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

康熙五十五年三月二日（1716年3月25日）生，少有才名，擅長寫詩文。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袁枚7歲，受業於史玉瓚先生， 開始了私塾教育。由於天資聰穎，刻苦好學，12歲時被時任浙江督學王蘭生（王交河）錄取進入縣學，與史玉瓚先生同進秀才。15歲時受到時任浙江督學李清植（李安溪）賞識，18歲時得浙江總督程元章賞識，被送入杭州鳳凰山敷文書院，學業日有長進，19歲時，時任浙江督學帥念祖（帥蘭皋）發現他才學過人，在廩生指標已滿的情況下，破例將他補為廩生。

雍正十三年（1735年），20歲的袁枚參加科試，成績名列前茅，獲得了參加鄉試的資格。

20歲以前，袁枚一直在杭州讀書求學。乾隆元年（1736年），21歲的他決定去省視遠在廣西做幕僚的叔父袁鴻，於是便開始了人生的第一次遠行。從杭州到廣西長途跋涉，沿路可以飽覽名勝古迹，領略神奇的自然風光。大自然的靈秀時時觸發著生性酷愛作詩的袁枚，此次廣西之行，他寫下了很多優秀的紀游詩和懷古詩，成為《小倉山房詩集》的起點。達桂林后，他受叔父引見拜謁巡撫金鉷，當場以一篇《銅鼓賦》獲得賞識。金讚歎他的才華，專門寫奏疏舉薦他參加將於乾隆元年九月舉行的博學鴻詞考試。金巡撫的舉薦，使袁枚聲名遠播，成為他仕途之路的一塊墊腳石。

乾隆三年（1738年）秋，袁枚中舉，並於次年考取進士，授庶吉士，入庶常館深造。

乾隆四年（1739年），24歲的袁枚參加朝廷科考，二甲第五名中進士，朝考得大司寇（刑部尚書）尹繼善相助，選中翰林院庶吉士。

乾隆七年（1742年），袁枚27歲因散館考試不合格被外調做官，曾任沭陽（1743年-1745年）、江寧、上元等地知縣。推行法制，不避權貴，頗有政績，很得當時總督尹繼善的賞識。

乾隆八年（1743年），袁枚28歲。這年，袁枚改溧水知縣。赴任途中，袁枚感慨萬千，憂傷無奈地作了《途中寄金二質夫》一文。

乾隆九年（1744年），袁枚29歲。這年秋季袁枚被聘到江寧任簾官（同考官），協助主考官批閱江南鄉試考卷，做江南地區舉人考試工作。

乾隆十四年（1749年），父親去世，袁枚辭官養母，34歲的他在江寧（今南京）購置隋氏廢園，隨園乃康熙織造隋公之園，廢棄已久，破敗零落，袁枚出資購置，易“隋”為“隨”，起名“隨園”。袁枚辭官后對隨園“一造三改”，因地制宜，順應自然，將它建成一個集山水人文景觀於一體、清幽迷人、著名一時的私家園林，吸引四方詩人來此聚集。並以養病為由入住此前所購的小倉山隨園，築室定居，自此始了悠閑地歸隱生活，世稱隨園先生。歸隱后，袁枚成為自由身，可以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再無任何顧忌和羈絆。他如魚得水，創作了大量表現自我性情的詩篇，並廣納弟子，出資刊刻詩集，成為乾嘉詩壇赫赫有名的詩壇將領，引領一代詩風。

得隨園后，袁枚十分喜愛，先後寫下《隨園記》《隨園後記》《隨園三記》以及《隨園雜興》等十一首散文和詩歌，表現他生活在隨園中閑適輕鬆的愜意，揭示了歸隱后無拘無束的生活狀態。從34歲至82歲去世近五十年的時間裡，除了初隱三年後因經濟原因短暫出仕，大部分時間市隱於隨園，讀書、創作、會友、授業、漫遊，在平靜清幽的環境中，追求恬淡、適我的生活情趣。一時間，隨園成了文人雅士賞花觀燈、飲酒賦詩的絕佳場所，名氣大振。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朝廷詔求遺書，袁枚將所藏書傳抄罕見者皆獻於清廷，並作有《散書記》以紀。藏書印有“道素之門”、“百石山房”、“華里神仙”、“錢塘蘇小是鄉親”、“此間樂”、“子才一閱”、“隨園珍藏圖書”、“小倉山房藏書之印”等。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69歲的袁枚應知端州（今廣東肇慶）的從弟袁樹邀請赴嶺南，后經陽朔、桂林、興安、全州等地北返。

乾隆五十三年（1788），73歲的袁枚，受沭陽人士呂嶧亭的邀請，又到沭陽作客，沭陽各界曾趨前30里迎接。袁枚面對如此擁戴他的民眾，寫下了情意真摯的《重到沭陽圖記》。他在這篇短文中深有感受地說：“視民如家，官居而不能忘其地者，則其地之人，亦不能忘之也。”

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七日（1798年1月3日），袁枚去世，享年82歲，去世后葬在南京百步坡。

康熙五十五年三月二日（1716年3月25日）生，少有才名，擅長寫詩文。

乾隆四年（1739），24歲的袁枚參加朝廷科考，二甲第五名中進士，朝考得大司寇（刑部尚書）尹繼善相助，選中翰林院庶吉士。

乾隆七年（1742），外調做官，曾任沭陽、江寧、上元等地知縣，推行法制，不避權貴，頗有政績，很得當時總督尹繼善的賞識。

乾隆十四年（1749），父親去世，袁枚辭官養母，在江寧（今南京）購置隋氏廢園，改名“隨園”，築室定居，世稱隨園先生。

乾隆三十八年（1773）詔求遺書，將所藏書傳抄罕見者皆獻於清廷，並作有《散書記》以紀。

乾隆五十三年（1788），受沭陽知名人士呂嶧亭的邀請，又到沭陽作客，沭陽各界，一部分人曾趨前30里迎接。袁枚面對如此擁戴他的民眾，寫下了情意真摯的《重到沭陽圖記》。

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七日（1798年1月3日），袁枚去世，享年82歲，去世后葬在南京百步坡。

詩論

在清代詩壇上，袁枚曾以其“性靈說”詩論獨樹一幟，對流行於當時詩壇的各種復古主義和形式主義進行了有力的回擊和掃蕩，一改清詩風貌，影響深遠，貢獻斐然。

袁枚所標舉的“性靈說”詩論以情為本，主張“詩寫性情”，即從詩歌的創作內容出發，要求詩歌創作主體抒發真情實感，以真情去充盈詩作的內容。這是其詩論的核心部分。在他看來，詩人唯有抒發真情，才能體現出詩歌自身的抒情本質，才能表現出自然清新、生動活潑、風趣別緻的藝術魅力。他不僅把抒發真情作為採集和鑒賞詩歌的標準，而且以身作則，在自己的詩歌創作實踐中一以貫之，創作出很多富有真情的詩文作品。袁枚除了要求詩歌創作主體要抒發真實情感之外，還對詩人要具備一定的詩才天分道出了自己的見解。

袁枚認識到因為每個人的詩才稟賦各有所異，就會呈現出“筆性靈”和“筆性笨”的情況，於是就生髮出稟賦靈性與創作靈感之間的關係，強調了詩才在詩歌創作中的重要作用。他甚至用誇張、過分的語言把天分的作用提升到一個絕對的地位。其實，袁枚在認識到“才”在詩歌創作過程中佔據重要地位的同時，並沒有否定學識的重要性。他清晰地認識到每個人的性情各異，所以詩歌創作要情出於己，體現出“著我”的精神，強調“作詩，不可以無我”，激烈反對一切束縛詩歌抒發真情的制約因素，高呼“但須有我在，不可事剽竊”。

除此之外，袁枚還認識到時代在變、社會在變，詩歌創作也應隨之發生新變，提倡詩歌無論在思想內容方面，還是藝術形式方面都要有所創新，以新言去寫新意。袁枚的這些詩論觀點都體現出對詩歌創作要彰顯個性和獨創性的強烈追求。

袁枚的“性靈說”詩論以情為本，強調詩歌創作要自由自適、暢快淋漓地抒發真情實感。這一詩論主張在理論上是符合詩歌抒情本質的。袁枚能夠在當時復古主義風靡詩壇的背景下，獨樹一幟，標舉性靈，大膽地肯定自我、尊重人的情感。而且，袁枚能夠以情論詩，不以時划人，不以人廢詩，這不僅肯定了通俗文學的價值，而且擴大了詩歌的表現範圍，從長遠的角度來看，也是具有進步意義的。袁枚還從詩歌創作主體出發，對於詩人應具備一定的詩才稟賦進行了深入的論述。除此之外，袁枚基於對個體意識和個人情感的肯定，要求詩歌創作要情出於我，擺脫前人窠臼，當變則變，勇於推陳出新，力求彰顯自我個性，表現出獨創性。這些合情合理的詩論觀點，對今人從事詩歌創作都具有深遠的影響和一定的借鑒意義。

詠史詩

詠史題材在袁枚的詩學世界中佔有重要而獨特的地位。他一生中寫下二百餘首詠史詩，對詠史詩的創作方法也提出了一系列批評意見。通過這些材料，可以管窺其詠史詩批評觀念與風格追求。袁枚對詠史詩創作提出了兩條具體要求：一是“新義”，即思想內容上的高超識見，需要藉助學識與想象兩套方法來獲得；二是“雋永”，即在藝術風貌上形成感情深沉悠遠、意味綿長不絕的效果，獲得的途徑有幽默、形象和用典這三種。袁枚自己在創作中基本遵循這兩條標準，但也有不合之處。

袁枚的整體詩學觀念中就包含著對“新義”的追求。他曾在《隨園詩話》中引述姜夔的話：“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詩便不俗。”也說過：“余自幼，詩文不喜平熟。”具體而言，他最推崇“翻案”式的寫作，因為既能突出作者的過人天才，又能避免讀者的審美疲勞。

袁枚不僅在詩學批評中強調詠史詩要具有議論上的新義，而且他自己在創作中也做出了很好的實踐。例如《謁岳王墓作十五絕句》，就最能體現其創新能力。這組詩是詩人晚年攜子遊覽西湖時所作。詩人圍繞岳飛這單一的歷史人物寫了15首詩，卻沒有一首詩的立意是重複的，而是充分發揮才情與智慧，從不同角度下筆。除此之外，袁枚詠史詩中這類具有新義的作品也是數不勝數。

袁枚的山水詩不僅完全擺脫了清初遺民山水詩一那種對政治功利的依附性，亦突破了清初六人家山水詩一般的借景抒情把山水作為感情載體的模式與浙派厲鶚山水詩以清幽之境排遣精神苦悶的慰藉式亦不相同，袁枚的山水詩的開創性在於高揚主體意識，在處理人與自然山水關係時，萬物為我所役，人始終佔有據主導的或主動的位置。

袁枚山水詩的高揚主體意識，主要表現在把自然山水性靈化，即擬人化、個性化，人與自然主客體相隔離、相對立的界限被打破，自然山水自身被賦予人的個性情感，構成人的世界的一個組成部分，人與山水可以對話”、心靈相通；同時以山水的精神來體現詩人的性靈。自然山水已不再僅僅是供人觀照、寄託的審美對象，它自身就是活的宇宙生命。這類山水詩多為古體、律詩，構思新穎，想象大膽，語言雄俊，生氣盎然；所寫對象基本上是名山勝水。袁枚詠山詩的主體意識頗強，亦表現為很少對山景作純客觀的描寫，而是偏重表露內心的主觀感受，突出人與自然的呼應、交流關係，這在清初以來的山水詩中並不多見，亦是袁枚求新思想的反映。袁枚追求的不是人對自然的主宰，而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及由此產生的自然之趣、閑適之情。他多用擬人手法，賦予自然景物以生命的靈性，尋覓自然中的生氣與生趣。這是袁枚為推動清代山水詩的發展所作出的重要貢獻。

袁枚詩中山水多具有性靈，其散文中山水亦常常不是單純的青山綠水，而是具有生命力的人化之自然。山水在他筆下往往被賦予感情、個性，是有靈性之物。一人徜徉於自然中，有賓至如歸”的感受，享受到遠離塵囂的愜意與審美的情趣，於人與自然和諧的關係中，見出天人合一”的境界。

袁枚的山水詩古體近體兼備，其中古體詩作尤為令人矚目。袁枚不慣依聲填詞，其中原由從他鐘愛古體詩便可獲知。他認為作詩是為抒發性情，如過分注重形式格律必然會限制性情的自由揮灑，也便失去了作詩的樂趣。袁枚的山水詩中往往融合難得的詼諧幽默，從而使他的山水詩呈現出濃郁的主觀色彩與個性特色。如《晚宿寺中同霞裳步鐵城障，認一線天》：“諸洞空中懸，道是猿猴宅。頗有高人風，呼之不肯出。”將待在山洞中不肯輕易露面的猿猴比作隱居的世外高人，既有畫面感又充滿喜感。詩人進行詩歌創作時，毫不掩飾自己的性情，將心情和心境化為一首首具有諧趣的詩篇，帶有濃厚的個性色彩，洋溢著一種特有的樂生精神，由山水之美，尋獲山水之樂。

此外，袁枚性靈山水詩在題材內容與藝術表現上亦有所開拓：描寫對象既有名山勝水，亦有山水小景；體裁既有古體律體，境界壯闊，波瀾開合奇正變幻，亦有絕句小詩，意象空靈，活潑有趣；語言既化用典故傳說，典雅華美，亦多白描，通俗曉暢。詩之活靈風趣得宋人楊萬里詩之真髓，白描手法承查慎行之精神，但又有所發展豐富，如增添了精警之致，減少了議論。

論詩詩

袁枚的詩歌作品中論詩詩約有100首，是他的批評文體中最多的一種形式，多存於《小倉山房詩集》中。他的論詩詩形式多樣，有論詩組詩也有論詩單篇，有對前人論詩作品的模仿，也有自己的全新創作。

《續詩品》就是袁枚以四言詩的形式寫成的一部詩論，主要是對唐朝司空圖《詩品》的一種模仿與創新，意在闡明創作的經營過程以及創作態度、方法等種種內容。《續詩品》體式雖模仿《詩品》，但形式本身也富有特色，它在繼承了此種論詩詩的文體之餘，用更為宏闊的筆勢補充《詩品》了中沒有提及的部分，因此篇幅更為龐大。《續詩品》善於運用比興手法，用幾個喻體從不同角度反覆設喻去說明一個論點，其語言形象鮮明，其韻律鏗鏘頓挫。

《續詩品》共三十二章，其中包括了詩歌創作與詩人自身修養、自身學識的關係，以及繼承與創新的關係，尤其是對創作技巧和創作態度的論述更是不乏真知灼見。袁枚論詩講究學識，主張繼承前人的文化遺產，如在《博習》一篇中，他在贊同吸取前人知識的同時，又反對盲目的推崇前人知識，並且不分優劣的一概而收。袁枚主張在創作的過程中，充分借鑒前人的經驗，汲取前人的精華，但同時又要有去其糟粕的能力，以達到融會貫通的效果。在創作態度上，首先，袁枚認為作詩需嚴謹，在創作中首先要以認真的態度認識到創作的艱巨性，而不能夠將其當做隨意之事。這是司空圖《詩品》中忽略的部分，也是袁枚詩論中不可磨滅的一部分，他從詩作者本身出發，表達了詩與詩人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在創作技巧上，袁枚也提出了一系列精當的見解。關於意蘊和辭藻的關係，袁枚認為應該不能本末倒置，顛倒了意蘊和辭藻之間的輕重緩急。關於《選材》方面，他認為任何時代的題材都有可寫之處，並無好壞之分。此外《擇韻》等篇目說明了關於詩歌格律方面的問題。《續詩品》中也通過部分篇目論述了詩歌風格，《布格》一篇說明詩的風格應與詩歌題材、主題相一致，《安雅》《空行》《振采》《固存》等幾個篇目，闡明了詩歌應具備華美、典雅、空靈和持重等風格。另外關於他的詩歌主張“性靈說”，也貫穿在這部《續詩品》的著作中。不同於《詩品》，以詩歌“品格”為首的創作角度和大量的比喻象徵手法，袁枚以較為直接質樸的詩歌語言表明了創作詩歌中被前人所忽略的一系列問題，清人楊復吉對他的這種創新方式也有過高度的評價，由此可見袁枚的《續詩品》對於司空圖《詩品》的沿革和發揚，以及他獨立的文學價值。

袁枚的論詩詩，還有其他很多作品散落在《小倉山房詩集》里，雖然都是分散的體系，但同樣是他詩論著作中重要的成就。其中題材上有題序，有應答酬和之作，也有一些閑暇時期寫就的小詩。其形式上也豐富多樣，古近體皆有，七言五言兼備。其中專門論詩的有《改詩》《編得》等詩，袁枚通過獨立的篇目表明了他創作詩歌獨立的主張，如《答曾南村論詩》一首，是詩人與其友人關於詩論的答和之作，作者認為作詩主要是要重視性情，只要注重性情，就不必去分辨宋詩元詩亦或是明詩，因為每個朝代都會產生優秀的詩作。這點反映了他的“性靈說”這一主張。

另外還有如《題陳古漁詩卷》《題<碎琴上人集>》《題蔣申吉<蘇州竹枝詞>》等題序類的詩作，是對別人詩作的響應和評價，其體裁有五言、有七言，兼而有古體，可見袁枚在詩歌創作上的不拘一格。

哀悼詩

袁枚哀悼詩的創作貫穿詩人從青年到晚年的全部創作階段，其真摯的情感和高超的藝術手法充分體現了“性靈說"的詩歌主張。

袁枚反對使用生僻的典故“用僻典如，請生客入座，必須問名探姓，令人生厭。”主張用典“無填砌痕”，并力求達到“用典如水中著鹽，但知鹽味，不見鹽質”的效果。如《哭蔣靜存編修》中“死解玄言王輔嗣，生能經世賈長沙。”《同年沈文愨公輓詞》中“遭際詩人有，如公古未曾。鍾期逢聖主，堯舜作吟朋。”“詩律長城在，群兒莫詆呵。”“王輔嗣”即魏晉玄學理論的奠基人王弼，“賈長沙”即西漢初年的政論家、文學家賈誼，“鍾期”即春秋時的鍾子期，“堯舜”乃上古明君， “長城”指抗敵御邊的南北朝名將檀道濟。以上詩句中皆選取比較著名的歷史名人及文化名人，既具有典型意義又免去了生僻用典而導致的艱深難懂的尷尬，亦能形象地再現出蔣靜存與沈文愨的才華與生平遭際，也更加突出了袁枚對故友的讚賞、惋惜與哀痛之情。典故與詩歌融會貫通，能讓讀者感受到用典帶來的詩意之妙，又能不著痕迹，沒有填砌、生澀之感。

袁枚在哀悼詩的創作中十分擅長使用對偶句，且邏輯嚴密、情感表達細膩。詩人以對偶句的形式，將心痛、哀傷、凄冷、孤寂與無奈的情緒表達得淋漓盡致。其創作手法成熟老練，既工整嚴密又不著痕迹，形式與內容達到了完美的統一，提高了詩歌表情達意的張力，使詩歌的審美意境更為開闊，盡顯詩壇盟主之風範。

袁枚的哀悼詩還有一種非常重要的藝術手法——— 序的使用。“序”能起到交代創作背景，積澱情緒的作用。能夠對詩歌內容進行鋪墊，補充說明，印證詩中所述事實，於是片段得到連貫，所抒發的情感有了明確的指向。因而一方面擴大詩歌的表現容量，同時又讓詩更單純，保持它本身短小的形式、抒情的性質和意在言外的美學特質。

諸多藝術手法的有效運用，形成了袁枚哀悼詩語言精鍊、筆墨平實、形象鮮活、情感真摯、哀思綿長這一獨特的藝術風格。且豐富了袁枚的詩歌創作理論，是袁枚詩歌研究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方面。

袁執不僅是名詩人，亦是出名的古文家，古文中文學性較強的有人物傳記散文、自然山水散文、抒懷散文與尺牘。傳記散文寫人性袼鮮明，記事選材得當；山水散文多將山水性靈化，且重刻畫山水各自的特徵；抒情散文表現真情至性，抒情多與敘事相結合一尺牘短小精悍，表現個生靈活自由，袁枚散文的創作成就不可低估。

舒位稱“袁枚以詩、古文主東南壇坫，海內爭頌其集”，意謂袁枚不僅以其詩與詩論聞名於東南，其古文創作亦具有廣泛的影響。程晉芳甚至有袁枚“古文第一，駢體第二，詩第三”之評，對其古文創作更予高度讚揚。

袁枚古文創作的主張。概括起來，大致有如下：首先，與論詩反對“崇古賤今不同，於古文則主張欲復古者先拒今"，強調取法乎上，從三代、兩漢之書中汲取營養，因為他對宋代以後的古文評價不高，特別是認為明清古文沾染上八股文、考據文的弊病，更不足為法，但並非倡導擬古，故而批評“優孟衣冠，摩秦仿漢”“守八家空套，不自出心裁”為古文之弊。又正面聲稱“概著書立說，最怕雷同，拾人牙慧，賦詩作文，都是自寫胸襟，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可見復古”之旨的落腳點與論詩之倡言獨出性靈是殊途同歸的。其次，於古文的內容，反對“錟心論性，頗似宋人語錄"，宣揚理學，作高頭講章，亦反對“專引載籍，非博不詳，非雜不備”與“程蕺園書亟祉書數典"，“娛以註疏為古文"，賣弄學問，以考據為文，這與論詩譏諷“娛把抄書當作詩"是一致的。

袁枚的古文創作基本上實踐了他的這些觀點。袁枚的古文涉及到碑文、墓誌銘、行狀、傳、序、記、祭文、書、論、說、表、名、尺牘等等。其內容則囊括論理、記事、寫人、寫景、抒情等多方面。

作為清代中葉的駢文大家，袁枚經由《小倉山房外集》所收8卷駢文作品，已經展示出了獨樹一幟的風格特色。袁枚才華橫溢、學識淵博，驅使麗辭古典從容自如，加之個性縱逸灑脫、且好論議，因此所為駢文既有如其所作性靈詩那樣清新流麗、瀟灑奇縱的特點，又有如西漢論辯文那樣氣勢沉渾、辯博暢達的特點。這兩種特點融貫在一起，就形成了袁氏駢文獨有流麗渾脫的藝術風格。流麗系指袁枚之文命意新奇而表述流暢、音聲諧協而辭采清麗，即石韞玉所謂“鯨鏗春麗，怪怪奇奇”，李英所謂“古藻繽紛”，劉麟生所謂“筆致流利”；渾脫則指袁文蘊厚而氣渾、識卓而筆縱，即石韞玉所謂“樹骨訓典”、“取材宏富”，李英所謂“大氣旋轉”，陳寶琛所謂“俶詭雄奇”、“磅礴凌厲”。

袁枚駢文並非僅僅取法唐宋，漢魏以降直至宋代的駢文，甚至經史百家、漢魏及唐宋的古文，袁氏都能博宗兼取、一爐冶之。袁枚駢文流麗渾脫之藝術風格的形成，乃是他在規撫以唐宋駢文家為代表的歷代前賢、綜取經史百家各種精粹的基礎上，發揮才情、熔裁學識、涵納個性而刻意創辟的結果。

袁枚駢文所取得的藝術成就是多方面的，總體成就可以兩個詞語來概括，即寓奇於偶、神王氣充。乃指袁枚駢文往往以散行之氣運駢儷之文，命意亦奇亦正、句式靈活多變，其或議論、或敘事、或抒情，都能義理、典實、辭采三者兼備，從而達到揮灑自如、神氣並盛的境界。其中句式靈活多變、儷體散趣及議論自鑄偉詞、奇縱融通兩方面，最能體現袁氏駢文的特色與優長。那些儷形散趣、或長或短的宋式聯句，使得袁枚駢文在充分保持駢體文格式特徵的前提下，更具備了散體文意脈貫通、抑揚跌宕的特質，頗值關注。此外，這些對句大多拙中見巧，其貌似平平道來，實則經過精心錘鍊以至於自然平易，取得了很高的藝術成就，袁枚天才之卓越於此可見一斑。

袁枚的駢文固然不止以句式靈活多變、議論奇縱融通擅長，其在典故運用、音聲錘鍊、辭采敷配，在敘事、抒情、寫景等眾多方面，都取得了不凡的藝術成就，但靈活多變的句式是袁式駢文最具個性也最為關鍵的結構要素，奇縱融通的議論則是袁氏駢文最鮮明也最成功的表達方式。它們普遍地滲入在《小倉山房文集》的絕大部分篇章中，而且兩者是相輔相成，一體發力。由此，便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袁枚駢文以意統文、以氣馭文、整散並用、流麗渾脫之特點的形成；而具有這樣特點的駢文，抑揚跌宕、精力貫注，其神王、其氣充，無疑是具有很高藝術成就的佳作。

袁枚駢文總體成就卓越，文學史地位崇高，如吳鼒即將袁氏推為清前期駢文八大家之一，就連桐城派巨擘姚鼐在論及袁氏駢文時，也說其“能自發其思，通乎古法”；而劉麟生《中國駢文史》則將袁枚視為清代駢文“博麗派”的一位代表作家，台灣學者張仁青又將袁枚視為“宋四六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並贊其駢文“鶴翥龍驚，奇想天外，飛辯騁辭，溢氣坌涌，世人心所欲出不能達者，悉為達之，以才運情，使筆如舌，誠詞人中之孑然者”。就文學史影響而言，從清中葉以至民初的近兩百年間，推崇、諷誦、效仿袁文者難以計數，單是《小倉山房外集》的箋釋、校注就有石韞玉、黎光地、魏大縉、王廣業、魏茂林、周紱堂等多家，可見其文學影響力之巨大、深遠。要之，袁枚稱得上是清代駢文史上無可爭議的一位大家，《小倉山房外集》也稱得上是一部獨標高格的經典之作。

袁枚有中國古代“食聖”之譽。在中國飲食文化史上，全面系統而深入地探討中國烹飪的技術理論問題，應該是從袁枚開始的。《隨園食單》在中國古代食書著述史上，集經驗、理論大成而又影響卓著，是中國歷史上當之無愧的飲食聖經之譽，代表了中國傳統食學發展的最高水準。《隨園食單》從烹飪技術理論出發，從採辦加工到烹調裝盤以及菜品用器等，都作了詳盡的論述，並對當時國內很多地區的美食進行點評鑒賞，這本書是一本劃時代的烹飪典籍。因此，袁枚不僅是清代著名的文學家，也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美食鑒賞家。

林語堂先生曾用英文向西方世界評介袁枚：“偉大的詩人和學者袁枚寫了厚厚的一本書來討論烹飪方法。”袁枚認為：“學問之道，先知而後行，飲食亦然。”袁枚有立食為學的明確目的，並為之孜孜努力，正如他自己所標榜的：“平生品味似評詩，別有酸咸世不知。”

袁枚身為清代文壇性靈派主將，強調詩味真實自然、自我適意卻又不乏超然韻致與生趣的文學思想與審美意識。袁枚寫詩作文為人均是推崇性靈，表揚自我，重味中之旨，在袁枚這裡，論詩與論味、治味與治詩，在哲學美學精神上也是相通的。袁枚十分留心各種飲食的特點和烹飪技術，為了追求美味，他在每家吃飽了飯，都會派遣家廚去學習菜方，並作集保存，“四十年來，頗集眾美。”《隨園食單》也因此成為飲食烹飪文化史上一部體大慮周的重要著作。

《隨園食單》的內容可以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基礎理論，包括“須知單”和“戒單”，這部分內容重點體現了作者的食饌審美思想；第二部分是菜譜，包括海鮮單、江鮮單、特牲單、雜牲單等十二個方面，但沒有一般菜譜的枯燥與流水線化，此部分也也得滋味盎然。第一部分，精要獨到、生動深刻、系統完備地闡述了飲食理論和廚事法則，是中國古代食學理論和飲食思想的歷史性總結。其他諸“單”所記載的三百幾十種精緻餚饌、名茶美酒等，均確記原料、製法、品質、由來，時間跨度從元末至清中葉，地域範圍以下江地區為主，至今仍極具參考意義。

袁枚自認其學術生涯和成就相當一部分是食學，甚至說自己的食學成就不在詩學成就之下。袁枚認為人生與國家大事莫過於飲食，他視高層次的飲食生活為一種藝術化境界，餚饌的製作也能夠並且應當追求極致化結果，需要他這樣的美食行家與“良廚”的共同努力。袁枚認為“作廚如作醫”，達到藝術化操作境界的餚品製作，不是一般意義的廚師燒菜，而是如治國、治軍一樣的“治菜”。認為世間萬事萬物“知己難，知味尤難”。

袁枚的食學成就為他所創造的十個“第一”：公開聲明飲食是大學問；把飲食作為安身立命、益人濟世學術畢生研究並取得了無與倫比的成就；把人生世事提高到享樂藝術的高度；為廚師立傳；得到社會承認“味許淄澠辨”的專業美味鑒評家身份；系統提出“戒耳餐”“戒目食” “戒暴殄”“戒縱酒”“戒強讓”“戒落套”等一系列文明進食戒律；提出了廚師規範；倡導科學飲食；公開宣稱自己“好味”，與道統強化的“君子謀道不謀食”聖訓直接違抗；將“鮮味”認定為基本味型“味欲其鮮，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後可與論詩”。所有這些，袁枚都是中國歷史上的首倡者。

袁枚的《隨園詩話》可以感受到他對於批評文體所承載的承上啟下之功效，作為對後世影響最為深遠和廣泛的一部著作，《隨園詩話》有著其鮮明的時代特色。《隨園詩話》以袁枚的“性靈說”詩學主張為根本，其中夾雜時事議論，一方面直接發表議論，宣揚“性靈說”，一方面並大量採錄當代有名或無名詩人的性靈詩作印證他“性靈說”理論，使詩話兼具詩選的因素。此外袁枚事無巨細的寫作方式，讓原本只是闡述詩學觀點的詩話體增添了記事的成分，其在詩論的過程中更多的加入了對當時文人詩壇奇聞異事的描述，增添了更多的文學性，這在歷朝歷代的詩話體創作中堪稱闊斧橫刀式的創舉。

袁枚幾乎無一遺漏的繼承了前人所有的文學批評樣式，並融入了自己的別出心裁之舉，其傳承體裁之全面，創新之深入，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堪稱第一人。

園林藝術

袁枚所處的中國古典園林的成熟後期是一個集大成的終結階段。前代許多優秀的造園理論通過各種園林實體和園林專著得以流傳下來，袁枚博覽山水佳園，其個人園林思想必然受到以往各種園林思想潛移默化的影響，而在隨園建造中，他又能根據實際情況對園林設計作因地制宜的調整，在繼承中有發展，在發展中求創新。

袁枚在設計隨園時，力求實現“壺中天地”、“須彌芥子”的最高境界。隨園是文人園林中規模較大者，其所納之景比一般園林更豐富。單《隨園二十四詠》中就涉及24處景觀，兼具自然與人文，兩者相得益彰。不僅如此，袁枚還依照四時、天氣的變化，設計了各具特色的景緻，宜四季、宜晴雨，是袁枚為“壺中天地”賦予的新內涵。

除了容納天地四時之景外，袁枚還對自己的園林寄託了首丘之思。袁枚在修整園林時有意仿西湖諸景，使“居家如居湖，居他鄉如故鄉”。不僅成為人工仿造自然景觀的成功案例，也為隨園增添了更深刻的情感內涵，即袁枚對故鄉的思念之情，通過園林思想以園林景觀的形式得以表現，是袁枚對“壺中天地”思想的又一發展。

此外，在園林中營造墳塋生壙，也是袁枚園林思想的一大創新。據《隨園六記》載，袁枚於乾隆三十四年在園西建造墳塋安葬其父，同時又在父親的塋旁建造了自己、妻子、妾、仆婢的生壙，目的是使妻隨夫、妾隨妻、仆隨主，各人死生皆有所隨。至此，袁枚“壺中天地”又兼及了宇宙生死這一永恆的命題。袁枚將前代的園林思想作了進一步的開發，使園林的意義與天地、四時、人情、生死都發生了外在與內在的聯繫，升華了“壺中天地”的思想和情感內涵。

袁枚的園林藝術思想以順隨自然與君子比德思想相統一為總體指導方針，既有對前代園林理論的辯證繼承，又能結合其園林實踐和治學經驗發展形成具有個人特色的園林藝術思想，表現出與清中葉園林藝術相一致的集大成的時代特徵。作為園林設計與鑒賞大家的袁枚，不僅為園林建設提出了許多較為先進的造園理論，而且用文學作品的形式將其保存下來。在中國古典園林史上，袁枚的隨園一直是可供後代園林建造者學習與借鑒的範本。童雋教授就根據袁枚族孫袁起摹繪的《隨園圖》作出了隨園的復原平面圖。隨園及袁枚的園林文學作品在園林建設方面的價值之大和影響之深也許是連袁枚本人也始料未及的。

文集：《小倉山房詩文集》《隨園詩話》16卷及《補遺》10卷、《隨園食單》、散文 、尺牘等30餘種；

筆記小說：《子不語》（又名《新齊諧》）24卷及《續子不語》10卷；

散文：《祭妹文》《峽江寺飛泉亭記》《黃生借書說》《所好軒記》等；

駢文：《與蔣苕生書》《重修於忠肅廟碑》等；

手札：《致尤蔭手札》；書法靈動清雅，不事雕琢，自然閑適，正合於袁枚“性靈”之主張。雖法度稍欠，然才情橫溢，亦為佳構。

手札：《致尤蔭手札》

● 長輩

袁枚祖父袁錡，字旦釜，屢試不第，只能依人作幕府，仕途上終無作為。旦公善詩，對袁枚從事詩歌創作有直接的啟蒙作用。“先祖旦釜公有詩一冊，皆蠅頭草書，予幼時曾手錄之。"“余祖旦公好道術"，腰上生膿腫，凸起如雞卵，群醫罔效，潰裂三年，竟卒。

祖母柴氏撫育照顧袁枚到二十來歲才去世。自袁枚幼年直至成長出遊之前皆與之同眠。

袁枚父袁濱，以游幕四方為生計，涉足遠至湖北、福建、廣東、雲南等地，袁濱於先秦申不害、韓非的刑名之學頗有研究，偶爾亦向幼年袁枚進行法律的啟蒙教育。乾隆十七年（1752年），卒於南京。

袁枚叔父袁鴻，字健砉，亦長年飄遊在外任幕府。在廣西客居三十餘年。乾隆五年（1740年）病死於桂林。乾隆元年（1736年）袁枚赴桂林曾得到他的照顧，故其靈柩由袁枚於乾隆九年（1744年）歸葬於故鄉杭州。

袁枚母章氏，為“杭州耆士師祿先生之次女"，年20歲歸袁家。章氏性情“慈和端靜"，溫文爾雅，知書達禮。"其教枚也，自幼至長，從無笞督。以94歲高齡仙逝，時袁枚63歲。

袁枚姑母名不詳，嫁慈溪沈氏，少嫻雅，喜讀書，“年三十一而寡。無所歸，歸奉母守志“。”歸家後主動負起對袁枚照顧、教育之責。袁枚視之如母。但姑母卻“不及見枚成名"即去世，卒年64歲。

● 同輩

袁枚是家中唯一男孩，同胞手足上有大姐、姐，下有三妹、四妹。

大姐名不詳，嫁杭州人王裕琨；約年長袁枚十四五年，生年約80歲。有子健庵、媳張瑤英，皆工詩。

二姐名亦不詳，嫁陸康仲，生二子。陸患肺結核而早亡，約在乾隆元年（1736年）。此年二姐攜二子歸住母家。乾隆十九年（1754年）病故於袁枚南京暫居處“明中山王更衣故宅"，年方二十。

三妹袁機，字素文，別號青琳居士。生於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她品貌端麗，“幼好讀書”，聰穎工詩。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一月卒，后葬隨園。袁枚於姐妹中與三妹感情最深，曾撰《女弟素文傳》《祭妹文》《哭三妹五十韻》等多篇詩文悼念之，並為之刊刻《素文女子遺稿》。

四妹袁杼，字靜宜，號綺文，嫁松江人韓思永。袁杼亦善詩。早寡，依袁枚居隨園。卒年約50歲，有《樓居小草》，由袁枚刻印。

● 妻妾

袁枚妻妾較多。髮妻王氏，乃乾隆四年冬袁枚24歲“乞假歸娶"。王氏一生未育，故對袁枚納妾甚寬容。王氏年壽甚高，袁枚去世時仍健在。

袁枚之妾至少有五人：陶姬，袁枚28歲所納。方聰娘，袁枚33歲時訪蘇州於方家所納。乾隆三十七年卒於隨園，年四十。陸姬，袁枚42歲時納娶。金姬，袁枚45歲所納。乾隆五十四年卒於隨園。鍾姬，袁枚62歲時所納娶，袁枚死時仍健在。

據宗譜記載袁枚有正室一名 (王氏 )，側室六名。考袁枚《八十自壽》其六“白髮妝成三女粲”之句有夾注云 :“陸、金、鍾三姬俱老矣。”可知在袁枚八十歲時，身邊只陸、金、鍾三姬。

● 子女

長子袁通，乃嗣子，字蘭村，堂弟袁樹之子，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出生，次年即過繼給60歲的袁枚。由袁枚一手撫育成人，官至河南汝陽知縣。 “阿通九歲能知四聲"，后工詞曲，袁枚所謂"阿通詞曲阿通畫，都替而翁補闕如"，有《捧月樓詞稿》等。

次子袁遲，一名文瀾，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七月二十三日為鍾姬生，時袁枚已63歲。袁遲備受袁枚寵愛。乾隆六十年（1795年）娶浙江湖州沈全寶為妻。

長女成姑，為陶姬所生。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秋，嫁蔣氏長子惟梅，成姑卒年當不滿20歲。

次女鵬姑，為方聰娘所生。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嫁江蘇溧陽史抑堂少司馬之子培輿。

三女阿良，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生，其母當為鍾姬或金姬。阿良自幼聰穎懂事，袁枚“授以唐人詩，脫口中宮商"。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初夭折，年僅6歲，袁枚作《哭阿良》詩痛悼之。

四女琴姑，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生，與阿良乃同母。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嫁江蘇浦口汪履青。乃袁枚同年、江蘇六合人汪芷林之子。

袁枚孫子袁祖志、袁祖惠，皆為袁通子。袁祖志著有筆記《隨園瑣記》。而諸孫女皆耽風雅，有乃祖之風。如袁綬，字紫卿，袁通女，嫁上元吳國俊，工詩詞，著有《閩南雜詠》《瑤華閣詞》；袁嘉，字柔嘉，袁遲女，嫁上元崇穎，著有《湘痕閣詩稿》《湘痕閣詞》；袁淑，字疏筠，嫁知縣史璜為妻，著有《靈簫閣詩選》。

孫子：袁祖德

從袁枚的著作中可考出與袁枚有交遊記錄的有616人之多，與袁枚交遊的交遊者身份複雜，包括王室家族、達官顯貴、平民布衣、隱者、僧人等，在與袁枚交遊的女弟子中，絕大多數都是官吏之妻女。

在袁枚的詩文和詩話中，經常出現以下各個交遊者的名字，或說明行蹤，或記敘交遊經歷。

姚成烈，與袁枚同年生、同肄業於萬松書院、同舉戊午年鄉試。與袁枚交好五十餘年。

李棠，與袁枚為戊午鄉試同年。任上元知縣期間，袁、李二人親如一家，交往甚密。

錢琦，是袁枚在縣學生時代的同學。女兒錢林，是袁枚的女弟子，嫁杭州汪瑚，汪瑚之妹嫁袁枚嗣子袁通，袁通之子袁祖恩又與汪瑚錢林的第三女結婚。

尹繼善，滿洲鑲黃旗人。長期任兩江總督，既是袁枚的恩師，亦是在袁枚從政期間多次提拔袁枚的上級官員。兩人的交遊非常密切，而尹繼善對袁枚亦是相當欣賞的。奇豐額，滿洲正白旗人。任江蘇巡撫。是繼尹繼善之後成為袁枚的第二位滿族後援者。《小倉山房詩集》卷三十五《麗川中丞五十壽詩》中詳細記述了二人的交遊經過。

姚鼐，著名文學家。與袁枚初次見面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袁枚時已68歲。從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任鐘山書院山長至袁枚去世為止的八年間，二人成為摯友，袁枚的墓誌銘由姚鼐起草。

盧文弨，主講鐘山書院時，經常向袁枚借書，袁枚在《<檢書圖>為盧抱經學士題》詩中寫道：“他人借書借而已，君來借書我輒喜。一書借去十日歸，缺者補全亂者理。”

楊繩武，曾任杭州萬松書院山長，袁枚以《高帝論》和《郭巨論》兩篇習作見賞於楊繩武，於是銳意述作。后袁枚官江寧時，楊繩武又恰好掌教鐘山書院，袁枚常向楊繩武請益。

袁枚是個重視生活情趣的人，他愛金陵靈秀之氣，因曾做過上元、江寧縣令且十分喜愛金陵山川秀色和人文氛圍，遂以“三百金”價格，購得江寧府內隋赫德遺下的“隋園”，更名為“隨園”（隨園被曹雪芹父親曹頫購得和改建，成為《紅樓夢》中大觀園的原型）。

袁枚接手小倉山北麓的隋園后，“茨牆剪園，易檐改途。隨其高，為置江樓；隨其下，為置溪亭；隨其夾澗，為之橋；隨其湍流，為之舟……就勢取景”，他先後恢復和新建了金石藏、環香處、小眠齋、峻山紅雪、香雪海、群玉山頭、綠曉閣等20餘處迷人景緻，成為當時眾多金陵文人騷客與袁枚一起文宴雅集的聚集地；此稱為“隨園”在《雜興詩》描寫隨園景緻：“造屋不嫌小，開池不嫌多；屋小不遮山，池多不妨荷。游魚長一尺，白日跳清波；知我愛荷花，未敢張網羅。”袁枚怡然自得，放情聲色。隨園四面無牆，每逢佳日，遊人如織，袁枚亦任其往來，不加管制，更在門聯上寫道：“放鶴去尋山鳥客，任人來看四時花。”

袁枚作官后，以薪俸易書，積至40萬卷，築藏書樓“小倉山房”、“所好軒”。

自注何謂“所好”，味、色、花、竹、金石、字畫，皆有時有限，只有藏書，不分少壯、饑寒，讀之無限；還專門寫有一篇《所好軒記》。

65歲以後，袁枚開始喜歡上了遊山玩水，游遍名山大川，浙江的天台、雁盪、四明、雪竇等山，安徽游過黃山，江西廬山，廣東、廣西、湖南、福建等地，喜愛品茶的他自然也會嘗遍各地名茶，並且一一記載下來。他描寫常州陽羨茶：“茶深碧色，形如雀舌，又如巨米，味較龍井略濃”。提到洞庭君山茶，他說：“色味與龍井相同，葉微寬而綠過之，采掇最少。”此外如六安銀針、梅片、毛尖、安化茶等，也都有所評述。

此外他還寫下許多茶詩，如《試茶》描寫福建人普遍種茶的情形，《湖上雜事詩》描寫身著紅布裙的採茶姑娘在“萬片綠雲”的茶海中採茶。他旅遊時，除了欣賞群山萬壑、山澗溪流的美景之際，亦不忘留意當地的“茶葉文化”。

乾隆五十一年（1786）袁枚游武夷山，對武夷茶產生了特別的興趣。他從所用的茶壺、茶具到飲茶的步驟、感覺與武夷茶的特色均做了詳細而生動的描寫。《隨園食單·茶酒單》載：“始覺龍井雖清，而味薄矣；陽羨雖佳，而韻遜矣。頗有玉與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以瀹至三次，而其味猶未盡。”

袁枚認為，除了有好茶必須收藏得法才能保存長久，對此他寫道：“欲治好茶，先藏好水，水求中泠惠泉。然天泉水、雪水力能藏之，水新則味辣，陳則味甘。嘗盡天下之茶，以武夷山頂所生，沖開白色者為第一。”在此他再度推崇武夷山所產的茶為天下第一。

他提到收藏茶葉的方法：收法必須用小紙包，每包四兩放石灰壇中，過十日則換古灰，上用紙蓋扎住。”至於烹煮的方法，他也有獨到的妙法：“時用武火，用穿心罐一滾便泡，滾久則水味變矣！停滾再泡則葉浮矣。一泡便飲，用蓋掩之則味又變矣。”

袁枚雖然自身不願涉及官場，但是卻有著獨到的政治眼光。他曾經在和珅、和琳兄弟年幼的時候，寫過這樣一句話，“擎天兼捧日，兄弟各平分。”後面事實證明，和珅成為乾隆身邊第一紅人，和琳則成為著名將領，官至一等公爵。

袁枚在 《隨園詩話》《子不語》《續子不語》 中，一再談及龍陽之美，心嚮往焉。因為他翰林文人、風流俊雅的身世姿容，投懷送抱者頗多。 《隨園軼事》 中載：“先生好男色，如桂官、華官、曹玉田輩，不一而足。而有名金鳳者，其最愛也，先生出門必與鳳俱。”年過花甲，他還收了年輕的劉霞裳為弟子，每次出遊登山，必與同行。對於他人的質疑、腹誹，袁枚不以為意。

袁枚年輕時就喜歡追求山林之樂，但由於遵循“父母在，不遠遊”的信條，一直到他67歲服喪完畢后，才開始了盡情遊歷山水的旅行。這一年，他遊歷了天台山、雁盪山、黃龍山等名山。68歲時，袁枚遊歷了黃山。69歲，他跑得更遠，正月出發，臘月底才回家，從江西廬山一路遊玩到了廣東羅浮山、丹霞山，又到了廣西桂林，之後經永州回返，順路游衡山。71歲去武夷山，73歲游江蘇沭陽，77歲二游天台山，79歲三游天台山，80歲又出遊吳越之間，即是81歲還出遊吳江，當時有人稱讚他“八十精神勝少年，登山足健踏雲煙”。

袁枚可謂是清代商業炒作第一高手，他對生意的策劃步步為營，首先，花費許多錢重修隨園，修好了故意拆掉圍牆，讓遊客在園裡隨意遊玩，目的是使人知道江寧城裡有這樣一個山美水秀境幽的地方。園子初具聲名、有了一定數量的遊客，他立馬寫了一本《隨園食單》，極力渲染自家私園食物的精妙和家廚烹調的高水準，激發那些熱衷口腹之慾的人的興趣。袁枚對飲食氛圍也極有研究，每有客來，他都要叫人將餐桌擺到一些景緻極美的亭榭，還安排自養的美女為之唱歌跳舞，隨園的飲食生意非常火爆。當隨園炒熱，個人知名度急劇上升，袁枚開始擴大經營範圍，在園子里售賣《隨園全集》、《隨園食單》等著作，他的書果然供不應求，屬國琉球都有人專程來購買。僅賣書一項，袁枚一年即可收入三四千兩白銀。中年以後，各方人士爭相請袁枚寫應酬文章，袁枚來者不拒，墓誌碑記、壽序諛文，只要給足銀子，絕對服務三包，又大賺了一筆。

袁枚死後即葬於隨園。其墓位於小倉山南嶺隨家倉的百步坡上，原為江蘇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墓原有石牌坊，上刻“清故袁隨園先生墓道”九字，並樹“皇清誥授奉政大夫顯考袁簡齋之墓”石碑一塊，碑文為古文家姚鼐所撰。“十年動亂”中均被全部毀壞。

1974年3月，因建，經批准，由南京市文件保管委員會對該墓進行了清理。3月18日開始，歷時3天，共清理墓葬三座。皆為磚室，長2.5米左右，其寬度僅容木棺一具，除葬袁枚本人以外，其餘兩座均為女墓，當屬袁枚妻、妾。隨葬物。

隨園，現位於南京清涼山東部方向，小倉山麓，清學者袁枚故居。

袁枚治沭，距今已200多年。袁枚當時在沭陽縣衙（老縣政府，現為紫藤花園小區）手植的一株紫藤，仍生機勃勃，其葉蓁蓁，被列為沭陽縣重點保護文物之一。

袁枚治沭，距今已200多年。袁枚當時在沭陽縣衙（老縣政府，現為紫藤花園小區）手植的一株紫藤，仍生機勃勃，其葉蓁蓁，袁枚手植藤已列入宿遷市古樹名木目錄，沭陽縣重點保護文物。清詩人王詡詩曰：“花種河陽簿領余，上清曾此待鑾輿。齒芬麥倘徵其秀，手植藤疑學草書”。

關於他在縣衙院內栽植紫藤，有一段傳說：一次，袁枚處理完公務，與隨員到沭陽西鄉的新挑河畔遊玩。這裡有翰林院編修胡簡敬家的祖傳花園和松林。花園內花草繁多，袁枚親臨胡家拜謁賞花，對植花插木也產生了興趣，便親自將紫藤與槐苗帶回，栽在縣衙院內，經過精心培護，逐漸長大，他看著很高興，也留下詩句：誰言作令少公餘，沭地真堪奉板輿。四季種花官荷鍤，六房如水吏鈔書。乾隆十年，他離任時，沭陽百姓夾道送行，攀車餞酒，灑淚話別。而他手植的那株紫藤，人們懷著深厚的感情悉心保護，並親切地稱呼“袁公藤”。

姚鼐：君古文、四六體，皆能自發其思，通乎古法。於為詩尤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達者，悉為達之。士多效其體，故隨園詩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也。（《袁隨園君墓誌銘》，錄自《惜抱軒文集》卷一三）

王昶：①三十年中，掃門納履，為向來名人所未有。才華既盛，信手拈來，矜新斗捷，不必盡遵軌範。且清靈雋妙，筆舌互用，能解人意中蘊結。然謝世未久，頗有違言。②蓋子才游履所至，偶聞名公卿可喜可愕之事，著為志傳，以驚爆時人耳目，初不計信今傳后也。（《蒲褐山房詩話》，錄自《湖海詩傳》卷七）

洪亮吉：通天老狐，醉輒露尾。（《北江詩話》）

孫星衍：先生有吏才，通達政體，而議論務出於宏厚，雖不竟其用，亦一代循吏也。退而惜以文自見，然其成就有足觀焉。（《故江寧縣知縣前翰林院庶吉士袁君枚傳》，摘自《碑傳集》卷一○七）

尚鉻：苕生有生吞活剝之弊，而子才點化勝之。雲松有誇多鬥靡之弊，而才子簡括勝之。子才專尚性靈，而太不講格調，所以喜誠齋之鏤刻，而近於詞曲。”“子才律詩往往不對，蓋欲上追唐人高唱也，然失之率易矣。子才古文自是侯朝宗以後作者，近人因其詩之纖巧，並詆其文，惲子居至以猖狂無理斥之，皆非乎心之論。（《三家詩話·三家分論》）

朱庭珍：袁既以淫女狡童之性靈為宗，專法香山（白居易）、誠齋（楊萬里）之病，誤以鄙俚淺滑為自然，尖酸佻巧為聰明，諧謔遊戲為風趣，粗惡頹放為豪雄，輕薄卑靡為天真，淫穢浪蕩為艷情，倡魔道妖言，以潰詩教之防。一盲作俑，萬瞽從風，紛紛逐臭之夫，如雲繼起。因其詩不講格律，不貴學問，空疏易於效顰。其詩話又強詞奪理，小有語趣，無稽臆說，便於借口。眼前瑣事，口角戲言，拈來即是詩句。稍有聰慧之人，挾彼一編，奉為導師，旬月之間，便成詩人；鈍根人多用兩月工夫，亦無不可。於彼教自雄，誠為捷徑矣。不比正宗專門，須有根柢學力，又須講求理法才氣，屢年難深造成功，用力之久且勤。是以謬種蔓延不已、流毒天下。（《筱園詩話》卷二）

昭褳：隨園先生，天姿超邁，筆法精粹，古文尤為卓作，予深佩之。惟考訂實非所長，其詩話、隨筆中，錯誤不一而足。（《嘯亭續錄》卷四《隨園先生》）

嚴迪昌：袁枚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專業詩人。關於袁枚的個性，總之一言為“不耐”。他不耐學書，字寫得很糟；不耐作詞，嫌必依譜而填；不耐學滿語，乾隆七年（1742年）庶吉士散館，以習滿文不合格放任知縣；不耐仕宦，乞養時年僅33歲，后再銓選知縣，未及一年復歸。（《清詩史》）

李聖華：袁枚欲做專業的詩人，理想近於明詩第一大家高啟，含毫伸牘，“但好覓詩句”，“與其嗜世之末利，汲汲者爭騖於形勢之途”者絕異。做專業詩人是一種很高的人生理想，蘊含著不同流俗的價值追求。求仁得仁，袁枚成為清詩史上獨具個性的一代大家。

石韞玉：覺其鯨鏗春麗，怪怪奇奇，真天地間別是一種文字。劉舍人所謂樹骨訓典之區，取材宏富之域，殆庶幾焉！（《袁文箋正序》）

李英： （袁氏駢文）古藻繽紛，大氣旋轉（袁文辭采古雅濃麗，氣勢沉厚流轉），足冠一朝。（《小倉山房外集》序）

陳寶琛：（袁文）有俶詭雄奇之態，多磅礴凌厲之觀。（許貞干《八家四六文注》序）

劉麟生：①袁枚之筆，流麗生動，喜雜以議論。②子才之文，世人多以放縱目之。要其筆致流利，亦如其詩也。（《中國駢文史》）

楊峴：自隨園派出，不學之徒爭以詩名，誠如足下之言，不獨足下丑之，不佞亦丑之。然僅以一二不可識之字，不可解之句，矜為奇創，則亦非也。古人奇字奇句，皆讀破古書，自然流露，非勉強為之也。勉強為之，與之戴假面趨利機者，有以異乎？無以異也。夫泰山出雲，不崇朝而雨天下。有登泰山者，囊雲而歸，鍵戶塞竇，解囊放雲，雲逢逢滿室，囊罄雲亦滅矣。此無他，非其本有也。不佞十餘歲即喜為詩，隨作隨輟，求似隨園而不可得，而況上於隨園者乎！繼自今非周秦兩漢之書不讀，讀之既久，或汩汩乎其來。少陵所謂下筆如有神，竊所欣願。足下儻有以益不佞，質告無隱。（《與友論詩書》）

冬子津：隨園先生是乾隆年間享譽最高的詩人。對於詩，有人講格調，有人講神韻，袁枚則講性靈。說禪理均障，皆遠性情。譏詩不搖蕩性靈，則“蛤蟆繁聲，無禮取鬧”，“生客闌入，舉座寡歡”。性靈是在泥沼中仰望星光，俗人信仰基督，就是希望能在泥胎中被澆灌他的靈。性靈需要天才，皓首窮經不是本錢。然而有性靈，不見得同時有氣魄，比起東坡，袁枚還屬於“和記小菜”。

陳長吟：袁枚的聰明之處就在於他及時的抉擇，如果在官場上繼續混下去，把知縣當到老，又能怎樣？走仕途，混不到個省部級，都是芝麻官兒。說不定遇個變局，還有牢獄之災。袁枚的長壽，就在於他的自由和隨意，做人不必陽奉陰違，不必違背良心迎上欺下。不必用盡心機搞陰謀，一天到晚心裡緊張。告別了官場上的袁縣令，才有了文壇上的袁才子。這是個人的選擇，是智慧的選擇，也是歷史的選擇。（《西安晚報》）

游宇明：袁枚稱得上是清代商業炒作第一高手，通過不斷炒作，賺了大筆銀子。袁枚對生意的策劃步步為營，思路極為清晰。首先，他花費許多錢重修隨園，修好了並不將其圈起來供自己一家人欣賞，而是故意拆掉圍牆，讓遊客在園裡隨意遊玩，目的是使人知道江寧城裡有這樣一個山美水秀境幽的地方。園子初具聲名、有了一定數量的遊客，他立馬寫了一本《隨園食單》，極力渲染自家私園食物的精妙和家廚烹調的高水準，激發那些熱衷口腹之慾的人的興趣。袁枚對飲食氛圍也極有研究，每有客來，他都要叫人將餐桌擺到一些景緻極美的亭榭，還安排自養的美女為之唱歌跳舞，隨園的飲食生意非常火爆。當隨園炒熱，個人知名度急劇上升，袁枚開始擴大經營範圍，在園子里售賣《隨園全集》《隨園食單》等著作，他的書果然供不應求，屬國琉球都有人專程來購買。僅賣書一項，袁枚一年即可收入三四千兩白銀。中年以後，各方人士爭相請袁枚寫應酬文章，袁枚來者不拒，墓誌碑記、壽序諛文，只要給足銀子，絕對服務三包，又大賺了一筆。隨園先生是乾隆年間享譽最高的詩人。

據方浚師《隨園先生年譜》,袁枚於乾隆十年至十三年任江寧知縣，期間於乾隆十二年“題升高郵州知州，格於部議，不果”，遂於次年冬乞病辭官。

對於袁枚壯年辭官之舉，後世研究者認為是其由仕宦生涯回歸文人生活的重要轉折點。至於辭官之原因，袁枚曾在答覆陶士僙的兩通書信中加以解釋。民國楊鴻烈在《袁枚評傳》第二章“年譜”中即據此二札將袁枚辭官歸結為“不願為上司大吏做高等聽差”及“以文學為終身事業”；英國漢學家亞瑟·魏禮據《隨園老人遺囑》中“蒙總督尹文端公保薦高郵州知州，部駁不準，我心不樂”的記載，認為辭官之舉還與乾隆十二年兩江總督尹繼善保薦袁枚為高郵知州但未果一事有關。傅毓衡在《袁枚年譜》“中詳列“養親”“保身”“受饞”“乘勝收場，貴在知機”“為膏肓泉石”“受往哲高蹈的影響”等7條原因；王英志作《袁枚辭官考述》以“升擢高郵牧不果”為辭官之導火線，又據上引二札及袁枚的其他詩文將原因歸納為“不能為大官作奴”“以文章報國”以及“激流勇退，全身遠禍”三條。

乾隆十三年（1748年）“六月十一日，聞高郵州缺，（尹繼善）以枚表薦"，但未料以尹繼善這樣的有力者的舉薦，竟然未被吏部採納。王英志認為“袁枚風流放誕之言行已傳入京城，很可能為小人進饞中傷。吏部一定是認為袁枚言行不符合封建倫理綱常的規範，自不具備升遷的資格”。而清宮檔案記載了清代著名詩人袁枚在其江寧知縣任內經征漕項未完、照例停升罰俸催征一事。此類後果的出現，一定程度上消磨著袁枚為“良吏”的積極性。不僅沉重打擊了他對仕途的熱情，也使他一貫堅持的清明原則在現實中遭受挫折。袁枚少年成名，因此心氣極傲，當年以翰林身份改官知縣已頗感不平，如今又晉陞不利，失落之餘，難免心生退意。得知升遷不果的消息，袁枚自然“心不樂"。其仕途之夢已徹底破滅，而促使他下定歸隱的決心。

袁枚做知縣期間，政績不俗，深得百姓愛戴。然而，他生性通脫，嚮往自由，雖說甘願為天下蒼生所計，但對官場瑣碎忙碌、應酬逢迎之事實在厭惡，加之仕途之路並不順暢，於是他乾脆辭官。袁枚為官期間，於繁忙的公務之餘抽時間從事文學創作，與友人吟詠唱和，寫下了大量的詩篇。由於對詩歌的熱愛越來越深，而抽身官場正隨心愿，於是便辭官歸隱隨園，與青山詩歌為伴，盡情吟詠，不問官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