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修德
新聞記者
白修德（1915年5月6日－1986年5月9日），男，本名叫西奧多·H·懷特（Theodore Harold White），出生於美國。畢業於哈佛大學。抗日戰爭時長期任美國《時代》周刊駐重慶記者，采寫了大量關於中國戰場的報道，訪問延安后寫出影響巨大的名著《中國的驚雷》。在抗戰期間所有駐華美國記者中，被認為是最傾向於中國共產黨的人之一。
大事件
1915-05-06
出生
1915年5月6日出生於美國波士頓。
1946
創作《中國的驚雷》
1946 年他與賈安娜合作的《中國的驚雷》被書刊俱樂部買下版權並出版，一問世便引起轟動，剛出版便達到近百萬的銷量。但僅僅用暢銷來形容《中國的驚雷》是不夠的，白修德通過這本書極大地影響了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
1960
撰寫《美國總統的誕生》而聞名於世
20世紀60、70年代，又以撰寫《美國總統的誕生》系列著作而聞名於世。
1962
獲普利策新聞獎
於1960年、1964年、1968年、1972年寫出《總統的誕生》（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系列叢書。這套叢書改變美國政治報道的風格和內核。其中，1960年跟蹤記錄約翰·肯尼迪參選直至獲勝的那本使他獲得1962年普利策新聞獎。
1986-05-09
逝世
1986年5月9日逝世，享年71歲。
1938年大學畢業后，在費正清的推薦下，帶著一台舊打字機，來到中國，走進重慶，開始了他的新聞生涯，並取中國名字“白修德”。
抗日戰爭任《時代》周刊的特派記者，成為中國抗戰、特別是重慶時期中國歷史的重要目擊者、記錄者。
白修德照片
1939 年 4 月 10 日帶著費正清送的二手打字機和六封推薦信，他來到中國。
初到“陪都”重慶的白修德輕而易舉成了國民政府中美國顧問團的一員，主管“中國新聞委員會”的通訊報道。那時，白修德年僅 23 歲，但他很快發現，在這個工作崗位上，他“徹底失敗了”。他在《探索歷史》一書中寫道，“按照我青年時期一種嚴格的社會主義說法，我自認為是‘反法西斯戰士’。可實際上我卻受人雇傭去操縱美國的輿論。”
“我本人的哈佛學歷在中國比在波士頓還更吃香。後來我組織了一個中國的哈佛俱樂部，其中有一大批蔣介石重慶政府中的官員，即使在華盛頓的肯尼迪政府中也找不到這麼多哈佛畢業生。”
“當然，如今回想起來，這一切都是悲劇。我過了一年才發現，國民政府中任何一個英語流利的高級官員都同自己的人民完全脫節。
而且對本國人民，甚至對重慶這座古老城市都一無所知，要想找他們了解一點中國的真實情況完全是徒勞的。”
這種脫節無疑是日後一系列災難的預兆。在重慶時，白修德曾多次採訪過孔祥熙。據大衛回憶，白修德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他與孔祥熙就幾年間上漲了一百多倍的物價發生了爭執。“通貨膨脹？什麼通貨膨脹！”孔祥熙咆哮著說，“你們美國記者就喜歡說通貨膨脹，中國根本沒有通貨膨脹！有人願意花兩萬塊錢去買一支鋼筆，那是他們自己的事，不是通貨膨脹。就這麼回事，他們根本就不該去買嘛。”
河南人吃人
對 1942 年河南大飢荒的真實報道，是白修德在中國的記者生涯中最沉重的一頁，也是他“最刻骨銘心的記憶”。正是這場造成 300 萬人死亡，1000 萬人流離失所的災難讓白修德對蔣介石的看法“從起初的尊敬和仰慕，變為憐憫和唾棄。”
1941 年地處中原前線的河南省出現嚴重旱情，糧食收成大減，有些地方甚至顆粒無收。同年，“珍珠港事件”爆發，美國正式捲入“二戰”。此時的國民政府如同白修德筆下的那樣，“爭取美國的支持來反對日本人，是重慶政府得以繼續生存下去的希望所在”。政府將全部注意力投向美國，卻對河南災民的疾苦置若罔聞。迫於戰亂，孤立無援的災民只得相率逃荒，或坐以待斃。
1942 年 7 月來自四面八方的消息通過電報、信函等形式將河南災荒嚴重的情形不斷傳遞到戰時國民政府高層官員的耳中。白修德從美國大使館一位外交官那裡，看到來自洛陽和鄭州的傳教士的信件，得知農民開始吃草根、樹皮。到年底，持續一年的旱情更加嚴重，草根幾乎被挖完，樹皮幾乎被剝光，災民開始大量死亡，甚至出現“易子相食”的慘案。
事實上，在所謂“黃金十年”（1927-1937）里，國民政府已積累了一套相當成熟的應急救災體系，在 1931 年江淮水災爆發後有效地緩解了災難。而這一次，當足夠多的災難預警向中央政府湧來，他們的反應卻截然不同，不僅沒有賑濟舉措，賦稅還照征不減。
當時，蔣介石的注意力仍集中在戰場的準備上，滇緬公路戰事吃緊，美國援助仍在路上。白修德從一個官員口中得到了另一個更令人髮指的“解釋”：如果人民死了，土地還會是中國的，但如果士兵餓死了，日本人就會佔領這些土地。
1942 年災情進一步惡化。2 月初，重慶的獨立報紙《大公報》刊登了一篇真實的文章，報道河南人民在這次史上最慘痛的災荒中遭遇的痛苦，竟遭到國民政府勒令停刊三天的嚴厲處罰。
白修德在《中國的驚雷》中回憶道，《大公報》被勒令停刊，對外國記者猶如“芒刺在背”。於是，白修德與時任《泰晤士報》攝影記者哈里森·福爾曼幾乎同時做出決定，深入河南災區，一探虛實。
他們取道西安到達洛陽，一路上看到的難民們朝著相反的方向逃難。一個名為銅錢田的小鎮是河南難民湧向外界通道的咽喉。白修德看到，這些難民擠進悶罐車廂、平板車皮、破舊的汽車，人群一層摞著一層，他們擠在火車頂棚上，孩子、老人和婦女試圖從賓士的列車上抓住搭手的地方。有時，他們因為手指在寒冷中失去知覺掉下去。
在洛陽天主教會，白修德、福爾曼與托馬斯·梅根主教碰了頭，後者成為白修德與基督教徒們聯繫的牽線人。“他敦實、樂觀、強健，是一個忠實的美國天主教徒。”白修德寫道。“據我所知，基督教會是這裡和理性世界連接的唯一紐帶。如今，在這座死亡的大劇場中，傳教士們都成了慈善機構的合作夥伴。”
梅根客氣地招待了他們，給他們飯菜，而那些味道香濃的食物，他們食而無味。
路上，仍有零星幾家飯店開著。每當白修德與福爾曼手裡有一點點食物，難民們一擁而上，男人們雙膝跪下，團團圍住他們，不斷作揖請求施捨。孩子們則跟著他們，一路哀叫“可憐，可憐！”
“他們淚痕滿面的，烏黑的，在寒冷之中瀕於絕望的臉色，使我們感到慚愧。中國孩子健康時是美麗的；健康時他們的頭髮有漂亮的自然油澤的光彩，他們的眼睛像杏仁一樣閃動。可是這些瘦到不像樣的人，應該是眼睛的地方，卻是充滿著膿水的窟窿；營養不足使他們的頭髮乾枯；飢餓弄得他們的肚子鼓脹起來；天氣吹裂了他們的皮。他們的聲音已退化為只管要求食物的哀啼。”
兩天後，梅根陪同他們騎馬出發，繼續向東行進。他們的目的地是鄭州。然而，從城鎮到村莊，越逼近鄉村，他們看到的情形就越不堪入目。“村莊空洞得發出回聲，街道是沒有人管的糞土堆，村子里隱蔽的地方，一個嬰孩的哭聲比我們的馬蹄聲還大。”
死亡統治著鄭州。那裡是災荒最嚴重的地方之一。據統計，戰前該城有十二萬居民，當時已不到四萬。
一路哀鴻遍野。遍地都是死亡或行將待斃的衰弱軀體。白修德曾看到一個母親帶著一個嬰兒和兩個較大的孩子，長途跋涉找食物，已非常疲倦。母親叫兩個較大的孩子往前去下一個村子找食物。孩子回來時，母親死了，那嬰兒還在吮吸著母親的乳房；有的家庭把所有的東西賣光，換一頓最後的飽飯吃，然後自殺。
白修德不時搖一搖地上的人，看他們是否還活著。他們儘可能地把婦女、兒童和嗷嗷待哺的嬰兒送去由來自“美中救濟”的美國基金支持的救濟營，試圖讓他們存活下來，如果實在毫無辦法，“至少要讓他們像人一樣死去。”梅根神父說。
無論何地，白修德和福爾曼聽到的都是重複的呼籲：“停止徵稅吧，飢荒我們受得了，但賦稅我們吃不消。只要他們停止徵稅，我們是能夠靠樹皮和花生殼活命的。”
有一天，白修德和福爾曼終於親耳聽到了一起人吃人的案子。一個姓馬的婦女試圖吃掉她的小女兒。嬰兒身上的肉被送到公堂作證據。官府指控她殺了孩子並吃了她的肉。她辯解說是孩子餓死在先，然後她才去吃了死者的肉。
從災民的口中，他才知道人吃人已不鮮見，問題只在於是吃死人還是吃活人，不少災民都聲辯自己只吃死屍，沒有吃過活人。白修德寫道：“我們在這個村子里只待了兩個小時，無法判斷是非曲直，任何人都可能說謊；可我們聽到同樣的故事太多了，這一事件發生的地區十分廣大，使我們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在河南，人類吃著人類。”
晚年時，白修德身邊仍然留著一張菜單，那是他們離開鄭州的前一夜，鄭州的政府長官們宴請他們的菜單，有蓮子羹、辣子雞、栗子燉牛肉、春卷、熱饅頭、大米飯、豆腐煎魚等，還有兩道湯，三個餡餅，餅上撒滿了白糖。這是白修德生平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在河南，暴怒是比死亡更酷烈的方式。”白修德如此記述道。
見到蔣介石
回到重慶后，白修德和福爾曼花了 5 天時間，終於通過宋慶齡的安排和幫助，見到了蔣介石一面。“孫逸仙夫人是一個體態優雅的女人，但她的精神卻在革命生涯的磨礪中變得非常堅強。”宋慶齡安排好了約見，又在最後時刻給白修德一張便條。“我聽說，他剛剛做了一次枯燥沉悶的長途視察回來，心情非常煩亂，需要休息幾天。但我堅持說，此事關係到幾百萬人的生命??我建議你毫無保留、毫無顧忌地如實對他報告，就像對我說的那樣。如果因此會讓有些人被治罪甚至掉腦袋，也請不要過於忐忑不安。舍此一舉，形勢就再沒有可能扭轉了。”
白修德說了人們如何被餓死，說了徵稅，還有曾被敲詐勒索的醜行。蔣介石否認徵收了農民的稅，說他已經下令免除災區的稅收，然後對他的一個助手說：“他們看見外國人，把什麼都說了。”
然後，白修德說到人吃人。“人吃人的事情決不會在中國發生！”不出所料，蔣介石言辭堅決地否認了。
白修德早料到需要一些確鑿的證據，才讓哈里森·福爾曼一同前去。
當福爾曼拿出那張狗在路邊刨食死屍的照片時，“總司令的腿開始輕輕抖了一下，有點神經質地抽搐。”
最後，蔣介石問他們照片是在哪裡拍的，他拿出本子和毛筆開始記下，隨後問了一些官員的名字。最後，他向白修德與福爾曼道謝，說他是“比我親自派出去的所有調查員”更好的調查員。從被領進來到被送出去，他們總共待了 20 多分鐘。
幾個月後，白修德收到梅根主教寫來的信，“自從你走後並且發出了電報，糧食就從陝西沿著鐵路線緊急調運過來。省政府也忙碌起來了，到處開辦了臨時伙房，軍隊也拿出了他們的一部分多餘糧食，發揮了很大作用。整個國家都在忙著為災區募捐，錢正從四面八方向河南湧來。”
在那次會見之後，除了在招待會上，白修德再也沒見過蔣介石。
“但我深信他不僅對我們毫無用處，如史迪威將軍所說的那樣，而且對他的人民也同樣毫無用處，這一點才是更加重要的。”當費正清來到中國，與國共兩黨高層接觸和交流后也得出了相似的判斷：我獲得一個明確的信念，我們的盟友國民黨政權正在自我毀滅，並且走上喪失權力的道路。國民黨是逐步走向沒落的，我的上述結論也是逐步形成的。”
中國的驚雷
1946 年他與賈安娜合作的《中國的驚雷》被書刊俱樂部買下版權並出版，一問世便引起轟動，剛出版便達到近百萬的銷量。但僅僅用暢銷來形容《中國的驚雷》是不夠的，白修德通過這本書極大地影響了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
“《中國的驚雷》曾經是粉碎性的一擊，今天談起來仍像當初一樣令人耳目一新。它的報道，它的判斷，以及它對人物的描述經受了時間的考驗。它關於規模巨大的內戰和革命前夜中國景象的記敘，在近四十年後的今天，依然是生動而準確的，就好像是剛剛寫成的。”曾任《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的美國著名作家、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在 1980 年為書作序時寫下這段話，“白修德像松脂逮住蒼蠅形成琥珀那樣捕捉了那個時刻。他對當時諸般複雜的情況做的清晰闡述，使我們得以回過頭去重見往事。”
1949 年，白修德的預言成為現實，美國“失去”了中國。然而，白修德也“失去”了自己的祖國— 1950 年初，麥卡錫主義興起，他被列入黑名單，成為政府的“關照對象”。
女兒海登和兒子大衛便是在巴黎出生的。直到他們 1953 年回到美國前，4 歲的海登覺得自己是個優雅的法國孩子，2 歲半的大衛則對他們在南法度假時下榻的比鄰地中海的酒庄念念不忘，幼小的他們全然不知父親曾在中國經歷的輝煌和彼時心中的落寞。
長大后，他們才知道，“白修德對中國的愛貫穿了他的一生。到他 1985 年去世前一直如此。”
以前，我老闆的秘書是中國人。當我在工作上遇到困惑又羞於向這位秘書開口時，父親說，別擔心，中國人最能懂得你的痛苦和不安。”
他們不斷向《外灘畫報》記者回憶起父親帶全家人去紐約“中國城”吃飯的那些輕鬆愜意的周末午後，“他會努力和中國服務生說幾句中文—儘管在他老年時，中文已經很生疏了。並且，當他遇到能說一口流利中文的人—這在 1960 年代的美國是非常罕見的，他會激動地打聽他的身世，問他是否去過中國。”
他們家中甚至還保留著 40 年代父親從中國帶回的物品：一幅齊白石畫的青蛙圖、一條印滿紅玫瑰的真絲圍巾、一個唐三彩、一件象牙石雕刻的女人雕塑??另有一件毛澤東送給白修德的夾克衫，在搬家時弄丟了，令大衛和海登懊惱不已。
直到 1972 年中跟隨尼克松訪華，白修德才重新回到他熱愛的中國—之前的二十年裡，他不斷向中國駐美領館申請簽證，卻屢屢遭拒。海登說，當周恩來重新見到白修德時，對他說“好久不見啊。”“是啊，”白修德回答，“但這不是我的錯。我每時每刻都想回來。”
當談到美國總統選舉和政治新聞報道時，白修德幾乎是個繞不開的名字—他連續四屆參與美國總統選舉報道，於 1960 年、1964 年、1968 年、1972 年寫出《總統的誕生》（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系列叢書。這套叢書改變美國政治報道的風格和內核。其中，1960 年跟蹤記錄約翰·肯尼迪參選直至獲勝的那本使他獲得 1962 年普利策新聞獎。
直到40 年後，這套《總統的誕生》仍是美國許多高中和大學新聞專業的必讀教材。羅伯特·肯尼迪的新聞秘書官弗蘭克·曼凱維奇（Frank Mankiewicz）稱白修德為“這個時代對政治新聞最具致命影響力的人。”
保守派作家William F. Buckley, Jr.，為白修德在 National Review 上寫了一篇訃告，他稱白修德“將傑出的頭腦、藝術家的才幹和巨大的好奇心結合在一起，是一種完美的健康、對人類真誠的關愛”。他稱讚白修德“徹底革新了政治報道的藝術”。
但是他批評白修德在記者生涯中犯了一個嚴重的戰略性錯誤：“如同許多討厭蔣中正的人一樣，他反對的是蔣奇迹般的社會和政治權力。他對革命者理想的估價過高，而低估了他們極權主義虐待狂的能力。”
| 時間 | 影視名稱 | 扮演者 |
| 2012年 | 《一九四二》 | 阿德里安·布勞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