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

漢學是指研究與中國漢民族有關的經史、名物、訓詁考據之學。歷史上漢人研究經學注重名物、訓詁，因而後世稱“研究經、史、名物、訓詁考據之學”為漢學。其治學根本方法，在“實事求是”、“無徵不信”。其研究範圍，以經學為中心，而衍及小學、音韻、史學、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輯逸等等。而引證取材，多極於兩漢。

漢學（Sinology）或稱中國學（China Studies）是指中國以外的學者對有關中國的方方面面進行研究的一門學科。包括中國歷史、政治、社會、文學、哲學、音韻學、史學、經濟、書法、等等，甚至也包括對於海外華人的研究。法國漢學家馬伯樂（Henri Maspeero）曾說：“中國是歐洲以外僅有的這樣的一個國家：自遠古起，其古老的本土文化傳統一直流傳至今。”

漢學最初只是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主要研究古文和哲學、文學、音韻學、史學等，不包括現代中國的研究。二戰後，也逐漸開始研究現代中國。漢學可以分為古代漢學和現代漢學。古代漢學根據不同的劃分，主要是對於1850年以前或者1911年以前或者1949年以前中國的研究，這以後的時期則屬於現代漢學的領域。

美國漢學，以研究現當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為主要內容。衛三畏《中國總論》、孟徳衛《奇異的國度：耶穌會適應政策及漢學的起源》、顧立雅《孔子與中國之道》。

歐洲漢學，一是研究宗教與傳教士的中國文化問題，例如聖經翻譯；二是研究現當代中國問題。謝和耐著《中國與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擊》、《二程兄弟的新儒學：中國的兩位哲學家》、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東亞漢學，以日本為中心，研究中國自古以來到現當代所有中國文化內涵。谷川道雄《隋唐帝國形成史論》、川合康三《終南山的變容：中唐文學論集》、小野和子《明季黨社考》、鈴木虎雄《中國詩論史》、東條一堂《詩経標識》、伊藤仁齋《論語古義》。

法王路易十四時期，由法國科學院派傳教士前往中國進行研究，馬約瑟發表有《書經以前之時代與中國神話之關係》，杜赫德編著的《中華帝國史全志》。19世紀初有法國雷慕沙和德國克拉勃羅德兩位漢學大師成立亞洲協會，發行期刊《亞洲學報》。1823年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成之，刊行《皇家亞洲學會會報》，可視為漢學成立之年。此後英國、荷蘭、瑞典都出現了漢學研究，荷蘭人施古德最早研究中國天文學，德國人曉特研究中國邊疆民族，匈牙力人喬瑪開啟藏學研究。

二十世紀初，敦煌石窟藏經洞被發現，出土大量藏文、蒙古文和其他文字的寫本卷子及文物。西方漢學家前來敦煌考察，掠走大批文物。形成敦煌學之研究，促進漢學研究的新發展。

日本學者內藤虎次郎、稻葉君山、神田信夫、今西春秋等多曉滿文，很早就進行清史及滿洲史的研究。1981年5月26日，日本學者藤枝晃於西北師範學院演講時表示有學者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或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外國”）。日本學者在漢學研究的份量超過中國。

以張其昀為代表的一些學者認為，西方所謂Sinology，應為華學，而非漢學。西方學者把藏學排除在Sinology之外，有造成破壞中國統一之嫌。

漢學，西文Sinology，指國外研究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歷史、哲學宗教、語言文字、文學藝術、天文地理、工藝科技等各種學問的綜合性學科。又稱中國學。

從漢學發展的歷史和研究成果看，其研究對象不僅僅是中國漢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實際上是研究包括中國少數民族歷史和文化的整個中國的學問。由於漢民族是中國的主體，而且漢學最初發軔於漢語文領域，因而學術界一直將漢學的名稱沿用下來。也有學者用中國學來稱呼傳統的漢學。漢學以整個中國為研究對象，其研究範圍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漢學包括了中國的社會科學和部分自然科學；狹義的漢學只涉及哲學、宗教、歷史、語言文字 等部分社會科學，諸如傳統的版本、目錄、校勘、音韻、訓詁、考證等。從課題方面看，漢學已涉及中國社會生活中已經發生和將有可能發生的各種事態，從學科體系看，漢學已經囊括了中國已經建立起來的所有知識形態。

漢學的產生髮展，同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擴張有聯繫，又與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的普遍發展相關聯。一般認為，漢學萌芽於16～17世紀來華傳教的教士的著述中。 400 余年裡，漢學經歷了發軔期、確立期、發展期和繁榮期4個階段。

發軔期（16世紀末～17世紀末）西方對於中國的了解早在古希臘就已開始。但西方對中國的研究則始於16世紀末。第一本專門講述中國的書是1585年在羅馬出版的《中華大帝國史》（門薩多著）。該書出版后，立即被譯成多種文字。有影響的早期著作還有《中華帝國志》、《中國改朝及中國基督教現狀》、《中國度量衡考》等。這些著作大多出自教士之手，對中國的研究流於表面，缺乏系統性。

確立期（18世紀初～19世紀初） 18世紀初清王朝和羅馬教皇有“儀禮”之爭，刺激西方各派傳教士對中國禮俗和文化的研究。尤其是法王路易十四時期，法國科學院派來的優秀傳教士，擬定了具體而系統的中國研究項目：中國的天文學和地理學史；中國古今通史；漢字的起源；中國的動植物和醫學等自然科學史；中國各門藝術的歷史；中國現狀，國家治安、政局和習俗，礦產和物產等。其結果出現了一批漢學成果：《中國儀禮論》（李明）、《韃靼史》（劉應）、《書經以前之時代與中國神話之關係》（馬約瑟）、《中國通史》（馮秉正）、《 成吉思汗及蒙古史 》（宋君榮）、《大唐史綱》（宋君榮）。而作為18世紀漢學雙璧的是杜赫德編著的《中華帝國史全志》（共 4 卷）、當時北京教士研究中國成果彙集《中國雜纂》（共16冊）。在18世紀法國教士漢學 成果的 基礎上，19世紀初出 現了法國雷慕沙（1788～1832）和德國克拉勃羅德（1788～1830）兩位博學多才的漢學大師。他們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國歷史、語言、文學、宗教、地理學等眾多領域。兩人於1818年聯合發起成立亞洲協會，發行期刊《亞洲學報》，主要刊發漢學研究成果。隨後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成（1823），刊《皇家亞洲學會會報》。以此為標誌，漢學作為一門學科正式確立。

發展期（19世紀中後期）這一時期正是西方試圖將中國殖民化，與中國政府發生政治、軍事衝突的時期。西方各國進一步加強對中國的研究，改變了法國壟斷漢學的局面。英國、荷蘭、德國、瑞典、奧地利、俄國都有一批卓有成績的漢學家：法國繼雷慕沙之後有儒蓮、畢甌、巴參，荷蘭有霍夫門、施古德，德國有奚伯爾特、曉特、甲柏連，英國有理雅格、畢爾、衛烈亞力，俄國有薩哈諾夫、帕底雷阿斯、白萊脫胥乃德、伊凡諾夫斯基，瑞典有多桑，匈牙利有喬瑪等。他們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國社會和文化的各個方面。其中施古德最早研究中國天文學，曉特的中國邊疆民族研究仍有價值，畢爾開中國佛教文獻學的先河，喬瑪成為公認的藏學創始人。這一時期的另一特點是不少漢學家集中畢生精力翻譯中國古代典籍，譯文水平較前有大幅度提高。如牛津大學首任漢語教授理雅格以他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力求準確地翻譯了《論語》、《大學》、《中庸》、《書經》、《詩經》、《孟子》、《 春秋左傳 》、《 易經》、《孝經》、《道德經》和《離騷》，成為漢籍西譯大家。

繁榮期（20世紀） 20世紀近百年的漢學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時期。20世紀初期，甘肅敦煌石窟藏經洞被發現，其中保存大量古代漢文、藏文、蒙古文和其他文字的寫本卷子及文物。西方一些漢學家來到敦煌考察，並掠走大批文物文獻。這批珍貴的文物文獻令漢學界震驚。以此為契機，促進漢學研究的新發展。西方一些大學紛紛設立漢學課程，成立專門的漢學研究機構，出版專門的漢學研究期刊。如法國巴黎大學高等中國研究所、荷蘭漢學研究會、萊頓大學中國研究所、法蘭克福中國學院、美國中國研究所、美國中國學會、美國漢學促進委員會、日本支那學社、日本中國研究所、日本中國學會，前蘇聯中國學家協會等。此外還有藏學和敦煌學的一些專門組織、機構，這些漢學機構或團體都有定期或不定期的專門漢學雜誌。還有研究東方或亞洲的學術刊物也是發表漢學成果的重要陣地。

世界漢學概況：世界漢學可分為三大板塊：周邊國家的漢學、俄羅斯漢學和西方漢學。

周邊國家的漢學：主要是日本、韓國和越南。就日本文學來說，它接受中國較早，不僅借用中國的語言符號，而且刻意模仿中國古典詩文的內容和形式：襲取意匠，因承手法，摹擬題目，採擷成句。這種用漢語創作的文學作品，被稱作漢文學，後來才有了以假名創作的文學——和文學。所以，日本的學術也深受中國傳統學術的影響。他們的漢學研究以編纂、譯註、訓詁、考證、梳理髮展史為特色。

俄羅斯漢學：由於地理和歷史的原因，一方面面向西歐，間接獲得漢學信息，一方面注重發展本國的漢學研究。它視野闊大，兼顧東方和西方。十月革命后，以馬克思主義學術觀研究中國，也是它的特色。

西方漢學：西方漢學具有濃重的西方學術的色彩，與日韓漢學、俄蘇漢學相比，它有著獨特的價值和意義。具體來說有如下數端：（1）中西文化屬異質文化，西方接受中國頗多曲折，漢學研究忠實地記錄或者真實地反映了這一歷程；（2）西方學術不斷求變，代有新學，這也影響到了漢學研究，如撰寫中國文學通史、敦煌學研究、中亞交通史研究等等，均早於國內同類研究；（3）西方漢學研究的方法論極為活躍，它明確反映出“西論中用”是否可行，如何正確操作，可為國內研究提供借鑒。

漢學與漢學研究是兩個不同的學術概念。

海外漢學與中國本土學術進行對話，才能洞悉中國文化的深層奧秘；中國學人向世界敞開自己，才能進一步激活古老的傳統和思想的底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