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誼

漢高祖七年（前200年），賈誼出生於洛陽（河南郡郡治所在地），少有才名，師從荀況學生張蒼。

漢高后五年（前183年）即以能誦詩書善文聞名於當地，河南郡守吳公將其召致門下，對他非常器重，在賈誼輔佐下，吳公治理河南郡，成績卓著，社會安定，時評天下第一。

漢文帝登基，聽聞河南郡治理有方，擢升河南郡守為廷尉，吳公因勢舉薦賈誼。漢文帝徵召賈誼，委以博士之職，當時賈誼21歲，在所聘博士中年紀最輕。出任博士期間，每逢皇帝出題讓討論時，賈誼每每有精闢見解，應答如流，獲得同儕的一致讚許，漢文帝非常欣賞，破格提拔，一年之內便升任為太中大夫。

賈誼初任太中大夫，就開始為漢文帝出策。漢文帝元年，賈誼提議進行禮制改革，上《論定製度興禮樂疏》，以儒學與五行學說設計了一整套漢代禮儀制度，主張“改正朔、易服色、製法度、興禮樂”，以進一步代替秦制。由於當時文帝剛即位，認為條件還不成熟，因此沒有採納賈誼的建議。

文帝二年（前178年），針對當時“背本趨末”（棄農經商）、“淫侈之風，日日以長”的現象，賈誼上《論積貯疏》，提出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主張發展農業生產，加強糧食貯備，預防飢荒。漢文帝採納了他的建議，下令鼓勵農業生產。政治上，賈誼提出遣送列侯離開京城到自己封地的措施。鑒於賈誼的突出才能和優異表現，文帝想提拔賈誼擔任公卿之職。絳侯周勃、灌嬰、東陽侯、馮敬等人都嫉妒賈誼，進言誹謗賈誼“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漢文帝亦逐漸疏遠賈誼，不再採納他的意見。

文帝四年（前176年），賈誼被外放為長沙王太傅。長沙地處南方，離京師長安有數千里之遙。賈誼因貶離京，長途跋涉，途經湘江時，寫下《吊屈原賦》憑弔屈原，併發抒自己的怨憤之情。時周勃被捕系獄，賈誼上疏《階級》，建議文帝以禮對待大臣。

文帝時，把蜀郡的嚴道銅山賜給鄧通，又允許吳王劉濞開豫章銅山鑄錢，因此，“鄧氏錢”和吳錢遍布天下。漢文帝五年（前175年），賈誼在長沙又向文帝上《諫鑄錢疏》，指出私人鑄錢導致幣制混亂，於國於民都很不利，建議文帝下令禁止。

賈誼做長沙王太傅的第三年，有一隻鵩鳥（貓頭鷹）飛入房間，停在座位的旁邊。貓頭鷹像鵑，舊時視為不吉祥之鳥。賈誼因被貶居長沙，長沙低洼潮濕，常自哀傷，以為壽命不長，如今鵩鳥進宅，更使他傷感不已，於是作《鵩鳥賦》抒發憂憤不平的情緒，並以老莊的齊生死、等禍福的思想以自我解脫。

謫居長沙三年後，漢文帝想念賈誼，徵召入京，於未央宮祭神的宣室接見賈誼。文帝因對鬼神之事有所感觸，就向賈誼詢問鬼神的原本。賈誼詳細講述其中的道理，一直談到深夜，漢文帝聽得不覺移坐到席的前端。談論完了，漢文帝說：“我很久沒看到賈生了，自以為超過他了，今天看來，還比不上他啊。”賈誼這次回到長安，朝廷人事已有很大變化，灌嬰已死，周勃遭冤獄被赦后，回到絳縣封地，不再過問朝事。但文帝還是沒有對賈誼委以重任，只是任命他為梁懷王太傅，任職所在地更近朝廷，而且梁懷王劉揖是文帝的小兒子，很受寵愛，也算是對他的一種重視。

賈誼任梁懷王太傅，雖在梁國封地，但仍體察政事，居安思危。這一時期，匈奴強盛，常侵犯漢朝邊疆；漢朝剛剛建立，法規制度粗疏而不嚴明；諸侯王超越本身的權力範圍，佔據的土地超過古代制度的規定，淮南王、濟北王都因為謀反而被誅滅。賈誼因此多次上疏陳述政（《治安策》），大體上圍繞匈奴侵邊、制度疏闊、諸侯王悟凝等三個問題而展開論述。

文帝前元七年（前173年），淮南王劉長陰謀叛亂，文帝把他流放到蜀郡（今四川中部），劉長在途中畏罪自殺。第二年（前172年），文帝又把劉長的四個兒子封為列侯。賈誼擔心文帝接著還要把劉長的幾個兒子由列侯進封為王，上疏文帝，進行勸告，但是文帝並沒有採納賈誼的意見。

漢文帝十一年（前169年），賈誼32歲，隨梁懷王入朝，梁懷王劉揖墜馬而死，賈誼感到自己身為太傅，沒有盡到責任，深深自責，經常哭泣，心情十分憂鬱。

梁懷王無子，按例他的封國就要撤銷。賈誼認為，這樣做對整個局勢不利；建議為梁王立繼承人，或者讓代王劉參遷到梁國來；擴大梁國和淮陽國的封地，使前者的封地北到黃河，後者南到長江，從而連成一片。文帝聽了賈誼的建議，遷淮陽王劉武為梁王，另遷城陽王劉喜為淮南王。從後來吳楚七國之亂中梁王劉武堅決抵禦的作用來看，根據賈誼的這個建議所作的部署，確實是深謀遠慮。

漢文帝十二年（前168年），賈誼在憂鬱中死去，年僅三十三歲。

（賈太傅像來源）

儒家

西漢初年，儒生陸賈與叔孫通等人在總結秦亡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用儒家治國的設想，但未及付諸政治實踐。西漢初期，賈誼衝破文帝時道家、黃老之學的束縛，將儒家學說推到了政治前台，制定了仁與禮相結合的政治藍圖，得到了漢文帝的重視，在歷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響。

賈誼認為秦亡在於“仁義不施”，要使漢朝長治久安，必須施仁義、行仁政。同時，賈誼的仁義觀帶有強烈的民本主義的色彩。賈誼從秦的強大與滅亡中，看到了民在國家治亂興衰中所起的至關重要的作用。以這種民本主義思想為基礎，賈誼認為施仁義、行仁政，其主要內容就是愛民，“故夫民者，弗愛則弗附”，只有與民以福，與民以財，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以愛民為主要內容的施仁義、行仁政的思想是賈誼政治思想的基本內容。

在研究歷史的同時，賈誼對漢朝的社會現實也進行仔細考察。賈誼認為，當時的情況是，在表面平靜的景象之後已隱藏著種種矛盾和行將到來的社會危機：農民暴亂已時或出現；諸侯王僭上越等、割據反叛，已構成了對中央政權的嚴重威脅；整個社會以侈靡相競、以出倫逾等相驕，社會風氣每況愈下。因此，在賈誼看來，面對這樣一種上無制度，棄禮義，捐廉丑的社會現實，不能遵奉黃老之術，必須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因此，叔孫通等人倡導的制禮儀、明尊卑、以禮治國的主張，也成了賈誼政治思想的重要內容。通過仁與禮，賈誼為漢朝提出了一個仁以愛民、禮以尊君的忠君愛民的儒家式的政治統治模式。

法家

與陸賈、叔孫通等人一樣，賈誼也非一個醇儒，尤其是為了解決漢朝中央政權與諸侯王之間的矛盾，法家的權勢法制思想也已被賈誼吸收到了其思想體系之中。賈誼認為：施仁義主要是對民而言的，對於當時擁有強大勢力並隨時可以反叛中央的諸侯王，單靠仁義恩成是不夠的，還必須依靠權勢法制，“仁義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勢已定、權已足矣，乃以仁義恩厚因而澤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諸侯王皆眾髖髀也，釋斤斧之制，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刃不折則缺耳。”

道家

賈誼在《道德說》中藉助於漢初非常流行的《老子》的學說，試圖為儒家的道德論尋找一個宇宙觀的基礎，表現了漢儒自陸賈以來自覺地吸收其他各家的思想以充實儒家思想體系的新動向。

賈誼認為，陰陽、天地、人與萬物都由德生，而德由道生。道是宇宙萬物的最終本源，而德則是宇宙萬物的直接本源。德有六理：道、德、性、神、明、命；德有六美：有道、有仁、有義、有忠、有信、有密。賈誼試圖用《老子》的道德說來為儒家的道德倫理提供依據，這種吸取道家的思想因素以為儒家的道德倫常進行形而上的哲學論證，為後來董仲舒全面吸收道家學說以重構儒家思想體系提供了可以參考的思想資料。

縱觀賈誼一生，雖受讒遭貶，未登公卿之位，但他的具有遠見卓識的政論和建議，文帝還是比較重視，大略是實行了的；賈誼在政治、經濟、國防以及社會風氣等方面的進步主張，不僅在文帝一朝起了作用，更重要的是對西漢王朝的長治久安起了重要作用。

割地定製、禮治天下

賈誼指出危害西漢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們企圖叛亂的陰謀。他回顧歷史，列舉事實說明分封諸侯王的害處。指出諸侯王的叛亂，並不取決於是疏是親，而是取決於“形勢”，取決於他們力量的強弱，從“形勢”來解釋諸侯王反叛與否。因此，賈誼得出的結論是：“疏者必危，親者必亂”。根據異姓諸侯王反叛的歷史教訓和同姓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險，賈誼提出了兩個方面的措施：其一曰定禮制，其二曰定地制。定禮制，就是針對諸侯王在禮制上的僭越，強調必須嚴格區分等級，使諸侯王嚴格按人臣之禮行事，從而維護天子的最高威嚴。定地制即“割地定製”，根據“大都強者先反”的歷史教訓，賈誼提出了“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方針：在原有的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諸侯，從而分散削弱他們的力量。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盡而止”，力量也就愈來愈削弱下去了，這就叫做“割地定製”。景帝劉啟時，晁錯提出“削藩”政策，是賈誼主張的繼續；景帝三年（前154年）吳楚七國之亂，證明了賈誼對諸侯王分析的正確性。到了漢武帝劉徹的時候，頒行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更是賈誼“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方針的全面實行了。另外，在《宗首》、《藩強》、《權重》等文章中，賈誼還闡述了加強中央集權的思想；在《大政》、《修政》中提出了利民安民的民本思想。

重農抑商、以農為本

賈誼認為，富商大賈與諸侯王相勾結，有恃無恐，僭越禮制，又要農民供給他們以奢侈的生活資料，因而導致了廣大農民貧困。因此，賈誼主張重視農民，提倡儉約，反對奢侈之風。

文帝二年（前178年），賈誼上《論積貯疏》，緊密圍繞“積貯”的論題，從正反兩面論證加強積貯對國計民生的重大意義，對於維護漢朝的封建統治，促進當時的社會生產，發展經濟，鞏固國防，安定人民的生活，都有一定的貢獻，客觀上符合人民利益，在歷史上有其進步的意義；他的重視發展農業，提倡積貯的思想，即使至今，也仍有借鑒的價值。同時，賈誼指出，商人賣奴隸，窮極奢侈，不尊重國家制度，冒犯皇帝尊嚴，主張儉約，禁奢靡之風。在貨幣政策上，賈誼承認貨幣流通的客觀性質，不認為單憑君王權力就可以解決貨幣問題。因而賈誼建議禁止私人鑄錢、由中央壟斷造幣的原料，統一鑄錢，即不讓銅流佈於民間，也不準老百姓私自采煉銅礦。可惜文帝未執行，以至幣制混亂。賈誼的貨幣主張，在客觀上已為後來漢武帝時實現統一的五銖錢制度，即所謂“三官錢”的流通開闢了道路，武帝時期禁止鑄錢的政策正是賈誼思想的延續。

儒法結合、瓦解匈奴

賈誼對待匈奴思想的出發點，是傳統儒家的華夷之辨，四境少數民族侵凌中原民族是不能容忍的。因而，在北方匈奴問題上，賈誼認為和親並不能制止匈奴侵擾，提出儒法結合的戰略思想，即“德戰”：“以厚德懷服四夷”，輔以“三表、五餌”之術。賈誼認為，只要實行他的“三表”、“五餌”的策略，便可以爭取匈奴的民眾，孤立單於，並進而降服單於。賈誼對他這套制服匈奴的措施頗具信心，所以他向文帝毛遂自薦，願意親自來實行其計劃。賈誼主張用和平的手段瓦解敵人的策略，因而西漢贏得了30多年國內建設的和平環境，為武帝最終戰勝匈奴奠定了實力基礎，故其功不可沒。

散文

（參見賈誼的作品詞條《治安策》、《過秦論》、《論積貯疏》等）

《漢書·藝文志》記載賈誼散文共58篇，收錄於《新書》。其作品大體可分為三類，一類是專題政論文，如《過秦論》；一類是就具體問題所寫的疏牘文，如《陳政事疏》；還有一些是雜論。賈誼的政論文，主要是一些陳政事的疏奏，為數不多，但成就巨大。一方面，他吸取戰國儒道法三家思想而又“案之當今之務”，使其政淪文具有適應時代需要而“經世致用”的特色，因而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另一方面，他繼承戰國之文“敷張文辭”的寫作手法而又更加疏直激切、盡所欲言，使其政論文具有將說理與情感、氣勢、形象相結合而聳動人主視聽的特色。賈誼的政論散文說理透闢，邏輯嚴密，感情充沛，氣勢非凡，全面地闡述了深刻的政治思想和高瞻遠矚的治國方略，鮮明地體現了漢初知識分子在大一統封建帝國創始時期積極用世的人生態度和昂揚向上的精神風貌，標誌著中國散文發展的一個新階段，代表了漢初政論散文的最高成就，對後代散文影響很大。魯迅曾說，他與晁錯的文章“皆為西漢鴻文，沾溉後人，其澤甚遠。”

除此之外，賈誼《新書》中還有一些雜論文章，語言或樸實淺顯，或生動形象，敘事說理均有特色。

賦

（參見賈誼的作品詞條《吊屈原賦》、《鵩鳥賦》等）

賦是漢代文學的代表，是在楚辭基礎上發展而成的一種文體。漢賦大致分兩種，一種是直接摹仿屈原《離騷》體的騷體賦，一種是漢代新創的散體大賦，它日益發展，成為漢賦的主體。賈誼賦在賦史上具有“振其緒”之功。既上承楚騷的餘緒。又奠定了漢代騷體賦的基礎。在賈誼僅存的四篇賦中，《吊屈原賦》是漢初騷體賦的代表作，“辭清而理哀”（劉勰），是以騷體寫成的抒懷之作，也是漢人最早的吊屈之作，開漢代辭賦家追懷屈原的先例。《鵩鳥賦》在藝術形式上，受莊子寓言影響，以人鳥對話展開，開漢賦主客問答體式之先河；同時此賦以整齊的四言句為主，有散文化的傾向，體現著向漢大賦的過渡（馬積高《賦史》）。

劉向編為《新書》十卷，共五十六篇，已散佚不全。明人輯有《賈長沙集》，今人輯有《賈誼集》。

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班固·《漢書·賈誼傳》

賈誼故居又名賈太傅故宅、賈太傅祠，位於長沙市解放西路與太平街口交匯處，始建於西漢文帝年間。漢武帝時期，由皇帝敕命修繕賈誼故居，從明朝成化元年始，形成祠宅合一之格局。湖湘人民極重視對故居保護，歷代毀建相繼，均以賈誼井為中心，原址不變。現賈誼故居為1998年重修，為湖南省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主要景點有：門樓、賈誼井、賈太傅祠、太傅殿、尋秋草堂、古碑亭、碑廊等，有《賈誼生平事迹陳列》。

賈誼一生雖然短暫，但是，就在這短暫的一生中，卻為中華文化寶庫留下了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他是騷體賦的代表作家，又奠定了漢代騷體賦的基礎。在西漢政論散文的園地中，賈誼的散文也堪稱文采斐然。劉勰《文心雕龍·奏啟》稱其奏疏是“理既切至，辭亦通暢，可謂識大體矣。”其最為人稱道的政論作品是《過秦論》、《治安策》和《論積貯疏》，說理透闢，邏輯嚴密，氣勢洶湧，詞句鏗鏘有力，對後代散文影響很大。

司馬遷：“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班固：“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製度，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系單於，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雲。”

劉向：“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

劉歆：“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

劉勰：“賈生浮湘，發憤吊屈，體同而事核，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

蘇軾：“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

李東陽：“文帝時，可當大臣者，惟賈太傅一人。”

歸有光：“若賈生之通達，蔡邕之文學，張衡之精思，卓茂之循良，李膺之高節，黃憲之雅度，鄧禹之功勛，有不可一二數者。”

王夫之：“王安石之於誼似矣，而誼正......然則世無逆求於已，已未豫圖其變，端居臆度而欲四海而經營之，未有能濟者也。充誼之志，當正學之世，盡抒其所蘊，見諸施行，殆可與齊黃並驅乎？”

袁枚：“生不死，帝必用生；生用其所施，必遠過晁、董。而卒之天奪其年，豈非命耶？生自傷為傅無狀，哭泣過哀，思文帝之恩，惜梁王之死，蓋深於情者也，所以為賢也。”

魯迅：①“惟誼尤有文采，而沉實則稍遜，如其《治安策》，《過秦論》，與鼂錯之《賢良對策》，《言兵事疏》，《守邊勸農疏》，皆為西漢鴻文，沾溉後人，其澤甚遠；然以二人之論匈奴者相較，則可見賈生之言，乃頗疏闊，不能與鼂錯之深識為倫比矣。”②“惟其後之所以絕異者，蓋以文帝守靜，故賈生所議，皆不見用，為梁王傅，抑鬱而終。”

毛澤東：“（《治安策》）是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全文切中當時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