，出任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長，並在北京大學兼課，主講中國外交史及法國革命史。並從事中國近代史教學和研究，凡11年。

1929年5月，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親自到南開大學邀請蔣廷黻前往領導清華大學的歷史系。他在清華六年，先後兼任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等職，在他的領導下，清華大學歷史系重綜合、重分析、重對歷史的整體把握，迥然有別於傳統的史料派。

在清華六年，蔣廷黻不僅顯示了學術上的實力，行政才幹也得到一定展現。這期間他還在《獨立評論》發表了60篇政論，因此在1933年夏天到1934年6月，蔣介石曾三次約見他。1934年7月，他受蔣介石委託，以非官方代表身份出訪蘇聯、德國、英國。1935年末，蔣介石親自兼任行政院長，即任命非國民黨員的蔣廷黻擔任行政院政務處長。這也是他棄學從政的開始。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蔣廷黻在燕京大學發表演講，支持政府划錦州為“中立區”的政策，遭到燕大師生通電反對。

1932年春，蔣廷黻和胡適等創辦了政治性刊物《獨立評論》，成為核心人物，在對日主張方面，他贊同丁文江的倡議，仿照列寧在十月革命之後為了保住年輕的蘇維埃政權而簽訂《布列斯特和約》，主張“為了對日和平不惜任何代價”，也附和胡適提出的“和比戰難”的觀點，自稱是“對戰爭的狂熱者從事一場艱苦的作戰”。他認為“對日作戰將遭失敗，現代化的戰爭需要長期準備，然後全國總動員”，甚至在《獨立評論》撰文批評“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張。他對於時局和中國對日關係的一系列主張，很快引起中國最高當局的注意。

1933年夏，蔣介石在廬山牯嶺約見蔣廷黻，他提出“正確結合政策和武力的理論”，建議先建立一個真正核心地區，然後分階段進行，將來利用抗日戰爭達到統一中國。同年秋，時任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的汪精衛亦在南京約見蔣廷黻，徵求其對日方針的意見，蔣廷黻明確反對使用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對日和戰問題。翌年初，蔣介石再次約見蔣廷黻，他建議在“剿共”戰爭中解決農民土地問題，並稱此為對付共產主義的“釜底抽薪之法”。

1934年8月，蔣廷黻赴蘇聯和歐洲收集中國外交史資料，蔣介石要求他利用此行試探中蘇合作的可能性，並通過外交途徑說明蔣廷黻是他的私人代表。10月16日，蔣廷黻會見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斯托莫亞科夫，斯托莫亞科夫著重表示，“對蔣介石，我們把他當成與我們友好國家的領導人一樣尊敬”，“我們真誠希望發展和鞏固兩國關係”。蔣廷黻致電蔣介石報告：“中蘇利害相同，友誼亟宜培養，互信極宜樹立，如此則我外交可添一路線，世界對等陣線可望維持。”蔣介石複電甚表嘉許。

1935年冬，蔣廷黻被任命為行政院政務處長，走上從政道路。其時，行政院對與日本和戰問題展開爭論，他主張“光榮的和平”，並提出一項修建鐵路、發展工業、改良農業的發展計劃，以為國力增強之後方可言戰，受到實業界的激烈反對，計劃流產。

次年10月，蔣廷黻復被任命為駐蘇聯大使。政府高層希望蔣廷黻設法使蘇聯與中國並肩作戰，抵抗日本侵略。然而，蔣廷黻卻未能在任內將中蘇關係大力向前推進。客觀原因是中蘇間圍繞著新疆問題、外蒙古問題、出售中東鐵路問題等，矛盾不斷，發展雙邊關係的條件尚不成熟。主觀原因是蔣廷黻力主“中國與幾個國家（包括蘇聯）結盟的機會比中蘇單獨聯盟的可能性大”，對蘇聯態度的評估與政府期待不符。加上西安事變發生后，他在未得到外交部指令情況下，根據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密電，向蘇聯外交部提出抗議，指責西安事變是“蘇聯指使”，引起蘇方強烈抗議，並導致蘇方對蔣廷黻的冷遇。

抗日戰爭爆發后，蔣廷黻堅持“除非日本先對蘇聯下手，蘇方不會對日作戰”的判斷，亦與國民政府爭取蘇聯加入對日戰爭的外交決策不符，蔣廷黻任職僅年余即奉調回國。使蘇期間，經過他的努力和交涉，赴蘇已十多年的蔣介石之子蔣經國順利回國，從而使蔣廷黻與小蔣建立了密切的關係。

歸國后，蔣廷黻繼續擔任行政院政務處長，並一度兼代行政院秘書長及行政院發言人。他的主要政務活動集中在內政方面，但也參與若干外交方面的活動。

1942年8月9日，蔣廷黻以政務處長身份發表正式談話，希望聯合國通過類似《大西洋憲章》的宣言，保證韓國在戰後獨立。此為中國官方首次公開正式對戰後韓國獨立問題表明立場。27日，蔣廷黻應重慶中美文化協會邀請發表《江寧條約的思想背景》，紀念《南京條約》簽署100周年，從一個特殊角度分析不平等條約的起因，主張“中外都不必感情用事，引起仇恨”，“可以一面取消不平等條約，一面促進友邦的友好關係”，在輿論界、外交界產生了重要影響。

1943年11月，蔣廷黻赴美國出席聯合國善後救濟會議，後任中國駐聯合國救濟總署（“聯總”）代表，其工作轉向中國的聯合國以及國際組織外交。

1944年7月，蔣廷黻出席聯合國金融貨幣會議，參與國際貨幣基金和國際建設開發銀行的創建。

1945年初，擔任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行總”）署長。在分配聯合國救濟物資時，不顧國民黨方面反對，力主國民黨統治區與共產黨佔領區一視同仁進行分配。11月14日，與“聯總”駐華代表簽署《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與“聯總”基本協定》。

1947年4月，蔣廷黻當選“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院士。6月，擔任聯合國在上海和馬尼拉舉行的遠東經濟委員會第一屆會議主席。11月，擔任中國常駐聯合國首席代表兼聯合國安理會中國首席代表。

1947年12月，任中國駐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代表。此後從事職業外交生涯，長達15年。

1949年4月和5月，南京和上海已經解放，美國已經放棄援助國民黨政權的對華政策。在蔣介石的默認和支持下，蔣廷黻同宋子文、顧維鈞等人籌劃胡適組閣，企圖促使美國政府改變對華政策。

同年6月12日，在廣州的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閻錫山任命胡適為外交部長。這是國民黨最高當局拋向美國的一個試探性的氣球。蔣廷黻不僅贊成胡適出任外交部長，而且主張由胡適擔任行政院長，出面組織自由派內閣。他認為中國國民黨的失敗就在於缺乏一個在野黨的監督，為此，積極推動創建以胡適為黨魁的新自由派政黨，草擬了《中國自由黨組織綱要草案》，與胡適商定了該黨的核心人物名單。蔣廷黻設想以該政黨為新內閣支撐。6月中旬開始，他與宋子文、顧維鈞、胡適頻繁磋商，認為胡適出面組閣“是我們挽救中國的最後一個機會和最後一張牌”。然而，由於美國政府最終沒有接受這個方案，蔣廷黻等企圖建立自由派政府的計劃以失敗告終。

新中國成立后，蔣廷黻繼續擔任台北當局駐聯合國首席“代表”，時間長達14年之久。1949年底，蘇聯駐聯合國代表提出《中國代表權應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新指派的代表任之》草案，他串聯西方國家代表極力阻撓這一草案在聯合國大會上付諸討論。曾在聯合國第四、五、六屆大會上多次提出所謂“控蘇案”，指斥蘇聯是共產主義與帝國主義摻和起來的共產帝國主義。因此，倍受西方賞識。其間，他發生婚外戀，原妻不斷去聯合國干擾其公務活動，使他無法再在聯合國任職。

1962年，他轉任台北當局駐美“大使”。1965年5月退休，暫居紐約。應哥倫比亞大學之邀，口述其回憶錄，計劃結束該項工作后，返台“中央”研究院，重拾中國近代史研究。惜口述回憶錄僅完成三分之二，即於當年10月病逝。

1961年11月，改任台灣駐美“大使”兼“駐聯合國代表”，1965年10月9日卒於紐約。

1923年回國任南開大學第一任歷史系主任。

1929-1935年12月調入清華大學任歷史系主任。

1935年12月以非國民黨員的學者身份參加國民黨政府，任行政院政務處長。

1945年被任命為中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

1947年4月當選“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院士。

1961年11月改任台灣駐美“大使”兼“駐聯合國代表”。

1965年5月退休

原配：唐玉瑞，蘇州人。1914年考取清華官費留學生，是中國最早一批公費留美的10名女學生之一，在哥倫比亞大學研讀社會學。1919年夏結識從法國歸來的蔣廷黻，1923年，兩人同時畢業，結束留學生涯，一起返回祖國。在漂洋過海的輪船上舉行了婚禮。婚後兩人同時進入南開大學任教，育有二子二女：長女智仁、次女壽仁、長男懷仁和次男居仁。1948年，蔣廷黻在墨西哥法院與其離婚。

繼任：沈恩欽，上海人。就讀於上海中西女校。原蔣廷黻清華校友、抗戰期間救濟署編譯處處長沈維泰之妻。1944年，時任救總署長蔣廷黻把沈維泰夫婦雙雙調到“救總”任職，不久沈維泰調往國外，兩人從此一處生活，度過了4年。蔣廷黻與唐玉瑞離婚後，沈恩欽成為正室，一直陪伴到蔣廷黻去世。

蔣廷黻重視中俄、中蘇關係與東北問題的研究，於1932年寫成《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一書中從順治到咸豐部分，以後又發表有關文章多篇。1938年寫成大綱性的《中國近代史》一書，提出中國人能否近代化將關係國家興亡的觀點。

蔣廷黻重視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檔案資料的整理工作，以《籌辦夷務始末》為基礎編輯《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中兩卷），並收購散落民間的檔案，編輯道光、咸豐、同治三朝《籌辦夷務始末補遺》。

他的著作還有《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中）、《蔣廷黻選集》（台北文星出版社）、《蔣廷黻回憶錄》，譯著有海斯著《族國主義論叢》。

同時，他還在《清華學報》《中國社會政治學報》《獨立評論》等刊物上發表了數篇學術性文章，著述雖然不多，但對舊中國史學界卻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 內政方面

在內政方面，蔣廷黻主張效法土耳其由凱末爾領導的革新運動，首先要有一個統一的、強有力的、具有高度工作效率的中央政府，"能維持全國的大治安，換句話說能取締內戰及內亂"，中央號令各省必需遵守，"換句話說，全國必須承認它是中央"。由此，他主張開明獨裁而不同意胡適對自由議會政府的天真想法。其次，這樣的中央政府應在發展經濟方面立即採取行動。他認為中國人的貧困是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經濟應該先於政治"，"而無需等待中國政治的民主"。由此，他批評胡適忽略經濟問題的重要性，指出在經濟方面有兩件工作要做，一是利用科學和技術從事生產和運輸，二是社會化或公平地分配財富。他說："我認為憲法和議會之有無是次要問題。創造更多的財富，平均分配對我才是最重要的。"再次，他認為這樣的中央政府要領導並負擔民族復興的使命，必需真正站在"為民族服務的立場上"痛自革除弊政，提高自身素質，真正實行大規模的土地改革，實現"耕者有其田"，關注教育等政策，使中國日臻富強，對內可以謀致人民的康樂幸福，對外可以抗拒帝國主義侵略。

蔣廷黻心目中是把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視作能領導民族復興大任的中央政府的。他對南京政府寄予厚望，也是可以理解的。從理念上說，他在留美期間就一直對俾斯麥、馬志尼等德、意政治家所領導的統一事業深為敬佩，對土耳其的凱末爾主義表示嚮往，希望中國能走出中世紀、建立一個近代民族國家；從事實上看，南京政府統治著中國當時最富庶的省份和最先進的大城市，在各種政治力量（軍閥集團）中確實最具備統一中國的條件與實力。而且，他認為國民政府自"濟南慘案"后對日本的態度已由親日漸趨惡感，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正向抗日的路上走去。其實，蔣廷黻作為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國民黨並無特殊好感，他曾說："我不願作國民黨的辯護士，國民黨亦用不著黨外人替他辯護。"

終其一生，他也沒有參加國民黨。他對國民黨的政治態度，無非是一個自由派學者在國難當頭，本著"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士大夫本色，書生論政而已。說他和《獨立評論》社成員表現了強烈的參與意識是可以的，但若說他們的觀點和主張迎合了蔣介石的政治需要，成了蔣介石的辯護士和幫閑文人，那就不夠客觀了。其實，團聚在《獨立評論》周圍的自由派學人，原本希望通過他們的"講學複議政"的努力，使中國"知識階級和職業階級的優秀人才組織一個可以監督政府、指導政府並且援助政府的干政團體"，以便使國家和社會有點滴的改良與進步。這種理念勢必使他們主張精英政治和寄希望於政治精英人物。蔣廷黻之主張開明獨裁，無非是在國難當頭的危急形勢下，直接訴之於集權統一的政治制度來解決危機而已。可以說，無論主張好人政府的胡適，還是主張開明獨裁的蔣廷黻，追求自由民主和法治，是他們的共同思想路向。這就是自由主義者既不同於激進派，又有別於保守派的本質所在。

● “東北問題”

蔣廷黻所主張的理智的、互利合作的外交，首先表現在如何對英國和日本的問題上。1927年春，他與何廉博士一同去上海、杭州、南京遊歷，他“當時對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很有興趣”。當他獲知主持接收膠濟鐵路談判的王正廷可能出任外交部部長時，“希望能從他那裡獲得新政府對外關係的真正意向”。在上海，他與何廉設法見到了王正廷，王對他們說：外交政策“很簡單，我們要廢除不平等條約，打倒帝國主義”。蔣廷黻對這樣的回答並不滿意。他認為所有的不平等條約是應廢除，“但是廢除不平等條約並不是中國外交部部長最困難的工作。”當時中國最大的外交困難應是“東北問題”。外交部部長所面對的情況是：“一面廢除不平等條約；一面要維持某些國際友善關係，以解決東北問題。”這裡所說的要維持某些國際友善關係，實際就是指要維持與英國和日本的某種程度的開放、合作關係，否則“東北問題”難以解決。

蔣廷黻與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分歧是明顯的，這個分歧不是要不要廢除不平等條約、要不要打倒帝國主義的問題，而是怎樣廢除不平等條約，怎樣打倒帝國主義的問題。也就是說是只顧一時、一地、一事的解決，還是從長遠、從全局、從輕重緩急的要求來考慮；是把廢除不平等條約和打倒帝國主義極端化、絕對化，還是從實際出發，依據雙方的情況來處理問題。蔣廷黻認為，如果是從理智的、全局的、雙方的角度來觀察當時中國的外交關係，“東北問題”將成為更重要的焦點，要妥善地處理“東北問題”，就不能四面樹敵，至少要與英國維持適當的友善關係。“東北問題”的難點在日本，以日本當時的強勁，簡單地以打倒帝國主義的“革命外交”，也是無濟於事的。因此，也需要維持與日本的某種友善關係。概而言之，就是要與英國和日本保持一定程度的柔性與合作的關係。

蔣廷黻對“東北問題”的關注，一方面是源於他的深厚的學識，特別是對國際關係史和中國外交史的了解；另一方面與南開大學的特殊環境分不開。蔣在回憶錄中說：“所有上過國際關係課的學生都知道我國東三省是遠東的風暴中心。南開中學和南開大學有許多學生是來自東北各省的。何廉博士都對山東河北農民移居東北以及東北地區的國際貿易問題感到極大興趣。地質學家曾經估計過東北地區的煤鐵資源，指出：中國如果要成為工業化國家，一定要依靠東北的礦藏。因此，南開校長張伯苓於1928年夏發起一次東北研究旅行。”蔣廷黻參加了這次研究旅行，沿途他與東北的重要官員會見交談，實地考察，更使他感到東北對於中國整體現代化的意義。他最擔心的是東北地方當局能不能處理好與日本的關係，因為當時的日本對於東北已有咄咄逼人之勢。

由於蔣廷黻對“東北問題”早已關注，1927年春他去南方考察之後，同年夏天，他赴日本，在東京研究。他會見了離職不久的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幣原對華外交方針是：保持和平，不干涉中國內部的統一。早在華盛頓會議期間，蔣廷黻曾與幣原見過面。蔣廷黻相信並且稱道幣原的對華外交方針。與幣原的會見，使蔣廷黻了解到更多更真實的關於日本的情況。本來中國南方革命政府的“革命外交”，實際是聯蘇、聯日以集中打擊英國侵略勢力，故幣原的對華和平外交，既合乎邏輯，也未受到國內軍方的過分抵制。然而到1927年3月24日，“南京事件”發生后，形勢迅速轉變。日本輿論大肆宣揚所謂北伐軍“暴行”，說日軍沒有還擊是“恥辱”。在野黨政友會利用這一事件進行倒閣活動，攻擊幣原外交軟弱無能，使日本帝國丟臉。政友會總務山本條太郎攻擊民政黨若內閣“只知道在不干涉內政的美名下袖手旁觀，造成了今天這樣的連僑民的生命財產都受到威脅的局面。這一事件有一半罪在日本當局。”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在4月16日的政友會臨時大會上發表演說，批判幣原外交的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誇大蘇聯對中國的影響，要求出兵干涉中國國民革命。日本陸海軍、資本家、輿論界、在野黨，均一致要求放棄外交手段，以武力對中國實行干涉。1927年4月20日，田中義一政友會內閣成立，田中身兼首相和外相，幣原的和平外交路線擱淺了。6月27日至7月7日，在田中義一的主持下，在日本外務省召開了由外務、陸軍、海軍、大藏等省及駐海外使領人員參加的“東方會議”。會議最重要的結果，就是制定了在中國東三省實施侵略擴張的行動綱領。

蔣廷黻在東京研究並會見幣原，正是田中上台和“東方會議”召開的時候，他比國人更直接地感受到日本將要進攻我國東北的壓力和威脅，作為一個對國際關係史有深厚學養的人來說，他對東北的危機的理解和預測，更是常人所不能及的。

對於東北問題的認識，蔣廷黻在回憶錄中是這樣說的：“面對整個世界經濟不景氣，所有國家都設法控制國內市場，排斥日貨。日本主戰論者利用世界資源分配不公及有資源國家加緊排斥日貨的事實為藉口。另一方面‘有’資源的國家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即銳意保持和平，共同努力控制世界市場和原料。日本有見及此，自然要籌謀對策。他們認為：日本如果不能從西方列強控制下的落後地區分一杯羹，就只有犧牲中國，在亞洲北部去建立他們的帝國。日本人認為佔領我們東北是公道的。他們認為他們並非從中國人手中攫奪東北，而是從俄國人手中拿到東北的。他們認為：1904年至1905年間的日俄戰爭如果日本戰敗的話，東北將成為沙皇帝國的一部分。結果日本戰勝了，東北自然應該歸他們。他們進一步認為：日俄戰後，東北重歸中國版圖，那實在是因為國際間的嫉忌和中國的外交陰謀有以致之，事後中國非但不與日本合作，反而阻止日本發展，而且更重申中國的主權”。蔣廷黻說：“東三省的重要性是中日雙方都承認的。我們都知道東北的農、工業在中國均居最重要的地位。同時，我們對日本人的態度一向也是看不起的。日本人一直未曾受到中國人的尊重。在過去若干世紀，我們一直把日本人當作‘侏儒’，認為日本人少、地小、文化低。1895年日本戰敗中國，對中國人來說，實在是個大震蕩。中國人把那次失敗，當作從未有過的奇恥大辱。三十年後，日本在東北非法築路、駐兵、控制重要港口，實際上就是控制了東北的經濟命脈。中國人認為：日本在中國所作所為，對中國都是侮辱和侵略。這就是中國人對中日兩國在東北衝突的看法。當時中日雙方均缺乏政治手腕，以致無法籌劃出有利雙方的經濟發展計劃，解除日本侵略中國的經濟因素。中日兩國主戰的報紙，一致渲染：如果中國富了，日本一定會窮；反之，如果日本富了，中國也一定會窮。雙方沒有合作的餘地。”蔣廷黻說：當時“中國輿論著重在反對不平等條約上，經過研究和實地觀察，我當時認為東北問題不易解決，因此我以為應該格外注意才對。我認為除非中日雙方小心、聰明，否則就會發生巨變。”雖然對如何解決好東北問題尚無成熟的意見，但蔣廷黻在思索，“想要找出一個雙方均能獲益的辦法”。

● 《送藍普森公使歸國》

1927年10月，著名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有一篇題為《中國革新運動與日本、土耳其革新運動之異同》的文章，由李頤翻譯發表在《國聞周報》上。蔣廷黻特意為這篇譯文寫了一段按語：我們以為全英國的人民都是與我們為仇的，其實並不如此。英國人也有許多是對我們表同情的。這篇文章就代表英國的親華派。他們不但不仇視我們，且希望我們的革新運動早日成功。這是我國國民應該知道的。

蔣廷黻要借湯恩比的文章為題，來抒發對大革命中那種剛性的偏急的“革命外交”的不滿；他要用事實來證明那種只從己意出發、不知對方全面情況而一味對抗的舉動是不理智的；他要告誡那些煽起狹隘民族情緒、挑起民族仇恨的人們，這樣做不一定真正有益於中華民族的解放。

1933年11月，蔣廷黻在《獨立評論》發表《送藍普森公使歸國》一文，對英國駐華公使藍普森的合作外交大加稱讚。他說藍普森在中國作了七年公使，使中英關係發生了重要的轉變，成績偉大。藍普森是1926年來華接任的，當時中英關係正處危急的時期。1926年冬天和1927年春天，如果“藍普森公使的判斷、勇敢、忍耐稍有欠缺，不但中英的關係必致大決裂，就是全盤遠東問題也可演變到一個不堪設想的田地”。由於“英國政府和藍普森公使屢次的具體的表示中國的富強就是英國的利益，使這富強得實現，英國願意盡友誼的協助責任。”“現在我們知道英國不但不是中華民族復興的障礙，且是一種助力。從此以後，中英的友誼及合作只須維持和培養。”（註：載《獨立評論》第76號，1933年11月12日，《蔣廷黻選集》（三），台北：文星書店，1965年版，第441-442頁。蔣廷黻認為，中英在大革命時期的激烈對抗，其歷史原因是英國的工業品破壞了中國的手工業和農業，加劇了中國的社會矛盾，中國人民對英國帝國主義表示仇恨是可以理解的，正是在這個歷史的、心理的土壤上，鮑羅廷等人製造反英空氣，才能收到極大的效果。蔣廷黻認為：藍普森公使是有眼光的外交家，他沒有惡化中英之間的對抗，而是很快公布新政策，主要包括六點：（一）英國願意承認中國的關稅自主；（二）英國絕無強以外人的統治加諸中國的志願；（三）中國條約的志願是正當的；（四）舊條約未修改以前，英國願意關於條約的權利略為通融；（五）在中國未建設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前，英國就願意與中國維持親睦的關係；（六）華府會議所通過的海關附稅，英國願意中國即時起始徵收。蔣廷黻說：藍普森公使的秘訣在於：不以中國的國家主義為英國之敵，反引以為友。）

蔣廷黻從中英關係轉變的歷史事實中更獲得一種認識和信心，如果中、日雙方都能採取忍耐的合作的政策，東北問題或許不致激發起劇烈的波瀾和嚴重傷害中國的後果。很顯然，蔣廷黻一方面對日本幣原外相抱存希望；另一方面，他不願意看到中國國內也像反英一樣，掀起強烈的反日怒潮。然而事實完全不是朝著蔣廷黻所希望的方向發展的。雖然幣原外相試圖做過一定的努力（註：蔣廷黻在回憶錄中說：1931年冬，有一位朋友告訴他，幣原於1927年夏天就曾要求當時中國駐日公使汪榮寶回南京向政府報告：“告訴你們政府，幣原說：‘一個大事變就要發生了。除非中日雙方政府謹慎處理，雙方均將被毀。儘速和我來解決。但，我一定要佔一些便宜。如果你的政府不肯讓步，我的政府必然會垮台，而後任將較我更甚，會要求無厭。’”蔣廷黻說：“事實上，整個七、八兩個月，幣相一直都急於尋找談判的機會，而南京和東北方面都盡量設法避免。明了對方所使用的策略后，我不禁感到我們的政府措置失當。”（見《蔣廷黻回憶錄》，長沙：嶽麓書社，2003年版，第138頁）），但沒有成功。

1931年冬，外交部部長顧維鈞提議將東北南部的錦州附近地區劃為中立區，隔開中、日雙方的軍隊。蔣廷黻贊同顧外長的提議，認為此舉至少可使衝突的緊張形勢不致蔓延。當時燕京大學校務長司徒雷登約蔣廷黻到燕大演講，蔣在演講中極力支持顧維鈞外長的主張，演講結束時，燕大名教授陸志韋站起來代表教職員及學生聯合會發言，他提議，燕大師生通電全國，反對設立中立區。在場的政治系系主任徐淑希也支持陸的提議。結果，當司徒雷登將提案付諸表決時，台下一片大海。如此場面使蔣廷黻不免尷尬和沮喪。全國學生幾乎一致要求抗戰。他們到南京向中央政府請願，鐵路為之阻塞。他們認為，日本佔領中國領土，中國必須要抵抗，即使是戰敗、戰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恥的，不戰而失地更是永遠洗刷不掉的恥辱。

蔣廷黻認為，學生和老百姓大部分是真正愛國的，但不能排除有政客在幕後操縱的事實。他說：“活動費送到北平，大部分用在少數學生身上。此種情形更使我要去努力阻止全面戰爭。”蔣認為即使是出於純潔的愛國心，也要分辨是理智的愛國還是盲目的情緒化的愛國。如果是盲目的、情緒化的愛國，那麼愛國很可能導致誤國。他說：自國民黨出師北伐，到“9·18”，全國布滿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的標語。我們把一切國計民生的困難都歸罪於帝國主義者，把外人的一言一動都看為帝國主義的。由於“受環境和時潮的支配，我們近幾年來朝野所共造的空氣，一句話：就是虛驕自負。今天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不問自己的能力是否與慾望同時長進；不權衡事件的輕重緩急；好像我們的敵人愈多愈好。自己讓自己的口號標語麻醉了，而美其名曰這是‘革命的外交’。等到‘9·18’事件一發生，前日我們口號標語中所要打倒的，我們厚起麵皮來求他們同情和幫助。當局所作的就是仰承他們的主公翁——民眾——的意旨所作的。有這樣的民眾，然後有這樣的當局。全國都變為開空頭支票的。”

在自己實力明顯不足、外部援助也不可靠的情況下，蔣廷黻認為對付強敵的最好辦法就是和，就是妥協，就是暫時吃點虧。他認為，如果戰，未免要吃更大的虧；實際不能戰，而空喊抗戰、鼓動對抗，只能是給國家添亂，妨害外交。所以，蔣廷黻完全贊成國聯調查團“務須對於兩國之根本利益予以調和”的基本態度。國聯調查團本著“調和”的精神，要求日本退讓兩件事：（一）取消“滿洲國”，（二）撤回駐東三省的軍隊；同時也要求中國退讓三件事：（一）創立東三省的特殊自治制度，（二）承認日本在東三省的經濟權利，（三）締結中日新商約。為善後計，調查團提議中日兩國締結和解、仲裁、互不侵犯及互助條約。蔣廷黻說：“我們對於調查團的方案是佩服的。遠東和平，關係中日兩國的前途和全世界的前途太大。調查團不能因為日本已瘋狂地走上了死路，就不盡人事之可能而不指出一條活路。在我國方面呢？我主張不問日本接受與否，我們除一點應保留、一點待考慮外，應完全接受調查團所擬的方案。”蔣說：“我這樣的主張，並不是因為我不知道這方案含有若干矛盾及其有不利於我國者。調查團向我們指出一條新路。概而言之，這條路就是中日合作。”蔣廷黻認為，調查團指出的這條中日合作的新路是基於兩個理由的：一是中日之間經濟的接近，固然對日本有重大的利益，對中國亦有同等的利益，因為中國藉此在經濟上和技術上與日本的合作，可以獲得建設國家主要工作上的助力；二是既然中國有識之士已承認建設與近代化為中國的根本問題，就不能不確認建設和近代化的完成，實有賴於與一切國家培植友好的關係，因此，與近鄰日本維持良好的關係，更屬重要。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都需要與列強的合作，而日本政府的友善態度及她在中國東三省經濟方面與中國的合作，更為難得。蔣廷黻告誡說：“國人不可不再三細讀調查團這段良藥苦口的忠告，其中所含的意義是極深厚的。我國當前最急要的事業，無疑的，是國家整個的現代化。為完成這事業，無疑的，我們需要‘日本政府之友善態度’。為獲得這友善態度——萬一尚有方法能獲得，——更無疑的，惟有承認日本在東三省的經濟利益及中日經濟合作這一條路。”

蔣廷黻認為：從世界形勢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歐美人民怕戰過於怕虎。大戰損傷的元氣尚未恢復，接踵而來的是三年空前的經濟恐慌。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戰債、軍縮、關稅，法意、法德諸問題使得西洋絕難有兩國或三國聯合對日的可能，而這種聯合是制裁日本必須的條件。從日本方面看，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日本對中國的進攻已有餘，所顧慮的是對西洋的防守力尚不足；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不僅對中國的進攻更有餘，而且對西洋任何一國的防守也有餘。在這種勢力相競之下，日本因此就肆行無忌，想儘可能多佔便宜。但是，日本也不可能毫無止境，如果他把華府會議所造的均勢根本推翻，全世界受了這種壓迫之後，必定會設法聯合應對。有鑒於此，在短期內，東北問題決無解決的希望。如果我們要速求解決，反而要吃大虧。由於對世界局勢認識不清，對中日問題的嚴重程度認識不清，國內有不少人仍在尋找解決的捷徑。故蔣廷黻憤慨地說：“這種野夢，我們現在必須放棄。”要知道，現今中國與日本相處的態勢，決非是你今天打一下，我明天高興又打一下所能了結的。這種局部的、無充分軍事、經濟、政治及外交預備的戰爭，縱得著一時的小勝利，終究徒給敵人蠶食的機會。

● 包括蘇聯在內的合作

蔣廷黻提醒國人，中、日的問題，我們不要看錯了，是世界歷史上第一等嚴重的問題。日本武力所創造的大陸帝國，非用更大的武力是不能消滅的。要蓄積更大的武力，就需要時間，所以要下決心作長期的準備，要“咬住牙根作長期——五年或十年——抵抗的計劃”。在這長期抵抗的計劃中，除無條件停止內戰、努力內政的改良和儘力爭取與國際聯盟的協調外，非常重要的一項就是與“蘇俄的合作，必須佔一重要地位”。他進一步解釋，也不可因為怕共產革命、怕日本宣傳我們要行共產，就不利用復交以後的機會到俄國去考察、去學習所有學習者。究竟唯一防止共產革命的方法就是建設一個比共產主義還好的社會，此外都是治標，唯獨這個方法是治本。蘇俄的經驗可資借鑒者正復不少。計劃化的經濟是其最大端。不要忘記一個勞工與農民生活較好的國家就是在國際中一個比較強有力的國家。倘若中俄復交以後，我們能從蘇俄得些解決農工問題的方法，那這復交便更有意義了。

蔣廷黻的知己知彼、互利合作的外交思想是面對全方位的，也是始終一貫的。他不僅是對英國、日本而言的，也不是僅對當時的資本主義國家而言的，事實上他對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也是如此。他非常重視與蘇聯的交往與合作，並且要排除干擾頂住壓力。

從歷史的角度和世界全局的眼光來關注一個對象，這是蔣廷黻最突出的認識方法。用這個方法觀察當時的蘇聯，他以為斯大林不過是地道的民族主義者，他所承繼的就是彼得大帝的事業。斯大林的外交政策並不是什麼國際主義，而是以資本主義的外交來對付資本主義，他的準則當然是維護蘇聯本國的利益。從歷史來看，蘇俄在遠東有不可割捨的利益，為了維護其在中國東北地區的特殊地位，俄與日在戰和、進退之中，大多總是以犧牲中國的權益為代價。蔣廷黻當時想提醒國人的是：不要把蘇俄與日本這兩個都想主宰中國東北的強國，一個當成完全的朋友，一個看成絕對的敵人。從這個意義上講，蔣廷黻的心目中，的確是具有很自覺的防俄意識的。蔣廷黻深通歷史，同時他又密切地關注著世界的大勢。他看到，自德國法西斯興起之後，蘇俄的戰略重心已開始移向歐洲一邊，因為防德比防日對蘇更重要。從這個大局看，蘇聯在遠東是以守為主。日本進攻中國，蘇能給中國一定援助，但在較長時期內不可能出兵擊日，以致引火燒身。所以蔣廷黻一再告誡國人，不要指望蘇聯出兵與中國並肩作戰，不要抱存不切實際的幻想，要體諒、理解蘇聯盡量避免與日本交戰、抓緊國內建設，蓄積國力以對付德國的基本國策。在蔣廷黻看來，一個國家首先考慮她自己的安全和利益是正常的，天經地義的。他在理智上並不會對蘇聯的這種政策提出指責。如果要說蔣廷黻對蘇聯的反感，恐怕主要是對蘇那種盡量避免與日本作戰而同時則鼓動中國對日作戰的做法。至於蘇聯國內政治和經濟生活中的不自由的體制，蔣廷黻的確有些厭惡，但是，這決不是他對蘇的全部感受，更不能說達到了極點。

蔣廷黻並非是一種極端的仇蘇、反蘇的心態。蔣廷黻對蘇聯，注重的是如何幫助國人有更為全面準確的認識，在這個基礎上，或是防備、或是合作、或是借鑒、或是學習、或是交往、或是抗拒。然而貫穿其中的基本願望始終是了解的合作。

因蔣廷黻對蘇聯認識深透，蘇方對他自不無防備，故他一面憤慨地抱怨，一面又以理解的心態指出事實：以往，蘇聯當局一面極望吾人抗日，其代表與國人私自談話亦竭力鼓勵吾人抗日，然彼輩政府曾未與我國政府說一句負責的實著邊際之話，且蘇聯本身對日尚力求避戰。此乃至對蘇聯最不滿意之點。更可惡者，彼在我國製造抗日潮流，使我人民與我政府為難，幾至挾我人民以迫我政府。我人民知識幼稚，感情用事，不知世界各國人皆推行本國本位之政策，絕不願為他國作馮婦。……職到任以來，已兩次要求李維諾夫徹底交換意見，彼始終推諉。故在西安事變之前，職心已抱不滿。此外，在數星期之內，彼已兩次不以誠待我。……在國際聯盟中，蘇聯代表無一次不協助我國代表。……在中日兩國爭論中，蘇聯無一次不完全偏袒我方，且蘇俄對我國政府中人士之守信與否自亦不無戒備，此國際之常情也。……蘇俄自有其困難，彼所須者為和平，蓋惟在和平環境之中始能繼續其建設事業。彼之國際地位欠佳，夾在東西兩強敵之間，而彼無一可靠之與國。彼之不願在遠東多負責任乃彼之自為謀也。彼所願者為，中國多負責任，蓋中日多事則日蘇之間可少事矣。其次，彼甚願英、美兩國多負一份抗日之責。彼或者判斷中日戰，中必敗。中敗后，英美必援助，中日之戰遂轉為英美與日之戰，而蘇聯反可坐收漁利。英美兩國亦頗慫恿蘇聯對日強硬。英美對蘇聯，蘇聯對英美同一心理也。

認識蘇聯，才能更好的合作。盲目的合作總是不牢靠的。只有清醒的合作，才會是互利的、長久的。蔣廷黻最重視的是清醒的合作，知己知彼。他深知蘇聯的外交是靈敏的、實際的，為本國利益打算的。對蘇聯在對日問題上的推諉、繞圈子，蔣雖表示不滿，但他終究能理解、能容忍。他不指望蘇聯會出兵來無私地幫助中國抗日，但他認為：無論蘇聯怎樣為自己打算，中蘇之間保持正常的外交關係是應該的。蔣所重視的合作，其重心自然傾向於英、美，傾向於國際大範圍的合作，但他並不忽視爭取與蘇俄合作的可能和機會。

1937年12月，蔣廷黻在致外交部電稿中，分析蘇俄不能積極出兵助我抗日，自有其為難之處，儘管如此，他仍建議“中蘇利害關係極深，近數月來，彼助我亦不少，我政府在未接受調停之前，應與蘇聯切商”。

1938年1月，蔣廷黻回國述職，在長沙，他作過多次演講，介紹國際情勢，客觀地描述蘇聯國內的各種狀況，如實地說明蘇聯不能出兵幫助中國抗日的原因，他甚至把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相提並論，但他承認蘇聯是中國的朋友。他說：蘇聯對於中國，真可說是一個最好的朋友，她對中國是十分同情的，十分贊助的，至於蘇聯不能正式出兵幫助我們，這是有原因的。雖然如此，但她給予我們的幫助仍舊很大，蘇聯確是我們的好友，無論在物質方面，精神方面，她幫助我們的地方比任何一國大。蔣廷黻當時對蘇聯不會是對抗的。應當說他的願望是要與蘇聯合作的。

到蔣廷黻的晚年，他的反蘇、抗蘇態度的確是很強烈的。他明確說：“我曾於1934年冬季因秘密任務前往莫斯科，又在1936年以中國大使資格再去莫斯科。我都想設法開闢合作的途徑”。

1958年，蔣廷黻在《我對控蘇案的看法和說明》一文中，再次闡述他的合作的外交思想，並且特意指出，俄國也在開放與合作的範圍之內。他說：我們政府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不過在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後，我們卻希望維持和重建與西方各國的友好關係，連俄國也在內。我們一得到平等的關係，我們無論在過去和現在都在準備建立合作的關係。我們決不讓我們的反帝國主義立場去培植和發展成為對西方民主國家的怨恨和敵視。

二十年代，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還是一片荒漠。蔣廷黻任教於南開大學之後，便有志於做一名拓荒者，他開墾的第一片荒地，就是中國近代外交史。在開展這一領域的研究中，他引進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觀念。

經過多年努力，他終於積累了大批中國近代外交史一手資料，率先運用這些資料在南開歷史系講授中國近代外交問題，並以西方現代史學體例編纂出我國第一本《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為日後中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鋪平了道路。在舊中國史學界，有關近代中國史和近代中國對外關係史著作，幾乎半數以上都是因襲蔣廷黻的史學觀點。而蔣廷黻的著述，又是舊中國大學歷史系的教本，影響十分廣泛。時至今日，他的一些代表作仍被一些近代史專家不時提及。

● 現代歷史研究

現代歷史研究的人手方法是充分地佔有原始資料，這在今天的史學界乃是常識，但對二十年代初期的人們來說，還是十分陌生的。在採用這一方法上，蔣廷黻開了風氣之先。他在我國首倡研究原始檔案資料，指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研究一樣，要以事實為基礎；歷史研究有其自身的規律，規律之一就是必須從原始資料的研究人手。他自己身體力行，為搜集和整理中國近代外交原始資料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在南開，為了搜尋史料線索，他想方設法地聯絡各方鑒定家、收藏家，頻繁地訪親問友。為了掌握李鴻章1896年至1900年期間從事外交活動的史料，他走訪了許多李鴻章的舊部，或助手，或秘書，一有機會就把話題引到資料的搜集上。

● 新的研究觀念

蔣廷黻在傳播現代研究方法的同時，又引進了新的研究觀念。在南開，他主張研究歷史要參考多方面意見，本著客觀的態度解釋史實。1928年，他在介紹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中國革新運動與日本土耳其革新運動的異同》譯文的前記中，特彆強調要借鑒外國人看中國的見解，多聽聽旁觀者的話。在談到中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中，他也指出：“一切外交問題少則牽連兩國，多則牽連數十國”，因此，“研究外交者必須搜集凡有關係的各方面的材料。根據一國政府的公文來論外交等於專聽一面之詞來判訟”。（《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卷序言）。

根據上述觀點，蔣廷黻撰寫了許多專題論文，不僅對比參證中外各方史料，並且折衷中外各種不同的見解而得出“兼聽則明”的結論，從而跳出了中國傳統的“虛驕”史證的舊套子。他不傾向於在中國外交史上大罵外國人，這並不是他不痛恨西洋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是他認為19世紀帝國主義侵略是一個歷史事實，侵略的對象也不只是中國，要緊的是看我們如何應付帝國主義侵略，所採取的策略得失利弊如何。從這個觀點出發，他的外交史研究便有新的方向、新的思路。

早在南開時代蔣廷黻還倡導和重視口述歷史學和社會調查，努力探尋歷史直接服務於社會的途徑，這在當時大學的歷史教學中也是少有的。

● 研究方法

1929年，蔣廷黻調任清華大學歷史系，繼續引進新的史學研究方法，同時，為建立中國現代歷史學做出了積極的努力。蔣廷黻對中國傳統的考據式治史方法持批評態度。認為中國舊的史學家往往熟讀許多史書，或專治一部史書，費了很大的精力，對版本訓練也許有所發現，但對史料本身卻沒有多少知識，人們只是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這是“治史書而不是治歷史”，這種研究方法已經落伍，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為此，他首倡開創新史學、培養新式歷史學家的教學目標，這種新，就是區別於中國古代史學的考據方法，而採用西方綜合的治史方法。為培養和訓練這種方法，他要求歷史系學生“多習外國語及其他人文學術，如政治、經濟、哲學、文學、人類學”，從而“幫助我們了解歷史的複雜性，整體性，幫助我們作綜合的工夫”。

“使教育人性化，與中國生活的實際事實相關聯”——蔣廷黻反對學生死讀書、讀死書，主張“使教育人性化，與中國生活的實際事實相關聯”。他批評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脫離民眾、脫離社會生活的狀況，力倡加以改革。

擔任南開文科主任期間，蔣廷黻曾諄諄告誡學生，社會經驗，是文科學生不可或缺的；讀書並不是求學的全部，而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他指出，人們經常把語言或文字做事實，聽某人說過什麼，某報某書寫過什麼，就深信不疑，這不是研究問題的科學態度。

● 社會調查

為豐富學生的社會知識，他親自帶領南開經濟史班的學生去調查八里台村的村史和裕源紗廠工人生活史。他向學生傳授調查研究的方法，要求他們事先準備好調查問卷，以備填寫。要學生深入紗廠，了解工人的生活、家庭、工資、工作時間、所受教育、衛生狀況、娛樂活動、年齡狀況和死亡率等狀況。用科學的方法組織排比，撰寫成調查報告登諸報端，以有所貢獻於社會。20年代後期，在蔣廷黻等人的倡導和推動下，社會調查成為南開的一項正式教學制度。

● 通才教育

蔣廷黻還是學生開展第二課堂活動的熱心贊助和支持者。他曾帶領南開文學社的學生，利用課餘時間翻譯了他的導師、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海斯的《國家主義論文集》，他親自為之作序並推薦到上海教育書店出版。他也是學生編輯出版的《南開大學周刊》的顧問之一。

蔣廷黻在南開倡導通才教育。他任文科主任期間，曾例舉世界許多著名社會科學家同時精通自然科學的例子，鼓勵文科學生略識生物學、物理學、化學、數學等自然科學學科，並稍習試驗課程，以培養和訓練自己清晰的思想和科學的態度。

● 大學教育

蔣廷黻對我國當時的大學教育提出了許多中肯的意見。如他對國內大學照抄照搬西方教育模式，社會科學學科中，西方課程占統治地位的狀況很不滿意，認為留學歸國的博士、教授不能只讀洋書、教洋書，還應研究和探索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歷史，開拓中國社會科學的新園地。他主張“教育以中國的實在需要為基礎，不以外國的模型為基礎”。認為“唯獨在中國生活的實況的土地上，中國的教育家能夠找得材料來創造一個適合中國需要的教育制度”。“中國的學生將來既要在中國服務，知道中國的政治經濟情況，比知道西洋的國會和交易所還要緊些”。他在清華致力於造就中國歷史的專家，正是本著這一思想。

蔣廷黻還批評了當時大學教育的其他弊端，如學生聽講多，應考多，自修少、與教員接觸少等等，主張進行改革。他不贊同學生平日忙於作筆記，考試忙於背筆記的現象，認為這將妨礙學生自己的觀察和思索。他對大學教授講課鐘點過多，許多人因為經濟困難而忙於兼課的現象也十分不滿，認為這樣必然導致教學質量的下降，他因此讚揚南開的作法，教師的薪水雖不算很高，但從不拖欠，嚴格按規定付酬（當時國內大多數高校都發不出薪水）。教師全力授課，出席率極高，這也是他最初選擇任教南開的重要原因。他對清華的措施也很稱道，教師有休假，上課鐘點少，進修的時間多，還可以得到資助進一步深造。

● 重視體育

蔣廷黻重視體育，指出，中國舊文人，尤其是文人而成為名士者，大都手不能動，足不能行，背不能直，這種體格上的虛弱是我們這個民族最根本的毛病之一。他本人則十分熱愛體育活動，常常打網球、高爾夫球、游泳、滑冰、打獵和騎馬。

1943年11月赴美國出席聯合國善後救濟會議，後任中國駐聯合國救濟總署（“聯總”）代表，其工作轉向中國的聯合國以及國際組織外交。

1944年7月出席聯合國金融貨幣會議，參與國際貨幣基金和國際建設開發銀行的創建。

1945年初擔任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行總”）署長。11月14日，與“聯總”駐華代表簽署《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與“聯總”基本協定》。

1946年利用救援物資和設備，在邵陽市設立鄉村工業示範處，興辦了機械、鑄造、製革、農藥、硫酸、水泥、糧油加工、肥料、自來水等小型工廠，為邵陽現代工業之始。在邵陽東鄉宋家塘設立“華中農業技術推廣站”，開邵陽農業生產新技術和農業機械耕作之先河。同年10月，轉任聯合國遠東經濟委員會代表。

1947年6月擔任聯合國在上海和馬尼拉舉行的遠東經濟委員會第一屆會議主席。11月擔任中國常駐聯合國首席代表兼聯合國安理會中國首席代表。

1947年12月任中國駐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代表。

1962年轉任台北當局駐美“大使”。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的研究，蔣先生是個開山的人。近四十年來，蔣先生在這方面最大的貢獻，是開創新的風氣，把中國近代史研究帶入一個新的境界，特別是給我們新的方法與新的觀念。蔣廷黻先生於近代中國史之科學研究，實與羅先生（羅家倫）同開風氣。他為中國近代史建立了一個科學的基礎，為舊中國的史學研究帶來了新的方法、新的觀念，是一個開山的人。

澳洲外交官：他是一個簡單的人，不複雜的人。他像一頭牛，充滿著笨勁，一直往前沖，眼睛只往前看，這使他能夠排除萬難而達到他的目標。這是他的可愛之處，也是他成功之處。

費正清：我認為你的成就讓你有資格——我希望你確實是那樣覺得——為你在公僕生涯里所作的貢獻有著無比的成就感。在你從政以後，現代中國毫無疑問地失去了它最有能力的歷史家。我知道在政府工作可以讓人很挫折，因為不像寫一部歷史，政府有否建樹不是操之在個人。當一個政府遇到困難甚至遭遇挫敗的時候，作為官員的人可以是灰心罩頂的。

李濟：他為中國近代史在這一時期建立了一個科學的基礎。這個基礎不只是建築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緊的是他發展的幾個基本觀念。有了這些觀念的運用，他才能把這一大堆原始資料點活了。

李敖：蔣廷黻所要求於知識界的，是動態、是入世、是事業、是實物，是書本以外、是主義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議’以外，是與小百姓同一呼吸，所以，這種真正的民胞物與經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蔣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蔣廷黻要求於中國知識階級的真精神。

何炳棣：當年的清華歷史系在蔣廷黻領導下，隱約形成了一種學派，這是與清華國學院的王國維、陳寅恪迥然不同的另一種清華學派：重分析、重綜合、重對歷史的整體理解。蔣廷黻本人就是這一學派的身體力行者。他一本薄薄的《中國近代史》，將史料都吃透了，融合在他對歷史的獨特看法之中。當今專為獲獎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來也不及這本小冊子的分量，這才是經典。

沈渭濱：在新中國成立前，無論在學界還是政界，蔣廷黻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學界，他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先後做過南開大學歷史學教授、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以主張史學改革著稱於世；在政界，他是著名的外交家，先後出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政務處長、駐蘇聯大使、駐聯合國常任代表，1949年後又一度作為台灣當局駐美"大使"。在國民黨政府的官僚群中，以"知外交"聞名於世。作為政治家，他是當時"書生從政"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張以所學為國家所用。在國共兩黨鬥爭中，儘管站在國民黨政府立場，並在聯合國中阻撓和反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但至死都不願加入國民黨，還經常批評當局的政略失當和政治腐敗；作為學者，他是當時公認的中國近代外交史專家和這一研究領域的開拓者。他從治外交史擴及中國近代史，寫出了若干很有分量的專題論文。他一生治學嚴謹，著作不多。其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反而不是花了極大精力輯錄的《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而是這本僅五萬餘字的《中國近代史》。這本薄薄的小冊子，不僅奠定了他在近代史領域中的學術地位，而且因其折射出他那一代受過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響的學人，在思考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社會進步時的普遍心態而受世人矚目。

許紀霖：①從骨子裡看，蔣廷黻與其說是一個學者，還不如說是一個士大夫。②蔣廷黻是瓷器店中的猛牛。③命運真是與蔣廷黻開了一個大玩笑，他大半生試圖創造歷史，卻沒有留下多少值得一提的政治功績，而無意間寫下的《中國近代史大綱》，卻成就了他做司馬遷的夢想。

江勇振：蔣廷黻的一生是多采多姿的。他的官運，也是亨通的。他在行政院擔任政務處長，以及接著所擔任的“行總”署長的官涯固然沒有什麼特別突出的所在。“行總”署長還是被宋子文趕下台的。然而，以他在外交官的生涯來說，他是蔣介石派駐美國的外交官里官運最好的一個。拜美國的中國政策之賜，他在“駐聯合國代表”任內維持住了在聯合國里的席次。長遠來說，他在聯合國為蔣介石所作的奮鬥，到頭來還是失敗的，雖然不是在他任內。美國漢學家

劉紹唐：1950年代，蔣廷黻在聯合國為維護中華民國代表權的精彩辯論，鏗鏘有聲，他在外交戰場上打了一個接一個的勝仗，真抵得過百萬雄師。如果他沒有婚姻上的不幸與困擾，如果他還像寫這批家書時所表現得無‘後顧之憂’，也許還有幾個勝仗可打，也許還有幾本大書可寫，至少還可以多活十年八年！

馬勇：蔣廷黻為我們重構了一個全新的中國歷史敘事，使我們知道近代中國的全部問題淵源有自，並不可怕。蔣廷黻本可以像司馬遷那樣潛心著述，藏諸名山，以待來者，可是他又期待像張騫那樣折衝樽俎，為國立功。學術上的野心、企圖並未全部實現，甚為可惜；而政治上的缺憾是他遇到了一個特殊的歷史時代，甚至沒有機會像他的前任顧維鈞、顏惠慶那樣為大國代言。

金應熙：蔣廷黻是蔣介石反動集團的策士和美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又是我國史學界洋奴買辦派"研究"中國近代史和中國國際關係史的代表人物之一，洋奴買辦派史學的形成是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以後，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人和一些愛國史學工作者一起對帝國主義的侵華罪行作了比較有力的揭露，推動了中國人民的反帝高潮，帝國主義老爺們發慌了，開始認識到單靠其國內的御用。

許泓作為一名愛國知識分子，蔣廷黻目睹國家多難，痛心疾首。1932年，蔣廷黻與胡適、丁文江等當時知名學者，創辦《獨立周刊》，討論中國面臨的重大問題，以盡知識分子在國難時期的責任。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簽訂后，蔣廷黻告誡當時青年學生“吾輩皆黃帝子孫，豈容外人將祖遺奪去而不顧”，表現了高尚的民族氣節。

作為歷史學家，蔣廷黻主張兼重中外歷史，兼采中外史學研究方法，治史頗有建樹。在其代表作《中國近代史》一書，提出中國人能否近代化將關係國家興亡的觀點，至今仍有借鑒意義。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特定歷史時期，蔣廷黻是個講求經世致用的知識分子。他治中國近代史，就是為了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以資借鑒，富強國家。台灣學者李敖由此評價說，蔣廷黻“所要求於知識界的，是動態、是入世、是事業、是實物，是書本以外、是主義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議’以外，是與小百姓同一呼吸”，“這種真正的民胞物與經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蔣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蔣廷黻要求於中國知識階級的真精神”。

蔣廷黻很有個性，對人對事，總有獨特的見解。與人爭辯，單刀直入，毫不留情。性格耿直，自信自負但並非有意驕傲，不喜歡敷衍應付，厭惡恭維迎合。對社會國家、負責敢言，不計得失。他有一顆強烈的愛國心。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時期，聞聽國內爆發五四運動，興奮異常，“心焉嚮往”。

1921年，九國會議在華盛頓召開，積極參與組織中國留美學生華盛頓後援會，秉承五四運動中“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從事活動，出版刊物，擔任英文刊物的主編。任教於南開后，常常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在抗議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的國恥紀念會上，告誡南開學生，“吾輩皆黃帝子孫，豈容外人將祖遺奪去而不顧”。在抵制日貨的運動中，建議南開學生徵收日貨所有人的愛國捐，提議用這筆捐款建立工業研究機構。認為提倡國貨、抵制日貨是好事，但還不徹底，還不是治本的辦法。希望建立一個工業研究機構去研究現代科學和技術生產方法從根本上提高國貨質量，與日貨競爭。

同在清華執教的好友浦薛鳳說：“廷黻與予同在清華執教多年，又同住北院，朝夕相見，加之網球場上，橋戲桌邊，又復時相過從。”浦薛鳳說蔣廷黻與他有兩項共同的嗜好：“一為運動，即打網球，每周二三次，均在下午四時許舉行。偶或預備冰淇淋一桶，置球場旁，吃吃打打。一為消遣，即玩橋牌，每於周末晚飯後開始，只計分數，有勝負而無輸贏。經常參加打網球與玩橋牌者，吾倆以外，計有（陳）岱孫（總）、（蕭）叔玉、（王）化成、（陳）福田諸位。蔣、浦兩家同住清華北院（十六號與四號），相去咫尺。廷黻大嫂（唐）玉瑞與內人（陸）佩玉時相過從，且常與（北院五號）王文顯夫人，三位並坐，一面編織毛線衣帽，一面細話家常。兩家兒女亦常來往，回憶清華生活真是黃金時代。”

蔣廷黻的原配夫人唐玉瑞與蔣同歲，是一名新式的知識女性，兩人有四個兒女。

蔣廷黻好玩橋牌，沒多久，情感危機就在橋牌桌上發生了。蔣廷黻在重慶常邀三朋四友在家中玩橋牌，這個女人是蔣的清華後輩沈維泰的太太，名叫沈恩欽。兩人日久生情。唐玉瑞陪孩子到美國看病，蔣廷黻乘機將沈維泰、沈恩欽夫婦調到救濟總署任職，不久又找個由頭把沈維泰調往國外，和她過起了甜蜜的小日子。

1948年，蔣廷黻委託律師在墨西哥法庭單方面與唐玉瑞辦理了“離婚”。隨後，與已經離異的沈恩欽結婚。但唐玉瑞對此並不認賬，作為受過高等教育的新式女性，她在美國的法院提起訴訟，但當時蔣廷黻擔任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具有外交豁免權，法院沒有受理。於是，唐玉瑞又請求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協助解決其婚姻糾紛，不過，以協調國際糾紛為己任的聯合國對於私人家事也無計可施。即便如此，唐玉瑞依然堅持“維權”，不論蔣廷黻在哪裡有公開活動，她都不請自到，“宣誓主權”。她還給胡適等蔣氏朋友圈裡的人寫信控訴，希望得到支持，但後者也以“家事”不便干涉為名保持沉默。足令今天有些媒體汗顏的是，當時的媒體既沒有添油加醋炒作，更沒有祭起所謂“家醜”的道德殺威棒，只作了客觀報道。

1950年1月16日，蔣的侄兒在《人民日報》發表《致蔣廷黻的一封公開信》，責罵蔣廷黻“你搶了你下屬之妻……醜名處處聞！”拋開當時特定的政治氣氛不說，這樁具有“國際影響”的出軌案終究是蔣氏的人生滑鐵盧。

蔣廷黻學識淵博，不僅廣泛涉獵社會科學書籍，而且擁有一定的自然科學修養。英文造詣很深，出口成章。早在留美時代，已顯露出使人欽佩的辯才，談論問題頭頭是道，精闢動人。

他的文章不是雕蟲小技，而是大手筆。別人的文稿經他修改，便能去滓存精。在南開批改眾多學生的調查報告，半天功夫，便能決定去取，明快程度，令人由衷地佩服。

他擁有豐富的國際知識，使他在中國近代史和中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中，眼界開闊，獨闢蹊徑。

湖南近代史上曾經產生了魏源、郭嵩燾等一批經世致用的知識分子。深受故鄉這種學風及人文環境的影響，蔣廷黻治學伊始，就決心把研究與社會現實緊密結合起來。他研究近代中國史及外交史的宗旨就是為了了解帝國主義如何侵略中國，研究每一時期中國的抵抗方案及其分析每一方案的成敗得失，找出經驗教訓，有所貢獻於社會。蔣廷黻十分關注社會問題從為現代知識分子是動的，不是靜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回國之初，便與南開同仁遊歷了北平、西安、上海、南京、杭州、並對東北做了為期一個多月的認真考察，以實地地了解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狀況。還重點研究了中國的東北問題，預見到東北對國家安危的重要性。治學時代，曾以學者身份發表了多篇政論性的文章。

蔣廷黻在晚年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輸進西方的學問、治學工具和方法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利用這些知識、求知方法與工具來了解中國的國情和解決中國的問題。只有這樣，知識階級與實際的生活才不致脫節，知識階級的求知對象將擴大、求知方法亦將更加靈活，知識階級才能更加了解人生的複雜。這正是蔣廷黻一生的主導思想。他早年治學，中年以後從政，一生的經歷也充分地體現了這一思想。

蔣廷黻人生觀的核心是有所貢獻於社會，成就一番事業。他認為，“中國士大夫階級不以財產為人生最高目的而重視事業，這就是中國文化的最大成就與最高目的”。

蔣廷黻從政后，並沒有忘卻學術事業。仍樂於探討學術，手不釋卷，一遇好書，便熱切地推薦給親朋好友。對研究歷史仍有高度的熱忱，常讀歷史書籍。出任外交大使階段，對外交檔案特別重視，頗有雄心重理舊業。從政期間，常常利用職務之便，對學術事業給予特別的扶植和保護。熱心於國家學術，文化和教育建設，提出許多積極的建議。晚年有志於撰著一部中國近代史的傳世之作，故晚年一再請求退休，以實現上述心愿，終因突發的絕症，未能了卻夙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