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

1854年1月8日（咸豐三年十二月十日）嚴復出生於今福建省侯官縣蓋山鎮陽岐村一中醫世家。

1866年（同治五年）嚴復父親病逝，學館中輟，嚴復放棄走科舉“正途”。

1867年（同治六年）入福州船政學堂學習駕駛，改名宗光，字又陵。

1871年（同治十年）福州船政學堂畢業，為該學堂第一屆畢業生，先後在“建威”、“揚武”兩艦實習5年。

1872年（同治十一年）取得選用道員資格，改名復，字幾道。

1877年3月（光緒三年二月）赴英國學習海軍，與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結為忘年交。

1879年6月（光緒五年五月）畢業於倫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軍學院（Royal Naval College），回國后，被聘為福州船政學堂後學堂教習。

1880年（光緒六年）到天津任北洋水師學堂所屬駕駛學堂“洋文正教習”，學生中有後來因辛亥革命而出名的黎元洪。

1889年（光緒十五年）報捐同知銜，以知府選用，派為北洋水師學堂會辦。

1890年（光緒十六年）升為北洋水師學堂總辦，但因與李鴻章不合，有意退出海軍界，另謀發展。

1891年10月8日（光緒十六年）嚴復獲得候選道的官銜。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戰爭后在天津《直報》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救亡決論》等文，主張變法維新、武裝抗擊外來侵略。

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創辦俄文館，並任總辦，俄文館為中國最早的俄語學校；幫助張元濟在北京創辦通藝學堂；9月24日捐款100元資助梁啟超與汪康年在上 海創辦的《時務報》。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和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創辦《國聞報》和《國聞彙編》，宣傳變法維新；將《天演論》在《國聞報》報上連續發表。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光緒帝命嚴復來京覲見，闡述變法主張；改捐同知；撰《上光緒皇帝萬言書》；9月《國聞報》因報道戊戌政變的詳情，被清政府勒令停辦。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嚴復離開天津，避居上海；參加汪康年、唐才常發起的“中國議會”，被選為副會長；創辦名學會，講演名學。

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應開平礦務局總辦張冀邀請赴天津主開平礦務局事，後任該局總辦。

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赴北京任京師大學堂附設譯書局總辦。

1904年（光緒三十年）辭去京師大學堂附設譯書局總辦一職，回到上海。

1904年冬發生開平礦務局訴訟事件，被邀前往英國倫敦進行交涉。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孫中山由美 洲到達英國，特意去拜訪嚴復，二人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

回到上海，協助馬相伯創辦復旦公學，並擔任該校第一任總教習。

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任復旦公學校長，為該校第二任校長；被安 徽巡撫恩銘聘去任安慶任安徽師範學堂監督。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恩銘被刺，嚴復離開安徽師範學堂。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在北京任學部審定名詞館總纂。

1909年5月（宣統元年四月）被派充為憲政編查館二等咨議官、福建省顧問官。

1910年1月17日（宣統元年十二月七日）清廷賜予文科進士出身。

1910年（宣統二年）海軍部授為協都統，後任資政院議員。

1911年（宣統三年）創作大清國歌《鞏金甌》。

1912年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北京大學校，任首任校長；11月辭去校長職務。

1913年總統府外交法律顧問。

1914年1月26日被舉為約法會議議員；后被任為參政院參政。憲法起草委員。

1915年5月嚴復被袁世凱聘為憲法起草員；8月23日籌安會宣布成立，嚴複列名為籌安會的發起人，支持袁世凱復辟帝制。

1916年袁世凱死後，國會要求懲辦禍首及籌安會六君子，嚴復避禍於天津。

1920年因哮喘病久治無效，回到福州養病。

1921年10月27日在福州郎官巷住宅與世長辭。

海軍思想

嚴復的到來，給北洋水師學堂帶來了西方現代海軍管理思想和教學理論。由於他對待工作認 真負責、教育教學工作管理有方，加之嚴復對李鴻章曾有所表示，因此他由總教習（教務長）、會辦（副校長），一直升至總辦（校長）。嚴復在給四弟觀瀾的信中說：“自來津以後，諸事雖無不佳，亦無甚好處，公事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至於上司，當今做官，須得內有門馬，外有交遊，又須錢鈔應酬，廣通聲氣，兄（嚴復自稱）則三者無一焉，何怪仕宦之不達乎？置之不足道也。”由此可見，嚴復對當時的官場是很不滿的。針對此事，四弟觀瀾告訴他，無論如何李鴻 章這個門路，總是要走動走動的，因為李鴻章權勢既大，又是直接上司。於是嚴復偶然也去試試，沒想到果然有用。對此嚴復給四弟的信中曾不無幽默地說：“用吾弟之言，多見此老，果然即有好處，大奇大奇。”但嚴復對李鴻章的趨奉也僅此而已。

人才培養

嚴復任總辦的北洋水師學堂曾被時人推崇為“實開北方風氣之先，立中國兵艦之本”。作為一所新式海軍學校，該校20年間為社會培養了許多人才，如民國大總統黎元洪、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以及北洋大學教務提調王劭廉（同時兼任直隸學務公所議長、直隸咨議局議長）、著名翻譯家伍光建等。倒是嚴復自己，對弟子們的評價可以說有些苛刻：“復管理十餘年北洋學堂，質實言之，其中弟子無得意者。伍昭扆（光建）有學識，而性情乖張；王少泉（劭廉）篤實，而過於拘謹。二者之外，余雖名位煊赫，皆庸才也。”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天津，嚴復傾注了20年心血的北洋水師學堂毀於炮火之中。這給了嚴復以極大的思想打擊，他被迫離開天津遷居上海。

教育思想

在復法運 動中，嚴復是一個反對頑固保守、力主復法的維新 派思想家。他不僅著文闡述維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譯了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天演論》，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時代必進，后勝於今”作為救亡圖存的理論依據，在當時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戊戌變法后，他致力於翻譯西方資產階級哲學社會學說及自然科學著作，是一個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嚴複信奉達爾文進化論和斯賓塞的庸俗進化論。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論基礎，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論基礎。嚴復在《原強》中提出，一個國家的強弱存亡決定於三個基本條件：“一曰血氣體力之強，二曰聰明智慧之強，三曰德性義仁之強。”他幻想通過資產階級的體、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強國威。“是以今日要政統於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謂鼓民力，就是全國人民要有健康的體魄，要禁絕鴉片和禁止纏足惡習；所謂開民智，主要是以西學代替科舉；所謂新民德，主要是廢除專制統治，實行君主立憲，倡導“尊民”。嚴復要求維新變 法，卻又主張“惟不可期之以聚。”“除而不驟”的具體辦法就是要通過教育來實現，即在當時的中國，要實行君主立 憲，必須開民智之後才能實行，總之，“教育救國 論”是嚴復的一個突出思想特點。

呼籲變法

嚴復疾呼必須實行變法，否則必然亡國。而變法最當先的是廢除八股。嚴復曆數八 股的危害：夫八股非自能害國也，害在使天下無人才，其使天下無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錮智慧”、“其二曰壞心術”、“其三曰滋游手”。嚴復主張多辦學校，他曾論述西 洋各國重視教育，對“民不讀書，罪其父母”的強行義務教育表示讚賞。因為中國民之愚智懸殊，自然不能勝過人家。基於這種思想，嚴復對辦學校是積極的。他除親自總理北洋水師學堂長達二十年外，還幫助別人辦過學校，如天津俄文館、北京通藝學堂等。嚴復要求建立完整的學校系統來普及教育，以“開民智”。他根據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提出中國的學校教育應分三段的計劃，即小學堂、中學堂和大學堂。小學堂吸收16歲以前的兒童入學；中學堂吸收16歲至21歲文理通順、有小學基礎的青年入學；大學堂學習三、四年，然後升入專門學堂進行分科的專業學習。同時，還要把學習好的聰明之士送出國留學，以造就學有專長的人才。

此外，嚴復還很重視婦女教育。他對當時上 海徑正女學的創辦大為讚賞。認為這是中國婦女擺脫封建禮教束縛的開始，也是中國婦女自強的開始。他從救亡圖存的目的出發，認為婦女自強“為國致至深之根本”。他還主張婦女應和男子一樣，在女學堂里既要讀書，又要參加社會活動，如果不參加社會活動，創辦的女學堂就和封建私塾沒什麼區別，因而也就無意義了。顯然，他是將婦女置於整個社會變革，特別是婦女自身解放的前提下來考慮的，故十分強調參加社會活動對女學堂學生的重要意義，這也是他在婦女教育方面高出一般人之處。

提倡西學

嚴復提倡西學，反對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點。他曾多次將中學與西學作比較：“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其於為學也，中國誇多識，而西人恃人力。總之，西學“於學術則黜偽而崇真。”他還指出“中國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古之必敝。”所以他認為就是堯、舜、孔子生在今天的話，也要向西方學習的。要救中國必須學西學和西 洋“格致”：“蓋非西學，洋文無以為耳目，而舍格致之事，則僅得其皮毛。”他認為“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兩立，合之則兩止”。他認為應做到“體用一致”，“本來一致”要從政治制度上進行改革，提出“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和”的資產階段教育方針。

他從“體用一致”的觀點出發，具體規定了所設想的學校體系中各階段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他認為在小學階段，教育目的是使兒童能“為條達妥適之文”，“而於經義史事亦粗通曉，”因則“舊學功課，十當其九”，並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譯西學中“最淺最實之普學”為輔助讀物。在教學方法上，多採用講解，減少記誦功夫。中學階段應以“西學為重點”，“洋文功課居十分之七，中文功課居十分之三”，並且規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課”。在高等學堂階段，主要學“西學”，至於“中文”，則是“有考校，無功課；有書籍，無講席，聽學者以餘力自治力。”他認為對於青少年，應引導他們分析，學些專深的知識，如此，讓他們有所收益，觸類旁通、左右逢源。科學方法問題是嚴復西學觀中的一個重要方面，他曾翻譯《穆勒名學》（形式邏輯），並積極進行對“名學”的宣傳介紹。他認為歸納和演繹是建立科學的兩種重要手段。我國幾千年來，“演繹”甚多，“歸納”絕少，這也是中國“學術之所以多誣，而國計民生之所以病也”的一個原因。嚴復更重視歸納法，主張要“親為觀察調查”，反對“所求而多論者，皆在文字楮素（紙墨）之間而不知求諸事實”。他曾用赫胥黎的話說：“讀書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為我簡編，各物為我文字者，斯真學耳”。

翻譯理論

嚴復是中國近代翻譯史上學貫中西、劃時代意義的翻譯家，也是我國首創完整翻譯標準的先驅者。嚴復吸收了中國古代佛經翻譯思想的精髓，並結合自己的翻譯實踐經驗，在《天演論》譯例言里鮮明地提出了“信、達、雅”的翻譯原則和標準。

“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實準確地傳達原文的內容。

“達”（expressiveness）指譯文通順流暢。

“雅”（elegance）可解為譯文有文采，文字典雅。

這條著名的“三字經”對後世的翻譯理論和實踐的影響很大，20世紀的中國譯者都深受這三個字影響的。

賦稅思想

嚴復曾赴英國學習海軍，並翻譯了亞當·斯密的《原富》等著作。他對賦稅的職能、作用有較深刻的認識，認為納稅是公民的義務，而政府徵稅后要用之於民。他說：“賦稅貢助者，國民之公職也，取之於民者，還為其民”。在向誰徵稅的問題上，嚴復提出了“賦在有餘”的原則。指出“國家責賦在民，必有道矣。國中富民少而食力者多，必其一歲之入，有以資口體、供事畜而有餘，而後有以應國課。”他提出不能以“養民之財”、“教民之財”和“贍疾病待贏老之資”作為徵稅對象。這一主張反映了資產階級的要求，適應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需要。嚴復主張賦稅輕重要適度，“賦無厚薄惟其宜”，認為統治者的責任在於“為其民開利源，而使之勝重賦”，即鼓勵人民發展以提高負稅能力。

子孫後代

兒子：嚴璩、嚴瓛、嚴琥、嚴璿、嚴玷

女兒：嚴瑸、嚴璆、嚴瓏、嚴項

孫子：嚴僑

孫女：嚴倚雲、嚴系雲、嚴倬雲、嚴停雲

墓址和故居

墓址

嚴復墓在福 建福 州郊區蓋山鎮陽岐村北鰲頭山東麓。墓坐西向東偏北34度，花崗岩石結構，呈如意形，三層墓埕，佔地面積僅200多平方米。封土為三合土質，封土前豎一青石墓碑，楷書陰刻：“清侯官嚴幾道先生之壽域”。墓柱為金瓜頂，飛龍盤柱。兩側立卷書石圍屏，上刻有梅、雀、松鶴等圖案，形態逼真。墳周以花崗岩石砌護坡。墓系清宣統二年（1910年），嚴復為歸葬亡妻王氏，令長子嚴伯玉監造，嚴復自書墓碑及“惟適之安”橫屏。民國10年（1921年）嚴復病逝后葬於此。

陳寶 琛為其撰墓誌銘，曰：“旗山龍渡岐江東，玉屏聳張靈此鍾。絳新籀古析以中，方言揚雲論譚充，千辟弗試千越鋒，昔夢登天悲迴風。飛火怒扇銷金銅，鯨呿鼉跋陸變江。氏見猶閱世君非蒙，咽理歸此萬年宮，文章光氣長垂虹。”

1961年公布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70年代，墓周圍環境嚴重破壞。1984～1988年，由福建 省文物行政部門撥款和旅美嚴復長孫女嚴倚雲，匯款，在上岐村民委員會支持下重新修復以原墓為中心，保持原狀不變，在墓的兩側及后側建一堵高2.3米的磚牆，在墓前砌建長40米、高2米多的石牆，擴展二層墓埕，墓園面寬40米，縱深42米，並在墓園內種植白玉蘭樹，1986年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故居

嚴復故居位於福建福州市鼓樓 區郎官巷，建築融合了中國晚清及民國時期的風格。郎官巷的故居是嚴復晚年生活的地方，當時的福建省督軍兼省長李厚基得知嚴復要從北京回福州的消息后，為其購置了該房產。嚴復從1920年底回到福州后就居住在這裡，直至1921年病逝。

2003年故居修繕完畢對遊人開放。

嚴復與郭嵩燾，二人年齡相差36歲，但這沒有影響兩人交往，兩人相見后，很快就成忘年交。1878年2月2日，農曆正月初一，即春節，嚴復及另外五名留學生給郭嵩燾拜年，郭嵩燾接待了他們，並留他們吃飯，席間，嚴復的談吐引起了郭嵩燾注意。嚴復講了這樣一件事：在一堂野戰築城課上，教官要求每個學生都為自己挖一個掩體，結果，中國學生挖得最慢……嚴複分析說這是由於中國學生從小缺乏鍛煉、身體素質差的原因，認為這是中國教育與西方教育的差距所在。他因此開始關注嚴復，在當天的日記中評價道：“嚴又陵談最暢……其言多可聽者。”

郭嵩燾去世時，嚴複寫了輓聯：平生蒙國士之知，而今鶴翅童毛，激賞深慚羊叔子；惟公負獨醒之累，在昔蛾眉謠諑，離憂豈僅屈靈均。

李新宇教授說：“郭嵩燾去世了，但他影響了嚴復……嚴復後來的著作，許多地方都晃動著郭嵩燾的影子。郭嵩燾的思想沒有得到播揚，卻植於一個年輕朋友的心中，而在20年後生長了起來，影響了一代人。”

1907年，嚴復在安徽高等學堂做監督。嚴復到任之前，學校管理有點混亂，學生不好好學習，教員不好好教書，都把學校當成了混“功名”的地方。嚴復大刀闊斧進行了改革，而且力度很大，一次考試就淘汰了38人，其中就有王愷鑾。但在那次大考中，王愷鑾因遇到嚴復，不僅本來的40分變成了90分，而且受到獎勵。

在題目為《張巡論》的考試結束后，嚴復親自檢查卷子，發現了王愷鑾的那篇40分的作文。嚴復從頭到尾仔細看一遍，興奮得連聲讚歎。他甚至沒想到這裡的學生能寫出這樣好的文章！閱卷先生認為答卷見解荒謬，嚴復卻認為一點也不荒謬。看完之後，他在考卷上親筆改動了幾個字，然後讓人把王愷鑾叫來，仔細詢問一番，給予熱情的鼓勵，並自掏腰包當場獎勵了10塊銀元。那位評卷的漢文教習把這一切看在眼裡，走過來把考卷上的40分改成了90分。

更有意思的是，嚴復做完這事就去寫信，把這事告訴了他的外甥女，並且寫道：“可惜吾女尚小，不然，真可妻也。”

《嚴復全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全書共11卷22冊，630多萬字，包含了嚴復的翻譯、編纂、政文、序跋、詩詞、信札、日記、賬冊、評點等類所有作品。

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嚴復從激發個人鬥志到激發全民鬥志的成長過程，就是嚴復愛國主義思想逐步形成的過程。 

1866年，嚴復當醫生的父親為救病人染病去世，此時家難激發鬥志，13歲的嚴復毅然放棄科舉仕途，報考福建船政學堂，夢想成為一名將軍讓家人能夠過上美好生活(激發個人鬥志)。 

1879年，嚴復從英國皇家海軍學院畢業後放棄了當將軍的夢想，主張教育救國，試圖從法律、政教、意識形態等方面激發學生的鬥志(激發群體鬥志)。 

1895年，甲午海戰後，國難激發鬥志，嚴復通過翻譯《天演論》激發民眾鬥志，激勵中華民族適者生存。

100年前，嚴復帶著富國強民的期冀抱憾離去，新生的中國共產黨接過歷史的接力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