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議和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后，帝國主義為誘脅革命軍向袁世凱妥協，向湖北軍政府多次試探，11月26日由英國駐漢口總領事葛福出面“調停”，向湖北軍政府提出議和條件。湖北都督黎元洪等以軍事失利，竭力主張妥協。

12月7日，清廷任命袁世凱為議和全權大臣，袁即日派唐紹儀為全權代表南下。9日，十一省革命軍政府公推伍廷芳為總代表與唐紹儀談判。唐紹儀於11日抵漢口，由英國代表理事陪同渡江到武昌晤里黎元洪。雙方商定在上海開會。17日唐至上海。

12月18日，伍廷芳、唐紹儀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議事廳舉行首次會議。

伍廷芳代表革命軍方面提出：清朝皇帝退位、選舉總統、建立共和政府等條件；唐紹儀代表袁世凱向革命軍進行要挾。

12月20日，即議和開始后的第三天，英、美、日、俄、德、法六國駐滬總領事向雙方代表分別提出相同照會：“中國目前鬥爭之繼續存在，不惟足使中國本身抑且足使外人生命財產遭受嚴重危險。”因此各國政府“有義務非正式喚起雙方代表注意儘速成立和解，停止現行衝突之必要。”

會議至12月底，共進行五次（18日、20日、29日、30日、31日），除討論了軍隊停戰的具體措施外，主要爭論的是實行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其實，君主共和之爭，還只是表面現象，關鍵在於由誰來掌握政權。

南北會談，幾經周折，初步達成“開國民會議，解決國體問題，從多數取決”的協議。但是，關於召開國民會議的地點仍然爭論不休，南方堅持在上海召開，北方則主張在北京召開。

正在南北爭論堅持不下去的時候，孫中山回國並被各省代表會議舉為臨時大總統。這使袁世凱大為惱火，他不僅使唐紹儀辭代表職，“停止開議”，而且公開質問南方：“選舉總統是何用意？設國會議決君主立憲，該政府及總統是否亦即取消？”這時帝國主義也向臨時政府施加壓力，為袁助威。同時，立憲派也紛紛為袁出謀劃策，進行活動。

在內外脅迫下，革命勢力作出讓步，孫中山發表聲明，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凱贊成共和，即舉袁世凱當大總統。革命勢力對袁世凱的妥協退讓，終於導致了辛亥革命的失敗。

辛亥革命期間南方的革命黨人和北方的袁世凱所進行的和談。1911年（宣統三年）10月武昌起義后，袁世凱出任清廷內閣總理，一面陳兵長江北岸，以武力威脅革命勢力，一面利用革命黨人急於完成統一的願望，誘使其進行和平談判，在英國公使朱爾典的斡旋下，湖北軍政府接受了和談建議，12月底，南北雙方達成停戰協議。從18日起，南方軍政府所派代表伍廷芳與袁世凱所派代表唐紹儀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廳開始進行南北和談。伍代表革命派提出清帝退位、選舉總統、建立共和政府等條件；唐則代表袁世凱進行要挾。在此期間，英、美、德、日、法、俄等帝國主義列強對議和施加壓力，無恥聲稱“中國的戰爭若持續下去，將有危於外人的利益與安全”，敦促革命派儘快向袁世凱妥協，並採取政治上拒不承認、經濟上封鎖扼殺、軍事上武力恫嚇、輿論上惡毒攻擊革命政府的手段，極力迫使革命派作出讓步。與此同時，混入革命陣營的立憲派和舊官僚乘機搞拆牆腳活動，竭力把革命引向擁袁的道路，革命派內部的妥協勢力也抬頭。在內外交困和重重壓力之下，孫中山被迫發表聲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凱贊成共和，即舉袁作大總統。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儀下詔退位。次日，孫中山辭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務。15日，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南北議和結束。

1911年武昌起義后，清廷無人可用，派蔭昌統領北洋新軍，結果蔭昌還是要靠袁世凱。此時的袁世凱提出來六點要求，1）明年召開國會；（2）組織責任內閣；（3）開放黨禁；（4）寬容武昌起事人員；（5）寬籌軍費；（6）授以指揮前方軍事之全權。戊戌變法中，袁世凱以加入強學會的方式博得立憲派的信任，而後在榮祿和慈禧面前又出賣立憲派，導致了立憲派勢力的巨大損失。而此時袁世凱提出來這六點要求與當初戊戌變法中的內容大體類似。袁世凱在面對全國愈演愈烈的革命起義中，已經看到全國人民對共和制度的要求，因此袁世凱退而求其次，主動要求立憲以維持他在清廷的絕対利益和領導地位。而寬籌軍費和授以指揮前方軍事之全權是他達到這個目的的第一步。控制了軍權的袁世凱已經死死的抓住清廷的命脈。

10月29日，張紹曾、盧永祥、藍天蔚等聯名致電清政府，提出十二項條件，主要是要求於年內召開國會，由國會起草憲法，選舉責任內閣，並宣示皇族不得充當國務大臣。這個電報名為“兵諫”，其實是一道最後通牒、威脅清政府要把多年來拖延未辦的大事，在兩個月之內全部辦完，如果敢道半個不字，他們馬上殺奔北京，絕無討價還價之餘地。同時袁世凱命令北洋軍第三鎮從東北調回來，調到廊坊一帶，以切斷第六、第二十兩鎮的聯絡線。既然張紹曾、盧永祥、藍天蔚等的立憲要求與袁世凱一樣，為何袁世凱在對鎮壓武昌起義的同時有要對付他們？以此來看袁世凱並非真心要求立憲，而是這個立憲要有利於他的權力控制，必須由他來主導組閣。11月9日，通過資政院形式上的選舉，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

12月3日，革命軍在武昌開會，通過了《臨時政府組織大綱》。4日，南京光復，由此以南京為中心的南方革命黨人正式組織起來，與北方進行正式談判。12月18日，南北議和代表在英租界市政廳舉行第一次會議。雙方互閱證件后，南方代表伍廷芳首先提出，必須以成立共和國為雙方進行談判的先決條件。唐紹儀暗示袁內閣並不反對共和制度，但因所處地位不同，目前仍然堅持立憲制度，建議召開臨時國會解決這個問題。伍說：“這個問題如不確定，下文從何談起？”唐解釋說：“召開臨時國會不過是一種形式，借口減少北方反對和議的阻力。”袁世凱這個時候做了一個含糊曖昧的姿態。袁世凱沒直接說支持共和，而說不反對共和。前後都有餘地，袁世凱已經在清廷那裡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清廷立憲也必然以他為核心。

袁世凱一方面對清廷承諾堅守立憲制反對共和以安撫清廷，並且以南方革命黨的共和要求作為繼續要挾清廷獲取更大利益的籌碼，在袁世凱的雇傭的澳大利亞顧問，曾任《泰晤士報》駐華首席記者莫理循1911年10月27日寫給布拉姆的信中有這樣寫到：

如果這場革命或許不是清王朝結束的話，它肯定是中國長期為之受苦的無道的暴政的結束。他（指袁世凱的另一位曾經的日本顧問青木宣純）說袁世凱的權力時時刻刻在增長。他會擁有獨裁權力。他能得到他所要求的任何條件。他是皇室的唯一希望。（《袁世凱政治顧問喬·莫理循書信集上卷》第767頁）

另一方面，派唐紹儀南下，以清廷體制要挾革命黨，以此來爭取他在未來新中國政府的絕対領導地位。（中央研究院《袁世凱與中華民國》文海出版社印刷）因此唐紹儀為首的談判代表團到達南方后，立刻拉攏張謇。立憲派當然不希望共和制度，因為他們也有自己的權力要求。因此以張謇為首的立憲派倒向袁世凱，使得革命黨人的談判處境更加惡劣。面對袁世凱咄咄逼人的氣勢，革命黨人唯有讓出總統的寶座方可以讓袁世凱徹底放棄立憲主張。袁世凱在新政權中奪得絕対領導地位，由此實現。早在1911年10月28日起被推舉為革命軍總司令的黃興就曾發出這樣的電報：

“黃興有電致袁內閣云：若能贊成共和，必可舉為總統。此電由汪君（汪精衛）轉楊度代達袁氏”。1911年11月30日，各省代表會議在漢口英租界舉行。12月2日便通過決議重申：“如袁世凱反正，當公舉為臨時大總統。”由此可以看出，在武昌起義之初，革命軍政府在自己岌岌可危隨時有可能被剿滅的情況下，希望通過許諾大總統的位置來讓袁世凱這個實力派倒戈，當時袁世凱的顧問在寫給朱爾典的信中說，馮國璋的北洋新軍在剿滅武昌起義軍的時候，使用了平民和軍隊無差別屠殺的殘忍手段，但是此消息沒有得到其他方面的證實。（《袁世凱政治顧問喬·莫理循書信集上卷》第773頁）因為以孫中山為首的起義已經在中國大地上爆發過很多次了，到武昌起義之前還沒有一次成功，武昌軍政府寄希望於袁世凱倒戈來獲得唯一勝利的希望也在情理之中。但是袁世凱並沒理睬，袁世凱當時已經是內閣總理大臣，整個滿清的實際掌控者，怎麼會看得上弱小而又隨時有可能被剿滅的起義軍許諾的職位。所以袁世凱一直對共和沒有明確表態，還是堅持立憲制度。

而此時已到年底，革命黨人一方面不能坐視新政權無人主持，又不能馬上說服袁世凱放棄立憲制。唐紹儀在這種僵局中最後也認可共和體制，南京政府此時只能另選他人。（中央研究院《袁世凱與中華民國》文海出版社印刷）。12月29日選舉臨時總統，參加者有革命軍十七省代表，以一省為一票。除湖南代表投黃興一票外，孫中山以16票當選臨時總統。此前，向南方妥協默許共和制的唐紹儀被袁世凱撤去談判代表一職。可見袁世凱對唐紹儀默許南方提出的共和制度是十分不滿的。

袁世凱此時感到大為震驚，沒想到南方在立憲和共和問題上是不妥協的。孫中山的當選讓袁世凱此時如坐針氈，新政權大勢已定，自己如何能在未來政權中獲得領導地位，孫中山的當選讓袁世凱開始下定決心逼清廷退位。由此，袁世凱的逼宮程序從孫中山就任大總統的1月1人開始。這一天段祺瑞、馮國璋為首的北洋派將領48人發出聯名通電，表示“誓死擁護君憲，堅決反對共和”，這既是袁世凱在逼宮前對清廷的假仁假義，也是對南方最後的一次試探。1月3日以陸徵祥為首的清朝全體駐外使臣發出聯名通電，勸告清帝退位，“以安皇室而定人心”。此電由袁的謀士梁士詒主稿發出。袁世凱忽而主和，忽而主戰；忽而表示擁護君憲，忽而又暗中鼓動要求清帝退位。此時袁世凱派人散布謠言，放風說南方革命黨有多麼厲害，多麼殘忍，如果北伐清廷必受到屠戮的謠言。以此來逼迫清廷儘早退位。1月12日袁世凱正式向清廷攤牌，要求以優待為交換條件，讓清廷退位。袁世凱並且對隆裕太后說：“自古無不亡之國，亡國之君，身受殺戮之慘，古今中外歷史，斑斑可考。今天大清皇帝退位，仍能保持其尊號，並可享受歲費，這是古往今來絕無僅有的創舉。我們在談判中大費唇舌，好不容易才爭得這個優待條例，總算盡了做臣子的一片苦心。”最後袁世凱派趙秉均出面要求清廷必須退位，沒有商量餘地。另一方面袁世凱在清廷沒有退位的情況下，想南京通報了優待條件，1月20日伍廷芳回電錶示接受優待清廷條件。並且答應只要袁世凱逼清廷退位，總統位置讓給袁世凱。1月26日，以段祺瑞為首的北洋軍將領47人又一次發表聯名通電，吁懇清帝退位，改行共和政體，以安皇室而定大局。

從南北談判的開始袁世凱指使馮國璋發電反對共和支持立憲到為了奪總統權力指使段祺瑞呼籲反對立憲支持共和，袁世凱的態度在1月1日孫中山就任臨時總統前後發生截然相反的轉變。2月1日，隆裕太後下懿旨命袁世凱與南方磋商優待條件。隆裕太后還不知道，猴急的袁世凱早已經和南方談妥了優待條件。逼宮已經迫在眉睫。1912年2月11日，袁世凱打電報給孫中山等，通告清帝退位。電報全文如下：

南京孫大總統、黎副總統、各部總長、參議院同鑒：共和為最良國體，世界公認。今由帝政一躍而躋及之，實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國無窮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詔辭位，業經世凱署名，則宣布之日，為帝政之終局，即民國之始基。從此努力進行，務令達到圓滿地位，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現在統一組織，至重且繁，世凱極願南行，暢聆大教，共謀進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維持，軍旅如林須加部署，而東北人心未盡一致，稍有動搖，牽涉全國，諸君皆洞鑒時局，必能諒此苦衷。至共和建設重要問題，諸公研究有素，成竹在胸，應如何協商統一組織之法，尚希迅即見教。袁世凱真。2月12日，清室以清帝的名義奉太后懿旨下詔宣布退位。

撥開武昌起義后紛繁複雜的局勢，但看袁世凱在南北議和談判上的態度以及不同時刻不同態度的轉變可以看出，袁世凱在政治上是沒有自己立場的，只要可以滿足他的權力慾望讓他登上高位，他可以任意改變策略，從反對立憲到主動立憲，從主動立憲到贊同共和，從贊同共和最後回到稱帝。袁世凱的變臉一直讓人無法看透。

袁世凱的顧問莫理循在書信集中有這樣的描述:袁世凱作為政府的總理，在其主子和革命黨之間充當掮客的角色，和雙方磋商，討價還價，支持一方反對另一方，使自己成為必不可少的調解人，鑒於起義已經蔓延到中國大部分，不能以武力平息，袁世凱與革命黨開始談判。其時，革命黨已經在老革命黨人孫中山領導下，於南京建立臨時政府。

曲折的談判，（《袁世凱政治顧問喬·莫理循書信集上卷》第748頁）在談判初期，袁世凱顯然並不知道南方到底有多大實力，認為會屈從於他，所以逼迫南方就範，而且以此來要挾清廷給予袁世凱更大權力，當看到南方在共和問題上的態度越來越堅決沒有退讓餘地的時候，特別是看到孫中山當選並且就任總統后，使得袁世凱的態度發生180轉彎。袁世凱顯然已經拋棄清廷而傾心於新政體的權力。而此前清廷也在扮演東郭先生的角色，袁世凱以南方為借口脅迫清廷而獲得更大的權力，反過來這些權力卻又用來逼迫清廷退位。

在清廷來說，袁世凱是他們剿滅南方革命黨的阻礙，因為袁世凱堅持與南方和談，對南方革命黨來說，袁世凱又是他們北伐的阻礙。清廷寄希望於袁世凱，給了他最高的權力，而南方革命黨也寄希望於袁世凱，答應讓出總統的位置給袁世凱。革命黨人在用總統的位置“招安”袁世凱。此時的袁世凱無論在清廷還是南方政府中都是權力最大或者即將是權力最大的人物。袁世凱左右逢迎，兩面三刀的伎倆讓他此時登上了兩個不同性質政權的權力巔峰。這不由得讓我們想起了莫理循書信集里的那句話“曲折的談判，一方面以幼主勛位，另一方面孫中山為了推薦袁世凱自行辭去新的共和國的臨時總統職務而告終。於是袁世凱成為唯一的勝利者。”因此不是因為袁世凱逼宮才選他做總統，而是以總統的位置作為誘惑讓袁世凱逼宮。而袁世凱也隨著各省革命軍的增強而從開始不屑於武昌軍政府的總統位置許諾轉而急切逼宮以求得總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