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家
漢學家
漢學家是專門從事漢學研究領域的專家，研究與中國有關的內容。一般稱為漢學家的人都是指不在中國從事研究的非中國人或海外華人。
漢學家的具體研究領域可能不同，多是選擇一個他感興趣的領域進行專業研究，例如有人研究中國音樂，有人研究中國文學，但是漢學家大多都研究一些中國歷史。一般漢學家除了漢學研究以外，還有另外一個專門的研究領域，而且一般都是講這個研究領域和中國聯繫起來研究，就變成了漢學的研究領域。
雖然精通漢語對於漢學家來說應該是必備的，但是一些非中國人的漢學家並不懂漢語，或者只會閱讀漢語文獻，而不會說漢語。而在中國以外的大學里教授漢學，經常需要學習很多的語言課程。另外不少西方漢學家會取中文名字。
最早的漢學家大都是業餘人士，其中包括不少傳教士在內，利瑪竇很可能是第一個偉大的漢學家，他能用地道的文言寫《天主實義》，翻譯《幾何原本》。至二十世紀，不少漢學家仍頗通漢文，走乾嘉學者“讀書必先識字”的途徑，像瑞典的高本漢、法國的伯希和、馬伯樂、德國的衛禮賢，以及美國的牟復禮。他們多少都有所說的“國學基礎”。
二次大戰以來，中國研究在西方逐漸學院化，美國挾其豐沛資源發展得最快。不過，進學院才開始學漢語未免太遲，因而這些漢學家在文字上的工夫往往不如老一輩業餘人士。至五、六十年代，學院派中國學偏重社會科學方法，有意擺脫重視語文能力的漢學傳統；包羅萬象的漢學，反而被視為缺乏學科專精的雜貨店。這也是海外漢學發展式微乃至畸形的一個重要原因。而缺乏明確的學科分類是海外漢學現狀的另外一個重要特點——中國學問一時難以融入西洋學科，中國到底有沒有所謂哲學，至今仍有人在辯論；中國有悠久的歷史，但關於中國史學的爭論也由來已久，因而也不能堂堂正正進入歷史系；中國文學一直要到有了比較文學，才勉強與西洋文學掛鉤。因而要到哈佛大學去讀中國文學、史學、哲學、宗教等科目的博士，只能進東亞文明系。而由此產生的一些偏見和誤解就難以避免，從而為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帶來了更多障礙。
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
弗朗索瓦·於連（François Jullien）
汪德邁（Lon Vandermeersch）
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
謝和耐（Jacques Gernet）
伯希和（Paul Pelliot）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龍夫威（Fred Drake）
費正清
芮瑪麗（Mary Wright）
魏特夫（Karl Wittfogel）
白魯恂（Lucian Pye）
倪德衛（David Nivison）
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
高羅佩（Robert Hans van Gulik）
許理和（Erik Jan Zürcher）
沃爾夫岡·顧彬（Wolfgang Kubin）
弗蘭茲·庫恩（Franz W. Kuhn）
馬國瑞（Rui Magone）
瀧川龜太郎（滝川 亀太郎）
馬悅然（Göran Malmqvist）
高本漢（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艾約瑟（Joseph Edkins）
李約瑟
庄延齡（Edward Harper Parker）
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理雅各（James Legge）
亞瑟·偉雷（Arthur Waley）
胡司德（Roel Sterckx）
朱麗亞・拉佛爾（Julia Lovell，中文名為“藍詩玲”）
比丘林
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ьев, 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卡法羅夫（Кафаров, Петр Иванович）
列昂季耶夫（Леонтьев, Алексей Леонтьевич）
韃靼列諾夫（Татари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еевич）
阿列克諧耶夫（Алексеев, 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奧沙寧（Ошанин, Илья Михайлович）
梅尼希科夫（Меньшиков,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費奧克吉斯托夫（Феоктистов, Виталий Фёдорович）
李福清（B.Riftin）
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
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字敦伯，又字勛卿
崔致遠
薛聰（설총）
強首
金大問（김대문）
洪業(煨蓮)
楊聯升
杜聯喆
房兆楹
余英時
鄭良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