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

袁世凱出身河南項城的一個大家族，他的叔祖袁甲三官至漕運總督，參與鎮壓太平軍和捻軍，是這個家族的頂樑柱；他的生父是袁保中，為項城縣的地主豪紳，捐了個同知官位。袁世凱系袁保中第四子，生母是袁保中之妾劉氏，他於1859年9月16日（清文宗咸豐九年八月二十日）出生於大清河南省陳州府項城縣北之袁張營。袁世凱出生的那天，袁甲三恰好寄書到家，言與捻軍作戰得勝。袁世凱的父親袁保中大喜過望，因此為這個新生的嬰兒取名為“凱”，並按照家族“保世克家、企文紹武”的排行，給嬰兒命名“世凱”。袁世凱被其嬸母牛氏（袁保慶之妻）撫養長大，他本人也在1864年過繼給無子的袁保慶為後嗣。袁世凱六歲時，養父袁保慶替他找個啟蒙老師袁執中教四書五經，后又隨袁保慶宦遊濟南、揚州、南京諸地。在南京，袁世凱師從曲沼學習武藝，並“喜遊覽山水，復善騎射，課暇則策馬登覽清涼山、莫愁湖、太平湖諸勝跡”， 袁世凱自小喜愛兵法，立志學“萬人敵”。嘗自謂“三軍不可奪帥，我手上如果能夠掌握十萬精兵，便可橫行天下。”常常不惜重金搜羅購買各種版本的兵書戰策，被人譏笑為“袁書呆”。 13歲時袁世凱曾制聯“大野龍方蟄，中原鹿正肥”。這寥寥數字，充分體現了袁世凱的雄心。

1873年夏，袁保慶病死於南京任上，袁世凱扶柩回籍安葬，其後居住於陳州府淮陽縣。1874年初，從叔袁保恆（袁甲三之子）見袁世凱遊手好閒，命其赴北京家學“讀書上進”。 從同治十三年到光緒三年，他正正經經在北京讀了4年書，長進很大。他自己說過，那幾年，為了要博一個功名，他讀書累到吐血，都沒考取一個舉人，這是他一生最大的遺憾。 袁保恆、袁保齡兄弟對其管束甚嚴，袁世凱亦頗知自勵，且有嚴師督導，數年間大有長進。是年底，袁保齡致函保恆說：世凱可堪造就，雖“文章尚不入門”，但已“竟是上中美材”了。 1876年秋，袁保恆兄弟命袁世凱返回河南參加科舉考試，但沒有成功。落榜后，袁世凱於同年10月與沈丘于姓女子結婚，時年17歲。翌年初春，又回到北京。時華北大旱成災，袁保恆奉命到開封幫辦賑務，帶袁世凱同行，袁世凱在賑災期間表現出相當強的辦事能力，工作熱心，頗有優異的表現。1878年，袁保恆感染瘟疫去世，袁世凱返回項城，移住陳州。此時，正在陳州授館的徐世昌與袁世凱結交，拜為金蘭，後來成為袁世凱畢生重要的謀士。1879年，袁世凱以袁保恆的捐賑款而獲得“中書科中書”的官銜。 同年秋，袁世凱再度參加鄉試，仍未考中，他一怒之下把詩文付之一炬，忿然說道：“大丈夫當效命疆場，安內攘外，烏能齷齪久困筆硯間，自誤光陰耶？” 

袁世凱既兩度名落孫山，又不願留在鄉間做土財主，因此開始考慮在外闖蕩。當時袁世凱曾作詩《感事》一首以自勉：“眼前龍虎鬥不了，殺氣直上干雲霄。我欲向天張巨口，一口吞盡胡天驕。”此詩被認為是他少年時代便有了遠大志向。當時淮軍將領吳長慶與袁世凱的養父袁保慶“訂兄弟之好” ，所以袁世凱打算投奔吳長慶。吳長慶為了報答袁保慶的恩情，此時也寫信給袁世凱，“招其往學軍旅”。 因此袁世凱便於1881年10月前往山東登州投奔駐防當地的吳長慶。吳長慶幕府中囊括了張謇、周家祿等名士，袁世凱在他們的指導下砥礪磨練，紈絝之氣逐漸消失，“謙抑自下，頗知向學”，並認為是“有造之士”，於是被破格任命為幫辦營務處。 袁世凱雖然一度對科舉厭倦，但他仍不甘心，在吳長慶幕府中繼續讀書，準備功名，他曾在1882年3月對其三哥袁世廉寫信說：“弟不能博一秀才，死不瞑目” ，1882年（壬午年）正好為鄉試年，袁世凱本欲應舉，但清朝屬國朝鮮突發事變，改變了袁世凱的人生軌跡。

1882年，朝鮮發生壬午軍亂，朝鮮國王李熙（朝鮮高宗）之父興宣大院君李昰應利用軍隊嘩變，成功奪權；朝鮮王妃閔妃一黨與大院君有隙，請求清廷出兵平亂，袁世凱乃跟隨吳長慶的部隊東渡朝鮮。袁世凱率領一支清軍配合行動，殺死了幾十名兵變參與者。戰鬥中，袁世凱一路放槍，帶頭沖在最前面，他的堅毅勇敢感染了部下，兵變很快得以平定。吳長慶在給清廷的呈報中將他讚揚了一番，說他“治軍嚴肅，調度有方，爭先攻剿，尤為奮勇” ，報以首功。隨後清軍將大院君擄至保定問罪，當年23歲的袁世凱則以幫辦朝鮮軍務身份駐藩屬國朝鮮，協助朝鮮訓練新軍，開啟了袁世凱練兵的先河。袁世凱留鎮朝鮮期間，得到了朝鮮上下的一致好評，朝鮮人士稱讚他：“明達夙成，留京師（漢城）期年，大得都民之心”。 他也和金允植、金炳始等多名朝鮮士大夫結為忘年之至交。他在朝鮮被稱為“袁司馬”。

1884年金玉均等“開化黨”人士發動甲申政變，試圖推翻“事大黨”把持的政權，駐朝日軍亦趁機行動欲挾制王室；國王李熙派人奔赴清營求助，袁世凱指揮清軍擊退日軍，維繫清廷在朝鮮的宗主權及其他特權。袁世凱平定了朝鮮甲申政變有重大意義，打退了日本的滲透勢力，粉碎了日本趁中法戰爭之際謀取朝鮮的企圖，推遲了中日戰爭爆發的時間。袁世凱因這一事件受到清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的重視，同時也使日本人對袁世凱“憾之刺骨，百計排陷之” ，他的同僚吳兆有等亦頗為嫉妒，攻擊袁世凱“妄開邊釁”、“擅挪軍款”。袁世凱遂於1885年初歸國，賦閑在家，以避攻擊。但是李鴻章決定重用袁世凱，命袁世凱於1885年10月護送大院君回朝鮮，同年11月又封年僅26歲的袁世凱為“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位同三品道員，左右朝鮮政局，儼然朝鮮的太上皇。袁世凱在朝鮮期間的任務是在“各國通商”、“友邦環伺”的情況下，使朝鮮“明尊親之義，定搖惑之志，內修政治，外聯邦交” ，換言之即強化清朝和朝鮮的宗藩關係，防止朝鮮獨立自主的傾向和日俄等國的窺伺。由此袁世凱不可避免地在干涉朝鮮內政，甚至不止一次策劃廢黜朝鮮國王李熙。 袁世凱干涉朝鮮內政的做法引起了朝鮮國王和一些大臣的不滿，清廷中也不斷有人彈劾他。比如1888年1月朝鮮國王李熙致函請求清廷撤袁世凱，隨後朝鮮駐華官員金明圭奉李熙之命，請求李鴻章換人。清廷內的張謇、張佩綸等也曾攻擊袁世凱“侈然自大，虛驕尚氣，久留朝鮮，於大局無益”。 李鴻章力排眾議，不僅讓袁世凱繼續留朝任職，並於1890年2月給袁世凱寫了“血性忠誠，才識英敏，力持大局，獨為其難”的評語。 袁世凱在朝鮮的十二年雖然由於其年輕氣盛而採取一些過激、粗暴的手段，但有效地遏制了日本和沙俄對朝鮮的滲透。直到甲午年日本挑起戰爭前還曾經多次派人暗殺袁世凱，只不過沒有成功。

1894年，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袁世凱暗示朝鮮政府向清政府乞援。隨後日軍迅速出動朝鮮，企圖挑起戰爭。甲午戰爭爆發前夕的7月19日，袁世凱化裝成平民逃走，7月22日抵達天津。袁世凱回國后，又於8月6日奉旨前往遼東前線，協助周馥轉運糧械、收集潰卒等後勤事宜，至次年5月請假回籍省親。在前線的這10個月間，通過目睹甲午戰爭清軍兵敗如山倒的慘狀，袁世凱萌生了用西法練兵的設想，他說：“竊查此次軍興，往往易為敵乘，迭見挫敗者，雖由調度之無方，實亦軍制之未善，若不權時度勢，掃除更張，參用西法，認真訓練，則前車之鑒，殊足寒心。” 因袁世凱在朝鮮時期表現突出，有“知兵”之名，再加上他大力主張練兵，由此開始了小站練兵的新階段。

袁世凱在甲午戰爭前線負責後勤期間，便主張由他募兵並編練新式軍隊，但未被採納，袁世凱頗為不滿，曾抱怨說：“內贊人而不用我募兵，徒何益也？” 在甲午戰爭結束后，舉國上下掀起了維新變法、救亡圖存的浪潮，袁世凱亦是其中一員。1895年6月底，劉坤一、李鴻章、王文韶三名封疆大吏聯名上奏摺保薦袁世凱，於是光緒帝下旨命已回籍的袁世凱入京覲見。袁世凱被光緒皇帝召見以後，又在8月底以一封萬言條陳呈送皇帝，提出了一個完整的改革綱領，其內容為儲才九條、理財九條、練兵十二條、交涉四條，充分體現出袁世凱的改革思想。其中袁世凱尤其重視練兵，他“深知抓到督練新建陸軍之事，前程不可限量” ，不僅在給光緒帝的萬言書中提出了12條西法練兵的主張，還草擬了編練新建陸軍章程，“大旨則步軍操法以師法德國為主”。 他的主張得到光緒帝及朝廷大臣的支持，1895年12月8日（光緒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奕訢、榮祿等王大臣聯名奏請派袁世凱督練新建陸軍，同日光緒帝予以批准，袁世凱正式入主天津小站，開始用西法編練中國首支新式陸軍。從入京覲見到小站練兵這段期間，袁世凱積極為維新變法奔走，他加入了康有為、梁啟超等發起的強學會，與康梁等維新派過從甚密，這也使維新派將他引以為同路人，為後來的戊戌告密事件埋下伏筆。 

袁世凱派人到魯、蘇、皖、豫等地招募2250名步兵，300名騎兵，再加上4750名定武軍，稱“新建陸軍”，作為他小站練兵的兵源。袁世凱在小站練兵以德軍為藍本，制訂了一整套近代陸軍的招募制度、組織編製制度、軍官任用和培養制度、訓練和教育制度、糧餉制度等內容的建軍方案。在軍事裝備上，袁世凱注重武器裝備的近代化和標準化，大膽採用西方的先進技術。強調實施新法訓練的嚴格性。這股軍隊後來發展成為北洋六鎮（北洋新軍），為清末陸軍主力，民國初年的北洋軍閥亦多源自清末新軍。袁世凱聘德國軍官十餘人擔任教習，又從天津武備學堂中挑選百餘名學生任各級軍官，並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親信，以加強對全軍的控制。這些人以後大都成為清末民初的軍政要人。如徐世昌、段祺瑞、馮國璋、王士珍、曹錕、張勳等。北洋新軍亦逐漸成為袁世凱個人的政治資本，使其成為北洋軍閥的始祖，正如美國學者鮑威爾所說：“袁氏的軍法雖嚴，他仍然為士兵所愛戴，這並非意外，因為他親自照管他們，並且按時發餉。再者，他向他們灌輸了忠誠的觀念，不過主要只是向袁世凱而不是向皇帝效忠”。 

1897年，袁世凱擢升直隸按察使，仍主持小站練兵。1898年9月，袁世凱升任工部右侍郎，奉旨入京陛見，隨後捲入了政治風暴中。當時光緒帝重用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維新派實行戊戌變法，與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派（后黨）勢成水火。康有為等維新派（帝黨）從一開始就寄希望於袁世凱，在7月底就派徐仁錄前往小站聯絡袁世凱，試探其態度。康有為判斷袁世凱“為我所動”，乃舉薦袁世凱為侍郎。 9月18日（陰曆八月初三），康有為等人得到光緒帝“朕位且不能保“的密詔，深感局勢緊迫，於是鋌而走險，決定包圍頤和園，控制居住其中的慈禧太后，並殺死慈禧寵臣直隸總督榮祿，而這一任務則被維新派委託在袁世凱身上。當天夜晚，譚嗣同進入袁世凱寓居的法華寺，將“圍園劫太后”的陰謀告知袁世凱，並脅迫袁世凱動員新建陸軍來實施維新派的計劃，袁世凱不得已答應了維新派的請求，打發走了譚嗣同。9月20日（八月初五）上午袁世凱受到光緒帝召見，同日乘火車到天津。9月21日（八月初六）晨，慈禧太后從頤和園入紫禁城，宣布臨朝訓政，罷斥康有為等維新派，戊戌變法遂告失敗，史稱“戊戌政變”。以往一般認為，袁世凱回到天津後向榮祿告密導致了慈禧發動政變，但並不屬實。慈禧發動政變與袁世凱告密沒有關係，但是袁世凱確實有告密之舉。他來到天津后，已從后黨御史楊崇伊那裡得知慈禧即將上台的情報，懼怕譚嗣同勸其出兵圍攻慈禧太后一事暴露，牽連自己，遂向榮祿告密，使慈禧得知維新派的陰謀，加重了政變的後果。所以在戊戌政變起初，慈禧太后只是斥責康有為“莠言亂政”，停職待參，並未言及譚嗣同等人；而袁世凱告密導致的結果便是慈禧下令逮捕康梁諸人，並誅殺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囚禁光緒帝於瀛台。事實上，袁世凱並不支持維新派的激進之舉，也深知用新建陸軍來“圍園劫太后”無異於以卵擊石，而且是大逆不道之罪，他的告密完全是出於權衡局勢下的自保之舉。 此事亦成為袁世凱的一大負擔，他不得不寫《戊戌紀略》（戊戌日記）來為自己辯解。

袁世凱由於告密獲得了后黨的信任，地位扶搖直上。1899年冬，袁世凱由工部侍郎升任山東巡撫，這是40歲的袁世凱首次出任封疆大吏。在此前後，他的新建陸軍也從天津小站調往山東境內布防，使其躲過了後來的八國聯軍入侵，得以迅速擴大，成為袁世凱最具實力的政治資本。當時山東盛行排外的義和團，袁世凱到任后，認定義和團為“左道邪教”，一改前任巡撫毓賢的縱容態度，全力鎮壓拳民，令其在山東無法立足，逃往天津、北京一帶。慈禧太后以民氣可用，縱容義和團。1900年爆發了八國聯軍入侵，山東在袁世凱治下則維持穩定，並且加入東南互保，使山東免遭戰禍亂。1901年11月，李鴻章死去，袁世凱受命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實授，一躍而成為中外所矚目的實力人物。據某些史料記載，李鴻章臨終前曾有“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世凱右者”的遺言，但據考證並不存在。 事實上，在李鴻章去世之後，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地位無需他人推薦，可以說是“非袁莫屬”了。 

《辛丑條約》簽訂后，清政府迫於內外形勢，施行新政。袁世凱表示極力擁護。1901年袁世凱在山東創建山東大學堂（今山東大學）。1902年，袁世凱兼任政務處參預政務大臣和練兵大臣，在保定編練北洋常備軍（簡稱北洋軍）。次年，清政府在北京設立練兵處袁世凱任會辦大臣，負責創辦武備學堂，並聘請大批日本軍官擔任教習。至1905年北洋六鎮編練成軍，每鎮一萬二千五百餘人，除第一鎮系滿洲貴族鐵良統率的旗兵外，其餘五鎮都在他的控制之下，重要將領幾乎都是小站練兵時期的嫡系軍官。同時，袁世凱還兼任督辦電政大臣、督辦鐵路大臣及會議商約大臣。在此期間，他在發展北洋工礦企業、修築鐵路、創辦巡警、整頓地方政權及開辦新式學堂等方面，都頗有成效。通過辦理新政，他得以“內結親貴，外樹黨援”，很快形成了一個以他為首的龐大的北洋軍事政治集團。袁世凱大力襄贊新政，包括廢科舉、督辦新軍、建學校、辦工業等，第一支中國警察隊伍亦於天津成立，也籌劃修建了中國第一條自主建造的鐵路——京張鐵路。

袁世凱北洋集團勢力的擴張，對掌握中央政柄的滿洲親貴集團的世襲地位構成嚴重威脅。皇室親貴煽動一些御史上疏屢彈劾袁世凱權高勢重，甚至預言將步曹操、劉裕後塵。1906年，袁主動辭去各項兼差，並將北洋軍一、三、五、六各鎮交陸軍部直接管轄。1907年，又被調離北洋，到北京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成為中樞重臣。

1908年11月光緒帝和慈禧太后相繼病死，年幼的溥儀繼位，改元“宣統”，其父載灃為攝政王。載灃因為反對袁世凱的很多新政措施，更因為戊戌政變一事（他懷疑袁世凱出賣維新派，致使光緒被慈禧太后幽禁至死），對袁世凱非常痛恨，成為攝政王后立即解除袁世凱的官職，袁稱疾返回河南，最初隱居於輝縣，後轉至安陽。袁在此期間韜光養晦，暗地裡仍關心政事，等待時機復出。被解職的袁世凱回到了河南安陽的洹上村，過起了賦閑垂釣的生活。並寫了名為《自題漁舟寫真二首》的兩首詩，其中的一首“百年心事總悠悠，壯志當時苦未酬。野老胸中負兵甲，釣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無磐石，嘆息神州變缺甌。散發天涯從此去，煙蓑雨笠一漁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1911年11月1日清廷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11月13日袁世凱抵達京師，16日組織新內閣。其成員是：外務大臣梁敦彥，民政大臣趙秉鈞、度支大臣嚴修、學務大臣唐景崇、陸軍大臣王士珍、海軍大臣薩鎮冰、司法大臣沈家本、農工商大臣張謇、郵傳部大臣楊士琦、理藩大臣達壽。並以胡惟德、烏珍、陳錦濤、楊度、田文烈、譚學衡、梁啟超、熙彥、梁如浩、榮勛分任各部副臣。 

1911年10月10日清政府新軍陸軍第八鎮兵變，引爆武昌起義，並成立以黎元洪為都督的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為取得交戰的合法地位，各方反清勢力主張組建中央臨時政府。北洋軍是清政府唯一可以抵抗起義的力量，令陸軍大臣蔭昌率軍南下鎮壓起義，但蔭昌沒有駕馭北洋軍的能力。奕劻及內閣協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等人深感局勢嚴重，一致主張起用袁世凱，英美等國公使也建議起用袁世凱，載灃見中外一致認為“非袁不能收拾局面”，只得於10月14日任袁世凱為湖廣總督，派其南下壓制起義，袁世凱一面奏請清政府停止進攻，一面表達善意，讓劉承恩給黎元洪寫信議和。 革命黨人也認為袁世凱是能領導中國的政治領袖。在南方獨立各省為組建中央臨時政府召開的聯合會中，1911年12月2日《漢口會議》確定“虛臨時總統之席以待袁君反正來歸”。12月4日的《上海會議》根據《漢口會議》的精神，決定暫緩選舉臨時大總統，以虛位待袁，同時決定大總統職權暫由大元帥行使，選舉黃興為大元帥，遭到黎元洪等人反對。《南京會議》改選黎元洪為大元帥，因其在武昌，不方便到南京工作，所以讓黃興代職。而黃興力辭不就，組建中央臨時政府陷入僵局。12月18日，袁世凱和黎元洪派代表在上海就政體、清皇室善後、大總統的確立等問題展開討論，南北達成共識，召開國民會議表決相關議題，根據當時的形勢，袁世凱無疑將當選民國首任總統。這樣的結果是同盟會不願接受的，12月29日，同盟會連夜赴南京召集代表開會，提出成立政府，並選出孫中山為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致電袁世凱，解釋原因稱東南各省久缺統一機關，行動困難，總統之職只是暫時擔任。12月29日，南方十七省臨時代表選出孫文擔任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民國成立，孫文就任。當時革命黨節節敗退，武漢三鎮已被袁世凱北洋軍攻下兩鎮。1月16日，袁世凱回家路上，在東華門丁字街遭到同盟會京津分會組織的炸彈暗殺，炸死袁衛隊長等十人，袁世凱倖免於難。1月18日，孫中山以提出《五條要約》的方式向袁世凱攤牌，企圖做實南京臨時政府。經過反覆修改又於1月22日以公諸報端的方式將幕後談判全部曝光，勢同最後通牒，這不但令袁世凱極其尷尬和不滿，也讓議和全權代表伍廷芳盡失顏面。袁世凱以孫中山提出的條件與南北雙方協商的內容不一致為由拒絕接受，袁世凱認為，如果清帝退位后各國不能及時承認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又不能統一中國，中國便成無政府狀態，這樣就無法維持秩序，對付外人。如果孫中山一定堅持己見，他不得不作廢先前談妥之事。期間，孫中山向日本借款，以籌備戰事，但未能成功。袁世凱同意同盟會多人進入總長之列，同盟會最終如願以償。為了結束南北對立，1月25日，袁世凱及各北洋將領通電支持共和。2月12日，袁世凱逼清帝遜位，隆裕太后接受優待條件，下詔袁世凱組建中華民國，清朝對中國的統治宣告終止。

1912年2月15日，南京參議院正式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依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改總統製為內閣制，大大削減袁世凱的權力，但袁堅持於3月10日在北京就職中華民國大總統。 

1913年2月，依據臨時約法，舉行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國會選舉。國民黨所得議席最多，按約法精神應由該黨理事長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3月20日，宋教仁卻在上海遇刺身亡。革命黨人認為袁世凱是事件的幕後黑手，袁世凱予以否認；當時之證據指向時任國務總理趙秉鈞涉嫌教唆殺人，而宋案兇手武士英則是共進社成員，屬國民黨陣營。宋教仁案成為歷史之謎。1913年7月孫文組織了中華革命黨，發動二次革命，武力討伐袁世凱，遭到失敗。二次革命開創了民國武力解決爭端的先例，也開創了民國軍閥混戰的先例。10月6日，國會選舉袁世凱為第一任大總統，袁世凱隨即於北京故宮太和殿就職。11月4日，袁世凱下令解散中國國民黨，並收繳國民黨議員證書。袁世凱根據警備司令官查獲贛省起事（即二次革命組成部分）領導者李烈鈞與國民黨本部及國民黨籍國會議員有密電來往勾結之實，為挽救國家之危亡，減輕國民之痛苦，遂發布《解散國民黨通令》，並取消國民黨籍議員的資格，在對國民黨人的告誡中，袁世凱指出：

“……國民黨之所謂黨略，大率借改革政治之名，行攘奪權利之實。凡可以逞其野心者，雖滅國亡種，荼毒生靈，亦所不惜。其運動方法，或以利誘，或以威嚇，或以詐取，務使同種之人，互相殘害，而自為狡兔三窟之謀。其鼓吹之術，或以演詞，或以報紙任意造謠，顛倒黑白。利用一般思想單簡之青年，一入彀中，即為所賣，附和煽亂，至死不明。此等鬼蜮行為，即個人尚不能立身，遑論治國？”

國民黨籍議員的資格取消后，國會因法定人數不足而休會，袁世凱派員組織中央政治會議作為臨時替代機構，在召開的首次政治會議上，袁世凱指出內政紊亂是因部分人錯誤理解平等、自由和共和的內涵所致，還聲明亂黨人員失敗后卷公款而逃，並談及外交及司法獨立問題。1914年1月，袁世凱根據黎元洪等人及政治會議的意見，將國會解散。1914年3月31日，袁世凱頒布了民告官為特色的《平政院編製令》。1914年5月，袁世凱公布《中華民國約法》，改責任內閣製為總統制。1914年12月29日，公布《修正大總統選舉法》，規定總統任期十年，可以連選連任。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以英日同盟（協約國）為理由，強行派兵接收德國（同盟國）在山東膠州灣的租界地，以及膠濟鐵路沿線地帶，中國政府無力阻止。

孫中山為籌措資金而與日本人簽訂《中日合辦漢冶萍借款案》，1915年2月2日，日本趁歐美各國無暇東顧之際，秘密向袁世凱提出了與借款案有相同點的《二十一條》之要求，並逼迫北洋政府承認日本取代德國在華的一切特權，進一步擴大日本在滿洲及蒙古的權益，以及承諾聘用日本人為顧問。日本的要求等同於將中國納入成為其保護國。美國政府聞訊雖對日本提出抗議，但日方並沒有收回其主要要求。 

從1915年2月2日到5月7日，歷時105天，袁世凱政府與日方談判20多次。在談判中中國代表對日本的要求多有抵制。袁世凱政府採取各種辦法拖延時間並向社會各界透漏日本之無理要求，以期國際社會幹涉此案，並喚起國內民眾輿論討伐日本，國內民眾反對《二十一條》的呼聲日漸高漲，1915年4月26日，日本代表提出最後修正案，做出一些小讓步。5月1日中國方面提出修正案，仍堅持自己的立場，於是日本政府刪削了對中國最為不利的第五號要求。 1915年5月6日，袁世凱在《大總統袁世凱致各省電》中稱：“……中國沿海港灣、島嶼不可讓與或租於他國、聘用日本顧問、中日合辦警察、軍械等為‘其制我死命最要之點’。在我國不宜因此決裂，蹂躪全局。但應盡心竭力，能挽救一分，即收回一分之權利。”日本政府終於惱羞成怒於5月7日向袁世凱政府發出最後通牒， 限5月9日午後六時前答覆，否則將執行必要之手段。 此時的日本擺出大戰一場的姿態，軍艦在渤海一帶游弋，山東、奉天兵力增加，關東戒嚴，日僑紛紛回國。5月8日袁世凱召集政府要員開會，袁世凱認為日本已收回對中國最為不利的第五號各條款，已非亡國條件，為避免開戰，所以接受日本條件。他說：

“……我國雖弱，苟侵及我主權，束縛我內政，如第五號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堅拒到底，盡了最大之力……如今日人最後通牒已將第五條撤回，凡侵主權及自居優越各條亦儘力修改，並正式聲明將來膠州灣歸還中國。在南滿雖有居住權但須服從警察法令及課稅各條亦與中國人一律。因此，與初案相比已挽回許多……我國國力未充，目前尚難以兵戎相見。故權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後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恥辱！……經此大難之後，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卧薪嘗膽之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舉凡軍事、政治、外交、財政，力求刷新，預定計劃，定年限，下決心，群策群力，期達目的……希望‘埋頭十年，與日本抬頭相見’”。 

在日本的脅迫下，袁世凱政府於1915年5月9日回應了日方的最後通牒，並且把5月9日定為中國國恥日，史稱五九國恥。此後，雙方分別準備簽約事宜，在條約文字內容上仍有不少折衝，最後於1915年5月25日在北京簽署《關於山東省之條約》、《關於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之條約》及13件換文，總稱《中日民四條約》，與《二十一條》原案比較，中國損失相較於原案已儘可能減小到最低程度。 

近些年來一些新的資料表明，條約簽訂之前袁世凱政府還有另一重壓力，當時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凱面遞《二十一條》時曾說：“彼等（指中國革命黨）與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關係，除非中國政府給予友誼證明，日本政府不能阻止此輩之擾亂中國”。 

日置益的話讓袁世凱感到了壓力，袁世凱政府方面因此罵孫中山“將效法吳三桂，引外兵擾亂本國”。二次革命之後，孫文被通緝，逃亡至日本。日本外務省檔案館至今存有一份孫文與日本簽訂的《中日盟約》。 按照《中日盟約》，孫中山甚至承諾把滿洲作為日本的特殊地區，承認日本擁有移民和開拓的優先權。 

日本以《二十一條》逼迫袁世凱，袁世凱政府與日本周旋，拚命外交之時，流亡海外的黃興等人都顧全大局，力主暫停反袁活動，一致對外。 

在東亞地區因歐戰爆發而陷入國際權力真空之際，面對日本一國獨強的巨大壓力，在極為不利的條件下，袁世凱竭力維護國家利益，北洋政府對於抵抗日方《二十一條》要求，實已盡最大之努力，並爭回了其中最重要的條件，沒有讓日本把中國變成第二個印度。袁世凱對《二十一條》的處理已使中國利益最大化，胡適稱《二十一條》的談判是弱國外交的勝利，胡適曾評價說：“吾國此次對日交涉，可謂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撓，能柔也能剛，此乃歷來外交史所未見”。 

袁世凱稱帝，推行君主立憲制，帝號“洪憲”。學界不有新論指出，袁世凱改元“洪憲”，即弘揚憲法之意。 從頒布的“新皇室規範”中可以看出一些“新”內容，比如某些對於皇權的監督機制和法律：自親王以下至於宗室，犯法治罪與庶民一律；親王、郡王可以為海陸軍官，但不得組織政黨，並擔任重要政府官員；永廢太監製度；凡皇室親屬不得經營商業，與庶民爭利，等等。 

“袁世凱很清楚，過去的君主專制制度已經持續不下去了。他本人也曾是晚清立憲派的領袖人物，並在天津試點推行普選，產生議會。”袁世凱研究專家、廣州市社科院研究員劉路生表示，袁世凱並沒有一個完整的制度建設構想，歷史給他的時間太短了。民國初年紛爭不已，讓他忙於應付，根本來不及著力於此。

但劉路生同時又認為，以袁世凱的個性，他應該也不會願意成為一位“虛君”。有人揣測，袁可能是想選擇日本或德國式的君主制。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自幼起即隨袁世凱去朝鮮及山東、直隸各地，並曾留學德國，對德國的強大和君主制印象十分深刻。 

1915年12月，在國會、高校、民眾請願團、籌安會和各省國民代表的推戴下，準備建立君主立憲制。袁世凱多次揖讓，最終接受皇帝之尊號，準備成立中華帝國，打算1916年為洪憲元年，行君主立憲政體，把總統府改為新華宮，並擬定《新皇室規範》，其中包括“親王、郡王可以為海陸軍官，但不得組織政黨並擔任重要政治官員；永廢太監製度；永廢宮女採選制度；永廢各方進呈貢品制度；凡皇室親屬不得經營商業，與庶民爭利。” 然而，12月25日，表面支持帝制的蔡鍔和唐繼堯在雲南宣布起義，發動護國戰爭，討伐袁世凱。貴州、廣西相繼響應，3月份袁世凱被迫宣布取消帝制，起用段祺瑞為國務卿兼陸軍總長，企圖依靠段團結北洋勢力，壓制南方起義力量，但起義各省沒有停止軍事行動。5月下旬袁世凱憂憤成疾，1916年6月6日，袁世凱因尿毒症不治而亡，時年57歲。同年8月24日正式歸葬於河南安陽市。

直至袁世凱對內宣布取消帝制帝號都未正式登基，年號洪憲僅在內部流傳，對外仍稱民國，故袁世凱還是民國大總統，滇軍堅持要袁世凱下台。段祺瑞則要求袁世凱交出行政權力和兵權，恢復責任內閣制，退位自保。馮國璋聯絡各省在1916年5月18日組織召開“南京會議”，但各省區將軍代表謀略不一，會議無果而終。在重大打擊及交煎下，袁世凱於1916年6月6日病故。袁世凱謝世之日，他的書案上有他親筆書寫的一句話“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儘管他在遺囑中說“余之死骸勿付國葬，由袁家自行料理”，但是繼任者黎元洪還是以“民國肇建，……（袁世凱）奠定大局，苦心擘畫，昕夕勤勞，天不假年……所有喪葬典禮……務極優隆，用符國家崇德報功之至意”命國務院為袁世凱舉行一場集古今中外皇庶官民新舊典章於一舉的國葬。令各官署、軍營、軍艦、海關下半旗二十七日，6月28日出殯日全國下半旗一日，鳴炮108響，京師學校當日停課。北洋政府根據其“葬吾洹上”的遺願，委派河南巡按使田文烈趕赴河南安陽慎選堪輿，勘定吉壤，最終選定洹水北岸，工程持續近兩年，由北洋政府撥款50餘萬銀元、徐世昌、段祺瑞、王世珍等8人募捐25萬餘銀元建成，陵墓被稱為“袁林”，佔地近130畝。

袁世凱被後人指責較多的是他建立中華帝國稱帝問題。當時倡導袁世凱君主立憲的有楊度、嚴復、劉師培、孫毓筠、李燮和、胡瑛等國家精英人物。袁世凱打算建中華帝國，與楊度等君主立憲人士蠱惑及長子袁克定迷戀太子權位是分不開的，其中最嚴重的是袁克定偽造《順天時報》，營造日本支持袁世凱稱帝的氛圍（此事被袁世凱次子袁克文和女兒袁叔楨無意中發現），袁世凱曾責袁克定“欺父誤國”。袁世凱死後，王士珍、張鎮芳等打開金匱石屋，找出了袁世凱留下的繼承者的提名，只見上面親筆寫著：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並沒有自己的兒子袁克定。 （按照《大總統選舉法》（袁世凱修改過後）的規定，前任總統所推薦的三人，將作為總統的候選人，從三人中選出一人為總統，名單寫於嘉禾金簡，藏於金匱石屋內。）

袁世凱共有1妻9妾，共生了17個兒子、15個女兒；17個兒子又為袁世凱生了22個孫子、25個孫女，兒孫總和達79人。袁世凱的正室於氏不受寵愛，袁世凱長期不與她同房，而袁世凱的大姨太沈氏和五姨太楊氏最受寵愛，尤其是大姨太沈氏。袁世凱的子女管於氏叫“娘”，管生母叫“媽”，而對於大姨太沈氏則稱為“親媽”。袁世凱還有3個朝鮮姨太太。關於袁世凱妻妾子女的家庭生活在其女兒袁靜雪所寫文章《我的父親袁世凱》中有詳細敘述。 

袁世凱藝權均通，有任事之才、治軍之能，實為清朝一務實幹練的能臣，黃興曾致書袁世凱，視袁世凱為“中國之華盛頓”。 1903年起，他開始著手中國軍事現代化的工作，在中國軍制改革、軍事教育、建軍治軍、近代警察制度等方面做出大量有益嘗試。在華北組建中國近代第一支新式軍隊，雇傭德軍教官，創辦警、步、馬、炮、工、輜等兵科，設立現代化的通訊兵學校，培養大批軍事人才，先後有5人當上中華民國總統或總理。至接掌北洋，裁撤舊軍改編警察，令中國軍警分離，清末巡警制度的創立是中國警察制度近代化的開始。

對外軍事方面，袁在1884年朝鮮王朝的甲申政變中，在無法得到國內指示的危機時刻，當機立斷，率軍擊退日軍，瓦解了朝鮮親日派和日軍顛覆朝鮮政權的圖謀。之後，在袁任清朝駐朝鮮大臣期間，他盡一切可能擴大中國在朝鮮的影響力，成為朝鮮王朝內最有權勢的人物，全面掌握朝鮮的商業、外交事務和內政。在世界列強尚未深入朝鮮之際，袁世凱曾建議廢藩建省，將朝鮮變為中國的一個行省，清政府當時內外交困，對於他的建議擱置不問。義和團運動爆發后，在山東的袁世凱與兩廣的李鴻章、湖廣的張之洞，兩江的劉坤一，一起組織了東南自保運動，反對朝廷對於義和團的支持、也反對朝廷對外國的宣戰，並在他們的管轄範圍內鎮壓拳民，保護在華外國人的安全。雖然這一政策對於民族主義者來說具有反動性，但是也正是這一政策使得經濟昌盛的東南地區，避免了義和團運動帶來的社會混亂與外國武力的入侵。 

袁世凱對工業、農業、商業三者並重發展，甚為得策，尤其對中國的工業化有很大貢獻。工業方面，他積極發展實業經濟，1905年，他出面籌錢，督修了中國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條鐵路京張鐵路，自1912年到1914年這3年間，新開的工廠為4000多家，民族資本興建的麵粉廠、火柴廠、捲煙廠、造紙廠以及採煤、冶鍊企業，得到長足發展。袁世凱在遭譴歸隱之後還說出“官可不做，實業不可不辦”的話。袁世凱當政時期，頒布實行了一系列有利於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經濟政策，扶持弱勢的民族工商業，提倡國貨，增加進口稅並減少出口稅，加強國貨競爭力，擴大國貨銷售市場。農業方面，袁世凱在興辦農業教育、創設農業基金和推廣農業新技術方面做出嘗試。財政金融方面，袁世凱籌公債、整頓稅收、開辦銀行、疏通金融、改革幣制，這些舉措不僅緩解了當時的財政危機也促進了中國近代財政金融的現代化。在對外經濟交往方面，袁世凱主動對外開放，開通商埠，這在近代中國對外開放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重要意義。袁世凱主張引進外資和僑資，前後素志不移，這在蘇杭甬鐵路、文辭協議、中美輪船公司等問題上即有體現。經過袁世凱的治理，中央財政也有很大改觀，從民國初年的借債度日到每年庫存可余兩千萬元。 

袁世凱興學重教，主張廢除科舉，興辦新式學校，積極倡導學子留洋。在他的努力下，中國沿襲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被廢除，在財政捉襟見肘的情況下，袁世凱寧可壓縮軍隊，也要推廣全部免費的新式學校，即四年制初級小學。 他反覆強調教育的重要性：國家之繁榮昌盛，實繫於國民之品德、知識和體力之高超，若欲提高此三者之水平，必得強化公民教育。袁世凱曾上奏《山東試辦大學堂暫行章程折稿》，同時調蓬萊知縣李於鍇進行籌備，《折稿》獲光緒皇帝批准，山東大學的前身山東大學堂正式成立，為山東高等教育寫下濃重一筆。袁世凱任直隸總督期間，頒行了一系列教育法規，創建學校司、提學使司、勸學所等近代新式教育管理機構，形成河北近代教育行政管理體制。另外，他多方籌措經費，培養師資，編輯新教材，創建新式小學、中學、大學和各種軍事學堂、實業學堂等新教育設施，建立河北近代新教育體系，從而使河北教育擺脫了舊教育的羈絆，步入近代化的發展軌道。 

袁世凱在政治層面的成果體現在清末政體、官制改革、近代法律、地方自治、維護領土完整等方面。袁對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推進起了積極的作用，袁世凱在晚清時期高舉“立憲”大旗，幾乎是孤軍奮戰請求立憲，對晚清憲政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他的襄助下，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才得以成立。 袁世凱作為晚清重臣，直接參與官制改革的討論與決策，具體表現在：一、清廷“預備仿行憲政”，“先行更定官制”，袁世凱是編纂官制大臣；二、中央官制改革，袁世凱力主實行責任內閣。其在官制改革中的作用可謂舉足輕重；三、對文官的等級、任用、考試、懲戒、保障、甄別、恤金、待遇均制定了專門的法律，初步形成了一套文官管理制度，文官候選人考試，以考察行政能力與一般知識為主。並建立廉政機構，設置平議院，專門審理官員犯罪案。在近代法律建設上，袁世凱大力提拔、舉薦和重用新式法律人才，改革和完善近代司法制度，對引進西律、修訂舊律，加強中國法制現代化起到重要作用。袁世凱是地方自治制度的積極參與者，在天津推行地方自治、試行普選制開全國先河，其成效影響深遠，直隸省（今河北省）也因此成為當時的模範省。全國各地借鑒天津地方自治的成功經驗，地方自治之花遍地開放。

禁毒禁賭也是袁世凱的一貫主張。清末的煙館是重要的社交場所，風氣敗壞，直隸總督袁世凱在1907年5月19日上奏的《預籌革除鴉片折》中表示：“鴉片之害，荼毒生靈，虛糜金銀，不可勝計，實為中國貧弱之源” ，袁世凱所領導的直隸省設立了200餘個戒煙分所，先後剷除煙館800多個，查獲秘密販煙案1300起，在禁止種植罌粟方面，他多次頒布曉諭，倘有偷種之戶，立將煙苗劃去，地畝充公。當選民國總統后，袁世凱更是規定吸鴉片者立即戒除，販者分別停歇，種植者若不將煙田改種他物則一律治罪，凡官員故縱者，按情節輕重予以懲治，期間頒布的《禁煙令》至少有七次之多。在禁賭方面，袁世凱自小站練兵時期就禁止軍隊賭博，在其制定的《簡明軍律二十條》中有兩條為罰律，其中之一即是關於賭博，犯者插箭責罰。直隸總督時期，在直隸師範學堂和小學堂《學堂條規》中規定學堂上下人等一概嚴禁賭博，違者由總辦分別責飭開革。任職民國總統后，袁世凱則以法令的方式禁賭，1912年6月頒發的《暫行新刑律》對賭博者、開設賭場者規定有不同的刑罰。 

袁世凱堅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同時，竭力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保障國家利益。1912年4月22日，袁世凱發布的大總統令中明確宣告蒙、藏、回疆各地方的一切政治俱屬中國內政。然而，英國公然表示不承認中國關於對西藏主權的宣示，以麥克馬洪線製造了中國和英屬印度的領土爭端，英方代表在西姆拉會議上企圖用欺騙手段讓中方在條約草案上“草簽”，被袁世凱政府一口回絕，最終西姆拉會議沒有產生中國政府作為締約一方的任何協定，而“麥克馬洪線”也未獲承認，成功捍衛了中國對西藏的主權。清末民初，外蒙古在俄國的鼓動下獨立，致使內蒙古局勢不穩。袁世凱對此保持高度警覺，軟硬兼施，任命貢桑諾爾布為民國政府蒙藏事務局總裁，晉封大量蒙族上層人物為親王，使內蒙王公數量比清朝時的數額增加了幾倍，終使內蒙古王公們放棄了分裂圖謀，諸多已逃往外蒙的蒙族人陸續返回，後來，經過袁世凱立場強硬的談判，外蒙於1915年6月7日取消獨立，俄國只得承認外蒙為中國領土。另外，袁世凱竭力主張的清帝優待退位保障了清朝政府擁有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地移交給民國政府，保持了主權和領土範圍的延續性。 

主詞條：安陽袁林

袁林位於河南省安陽市境內的太平庄，是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袁世凱的墓地所在。袁林的建築“仿明陵而略小”。墓園建築最大的特點是中西合璧，堂院前的部分是明清皇陵的風格，堂院后的墓園部分則具有西洋建築特色，整體看來非常別緻。

在民國總統的正式選舉中，袁世凱獲勝，孫中山敗北。1913年(民國二年)7月，當時北京(民國)政府任內務總長的朱啟鈐向“大總統袁世凱”呈上一份四時節假的報告，稱：“我國舊俗，每年四時令節，即應明文規定，擬請定陰曆元旦為春節，端午為夏節，中秋為秋節，冬至為冬節，凡我國民都得休息，在公人員，亦准假一日。”

但袁世凱只批准以正月初一為春節(因當時是“五族共和”，端午等漢族節日列為全國節日不妥)，同意春節例行放假，次年（1914年）起開始實行。自此，夏曆歲首就由以往的“過年”改成了“春節”。 

世人皆知，助成袁世凱帝制者，是楊度、孫毓筠、嚴復、李燮和、胡瑛、劉師培等所謂的“籌安會六君子”。然而，袁世凱復辟帝制的中堅力量卻是他的“十三太保”。他們是： 

族侄袁乃寬

財神梁士詒

軍師楊杏城

干殿下段芝貴

內務總長朱啟鈐

小智囊阮忠樞

表弟張鎮芳

參謀顧問夏壽田

參謀顧問顧鰲

健將朱家寶

周自齊

曹汝霖

袁世凱身後的評價長期以來以負面評價為主流，這主要是受到政治因素和意識形態的影響。正如歷史學家唐德剛在其著作《袁氏當國》中所說：“自民國有史以來，吾尚未見一本、一篇甚或一頁對袁有正面評價之書。” 在袁世凱去世后不久，就有黃毅《袁氏盜國記》、胡思敬《大盜竊國記》等醜化袁世凱的書籍刊行於世，著名思想家梁啟超亦給予袁世凱“東方式之怪魔的人物”、“國中極惡之極惡”、“最糟糕之統治者”等惡評。 

繼北洋軍閥而執政的國共兩黨均對袁世凱持否定評價，中國國民黨領袖孫中山原本認為袁世凱是“民國之友”，四萬萬人“殊堪嘉佩” ，但在宋教仁案以後孫中山一改對袁世凱的評價，將其定性為“獨夫民賊” ，並譴責袁世凱“改毀約法，解除國會，停罷自治，裁併司法，生殺由己，於奪唯私；偵諜密佈於交衢，盜匪縱橫於邑都；頭會箕斂，欲壑靡窮，朋坐族誅，淫刑以逞；礦產鬻而國財空，民黨戮而元氣盡。軍府艱難締造之共和，以是壞滅無餘，而賊惡盈矣！” 蔣介石亦謂“袁世凱是我們中國勢力最大的軍閥，爪牙遍佈於全國。他憑藉著國家元首的地位，私心自用，帝制自為，自以為可以成功。而結果為總理所領導的中華革命黨所打倒，袁世凱竟以恐懼而死。” 中國共產黨創始人李大釗稱袁世凱為“一世怪傑”，並說他“以附和民意而再起者，卒以偽造民意而亡”。 而影響最大的當屬中共領袖毛澤東的秘書陳伯達在1946年所撰寫的小冊子《竊國大盜袁世凱》，將其印發全黨，該書稱袁世凱為“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種政治結晶，一個集中的黑暗影”“是各帝國主義在華的總工具”。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袁世凱作為“竊國大盜”的形象被廣泛出現於各種歷史教育和政治宣傳的場合，深入人心，因此有學者認為醜化袁世凱的根源即在於《竊國大盜袁世凱》這本書。 1949年後國民黨退守台灣，以後台灣史學界對袁世凱一生的評價亦基本上是否定的 ；而20世紀80年代前的大陸史學界亦根據馬克思主義史觀，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幾乎對袁世凱全盤否定，論定袁世凱為“專制暴君”、“賣國賊”、“大地主大買辦階級代表人物”等。

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史學界對袁世凱的評價不再是全盤否定，而是逐漸趨於多元化。對袁世凱的正面評價逐漸多了起來。其首先表現在於對袁世凱的主要污點如戊戌告密、竊取辛亥革命果實、刺殺宋教仁、簽訂二十一條等事實真相進行澄清，其次是肯定了袁世凱在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各方面的近代化過程中的積極作用，以及他維護國家主權所作的貢獻，最後發展為對袁世凱的肯定評價。一些人認為，以往對袁世凱的評價，存在著全盤否定、苛求古人的錯誤，對此，他們提出了一些具有顛覆性的評價和看法。祝曙光認為，袁世凱復辟的行為，“並不完全出於他的個人主觀願望，而是有現實基礎”，“不能過高地估計袁世凱稱帝的危害性” ；季雲飛認為，袁世凱是“竊國大盜”的論斷“違背基本歷史事實”，這種“一刀切”式的史學研究方法“必須摒棄” ；郭劍林認為，“正是由於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寬鬆政策，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師脫穎而出；蔡元培成功地改造了北京大學；邵飄萍、黃遠庸兩大新聞巨擘一則則“獨家新聞”、一篇篇時論文章眾口交傳；革命的報刊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言論、出版、結社自由；甚至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在北洋時代的成長，也和袁世凱北洋政府寬鬆的文化政策、社會改革不無關係”。 更有學者高度盛讚袁世凱為“真正的改革家”。 有學者將其稱為“揚袁抑孫”現象，並認為這些觀點有矯枉過正之嫌。 

事實上，許多知名人士和歷史學家通過對袁世凱的了解和研究，對袁世凱冷靜分析、客觀評價，採取了有褒有貶的評價方式。這些評價的共同點是：袁世凱本質上是擅長權術的舊派人物，同時也是愛國者和民族主義者，對中國的近代化做出重要貢獻，而他最大的敗筆在於稱帝。

袁世凱的英文秘書、著名外交家顧維鈞旅居美國時所撰回憶錄如是評價袁世凱：“袁世凱是軍人出身，曾任駐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務衙門總辦，僚屬中也有像唐紹儀先生那樣受過新式教育的秘書和顧問，但他完全屬於舊派。和頑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當維新，甚至有些自由主義的思想，但對事物的看法則是舊派人物的那一套。他以創練新軍和任直隸總督知名，是個實幹家、卓越的行政官吏、領袖人物。但不知為何他卻不喜歡旅行，從未到過長江以南。他為人精明，長於應付各種人物，但從未想過把才能應用在治理國家、使之走上民主化道路這一方面。” 此外顧維鈞通過自己在外交談判中的親身經歷以及對袁世凱的觀察，指出袁世凱“是一個愛國者，即他在處理對外關係中，特別是對日關係中，唯恐喪失中國的主權。” 

加拿大華人歷史學家陳志讓認為“袁世凱公開的目標就是要創建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如果這意味著無視共和國的民主原則的話，那麼，他正是準備往此方向發展。袁世凱設想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由他統一的強國的願望，是他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本質的反映”，同時又說：“如果他在1911年結束其政治生涯，也許我們對他的評價還不至於那麼苛刻。然而，就史實而言，他既不能作為一個政治家、也不能作為一個誠實正直的人而受到我們的尊敬。甚至袁世凱為其自身的利益所作的努力亦遭失敗，這就是一個鐵腕人物的結局。” 

美國歷史學家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華民國史》評價袁世凱說，“雖然袁有個人野心，也熱望貫徹他自己在中國政體應該如何組織這個問題上所持的觀點，但他還不是極端利己主義者，不要求別人屈從和諂媚。他冷酷無情，為了政治目的殺人如草菅。而他個人的種種工作聯繫卻是親切、隨和的。他重視下屬在政治上對他的忠誠，但並不鼓勵對他個人的廣泛崇拜。作為總統，他的種種過分行為，與其說是由於自我誇大引起的，還不如說是由於嚴格的官僚政治的觀點引起的。” 至於袁世凱為何遲遲不能認識到決定稱帝是一件無益的事，這“既可以歸咎於受到野心的蒙蔽，也可以歸咎於頑固堅持對中國國情的獨特分析，兩者都一樣恰當。” 

美籍華人歷史學家唐德剛認為袁世凱是一個“‘治世能臣，亂世奸雄’的曹操型的人物” ，評價他是“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大小政務一把抓。事必躬親。其為人也，雖乏遠大的政治理想，然亦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不治私產。雖妻妾眾多，然並不沉湎於酒色。對詩詞歌賦，他也頗能哼兩句，但不搔首弄姿，以詠吟自傲；更無玩物喪志的惡習，收藏甚麼骨董字畫，品簫吹笛，風流自賞。平生所好，唯抓權秉政；縱橫捭闔，他確是個不折不扣的政治動物，對政敵的鬥爭，也你死我活，初不稍讓。”唐德剛寫道：“袁世凱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衛晚年之做漢奸，異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流芳百世，和遺臭萬年，契機只在一念之間。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