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經學

博士官即官設的學問師、教導師，秦已有之，不限儒家之學，精通諸子百家者亦設為博士官，博士官所學，幾如戰國時各國食客之駁雜。秦始皇焚書坑儒，原只為禁絕民間之議論，是一個思想控制之政策，而非出於學派壟斷之謀，因此民間固無藏書，但官方所藏仍多，可是在隨後項羽火燒咸陽之際，就連秦官方之先秦藏書亦為焚毀，於是儒家經典與儒學的傳播同時消失。

漢初承秦制亦立博士官數十人，不限儒經，又及漢初政策重休養生息，以刑名黃老之學為政治措施之指導原則，這是雜糅道家、法家之學的一套政治哲學，也是西漢初年最高統治者的意識型態，甚至有因儒學觀念之堅持而遭致迫害的，如景帝時的轅固生及武帝時的趙綰、王臧，都是因文帝皇后竇氏的堅持，前者險因刺豕而死，后二者則因而自殺。因此在西漢初年的這種風氣之下，過去被禁絕的儒家思想，便只能在一個緩慢的過程中復甦，而不能有具規模的學術重整運動。然而儒學中所包含的重禮儀法度的經世之學之面貌，本就有在任何王朝政權中得以發展的生存條件，高祖時有陸賈著新語十二篇、叔孫通率儒生為高祖劉邦制朝儀、文帝時有賈誼著新書等事，皆以儒學觀念為基礎。西漢儒學之興盛，當首推武帝及董仲舒之功，然論及今文學派之形成，則應以五經博士官之設立為更重要的條件。即詩經，書經，春秋經，禮經，易經等。

最初，少數耆老開始講學，而儒家經書也在口耳傳授之際以漢代通行的隸書體文字寫成，若干儒學大家也開始在西漢政府中得立為學官，其中，與今文經學之興起有關的經學博士官，在漢文帝時立有三位，是傳詩經的博士：申培公、韓嬰兩位，及傳授書經的伏勝的弟子歐陽生博士；景帝時，又設了三個博士官：詩博士轅固生、春秋博士董仲舒及胡母生。此時，詩有三家，春秋有兩家，書有一家。到了漢武帝建元五年春，援公孫弘之建議，置詩、書、易、禮、春秋五經博士，於是增加禮經博士官及易經博士官，又依董仲舒之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至此，儒家經學的研究遂成為西漢官方所重的唯一學術傳統。至此以後的兩漢之際，雖仍有道家，道教傳統及自然科技思想的發展，但兩漢學風的代表性風貌，便成為儒學的天下，當然兩漢的儒學也是駁雜地吸收了各家的思想的。

這些被設為博士官的諸學者，都是在師承傳授下的經學研究，其所依之典籍為西漢文字新編之儒經，故可稱為今文經學。武帝時，公孫弘又建議博士官可收弟子五十名，同享利祿，而兩漢之際，五經博士官數及弟子人數皆不斷增加，幾乎就是一個擁有政治勢力的學術團體。他們在對經學解釋及對政府體制、政策之意見上，形成了特殊的觀點，與後來發展出的另一批古文經學研究者的觀點多有不同，兩派較競，造成了兩漢學術史上重要的今古文經學之爭的歷史局面，古文經學者為與其區分，遂自稱為古文經學學派，並稱其為今文經學學派，於是有今文學派之名。

經本義是指絲織物的縱線，后因古代典籍是由熟牛皮繩穿竹簡而成的，形制頗似縱橫交織的紡織物，因此經又被引申為典範性的著作或書籍。但在我國歷史上，最早稱經的著作，並非儒家之書，而是墨家的《墨經》。《墨子》有經上、下篇，又有說上、下篇。經為提綱，是一些言簡意賅的命題；說為解說，闡發經義。儒家典籍被稱為經，始於《莊子·天運》。莊子說：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莊子》多為寓言，六經未必是孔子自稱，但這可以證明在戰國時代六經之名便已出現了。除了儒、墨兩家的典籍自稱經外，當時道家有《道經》，法家有《法經》。因此，經在先秦並沒有特別的神聖的含義，也不象後世那樣專指儒家之書，它是諸子各家皆可使用的對自己著作的稱呼。

到了漢代，情形便不同了，諸子各家尤其是儒道兩家為了爭奪官學地位展開了激烈鬥爭，這時經的意義逐漸發生了變化，經開始成了與子相對的官學的代稱。西漢初期，黃老之學盛行，漢初統治者為了表示對黃老之學的尊崇，曾經將黃老改子為經。史載：漢景帝以《黃帝》、《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敕令朝野，悉諷誦之，①漢文帝、竇太后好黃老之術……勅天下：'如不通黃、老經者不得注官。'②但是，隨著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到武帝時，道家黃老之學又已不適合形勢發展的需要了。這時，董仲舒在全面吸收道家思想之精要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的儒學終於取得了正統的地位，《詩》、《書》、《易》、《禮》、《春秋》等儒家著作也變成了神聖而不可懷疑的五經，儒學由子學取代道家而成了官方獨尊的經學。

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獨尊儒術，但其時歷經戰亂兵燹，先秦儒家的典籍，原本多佚，只是在民間通過師徒父子口授相傳。如田何傳《易經》，伏生傳《書經》，申培傳《詩經》，高堂生傳《禮經》，公羊、穀梁兩家傳《春秋》。這些儒家經典皆是用當時流行的文字——隸書記錄整理而成，故稱為今文經。因此當時盛行一時的經學也稱為今文經學。而在西漢中期的今文諸經中，最能反映今文經學所謂學統的則是《公羊》學。

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公羊學家，不僅在政治上通過闡發孔子大一統的精義為漢武帝建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的漢帝國提供了理論依據，而且在學術上還通過吸收道家、陰陽家的思想資料建構起了一個令漢武帝心醉的博大精深的經學思想體系。因此，漢武帝時的儒學獨尊，實質上是今文經學獨尊，是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春秋公羊學的獨尊。

董仲舒作為我國歷史上著名的儒學大師，他是我國儒學由子學到經學演變過程中的最關鍵的人物，是他開創了我國封建社會的經學時代。

今文學派指的是兩漢學者以儒家經典之研究而成立的一個學術傳統。它在學術研究上的基本特性有三：首先，這是漢代的儒學學統，是對儒家經書作研究而成立的學術傳統。但嚴格地說來，它研究的典籍雖是儒經，而表達的觀念卻是漢代的思潮，是一個融合了先秦各家學說，而以儒家面貌表現的漢代儒學；其次，因秦火之後典籍蕩然，今文學派所依據的儒學經典，是經儒生口授相傳而以漢代通行的隸書體寫作之書。這就預留了當以先秦古文字寫作之儒經被發覺后，將出現新舊不同觀點之爭辯空間；第三，它在解經時的理論性格極富創造性，且充滿了宗教神學的意味，這是基於兩漢之際的學術風氣而有的表現。例如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學及孟喜京房等的易學，就是最能體現兩漢自然科技知識、及宗教神學迷信發達的理論性格。

此外，由於以先秦時期的各國文字體寫成的儒家經典陸續被發現，經過學者研究之後，不僅在文句篇章上不同於現存今文經學派的經典，更在於對社會禮俗、政治制度及哲學命題上產生了不同於當時學術思潮的觀點，且強調還歸先秦義理的樸實學風，遂有所謂古文學派之興起，成為與今文學派較勁的新的學術傳統，此即兩漢經學上的今古文之爭。總之，今文學派就是漢儒中以當時流行文字所寫成之典籍為依據，而在形上學上側重宗教神學面、在社會政治哲學上側重配合新時代提出新建制觀點，以闡述儒學理論的學派。

今文學派學者的學術活動，隨著儒家經學研究風氣的興盛，逐漸與漢代政治活動結合為一，其具體的表現就是成為漢代官方明立的博士官，一方面成為官方政策的理論來源，另方面也作為批判及引領政策的知識傳統。今文學派成為漢代的官學的發展過程，又隨著博士官的紛紛設立而更加穩固下來。雖然在王莽時期及東漢以後曾因若干古文經學被立為博士，稍受挫折，但就官方層面而言，今文經學派可謂在兩漢之際都獲得政府的重視。在研究以今文寫作的儒家經典的學者中，尤其以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學為成就最大者，他的理論性作品中充滿了漢代人的新知識觀點，有濃厚的神學宇宙論及宗教政治學的色彩，可以稱為今文經學者中最能代表兩漢思潮的有創造力的思想家，基本上，今文經學者與古文經學者觀點相異的論爭焦點，相當大一部份也就在於對春秋學的詮釋、理解觀點之差異上。

春秋學的學術傳統與今文經學有重要的關係，這是因為董仲舒即以公羊春秋學之研究而建立了今文學派的理論基礎，由於他的理論為武帝所需，武帝以後，許多政治體制的議題辯論，也都環繞在春秋學的詮釋觀點中，成為今文經博士官學中與政治問題最有關涉的學門。春秋為孔子據魯史而作，戰國齊人相傳為子夏弟子的公羊高作春秋公羊傳，側重春秋微言大義的義理髮揮，戰國時魯人穀梁赤作春秋穀梁傳則立論較為平實，然兩者皆為今文經學派所側重的經典。最早於景帝時有董仲舒及胡母生因公羊春秋學被立為博士官，武帝時研究穀梁的經文家與公羊春秋派辯論，公羊仍勝，后至東漢宣帝時，穀梁春秋亦立學官，此為今文學派的內部之爭，至西漢末之劉歆在官方搜集而尚未整理的藏書處校閱古書時，發現了許多古文版本的經書，后建議立古文經博士時，始有古文學派的左氏春秋與今文家的春秋學之競爭。

首先，他們十分尊崇孔子，把孔子抬到相當高的地位，認為他是受命的素王，而六經皆孔子所作，是孔子發揮自己托古改制思想的作品，亦因此認為劉歆所提的古文經書是其偽作；其次，由於今文家把六經當作一次創作的教材，故而將六經由淺到深依次排列為：詩、書、禮、樂、易、春秋，而不重視它們在歷史上的客觀產生次序；再者，今文學派師承傳授皆歷歷可考，且在西漢皆立為學官，因此後學特重師法、家法，一方面謹守門風二方面愈形繁瑣；第四，在對政治問題的觀點上，今文經學家多體現現實，為大一統帝國及君王統治之需，提出符合漢王朝利益的政策觀點等。

1．自從經學研究成為官方肯定的專業學問之後，就已顯示了政府與學者都將以之為政治措施的觀念來源，而這也正是先秦以來的儒家學派的根本關懷，然而在今文經學家的學術風氣上，尤其以董仲舒的春秋學理論建構肇其端，既重視春秋中微言大義的引申於時政之上，又強調天人感應之神學目的論世界觀，在配合了西漢宗教迷信發達的時代風氣之下，今文經學家的理論遂提供了讖緯迷信之術的發展空間，同時在對政治措施的影響方式上，逐漸與讖緯神學合匯，尤其是王莽與劉秀在奪取政權之際皆公開利用，甚至將若干讖語編為官書明白昭告，都是使讖緯之術發達的因素，這樣的政治風氣顯然不是歷史的常道。今文經學的這種研究風氣，直至東漢末年經學大師鄭玄等融合今古文經學的學風出現后而告中斷，而讖語之術雖經兩漢以後歷朝的明令禁止，卻仍保留在道教傳統中，以各種不同形式的神學迷信方式，持續地影響著中國的政治歷史。

2．今古文經學之爭的思想意義及歷史定位：就今古文之爭的意義而言，政治上的意義是，因官學而有的政治利益集團間的鬥爭；文化上的意義是，開創帝國氣象的政治與神學結合的知識活動，與回歸先秦的義理與考據結合的知識活動之競技；理論上的意義是，漢代新起之天人感應災變的宇宙論，與樸實的先秦人倫進路之世界觀的交戰。就今古文學風在思想史上的定位而言，在作為政治意識型態學而建構的解經體系意義上，兩者對於兩漢時政皆有實際的影響力量，而其個別學術力量的起落則與官方的抑抬有互動的關係；在作為儒學發展的一個環節的意義上，古文經學派對於保存先秦典籍的文字訓詁工作有重要貢獻，而今文經學派則側重地發揮了儒學與政治活動結合的義理詮釋工作；在作為哲學思想的創造面意義來看，兩漢經學的今古文之學在哲學觀念的創造上的成就都不大，相較於漢初黃老、道教哲學、淮南子、抱朴子等，整體地說皆有遜色，惟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結合天道神學與陰陽五行說，及易學官學結合了兩漢的天文氣象學知識才頗有理論上的創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