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藝文志

《漢書·藝文志》是中國最早的史志目錄，屬《漢書》十志之一。東漢班固在撰《漢書》時，為紀西漢一代藏書之盛，根據《七略》改編而成。分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6略，共收書38種，596家，13269卷。

班固自稱對《七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而成《漢書·藝文志》。具體做法是：①保留《七略》的6略38種的分類體系。②新增入 《七略》 完成以後劉向、揚雄、杜林三家在西漢末年所完成的著作。③對《七略》所著錄的圖書基本上按照原來的情況保存下來，但對著錄重複和分類不妥的地方加以適當的合併或改移，例如凡從某類提出的圖書在總數下註明“出”若干家、若干篇；凡由於重複而省去的圖書都註明“省”若干家、若干篇；凡增入或移入的圖書都註明“入”若干家、若干篇。④將《七略》中“輯略”的內容散附在 6略和“詩賦略”除外的各種之後；⑤刪簡《七略》中各書的提要，必要時節取為註釋（見《別錄》、《七略》）。

《漢書·藝文志》開創了史志目錄的先例，漢以後史書多仿其例而編有藝文志或經籍志。由於《七略》已佚，《漢書·藝文志》便成為中國現存最早的圖書目錄。宋代王應麟撰有《漢書藝文志考證》10卷，清代姚振宗撰有《漢書藝文志拾補》6卷和《漢書藝文志條理》8卷。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淆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易

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

易傳周氏二篇。服氏二篇。楊氏二篇。蔡公二篇。韓氏二篇。王氏二篇。丁氏八篇。古五字十八篇。淮南道訓二篇。古雜八十篇，雜災異三十五篇，神輸五篇，圖一。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說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以下諸書不記其各家篇目）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及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於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書

《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后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眾，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費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詩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三家皆列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禮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逾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愈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樂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者相與并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濅以益微。

春秋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借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轂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轂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論語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孝經

《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後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

小學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音、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濅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

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並為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征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並列焉。

六藝小結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經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漸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

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云，競為侈麗宏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雲。

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

形勢者，雷動風舉，后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

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為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耀金為刃，割革為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仆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於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兇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由之王，此所以兩有患也。

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曆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兇惡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為小，削遠以為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歷之數而分為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為吉凶，而行於世，漸以相亂。

蓍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著龜。”“是故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向，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及至衰世，解於齊戒，而婁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為忌；龜厭不告，詩以為刺。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易曰：“占事知來。”眾占非一，而夢為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熊羆（熊的一種）虺蛇眾魚旐旟之夢，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蓋參卜筮。春秋之說言夭也，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言夭由人興也。人失常則言夭興，人無釁焉，言夭不自作。”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桑谷共生，大戊以興；鴝雉登鼎，武丁為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言夭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征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

數術者，皆明堂義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春秋時魯有櫬慎，鄭有神灶，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庶得粗觕。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為六種。

醫經者，原人血脈經落骨髓陰陽表裡，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葯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磁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為劇，以生為死。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為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為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為之矣。”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晻昧，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為四種。

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

自從孔子死後精要微妙之言也就中斷了，七十弟子死後，經典要義的解釋也就出現了分歧。所以解釋《春秋》分為《左傳》、《公羊傳》、《穀梁傳》、《鄒氏傳》、《夾氏傳》五家，解《詩》的分為《毛詩》、《齊詩》、《魯詩》、《韓詩》四家，解《易》也分為好幾家。戰國時合縱連橫，真偽爭論不休，諸子的學說紛紛混亂不清。到了秦始皇對這種狀況感到害怕時，他們便燒毀文章，以愚弄百姓。漢朝建立后，革除秦朝的弊端，大規模徵收書籍文章，廣開獻書的門路。到漢武帝時代為止，書籍殘缺，竹簡脫落，禮節遭到破壞，樂禮被摧毀。皇上喟然而嘆道：“朕很悲哀這些事!”於是建立藏書的簡策，設置了抄書的官員，一直到諸子傳說，都充實到秘府。到漢成帝的時候，由於書籍散失的特別厲害，就派謁者陳農向天下徵求分散的書籍。命令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占卜的書，侍醫李柱國校醫藥之書。每校完一部書，劉向就整理編目，概括其大意，錄下來把它上奏給皇帝。當劉向死後，漢哀帝又派劉向的兒子侍中奉車都尉劉歆完成父親的事業。劉歆於是總結所有書籍而把《七略》上奏給皇帝，所以就有了《輯略》，有了《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和《方技略》。現在選取主要的部分。以使所收書篇更完備。

《易》說：“伏羲氏仰觀天象，俯察地理，觀察鳥獸的紋彩和土地的適應性，近的就取自自己的身體，遠的就取之於萬物，於是創造陰陽八卦，以通達神明的德性，以模仿萬物的性情。”到了殷、周之際，商紂王身居帝位，違背天意，摧殘萬物，周文王作為諸侯順天命而行天道，天人的預測可以得到並且能顯現，於是重疊《易》的六爻，作了上下篇。孔子作了《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類共十篇。所以說《易》的道理是很深刻的，經歷了伏羲、文王、孔子三代聖人，經歷了上、中、下三個遠古時代。到秦始皇燒書時，《易》因為是講卜筮的事情的，傳授的人沒有斷絕。漢朝建立后，田何傳授《易》。到了漢宣帝、漢元帝之時，有施、孟、梁丘、京氏傳授《易》學的被列入官府傳授之學，而民間有費直、高相兩家的學說。劉向以宮中的《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有的地方脫漏“無咎”、“悔亡”，只有費氏經與古文相同。

《易》上說：“黃河中的龍馬馱河圖而出，洛水中的神龜背載赤文綠字而出（即洛書），伏羲和大禹依照圖文分別畫出八卦圖。”所以《尚書》的起源很久遠了，到孔子時就加以撰修，上起於堯，下止於秦，共一百篇，並為它作序，說明他寫作的意圖。秦始皇焚書禁學，濟南的伏生獨自把它們藏在牆壁中。到了漢朝建立之時大都散失，只找到了二十九篇，用它們在齊、魯間傳教。到了漢宣帝時代，有《歐陽》、《大小夏侯氏》，被立在官府學宮。《古文尚書》被發現在孔子家的壁中。武帝末年，魯共王想擴建他的宮殿，便拆毀孔府的住宅，卻意外得到了《古文尚書》以及《禮記》、《論語》、《孝經》共幾十篇，都是先秦時代的文字。共王進入孔子的住宅，聽到演奏琴瑟鐘磬的聲音，於是感到害怕了，便停止毀房。

孔安國是孔子的後代，全部得到這些書，比原先的二十九篇，多出了十六篇。孔安國把它獻給了皇上。這時逢巫蠱的事情，沒有被學校列入。劉向用宮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的三家經文，其中《酒誥》脫落一簡，《召誥》脫落兩簡。大致是一簡有二十五字的，脫落的也是二十五個宇，簡上是二十二字的，脫落的也是二十二個字，文字不同的有七百多字，脫落幾十個字。《尚書》是古代帝王的號令，號令對於眾人，所說的不能曉然明諭，就會使聽的人和做的人不明了。古文宣揚的應接近雅正，所以理解了古今語言就可知道《尚書》的意義了。

《書》上說：“詩言志，歌詠言。”所以心中有哀樂之感，就會有歌詠之聲。把它用語言表達出來就稱為詩，把它用歌聲表達出來就稱為歌。所以古代有收集詩的官員，君王用它觀察風俗了解政治的得失，自我加以稽考修正。孔子精選了周詩，上起殷朝，下到魯國，共有三百零五篇，雖然經歷了秦始皇的焚書還能保存下來，是因為它是諷詩並能背誦，不單靠文字流傳。漢朝建立后，魯申公為《詩》進行解釋，齊國的轅固、燕國的韓生都為《詩》作解說。有的取自《春秋》，採用眾人的雜論，都不是《詩》的本來意思。如不得已而要用《詩》，只有魯《詩》最與《詩》本義相近。三家都被列於學校。又有毛公的學說，自稱是子夏所傳授的，而河間獻王喜歡它．就沒被列於學校。

《易》上說：“對於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的區別，禮義有所規定。”但帝王的質樸和文采代代有增有減，到周朝時就規定得極為細緻，每一件事都要有制度，所以說：“禮經有三百條，禮儀的細節有三千條。”等到周朝衰落後，諸侯超越禮法的限制，厭惡禮法不利於己，都把它們拋棄毀掉了。到孔子時就不完備了，到秦國時，就遭到更大的破壞。到了漢朝，魯國高堂生傳授《士禮》十七篇。到孝宣帝時為止，后倉的最為明晰。戴德、戴聖、慶普都是他的學生，三家都被列在學校。《禮古經》出現在魯國的淹中和孔氏家中，同十七篇的文章相似，多出了三十九篇。至於《明堂陰陽》、《王史氏記》上所見到的，大多是天子諸侯卿大夫的制度，雖然不能詳備，彳日仍比后倉等人推論《士禮》而向天子陳說的學說多。

《易》上說：“前代帝王製作音樂崇尚道德，隆重地進獻祭品上帝，供奉祖先。”所以從黃帝以下到三代，樂曲都各自有名稱。孔子說：“安定國家治理百姓，沒有比禮更好的，改變風俗，沒有比樂更好的。”禮和樂相輔相成。周朝衰落後，禮和樂都被破壞了，音樂之理尤其精妙，因為它的節奏在音律，又加上被鄭、衛之音所擾亂，所以沒有遺傳下來的規則。漢朝建立后，制氏認為雅樂聲律，世代都在樂官，頗能記憶一些音樂的鏗鏘鼓舞的音節，但不能說出它的含義。六國的君主中，魏文侯最崇尚古樂，孝文帝的時候得到他的樂人寶公，獻上他的書，是《周官·大宗伯》中的《大司樂》章。武帝的時候，河間獻王喜歡儒術，同毛生等人共同採集《周官》和諸子學說中論說音樂的部分，撰寫成《樂記》，獻上八佾之舞，同制氏相差不遠。內史丞王定傳授《樂記》，把它授給常山的王禹。王禹在成帝時任謁者官，幾次論說它的意義，獻上二十四卷的記載。劉向校書，得到二十三篇的《樂記》，同王禹的不同，這方面的學問越來越衰亡了。

古代帝王世代都有史官，君王的舉動一定加以記錄，其目的是以此使君主言行謹慎，其言行可為民之法則。左側史官記其言，右側史官記其行，行動記下來就是《春秋》，語言記下來就是《尚書》，帝王沒有不跟這相同的。周室衰敗后，書籍破殘損缺，仲尼想保存前代聖人的業績，就說：“夏禮我能說出來，但杞國的就不能全面驗證了；殷禮我能說一說，但宋國的就不能全面考證了凸這是文獻不夠的緣故，文獻足夠的話，我就能加以考證了。”因為魯國是周公的封國，禮節文采都完備，史官有法度，所以讓左丘明觀看了他們歷史的記載，根據所行的事情，依照人道，用成就來建立功賞，根據失敗來加以責罰，藉日月來確定節氣的時間，藉諸侯朝見天子來端正禮樂。有所隱諱貶損的事情，不能見之於書籍，就用口傳授給弟子，弟子回去后所說的就互不相同了。左丘明怕他的弟子們各自按照自己的見解，以致失去真意，所以研究本來的事實而加以解釋，昌明孔於是不用空言來解說經文的、，《春秋》所貶損的當代君臣，有權威勢力，他們的事情就寫進了解釋中，因此這本書就被隱藏起來了，沒有宣揚，用來避免遭到當時的災難。等到末世人們口頭傳說流行開來，便有《公羊》、《穀梁》、《鄒》、《夾》的傳。這四家之中，《公羊傳》、《穀梁傳》兩家被列在皇家學校講解，鄒氏沒有老師，夾氏沒有書。

《論語》這部書，是記載孔子回答其弟子及時人提問，以及其門徒相互問答的一部書。當時弟子對於孔子的言行各自有所記錄。孔子卒后，門人相互收集並記下來，所以稱為《論語》。漢朝建立后，有《齊論語》和《魯論語》兩家。傳授《齊論語》的，有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等人，只有王陽是名家。傳授《魯論語》的，有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都是名家。張氏在最後，因而流行於世。

《孝經》是孔子對曾子講解孝道的著作。孝道，是天經地義之事，是人人應盡之事。從大的方面來說，所以叫《孝經》。在漢朝，有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後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授《孝經》，各成一家之言。各家經文都相同，只有孔氏壁中的古文不同。“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這兩句各家的說法都不合適，古文的字和斷句都不同。

《易》上說：“上古時代用結繩的辦法記事，後代聖人改用文字記事，百官用來治事，萬民用來辨別事物，這都是取之於《易經》中六十四卦中的《夬》卦。”“夬，用於王庭決斷事物”，是說它能宣揚在君王的朝廷，用處最大．古代的人八歲進入小學，所以《周官》的保氏掌管著教養國君主子的事，教給他們六書，稱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它們是造字的根本所在。漢朝建立后，蕭何創造了律令，也寫了這樣的條文，說：“太史考試學童，能夠背誦九千字以上書的人，才能當史。再用六體來考試，成績最好的任命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官民上書，字有不端正的，就要揭發舉報。”六體，就是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都是用來認識古今文字，摹刻印章，書寫幡作為信物的。依據古代制度，書一定要同文字，不知道的暫時空缺，然後來求教年老者，到了衰落的時代，是非沒有正確答案，人們都根據自己的想法來造字。所以孔子說：“我還趕上了史書中的缺疑不寫的地方，現在連缺疑不寫的地方也沒有了!”大概是對字漸漸不正確而感到悲哀。

《史籀篇》，是周朝時的史官用來教學童的書，字與孔氏壁中的古文字體相異。《蒼頡》七章，是秦朝丞相李斯所作的；《爰歷》六章，是車府令趙高所作；《博學》七章，是太史令胡母敬所作；文字大多取自《史籀篇》，但篆體又差別很大，造就是所謂的秦篆。這時候已開始創造隸書，起源於官府中訴訟案件很多，為了方便省事，這種簡便的文字首先用於處理徒隸事務的公文。漢朝建立后，鄉間的教師就合集成《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把六十字斷為一章，共有五十五章，合併而成《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沒有重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都是《蒼頡》中的正字。《凡將篇》則有很大的出入。到元始年中，徵召天下懂得文字的人以百計，各命他們在朝廷中記字。揚雄選取其中有用的來作《訓纂篇》，順著連接《蒼頡篇》，又換了《蒼頡篇》中重複的字，共成八十九章。臣又繼承揚雄的作了十三章，共成一百零二章，沒有重複的字，六藝和各書所記載的字大致都齊全了。《蒼頡篇》中多古字，平庸的教師弄錯了它的斷句，宣帝時就徵召齊國的能糾正斷句的人，張敞去接受傳授，傳到他的外孫的兒子杜林時，他就作了解釋，與《蒼頡篇》并行。

六藝總共有一百零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比《七略》增加了三家，有一百五十九篇；減去了重複的十一篇。六藝的文章中：《樂》用來調節精神，是仁的表現；《詩》用來端正言語，是義的運用。《禮》用來明確規矩，明確了就容易見得著，所以沒有註釋。《書》用來推廣道德，是求知的方法。《春秋》用來判斷處理問題，是信用的標誌。這部書，體現仁、義、禮、智、信，相互補充，不可或缺，而《易》又為其本源。所以說“《易》的意義不知道，那麼乾坤差不多就要停息了”，這是說同天地共始終的。至於五學，世代有變化，就像五行交替行事。古代的學者邊耕種邊修養，三年而通曉一藝，保留它的大致內容，研究經文罷了，因此所用的時候少而積累的德行就多。三十五歲經就通了。後代的經和傳已經互相矛盾，博學的人又不思考多聽多疑的含義，而追求用支離破碎的僻義去逃避別人的詰難，牽強附會，巧為立說，破壞文字的形體；解說五個字的文章，達到二三萬言。後來的人相互攀比，所以幼童抱守一藝，到頭髮白后纔能講說。安於他所學習的，詆毀他所沒有見過的，最終自己欺騙了自己。這是學者的大患。總括六藝為九種。

儒家學派，其源頭來自掌管教化的司徒，其宗旨是輔助君主順應陰陽提倡教化。它研習六經，專心於仁義之間，遵循堯舜之道，效法文武，以孔子為宗師，來顯示他們言辭的分量，其道最為高深。孔子說：“如果要對人有所讚譽，就要對他有所考察。”唐、虞的鼎盛，殷周的興旺，已經證明行之有效。但不甚明智者已經不知其精妙細微之處，而偏邪的人又隨著時代進退，違背偏離道的根本，只是用來博取眾人的尊敬．後來的人以他們為榜樣，因此《五經》互相矛盾，儒家學說漸漸衰微，這就是見聞寡陋的儒生的弊端。

道家學派，是由史官而來，道家著作記載歷代成敗存亡禍福之道，但能秉要執本，清凈虛無以保持自我節操，謙卑柔弱以保護自我，這是君王統治之術。與堯的自我約束謙讓，《易》的含恨隱忍相合，能一謙而得到天益、地益、神益、人益，這是他們的長處。等到放蕩的人來修道，就想全部拋棄禮儀，並放棄仁義，說只要清凈虛無就可以太平。

陰陽家學派，出於天文曆法之官，他們敬順上天，觀測推算曰月星辰的運行，謹慎地告訴給人民以農作的時間，這是他們的長處。等到拘泥的人來實行，就會受到禁忌的牽掣，拘泥於小的技能，放棄人事而從事於迷信鬼神之事。

法家學派，起源於法官，主張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罰，以刑法輔佐禮制。《易》上說“前代君王以嚴明的刑罰來整頓法制”，這是他們的長處。等到刻薄的人來施行，就不要教化，放棄仁愛，只施行刑法而想達到太平，以至於殘害至親，恩將仇報。

名家學派，出於司禮之官。古時名號地位不同，所行的禮節也就異等。孔子說：“一定要端正名分！名分不端正，則所說的話就不順當；所說的話不順當，則所做的事就不成功了。”這就是他們的長處。等到喜歡攻擊別人隱私的人來施行，也就只會賣弄一些屈曲破碎、支離錯雜的言辭罷了。

墨家學說，起源於看守宗廟之官。這種人住在以柞木作椽子的茅草屋，因而崇尚儉樸；贍養三老五更，因此他們博愛；挑選士於舉行大射禮，因此他們尊重賢能的人；祭祀祖宗，尊敬父輩，因此他們迷信鬼神；順應四季而行，因此他們不信命運；以孝來昭示天下，因此他們對他人則求其同。這是他們的長處。可是愚者對此，就會因節儉的利益來反對禮節，推行博愛，但不知道分別親疏。

縱橫家學派，當出自接待貴客之官。孔子說：“背誦了《詩》三百首，出使四方，不能隨機應對，即使背誦的《詩》再多，又有什麼用呢?”又說：“使者啊，使者!”是說使者應當權衡事情，見機行事，接受使命但不接受言辭，這是他們的長處。等到邪惡的人來加以從事，就會重在弄虛作假而拋棄誠信。

雜家學派，當出於議事之官。兼有儒家、墨家，融合了名、法，懂得國家體制有這些家和派，預見治國沒有不貫通，這是他們的長處。等到放縱的人來參與，就會漫無邊際而無所依託。

農家學派，當起源於主管農業之官。播種百穀，致力耕作和蠶桑，以求豐富衣和食，所以八政中一是食，二是貨。孔子說“所重視的是百姓的食物”，這是他們的長處。等到鄙陋的人來主辦此事，認為不用事奉聖王，想讓君臣一同耕作，打亂了上下等級的秩序。

小說家學派，應當出於收集民間傳說的小官。是由街談巷語，道聽途說的人所製造的。孔子說：“即使是小道，也一定有可觀的地方，向深遠處發展，恐怕就會拘泥，因此君子不幹。”但也沒有消滅。民間有小智慧的人來進行傳播，也使它連續不被遺忘。如果有時有一句話可採用，這也是草野狂夫的議論。

諸子之作一共有一百八十九種，四千三百二十四篇。減去了蹴鞠一家，共二十五篇。

諸子十家，其中可觀的只有九家罷了。都興起在王道衰微，諸侯主持政治的時候，當世君主，好惡相當懸殊，因這九個學派群起並立，各自堅持自己的學說，崇尚他們好的一面，以用來遊說各國君主，希望取得諸侯王支持。這些學說雖然有差別，就像水火一樣，相減也能相生。仁與義，敬與和，相反也都能相互補充促進。《易》上說：“天下歸宿相同而道路各異，思想一致但思考不同。”現在不同學派各自推崇自己的長處，深究事物的始末，以懂得它的要旨，即使有弊端，綜合他們的要領，也是《六經》的支和流的關係。假使這個人遇到明王聖主，得到他的公正對待，就都能成為輔佐君王的大臣之才。仲尼曾說：“禮制失去了就向民間尋求。”現在距離聖王久遠，道德缺乏，沒有地方再去尋求，這九家，不就比民間學說有所超越嗎？如果能學習六藝學術，再鑽研這九家的言論，揚長避短，就可以通曉各方的謀略了。

古書上說：“不能歌唱而只朗誦就叫做賦，爬到高處能作賦可以當大夫。”是說能夠觸景生情發為文辭，才智出眾可與共商大事者為大夫。古時候諸侯卿大夫同鄰國交涉談判，用精微的言語來相互交談，在賓主相見的外交場合，一定要引用《詩》來表達自己的志向，不外乎以此來判別賢能和不肖並觀察對方的盛衰。所以孔子說“不學習《詩》，就沒有話可說”。春秋後，周朝王道逐漸被破壞，諸侯之間通問修好時歌詠不再出現在各國，學《詩》的人隱逸在民間，賢能失志的人就去創作賦了。大儒孫卿和楚國的大臣屈原遭到讒言而為國擔憂，就都創作賦來進行諷諫，都有古詩哀傷的意味。這之後有宋玉、唐勒，漢朝湧現出枚乘、司馬相如，一直到揚子云，爭著寫出華麗繁冗的文辭，淹沒了諷勸的意義。因此揚子云對此彳良悔恨，說：“詩人的賦華麗有原則，辭人的賦華麗無度。就像孔氏的門人使用賦一樣，就有賈誼登堂，相如入室了，如果他們不用賦又怎樣呢!”從孝武帝設立樂府並採集歌謠后，於是有代國、趟國的歌曲，秦國、楚國的風格，都是對於事物有哀樂之感，因事而作，可以藉此以觀察風俗，知道政治的得失。

兵技巧家，主張練習手足的靈活，使用器械則得心應手，熟用弓弩，以求攻守之勝。

總計兵書共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有四十三捲圖。減去了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複的，加入了《蹴鞠》一家二十五篇，把《司馬法》一百五十五篇放入到禮中。

兵家學派起源於古代司馬之官，是王官的軍備。《洪範》八種政事中，第八是軍事。孔子說治理國家的人“要有豐富的糧食和充足的軍隊”，“因為不教育老百姓懂得作戰，就等於拋棄了他們”，這是表明軍隊的重要性。《易》說“古代的人用弦木製造為弓，把木削為箭，弓箭的銳利，可以威行天下”，它的用處很大。後代銷金為刀，割掉皮革作為鍾甲，器械很完備。到了湯武承受天命，用軍隊戰勝動亂而幫助百姓，用仁義來感動他們，用禮讓來行動，《司馬法》是他們遺留下來的事情。從春秋到戰國，出奇招設伏兵，變化狡詐的戰爭時常發生。漢朝建立后，張良，韓信編排兵法，共有一百八十二家，刪去沒用的，選取重要可用的，確定了三十五家。呂姓專權后就盜取了它。武帝的時候，軍政楊仆拾取遺文散籍，記錄下來上奏兵錄給皇上，仍沒有全面。到了孝帝、成帝時，命任宏評議編次兵書為四種。

天文學家排列二十八宿的順序，推算金木水火土五星和日月，用來記錄吉凶的徵象，聖王用來作為政治的參考的。《易》上說：“觀察Et月星辰在宇宙間分佈運行的現象，來考察時世的變化。”然而星事兇險，不是精細之人不能加以運用。觀察景象來責問形體，不是英明的君王也不能歸順聽命。用不能運用星事的大臣，來規勸不能接納的君王，這就是兩邊都有危害的緣故。

歷譜是排列四季曰行之方法，確定春秋、秋分、夏至和冬至的節氣，推合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的時辰，以考察寒暑殺生的實際情況的。所以聖王一定要端正推算節氣的度，以確定三統服色的制度，又以探索五星曰月交會的時間。兇險的憂患，吉祥的喜悅，它們的方術都由這裡產生。這是聖人知曉天命的方法，不是天下最高才能的人，誰能夠參預這件事！道德敗壞后，擔心歷譜出於小人而強自想知道天道的人，破壞大的用來作為小的，削減遠的

金、木、水、火、土五行是仁、義、禮、智、信五常的外在形氣。《尚書》上說“初一叫五行，初二叫羞用五事”，是說進用五事來順應五行。貌、言、視、聽、思中心失去了，金、木、水、火、土的次序就混亂，五星的變化就開始發作，這些都是出於律歷的數而分化為一部分。它的方法也是起源於五德終始，推演它到極致就會沒有不能達到的地方。而小數家因此以它作為吉凶的象徵，流行在世間，逐漸變得混亂。

蓍龜是聖人用來占卜吉凶的。《尚書》上說：“你如果有很大的疑問，就用卜筮來決定。”《周易》上說：“確定天下的吉凶，促使天下的興旺發達，沒有比蓍龜更好的了。”“因為君子將有所作為，有所行動，就用他的言語來詢問《易》，《易》很快就會告訴他吉凶，不分遠近幽深，便知道將要發生的事情。除了天下最精誠的人，還有誰能成為這樣呢!”等到到了衰落的時代，對於齋戒就懈怠了，屢次使用卜筮，神明就不再顯靈了。所以卜筮時輕慢，神靈就不會加以預告，《易》把這作為忌諱；龜神感到厭煩了就不會顯靈，《詩》以此作為警戒。

雜占是記錄各種事物的表象，觀測好壞的徵兆的。《周易》上說：“占卜可以知道將來。”各人所佔的都不一致，就以夢為準，所以周朝設有這占卜之官。《詩經》上所記載的熊羆虺蛇眾魚旟旗的夢，寫明是大人的占卜，用來考察吉凶，大致參照卜筮。《春秋》解說妖說：“人們所忌諱的東西，它的氣焰招來災害，妖是由人興起的。人失去常態那麼妖孽就興起，人沒有空隙可鑽，妖孽不會自行產生．”所以說：“道德太勝就不吉祥，仁義太繁瑣就不順。”桑和谷一同生長，大戊因此興盛；鴝和雉跳到鼎上，武丁就成為宗主。但迷惑的人不從自身加以考察而忌諱妖孽的出現，因此《詩》上諷刺說“召來他們的老人，詢問占夢的吉凶”，對他們舍本憂末，不能戰勝災禍感到痛心。

形法家研究相地、相宅、相人之法術，其大者可以相九州島之地勢以建立城郭屋舍，又可相人及六畜之骨法，以及器物之形狀以求其吉凶貴賤的。就像律管有長短，各自發出自己的聲音一樣，這不是有鬼神，而是數的自然體現。但形和氣首尾相連貫，也有有形但沒有氣，有氣沒有形的，造就是精妙細微的獨特之處．

總計數術類著作共有一百九十種，二千五百二十八卷。

數術家包括天文、曆法、五行、占卜之類的法術，都是掌握祭祀天地、宗廟記錄史事和占卜的官職。史官被廢很久了，有關數術的書已經很不完備，即使有書也沒有能夠通曉其事的人了。《周易》上說：“如果沒有其人，道是不會徒然運行的。”春秋時魯國有梓慎，鄭國有裨灶，晉國有卜偃，宋國有子韋。六國時楚國有甘公，魏國有石申夫。漢朝有唐都，差不多粗略懂一點。大概是有原因就容易一些，沒有原因就困難一點，所以依照舊書來編排數術為六種。

醫學著作是探求人的血脈、經絡和骨髓、陰陽、表裡的，以此來闡發百病的根源所在和死生的界限，使用時度量石針以及熟湯與烈火所產生的影響，再來調整百葯相配所適宜的情況。等到達到調和狀態，就像磁石取鐵，用一物來役使另一物。笨拙的人失去了分寸，就把病癒的當作病重的，把要活的當作要死的。

古代醫學的方劑是依據草和石的寒溫性質，揣度疾病的深淺，藉著藥味的作用，順應氣感適宜，明察五臟六腑所適用各種性味的藥物，得到寒涼與溫熱的藥劑，以溝通閉塞解除癥結，使它恢復到平衡。至於做法不合宜的人，用熱更加熱，用寒更加寒，使精氣內部受到傷害，不表現在外，是特別嚴重的失誤。所以諺語說：“有病不去治療，是符合醫學理論的。”

所謂神仙之術是保養性命的真精元氣，向身外大自然廣求養生之道的工具。估且用來凈化安定心靈，視死生沒有分界，沒有驚懼在胸中。然而有的人專門來從事這些事，就會使荒誕不實怪異迂闊的文章日益增多，不是聖王所用來作為教化的東西。孔子說：“尋求事物的隱蔽之理和行為怪誕，後代將有所遵循，我不幹這樣的事。”

方技類著作共三十六種，八百六十八卷。

方技都是使生命生長不息的工具，是天子之官的職守。太古時候有岐伯、俞拊，中世紀時有扁鵲、秦和，都是議論病理而涉及國家的治理，探求病症來知道政事。漢朝建立後有倉公．現在他的技巧方法埋沒，所以整理編纂他的書籍，依次排列方技為四種．

總計，六略共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種，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比《七略》增加三種、五十篇，減少兵家十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