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於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創立，創辦人為陸費逵。初系合資經營，資本25000元，以編印新式中小學教科書為主要業務。中華書局的創建是辛亥革命的產物。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在商務印書館任出版部主任的陸費逵與戴克敦、陳寅等，約請編輯人員秘密編寫新教科書。1912年元旦，中華書局開業后，提出“教科書革命”和“完全華商自辦”的口號，與商務印書館競爭。首先出版新編的《中華教科書》，以其國旗圖案搶佔了大部分教科書市場。“於是改公司，添資本，廣設分局，自辦印刷”，后又盤入文明書局、民立圖書公司和聚珍仿宋印書館，迅速發展成為國內民間第二大出版機構。書局成立之時於福州路東首租3間店面。又在福州路惠福里設立印刷所，不久遷河南路。

1913年設編輯所。沈知方（芝芳）加入，陸費逵任局長（后稱經理），沈知方為副局長，編輯所所長先後有：范源濂、戴克敦、陸費逵、舒新城等。隨後，總公司遷至東百老匯路（今東大名路）AB29號，並租用其旁之民房，設編輯、事務、營業、印刷四所。其編輯所后又移至東百老匯路88號。總店（發行所）先設在拋球場（今河南路南京東路口）。

1915年改為股份有限公司，自辦印刷所，增設發行所；翌年資本增至160萬元，職工達1000餘人，繼商務印書館之後成為國內第二家集編輯、印刷、發行為一體的出版企業。

1916年遷至棋盤街（今福州路河南路轉角）新建的5層樓大廈，店面10間，與商務印書館貼鄰。同年，在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哈同路（今銅仁路）口建成總廠，除印刷所外，總辦事處和編輯所也設於此。總廠佔地面積40餘畝，居當時上海各印刷廠之首。由於大量購地建房造成資金短缺，加上副局長沈知方挪用公款投機失敗，又因同業競爭，售書賠本，發生經濟危機，幾至停業。書局曾租給新華公司，又曾與商務談判合併而未成。後有常州資本家吳鏡淵等組織的“維華銀團”及董事高欣木等組織的“和濟公司”給予貸款，書局才得以維持。其間，陸費逵曾一度辭局長職，任司理，由史量才繼任局長，僅兩個月後收回，仍由陸費逵任總經理。

1917年，因資金周轉不靈，幾至停業。經多方設法，營業重獲發展。

1920年前後，書局承接印製克勞廣告公司和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煙殼的業務，獲利豐厚。

1929年創辦中華教育用具製造廠，製造教學文具儀器。

1932年擴充印刷所，1933年在九龍新建印刷分廠。

1933年在香港九龍建立印刷分廠，設備之新，號稱遠東第一。

1935年在上海澳門路建成印刷總廠，購置先進印刷設備，既印本版圖書，也承印地圖、郵票、香煙殼子以及政府的有價證券、鈔票、公債券等。書局大量承印國民黨有價證券和小額鈔票，印刷業務更加發展。同年在澳門路469號建成新廠，總辦事處和編輯所也設於此。

1937年春，資本擴充至400萬元，在中國大陸各地和香港、新加坡開設40餘個分局，年營業額約1000萬元，進入全盛時期。抗日戰爭爆發后，陸費逵赴香港，成立駐港辦事處，掌握全局重要事務；上海方面由常務董事舒新城等主持日常事務，設在公共租界的印刷總廠以“美商永寧公司”的名義維持營業。

1941年7月9日，陸費逵在九龍病逝。隨後太平洋戰爭爆發，領導核心內遷，在重慶設立總管理處。此間，仍然印製教科書，編輯出版各種圖書雜誌。抗戰勝利后，總管理處遷回上海，印製教科書的業務雖迅速恢復，但圖書雜誌出版業務逐漸陷入困境。1941年陸費逵在香港去世后，李叔明繼任總經理，上海方面由吳叔同任經理。抗日戰爭時期，靜安寺老廠印鈔部轉移至香港分廠，澳門路總廠改名“美商永寧公司”，由美籍商人A.F.沃特生任經理。日軍進佔租界后，永寧公司被封，第二年才啟封。

1942年2月書局在重慶成立總管理處，抗戰勝利后遷回上海。

1949年2月李叔明離滬，舒新城任代總經理。7月舒新城辭職，沈范繼任。

1954年5月，中華書局實行公私合營，1954年總公司遷至北京，同時在上海留有中華書局上海辦事處。

1958年改組為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同年，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立，中華書局被指定為該小組的辦事機構，成為整理出版中國古代和近代文學、歷史、哲學、語言文字圖書及相關的學術著作、通俗讀物的專業出版社，承擔著國家級古籍整理的基本項目。

2012年中華書局迎來百年華誕，舉行了一系列慶祝活動。國家郵政發行了特種郵票1枚。

1912年1月建局之初，奉行“開啟民智”的宗旨，發表於1912年1月25日的《中華書局宣言書》中稱：

一、養成中華共和國國民。

二、並采人道主義、政治主義、軍國民主義。

三、注意實際教育。

四、融和國粹歐化。同月，中華書局創刊《中華教育界》。

1912年陸費逵在《民國教育方針當采實利主義》一文中寫道：“教育宗旨，以養成‘人’為第一義。而人之能為人否，實以能否自立為斷。所謂自立者無他，有生活之智識，謀生之技能，而能自食其力，不仰給予人是也。欲達此目的，非采實利主義為方針不可。”

“實利主義教育的興起，在於要使實業的需要真正成為整個教育的中心，以謀求整個中國教育從宏觀到微觀的以實際為標尺的改造。”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的周其厚博士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除此之外，陸費逵等人還大力提倡鄉村教育，職業教育、婦女教育、兒童教育等。”

在1921年的《我國書業之大概》一文中，陸費逵對中西方民眾讀書習慣的差別分析如下：“（中國）國民智識太淺，舍此等（如《三國演義》）小說書外，他書不能閱耳。此刻欲補救此弊，有二途：一，普及教育，增加人民智識。二，發行代替小說的科學或文學書，以便人民購閱。”

中華書局從1912年至2012年，共出版圖書3萬餘種，獲獎圖書累計563種，其中國家圖書獎和中國出版政府獎的獲獎數量在全國同行業中名列前茅。從1912年到1949年，中華書局共出版各類圖書約6000種，包括教科用書、古書、字典辭典、雜誌、各科新書、兒童讀物、外文書籍、碑帖書畫等。1949年以後至2012年，中華書局累計出書2萬餘種，包括古近代經典文獻、工具書、期刊等。

•教科書

中華書局從創辦起就把業務重點放在教科書上。除了最先出版的《中華教科書》以外，先後出版了《新制教科書》《新編教科書》《新式教科書》等大量中小學、師範學校教科書及教師用書。共400種。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書局奉命在重慶參加國定本教科書聯合供應處，承供教科書佔23%。

•古籍文獻

中華書局從創立至1949年的三十七年間，先後編印出版了《四部備要》《古今圖書集成》《辭海》《飲冰室合集》等重要書籍，盧梭《社會契約論》、達爾文《物種原始》等重要譯著，以及幾十種雜誌，在學術界頗有聲望。

1949年以後，在顧頡剛、唐長孺、啟功、張政烺、王鍾翰、王力、錢鍾書、季羨林、任繼愈、何茲全、饒宗頤、馮其庸、袁行霈、裘錫圭等各界學者和金燦然、張靜廬、章錫琛、徐調孚、陳乃乾、宋雲彬、馬非百、馬宗霍、楊伯峻、周振甫、李侃、趙守儼、傅璇琮、程毅中等專家學者型編輯的共同努力下，中華書局編輯出版了《資治通鑒》、《全唐詩》、《全宋詞》、《永樂大典》、《古逸叢書三編》、《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甲骨文合集》等古代經典文獻，以及“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歷代史料筆記叢刊”、“二十四史研究資料叢刊”、“中國古代地理總志叢刊”、“中外交通史籍叢刊”、“中外關係史名著譯叢”、“中華史學叢書”、“中國近代人物文集叢書”、“中國近代人物日記叢書”、“新編諸子集成”、“中國佛教典籍選刊”、“道教典籍選刊”、“理學叢書”、“學術筆記叢刊”、“古逸叢書三編”、“清人書目題跋叢刊”、“中國古典名著譯註叢書”等，為學術研究提供了大量基本典籍，積極地推動了學術研究與發展。特別是從1958年至1978年，歷經二十年時間，組織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本，被公認為新中國最偉大的古籍整理工程。相繼編輯出版了《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全唐文》《全唐詩》《全宋詞》《古本小說叢刊》《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資治通鑒》《文苑英華》《太平御覽》《永樂大典》《冊府元龜》《清實錄》《光緒朝硃批奏摺》《中華大藏經》等一大批古代文史哲經典文獻。中華書局還出版了梁啟超、王國維、顧頡剛、陳垣、王力、錢鍾書等著名學者的學術著作；中華書局編輯出版的學術集刊、文史類期刊《文史》《文學遺產》《書品》等，在學術界、讀書界、教育界有著廣泛的影響。

在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普及工作方面，中華書局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先後出版了《左傳譯文》《論語譯註》《孟子譯註》《莊子今注今譯》、白話《資治通鑒》、白話《續資治通鑒》《通鑒故事百篇》《新編千家詩》、簡體橫排本《二十四史》、簡體橫排增訂本《全唐詩》《全宋詞》，以及1981年創刊的《文史知識》、1998年復刊《中華活頁文選》（成人版、高中版、初中版、小學版），出版系列叢書《中華經典普及文庫》等等。

•工具書

中華書局還出版了不少中西字典、及專科辭典。最早出版的是1913年出版的大型漢語工具書《中華大字典》，收單字4萬餘，400萬言，超過以前出版的字書，並校正了《康熙字典》4000餘條錯誤。800萬字的大型辭書《辭海》由舒新城、徐元誥、張相、沈頤等主編，1915年開始編寫，1936年出版，先後參加者有百數十人，歷時20年之久。《辭海》是中國近代規模較大的一部含古今漢語語詞和百科詞目的大詞典，初版時以16開及32開兩種開本裝訂，以字典紙及道林紙兩種紙張印刷，后又出版南平毛邊紙本等，各種版本行銷總數在100萬部以上。

•雜誌

1913年中華書局陸續編輯出版《中華教育界》《中華小說界》《中華童子界》等雜誌。中華書局在開業之初出版發行的雜誌風行一時，號稱“八大雜誌”，有《中華教育界》、《中華小說界》、《中華實業界》、《中華童子界》、《中華兒童畫報》、《大中華》、《中華婦女界》以及《中華學生界》。其中梁啟超主編的《大中華》在社會上頗具影響。黎錦暉等主編的《小朋友》創刊於1922年。其他雜誌還有，《中華英文周報》（1919年創刊）、《新中華》（1933年創刊）等。各科新書有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文學藝術等類圖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方面有：《新文化叢書》（馬君武翻譯的達爾文的《物種原始》被列為叢書之一）、《社會科學叢書》、盧梭的《民約論》全譯本（馬君武譯）、亞當·斯密士的《國富論》及里嘉圖的《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郭大力、王亞南譯）等。文學藝術方面有：《少年中國學會叢書》（田漢翻譯的莎士比亞的《哈孟雷特》《羅密歐與朱麗葉》等列入叢書）、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郭沫若譯）、張聞天的《青春的夢》、李劼人的《死水微瀾》和劉海粟編的《世界名畫集》等。

除印刷本版出版物外，還承接各界印刷業務，包括債券、證券、鈔票、商標及工商界大宗印件等。書局引進國外現代化印刷機器，其印刷種類有鉛版、聚珍仿宋版、石版、鋁版、橡皮版、凹版、凸版、珂羅版、影寫版、照相銅版鋅版、三色四色銅版、電鍍銅版鋼版等。其印刷設備技術當時在國內乃至東亞地區是較先進的，彩印業務為中國第一。除了出版印刷業務外，發行所還兼營國內外儀器文具，並在昆明路自設中華教育用品製造廠。編輯部附設圖書館，1916年開設藏書樓，自1925年起改稱圖書館。由於商務印書館的東方圖書館被戰火燒毀，中華書局圖書館成為民間出版機構附設圖書館中藏書最多的一家，藏書50餘萬冊，其中叢書、類書、地方志、金石書畫、工具書、教科書、報紙雜誌等均收藏豐富。

百年來，中華書局整理出版了一大批典籍力作，累計出書兩萬餘種，在海內外享有較高聲譽。精品圖書紛呈迭現的同時，經營業績突飛猛進，2010年實現銷售收入1.35億元、利潤2000萬元。

中華書局成立當年，為了推銷中小學教科書，在天津、南昌、漢口、廣州、杭州、南京、福州設立分局或經理處。1936年又增設33處，隨著事業的發展，至七七事變前，分支機構有四十餘處，抗戰勝利后還設立台灣分局，網路遍及全國各地。1923年設立新加坡分局，1927年設立香港分局。

香港主要書局之一，於1927年成立，初建時名稱為中華書局香港分館；1988年改名為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並成為聯合出版集團成員之一。

台灣也有一個台灣中華書局，台灣中華書局值得一提的出版品是翻譯英文小說《飄》（亂世佳人）及它的續集，也曾出版過《大英百科全書》的繁體中文版，不過已經把店面關閉，只留下辦公室及存書倉庫。

中華書局1916年設立圖書館，陸續收藏各類書刊五十餘萬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圖書館所藏圖書大部分留在上海辭書出版社，中華書局到北京后也開始建設圖書館，藏書幾十萬冊。善本室里藏有宋版圖書，成為中國重點古籍保護單位之一。

哲學家任繼愈曾說，中華書局“發奮努力，追趕失去的時光，策劃了許多大型項目，繼續為文化學術界提供基本典籍”。

學者曹道衡說：“中華書局出版的書刊質量高，把稿子交給中華書局最為放心。”

2012年1月8日，中華書局百年慶祝活動上，中國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閻曉宏認為，中華書局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積澱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等一大批代表新中國古籍的圖書相繼出版，在傳承中華文化、傳播中國文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2012年3月22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胡錦濤致信中華書局，稱：中華書局恪守傳承文明職責，秉持守正出新宗旨，在一代又一代員工的不懈努力下，整理、出版了一大批古籍經典和學術新著，為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學術繁榮、提高民族素質、推動社會進步做出了重要貢獻。

（中華書局百年慶典各界寄語圖片圖冊圖片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