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正清

1925年，費正清進入威斯康星大學。

1927年，費正清轉入哈佛大學學習，

1907年5月24日，費正清出生於南達科他州胡休倫，是亞瑟·波·費和羅萊娜的獨生子。

1936年1月，費正清回到英國牛津，獲得了博士學位，

1911年，費正清舉家遷往南達科他州的蘇費爾斯。

1921年，費正清畢業后在南達科他州定居，在胡龍鎮做律師，任市鎮律師。

1923年，費正清進入新罕布希爾州菲力普斯·埃克塞特學校。

1931年，論文完成後，費正清開始攻讀博士學位。是年，費正清在華盛頓美國國會檔案局收集資料，隨後在劍橋和巴黎查資料。

1932年2月，費正清為其博士論文做研究，到中國，一面進修漢語，一面從師清華大學蔣廷黻進行研究工作。

1933年至1935年，費正清擔任北京清華大學講師。

1935年聖誕節，費正清離開中國返美。

學位論文題為《中國海關的起源》。這篇論文後經過修改、補充，以《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開埠》為題，於1954年出版。費正清取得牛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回美國任教哈佛大學。

1939年起，費正清與賴肖爾一起在哈佛大學開設了東亞文明課程。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四個月，他被徵召到情報協調局工作，中間兩次來華任職。

1941年8月，費正清進入華盛頓特區情報協調局遠東組工作。

1942年，費正清被情報協調局（1942年6月改名為戰略情報局）派往重慶，身份是美國國務院文化關係司對華關係處文官和美國駐華大使特別助理。在此之前，這位三十五歲的外交官已經是哈佛大學的教授了。

1943年年底，費正清返回華盛頓，調陸軍情報局遠東部。

1945年9月，費正清到中國，為美國新聞處工作。

1946年8月，費正清回到哈佛大學，擔任區域研究（中國）項目的第一任主持人。

1948年，《美國與中國》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

1952年3月10—11日，費正清遭控告，到麥卡倫委員會（參議院的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進行陳述。

1952年至1953年，費正清以古根海姆基金會學者的身份在日本訪問。

1953年，《中國沿海貿易與外交：1842—1854年條約口岸的開放》一書，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

1955年，費正清取得哈佛大學的支持和福特基金會的資助，創建了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

1956年，費正清出任新成立的哈佛大學東亞問題研究中心主任（1961年更名為東亞研究中心，1977年又更名為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直至1973年。

1958年，費正清當選為美國亞洲研究協會主席。

1960年，費正清第一次赴蘇聯，參加國際東方學家代表大會。

1968年，費正清當選為美國歷史協會主席。

1972年夏天，費正清與威爾瑪重訪中國。

1973年5月，費正清辭去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任哈佛大學東亞問題研究委員會主席。

1977年3月，費正清為哈佛大學作最後一次講課而後退休，他從教職退休時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命名為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

1979年感恩節，費正清幾乎致命的心臟病發作。

1991年9月12日，費正清完成《中國：一個新的歷史》書稿交哈佛大學出版社；兩天之後於9月14日在美國劍橋去世，享年84歲。

1931年至1936年，費正清在牛津大學的兩年研究收穫甚豐，他把現代中國作為研究主題，以中美外交和機構史為新視點，他的博士論文正是從以上三個方面探討中美關係的發展史，突破了傳統漢學的局限，具有相當的創新意義。費正清認為中國研究不應只局限於西方的資料，還應依靠中國本土的資源，考察中國的觀點，這自然要求掌握漢語和在中國的生活經歷。牛津的治學研究隊伍十分有限，而且沒有漢語課程。費正清向羅德獎學金委員會提出申請，羅德獎學金委員會批准了他的申請，費正清成為第一位在遠東地區的羅德獎學金學者。

• 學術論著

1948年，出版《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Library）》一書，此後隨著形勢的發展不斷補充修訂，於1958年、1971年、1979年、1989年分別再版。1966年，與英國歷史學家崔瑞德（Denis Twitchett，中文名字“杜希德”）共同開始主編多卷本《劍橋中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與賴肖爾和Albert M. Craig合著《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臨終前兩天將《China : A New History》交付出版。

1966年，規模宏大的《劍橋中國史》開始編寫，計劃出十五卷，由來自十二個國家的一百多位學者分章撰稿，費正清是兩位總主編之一。從1985年起，這套“超級專題論文集”（費正清語）的中文譯本的各卷在中國陸續出版，受到學術界的廣泛歡迎和好評。留心學術前沿的人會注意到，這套《劍橋中國史》，尤其是晚清、民國以來各卷的某些觀點，已經在中國學術界發生了影響。

1960年《東亞：偉大的傳統》[與賴肖爾（Edwin，O．Reischauer）合作]由洪頓·米夫林出版社出版

1965年《東亞：近代的變革》[與賴肖爾、克雷格（Albert M． Craig）合著]由洪頓·米夫林出版社出版

1966年開始編著《劍橋中國史》，和特威切特（Denis Twitchett）共同主編（3月10日）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就對華政策作證

1967年在劍橋①舉行六十大壽慶祝會；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莫菲（Rhoads Murphey）、芮瑪麗（Mary Wright）等主編的《中國近現代史入門》（由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一書以作賀禮

1982年《心繫中國》由哈勃一婁出版社出版

再次來華

費正清此次來華的第一站就是昆明，任務是了解西南聯大（主要是清華大學）的情況，也見見一些老朋友，特別是金岳霖、陳岱孫、張奚若、錢端升這些曾經留學美國的教授。還有外文系主任陳福田，他是夏威夷出生的美籍華人。

費正清首先拜會清華校長梅貽琦（他是聯大的三位常委之一，實際主持聯大工作），並走訪了一些清華教授。當時美國駐昆領事館在北門街唐繼堯公館，費正清訪問了臨時住在領事館隔壁唐家舊戲台上的金岳霖（哲學家），陳岱孫（經濟學家）和陳福田等，住在“秦家祠堂”（應系金漢鼎家祠堂，在今師專校園內）里的張奚若（政治學家），然後又由張奚若作導遊，乘軍用吉普車去北郊龍頭村，看望住在那裡的錢端升（政治學家）。

本來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也是住在龍頭村的，他們已於兩年前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往四川南溪，費正清只見到女建築師為自家設計的住宅。錢端升的住宅在棕皮營，與梁家住宅離得很近，也是林徽因設計的。金岳霖是單身，除北門街留有一個床位，他在龍頭村梁宅旁也蓋了一間耳房。“參觀”之後，金岳霖、錢端升也隨費正清一行回到市區，參加梅貽琦在家為費氏舉行的晚宴。費氏的美國助手告訴他，梅博士的月薪不足六百元，而這次宴會的費用不下一千元。這加深了費氏對教授們生活艱難的認識。“考慮到這個問題，我們送了他才一英寸高的一瓶專制瘧疾的阿的平藥片，它應當能換回這一千元”。

教授們的生活境況

當時（1942年）昆明物價上漲，教授生活困苦，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中文系浦江清教授在日記中喜歡記賬，今天來讀，史料寶貴。當時清華文科研究所設司家營（龍頭村偏南一里），聞一多、朱自清、浦江清等都住在一起。浦氏1942年11月23日日記：“研究所由一本地人服役並做飯。七八人但吃兩樣菜，一炒蘿蔔，一豆豉，外加一湯而已”，“每月包飯費四百元”。

這就是說，一個教授的月工資只夠交一人的伙食費。當時許多清華教授疏散到郊區，但北門街71號尚保留有各人的單間或床位，進城集中上兩三天課，然後再回鄉下。從浦氏日記看，北門街的伙食要好一點，“飯菜兩葷兩素，六七人吃尚夠。每頓有一大碗紅燒牛肉或豬肉，惟米飯不佳”，但“每月包飯五百元”（12月2至5日），一般教授工資全搭進去還不夠。據1942年1月14日第204次常委會議通過的《西南聯大教師薪俸等級》，“副教授薪俸由240元起至400元止”，“教授薪俸由300元起至600元止”。

報告觀點

費正清到昆明五天後就打了報告，內中說：“作為西南聯大的重要組成部分，清華大學的教授講師，正在緩慢地陷於精神和肉體兩方面的飢餓狀態之中”。這的確有根據，他是位學者。

但費正清是外交官，是美國“情報協調局駐華首席代表”，他對問題的觀察不能不首先著眼於政治。他在報告中寫道：現任教育部長陳立夫博士，在謀求嚴密統制中國文化知識界生活的進程中，長期以來想方設法推行控制清華及其他大學的辦學方針，然而在清華大學各院系裡，他遇到了留美歸國而資歷較深的教授的極其明確而堅決的抵制，結果是雙方持續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一方是教育部和國民黨當局的權力，並以他們的財政金融為後盾，另一方是決心力圖維護美國式學術自由的教授們，兩方進行著較量。這是一場雙方實力不相等的鬥爭，因為教授們的財物資源（所積存的書籍衣物，他們為了養家糊口而把這些東西出售），很快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費正清所注意到的這種鬥爭或較量，並非始於四十年代的昆明（陳立夫從1938年1月起才任教育部長），早在國民黨於二十年代末剛取得政權之時，這種鬥爭即已開始，領頭的是胡適。梁實秋也沖了一陣鋒，他寫過一篇《論思想自由》，登在1929年出版的《新月》第二卷第3期上，文章結尾梁實秋呼籲：“我們反對思想統一！我們要求思想自由！我們主張自由教育!”羅隆基因為常寫《告壓迫言論自由者》一類文章，還被國民黨抓起來過。

應該看到，這種鬥爭屬於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反對專制獨裁的性質，與一般民眾不掛鉤，局限性是明顯的，但毫無疑問，它是中國革命統一戰線的一環，應當肯定。

費正清對這場鬥爭也是肯定的，而角度則大大的不同，他是站在美國國家利益的“高度”來看的。他在報告里毫不含糊地認為：這種鬥爭“是一場現代西方民主思想方針與古老的中國專制主義方針直接對抗而開展的搏鬥”，鬥爭的一方是“美國培養的昆明清華大學教授”，他們“代表了美國在華的一種投資和財富”；“這些曾在美國接受訓練的中國知識分子，其思想、言行、講學都採取與我們一致的方式和內容，他們構成了一項可觸知的美國在華權益，並且是此間正在進行著的鬥爭中一股舉足輕重的力量”。

來昆明沒幾天就掌握了情況，畢竟是情報局駐華首席代表，不簡單。

回憶錄評論

費正清在昆明逗留了一星期後去重慶上任。1945年底又來過一次昆明，當時美國駐昆領事費爾·斯普魯斯曾邀請聞一多參加一次盛大的宴會，費正清也在座。他在回憶錄中對聞一多半年後被殺害作了這樣的評論：“刺殺這樣一位知名人士導致了戴笠的軍統和CC派用武力壓服異己，以及消滅共產黨和自由主義者的努力的不斷升級。這種一意孤行地使用暴力尖銳地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美國在中國內戰中支持國民黨政府是否明智?”1946年9月費正清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美國在中國的機會》，他說這篇文章的發表是由聞一多被害（1946年7月15日）而促成的，關於美國支持國民黨政府是否明智的問題，他說“我的文章認為，答案是否定的”。

二戰結束后費正清仍然回到哈佛大學，一面教中國歷史，一面大膽地發表對中國政策的意見。從他1932年首次來華以後的半個多世紀中，他始終致力於中國政治制度和中國外交史的研究，他關於中國問題的許多觀點在西方外交界和史學界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成為西方世界公認的權威。據說他關於中國問題的看法對美國的對華政策都有相當影響。

學術成果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ss，1948；4th rev.edit.，1979；enlarged edit.，1983.

《美國與中國》

Next Step In Asia（contributor with Harlan Cleveland. E.O.Reischauer，and W.L.Holland），HUP，1949.

《在亞洲的下一步》

Modern China：A Bibligraphical Guide to Chinese Works 1898—1937（ed．with Kwang—ching Liu），HUP，1950.

《近代中國：1898—1937年中文著作書目指南》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1921—50（ed．with Courad Brandt and Benjamin Schwartz），HUP，1952.

《中國共產黨文獻史（1921—1950）》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HUP，1954.

《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開埠》

China’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ed．with Ssu—yu Teng and others），HUP，1954.

《中國對西方的反應：文獻通考》

Resarch Guide for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ed.with Ssu—yu Teng and others），HUP，1954.

《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研究指南》

Japanese Studies of Modern China：A Bibliographycal Guide to Historical and Social—Science Research on the19th and 20th Centuries（ed．with Masataka Banno），Tokyo，Charles E.Tuttle Company，1955.

《日本近代中國研究書目指南》

China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ed．and contrib．），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

《中國的思想與制度》

Ching Documents：An Introductory Syllabus（ed.）HUP，1959.

《清季史料入門》

China Administration：Three Studies（ed．with ssu—yu Teng），HUP，1960.

《清代的政府：三項研究》

East Asia：The Great Tradition（with E．O．Reischauer），HUP，1960.

《東亞：偉大的傳統》

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with E.O.ReischaueF and A.Craig），HUP，1965.

《東亞：近代的變革》

East Asi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with E.O.Reischauer and A.Craig），HUP，1973.

《東亞：傳統與變革》

Chin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with Reischauer），Houghton Mifflin Company，Boston，1978.

《中國：傳統與變革》

China：The People’s Middle Kingdom and the USA，HUP，1967.

《中國：人民的中央王國與美利堅合眾國》

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ed.and contrib.），HUP，1968.

《中國的世界秩序：中國傳統的對外關係》

New Views of China’s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Washington， D.C，American Association Service Center for Teachers of History，1969.

《關於中國傳統與維新的新觀點》

China Perceived：Images and Policies in Chinese—American Rela— tions，Alfred A.Knopf Inc.，New York，1974.

《認識中國：中美關係中的形象與政策》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ed.），HUP，1974.

《在華傳教事業與美國》

Chinese Ways in Warfare（ed.with F.A.Kierman），HUP，1974

《中國的兵法》

Japanese Studies of Modern China since 1953，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Historical and Science Research o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ed.with Noriko Kamachi and chuzp Ichiko），HUP，1975.

《日本近代中國研究書目指南續編》

Letters of Robert Hart，Chinese Maritime Customs，1868—1907（ed.with K．F．Bruner and E．M．Matheson）．2vols， HUP，1975.

《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書信集（1868—1907）》

Chinese—AmericanInteractions：AHistoricalSummary，New Brunswick，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75.

《中美兩國的相互影響：歷史評述》

Our China Prospects（ed．and contrib.），Phliadelphia，1977.

《中美關係展望》

Chian bornd：A Fifty—Year Memoir，Harper and Row，New York，1983.

《與中國的五十年不解之緣》

Christianity in China：Early Protestant Missiondry Writings（ed.with S.W Barnett），HUP，1985.

《基督教在中國——早期新教傳教士作品研究》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l800——1985，Harper and Row，New York，1986.

《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

Entering China’s Service：Robert Hart’s Journals，1854—1863，（ed with K．F．Bruner and Richard J．Smith），HUP，1986.

《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札記（1854—1863）》

America’s China Trad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Performance（de．with Ernest R．May），HUP．1986.

《美國對華貿易的歷史回顧：中美雙方的狀況》

China Watch，HUP，1987.

《觀察中國》

China，A New History，The Belknap Press of HUP，1992

《中國新史》

Volume 10，Late Ching，1800—1911，Part l（ed．and contrib．）HUP，1978.

《劍橋晚清史（1800—1911）》，第一部

Volume 11，Late Ching，1800—1911，Part II（ed．with Kwang—Ching Liu），HUP，1980.

《劍橋晚清史（1800—1911）》，第二部

Volume 12，Republican China，1912—1949，PartI（ed．and contrib．），HUP，1983.

《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第一部

Volume 13，Republican China，1912—1949，Part I（ed．with Albert Feuerwerker．） .

《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第二部

Volume 14，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1949—1965（ed．with Roderick MacFarquhar） .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上

Volume 15，Revolutions within the Revolutions，1966—1982（ed．with Roderick MacFarquhar） .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下

（資料來源：國際漢學漫步 [專著] / 李學勤主編.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 -- 2冊（885頁） ; 20cm）

漢學研究

基本介紹

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始於費正清，是因為作為現代中國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費正清首先成為由漢學研究向近現代中國研究演變的過渡性學者，他完成了從古典漢學研究向近現代中國研究的過渡，創立了以地區研究為標誌的現代中國學。作為東亞地區研究的開創者，費正清把對近現代中國的研究作為東亞研究的主體，經他獨著、合著、編輯、合編的作品多達60餘部，還有大量的論文及書評，其論著大致可分四類：

學術著作

他的一些學術論文及根據博士論文改寫的專著，這一類著作的代表是《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開埠》，這一兩卷本的重要專著，是費正清在牛津大學的博士論文基礎上完成的，論述了1842年至1854年間外國列強在中國強迫開放通商口岸的過程。

主要為學生和從事東亞研究的學者編寫的關於中國研究的提要目錄和文獻介紹，他與劉廣京合編的《近代中國：1898—1937年中文著作書目指南》，是關於中國歷史文獻書目介紹；《清代文獻》是有關中國歷史文獻註釋與譯文的教學參考資料，是特別有助於研究生的參考書；與鄧嗣禹等合編的《中國對西方的反應：文獻通考》及《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研究指南》也是這一類著作的代表。

教育公眾的中國及中美關係著作

為教育廣大公眾寫作的關於中國及中美關係的著作。其中最廣為人知的當屬《美國與中國》。從篇幅上說，第三類著述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占的分量最大。這類著作依據的是第二手資料，是充分吸收最新研究成果，並把這些成果融會貫通在費正清自己的解釋框架之中的產物。

直接論述美國對華政策及中美關係

直接論述美國對華政策及中美關係的走向、提出政策建議的文章。這些文章與一般的時評文章不同。他總是從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上來闡述問題，論述當前問題的歷史背景和來龍去脈，而不是就事論事。這些論文在發表以後多被彙集成冊，如《中國：人民的中央王國與美利堅合眾國》、《認識中國：中美關係中的形象與政策》等，其他著作還有：《中國的世界秩序：中國傳統的對外關係》、《中美兩國的相互影響：歷史評述》、《中美關係展望》等。

重要著述

——《美國與中國》

《美國與中國》是費正清的第一本著作，也是他多年研究所著的一部研究中國歷史及中美關係的力作，它是美國漢學研究的代表作之一。該書並沒有像一般歷史著作那樣追求細節的翔實，而是提綱挈領地簡略介紹中國的自然環境、歷史演變、社會結構、文化傳統、生活方式以及中美關係的過去和現狀，這樣的介紹正符合對中國和中美關係了解不多的美國公眾的需要。本書第一版於1948年問世，立即受到學術界的重視，並獲得較高評價，被稱為經典著作。

此後，他又不斷補充修訂，在1958、1971、1979、1989年分別出了第二、三、四、五版，發行了數十萬冊，成為西方有關中國問題著作中最暢銷的作品之一。後來尼克松在準備對中國進行歷史性訪問時，《美國與中國》也是他了解中國與中美關係的二三種參考書之一。

費正清隨著中國歷史前進的步伐，不斷思考研究中國社會，其表現之一就是不斷修正、豐富《美國與中國》一書的內容。在此後的幾次再版過程中，費正清增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30年的歷史，完成了對中國歷史從傳統到現代的完整考察。《美國與中國》研究的是中國的過去與現在，並從中國的歷史發展和演變過程分析中美關係。作者的目的在於通過介紹、分析中國的歷史傳統和現狀，使美國人了解中國，從而消除中美兩國的隔閡和誤解，進而改善中美關係。

——《劍橋中國史》

作為美國中國問題研究的主要組織者，費正清還做了很多有益的學術普及工作。他主持編寫了有關“東亞文明”“中國問題”的教科書，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曾經主持編寫過一套15卷容量的《劍橋中國史》，中譯本為《劍橋晚清史》、《劍橋中華民國史》、《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及《偉大的中國革命》。《劍橋中國史》從1966年開始策劃到1991年最後一卷《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付印，為時共25年，每卷都由學科專家執筆，最後由資深編輯總成，向世界介紹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演變，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堪稱為一項有影響的跨國工程。這套書凝聚了費正清的大量心血，他不僅擔任主編，而且也是主要的撰稿人之一。自1966年始，他與來自世界各地12個國家的100多位中國研究專家為《劍橋中國史》撰稿，使這部巨著基本上反映了當代西方中國史研究的最高水準。

——《觀察中國》

提出切中要害的問題，是費正清長期職業生涯中一個核心的目標，也是他力求通過做書評來實現的目標之一。他的書評和他的專著一樣的出色。《觀察中國》是一本二十六篇論文的合集，其中大部分是書評，多數刊登在《紐約書評》上面。但是，費正清並不僅僅是簡單地將這些書評合集成冊，而是重新編輯、刪減、修改，將零散的片斷加以重新組織，於是，這些書評就被分成不同的關於中國近現代以來五大歷史主題：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所扮演的角色、中國的革命領袖與其人民的關係、二十年的敵對之後中美關係的“正常化”、文化大革命、近來一些美國人對中國問題做出判斷的嘗試，其價值遠非單純的論文集可比。

費正清的這部《觀察中國》於2001年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傅光明翻譯，其中共列出五大標題，它們是新帝國主義觀；毛的中國之內幕；正常化之路；文化大革命；餘波：美國樂觀主義的破滅。

創建研究中心

作為美國現代中國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費正清不僅博學，而且也長於學術組織（有人戲稱，費正清不愧為是“學術企業家”），費正清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有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為其堅實後盾，費正清所有的規劃和設想，都通過這一中心操作、實施，影響了美國乃至西方現代中國學研究隊伍的建設。

費正清在美國高等院校中以哈佛大學為基地，籌建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經費來自福特基金會。東亞研究中心主要研究中國，同時研究日本、朝鮮和其他東南亞各國與地區，中心搜集了大量資料，特別是注重搜集中國近代、現代史方面的資料。搜集的資料中包括重大史實、人物傳記和思想制度。這些資料都被整理成英文信息檔案，供研究者共同利用。

研究中心還出版了大批著述。自中心建立，最初20年共出版了圖書140種。1970和1971兩年就出版了43種，差不多每月出版兩種，數量很可觀，主要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費正清本人的著作，大部分也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除以上外，研究中心還培養了一大批中國問題專家和碩士、博士研究生。

對東亞的研究

費正清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他的學術經歷在影響和左右美國公眾和政府決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他曾不遺餘力，勸誡美國政府和人民關注東亞，認識中國，他一方面向學界同仁呼籲加強美國教育和學術界對世界的承諾，同時要求教育機構加大向美國公眾的傳播力度。1940年，費正清指出，如果把東亞列入美國的學校課程，將有助於美國民眾認清美國在東亞的利益。1950年，他又進一步指出，美國對中國的正確反應取決於對當代中國歷史、社會、文化的深刻理解。1970年，費正清再次呼籲美國政界和學術界深入、全面地研究整個東亞地區和國家，以便加速中美關係正常化和從越南撤軍。1980年，他又強調東亞研究對改善美中貿易、文化關係的重要性，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費正清的主張反映了他關於學術研究應服務於美國國家戰略利益的觀點，在他的呼籲和倡導下，美國學術界和公眾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美國對外政策的討論。

扶植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中國學

費正清不僅開創了美國的現代中國學，而且也扶植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中國學，並且產生了重要的影響。1952—1953年，費正清在日本學習語言，研究目錄，最終與日本學者市古宙三教授共同編寫了一部關於中國問題的資料集。60年代，他先後兩次出訪，訪問了義大利、希臘、保加利亞、印度、尼泊爾、緬甸、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以及香港和台灣等國家和地區，在一些處於學術發展階段的“邊遠地區”，費正清幫助當地的研究者建立起研究中心。

思想實踐

講求實證

費正清學術的一個主要特點是講求實證，不願意構築龐大的理論體系。人們無法理解，像他這樣富有開創性的學者，卻難以從他的著作中發現系統的學術思想。在1968年任第八十三屆美國歷史學會會長的演說中，費正清毫不諱言自己是主張經世治國的，他相信研究應當具有實際的效用，學者的責任不僅在於增加知識，而且在於教育公眾，在於影響政策。他在自己畢生的學術研究中始終強調歷史與現實的聯繫，強調學術研究與現實政治的關係。

在費正清的一生中，他花了很多時間來證明，欲了解今日的中國必須要了解中國的過去。費正清認為，那種以為中國的原始資料不可、甚至中國人的視野也不必要的觀點，是絕對錯誤的。西方人那種僅僅依靠英國、法國和美國檔案史料來寫中國學著作的做法，已經風光不再，對西方原始資料的依賴，反映了一種自以為是的態度。他竭力推動新的研究，主張深入發掘中國的史料，開展對人口問題、社會流動問題、知識分子傾向、文化史、經濟制度、稅制、考試製度等問題的系列調查研究。

使用中國的檔案、中國的原始資料研究中國歷史是費正清所提倡的，費正清是英國牛津大學的博士，但他的博士論文主要卻是在中國完成的，他把發掘中國檔案作為自己工作的重要部分。1932年他來中國時，故宮大內的檔案剛剛開放，費正清成為最早使用這些檔案的學者之一，很可能是第一個使用這些檔案的外國學者。1933年他用中英文檔案寫成了第一篇學術論文《1858年條約以前鴉片貿易的合法化》，在《中國社會及政治學報》第17卷第2期上發表，這是費正清登上學術舞台的第一步。費正清根據博士論文修改而成的專著《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更是依據了大量中國檔案而寫成的。這部專著也許因為太專，不像《美國與中國》那樣廣為人知，但這是一部極具學術價值的著作，贏得了廣泛的讚譽，並牢固地樹立了費正清作為晚清外交和制度史方面的傑出歷史學家的地位。此後，使用中國檔案研究中國歷史成為費正清的一個學術規範。在他後來的一些學術論文中，如《天津教案背後的模式》等無不如此。費正清不僅把中國檔案作為一種資料來源，而且作為了解中國、了解中國特徵的重要依據。費正清不但自己這樣做，而且還引導、幫助和要求學生也這樣做。

在費正清看來，中國與西方是不可割裂的，必須像學世界史一樣研究這段歷史，而把中國假想成與美國一樣是錯誤的。正是由於堅持了中國的不同性，費正清才有效抵制了長期以來美國人在中國只尋找他們想尋找的這一傾向。費正清相信：越是更好地了解中國，就越能與中國和睦相處。

“衝擊—回應模式”

50—60年代，“衝擊—回應”模式在美國和西方相當流行，把持這種歷史觀的並非費正清一人，但費正清的影響最大，他的近現代中國研究確實始終貫穿了這一模式，無論是《美國與中國》，還是他與鄧嗣禹合著的《中國對西方的反應》，對“衝擊—回應”模式都作了極為深刻的論述，在《中國對西方的反應》中一開始就提出，中國文化“既有傳統的遺產，又受西方的影響，他們相互交織在一起” 。認定中國歷史進程是由一個更加強大的外來社會的入侵所推動的。

“衝擊—回應”模式的核心問題是中國的傳統社會和傳統文化。在費正清看來，中國傳統的儒家學說在長期以來成功地佔據了意識形態上的正統地位，從而使中國社會保持極大的穩定。當近代大量西方人來到中國沿海尋求貿易機會時，這個古老的中華帝國對外部世界表現出驚人的惰性，它閉關自守，排斥一切外來勢力。為此，費正清強調，西方的挑戰對中國是一種刺激，為中國提供了一種進步的機遇。

“衝擊—回應”模式是一個以西方人價值觀來認識東方的研究模式，它假設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動態的近代社會，而中國社會則是一個長期處於停滯狀態的傳統社會，其缺乏自身發展的內在動力，只有經過西方的衝擊，中國傳統社會才有可能擺脫困境，獲得發展。這種以“西方為中心”的“外向型”模式在美國現代中國學界一直佔有統治地位，成為一種“學術規範”。直到60年代後期，中國研究領域興起了一股批判思潮，才有人公開對這一模式提出質疑。費正清部分地糾正了自己對中國歷史的觀點，承認自己的中國史觀並非無懈可擊，並在《中國新史》和再版的《美國與中國》中對自己以前的觀點進行了修正，承認中國的近代化主要是基於中國自身的內在生命和動力，西方的影響是有限的。

1932年7月，在北平費正清與未婚妻威爾瑪·迪尼奧·卡儂（Wilma Denio Cannon，費慰梅，研究中國藝術和建築的美國學者）結婚。費正清和費慰梅夫婦收養了兩個女兒Holly和Laura。

費正清生前歷任美國遠東協會副主席、亞洲協會主席、歷史學會主席、東亞研究理事會主席等重要職務，還曾是美國政府僱員、社會活動家、政策顧問。

費正清是美國最負盛名的中國問題觀察家，美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的泰斗，被稱為“頭號中國通”。

費正清的研究觸及現代中國的各個方面。在其有限的專業領域內，涉獵了中國現代歷史上幾乎所有的重要歷史人物。費正清的區域研究在眾多中國學者中獨樹一幟，自1929年以來，中國乃至整個東亞（包括日本、朝鮮和越南）及其與西方的關係均成了他整個學術生涯的焦點。其學術貢獻重要在於：

首先，費正清學術生涯的最大成就，就是創立當代中國學。這種“中國學”，就是有別於偏重語言學、文化學、傳統漢學的中國學。它和歐洲傳統漢學的最大區別在於，特彆強調運用多種檔案、多種語言、多種社會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從而導致一種被稱之為“新漢學”的中國學的形成。

其次，費正清還為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進程做出了不懈努力。在費正清的著述中，有關中美關係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占很大比重。他的論述影響了整整幾代美國學人和戰後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為中美關係正常化做出了重要貢獻。從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費正清主張美國政府儘早放棄對中國的“遏制和孤立”政策，轉向“遏制而不孤立”政策，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關係正常化。這些主張凝聚著他多年來對中美關係的深入思考，是符合歷史發展趨勢的。費正清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他的學術經歷在影響和左右美國公眾和政策決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作為中美關係的專家、倡導者和闡釋者，費正清致力於影響歷史進程，而不是僅僅理解和解釋歷史。他遵循其導師查爾斯·韋氏勛爵的主張，即歷史學家應利用其知識和研究改變現實。他堅持認為，為了美國的未來和世界的發展，美國人必須重新認識中國，重新審視美國同中國的關係。費正清之所以對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產生重大影響，恰恰是因為他的思想和政策觀點與決策者的務實、功利觀點相悖。

還有，費正清是一位史學家，致力於19世紀中葉東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探索傳統中國社會的特徵，改變中國歷史的重大變故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整個過程。他還是一位資深望重的歷史教員，桃李滿天下。在哈佛大學教育了數以千計的本科學生，在他門下獲得博士學位的學生、學者在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任教的達一百多人。

再有，費正清極力推廣東亞研究，其中包括現代中國史研究。經過他的畢生努力，東亞研究獲得了應有的學術地位和大量的財政資助。除了加強學術意識和籌集資金，費正清還幫助建立了一系列的研究項目，如在哈佛大學推廣東亞研究擴大該學科和領域在國內和國際上的影響。哈佛大學幾乎可稱之為他的學術研究基地。1979年他曾把哈佛大學描述為他的終生信仰。

費正清與中國的接觸開始於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特殊的歷史時期，他的著作影響了國際輿論對中國革命的看法。在他的思想構成中有著許多因素，尤其是他的大眾民主思想，“新政”自由主義得到知識界、學術界同仁的認同。

人物爭議

費正清是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他不僅是一位頂尖的學人，同時也是一位政治家和外交評論家；他既從事學術研究，又從事政策研究，是一位“兩棲人”。他的中國觀是一個複雜的“多面物”，既反映了他特有的西方自由主義的歷史觀念、文化觀念，又反映了他的特殊的歷史經歷，還反映了他在特定條件下的政治態度。

費正清是一位充滿矛盾的人物。他既要忠誠於學術，又要傾力為美國的國家利益和現實政治服務，這不能不使他陷入兩難境地，也使他代表的“官學”不可避免地要招致各方的批判。他的某些“激進”之舉也會引起右翼政客們的強烈的不滿。理解費正清與中美關係的曲折發展進程密切相關，他的觀點隨著形勢的發展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因而也招致了來自各方的批評和責難。

作為現代中國學第一代學者代表的費正清，其開拓美國現代中國學的功績不可磨滅。但是，他自身的研究局限性亦不可否認，費正清領導的“哈佛大學學派”搞的主要是官方史，他們用的是官方資料，研究的是統治人物，反映了美國官方的觀點。他的“衝擊與回應”模式和他的著作實際上迴避了帝國主義對華的侵略，有違於歷史事實，這一點也受到美國新一代中國學者的批判。費正清在與中國社會的複雜現實接觸過程中，也曾多次出現搖擺不定的時刻，這與其本人的社會經歷、政治背景和學術生涯有著多方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