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

周公旦，是周武王姬發之弟。周文王姬昌還在世時，周公非常孝順，忠厚仁愛，勝過其他兄弟。到姬發即位，但經常佐助輔弼姬發，處理很多政務。周文王時，周人已經開始了與商王朝的周旋與鬥爭。當初，姬昌取得了商紂王帝辛的信任，殷王賜命姬昌弓矢、斧鉞，可以有征伐之權。姬昌受命七年駕崩，姬發即位，仍然以太公望（姜尚）為國師，以周公旦為輔相。太公、周公是武王最為得力的助手。周公是武王的同胞弟弟，這一點與太公不同，因此，無論軍國大事，還是其他的疑難小事，武王總是與周公商討。

在舉行的孟津（今河南洛陽孟津縣）會盟與誓師中，也體現了周公敬德的思想。武王先祭祀天神，向東調閱軍隊，一直到達孟津。這次行動，是武王即位后第一次大規模出師。《史記·魯周公世家》說此次行動由“周公輔行”。周軍製作了文王的神主，用車子載著，置於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表示是奉文王之命進行征伐，不敢自己專行。於是昭告各官，要求大家謹敬虔信，自己承襲先人的德業，還明定賞罰，以更好地完成任務。此次觀兵顯然帶有演習的性質，這便於熟悉地形和路線，以利於以後大軍渡河北伐，也可試探商朝的虛實和諸侯的反應。這次會盟，不期而至的有八百諸侯。這對於武王堅定滅商決心，繼續修德待時，是一個更好的促動。

殷紂王並沒有深刻認識到西方姬姓勢力發展的嚴重性，對外征東夷，對內拒諫飾非，醇酒婦人，酒池肉林，把國內政治搞得一片混亂。文王死後，武王即位，以周公為最主要的得力助手，在召公、畢公等幫助下，在孟津觀兵，大會天下諸侯。這是一種進攻前的總演習，也是一種試探。觀兵后的第二年十二月，武王在周公等人的幫助下，統率戰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渡過盟津。約前1027年二月甲子凌晨，武王在商郊牧野集眾誓師，誓詞就是《尚書》中的《牧誓》。

紂王發兵抵擋，結果紂軍掉轉矛頭，往回衝殺，紂軍潰敗。紂王登上鹿台，自焚而死。第二天，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在武王左右，向上天和殷民宣布紂王罪狀，正式宣布殷朝滅亡，周朝取而代之，武王為天子。此時周公的地位僅次於武王，周公把的大鉞是一種權力的象徵。

滅掉殷商之後對如何處置殷商遺民和上層貴族的問題，武王把原來商朝直接統治的地方，分成三部分，邶由紂王之子武庚祿父掌管。衛由蔡叔度掌管，鄘由管叔鮮掌管，史稱“三監”（也有的說管叔、蔡叔、霍叔稱為“三監”。但說霍叔為“三監”之一，《史記》《漢書》等都不載）。管叔的封地在管，蔡叔的封地在蔡。封周公之子伯禽於奄。封太公望於營丘。封召公奭於燕。

武王滅商二年後去世，成王幼小，尚在襁褓之中。周公怕天下人聽說武王死而背叛朝廷，就登位替成王代為處理政務，主持國家大權。管叔和他的諸弟在國中散布流言說：“周公將對成王不利。”周公就告訴太公望、召公奭（shì，式）說：“武王早逝，成王年幼，只是為了完成穩定周朝之大業，我才這樣做。”西周初年周公輔佐天子周成王東征滅掉了夥同武庚叛亂的奄國，分封周公長子伯禽於奄國故土，沿用周公初封地“魯”稱號建立魯國，國都為曲阜，疆域在泰山以南，今山東省南部。

當時，西周天下很不穩定，周公旦和召公奭二人遂決定分陝而治。“陝”即今三門峽一帶，《水經注》說是老陝州城一帶（陝陌），《括地誌》則說指陝塬（今三門峽陝縣張汴塬）。當年周、召二公商定，鑿了一根高三米五的石柱栽於分界之處，稱作“立柱為界”。周公、召公以“陝”為分界線，把周王朝的統治區分為東西兩大行政區，周公管理陝之東，召公管理陝之西（陝西之名，即淵源於此）。這根石柱，當年就栽在分界之處，是中國最早的界石。

周召分陝之後，周公旦就可以把主要的精力用於防備殷商遺民的反叛，穩定東部新拓展的領地；而召公奭的責任就是進一步開發黃河中游地區的農業生產，建立鞏固的經濟後方，為周王朝進一步開拓疆土解除後顧之憂。

管叔、蔡叔勾結紂王的兒子武庚，並聯合東夷部族反叛周朝。周公乃奉成王之命，舉兵東征，寫了《大誥》。周公順利地討平了三監的叛亂，誅斬管叔，殺掉武庚，流放蔡叔。收伏殷之遺民，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讓他奉行殷之祭祀。周公討平管蔡之後，乘勝向東方進軍，滅掉了奄（今山東曲阜）等五十多個國家，把飛廉趕到海邊殺掉。從此周的勢力延伸到海邊。平定淮夷及東部其他地區，二年時間全部完成。諸侯都宗順周王朝。

武王克商只是打擊了商王朝的核心部分，直到周公東徵才掃清了它的外圍勢力。三年的東征滅國儘管有五十個左右，而佔領地的鞏固和擴大還是在分封同姓之後。東征以後，周人再也不是西方的“小邦周”，而成為東至海，南至淮河流域，北至遼東的泱泱大國了。周公東徵象疾風驟雨席捲了大河下游，攪動了原有民族部落的格局。徐國一部分逃到江南（今江西）；一部分東夷被趕到淮河流域；嬴姓西遷；楚國逃到丹水流域。這造成了民族大遷徙大融合。東征的戰鬥是殘酷而激烈的，戰士們跟著周公東征，斧子砍出了缺口，縱使飽經戰鬥的苦楚，能夠生還是很幸運的了。東征的戰士思念家鄉，一旦解甲歸田，心中充滿了種種遐想，《詩經·豳風·東山》，就是這種心理的生動寫照。再也不是內外交困，戰鬥之前的那種“風雨所飄搖，予唯音噍噍”的局面了。

周公旦平叛以後，為了加強對東方的控制，正式建議周成王把國都遷到成周洛邑（今洛陽）。同時把在戰爭中俘獲的大批商朝貴族即“殷頑民”遷居洛邑，派召公在洛邑駐兵八師，對他們加強監督。如何統治被征服的地區，是戰爭勝利之後的大問題，殷人滅夏、周人滅殷，都是拱衛國都的周邊封國被滅導致的，如夏末的韋，顧，昆吾皆是異姓諸侯，“韋，顧既伐，昆吾夏桀”。而商末的黎，邘，崇等是商西部的拱衛者，周文王伐滅后，武王則可以長驅直入抵商都附近的牧野滅紂。武庚和奄國、淮夷的叛亂，表明重要地區不能再用舊的氏族首領，必須分封周族中最可信賴的成員到國都的周邊拱衛王都，這和武王時期的分封已經有本質的所不同。

建都洛邑后，周公旦開始實行封邦建國的方針。他先後建置七十一個封國，把武王十五個兄弟和十六個功臣，封到封國去做諸侯，以作為捍衛王室的屏藩。另外在封國內普遍推行井田制，將土地統一規劃，鞏固和加強了周王朝的經濟基礎。

周公旦封小弟康叔為衛君，令其駐守故商墟，以管理那裡的商朝遺民。分給他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錆氏、樊氏、飢氏、終葵氏，多是些有某種手工藝專長的氏族。康叔封地不僅面積大，而且統有八師兵力，以防止殷民的再度反抗。姜太公原被封為齊侯，都營丘（今山東臨淄北）。周公讓召公封給太公的土地是“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同時還具有專征專伐的特權，“五侯九伯，實得征之。”營丘附近還有許多小國，太公就封時東夷族萊人就和他爭地。齊國先後滅掉這些小國，而成為東方大國。周的同姓召公奭被封到燕，召公長子在平叛之後才就封，建都於薊（今北京一帶）。

三監之亂，微子沒有參加。周公平叛之後命他代表殷人後代，奉祀殷得先公先王，立國於宋（今河南商丘），後來宋成為有名的大國。宋的西面有姒姓杞國（夏禹的後代，今河南杞縣），西南有媯姓的陳（虞舜的後代，今河南淮陽），北面還有一些小國。宋處在諸國包圍之中。

除去上述國家之外，周公還分封了大量的同姓國和異姓國。據《荀子·儒效》記載，周公“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富良說，“周公弟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

據何尊銘文載，周武王滅商后，由於鎬京偏西，不能控制殷商舊族廣泛分佈的東方地區，就提出過在天下的中心建都的設想，武王還曾為此夜不能寐，對周公嘆曰：“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為鞏固新政權，周武王曾考察過伊﹑洛二水一帶的“有夏之居”，準備此建設新的都邑，但未能全面實行便駕崩離去。周公二次克殷后，對東方遼闊疆域的開拓，迫切要求統治重心的東移。周公秉承武王遺志，建洛邑，在東征平叛以後，這件事更具有緊迫性，召公先去相地卜宅“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

洛邑位於伊水和洛水流經的伊洛盆地中心，地勢平坦，土壤肥沃，南望龍門山，北倚邙山，群山環抱，地勢險要。伊、洛、瀍、澗四水匯流其間。據東西交通的咽喉要道。順大河而下，可達殷人故地。順洛水，可達齊、魯。南有汝、潁二水，可達徐夷、淮夷。伊、洛盆地確實是建都的好地方。

周公執政的第五年，正式開始大規模營建成周洛邑。

據《尚書·洛誥》載：“當年十二月，洛邑初步落成。周王朝舉行了盛大的慶功大典。周公帶領百官，使他們在舊都熟悉禮儀之後，再跟從王前往新邑。周成王在新邑開始用殷禮接見諸侯，在新都洛邑祭祀文王，這些禮節是非常隆重而有條不紊的。

據何尊銘文載，周武王滅商后，由於鎬京偏西，不能控制殷商舊族廣泛分佈的東方地區，就提出過在天下的中心建都的設想 ，武王還曾為此夜不能寐，對周公嘆曰：“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為鞏固新政權，周武王曾考察過伊﹑洛二水一帶的“有夏之居”，準備此建設新的都邑 ，但未能全面實行便駕崩離去。周公二次克殷后，對東方遼闊疆域的開拓，迫切要求統治重心的東移。周公秉承武王遺志，建洛邑，在東征平叛以後，這件事更具有緊迫性，召公先去相地卜宅“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

成周洛邑建成之後，周公召集天下諸侯舉行盛大慶典。在這裡正式冊封天下諸侯，並且宣布各種典章制度，謀划周王朝的長治久安。

據《尚書大傳·康浩》稱：“周公居攝三年，制禮作樂，周公將作禮樂，優遊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物品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群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

周公攝政期間，就在繼承《萬》舞的基礎上，於六年制禮作樂時先主持製作了歌頌武王武功的武舞《象》和表現周公、召公分職而治的文舞《酌》合稱《大武》；七年洛邑告成，為了祭祀文王，周公又主持為傳統的《象》舞配以新的詩歌，製作了表現文王武功的《象》舞。

“禮”強調的是“別”，即所謂“尊尊”；“樂”的作用是“和”，即所謂“親親”。有別有和，是鞏固周人內部團結的兩方面。禮所要解決的中心問題是尊卑貴賤的區分，即宗法制，進一步講是繼承製的確立。由於沒有嚴密的繼承製，周公固然可以稱“咸王”，管、蔡也可以因爭王位而背叛王室。小邦周不能不考慮大邦殷的經驗教訓，何況周公對夏殷歷史是了如指掌的。殷代從先妣特祭和兄終弟及的人數有限看，是分了嫡庶的，是子以母貴的。殷是傳弟和傳子的並存，曾導致了“九世之亂”。傳弟終究還要傳子，這本來是生物的規律。傳子和傳弟有傳長、傳幼和傳賢的矛盾。傳弟更有個傳弟之子和傳兄之子的矛盾。這些矛盾的存在，往往導致王室紛爭，王室紛爭又會導致王權衰落，國祚不久。殷代從康丁以後，歷經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紂），明顯地廢除了傳弟制而確立了傳子制。由宗法制必然推演出維護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天子尊，諸侯卑的等級森嚴的禮法。這種禮法是隸屬關係的外在化。反過來，它又起到鞏固宗法制的作用，其目的是維護父權制，維護周天子的統治，誰要是違反了禮儀、居室、服飾、用具等等的具體規定，便視為非禮、僭越。周天子能授民授疆土，則必以土地國有為前提。“

周公旦攝政六年，當成王已經長大，他決定還政於成王。在還政前，周公作《無逸》，以殷商的滅亡為前車之鑒，告誡成王要先知“稼穡之艱難”，不要縱情於聲色、安逸、遊玩和田獵。然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周公旦退位后，把主要精力用於制禮作樂，繼續完善各種典章法規。周公制禮作樂第二年，也就是周公稱王的第七年，周公把王位徹底交給了成王。《尚書·召誥》、《尚書·洛誥》中周公和成王的對話，大概是在舉行周公退位、成王視事的儀式上，史官記下的。在國家危難的時候，不避艱辛挺身而出，擔當起王的重任；當國家轉危為安，走上順利發展的時候，毅然讓出了王位，這種無畏無私的精神，始終被後代稱頌。

但是，周公並沒有因退位而放手不管，成王固然對他挽留，而他也不斷向成王提出告誡，最有名的是《尚書·無逸》《無逸》開頭就講，知道種地務農的辛勞，才懂得“小人”。

周公執政三年之後，在豐地養老，不久得了重病，病終前，周公叮囑說：“一定要把我葬在成周，以表示我至死也不能離開成王”。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之後周公被葬於文王墓地畢，成王說：“這表示我不敢以周公為臣”。

滅殷后的第三年，公元前1042年，管叔、蔡叔鼓動起武庚祿父一起叛周。起來響應的有東方的徐、奄、淮夷等幾十個原來同殷商關係密切的大小方國。這對剛剛建立三年多的周朝來說，是個異常沉重的打擊。如果叛亂不加以克服，周王朝就會面臨極大困難，周文王慘淡經營幾十年建立起來的功業就會毀掉。周王室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在王室內部也有人對周公稱王持懷疑態度。這種內外夾攻的局面，使周公處境十分困難。周公首先穩定內部，保持團結，說服太公望和召公奭。周公統一了內部意見之後，第二年（前1023年）舉行東征，討伐管、蔡、武庚，穩定周朝的統治。

周公以商朝滅亡和“三監”等武裝反叛活動為鑒，特別重視奴隸主貴族及其子弟的政治道德教育、治術教育和勤政教育，要求“敬德保民”“明德配天”“明德慎刑”“有孝有德”“力農無逸”等，主張充分發揮“頌”“誥”對奴隸主及平民的教育作用，並提出以治績考察、選任官吏的原則。 

二次克殷之後，周公認為有必要擴建直屬國家的武裝力量，於是對三監的軍隊進行收編，又另建了一支八師，主要由周人組成，駐守在以新築的成周為中心的的河洛地區的政治中心，戍守周天子，所以稱為“成周八師”。成周八師，西周周公東征后，開始駐守成周（洛邑，今河南洛陽）的軍隊。大約二萬人。主要任務是鎮撫南夷。 

周公將殷移民遷到成周城，又收編西周時期駐守商故地的軍隊，建立殷八師，大約二萬人。主要任務是鎮撫東方及監視殷遺民。 

同時，編製西六師，保衛以鎬京為中心的周人興起之地的西土，因位於西部，所以稱“西六師”，主要由周人組成。

成周八師、殷八師、西六師由周天子親自委派的大貴族或大官僚擔任指揮官。由此可見，周天子掌握的軍隊有十數萬人之多，這就有效地保證了奴隸制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 

在政權與各種制度的建設方面，周公繼承損益前代制度，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典章制度，例如封建制度、宗法制度、井田制度等，井然有序，使政治上有君臣上下之分，有等極之別：在宗法上有大宗、小宗之別；在經濟上上分公田、私田，使民不失耕。 

周在周公之前也沒確立嫡長制，繼太王的不是泰伯和仲雍，而是季歷。武王有兄名伯邑考，文王卻以武王姬發為太子。自周公以後，歷“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除去孝王外直到幽王都是傳子的，這不是偶然的，這種制度即嫡長子繼承製的確立應歸功於周公。嫡長子繼承製確立以後，只有嫡長子有繼承權，這樣就經法律上免除了支庶兄弟爭奪王位，起到穩定和鞏固統治階級秩序的作用。嫡長子繼承製是宗法制的核心內容。周公把宗法制和政治制度結合起來，創立了一套完備的服務於奴隸制的上層建築。周天子是天下大宗，而姬姓諸侯對周天子說來是小宗。而這些諸侯在自己封國內是大宗，同姓卿大夫又是小宗，這樣組成一個寶塔形結構，它的頂端是周天子。周代大封同姓諸侯，目的之一是要組成這個以血緣紐帶結合起來的政權結構，它比殷代的聯盟形式前進了一大步。周代同姓不婚，周天子對異姓諸侯則視為甥舅關係。血緣婚姻關係組成了周人的統治系統。

在文化上周公提出了“明德慎罰”的道德規範，制定了完整的禮儀儀式，此外周公曾提出“敬德保民”，制禮作樂，建立典章制度。其言論見於《尚書》諸篇，如《金縢》《無逸》等。周公對易經創作也有貢獻。周公受孔子推崇，被儒家尊為聖人。周公思想對儒家的形成起了奠基性的作用，漢代儒家將周公、孔子並稱。

周公制禮，是周公一生最主要的功績之一。禮發源極早。“禮”字在殷商時期甲骨文中已經出現，據《說文解字》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判斷，最初的禮只是人們祈求鬼神的特定儀式。周公“制禮”則是為了滿足安排祭祀秩序的需要，根據血緣關係和等級身份，分別制定尊卑之間，長幼之間，親疏之間各自的不同行為規範。周公之“禮”，把禮原初的“事神致福”之意淡化，從規定不同身份的人等應該遵行的禮儀出發，最終成為宗法等級制度的依據和標準。

孔子曾說：”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初的禮樂是沿襲夏、商而來的，不過，在周初，由以周公為首的西周貴族陸續加以釐定、增補、彙集、漸漸成為法定的制度。《禮記·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夏商的禮樂主要用於敬神和慶典；《說文解字》云：“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荀子·禮論》云：“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經過周公修訂的禮樂，則主要是用來維護社會等級制度和宣揚道德理想，與其說周公制禮作樂，不如說周公對殷禮進行了一番改造以適應新生的政權。

周公制禮作樂，並非僅僅是改造殷人的祭祀典禮和置換典禮所用之樂歌，而是涉及了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各個方面。王國維說：“周人制度之大異於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喪服之制，並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諸侯之制。二曰廟數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這些不同於殷人的社會制度，雖然不一定是周公制禮作樂時親手制定而是在具體的實踐中逐步形成的，但是周公在攝政期間的所作所為奠定了周代社會制度的基礎。 

可見，周公制禮作樂，並非是前無所有的創舉，而是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損益夏商舊禮，結合周族原有的習慣，制定出的一套調整宗法人倫制度和行為規範體系 。

作為“人情所不免”的樂，本就是隨人類文明而發展。在中國，如果從賈湖骨笛形成完整音階形態算起樂在中國至少有九千年，樂既反映和表達人的情感，也顯現多種功能性意義，但樂為禮制用途如此彰顯的確應從周公始。樂本無所謂禮與俗，當樂與禮制儀式相須且固定為用形成常式與風格，當依等級觀念在使用過程中按用樂類型樂器擁有數量和樂舞承載人數之多寡分出尊卑貴賤，也就成為“為用”理念下的定勢。中國的用樂傳統由此形成兩大主導脈絡或稱兩大體系，即禮樂和俗樂。所謂樂分禮與俗，恰是因有了禮制用樂方顯俗樂意義沒有禮也無所謂俗，從這種意義上講，周公開國家意義上功能性用樂分類的先河。 

周公制禮，著眼點不限於諸侯，他較多關注下層庶民。在平三監之亂后，周公封胞弟康叔於商都朝歌。為了鞏固周的統治，周公先後發布了各種文告，從這裡可以窺見周公總結夏殷的統治經驗，制定下來的各種政策。周公曾先後給衛康叔《康誥》《酒誥》《梓材》三篇文告。

他告誡年幼的康叔：商朝之所以滅亡，是由於紂王酗於酒，淫於婦，以至於朝綱混亂，諸侯舉義。他囑咐說：“你到殷墟后，首先要求訪那裡的賢人長者，向他們討教商朝前興后亡的原因；其次務必要愛民。”周公旦又把上述囑言，寫成《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作為法則送給康叔。周公寫作三篇文告給予康叔的原因，一則是康叔統治的為殷人腹心地帶，問題最尖銳最複雜；二則是周公首先征服的，也是三監反周所據的殷人集中的地方，而戰爭勝利之後，康叔受封也比較早。《康誥》《酒誥》《梓材》可以看作是周公對新征服地區的施政綱領。三篇的主旨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罰”，為的是使殷民在連續兩次大動蕩之後安定下來，使殷民從事正常的農業生產和商業活動。但又不是一味遷就，對飲酒成風，不孝不友是毫不客氣的。康叔到殷墟后，牢記周公旦的叮囑，生活儉樸，愛護百姓，使當地吏民安居樂業。

《康誥》的目的是安定殷民，全篇內容不外是“明德慎罰”。周文王因為“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才有天下。殷代“先哲王”也是安民、保民。“明德”的具體內容之一就是“保殷民”。“慎罰”，是依法行事，其中包括嚴法的合理成分。刑罰不可濫用，有的案情要考慮五六天，十來天，才能判定。至於殺人越貨，“不孝不友”的，要“刑茲無赦”。文告中反覆強調“康民”“保民”“裕民”“庶民”。告誡康叔要勤勉從事，不可貪圖安逸。“天命”不是固定不變的，能“明德慎罰”才有天命。“明德慎罰”也不是一切照舊，而是參酌殷法，推行周法，使殷人“作新民”。

《酒誥》是針對殷民飲酒成風而發的。釀酒要用去大量糧食，這種飲酒風習在以農業起家的周人看來，簡直無法容忍。周公並非完全禁酒，在有祭祀慶典的時候還是可以喝一點。群飲是不行的，不可放過，要通統捉來“以歸於周”“予其殺”。“予其殺”是我將要殺，未必殺。所以“歸於周”，是不要給殷人以象“小子封刑人殺人”的印象。這同“保民”“安民”是一致的。應該引導殷民去“藝黍稷”即種莊稼，也可“肇牽牛，遠服賈”，去經商養父母。殷代先王，從成湯至帝乙都不敢“自暇自逸”，更何況敢聚會飲酒了。至於工匠飲酒，另當別論，不要殺，姑且先進行教育。在政策上區別對待是十分鮮明的。

《梓材》也還是提倡“明德”，反對“后王殺人”。至於民人之間，也不要相殘害，相虐待，乃“至於敬寡，至於屬婦，合由以容”。上上下下不虐殺而“敬寡”，而“合由以容”，自然會出現安定的局面。這種局面的形成不是輕易可以得到的，要像農民那樣勤除草，整地，修整田界水溝；象維修居處那樣，勤修垣牆，壁上塗泥，頂上蓋草；又如同匠人治器，勤事修斯，再塗上黑漆和紅漆。總之，勤用明德、保民，才能“萬年為（為）王”。

三篇貫穿一個基本思想是安定殷民，不給殷民一個虐殺的形象，處罰要慎重，要依法從事。至於改造陋習——酗酒，一是限制，二是引導，三是區別對待。作為統治者，要勤勉從事。

《康誥》《酒誥》《梓材》是周公對被征服地區的政治方略，而《多士》是對待遷到洛邑的殷頑民的政策。洛邑建成之後，這批建城的殷頑民如何發落。自是擺在日程上的問題。《多士》是周公向殷頑民發布的文告。全文分作兩大段。第一段是攻心，讓殷頑民服從周人統治。理由是你們這些殷士不好，上天把大命給了我“小邦周”，決不是我“敢弋殷命”“敢求位”。這如同你先祖成湯取代不道的夏桀一樣，也是“上帝不保”夏桀。我把你們從“天（大）邑商”遷到西土，不要怨我，我是矜憐你們的，這也是天命所在。第二段內容是宣布給以生活出路，讓他們就地安居，有你們的田地，有你們的住宅，“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干止。”如果你們能順從聽命，有德，還被任用。上天會可憐你們，否則，你們不但會失去土地，而且我還會把上天的處罰加在你們身上。 

古代建都城，在國之陽位，要設一取象天地而上圓下方、四周圜水的建築。為布政之宮，四戶八牖，以便聲教四達，稱明堂。《考工記·匠人》周人明堂條鄭氏註：“明堂者，明政教之堂。”蔡邕《明堂月令章句》記其多種功能：“明堂者，天子大廟，所以祭祀。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故言取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正室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圓水則曰辟雍，雖名別而實同。”《詩·周頌·我將》表明曾“祀文王於明堂”。

明堂在周初，最重朝諸侯之用。當諸侯方國朝見周公時，周公以天子身份，背負斧紋屏風，面朝南而立，諸侯貴族按其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高低，依次站在周公對面的中階之上，東西階和門東西，夷、蠻、戎、狄分站在東、南、西、北四門之外，較遠的九采站在南面的應門之外，極遠的四塞每世一來朝，告新君即位而已，不安排固定的站位。

這般一絲不苟精心安排的諸侯朝覲天子的禮儀，無疑能十分明確天子諸侯之間尊卑上下的等級，使各安其位以維護統治秩序，這就是周公制禮的目標所在了。關於這次明堂活動的時間內容，《明堂位》說的正是周公“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周頌·清廟序》稱：“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孔穎達《疏》：“成洛邑在五年則朝諸侯在六年，明此朝諸侯與《明堂位》所朝為一事也。”那麼《禮記·明堂位》所載周公朝諸侯於明堂，是周公營建洛邑成功之翌年，一系列慶典活動的一部分，此外還率諸侯廟祭文王，又頒度量，推進政令之劃一，並以制禮作樂，為他這一年工作的重心，結果“天下大服”，周公的事業達到成功的巔峰。

漢初大思想家賈誼評價周公曰：“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於一身。孔子之前，黃帝之後，於中國有大關係者，周公一人而已。”周公曾先後輔助周武王滅商、周成王治國。武王死後，成王年幼，由他攝政當國。平定三監之亂后，大行封建，營建成周（洛邑），制禮作樂，還政成王，在鞏固與發展周朝統治上起了關鍵作用，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周公在當時不僅是政治家、軍事家，而且還是個多才多藝的詩人、學者。其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等人勾結商紂之子武庚祿父和徐、奄等東方夷族反叛。他奉命出師，三年後平叛，並將勢力擴展至海。后營建洛邑。相傳他制禮作樂，制定和完善宗法制、分封制等各種制度，使西周奴隸制獲得進一步的鞏固。

自春秋以來，周公被歷代統治者和學者視為聖人。他被尊為儒學奠基人，是孔子最崇敬的古聖之一，《論語》中記載孔子言論云：“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孟子首稱周公為“古聖人”，將周公與孔子並論，足見尊崇之甚。荀子以周公為大儒，在《荀子·儒效》中讚頌了周公的德才。漢朝的劉歆、王莽將《周官》改名《周禮》，認為是周公所作，是其致西周於太平盛世之業績，將周公的地位駕於孔子之上。直到唐開元時期，有著強烈權力欲的唐玄宗作為皇帝不能容忍周公在武王逝世、成王年幼時期主政以及西周末期周厲王出奔后的“周召共和”，於是下令取消周公文廟供奉的資格，改以孔子為主。唐朝的韓愈為闢佛老之說，大力宣揚儒家“道統”，提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統序。

周公旦“制禮作樂”，制定和推行了一套維護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級的典章制度。確立的嫡長子繼承製，即以血緣為紐帶，規定周天子的王位由長子繼承。同時把其他庶子分封為諸侯卿大夫。他們與天子的關係是地方與中央、小宗與大宗的關係，加強中央政權的統治，這就是所謂的禮樂制度，孔子一生所追求的就是這種有秩序的社會，影響了後世幾千年。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典出《史記·卷三十三·魯周公世家》。周公姬旦派長子伯禽（又稱禽父）去管理魯地（魯國是周公姬旦的封國，而魯國的第一任國君是伯禽，姬旦沒有去封國做國君），臨行時周公告誡伯禽說：“我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在全天下人中我的地位不算低了。但我卻洗一次頭要三次握起頭髮，吃一頓飯三次吐出正在咀嚼的食物，起來接待賢士，這樣還怕失掉天下賢人。你到魯國之後，千萬不要因有國土而驕慢於人。”周公禮賢下士，求才心切，進食時多次吐出食物停下來不吃，急於迎客。后遂以”周公吐哺”等指在位者禮賢下士之典實。

周公恐懼流言，典出唐代白居易《放言五首》之三：

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鑽龜與祝蓍。

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

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

這一成語，說的是兩個人：西周時的姬旦與西漢時的王莽（新朝建興帝）。

周公有聖德，輔其兄武王姬發伐商，平定天下，定了周朝基業。武王病，周公為冊文告天，願以身相代。藏其冊於金滕，內容無人得知。後來武王駕崩，太子成王年幼，周公盡心輔佐，將周成王抱於膝上，朝見諸侯。當時其庶兄管叔、蔡叔圖謀不軌，但忌憚周公，於是在列國間散布流言，說周公欺侮幼主，圖謀篡位。久而久之，周成王起疑。周公為避禍辭了相位，避居東國，心懷恐懼。後來有一日，天降大雨，雷電擊開金滕，成王見了冊文，方辨明忠奸，誅殺了管叔、蔡叔，迎周公重歸相位。假設當管叔、蔡叔正四處散布流言誣周公有反叛之心的時候，周公便一病而亡；假設金滕之文始終未被成王所知，那就說不清楚周公姬旦到底是忠是奸了。後世的史書中周公豈不就成了奸臣。

王莽，字巨君，是漢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漢成帝劉驁的表兄。其人奸詐，依仗外戚專權，陰謀奪取漢家劉姓天下。但他深恐人心不服，於是預先謙虛恭謹、禮賢下士，假行仁義，當時天下人都齊聲稱頌王莽的聖賢仁義之名。後來王莽終從王太后處逼得傳國玉璽，自立為帝。假設王莽在代漢稱帝前就死亡，那就沒人知道他心底的不臣之心。其後的史書中王莽就成了一代賢臣，名垂青史了。

此詩大抵說人品有真有偽，須要惡而知其美，好而知其惡。

周武王姬發死後，他的兒子姬誦繼位，稱周成王。因成王年齡很小，不能親自處理國家大事，便由周公姬旦輔佐，處理政務。周武王的另外兩個弟弟管叔和蔡叔是野心家，他們很想篡位奪權，但又懼怕周公，於是就合謀陷害周公，他們到處散布謠言，說周公要謀害成王。奪取王位。年幼的成王不斷地聽到這些流言，對周公就不太信任了。周公本來一心輔佐成王，卻遭到誹謗，為了躲避嫌疑，讓成王認清事實真相，他便辭離京城鎬京，到了洛陽。後來成王明白了事實真相，悔恨自己聽信讒言，於是用隆重的禮儀把周公請了回來。

管叔、蔡叔賊心不死，他們與紂王的兒子武庚勾結起來發動叛亂，陰謀奪權。成王命周公率兵鎮壓叛亂。周公領兵很快就討伐平定了管叔、蔡叔和武庚發動的反叛。成王長大以後，周公就把政權歸還給成王，使他親理國政。成王正式接管朝政那天，前往祖廟祭告祖先。在祭禮儀式上，成王總結了以往的經驗教訓，很有感慨地對文武百官說：“我一定要從以前的懲戒中吸取教訓，以防止後患。”

古人講的行周公之禮指的是行房事。

相傳西周初年男女濫情，但是周公發現這樣不行，於是規定：男女在結婚前不能隨便發生性關係，除非到了結婚當天。後來人們管這個叫“周公之禮”。“周公之禮”通俗指夫妻同房，做愛，發生性關係。“周公之禮”是漢語中關於性關係的一種委婉說法，有點戲謔的意味。

周公是一個在孔子夢中頻頻出現的人物，在儒教長期主導文化的中國，周公也就不可避免地直接與夢聯繫起來，夢，經常被稱為“周公之夢”，或“夢見周公”。表明周公在儒家文化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孔子以“吾不復夢見周公矣“之言，隱喻周代禮儀文化的失落。

滅商歸來，在鎬京武王同周公談起在洛水和伊水之間的平原地帶建立新都，以便控制東方。由於日夜操勞，武王身染重病，周公虔誠地向祖先太王、王季、文王祈禱。他說：你們的元孫某得了危暴重病，如果你們欠了上天一個孩子，那就讓我去代替他。我有仁德，又多才多藝。你們的元孫某不如我多才多藝，不能侍奉鬼神。我們看來，覺得這種祈禱是好笑的，可是對三千多年前相信天命鬼神的周人來說，那是十分真誠無私的。祈禱以後，武王的病雖然有所好轉，但不久還是病故了。武王在臨終前願意把王位傳給有德有才的叔旦——周公，並且說這事不須占卜，可以當面決定。周公涕泣不止，不肯接受。武王死後，太子誦繼位，是為成王。成王不過是個十多歲的孩子。面對國家初立，尚未穩固，內憂外患接踵而來的複雜形勢，成王是絕對應付不了的。《尚書·大誥》說：“有大艱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靜。”《史記·周本記》也說：“群公懼，穆卜。”武王之死使整個國家失去了重心，形勢迫切需要一位既有才幹又有威望的能及時處理問題的人來收拾這種局面，這個責任便落到了周公肩上。周公執政稱王，發揮了王的作用。這在當時是自然的事情。古書中有不少周公稱王的記載，只是到了漢代，大一統和君權至上局面形成之後，周公稱王變成不可思議，於是才有周公是“攝政”“假王”的說法。

周武王駕崩，太子成王年紀尚小，關於周公作為叔父如何處理當時朝中政治局面的這一問題，從春秋時期，一直是眾說紛紜。《左傳·僖公二十六年》稱，周公曾“股肱周室，夾輔成王傳”；《左傳·定公四年》又記，成王在武王之後繼位時，“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史記·周本紀》也載，由於天下剛剛穩定，成王還在少年時期，“周公……乃攝行政，當國”。從這些可了解周公只是“夾輔”或“相”成王，“攝（代為）行政”，並沒有篡奪王位的意思。《孟子·萬章》說得更為詳細，“周公爾有天下”。

《周公解夢》，是後人借周公旦之名而作，為流傳在民間的解夢之書。在術數史上，很難發現解夢之術，列於此，只因夢文化在民間甚為流傳，並能從夢中預測吉凶。

《史記·魯周公世家》

《尚書》（見《尚書》之《周書》相關篇目）

《詩經·豳風·破斧》

《何尊銘文》（《何尊》銘文記載周初營建成周的史實）

清華簡《系年》

洛陽周公廟與陝西岐山、山東曲阜周公廟，並稱為海內三大周公廟，皆為祭祀西周初年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周公姬旦的祠廟，亦稱元聖廟。

洛陽周公廟始建於隋末唐初（618年），由隋將王世充草創。王世充為了抵抗李密瓦崗軍，詐稱左軍衛士張永通三夢周公，為周公立廟，每出兵輒先祈禱。周公廟地處隋唐東都洛陽城宮城正門——應天門內東側，唐太宗貞觀年間和唐玄宗開元年間都曾予以重修。《河南府志》著錄有《唐開元重修周公祠碑》。《河南通志》記載，明嘉靖四年（1525年）又在舊址重建，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重修。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河南府知府王來慶將僅殘存定鼎堂的周公廟進行全面大修。清乾隆八年（1743年）、五十五年（1790年）與光緒十六年（1890年）又多次重修。1992年以來，明建定鼎堂、清建會忠祠（今禮樂堂）與三殿、兩廂，都有陸續修繕。

周公廟風景名勝區，位於陝西省岐山縣城西北六公里處的鳳凰山南麓。唐武德元年（618）為紀念西周政治家周公姬旦修建。廟內古樹參天殿堂成群，除了周公正殿外，還有召公、太公、等周人先祖及功臣勛將的配殿，漢白玉武將像等古迹名勝。廟區現存古建築30餘座，佔地約7公頃，整體建築對稱布局，殿宇雄偉，亭閣玲瓏。廟內現存碑與石刻眾多，並有漢、唐、宋、元、明古木多株。

山東曲阜周公廟位於曲阜城東北里許處的周公廟，全稱文憲王廟，亦稱元聖廟，是祭祀周公的廟宇。因封建帝王曾封周公為“元聖“，故又得名為元聖廟。公元1008年追封周公為文憲王，在太廟舊址重建新廟。經宋、元、明、清多次修建，達現今規模。周公廟現佔地28000平方米，三進院落，有門、坊、亭、殿等明、清建築13座57間。其間柏、柏、楷、槐等古樹庇蔭，十分壯觀。周公廟的大門額題“欞星門”。門內左右各立石坊一座，東坊額刻“經天緯地”，西坊額刻“制禮作樂”，讚頌周公德績。元聖殿是周公廟的中心建築。殿內塑有周公像，正中上懸“明德勤施”匾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