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量才

1899年中秀才。

1901年考入杭州蠶學館（今浙江理工大學）學習。曾在泗涇創辦養正小學堂。蠶學館畢業后。

1904年在上海創辦女子蠶桑學校（后該校遷至蘇州滸墅關）。同時，先後在南洋中學、育才學堂、江南製造局兵工學堂、務本女校任教，並與黃炎培等發起組織江蘇學務總會。為反對清廷向列強借款築路，參加收迴路權運動，被舉為江蘇鐵路公司董事。

1908年任《時報》主筆。辛亥革命爆發后，參加江蘇獨立運動，清理江海關財務，后被選為江蘇省議會議員。

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與袁世凱議和期間，又參加了南北議和的協商工作，並在上海海關清理處和松江鹽務局擔任過一段時間的公職。親眼目睹辛亥革命失敗的過程和政權的嬗變，史量才逐步看清了反動軍閥和流氓政客的爭權奪利、爾虞我詐的真實。對政治感到十分的失望，從此他把主要的精力轉向新聞事業，試圖通過社會輿論的力量來監督當局，激濁揚清。同年與張謇、應德閎、趙鳳昌等合資，以12萬元購買了《申報》。接辦《申報》后，出任總經理。

1916年，他收購了合資人的股權，獨家經營《申報》，為了改變《申報》經營欠佳的局面，贏得了江浙資產階級資金上的投入，同時起用張竹平、馮子培、王堯欽等管理人才，對《申報》逐步實行現代化、企業化管理。

1922年11月，英國報界巨子、《泰晤士報》的主人北岩勛爵來到中國，他在參觀《申報》館后，稱讚它是中國的《泰晤士報》。

到1931年，該報日發行量增加到15萬份，年利潤達數10萬元，銷售量和影響直追當時全國最暢銷的《新聞報》。

1927年購得《時事新報》的全部產權。

1929年又從美商福開森手中收買了《新聞報》的大部分股權，一躍而為上海乃至中國新聞界最大的報業集團。

“九一八事變”后，痛感國土淪喪，內戰連結，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十分不滿，迸發出強烈的民族情感和愛國精神，思想日趨激進，政治態度更加鮮明，開始了他人生道路上的最大轉折。《申報》在他的主持下，成為抗日進步力量的喉舌。

1932年1月在上海哈同路寓所中成立了“壬申俱樂部”，成員主要為愛國民族資本家及思想進步的知識分子。

在與國民黨反動當局的鬥爭中，和宋慶齡、楊杏佛等著名民主人士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申報》對“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這些正義活動進行了全方位的跟蹤報道，擴大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社會影響。

1932年至1933年間，還創辦了幾項社會文化事業。其中有以俞頌華為主編的《申報月刊》，以李公朴為館長的“申報流動圖書館”及由李公朴主持的“申報業餘實習學校”和“申報婦女實習學校”。這些進步、帶有公益性質的文化事業對中國社會作出了貢獻，為抗日救亡工作培養了大批進步青年。

1934年10月因胃病複發，前往他在杭州的寓所秋水山莊療養。11月13日傍晚，在回程途中遭國民黨特務暗殺。

意欲收買

袁世凱竊取大總統后，又做起了皇帝夢，緊鑼密鼓復辟帝制，組建籌安會作為推動帝制的機關，又唆使其親信黨羽雜湊成各界請願團，要求改變國體。袁世凱深知輿論的厲害，以威逼與利誘並舉，使報章為其恢復帝制宣傳鼓吹。慮及東南巨埠上海的報章舉足輕重，便調撥專款15萬大洋，派御用文人、《亞細亞報》總經理薛大可南下行賄報界。《申報》是其收買的首選對象，因該報是滬上資深大報，發行量達萬餘份，覆蓋面廣，影響力大，總經理史量才更是報界的名人。

薛大可一到上海，即開始暗中活動。他有個趙姓朋友的兒子在《申報》當秘書，遂請趙秘書帶口信給史量才，大意謂：只要《申報》不發表反對帝制的議論，支持袁世凱做皇帝，可給予巨額津貼。

當時，史量才正遭受一場冤屈官司被罰大宗賠款，經濟上陷於困頓境地。薛大可以為史量才正缺錢用，正可封他的口，殊不料卻碰了一鼻子灰。

公開拒賄

史量才要秘書轉告薛大可：報章職責高於天，但以良心立論，不受津貼。不僅於此，他還起草了“申報館經理部主筆房同人啟”的《本館啟事》，向社會大眾公開了行賄者的陰謀，以及拒絕賄買的心志。

《本館啟事》刊登在《申報》1915年9月3日頭版頭條，所佔位置與字體引人注目。啟事開門見山，一上來就點明了刊登這份啟事的原委是：“有人攜款15萬，來滬運動報界，主張變更國體者。”隨之表明向來不受賄買的操守：“按本館同人，自民國二年十月二十日接手后，以至今日，所有股東，除營業盈餘外，所有館中辦事人及主筆等，除薪水分紅外，從未受過他種機關或個人分文津貼及分文運動。”

針對這次賄買事，史量才嚴正聲明務必恪守的原則立場：“此次即有人來，亦必終守此志。再本報宗旨，以維持多數人當時切實之幸福為主，不事理論，不尚新奇，故每遇一事發生，必察真正人民之利益，秉良心以立論，始終如一，雖少急激之談，亦無反覆之調。此次籌安會之變更國體論，值此外患無已之時，國亂稍定之日，共和政體之下，無端自擾。有共和一日，實難贊同一日。特此布聞。”

反對帝制

12月12日，袁世凱宣布恢復帝制，下令改1916年為“洪憲元年”，廢除民國紀元。史量才在上海報業同業組織——上海日報公會會議上主張，報紙刊頭不用洪憲紀年。果然，到了“洪憲元年”的1月1日，《申報》仍用民國紀元“中華民國五年”，滬上多家報紙跟著照此辦理。

日復一日，10天已過，《申報》刊頭還是民國紀年而不見“洪憲”字樣。袁世凱得悉后大為惱怒，敦促內務部電令滬海道尹公署查辦，內中有語云：本年改洪憲元年，今查上海各報仍有沿用民國五年者，應即知照各報館，如再沿用，不奉中央政令，即按報紙條例嚴行取締，停止郵遞……

滬海道尹公署將內務部電文抄錄給上海日報公會，“希即傳知各報迅即更改”。1月11日，日報公會轉發給了《申報》館。史量才大智大勇，鑽了公文中“查照辦理沿用民國五年者”的空子，於1月12日的刊頭上，只去了“中華民國五年”，但並未調用“洪憲紀元”。並通過一則《啟事》，公布了內務部電令，公告“本館因此不再沿用。”

到了1月24日，史量才又接到了日報公會轉來的上海警察廳公函，大意謂：如不用洪憲紀元，即奉部飭停止郵遞，本廳管轄地內，如3日內猶不遵改，一律禁止發賣，並將報紙沒收。

巧妙抵制

為了報紙生存，繼續發揮萬民之喉舌的作用，史量才只得答應遵改，但還是玩起了“花招”。一是所加“洪憲紀年”四字的位置，在報紙名稱下的第4行即西曆日期、星期及舊曆年、月、日之後，而原來的民國紀年在報紙名稱下的第一行，十分醒目；二是原先的民國紀年字體相當於現在的小5號字，而“洪憲紀年”只相當於現在的8號字，小得如芝麻一般，連筆畫都分辨不清。對此，廣大讀者當然心知肚明。

沈醉回憶說：“不久，史量才果然攜眷去杭，戴笠又帶著趙理君等趕去布置。原來打算在史的寓所秋水山莊附近伺機狙擊，又考慮到如將史暗殺在杭州市區，杭州省會警察局長便脫不了關係而將遭到各方面所責難，勢非破案不可。這個警察局，不但局長趙龍文是軍統特務，而且整個警察局都控制在軍統特務手中，在杭州作案便是自找麻煩，因此最後才決定選擇在離開杭州市區的地方去進行。”

根據情報，史量才將於1934年11月13日從杭州返回上海，得到消息，趙理君帶著手下提前到沿線“踩點”。最終，動手的地點，選在了“滬杭公路所經的海寧縣屬第四區博愛鎮附近，離翁家埠約四華里的地方”。

沈醉說：“特務們事前準備了兩個臨時用的汽車牌照，一是京字第七十二號，這是隨便仿製的（以後才知道是南京鹽業銀行的），另一個是杭州警察局的試車牌照。這輛汽車於十月底前後即由南京開到杭州，一直停在杭州上倉橋浙江警官學校的停車房內。行兇時先是用京字七十二號牌照，逃往南京途中便改用試車牌照，一直快到南京才換上原來的號碼，於半夜駛回雞鵝巷。”

11月13日，史量才如期出發，趕往上海，同行的，除了史的如夫人沈秋水、沈的侄女沈麗娟以外，還有史的兒子史詠賡和史詠賡的同學鄧祖詢，加上司機黃錦才，一共6個人。

沈醉說：“這次兇手們所帶的手槍均為洞穿力很強的駁殼槍和強力式手槍，所以能射穿史所乘的保險汽車。行刺那天，特務們很早便去守候。當史的汽車駛到了兇手們預定動手的地方時，發現有一汽車橫在馬路當中，偽裝損壞正在檢修。特務們見史的汽車開來，一面以手示意叫汽車緩行，一面即拔出手槍向史的汽車輪胎射擊，同時由指定的兩個兇手射擊汽車司機和司機座旁的史詠賡的同學鄧祖詢。這是因為特務們誤認鄧為史的保鏢，怕他還擊，又怕司機以後供出認識的特務來，所以要先殺掉他以滅口。”

當時《申報》登出的《史總經理遇難始末記》記載：“三時零五分，車經海寧與杭縣交界處之翁家埠大閘口，遙見有一京字七十二號一九二九年式別克汽車一輛停於路旁，車旁復站有黑衣男子六七人，態度殊為可疑。迨相距一丈余時，忽聞吹哨一聲，於是在車旁之六七暴徒，均以手槍及盒子炮，向史先生之汽車迎面射擊，車夫黃錦才突見禍作，急俯身避彈，腳踏煞車，車划然止，適止於暴徒站立處。時子彈紛飛，車夫已首先中彈，鄧君隨亦著彈。”(另有行動組副組長王克全、施芸之、許建業等六人，以及司機張秉午，計7人。)

沈醉接著說：“當槍彈亂飛的時候，史量才和他的兒子史詠賡急忙跳出車來分頭逃跑。兇犯們誤認其子為父，因此有三個特務便尾追史詠賡，一連發射二十餘彈，均未命中，他從田野中飛奔逃脫。”

《史總經理遇難始末記》則說：“史先生知事不妙，即挾夫人公子等，自車廂逃出，夫人踣地而傷，內侄女亦傷；其公子詠賡君反身向杭州方面沿公路拔步飛奔，三匪在後追趕，開槍數十發，幸均未命中。”

沈醉繼續說：“史量才因身體不好，跑得也慢，在慌亂中逃進附近一所茅屋。兩個特務緊追過去時，史又從後門穿出，躲在房後面一個乾涸了的小水塘中，被站在路上指揮的趙理君發現了。趙一面大叫‘在這裡’，一面連連向史開槍射擊，有一彈正擊中史的頭部，史當即倒下。李阿大又跑到史身邊補上一槍，登時血流如注。兇手見目的已達，立即集合爬上汽車飛奔而去。”

再看《史總經理遇難始末記》：“史先生則向鄉間奔避，二匪從后緊追。行半里許史先生逃入一沈姓農家，一匪追踵入內，另一匪則先繞至後門守候，及史先生衝出後門，遂被該匪在足部先擊一槍，時史先生猶忍痛行數步，至一個乾涸之小塘旁。痛極倒地，二匪即向其頭部連開二槍，一由口入腦，一由左耳穿入，遂遇害。”

沈醉說：“槍聲停止了約半小時后，史詠賡才從附近找來一些人一同返回出事地點，並向航空學校借了一輛卡車將三具屍體運回杭州。”

史量才故居為一座一層的磚瓦房，牆上有2000年3月原江寧縣人民政府所立的一塊牌匾，上書“史量才故居”五字。故居內陳列有史量才的生平事迹及政界要人為史量才所題的字。

史量才墓，位於西湖區雙峰村積慶山馬婆嶺上。墓建於1936年，坐北朝南，由花崗岩築成，佔地面積200平方米。墓有三個平台依山勢而建。八角形墓室內放銅棺，墓上覆蓋石刻檐子，翼角起翹。墓碑“史量才之墓”五字，為章太炎手筆。

69年前的11月14日（1934年），當時全國最繁華城市發行量最大的報紙《申報》受到致命一擊——報社總經理史量才在滬杭公路上被攔道的國民黨軍統特務趙理君、慣匪李阿大等兇手槍殺，遇難時54歲。這一天，是中國新聞界的又一個黑色的紀念日。此前，1926年4月26日，《京報》社長邵飄萍在北京前門大街南端的天橋刑場遭北洋軍閥殺戮，僅40歲；同年8月6日，《社會日報》主筆林白水被軍閥槍殺在天橋刑場，年僅52歲。

本來，他們都可以躲過被槍殺的噩運，只要筆下留點情，不要太不顧及報紙的聲譽，甚至只要“褲腰帶松一松”，“送上來的金錢該收就收”，無論是《申報》，還是《京報》、《社會日報》，都會好好生活著，而且可以盡享榮華富貴。誰知，他們偏偏要做捍衛正義與監守良知的報人，偏偏不畏死，最後真的當了烈士。一個被殺了還不夠，還有兩個、三個勇敢者站了出來，以死報死。如果說真理是上帝的化身，那麼，他們把自己最寶貴的生命奉獻給上帝。這就是中國報人的骨氣和勇氣。中國知識分子歷來是敢於獻身的。1946年7月15日，西南聯大教授聞一多先生在雲南大學參加李公朴先生追悼大會時，發表最後一次演講，“你們殺死了一個李公朴，會有千萬個李公朴站起來。”“我們都會像李公僕先生那樣，跨出門去，就不準備再跨回來！民主是殺不完的！”

著名的民主鬥士李公朴先生，作為史量才的朋友，也是《申報》的積極加盟者。1932年，創辦於1872年的〈申報〉超過15萬份發行量，進入黃金時代。史量才明確宣告“無黨無偏、言論自由、為民喉舌”，堅持“國有國格、報有報格、人有人格”的方針，聘請著名進步人士黃炎培做申報設計部長，請李公朴主持申報流通圖書館和業餘補習學校，約請魯迅、巴金、茅盾為“自由談”文藝作品撰稿人。

捍衛言論自由，並不是用嘴巴隨便說說就可以捍衛的，而是靠吃豹子膽才能為的。著名報人徐鑄成在專著《報海舊聞》中寫道：蔣介石對《申報》不大聽話大為不滿，讓杜月笙隨史老闆來南京談話。蔣沉下臉來直露底色：“不要把我惹火，我手下有一百萬兵。”史量才冷冷地回答：“對不起，我手下也有一百萬讀者。”這句被認為是“敬酒不吃吃罰酒”的話，也為他後來被槍殺埋下了伏筆。不為權力所嚇倒，不為金錢所打動，史量才的人格就是《申報》的報格，史量才的獻身就是《申報》的永生。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本來，這是一句刺客的詩，今天用在被刺者身上，卻令人產生一種特別的“易水寒”感覺。古往今來的邵飄萍、林白水、史量才、儲安平們，無一不是心懷“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夙願，他們以行動證明，他們正如聞一多先生所言的“跨出門去，就不準備再跨回來”。男子漢，大丈夫，生命若無價值，活著不如死去。

遺憾的是，作為中國新聞史上創辦歷史最長、影響最大的一份報紙，《申報》在出版77年之際，不幸於1949年5月27日停刊，一共出版25600號。此後，歷史上的史量才和《申報》幾乎被人淡忘了。今天，我在史量才先生遇難紀念日之際作一提醒，不是擔心歷史上先生的形象不夠高大，而是擔心自己有一天也會忘記史量才這個人。

更遺憾的是，史量才的沒有真的讓《申報》永生，抗戰結束后，國民政府以附逆為名接管《申報》，從此史量才留下的《申報》完全被國民黨CC系控制。此後於1946年5月再強迫史量才之子出讓51%股份給政府，然後改組申報董事會，調整報社工作機構，並由政府委派杜月笙為《申報》董事長，已創辦74年的《申報》改變其民營性質，成為國民黨官方報紙。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申報》遂因系國民黨黨產而宣布停刊。至此這份由英國人創辦的中國新聞史上創辦歷史最長、影響最大的一份報紙歷時78年，發行25600號后終於也成為歷史，結束了其坎坷的一生。唯1982年上海市委和市出版局做出決定，委託上海書店以影印的方式保存並出版了全套《申報》，庶可現舊中國百年之風雨，並慰史量才先生拳拳之遺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