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濟
中國近代傑出的出版家
張元濟（1867年10月25日—1959年8月14日，享年91歲），男，字菊生，號筱齋，浙江海鹽人，清末中進士，中國近代傑出的出版家、教育家、愛國實業家，曾任商務印書館董事長。
張元濟1867年出生於名門望族，書香世家，清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在總理事務衙門任章京。1901年，張元濟投資商務印書館，歷任編譯所所長、經理、監理、董事長等職。解放后，張元濟擔任上海文史館館長，繼任商務印書館董事長。
張元濟推出嚴復翻譯的《天演論》、林紓翻譯的《茶花女》等徠大批外國學術、文學名著，產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他主持影印《四部叢刊》、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以及創建東方圖書館，對保存民族文化都有很大的貢獻。
1959年8月14日，張元濟卒於上海。
大事件
1867-10-25
出生
1867年10月25日生於廣東。
1892
中進士，在清廷任職
清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在總理事務衙門任章京。
1901
投資商務印書館
1901年，投資商務印書館，歷任編譯所所長、經理、監理、董事長等職。
1904
編寫教科書
1904年，商務版《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出版，被全國各地的學堂廣泛採用。在他的擘劃下，商務編寫了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的全套教科書，組織翻譯出版大批外國學術和文學名著，其中嚴復翻譯的西學名著和林紓翻譯的歐美小說影響尤為廣泛。編輯出版中國第一部新式辭書《辭源》，開創了中國現代工具書出版的先河。同時出版發行了《東方雜誌》《小說月報》《教育雜誌》等刊物。
1924
設立東方圖書館
大力搜求古今圖書，陸續收購長洲蔣氏、會稽徐氏、太倉頤氏等藏書家藏書，於商務印書館內特辟“涵芬樓”為藏書處；不久，又收盛氏“意園”、丁日昌“持靜齋”、繆荃孫“藝風堂”的大部分藏書，所積達10餘萬冊之多。1924年名為“東方圖書館”，1926年對外開放。1929年增設兒童圖書館。
1915
出版《四部叢刊》
《四部叢刊》從1915年開始醞釀，到1922年初編出版，費時7年，是中國現代出版史上沒有先例的浩大工程。
1953-04
擔任上海文史館館長
1953年4月擔任上海文史館館長，繼任商務印書館董事長。
1959-08-14
去世
1959年8月14日，卒於上海。
張元濟原籍浙江海鹽。1867年10月25日生於廣東，光緒壬辰（1892）進士。
張元濟曾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戊戌變法時光緒帝曾破格召見，政變后被革職。
1896年，張元濟和陳昭常等人創辦教授西學的通藝學堂。
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張元濟
1898年冬，張元濟任南洋公學（交通大學）管理譯書院事務兼總校，後任公學總理，1902年7月後辭職。
1901年，張元濟以“輔助教育為己任”，投資商務印書館，並主持該館編譯工作。
1903年，張元濟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長，1916年任經理，1920～1926年改任監理。
1926 年，張元濟任董事長。
解放后，張元濟擔任上海文史館館長，繼任商務印書館董事長。
《涵芬樓燼餘書錄》
《寶禮堂宋本書錄》
《涉園序跋集錄》
《校史隨筆》
《張元濟日記》
《張元濟書札》
張元濟書札
《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
《中華民族的人格》
1949年，張元濟被特邀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
華東行政委員會委員
全國第一屆人大代表張元濟
上海文史館館長
首屆全國政協委員
全國第一屆、二屆人大代表
1898年發生的戊戌百日維新，是晚清王朝最後一次自救的努力，也是最後一次革新的機會。但是，它失敗了。參加、支持和同情戊戌變法的，被殺的被殺，革職的革職。當時的翰林院里，張謇去辦實業了，蔡元培回老家教書了，原本等著坐牢殺頭的張元濟，因李鴻章相助而倖免。李鴻章將他推薦給盛宣懷，於是他來到了盛宣懷創辦的南洋公學當了譯書院院長，後來還當了南洋公學的校長。
或許是李鴻章賞識張元濟的才華，但李鴻章向盛宣懷推薦他當南洋公學譯書院的院長，還是因為張元濟在翰林院時，就創辦了通藝學堂，培養西學人才。
在張元濟的主持下，譯書院出版了嚴復翻譯的《原富》。這是英國學者亞當·斯密的著作。在100年後的今天，這本書仍然是經濟學的經典著作。
張元濟在南洋公學期間，創辦了南洋公學特班，這個“特班”，按盛宣懷的說法，就是為中國的將來培養“大才”。特班只有一屆學生，卻出了邵力子、李叔同、謝無量等人。
書館掌門
當年的商務印書館只是一個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場，由排字工人夏瑞芳創辦。張元濟放棄了在南洋公學顯赫的地位，到一個弄堂的小廠里，跟一個小業主合作，這樣的轉身，時人多有猜測和不解。
書館掌門張元濟
他主持商務印書館期間，組織了大規模的編譯所和涵芬樓（后擴建為東方圖書館）藏書，開創了私營出版社設專職專業編輯和圖書資料以保證出版物質量。他所參與規劃的《最新教科書》獲得很大成功，同業相率仿效。從1915年開始籌備，1919～1937年動用國內外50餘家公私藏書影印出版《四部叢刊》、《續古逸叢書》、百衲本《二十四史》3種叢書共610種近2萬卷。他選書注重實用、母本講究善本，以及傳真版石印的組織，開創了古籍叢書翻刻、影印的新階段。
張元濟一生對於中國文化、出版、藏書事業貢獻極大。大力搜求古今圖書，陸續收購長洲蔣氏、會稽徐氏、太倉頤氏等藏書家藏書，於商務印書館內特辟“涵芬樓”為藏書處。不久，他又收盛氏“意園”、丁日昌“持靜齋”、繆荃孫“藝風堂”的大部分藏書，所積達10餘萬冊之多，1924年名為“東方圖書館”，1926年對外開放，1929年增設兒童圖書館。
藏書共達518000餘冊，輿圖、碑帖5000餘種。宋，元、明、清善本書極多，外國雜誌、報紙、圖書也極完備，藏書質量和規模居當時全國各地圖書館之首。惜於1932年“一·二八”之役被日寇炸毀，僅有500部精品移出得以留存，他唯恐此書散佚，對這些書予以著錄。解放后，請顧廷龍幫助整理付印，名《涵芬樓燼餘書錄》，並將這批書獻給政府，現藏北京圖書館。
校印有百納本《二十四史》，影印《四部叢刊》正續篇，輯《續古逸叢書》等幾十種，刊刻古籍數千種。私人藏書頗富，先世已有藏書，他搜羅益勤，尤嗜宋刻。藏書樓有“涉園”，沿用明末十世祖張奇齡的書齋之名，九世祖張惟赤闢為藏書樓，延綿數代。“涉園”藏書千餘種，3700餘冊，后寄存於合眾圖書館，供眾閱覽。上海圖書館潘景鄭著有《海鹽張氏涉園藏書目錄》。為紀念其對文化、藏書事業的貢獻，1987年在海鹽建立了“張元濟圖書館”。
新編教科書
張元濟走進商務的這一年，清政府頒布了倡導興學的《學堂章程》，後來，科舉也廢除了，這是中國數千年前所未有的大變革。成千上百的與傳統私塾、書院不同的新式學堂在全國各地紛紛成立。張元濟認為，教科書的影響關係到一代乃至幾代中國人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的改變，他決定自己來編一套國文教科書。
1904年，商務版《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出版，被全國各地的學堂廣泛採用。
在張元濟的擘劃下，商務編寫了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的全套教科書，組織翻譯出版大批外國學術和文學名著，其中嚴復翻譯的西學名著和林紓翻譯的歐美小說影響尤為廣泛。編輯出版中國第一部新式辭書《辭源》，開創了中國現代工具書出版的先河。同時出版發行了《東方雜誌》、《小說月報》、《教育雜誌》等刊物。
出版巨子
當年知識分子走上“文化救國”道路的不在少數，惟有張元濟選擇了出版，他站到了幕後，在商務這個現代商業企業中書寫了他的文化理想。在上世紀初的文化巨變中，商務印書館完成了從印刷工廠到出版巨子的蛻變，成為晚清以來，普及、傳播新知新學的文化重鎮。到1910年，商務已是晚清僅有的15家資產超過百萬元的企業之一。商務在張元濟的手中實實在在地推動了中國文明的進步。
出版巨子張元濟
當時商務的老人很多，用的都是文言文，於是張元濟主持了“大換血”計劃，主張用新人，辦新事，首先從受新文化界猛烈抨擊的刊物開始。1920年，茅盾走進了著名的《小說月報》。他起草了《改革宣言》，闡明不僅譯述西洋名家小說，介紹世界文學的潮流，更要創造中國的新文藝。
張元濟以一種開明開放、兼容並包、海納百川的胸懷和學術情趣，廣集人才。據《商務印書館大事記》記載：1920年到1922年間，陸續進館的就有陳佈雷、謝六逸、鄭振鐸、周予同、李石岑、王雲五、竺可楨、任鴻雋、陶孟和、顧頡剛等，他們中的很多人後來都成為中國文化科學領域的一代宗師。商務印書館也因此和五四時期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學一樣，成為“各方知識分子彙集的中心”。
到1926年，商務已經是遠東最大的出版商。分館不僅遍及中國，而且開到了香港南洋。在上海的寶山路，建起了規模宏大的商務印書總館，涵芬樓也擴建成東方圖書館，向公眾開放。
影印古籍
在張元濟整理影印的各種古籍叢書中，用力最勤、費神最多的當屬《四部叢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這兩部大書在文化上的影響也最大，至今仍是海內外古籍工作者常備的基本文獻。
《四部叢刊》從1915年開始醞釀，到1922年初編出版，費時7年，是中國現代出版史上沒有先例的浩大工程。前後印了初編，續編，三編，近500部書，彙集了中外的宋元明善本及一些精抄本。從定書目、選底本、文字校勘，到工程預估、印刷紙張，張元濟都親歷親為。而其中最大困難就是對版本的搜集挑選，為此張元濟幾乎訪遍了當時中國有名的藏書家。這段經歷，張元濟稱之為：“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兩京，遠弛域外。”（域外指日本。）
在《四部叢刊》出版之前，中國最著名的古籍叢書是《四庫全書》，但那部誕生於乾隆朝，以全國之力而成的大書，無論選目還是抄寫質量，都頗受後來學者的詬病。而以張元濟一人之力，成就於百年中國苦難歲月的《四部叢刊》，無論在選目的精當，還是在校勘和影印的質量方面，都遠遠超過前者。
徠1928年，張元濟為《四部叢刊》專程赴日訪書。在一個半月的時間裡，他飽覽了東京、京都等地圖書館的漢籍收藏，每天不停地閱選古書。雖然那時他已是年逾六旬的花甲老人，但他就像見到了自己最珍愛的東西，每天都要做筆記直到深夜。每到一處，都商借拍攝，帶回上海影印出版。訪書的直接成果則是帶回了46種罕見古籍的攝影底片，其中就包括被日本靜嘉堂文庫收購走的皕宋樓藏書。
直到今天，一個讀書人要想看到那麼多的宋元明善本，也只能是張元濟的《四部叢刊》。
張元濟影印諸多古籍
張元濟就是這樣親歷親為地對每一冊古書，做著初修、精修、復校、總校的工作。他終日伏案，每天的工作量是100頁，每一頁都校勘到準確無誤為止。直到今天，看過張元濟校勘影印件的人，都嘆為觀止。
張元濟是在一個動蕩的時代里，輯校整理古書，鉤沉、整理進而維繫著中華文化的命脈。另一方面，傳統的文化卻因為這個國家日益衰落而被人丟棄、破壞而淪喪。因此張元濟的工作就更需要眼光、胸懷和毅力。但商務畢竟是企業，搜集、編校古籍畢竟需要巨大的成本，所以張元濟的做法難免遭人反對。有股東在報上寫文章，指責張元濟收購古籍是“徇一人之嗜好”。文弱儒雅的張元濟拍案而起：“此事決不使公司於營業上有損！”
張元濟這樣一個嗜書如命的文人竟同樣善於管理和經營，《四部叢刊》初編出版以後，光這套書就賺了100多萬。經營上的成功，為他後來能夠持續地做這件事情，提供了很大的保障。
在完成《四部叢刊》初編后，張元濟又做了一項偉大的文化工程，就是《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影印。二十四史講述的是中華民族自三皇五帝開始的完整的歷史。但歷史的流轉使它形成了各種版本，張元濟不僅要挑出最好的版本作為底本，還要將其它版本不同的地方彙集起來。
當《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編校一切就緒，甚至影印所需的樣張都已完成時，戰爭來臨了。1932年的“一·二八”淞滬戰爭中，一場浩劫將他大半生的心血化為灰燼，張元濟遭受了人生中無以復加的嚴酷打擊。
在上海檔案館現存的一本影像資料中，記錄了1932年商務印書館總廠及附屬的東方圖書館被毀后的景象。那天早上8點多鐘，日軍的飛機轟炸了商務印書館。第一枚炸彈就落在油墨倉庫裡邊，瞬間燃燒起來，那些被溶解了的鉛字像水一樣在地上流淌。寶山路的總管理處、編譯所、四個印刷廠、倉庫、尚公小學等全部中彈起火被焚毀。隨後，日本浪人又潛入東方圖書館縱火，濃煙遮蔽上海半空，紙灰飄飛十里之外，火熄滅后，紙灰沒膝，五層大樓成了空殼，商務印書館80%的資產被毀。最令人痛惜的是東方圖書館的46萬冊藏書，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種，35000多冊，悉數被毀，價值連城的善本孤本圖書從此絕跡人寰。
望著漫天飄舞的紙灰，張元濟涕淚長流。他唯有自責，因為他太愛書了。他對夫人說：“這是我的罪過！如果我不將這些書搜羅起來，不是集中保存，仍然讓它散存在全國各地，豈不可以逃過這場浩劫！”但一切都無法挽回，他仰天長嘆：“廿年心血成銖寸，一霎書林換劫灰。”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無可挽回的、永遠令人痛心的悲劇。
當年商務被毀前後的種種跡象表明，商務的被毀是歷史抹不去的侵略者的暴行，而且是侵略者早已有的預謀。日寇曾經放言：我炸了你一條街，明天就可以修復，但是我炸毀了商務印書館，你就永遠也恢復不了。
1959年8月14日晚8時，這位參與戊戌變法和為我國出版事業作出重大貢獻，參加開國大典、政協、人大工作的愛國老人，走完了人生之旅，與世長辭，享年九十三歲。
8月17日下午，追悼會在上海膠州路萬國殯儀館隆重舉行，毛主席、周總理等中央領導人都送了花圈，參加者二百多人。公祭儀式由上海市副市長曹荻秋主持，歷史文獻圖書館館長顧廷龍致悼詞。遺體火化后，骨灰安葬於聯誼山莊。墓前豎立著老友陳叔通題寫的墓碑：“浙江海鹽張菊生先生元濟之墓。”
張元濟在參與戊戌變法時，便樹立了昌明教育、開啟民智的理 想，舉辦“健社”、“西學堂”，後任職於南洋公學堂。但在腐敗的舊中國，這種通過政治途徑進行改良的理想，沒有最終實現的可 能。於是張元濟選擇了商務印書館，通過編輯出版這條更為實際的道路來實現他的智民之舉。
通過對編輯文化功能的認識，張元濟確立了他的編輯宗旨，即“以扶助教育為己任”。他認為，辦教育就應當編輯出版編寫得體、符合教育教學規律和適合中國國情的教科書。張元濟提出，要杜絕當時的兩種通症，一是濫讀四書五經，一是用洋人課本。要為中國辦現代教育，就不能採用四書五經和那些宣傳基督教教義的課本，要採用西方的各種學術，和中國的國民素質、習俗、宗教、政體等結合起來編新的課本。博採眾長，推陳出新，是張元濟編輯教科書的主導思想。
張元濟不僅重視知識的灌輸，而且注重新式教科書修身養性之功用。他認為，編製中小學教科書，尤其是中小學修身教科書，是培養國民新的倫理道德的最有效的措施。以商務的第一種新式教科書《最新教科書》為例，課本內容以提倡愛國、提高民族素質、宣揚中華傳統美德、普及科學知識為特色。通過學習本國歷史，“以養其愛國保種之精神，而非欲僅明了盛衰存亡之故”，發揮新式教科書使“教者不勞，學者不困，潛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在他的努力下，商務印書館先後出版了《最新國文教科書》、《中國歷史教科書》、《共和國課本新理科》、《最新格致教科書》等一系列教科書。直到解放，商務印書館的教科書佔全國市場的 6/10，為普及新知，推動近代中國科學和文化的發展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昌明教育生平願，故向書林努力來”，成為張元濟開啟民智、傳播新學的編輯宗旨的最好寫照。
1919年新文化運動興起之時，張元濟提出了“喜新厭舊主義”。19世紀初，西學開始傳入中國。張元濟早年曾進翰林院，飽學中國古典文學。而他作為一個編輯家，卻積極接受和傳播了新思想，充分體現了他“喜新厭舊”的編輯思想。他重視西方政治法律思想的譯介，編輯出版了嚴復的《天演論》、《群學肆言》、《社會通詮》、《法意》、《日本法規大全》等，還推出《帝國叢書》、《政學叢書》、《商業叢書》、《戰史叢書》等一系列介紹西方情況的叢書。同時他還主持編輯了《東方雜誌》、《繡像小說》、《教育雜誌》、《小說月報》等順應時代潮流的刊物。這些活動都充分體現了張元濟與時代結合的編輯思想。
其次，編輯不應僅局限於順應潮流，更應有超前的意識。敢為時代先，開時代之先河，這才是開拓創新的真正要義。1902年清廷發布新學堂章程后，各地新式學堂紛紛創辦，張元濟以編輯家敏銳的眼光，立即與高夢旦、蔡元培一道編寫了《最新教科書》，包括國文、修身、珠算、筆算、格致、理科、農業、中外地理等，風行全國。直至1906年，清政府學部才公布第一批初等小學教科書暫用書目，在公布的102種書目中，商務版佔54種。新式教科書的編製實為張元濟的創舉，他開啟了近代中國出版新式教科書之先河。
張元濟開啟了近代中國出版新式教科書之先河
對注音字母的普及推廣，也體現了張元濟的開拓精神。他認為，“注音字母亦促進教育之一事”。由於他的重視，商務印書館在1919年9月率先推出國內第一部《國音字典》和《國音學生字彙》，當時的教育部卻在兩個月後才正式公布注音字母。次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法國語教科書》，首冊即是以注音字母為內容，作為在初級教育中推廣注音字母的教材。1921年上半年，又出版了《國音學講義》、《實用國音學》、《國音方字圖解》、《國音淺說》、《注音字母片》等十餘種書籍。從這些舉措中可以清楚看到張元濟不泥常法、勇於開拓的編輯思想。編輯的創新活動，是編輯主體意識最突出的表現，它有助於出版社樹立品牌、形成特色。正是由於張元濟的不斷開拓創新，編輯出一大批有鮮明時代色彩的圖書，商務印書館才成為晚清以來傳播新知新學的重鎮，從而在中國現代社會思想和學術變遷過程中產生深遠的影響。
他的編輯原則十分明確：有利於提高國民素質的書一定要出，於國民無利甚至有害的書堅決不出，即有所為有所不為。為了扶助教育，“學術之書，他家力 量所不能出版者，本館可以多出。歐美名著已譯成多種，尚可繼續進行。現在編譯百科全書，一二年後當可出版。”整理編校古籍，更是為了使古代文化精華“化身億萬餉世人”。是時圖書市場充斥著如《星期六》之類專門迎合低級趣味的小報和雜誌，他是從不肯為了賺錢去編輯出版這些荒誕低級、黃色淫穢的書刊的。
張元濟認為，圖書質量是衡量編輯人員水平的重要標準。他在編輯活動中，把圖書質量放在極其重要的位置。這一點突出表現在他對古籍的編校過程中。由他組織編纂的《四部叢刊》、《續古逸叢書》、《百衲本二十四史》、《叢書集成初稿》四大叢書，在中國文獻學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編校質量的精良，為世人所稱道。
整理古籍，選擇善本很重要，找不到較好的本子做底本，就會以訛傳訛。張元濟以“書貴初刻”作為選擇底本的原則。在“書貴初刻”的同時又不能拘泥於宋元舊版，不同版本必須經過反覆對比，擇善而從。
張元濟編校古籍，不僅要求書籍內容精確無誤，而且對裝幀也十分講究，重視內容與形式的統一。他主張版框四周空白“俱宜寬展，否則蹙緊眉頭，令人一見煩惱”。他反對“借口推廣文化，謂出版之事，不惟其精而惟其廉”。在準備影印《冊府元龜》時，他認為 《冊府元龜》“本甚精湛，但曬出樣張，大為減色”，要平版廠邀請懂化學的人研究改進。《居易堂集》抄補缺頁，他囑要模仿原書字體補全。他發現《太平御覽》格子過小，行數甚密，過於束縛，殊欠生動，要平版廠重寫，“將格子放大，落筆較為自如”，對其所用紙張，主張“選最為適宜之品，不宜省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