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歆

字子駿，生年不詳。西漢末年人，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改名劉秀，給《山海經》作注後上書漢哀帝劉欣的表奏中即自稱臣“秀”。

少年時通習今文《詩》《書》，后又治今文《易》和《穀梁春秋》等。以能通經學、善屬文為漢成帝召見，待詔宦者署，為黃門郎。

漢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受詔與其父劉向領校“中秘書”（內秘府藏書），協助校理圖書。劉向死後，繼承父業。哀帝時，劉歆負責總校群書，在劉向撰的《別錄》基礎上，修訂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圖書分類目錄《七略》。

河平年間（前28年—前25年），皇帝令劉歆與其父一同負責整理校訂國家收藏的書籍，這使劉歆有機會接觸到當時的皇家的各種稀見之書。劉歆坐擁這些皇室典藏，如饑似渴地鑽研起來。

河平中（前26年）受詔與父親劉向領校天祿閣秘書。

建平元年（前6年）劉向去世，復任中壘校尉，大司馬王莽舉為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復總領五經，繼父未竟之業，部次群書。依《別錄》體例，更著為《六略》，又敘各家源流利弊，總為一篇，謂之輯略，以當發凡起例，總名為《七略》。是中國第一部圖書。著錄圖書13219卷。其分類體系對後世影響極大。此後，南北朝宋王儉《七志》、梁阮孝緒《七錄》、隋許善心《七林》、宋代鄭寅《七錄》，均採用七分法。該分類法盛行於東漢，東漢編修的宮廷藏書目錄如《蘭台書部》、《東觀新記》、《仁壽閣新記》均以《七略》為藍本。原書已佚，主要內容保存於《漢書·藝文志》可略其全貌。

漢成帝死後，漢哀帝繼位，西漢王朝的統治權逐漸落入外戚王莽手中。曾與王莽共過事，二人關係十分密切。王莽就推舉他做了侍中太中大夫，此後又逐漸升為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成為顯赫的人物。后因與時人政見不合，請求外任。漢哀帝死後，王莽便任命為右曹太中大夫。劉歆陷入政治旋渦后，又想極力掙脫。

公元23年謀誅王莽，事泄自殺。

在經學史上的第一個貢獻是發現了一批晚出先秦經書，使之免於佚失，由於倡導宣揚，使這批古文經書為社會和士人廣泛得知，遂轉相傳習不輟。

在經學史上的第二個貢獻是開闢了以文字和歷史解經的新方法，為了發揚古文經，重視訓詁，不僅憑此以讀經，且據古文的字體筆意以解經。

在經學史上的第三個貢獻是打破了今文經學對儒學的壟斷，開啟了古文經學的發展道路。如果說是董仲舒開創了以微言大義說經的今文經學的話，那麼重視名物制度的古文經學就是劉歆開其山門了。

對“五經”古文經典的整理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他所特別愛好且最有研究的是《左傳》。漢哀帝即位時，建議將《左氏春秋》及《毛詩》、《儀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下詔徵詢臣下對立《左傳》博士的意見，同時讓去跟今文經博士們討論經義。

劉向、劉歆父子經過20多年的努力，圓滿地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組織的大規模圖書整理編目工作，在這次校理群書的工作中，創造出一整套科學的方法。為了對書籍的篇章文字等進行校正和勘定，收藏於天祿閣、石渠閣，建立了第一個國家圖書館，並為先秦古籍的流傳，為圖書由官府收藏走向民間普及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們系統的古籍整理方法，使校勘、辨偽、考據等學問開始產生。

在其父劉向編纂《別錄》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工，編成了一部綜合性的圖書分類目錄《七略》，為中國第一部圖書分類目錄，是具有學術史價值的著作。《七略》計七卷，其《輯略》為全書的敘錄，其餘六卷，有《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將著錄的圖書分為六個大類，38種，603家，13219卷。《七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對每種每類都加小序，說明其學術源流、類別含義等，不僅對當時的學術發展有很大的推動作用，對後世的目錄學更有著深遠的影響，成為中國目錄書的典範。著《移書太常博士》，是經學史上重要文獻，製作量器“律嘉量”，即圓柱形的標準量器。根據量器的銘文計算，所用圓周率是3.1547，世稱“劉歆率”。

劉向、劉歆父子領導的校理群書的工作，創造出一整套科學的方法。為了對書籍的篇章文字等進行校讎和勘定，他們首先兼備眾本，廣搜異本；然後選定篇目，去除重複；再后糾理錯簡，校讎文字；最後勘定書名，謄清新本。總共整理出圖書33090卷，劉氏父子典籍整理的一個重要工作是編製目錄，首先是在每一本書校勘謄清后，由劉向父子集其篇目，敘其旨意，寫成敘錄，也就是後代的提要。然後，又將各書的敘錄集合一起，按部類抄成一書，稱為《別錄》。這主要是劉向完成的。最後是劉歆在《別錄》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工，編成了一部綜合性的圖書分類目錄《七略》。

本來從其父學習《詩》《書》《易》和《穀梁傳》，在經學上很有造詣。在勘校中秘藏書的過程中，他發現了用先秦古文抄寫的《春秋左氏傳》，特別喜愛。於是，他一邊向研治《左傳》有師承的尹成和翟方進學習，請教書中的許多問題及其義理，同時，和父親劉向一起討論、辨析《左傳》的內容。還以《左傳》“教授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將《左傳》與當時已立於學官的《公羊傳》《穀梁傳》比較，他認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左傳》的價值，在《公羊》、《穀梁》之上。

今文經學：作為西漢末期的著名學者，他曾對西漢中葉以來盛極一時的今文經學進行過尖銳批評。他認為今文經學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根本無法達到用日少而畜德多，以對人民進行道德教化的目的，因此他要求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儘快結束那種一經說至百餘萬言的煩瑣的章句學風。除此之外，劉歆還對今文經學的以家法傳授的弊端進行了指責，認為他們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他們這樣做無非是要達到黨同門，妒道真的政治目的。批評可謂一針見血。

自西漢晚期開始，古文經學的振興是與劉歆的積極倡導分不開的。他在長期校理中秘書籍的過程中，接觸到大批外人無法看到的古文經籍，從而產生了濃厚的研究興趣，並做出了空前的成績。具體地說來，有以下幾點：

第一重新排列了六藝的次序，把《易》經提到首要的地位。同時，協助劉向將內朝秘藏中發現的《古文易經》校對當時通行的《易經》各種隸書本，把費氏《易》定為古文經典。自孔子以來，六藝次序總是以《詩》、《書》為先，然後一般是《禮》、《樂》、《易》、《春秋》。認為，“六藝之文，……《易》為之原”。他對《易》頗有研究，認為《易》經由上古伏羲、中古文王、下古孔子三位聖人才完成的，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因此，六藝之首當推《易經》。從此以後，歷代志書和目錄關於六藝的次序，均以劉歆的說法為準。至於《易》的流傳，西漢施氏、孟氏、梁氏、京房、費氏《易》、高氏《易》等等，都是隸書的抄寫本子。劉向、劉歆父子發現了戰國遺存的古文本，用來校對各種隸書本，結果只有費氏《易》與古文本相同，於是確定費氏《易》為古文經典。

第二首次披露了《古文尚書》和《逸禮》的來歷，將秘藏的古文經本傳出內朝，使更多的士人有機會學習。魯恭王從孔子舊宅中發現了古文《尚書》與《逸禮》，後由孔安國獻給朝廷，藏於秘府。向、歆父子整理時，發現古文《尚書》比今文本多出十六篇，並對歐陽氏、大小夏侯氏三家今文本作了校核，發現了一些脫字之處。在《移讓太常博士書》中，首次披露孔壁古書的事實，使朝野士人都知道還有《古文尚書》與《逸禮》的存在。這對推動古文經典的廣泛流傳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首次把《毛詩》歸於古文經典。少時通習今文《詩》學，後來才讀到《毛詩》。他根據內朝秘府的資料，知道“又有毛公之學，在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第四首次把《周官》稱為“經”，列入古文經典。《周官》名稱，始見於《史記·封禪書》，原來不稱“經”，與儒家經典沒有什麼關係。劉向、劉歆整理時，開始歸入“六藝略”禮類，稱之為《周官經》六篇。

第五重新整理《左氏春秋》，探求全書的義理。從漢初直到漢成帝時，傳習《左氏春秋》的有北平侯張蒼、賈誼、趙人貫公、張禹、尹更始及其子尹咸、翟方進、房風等人。由於“《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訪而已。”劉歆校“中秘書”時，看到《左氏傳》古文本“大好之”。遂向丞相翟方進和丞相史尹咸學習《左氏春秋》，質問大義。

羲和西漢時稱太史令，王莽奪權后，把許多官名都改為上古時的官名。羲和是帝堯（約公元前21世紀）時的天文官，王莽就把太史令之稱改為羲和。任天文官時，做了一項很重要的天文工作，這就是編製了三統曆，他對天文學的貢獻都記載在三統曆之中。

三統曆是根據太初曆改編的，其中加入了許多新的內容。太初曆是漢初天文學家鄧平、落下閎等人編製的，從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一直使用到西漢末。系統地敘述了太初曆的內容，又補充了很多原來簡略的天文學知識，並仔細分析考證了上古以來的天文文獻和天文記錄，寫成了《三統曆譜》。

最早提出“歲星超辰”計演演算法：三統曆在中國天文學史上，首次提出了歲星超辰的計算方法。歲星就是木星，歲星超辰即：它在恆星背景上約每11.86年自西向東運行一周。由於11.86年與12年很接近，我國古代就認為它是12年一周天，因此把周天分為12分，稱為12次，認為木星每年行經一次，12年正好運行12次，完成一周天。由於11.86年的周期較12年要快一點兒，因此經過若干年後，歲星的實際位置就較按12年一周天計算的位置超前一次，這就叫歲星超辰。設歲星經過X年超辰一次，按12年一周天計，歲星運行了X次；按照11.86年一周天計，歲星運行了12X/11.86-1，列成方程：x=（12x/11.86）-1，解這個方程，X=84.71，就是說，歲星每84年到85年超辰一次。

還是中國古代第一個提出接近正確的交食周期的天文學家。交食包括日食和月食。交食周期的最早記載，是在司馬遷的《史記》中，但由於可能是某些數字的錯亂，在劉歆所處的年代很難確定它的周期值。堅信日月食都是有規律可循的自然現象，他通過分析各種書上的月食記載，提出了135個朔望月有23次交食的交食周期值。

當劉歆初入仕途為黃門郎不久，以孤貧恭儉而聲名盛高的王莽也因王鳳臨終之託而為黃門郎。兩個出身豪貴而又博學的年輕人從此結下了較深的情誼。經過幾十年的奮鬥，野心勃勃的王莽終於“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哀帝死後，他更被舉為大司馬，獨掌政權。

為了給最終篡權作準備，王莽脅持上下，設計誅滅政敵，拔擢黨羽。失意的劉歆成為王莽拉攏的對象。王莽把劉歆召回京師，先任命為右曹太中大夫，很快遷官為中壘校尉。不久，王莽為安漢公，隨即任劉歆為羲和、京兆尹，封紅休侯，讓他“典儒林史卜之官”。這時的劉歆已成為學術文化事業的最高領導人。從王莽來說，為了實現政治慾望，也需要有一種新的學說作為自己的理論武器，而劉歆所鼓吹的古文經學，尤其是其中的《左傳》和《周禮》，頗有一些利於其篡漢奪權的內容，所以他利用政權的力量大力支持推行古文經學，同時換取劉歆等人利用古文經學為其固位、篡權和托古改制製造輿論，提供謀略。

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把女兒許配給平帝為皇后，占卜說：“兆遇金水工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並為之“雜定婚禮”。由此，王莽得加號“宰衡”，其子王安、王臨皆封侯。

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奏立明堂辟雍，以為典其事，其制度之盛，無與倫比。從而贏得天下儒生學士的好感，他們上書認為這是比“唐虞發舉，成周造業”更有意義的事業，要求給王莽“位在諸侯王上，賜以束帛加璧，大國乘車、安車各一，驪馬二駟。”王莽得加“九錫”，成為無冕的帝王。

元始五年（公元5年）作《鍾曆書》與《三統曆譜》。前者從鐘律的考定，以恢復古代的樂律。後者從其父“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的理論出發，考其三代曆日，從而探索歷史變化與天命的關係。兩者後來都成為王莽篡權建新的基礎理論。

1、《山海經》西漢·劉向，劉歆吉林攝影出版社。

2、《七略別錄佚名》西漢·劉向，劉歆上海古籍出版社。

研究

1、《劉向評傳》附《劉歆評傳》徐興無南京大學出版社。

是西漢今文學之異軍，是東漢古文經學之宗師。

成帝之初，親信大臣就推薦說“欲通達有異材”。

卓越學識確實是為古今學者同聲讚譽的，然而，他又是幫助王莽篡奪漢室江山，建立新朝的最主要人物之一，政治上與王莽的不光彩事業捆在一起，而受到後人的唾棄。

完成的《三統曆譜》是中國古代流傳下來的一部完整的天文著作，它的內容有編製曆法的理論，有節氣、朔望、月食以及五星等的常數和位置的推算方法，還有基本的恆星位置數據。可以說，它包含了現代天文年曆的基本內容，因而《三統曆譜》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曆的雛形。

中國在春秋時代已經發現了歲星超辰問題，但是沒有提出超辰計演演算法。分析了《左傳》等史書中關於歲星位置的記載，提出了歲星每144年超辰一次，數值雖然並不準確，但這是歷史上第一個用科學的態度探索歲星超辰規律的十分寶貴的嘗試，為在思想上實現天文學從神學向科學的偉大轉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章太炎：“孔子以後的最大人物。”

顧頡剛：“學術界的大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