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

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九月初一（10月7日）子時，生於衡陽府城南回雁峰。其父王朝聘50歲，母譚氏47歲。

天啟二年（1622年）開始跟隨長兄王介之學習。

天啟五年（1625年）跟隨長兄王介之學習，完成了十三經的學習。

天啟六年（1626年）父親王朝聘國子監畢業，因拒絕賄賂選官，被罷選返鄉。

崇禎元年（1628年）跟隨父親王朝聘學習經義。

崇禎四年（1631年）父親王朝聘在京城拒絕權相溫體仁黨羽索賄，氣憤之下撕毀薦貼，自誓不出“賕吏胯下以重辱先人”。

崇禎五年（1632年）中秀才，湖廣提學僉事王志堅欣賞其才能，薦其入衡陽縣學。

崇禎六年（1633年）與長兄王介之、仲兄王參之赴武昌參加鄉試，均落第。

崇禎七年（1634年）跟隨叔父王廷聘學習作詩。王夫之被湖廣前後兩任提學僉事水佳胤、王澄川列為歲試一等的第一名。

崇禎八年（1635年）作詩《中秋里人張燈和牧石先生》與叔父王廷聘唱和。

崇禎九年（1636年）與兄長王介之、王參之參加鄉試，皆落榜。在歸途，王夫之作《蕩婦高樓月》，無限惆悵。

崇禎十年（1637年）娶同里首富陶萬梧之女陶氏，陶氏時年16歲。

崇禎十一年（1638年）就讀於長沙嶽麓書院，與同窗好友鄺鵬升結“行社”。（註：鄺鵬升，字南鄉）

崇禎十二年（1639年）與長兄王介之、仲兄王參之赴鄉試。只有長兄王介之中副榜。在武昌王夫之結識了黃岡人熊渭公和漢陽人李雲田；十月與好友郭鳳躚、管嗣裘、文之勇結成“匡社”。

崇禎十三年（1640年）春作詩《送伯兄赴北雍》。

崇禎十四年（1641年）湖廣提學僉事高世泰歲試衡州，列王夫之為一等。（註：高世泰，字彙旃，南直隸無錫人。）

崇禎十五年（1642年）與兩位兄長同赴武昌鄉試，以《春秋》第一，中湖廣鄉試第五名。長兄王介之也中舉第40名，好友夏汝弼、郭鳳躚、管嗣裘、李國相、包世美皆中舉。（註：結識了分考官沔州知州章曠，字於野、長沙推官蔡道憲，字元白。後來參加章曠的抗清活動，失敗后，章曠絕食自殺，撫養其子章載。）秋，與王源曾等百餘人在黃鶴樓結盟，稱為“須盟大集”。

崇禎十六年（1643年）春與兄長王介之自崇禎十五年十一月北上參加會試，因李自成軍克承天，張獻忠軍攻陷蘄水，道路被阻，自南昌而返；十月張獻忠所部攻克衡州，艾能奇招納地方賢能，拘父親王朝聘為人質。王夫之刺傷自己的臉和腕，偽傷救出其父王朝聘。

崇禎十七年（1644年）五月聽聞崇禎皇帝自縊，作《悲憤詩》一百韻（已佚）。

順治二年（1645年）三月結識抗清將領堵胤錫。秋為避免鎮將縱兵剽掠，與父兄逃到耒陽、興寧、永興。

順治三年（1646年）八月朱聿鍵在汀州為清兵執殺，再續《悲憤詩》一百韻。隻身赴汀陰找章曠，請章曠調和何騰蛟與堵胤錫的矛盾，協同作戰和聯合農民軍一起抗清，並對軍隊後勤提出了自己的建議，未被章曠採納。

順治四年（1647年）春孔有德率軍攻陷湖廣各地，王夫之往湘鄉；四月與好友夏汝弼投奔永曆帝被困在湘鄉西南的車架山，作《哀歌示叔直》。五月清軍攻陷衡州，全家逃散，父王朝聘、叔王廷聘、二兄王參之及叔母在戰亂中死亡。王夫之的父親王朝聘囑其子女要抗清到底。

順治五年（1648年）有志於《易》。十月與夏汝弼、管嗣裘、僧性翰在南嶽方廣寺舉行武裝抗清起義，后戰敗。《河田營中夜望》詩記其事；冬至肇慶投奔永曆。

順治六年（1649年）結識了瞿式耜、嚴起恆、金堡、方以智等。秋在德慶，者胤錫授所作《軍謠》十首。

順治七年（1650年）春繼娶襄陽鄭儀珂之女鄭氏。至梧州傷永曆朝行人司行人介子；四月為營救被誣陷下獄的金堡，三次上書彈劾王化澄，王化澄欲殺王夫之，被義軍將領高一功所救，逃桂林投瞿式耜。八月清兵至桂林，夫婦逃到永福，困於水砦，斷食四天。

順治八年（1651年）正月與妻鄭氏，侄王敉回到衡州，避居雙髻峰續夢庵，誓不剃髮。

順治九年（1652年）春李定國大敗清軍，收復廣西。八月李定國進軍湖南，收復衡陽，派人請王夫之。有鑒於孫可望把持永曆朝政，猶豫不決，沒有成行。

順治十年（1653年）李定國抗清功績昭著，被孫可望忌嫌，李定國率部從湖廣退回廣西，清兵再占湖廣，避居耶姜山。

順治十一年（1654年）被清廷偵緝，被迫離開耶姜山，變姓名為瑤人，流亡常寧，為常寧文士講授《周易》、《春秋》。

順治十二年（1655年）流亡至興寧，寓荒山僧寺，為學者講授《春秋》。八月完成《老子衍》，這是王夫之第一部理論著作。

順治十三年（1656年）三月完成《黃書》；冬從常寧返回衡陽，有詩《重登雙髻峰》。

順治十四年（1657年）常訪友人劉近魯，劉近魯藏書六千餘卷，向其借閱研究。

順治十五年（1658年）完成《家世節錄》。

順治十六年（1659年）清兵下永昌，深痛山河易主，作詩《山居雜體縣名》。

順治十七年（1660年）由續夢庵徙居湘西金蘭鄉高節里“敗葉廬”。

順治十八年（1661年）六月妻子鄭氏病卒。九月作《初度日佔》。把《續落花詩》《廣落花詩》《補落花詩》等六十九首與《正落花詩》合編為《落花詩集》。

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驚聞永曆帝在昆明亡，李定國、李來亨先後殉國，悲憤至極，續作《悲憤詩》一百韻。

康熙二年（1663年）六月作《遣興詩》七十六首、《廣遣興詩》五十八首，號一瓠道人，修《尚書引義》六捲成。

康熙三年（1665年）新年寫《和梅花百詠詩》；中秋作《王百穀梅花絕句》。重定《讀四書大全說》。

康熙四年（1666年）衡陽唐端笏拜在王夫之門下，直至歿，前後二十六年。

康熙六年（1668年）七月修成《春秋家說》三卷，《春秋世論》五卷。自二十八歲受父命編寫《春秋家說》，先後用時二十二年。

康熙七年（1669年）娶張氏。寫成《續春秋左氏傳博議》二卷、《洞庭秋詩》三十首、《雁字詩》十九首。輯三十歲以來所作詩編成《五十自定稿》一卷。冬築“觀生居”於石船山下。

康熙十一年（1672年）春修定《老子衍》，定本被學生唐端笏攜歸家遇火災燒毀，今存本為三十七歲時的初稿。八月聽聞方以智逝世，作“哭方詩”二章。

康熙十二年（1673年）《禮記章句》初稿成。三藩之亂爆發。

康熙十三年（1674年）正月吳三桂兵至衡州，避至湘鄉。秋與唐端笏渡洞庭。

康熙十四年（1675年）二月去長沙水陸洲，劉思肯為王夫之繪畫像；六月與李緩山、章有謨登衡陽回雁峰。八月在萍鄉度中秋；九月去觀生居二里許石船山下里人舊址茅屋，名“湘西草堂”。

康熙十六年（1677年）七月居湘西草堂完成《禮記章句》四十九卷定稿。

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吳三桂稱帝衡州，求王夫之的勸進表，被拒絕。遁入深山作《祓禊賦》以明志。《祓禊賦》今失傳，《姜齋公行述》保留有一段。

康熙十八年（1679年）著《莊子通》一卷。

康熙十九年（1680年）輯五十歲以後未收入《柳岸吟》之詩章為《六十自定稿》一卷；修成《宋論》初稿。

康熙二十年（1681年）王夫之完成《莊子解》三十三卷、《相宗絡索》一卷、《廣哀詩》十九首。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九月完成《說文廣義》兩卷；十月完成《噩夢》一卷；十一月生重病。湖南巡撫與衡州知州拜會，拒不見，禮物全數退還。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正月完成《經義》一卷，重定《詩廣傳》五卷；七月鄭克塽投降清廷。十一月撰《顯考武夷府君行狀》和《顯妣譚太孺人行狀》。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春大病垂危；秋病見起色，在病中完成《俟解》一卷；十月舊病複發。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春完成《張子正蒙注》九卷；八月完成《楚辭通釋》十四卷；為學生們撰《周易內傳》六卷、《周易內傳發例》一卷。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大病，險些病亡；五月跋《耐園家訓》；六月書《傳家十四戒》。夏回憶二十九歲前十餘年詩作成《憶得》一卷；八月重新修訂《周易內傳》《周易內傳發例》；秋撰《石崖先生傳略》；冬奔赴長樂鄉治喪，歸來作《孤鴻賦》。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正月病情加重，完成《讀通鑒論》初稿；九月抱病送兄柩入土。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五月完成《南窗漫記》一卷。秋，完成《霜賦》，撰寫《武夷先生暨譚太孺人合葬墓誌》。冬，王夫子輯六十歲后詩作《七十自定稿》一卷。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病中著《識小錄》一卷；四月重定《尚書引義》；九月劉思肯來為王夫之畫像，王夫之為自己的畫像題詞《鷓鴣天》；為自己的墓碑書《自題墓石》。撰《自巳九月書攽》。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正月完成《夕堂永日緒論》二卷。夏重定《張子正蒙注》。

康熙三十年（1691年）四月咳喘中定稿《讀通鑒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正月初二午時（2月18日）卒於湘西草堂，終身沒有剃髮；十月葬衡陽金蘭鄉高節里大羅山。墓碑鐫“遺命墓銘”如下：“有明遺臣行人王夫之字而農葬於此，其左則繼配襄陽鄭氏之所袝也。自為銘曰：抱劉越石之孤忠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幸全歸於茲丘，固銜恤以永世。”

王夫之的哲學思想概括起來有七點：

首先、反禁慾主義，提倡不能離開人慾空談天理，天理即在人慾之中。王夫之在其《周易外傳》《尚書引義》等書中對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慾”提出了批評。

其次、均天下、反專制、愛國理想。王夫之在《讀通鑒論》與《宋論》中指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的觀點。

其三、氣一元論，王夫之認為氣是唯一實體，不是“心外無物”。王夫之還指出，天地間存在著的一切都是具體的實物，一般原理存在於具體事物之中，決不可說具體事物依存於一般原理。王夫之認為“形而上”與“形而下”雖有上下之名，但不意味著上下之間有界限可以分割開來。從知識的來源上看，原理、規律是從對事物的抽象而得來的，因此，應該是先有具體形器，後有抽象觀念。道家佛家都把“虛無”視為無限和絕對，而將“有”視為有限和相對。王夫之認為這把相對、絕對的關係弄反了，在他看來，“有”是無限的，絕對的，而“無”是有限的，相對的。王夫之是這樣論證的：人們通常講無，是相對於有而言。就象相對於犬有毛而說龜無毛，相對於鹿有角才說兔無角。所以，講“無”只是講“無其有”。王夫之認為，廢然無動、絕對的靜即熄滅，這是天地間所沒有的。王夫之說，“動而成象則靜”，“靜者靜動，非不動也”，“動而趨行者動，動而赴止者靜”。王夫之的這些話表明，靜止里包含著運動，靜止是運動在局部上的趨於穩定而成形象的暫時狀態，所以靜止的東西不是凝固的，而是生動靈活的。

其四、心物（知行）之辯——反對“生而知之”的先驗論。王夫之說，“耳有聰，目有明，心思有睿知。入天下之聲音研其理者，人之道也。聰必歷於聲而始辨，明必擇於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則不得也。豈驀然有聞，瞥然有見，心不待思，洞洞輝輝，如螢乍曜之得為生知哉？果爾，則天下之生知，無若禽獸。”（《讀四書大全說·論語·季氏篇》）意思是說，憑藉感官心知，進入世界萬物聲色之中，去探尋知曉事物的規律，這才是認識世界的途徑。也就是說，知識是後天獲得的，非生而知之也。

其五、揭示“名”、“辭”、推的辯證性質。王夫之認為，真知識一定是名與實的統一“知實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實，皆不知也。”對於概念能否如實地模寫現實，邏輯思維能否把握宇宙發展法則，這是認識論上的大問題，老子講“無名”，莊子講“坐忘”，禪宗講“無念”，共同之處都在於認為名言、概念不足以表達變化之道，只有破除一切名相，才能達到與本體合一。王夫之提出“克念”，就是說人能夠進行正確的思維。王夫之把概念看作一個過程，既不可執著概念而使之僵化，也不可把概念的運動看作是剎那生滅，不留痕迹。

其六、理勢合一的歷史觀。王夫之提出“理勢合一”，並在其著作《讀通鑒論》對前人所提出的“復古論歷史觀”、“循環論歷史觀”等歷史形式進行全面的批判和反思。

其七、性日生而日成的人性論。王夫之在其《四書訓義》一書中提出人性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同時，人性的形成不全是被動的，人可以主動地權衡和取捨。他說：“生之初，人未有權也，不能自取而自用也。……已生之後，人既有權也，能自取而自用也。

王夫之對於作文作詩，認為要帶有感情，不能無病呻吟。

情感是王夫之於詩歌的基本要求。詩歌創作經由唐詩的巔峰狀態發展至宋明以來，多有偏頗之處。在王夫之看來，詩歌作為一種藝術形式，以情感為其主要特徵，不能以學理來代替情感。更不能以其他文體或學問來代替詩歌。“文章之道，自各有宜“（評高適《自酮北歸》）。“陶冶性情，別有風旨，不可以典冊、簡牘、訓詁之學與焉也”。“詩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盡有天德、王道、事功、節義、禮樂、文章，卻分派與《易》、《書》、《禮》、《春秋》去，彼不能代《詩》而言性情，《詩》亦不能代彼也。決破此疆界，自杜甫始。梏侄人情，以掩性之光輝；風雅罪魁，非杜其誰耶?”王夫之對於模糊詩歌與史書的“詩史”類作品不甚推崇，在《唐詩評選》中尤為可見。

王夫之繼承和發展了古典詩學理論中言志緣情的優良傳統，提出要由“心之原聲”發言而為詩“。詩以道情，道之為言路也。悄之所至，詩無不至。詩之所至，情以之至。情感與詩歌密不可分：“文生於情，情深者文自不淺’（評張巡《聞笛》）；“情深文明”（評柳宗元《別舍弟宗一》），然非一切情感皆可人詩。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作為一位傑出的愛國思想家，王夫之非常重視文學的社會作用，詩人感情注入作品后，應該具有“動人興觀群怨”的作用，時這四者應該是緊密相聯、互相補充的整體，“攝興觀群怨於一滬”（評杜甫《野望》）。

促成詩歌起到“興觀群怨”作用的情感在注入文字的過程中，需要處理好兩重關係：一為情與景，二為情與聲。對於詩歌情景關係，王夫之認為“莫非情者，更不可作景語”。情與景之間不能“彼疆此界“（評丁仙芝《渡揚子江》）般生硬相連，只有堅守“即景含情”（評柳宗元《楊白花》）。“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故曰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評岑參《首春渭西郊行呈藍田張二主薄》），“意志而言隨”，方能達到妙合無垠、渾然一體的_上上之境。對於情與聲，王夫之強調音樂帶給詩歌的美感作用，希望感情與聲律呼應相生，詩歌聲律與詩人內心情感律動有機協調。《夕堂永日緒論內編》卷二有云：“《樂記》雲:‘凡音之起，從心生也’。固當以穆耳協心為音律之准。”王夫之對李白《蘇武》一詩評價道:“於唱嘆寫神理，聽聞者之生其哀樂。”對於那些脫離詩情而株守聲律、徒有聲腔空架的作品，則甚為排斥，“詩固不可以律度拘”，認為“聲律拘忌，擺脫殆盡，才是詩人舉止”。

王夫之的史學觀

首先、歸納法。王夫之論史善於分析眾多史實，並加以歸納，從而得出富有啟發性的結論。如他歸納唐朝滅亡的原因為“唐之亡，亡於人之散”，也就是朝廷要員人心渙散，各自為政，不能團結起來共同為中央效力。

其次、比較法。王夫之運用這一方法，縱論古今歷史變遷、人物沉浮，由表及裡，去偽存真，得出了許多富有新意的結論。如前人對秦、隋滅亡進行了很多相似性比較，而王夫之通過比較，指明秦、隋亡國既有相同點，也有不同點。

其三、歷史主義的方法。王夫之論史，氣勢恢弘，雖於上下千餘年中自由出入，但從不任意評說，王夫之論史充分考慮歷史背景，不執一慨而論。如論西域時，他認為漢和唐歷史背景不同，導致西域地位在這兩個朝代的差異。

著述存世的約有73種，401卷，散佚的約有20種。

《岳余集》一卷

《蓮峰集》五卷

《春秋家說》

《買薇稿》

《老子衍》五十四歲時的定本被學生唐端笏攜歸家遇火災燒毀，今存本為三十七歲時的初稿。

《周易外傳》

《黃書》

《家世節錄》

《落花詩集》

《尚書引義》六卷

《讀四書大全說》

《續春秋左氏傳博議》二卷

《五十自定稿》一卷

《禮記章句》四十九卷

《莊子通》一卷

《六十自定稿》一卷

《宋論》十五卷

《莊子解》三十三卷

《相宗絡索》一卷

《說文廣義》兩卷

《噩夢》一卷

《經義》一卷

《詩廣傳》五卷

《俟解》一卷

《張子正蒙注》九卷

《楚辭通釋》十四卷

《周易內傳》六卷

《周易內傳發例》一卷

《憶得》一卷

《讀通鑒論》三十卷

《南窗漫記》一卷

《七十自定稿》一卷

《識小錄》一卷

《夕堂永日緒論》二卷

王夫之為了事業和理想，從來不為利祿所誘，不受權勢所壓，就是歷盡千辛萬苦，也矢志不渝。明朝滅亡后，在家鄉衡陽抗擊清兵，失敗后，隱居石船山，從事思想方面的著述。晚年身體不好，生活又貧困，寫作時連紙筆都要靠朋友周濟。每日著述，以至腕不勝硯，指不勝筆。在71歲時，清廷官員來拜訪這位大學者，想贈送些吃穿用品。王夫之雖在病中，但認為自己是明朝遺臣，拒不接見清廷官員，也不接受禮物，並寫了一副對聯，以表自己的情操：清風有意難留我，明月無心自照人。

清指清廷，明指明朝，王夫之借這副對子表現了自己的晚節。

庚午年（1690年）其自題墓石中特別告誡兒子“墓石可不作，徇汝兄弟為之，止此不可增損一字。行狀原為請志銘而設，既有銘，不可贅作。若汝兄弟能老而好學，可不以譽我者毀我，數十年後，略紀以示後人可耳，勿庸問世也。背此者自昧其心。己巳九月朔書授攽”

墓誌銘中說的“戊申紀元”，是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即明朝開國的時間。王夫之特彆強調“墓石可不作”，但如果作，則“不可增損一字”，“背此者自昧其心”，其心跡可見。

《衡陽縣誌·王夫之列傳》

《船山學案清儒林學案·王夫之》

《清史稿·王夫之》

《清史列傳·王夫之》

《清史紀事本末·王夫之》

《清代七百名人傳·王夫之》

《清儒學案新編·王夫之》

《清代人物傳稿·王夫之》

故居湘西草堂，坐落于衡陽縣曲蘭鄉湘西村菜塘彎，現草堂佔地2100平方米。草堂院內有一株古藤，鐵骨盤旋，蜿蜒上升，俗稱“藤龍”。據說是王船山親手栽的，中外遊客譽之為草堂“奇觀”。離湘西草堂4公里的曲蘭鄉船山村大羅山脈的虎形山上，有座船山墓廬，兩邊石刻對聯兩副：“前朝乾淨土，高節大羅山。世臣喬木千年屋，南國儒林第一人。”

清代學者劉獻廷稱：王夫之學無所不窺，於《六經》皆有說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氣，聖賢血脈，僅此一線。

曾國藩在《王船山遺書》中作序評：獨先生深閟固藏，追焉無與。平生痛詆黨人標謗之習，不欲身隱而文著，來反唇之訕笑。用是，其身長邀，其名寂寂，其學亦竟不顯於世。荒山敝榻，終歲孜孜，以求所謂育物之仁，經邦之禮。窮探極論，千變而不離其宗；曠百世不見知，而無所於悔。先生沒后，巨儒迭興，或攻良知捷獲之說，或辨易圖之鑿，或詳考名物、訓詁、音韻，正《詩集傳》之疏，或修補三禮時享之儀，號為卓絕。先生皆已發之於前，與后賢若合符契。雖其著述大繁，醇駁互見，然固可謂博文約禮，命世獨立之君子已。

譚嗣同在《論六藝絕句》評價王夫之：萬物招蘇天地曙，要憑南嶽一聲雷。

章太炎稱道：當清之季，卓然能興起頑懦，以成光復之績者，獨賴而農一家而已。

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取得勝利后評價道：船山學說為民族光復之源，近代倡義諸公，皆聞風而起者，水源木本，瑞在於斯。

前蘇聯人弗·格·布洛夫稱：研究王船山的著作是有重要意義的，因為他的學說是中世紀哲學發展的最高階段……他是真正百科全書式的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