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學

文獻學是在文獻工作經驗積累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為了收集、整理、交流和利用文獻，就必須對文獻的特點、生產方式和整理方法進行研究，從中總結出規律，從而逐漸形成了文獻學。

中國古代雖無“文獻學”一詞，但許多學者在開展學術研究的同時，進行了大量文獻整理和研究工作；歷代文獻收藏家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從中國古代文獻研究的情況來看，其內涵比較廣泛，除研究一般的文獻發展史外，還涉及文字的校訂，版本的鑒別，對內容得失的評品及目錄的編製等。如漢代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群書，編製《別錄》、《七略》是整理文獻；鄭玄為群經作注，也屬整理文獻。最早以專著形式系統討論文獻學的是南宋的鄭樵。他在《通志·校讎略》中從理論上闡述了文獻工作中的文獻收集、鑒別真偽、分類編目、流通利用等問題。鄭樵以後，系統研究文獻學理論的是清代的章學誠，其著名觀點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即要求在文獻整理過程中要明確反映並細緻剖析各種學術思想的發生、發展過程及相互關係等。但他和鄭樵一樣，都把這些工作稱為“校讎學”。最早以“文獻學”作為書名的著作是鄭鶴聲、鄭鶴春合著的《中國文獻學概要》（1933），書中認為：文獻學的基本內容是文獻的結集、審訂、講習、翻譯、編纂和刻印。張舜徽在《中國文獻學》（1982）和王欣夫的《文獻學講義》（1986）則是研究中國古典文獻學的專著，二書認為文獻學就是版本學、校勘學（見校讎學）和目錄學三者的結合。其中張舜徽還認為文獻學就是校讎學。由於“文獻”這一概念在中國歷史上有特定涵義，所以傳統意義上的中國文獻學實際上是以考證典籍源流為核心內容的中國古典文獻學。由於文獻數量、內容、形式和載體的發展以及由此決定的文獻工作的複雜性，古典文獻學的研究內容已不能全面反映現代文獻的實際和揭示其發展規律。因此，作為現代文獻學，還必須研究現代文獻及其規律。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學者較多地借鑒和吸收西方國家文獻研究的理論和方法特別是計量學方法，豐富了文獻學的內容。80年代中期以後，專科文獻學受到重視，專科文獻檢索與利用方面的著述大量問世。

西方文獻學也有較長的發展歷史。但漢語“文獻學”在西文中沒有確切的對應詞。例如1807年出現的英文bibliology一詞是指研究圖書歷史及圖書紙張、印刷等各方面內容的學科，在中國多譯為“圖書學”；1814年出現的bibliography一詞除“目錄學”和“文獻目錄”兩個含義外，還指研究著作或出版物物質形態和版本流傳等內容的學科，在中國也被譯作“文獻學”。現代西方文獻學約形成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隨著文獻增長和文獻整理的深入而形成的。documentation一詞是1870年首先在法語中使用的，在英語中使用則稍晚幾年。該詞除用於商業外，還指利用文獻提供、鑒定事實或例證。最早對documentation的詞義進行研究的是比利時人P.-M.-G.奧特萊和H.-M.拉封丹。事實上，在20世紀上半葉documentation和bibliography是兩個並存而通用的概念。1938年國際文獻聯合會（FID）將documentation定義為：對人類各活動領域的文獻的收集、分類和傳播。此後，西方文獻學家在此基礎上有所發展，如S.C.布拉德福在《文獻學（文獻工作）》一書中認為文獻學（文獻工作）是搜集、分類和迅速提供所有形式的精神活動記錄的技藝。而J.H.謝拉在《行動中的文獻學》一書中則認為文獻學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發展新的分析、組織與檢索方法，以充分利用各種記錄下來的知識。這些顯然都是從文獻處理的角度說明文獻學和文獻工作。該詞的內涵已擴展為對文獻的獲取、組織、存儲、檢索和傳播等，而廣義的理解已近乎情報學。在中國，該詞多被譯作“文獻工作”。迄今為止，“文獻學”在國際上尚無一個為各國普遍接受的定義。當代文獻學的國際組織是國際文獻聯合會，該會於1895年成立於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原名國際目錄學會，1931年改名為國際文獻學會，1938年改為現名。其宗旨是通過國際合作推動文獻工作的研究和發展，促進各學科領域中情報資料的組織、貯存、傳播和評價。中國為其團體會員之一。該會的會刊為《國際文獻聯合會通報》月刊、《國際情報文獻論壇》季刊。

由於文獻學的直接研究對象是文獻，而圖書館工作和情報工作的主要對象也是文獻，因此，文獻學與圖書館學、情報學等學科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交叉重複的關係，有時甚至很難劃出明確的界限。文獻學主要有以下幾個研究內容：①文獻的特點與功能研究。包括文獻的性質和定義；文獻整體，不同類型文獻乃至個體文獻在發展和流傳過程中的內容形式、特色及價值；文獻在人類發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等。②文獻類型研究。包括運用多種標準對文獻群進行的劃分及各文獻類型間的相互關係等。有人稱之為文獻類型學。③文獻及文獻學發展歷史研究。包括文獻的產生和發展過程；歷史上的文獻聚散存佚現象及其內在規律；不同國家、地區和時代人們對文獻的整理和研究情況、成就及存在問題；文獻的發展趨勢和展望等。④文獻流的研究。包括文獻的發展變化和分佈規律研究，如文獻數量增長規律以及與人類知識發展之間的關係；文獻半衰期（老化規律）與知識更新周期之間的關係；文獻的分佈規律與當代學科互相交叉、滲透狀況的關係；文獻的相互引用及其頻率與情報知識的繼承和利用之間的關係。對這些規律的研究，構成了文獻計量學的主要內容。它是文獻學中較成熟的分支學科，其研究不僅有利於掌握文獻特徵，更好地收集、管理和利用文獻，而且對於了解學術發展動態和趨勢，乃至研究整個科學知識的增長規律，都有積極的意義。⑤對某一學科的文獻的專門研究。由此可形成專科文獻學（見專科目錄學）。⑥對某一類型文獻或某一特定文獻群的專門研究。由此可形成一些專門的學科，如圖書學、專利文獻學、紙草文獻學、敦煌文獻學等。⑦對文獻的某些方面問題（如版本問題、校勘問題等）的研究，並由此形成版本學、校勘學等。

前述界說，“中國文獻學’，即為綜合文獻之學，它以廣義的歷史文獻為對象。‘中國歷史文獻學”則是一個模糊概念的名稱，它可以是綜合型也可以是專科型的。舊為“月i史”與“歷史學”是兩個不向的概念，長期以來t多被他用—不過人們存混構之際皆各明其所指，也就是說．“中國歷史文獻學”之名，可以解釋為以廣義歷史文獻為對象，則與“中國文獻學”沒有什麼區別。既然學術界已有各種專科文獻學問世，那麼“中國歷史文獻學”，就當是專科的“中國歷史文獻學。出於“歷史學”本身是一門綜合性的學科．它決定了“歷史文獻學”，崎上述二者界說有區別i其中“歷史”一字的概念、正：是兼用人們混用“歷史”與“歷史學”二各的模糊概念，擴大專科“歷史學文獻學”的範圍，而又有別於綜合文獻學的廣義範圍，取中用宏，換言之，歷史文獻範圍，從歷史交料學角度以廣義歷史文獻為對象*而重點突出史部文獻，層次分明地考察古今多樣性的歷史文獻．應當是通達間符合實際的。

古典文獻學全稱中國古典文獻學，顧名思義，它是研究中國古代有關文獻方面的一門學問。古典文獻學是有關中國古代典籍的研究與整理的學科，因此與古代文化各個分支的研究都有密切的關係。該專業主要學習古籍整理和中國古典文獻學方面的知識，能對中國古籍整理與古典文獻有全面的把握和系統的理解。其中包括先唐典籍與文化、唐宋典籍與文化、元明清典籍與文化、佛教文獻與敦煌學研究、戲劇戲曲文獻等方向。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中國古典文獻學僅有20多年的發展歷史。中國古典文獻品類之繁多，內容之龐雜，的確需要踏實吃苦的研究人員。一般的研究工作是基本資料的整理，如文學作品總集、歷代作家別集的校點、箋注、輯佚、新編等；作家、作品基本史料的整理研究，如撰寫作家傳記、文學活動編年、作品系年以及寫作本事、流派演變的記述與考證等；基本工具書的編纂，如古代文學家辭典、文學書錄、詩詞曲語詞辭典、戲曲小說俗語辭典、文學典籍專書辭典、斷代文學語言辭典等。這些都是古典文獻學研究的範疇。

文獻學應該算是歷史類的。考據學、目錄學、版本學都是歷史文獻學的傳統分支學科。由這些分支學科組成了歷史文獻學，使它指出從文獻中收集史料的門徑，鑒別史料、確定其來源、性質、可靠程度與實際價值的方法。

所以，雖都是文獻，差別還是很大的。

中國文獻學是以研究中國古代文獻為主的學科，它包括已經出土的文獻和一些散存的歷史資料主要包括版本學、目錄學、校勘學、訓詁學、音韻學、文字學、出土文獻研究……

中國古代文學史主要是研究中國文學發展脈絡，傳承體系，文學名著和主要文人，旨在理順文學發展的模式，為研究古代文學做保障。

文獻學和文學是密不可分的。任何文學能夠供我們研究，首先它必須以文獻的形式保留下來才行。同樣是《楚辭》，我們可以從文獻學和文學的不同的角度去研究，會有不同的結果。古典文獻學偏重於目錄、版本、校勘，文學則更偏重於語言藝術等。史學跟文學一樣，要以文獻的形式流傳就必須首先是文獻。中國古典文獻中很多都是史志文獻，這也就是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歷史的最重要的材料。哲學嘛，中國古代哲學家們的思想通過文獻的表示，就是《周易》、《老子》、《莊子》、《論語》、《孟子》等等等等，我至今還沒有聽說有人能夠不通過利用古代流傳下來的文獻就能研究中國古代哲學的。總之，古典文獻學是集文史哲為一體的一門學科。

唐圭璋（1901—1990），中國當代詞學大師、著名的中國文史學家、教育家、詞人。滿族，字季特。民盟成員。1901年1月23日出生於南京。專治詞學。1928年畢業於南京東南大學中文系。曾任南京第一女中、鍾英中學、安徽中學教師，歷任中央大學、金陵大學、南京大學、東北師範大學、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導師，兼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顧問，中國韻文學會會長，中華詩詞學會名譽會長，《詞學》主編。中國當代詞學大師、著名的中國文史學家、教育家、詞人。

編著有《全宋詞》《全金元詞》《詞話叢編》等，著有《宋詞三百首箋注》《南唐二主辭彙箋》《宋詞四考》《元人小令格律》《詞苑叢談校注》《宋詞紀事》《詞學論叢》等。南京市人大代表，江蘇省政協委員。1934年開始發表作品。1990年11月30日在南京病逝。

後人對宋人詞集的編纂情況：明末毛晉刻《六十名家詞》后，清侯文燦即續刻《十名家詞集》後來秦恩復又續刻《詞學叢書》到了晚清，刻詞的風氣更盛，規模也更大。王鵬運刻有《四印齋所刻詞》《宋元三十一家詞》，江標刻有《宋元名家詞》，吳重熹刻有《山左人詞》，吳昌綬又有《雙照樓景刊宋元本詞》，朱祖謀有《彊村叢書》，陶湘有《續刊景宋金元明本詞》。1931年趙萬里編成《校輯宋金元人詞》，嗣後周泳先繼起，輯成《唐宋金元詞鉤沉》，補諸家叢刻之遺。唐圭璋先生在他們的基礎上廣為搜羅，輯成《全宋詞》。在初編此書的時候，就承精於目錄版本之學的王仲聞幫助搜集資料，校訂真偽，商討善本、足本問題。因此當中華書局提議修訂此書的時候，先生就推薦王先生負責校訂。經過王先生全力以赴的修訂，這部重新修訂后的《全宋詞》終於在1965年6月重印出版。修訂本與舊本相比，面目大不相同，它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所採用的詞集以善本、足本為主。比如，毛晉刻本盧祖皋《蒲江詞》只20餘首，《全宋詞》根據《彊村叢書》本《蒲江詞稿》多出70餘首；又如，毛晉刻本程珌《洺水詞》40首，《全宋詞》根據明嘉靖刻本《洺水集》增補3首；毛晉刻本李之儀《姑溪詞》86首，而《全宋詞》則據《姑溪集》本增補8首；毛晉刻本劉過《龍洲詞》45首，而《全宋詞》根據明沈愚刻本《龍洲詞》校毛本，多出34首。又，王鵬運刻本何夢桂《潛齋詞》40首，《全宋詞》則據明成化刻本《潛齋先生文集》增補7首；江標《宋元名家詞》刻本吳儆《竹齋詞》21首，《全宋詞》據明刊《吳文肅公文集》增補9首。此外，倘原刻文字有脫訛，是編又據其他善本校訂。由於選擇底本採用善本、足本，做到擇善而從，同時嚴於考訂，因此在好多地方改正了前人沿訛襲謬之處。此外，尚有《宋詞紀事》《唐宋詞簡釋》及《元人小令格律》《詞苑叢談校注》《詞學論叢》《全宋詞簡編》《詞話叢編》等書出版。

文獻學是一門研究範圍十分廣泛的綜合性學科。開展文獻學研究，對文獻資源的收集、整理、管理和利用都有重要的價值。例如，通過對文獻類型的研究，可以更科學地對文獻群加以劃分，從而提高文獻管理水平；通過對文獻流的研究，便於科學地建設和發展圖書館館藏和開展整體化的文獻資源建設，提高文獻收集水平；通過專科文獻學的研究，有益於對各學科文獻資源的開發利用。古典文獻學應該算是文學類或是中文類，抑或漢語言文學。它包括的東西很多。它是古代文學、古代漢語、文獻學等學科之間的交叉學科，包括古典文學文獻整理研究的理論和方法。

本專業培養具備中國古籍整理與古典文獻學全面系統知識，能在教育、文化、出版部門，從事古籍整理、傳統文化方面的實際工作、古典文獻教學與研究工作的文獻學高級專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