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
義和團
義和團，是晚清時期的民間團體組織，由山東、直隸一帶的義和拳、民間秘密結社和練拳習武的組織發展而來。義和團運動，又稱“庚子事變”，從某種意義上是自19世紀4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出現的各種矛盾的一次總爆發。
19世紀末在中國發生的一場以“扶清滅洋”為口號，主要針對西方侵略者及其在華附庸以及和西方文明成果有關的科學器物和相關人士，是具有強烈的樸素的愛國主義思想的完全由民間自發的民粹暴力運動。面對八國聯軍的侵略，義和團得到了清政府的扶持，並進行了英勇抵抗，同時在客觀上也對19世紀60年代以來中國的近代化成果造成了嚴重的破壞。毀壞鐵路、拆毀電燈，對待基督教徒不分中外一律屠殺，都是義和團民的常見行為。義和團民還認為，西方侵略者的槍炮都是“妖魔邪術”，只要“心誠念咒”再手持狗血穢污即可“刀槍不入”，故而常以“赤衣徒手持穢污”的方式向八國聯軍陣地發起衝擊，待敵軍開槍時，團民或臨陣斃亡，或一鬨而散。
義和團運動引起俄國、德國、法國、美國、日本、奧匈帝國徠、義大利、英國八國組建遠征軍進攻天津、北京，引發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最後以慈禧太后簽下”罪己詔“和《辛丑條約》的簽訂而告終，清政府隨即開始更大程度的近代化改革，史稱“清末新政“，並在新修訂的刑法典中特定加入“妨害國交罪”。
1955年12月11日，前民主德國總理格羅提渥向中國返還了10面義和團旗幟。
義和團的起源有多種說法：
3、鄉團說，也有部分人認為義和團起源於民間的鄉團組織。
4、拳會說，在清代有許多傳播武術的民間團體，如義和拳、梅花拳等，特別是義和拳在長期發展中蒙上了濃厚的民間宗教色彩。被認為是義和團的前身。
5、斧頭幫說，最撲朔迷離但也最有權利的，和其他起源不同，是義和團成就了斧頭幫，而不是起源於斧頭幫。總的來說：白蓮教→義和團→斧頭幫，期中中間夾雜的很多分支結構混亂，包括以上的大刀會和青幫、洪門、袍哥等，總的來說是中華民族民間義士的結晶。
義和團運動的興起是有多種多樣的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日益激烈化。自甲午戰爭后，中國陷入了被帝國主義列強瓜分的境地，各帝國主義加強對中國的政治與經濟侵略，加深了中國的民族危機，使廣大的中國人民深受其害，成為義和團運動興起的根本原因。
導火索：1899年10月上旬，山東省冠縣飛地蔣家莊（今邢台市威縣），教民和當地民眾發生衝突，義和團衝擊當地的教堂。知縣蔣楷派兵前往鎮壓。朱紅燈率團民數百人與清軍進行戰鬥，將其擊敗。現如今在平原鄉間還流傳一句諺語“義和團起平原，不到三月遍地傳”。
根本原因：19世紀末，各帝國主義瘋狂侵略中國邊疆和鄰近國家，中國邊疆地區出現了新的危機。甲午戰爭后，帝國主義在經濟上向中國大量輸出資本，在政治上則強佔“租借地”和劃分“勢力範圍”，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熱潮。在文化上他們通過教會深入中國城市和鄉村進行侵略活動，使民族危機愈加嚴重，終於爆發了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
義和團的成分極為複雜，既有貧苦農民、手工業者、城市貧民、小商販和運輸工人等下層人民，也有部分官軍、富紳甚至王公貴族，後期也混雜進了不少流氓無賴，“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優隸卒，幾乎無人不團”使得義和團的組織極為鬆散，不利於集中力量打擊敵人。
據陳貴宗《義和團的組織和宗旨》所說，義和團的組織大致分為：
1.壇，是義和團的基層單位，又稱壇口，也有“廠”、“爐”、“團”、“公所”等稱呼。首領一般稱大師兄。
2.總壇，設天津“坎”字總壇。為壇的上一級單位。
3.門或團，為總壇的上一級單位。義和團按照八卦方位分為八門（團），如“乾字門（團）”、“巽字門（團）”等。
義和團天津呂祖堂壇口
此外，義和團還有“紅燈照”“藍燈照”“黑燈照”（寡婦組成）花燈照（妓女組成）等婦女組織
義和團內部又可分為官團，私團與假團。
私團則大多系團民自發組織，帶有很大的獨立性。自行設壇或從事“滅洋”鬥爭。
假團則有其複雜性，一般說來，義和團是一個幾乎人人可以加入的鬆散的組織，但實際上，有很多義和團組織被清政府以“偽團”，“假團”的名義鎮壓。“假團”分兩種情況，一是不服從清政府的統治並對其構成威脅，因而被消滅，是其鎮壓和消滅義和團的借口。二是部分不良分子甚至教民假扮義和團橫行不法，前者如“素不安分之徒，或投壇附和，或仿效裝束，魚肉良善。” （《天津一月記》）後者如“奉教者皆扮成假義和拳會，各處尋仇殺人，北京西城尤多”（《義和團運動史料叢編》）“直北一帶，天主教民往往效拳匪服色，四齣行劫。有被獲者，自稱義和團，則地方官即釋之。”（《庚子記事》）。
趙三多（1841—1902），領導過冠縣起義，打出“扶清滅洋”的旗幟，義和團失敗后參加景延賓起義而在此過程中殞命。
王立言（？—1899），山東義和團主要首領之一，朱紅燈死後在山東堅持戰鬥，后失敗被殺。
倪贊清（1862—1902），字翼臣，組織和指揮了著名的廊坊大捷。
曹福田（？—1901），天津義和團首領。在老龍頭火車站與八國聯軍激戰。
張德成（1846—1900），在獨流鎮創建“天下第一團”，后率部赴天津與聯軍戰鬥。
景廷賓(1861-1902)，直隸廣宗人，1902年4月同趙三多等在巨鹿廈頭寺領導起義，改旗號為“掃清滅洋”，7月失敗被殺。
失敗的根本原因：義和團運動的領導階級是農民階級，基本群眾是農民和小手工業者，提不出切合實際的革命綱領。最初，他們是以“反清復明”為宗旨，屢遭清政府的鎮壓。在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義和團把鬥爭的矛頭直指帝國主義，提出了“扶清滅洋”的口號。由於農民階級的局限性，沒有先進階級的領導，以慈禧太後為首的清政府，為了躲開義和團運動打擊鋒芒，被迫採取假宣戰，真投降的欺騙手法，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內鎮壓義和團運動，使義和團處於內外夾攻的境地。在國內外敵人的夾擊下遭到了失敗。
客觀原因：清朝與國外聯軍剿殺。
主觀原因：“扶清滅洋”中的“扶清”使義和團喪失了應有的警惕，盲目的排外。
義和團有自己的一套紀律，既有官方頒發的十條團規，也有自己獨特的規定，如“毋貪財、毋好色、毋違父母命、毋犯朝廷法，殺洋人、滅贓官，行於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顧，遇同道則合十”等。
這些戒規在初期得到了較好的遵守，當時有人的記載就說明了這個問題：“看其連日由各處所來團民不下數萬，多似鄉愚務農之人，既無為首之人調遣，又無鋒利器械；且是自備資斧，所食不過小米飯玉米面而已。既不圖名，又不為利，奮不顧身，置性命於戰場，不約而同，萬眾一心；況只仇殺洋人與奉教之人，並不傷害良民；以此而論，似是仗義”（《庚子記事》），有時義和團甚至擔負起維持治安的責任，如“刻有聶軍門（聶士成）所統之武衛軍兵多人，皆持器械，向各處搶奪。經匪首曹福田拿獲二十餘人，皆殺死。”（《天津拳匪變亂紀事》）。
義和團運動後期，由於成員日益複雜，出現了許多違法亂紀的現象，但連後來的清政府上諭也不得不承認“……淶涿拳匪既焚堂毀路，亟派直隸練軍彈壓。乃該軍所至，漫無紀律，戕虐良民，而拳匪專持仇教之說，不擾鄉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愛匪，匪勢由此大熾，匪黨亦愈聚愈多”對義和團後期紀律敗壞的記載：“城中日焚劫，火光連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其殺人則刀矛並下，肌體分裂，嬰兒生未匝月者，亦殺之殘酷無復人理”，“京師盛時，居人殆四百萬。自拳匪暴軍之亂，劫盜乘之，鹵掠一空，無得免者。坊市蕭條，狐狸晝出，向之摩肩擊轂者，如行墟墓間矣。”“義和團之殺教民毛子也，京西天主堂墳地，悉遭發掘，若利瑪竇，龐迪我，湯若望，南懷仁諸名公遺骨，無一免者。勝代及本朝御碑，皆為椎碎。保定屬有張登者，多教民，
同治元年（1862年），江西巡撫沈葆禎為教案事曾派員到民間密訪，問起民眾為什麼要與教士拚命，民眾回答說：他們要奪我們本地公建的育嬰堂，又要我們賠他許多銀子，且叫從教的人來占我們的鋪面田地，又說有兵船來扶制我們。我們讓他一步，他總是進一步，以後總不能安生，如何不與他拚命？可見，教方妨害其生計的侵略活動，是迫使他們起來反抗的最直接原因。由於民受害最深，抗爭也就最堅決。當查訪者問及“教方真的有兵船來，難道你們真的與他打仗嗎？”民眾回答說：目下受從教的侵凌也是死，將來他從教的黨羽多了，奪了城池也是死……橫豎總是死。他不過是炮火厲害，我們都拚著死，看他一炮能打死幾個人。只要打不完的，十個人殺他一個人，也都夠了。
德國聖言會傳教士安治泰說：“哪裡有教民，哪裡就發生詞訟。”
備受教案困擾的曾國藩在奏摺中寫道：“凡教中犯案，教士不問是非，曲庇教民；領事亦不問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爭鬥，平民恆屈，教民恆勝。教民勢焰愈橫，平民憤郁愈甚。郁極必發，則聚眾而群思一逞。”
張汝梅在處理完大刀會案件后指出，教民“一經入教，遂以教士為護符，凌轢鄉黨，欺侮平民，睚眥之仇輒尋報復。往往造言傾陷，或謂某人毀謗洋教，或指某人系大刀會匪，教士不察虛實，遂欲怵以兵威。不知教士之勢愈張，則平民之憤愈甚”。
袁世凱儘管極端仇視義和團運動，然對於民教相爭一節，仍不得不坦陳“東省民教積不相能，推究本源，實由地方州縣各官，平時為傳教洋人挾制……往往抑制良民……而教民轉得借官吏之勢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訴亦難伸理。積怨成仇，有由然也。”
1861年恭親王奕訢奏：“傳教士每以民間瑣事前來干預，致奉教與不奉教之人訴訟不休。……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眾，欺侮良民……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給，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遷就了事，則奉教之計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
由於德國在山東的侵略行徑，使得山東人民對外國侵略者極為反感。早在1897年就發生了巨野教案，山東巡撫李秉衡因此被貶職。在此之後，山東的民教矛盾有增無減。
1897年，山東冠縣飛地梨園屯（今邢台市威縣）村民與教堂因歷史上的土地糾紛引起衝突。威縣梅花拳師趙三多應村民閻書勤等的邀請，前往援助。後趙三多將梅花拳改名為義和拳。
徠1898年6月，山東巡撫張汝梅上奏朝廷，認為義和拳本屬鄉團，建議“改拳勇為民團”。並明確說義和拳就是“義和團”，在清朝官員中首次提出了“義和團”的概念。同年10月趙三多等人在冠縣飛地蔣家莊（今邢台市威縣）豎起“扶清滅洋”的旗幟“起義”，遭清軍鎮壓而失敗。
次年（1899年），山東平原縣知縣蔣楷鎮壓義和團，當地義和拳首領李長水請求荏平、高唐等地的義和拳首領朱紅燈支援，朱紅燈在杠子李庄整齊隊伍正式豎起了“天下義和拳興清滅洋”旗幟。10月11日，蔣楷率領勇役數十人前來鎮壓，被義和拳打敗。這次事件後來被稱為“平原起義”。
後來清廷加派袁世敦等人前來鎮壓，在森羅殿戰鬥中擊敗義和拳。其後清軍游擊馬金敘活捉義和拳首領朱紅燈、心誠和尚等人。當時的山東巡撫是毓賢，他仇視外國侵略者，對民眾反基督教情緒比較同情。他罷免了蔣楷、袁世敦等，對義和拳採取剿撫兼施，以撫為主的措施，有說法指出正是毓賢改拳為團，還向朝廷上奏將民教矛盾的責任歸結於教會一方。其態度遭到外國敵視，在列強交涉下毓賢被革去職務。但毓賢對義和拳也進行了鎮壓，在其離職前下令將朱紅燈、心誠和尚、於清水等義和團首領殺害。1899年12月，袁世凱代替毓賢署理山東巡撫。
1899年，袁世凱在濟南就任山東巡撫后，對義和團始終持敵對態度，在其任山東巡撫后嚴格限制義和團的活動，並從1900年6月開始血腥鎮壓復起的義和團。1900年春，義和團開始向直隸等地轉移。清政府嚴禁義和團，先後派出多批軍隊參與鎮壓。
隨後的1900年5月27日，直隸中部蘆保鐵路沿線約3萬義和團佔據了涿州城，知州龔蔭培無計可施，便絕食坐以待斃，這是義和團佔據和控制的第一個州城。在此之後，清政府又派出聶士成等參與鎮壓，與義和團多次交戰。但此時直隸地區的義和團運動已呈現出“誅不勝誅”的局面。
義和團的迅猛發展，殺害外國傳教士使外國聯軍大為恐慌，他們紛紛要求清政府採取措施消滅義和團。實際掌握政局的慈禧太后多次發布嚴禁義和團的上諭並組織軍隊進行圍剿。但由於多種原因，一時難以撲滅義和團。在北京北堂（西什庫教堂，當時是中國天主教的總堂）主教樊國梁的建議下，列強遂於1900年5月28日提出派出“使館衛隊”進入北京，清政府先是拒絕，后被迫於31日同意，但提出“每館以二三十人為率”，結果列強先後派出400多人進京，大大超出了清政府的限制。後來外國聯軍又派遣西摩爾帶領2000人前往北京，這些行為對清政府形成了嚴重威脅。
對此，清政府一面繼續發布鎮壓義和團的命令以消除列強派兵的理由，一面又調集軍隊進入北京以防不測。對外國人抱有敵意的董福祥所率領的武衛后軍（甘軍）即在6月9日被調入北京駐守，6月11日，日本書記官杉山彬前去迎接入京的西摩爾聯軍，在永定門外被甘軍所殺。事後，大臣榮祿親赴日本使館道歉。
列強向北京強行進軍和義和團抵禦外國軍隊，使清廷對義和團的態度開始出現轉變。面對列強咄咄逼人的態勢，清廷內部主和與主戰，主剿與主撫的分歧更加嚴重。清政府於6月5日派趙舒翹和何乃瑩，6月6日派剛毅去涿州“勸散”義和團，實為考察情況。結果剛毅的態度是“力言拳民可恃”，趙舒翹等也贊成採取招撫的措施。再加之載漪等官僚的鼓動，清政府逐漸開始承認義和團為合法組織，這種態度直接導致6月初義和團大量進入北京。從6月10日起，在清朝官員的默許下，義和團開始大量進入北京。在初期，義和團與北京的外國人關係緊張，但並未發生大規模流血事件。6月12日“今晨探報，東華門外教堂起火，不少教民牽而北去。是為義和團入京第一次肇禍也”。（《庚子大事記》）。有論者認為這起事件很可能與克林德擅自拘捕路過使館區的義和團員有關，北京的局勢迅速惡化。
在使館衛隊入京后，以德國公使克林德為首的部分外國外交人員一味使用武力解決問題。克林德帶領水手一排行於內城之上，發現有沙地有義和團練習，即毫不遲疑發令開槍，當場打死二十餘人（《庚子使館被圍記》）。此後使館衛隊開展了“獵取拳民行動”，多次主動攻擊義和團員，這種行為反而使得局面更加失控，憤怒的義和團在北京到處焚燒教堂和屠殺無辜基督教徒，並殃及今前門大街外的大柵欄地區，“京師富商所集也，數百年精華盡矣”。
主和派官員袁昶指責克林德說：“門吏等方與步軍統領議彈壓京城內外，遵旨嚴拿首要，以靖地方而弭鄰釁。不意德克使闇於事機，擅自拿辦拳匪，以致激變”。而克林德本人則在6月20日去總理衙門交涉時與神機營章京恩海相遇，並被後者射殺，釀成著名的“克林德事件”。
在局勢緊張的情況下，慈禧太后連續召開御前會議，並最終作出了以武力阻止聯軍進京的決策，其中重要的一條決策便是對外宣戰。清政府對外宣戰的原因眾說不一，但大多認為慈禧太后的意見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清廷對外開戰的決定遭到主和派大臣的激烈反對，但主和派在鬥爭中失勢，五位主和派大臣許景澄、袁昶、徐用儀、立山、聯元在其後聯軍逼近北京時先後被殺。清政府以發布上諭的形式對外“宣戰”。此時距大沽口失陷已有四天。
清廷的宣戰詔書並未提名向何國宣戰，也未將宣戰文告遞交外國使節，在戰爭中，清朝與列強始終保持外交關係。故有人認為清廷宣戰徒有虛名，只不過是一個動員令而已。
從克林德被殺之後，在北京的外國使館便成為攻擊的目標。清廷圍攻使館的動機也是一樁爭論不休的懸案。當時在北京的清軍和義和團對於據守使館區和西什庫教堂的外國軍隊有壓倒性優勢，卻始終不能攻下。這與清政府的實際決策者慈禧太後有關，她為自己留有餘地，不肯全力進攻使館。
慈禧後來談起此事說：“依我想起來，還算是有主意的，我本來是執定不同洋人破臉的，中間一段時間，因洋人欺負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動氣。雖是沒攔阻他們，但始終總沒有叫他們十分盡意的胡鬧。火氣一過，我也就迴轉頭來，處處都留著餘地，我若是真正由他們盡意的鬧，難道一個使館有打不下來的道理?”（《庚子西狩叢談》）
清軍多次停止進攻使館，還向使館送去米、面、蔬菜和西瓜等物資。對使館的圍攻一直持續到北京被聯軍攻陷，解圍后法國公使前去西什庫教堂看望樊國梁主教，他們“互慶餘生，擁抱為禮”。
義和團抵抗外侮
西摩爾提到此次戰鬥時說“義和團所用設為西式槍炮，則所率聯軍必全軍覆沒”。中國史學家將這次戰鬥稱為“廊坊大捷”。
在廊坊義和團與西摩爾交戰同時，列強繼續集結兵力，並於6月16日向大沽口炮台中國守軍下達最後通牒，要求交出炮台，遭拒絕。次日，距通牒限定的時間還差70分鐘，列強的軍艦即與守軍交火，守軍力戰不敵，大沽口失陷，守將喀什噶爾提督羅榮光犧牲（也有後來在天津自殺一說）。
在大沽口失陷后，清軍和義和團對外國侵略軍進行了積極抵抗。義和團首領曹福田與張德成等分別帶領義和團進入天津攻擊侵略軍，直隸總督裕祿以禮相待。義和團在清軍幫助下進行了紫竹林之戰和老龍頭之戰。直隸總督裕祿也在奏章中提到義和團的功績。但同時聯軍也迅速增強了兵力，日軍進攻紀家莊，擊敗義和團，然後與其它聯軍夾攻聶士成，聶士成部因寡不敵眾而失敗。聶士成於八里台殉國。
聶士成犧牲后，馬玉昆等清軍將領對義和團的態度變化。馬玉昆部讓拳民充先鋒，卻在後面槍殺拳民。例如在夜間攻打租界的戰鬥中“華兵在後，義和團在前，合攻租界；洋兵開排槍御之，天明而止，計轟斃義和團二千餘名……拳眾持刀前行，洋兵開槍轟擊，前列者已死；在後者，官兵即用槍擊死。故是夕拳眾死者如此之多，並非皆洋兵打死”。後來抵達天津的宋慶也“遇團即殺”。結果是“半日間城內外樹旗設壇者皆散去”，大大削弱了自己的力量。而聯軍卻在做好充分準備后對天津發動總攻。經過血戰，聯軍在漢奸的指導下炸開城牆攻入城中，天津失陷。聯軍設立“天津都統衙門”對天津進行殖民統治。
在清廷對外“宣戰”之後，部分清朝地方官員抵制朝廷對外開戰的決定，與外國達成協議，維持和平局面。其中以湖廣總督張之洞與兩江總督劉坤一的表現最為積極。在買辦官僚盛宣懷的策劃下，由上海道余聯沅同各國駐上海領事會商，制定《東南保護約款》和《保護上海城廂內外章程》，規定上海租界歸各國共同保護，長江各省由各省督撫保護。後來參與東南互保的清朝地方官員不斷增多，此後，兩廣總督李鴻章、山東巡撫袁世凱、浙江巡撫劉樹棠等、四川總督奎俊，都對“東南互保”表示支持。閩浙總督許應騤簽訂《福建互保協定》，實際實行東南互保的省份擴大到東南地區的十餘個省份。
清政府對於地方督撫，一方面要求“勿再遲疑觀望，迅速籌兵籌餉，力保疆土”，進行備戰。一方面卻又表示宣戰是出於“萬不得已之苦衷”，要求“爾沿海沿江各督撫惟當凜遵迭次諭旨，各盡其職之所當為，相機審勢，竭力辦理”，實際上有默許東南各省督撫“相機審勢”的意味。在北京失陷后清政府正式承認了“東南互保”的合法性。
從客觀上看，東南互保使東南地區得以免遭侵略軍的破壞，對東南地區起到了保護作用。但同時東南互保也使外國侵略軍免除了後顧之憂，得以集中力量進攻華北，大大增加了華北地區軍民反侵略鬥爭的壓力。因而東南互保在當時就受到了批評。浙江按察使容銓對此上疏道“東南各省督撫，謬托保守大局之名，定約九條，實則為苟且偷安之計”“漠視朝廷，忍欺君父！”也有官員指出李鴻章實行東南互保“糾合十餘省督撫，保護外洋商務，使敵國無糧餉匱絕之虞，并力抗我”。
沙俄除了派兵參加八國聯軍入侵華北以外，還派出軍隊入侵我國東北，從7月開始，沙俄軍隊分數路大舉入侵東北地區，最後攻陷鐵嶺，東三省淪陷。沙俄還自7月製造了慘絕人寰的海蘭泡慘案與江東六十四屯慘案，屠殺大批中國平民。面對沙俄的侵略，中國軍民奮勇抵抗，璦琿副都統、漢軍鑲黃旗人楊鳳翔力戰犧牲，黑龍江將軍壽山自殺。東北各地人民參加六合拳和忠義軍等各種抗俄組織，堅決抵抗侵略軍。
八國聯軍在受到清軍和義和團重大殺傷后，攻佔北倉。北倉失陷前，已任巡閱長江水師大臣的李秉衡帶兵入京“勤王”，並在與慈禧太后的會面中堅決反對與外國議和。於是慈禧 派其率軍抵禦聯軍，河西務，與聯軍交戰，諸軍潰敗。李秉衡亦在通州張家灣自殺殉國。
8月13日，聯軍進抵北京城下，1900年8月14日凌晨，八國聯軍對北京發動總攻，並攻破東直、朝陽、東便、廣渠各門進入北京，董福祥的甘軍和義和團堅持抵抗，而此時的慈禧見勢不妙，遂帶領光緒帝、隆裕皇后等與部分王公、太監於15日晨出神武門西逃。聯軍繼續進攻北京，經巷戰後於16日攻陷北京。12月10日列強成立管理北京委員會對北京進行統治。北京失陷也標誌義和團運動失敗。
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后兵分數路，向南進犯保定，向西進犯山西，向北進犯張家口和山海關，所到之處燒殺搶掠，在中國犯下了滔天罪行：
屠殺：聯軍對待中國官員極為兇狠，護理直隸總督廷雍便為聯軍所殺。而一般百姓更加悲慘，當時有人記載“城破之日，洋兵殺人無算，……但聞槍炮轟擊聲，婦稚呼救聲。街上屍骸枕藉，洋兵驅華人舁而埋之，畚鐳既畢，即將舁屍之人盡行擊斃，亦埋坑中。……大約禁城之內，百家之中，所全不過十室。今高門大宅，尚有虛無一人而遺屍未斂、蛆出戶外者。雖青燐屑、揚州十日記，何以過之！”
英國記者辛普生也記載他目擊的情況：“法國步兵之前隊路遇中國人一團，其內拳匪、兵聯軍斬殺被俘的義和團丁、平民相與攙雜，匆遽逃生。法國兵以機關槍向之，逼至一不通之小巷，機關槍即轟擊於陷阱之中，約擊十分鐘或十五分鐘，直至不留一人而後已”。
搶劫：聯軍佔領北京之後，曾特 許軍隊公開搶劫三日。20世紀初有報道稱，各國洋兵“俱以捕拿義和團、搜查軍械為名，三五成群，身跨洋槍，手持利刃，在各街巷挨戶踹門而入。卧房密室，無處不至，翻箱倒櫃，無處不搜。凡銀錢鐘錶細軟值錢之物，劫擄一空，謂之擾城。稍有攔阻，即被戕害”。傳教士也不甘落後，樊國梁主教僅在一處王府家裡就搶去財物珍寶約值一百萬兩銀子。
凌辱婦女：“聯軍嘗將其所獲婦女，不分良賤老少，盡驅諸裱褙衚衕，使列屋而居，作為官妓。其衚衕西頭，當徑設法堵塞，以防逃逸，惟留東頭為出入之路，使人監管，任聯軍人等入內遊玩，隨意奸宿”。
11月方才抵達北京的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承認：“所有中國此次所受毀損及搶劫之損失，其詳數將永遠不能查出，但為數必極重大無疑”。“又因搶劫時所發生之強姦婦女，殘忍行為，隨意殺人，無故放火等事，為數極屬不少，亦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
辛丑條約簽訂現場
《辛丑條約》內容：
一、清廷派專使為克林德事件向德皇道歉，並在北京為克林德立牌坊。
三、以那桐為專使大臣，向日本天皇為杉山彬事件道歉。
四、在義和團運動中被損壞或污瀆的外國墳墓由各國使館重新恢復，中國為北京附近的每處墳墓付款一萬兩銀，為外省的每處付五千兩銀。
五、兩年內禁止中國進口軍火。
六、賠款白銀四億五千萬兩。
七、劃定使館區，不準中國人居住。
八、拆毀大沽口炮台。
九、外國可以在北京至山海關之間駐紮軍隊。
十、清政府保證鎮壓排外行為。
十一、中國改善水道，以改善對外貿易。
慈禧在出走時發布上諭，將戰爭的責任推到義和團頭上，並命令各地清軍予以剿殺。義和團迅猛的發展部分得益於清廷的支持，在清廷態度變化后，許多義和團組織迅速消亡。但也有部分義和團堅持抵抗。劉呈祥帶領義和團在天津郊區抵抗侵略軍，保定義和團首領周老昆率部在山區堅持戰鬥，義和團首領郭逢春在廣昌與侵略軍和官軍戰鬥。侵略軍在華北的其它許多地區都遭到當地人民的反抗，只得不停分兵前往鎮壓。
辛丑條約簽訂前後，廣大人民掀起了反抗浪潮。1901年6月，直隸深州、安平等地民眾在田燮經領導下，豎起“反清滅洋”的大旗，反抗侵略者和反動賣國的清政府。同年8月祁子剛領導的直隸雄縣起義，也高舉“反清滅洋”旗幟。1901年，川東義和拳散發揭帖，提出“滅清剿洋興漢”口號。隨後1902年四川紅燈教首領李岡中在資陽起義，四川義和團鬥爭開始高漲。同年4月，爆發景廷賓起義，義和團首領趙三多也參與了起義。景廷賓被推為龍團大元帥，豎起“官逼民反”、“掃清滅洋”兩面大旗，殲滅來敵七十餘人。起義隊伍很快發展到三、四萬人，勢力遍及冀、魯、豫三省24個縣。7月25日，起義軍被鎮壓，景廷賓被害。
義和團具有樸素的愛國思想，對外國的侵略給中國帶來的災難十分痛恨。他們表示：“最恨和約，誤國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還有些義和團組織更希望能使國家從屈辱的境地擺脫出來，如當時的紅燈照就宣布要以法術“遠赴東洋，索還讓地並償二萬萬之款”。
歐弗萊區在《列強對華財政控制》一文中論證義和團運動時說：“關於它興起的原因，勞頓引證了義和團領袖於棟成所發布的一個布告，布告寫道：‘若輩洋人，借通商與傳教以掠奪國人之土地、糧食與衣服，不僅污衊我們的聖教，尚以鴉片毒害我們，以淫邪污辱我們。自道光以來，奪取我們的土地，騙取我們的金錢；蠶食我們的子女如食物，築我們的債台如高山；焚燒我們的宮殿，消滅我們的屬國；佔據上海，蹂躪台灣，強迫開放膠州，而如今又想來瓜分中國。’”
與愛國思想相對應，義和團也存在一些排外的思想與舉動。這些行為實際上是一個複雜的現象，應當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不能簡單化處理。
一是義和團為抵抗清軍鎮壓或外國侵略軍的進攻而在部分地區採取的毀鐵路拔電桿的行為，這些舉動是基於戰爭形勢的需要，並不存在仇視外國科學技術的問題。如淶水之戰楊福同被殺后，義和團開始大規模拆毀鐵路，根據當時有人的分析，其緣由是“意謂前既拒殺官長，禍必不免，毀路所以阻兵，燒站而死西人，更可圖快。”（《拳事雜記》）。過去有人僅憑義和團的宣傳“拆鐵道，拔線桿，緊急毀壞大輪船”就認為這是敵視西方文明的舉動，這是不嚴肅的。
二是部分義和團員基於仇外對西方器物的大規模毀壞，如“團中雲，最惡洋貨，如洋燈、洋磁杯，見即怒不可遏，必毀而後快。於是閒遊市中，見有售洋貨者，或緊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毀物殺人，見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錢而已。”（佚名：《天津一月記》）此外，義和團還殺害了很多無辜捲入的教徒和一些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識分子，“若紙菸，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這些行為遭到後世論者的極大詬病，認為是封建蒙昧主義的體現。
三義和團是一個鬆散的組織，在一部分義和團不分青紅皂白籠統排外的同時，另一部分部分義和團並沒有完全排斥西方器物。一些義和團員在實戰中意識到洋槍的優點並加以使用，如俄國隨軍記者揚契維茨基說：“街上到處都是扎著紅頭巾的義和團，不過，如今現在他們不僅手持長矛大刀，而且有的也拿著步槍了”。還有一些義和團只要形勢需要，並不拆毀鐵路。如新城某團“其團規不赴調出戰，不濫殺教民，不拆鐵路，頗守正。”（《拳匪紀略》）又如在保定西關“鐵路人人自危，皆錯愕不知所為。或獻計曰：‘莫如迎師立廠，拳匪顧念同類，或可免意外之虞。’觀察不得已從之，立廠於西關永寧寺，迎師教練，誡毋焚殺。鐵路諸色人等盡入其中。由是人心始定，拳匪與工役耦居無猜，附省二百餘里鐵路得以無恙。” （《畿南濟變紀略》）。
義和團在街頭宣傳
宗教迷信觀也是義和團進行宣傳鼓動的形式，義和團在“請神”時“以降神召眾，號令皆神語。傳習時，令伏地焚符誦咒，令堅合上下齒，從鼻呼吸，俄而口吐白沫，呼曰神降矣，則躍起操刃而舞，力竭乃止”（《拳變餘聞》）。用“升黃表，焚香煙，請來各等眾神仙”的形式吸引群眾，因而義和團運動中大量充斥著形形色色的迷信思想。
這些迷信思想在義和團運動的初期起到了一定作用：共同的迷信思想成為聯結各個義和團組織的紐帶，使義和團在組織鬆散的狀況下仍能堅持鬥爭。義和團的迷信思想成為維持紀律的工具，據記載，義和團員“其受傷深重而不能復活者，大師兄遍搜其身，或偶攜有他物，則曰是愛財，曾搶藏人物，故致死，萬不能活矣。故多不敢輒搶”（《亂中日記殘稿》），故在義和團運動的初期，義和團能保持較好的紀律。
迷信思想還起到了鼓舞士氣的作用，在八國聯軍入侵初期，“拳匪信槍彈不傷之妄，遇有戰事，竟衝頭陣，聯軍御以洋槍，死者如風驅草。乃后隊存區區之數，尚不畏死，倏忽間亦中彈而倒”（《拳亂紀聞》）。
義和團成員解釋：“童子法力小，故多傷亡。年壯者法力不一，故有傷、有不傷。老師師兄則多神術，槍彈炮彈近身則循衣而下，故無傷。”
實際上“臨陣以童子為前隊，年壯者居中，老師師兄在後督戰，見前隊倒斃，即反奔。”——《天津一月記》，載《義和團》第2冊
當然，迷信思想並不能在先進技術前取勝，故在義和團運動後期，迷信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作用，部分義和團員曾經高漲的士氣衰落，天津六月八日義和團冒雨出戰，練軍以三炮相助，“洋人果出，僅三人。各執槍向團，團即反奔，途中自相語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種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天津一月記》）。而義和團運動後期義和團員違法亂紀的行為則更是屢見不鮮。
由於封建思想的毒害，許多群眾都有傳統的忠君思想，在義和團運動中的“扶清滅洋“口號就是一個表現。不過，這裡的“忠君”應該理解為效忠慈禧太后而非光緒皇帝。在義和團的口號中，就有“殺一龍二虎三百羊”，其中的龍就特指光緒皇帝，可見一斑。
正因為如此，義和團也才會得到慈禧的重視，作為宮廷鬥爭中的重要力量。特別是在清廷對外宣戰後，許多義和團員加深了清朝政府的幻想。在警告國聞報的揭帖中，義和團明確宣告“我皇即日復大柄，義和神團是忠臣”。許多義和團員受到頑固派官僚的操縱，有的甚至形同團練。
不過，還有大量義和團組織有一定獨立性，甚至不聽朝廷號令。在那桐、許景澄奉旨與外國交涉時，走到丰台，為團民所阻，那桐等告以朝命在身，義和團回答說：“吾民知有祖師之命，不必問朝廷之命”。這部分義和團不但不問朝廷之命，有的還公然對抗朝廷官員，如清軍副都統慶恆就被義和團所殺。有的義和團組織甚至與清政府決裂，如另立皇帝，“時城東王習村有鄉人稱帝，設軍師、將佐諸目；旋為防營捕送保定，乃一少女子，為拳匪所擁以稱亂者。”（《定縣誌》）這種行為更是公開與清朝作對。
在義和團運動失敗后，一些群眾認清了清廷的本質，不再對其抱有幻想，轉而提出新的“掃清滅洋”口號。
義和團運動主要集中在華北地區，但其影響遍布全國各地。
東北地區很早就有義和團活動，據《遼陽縣誌》記載：義和團蔓延至奉天全省，吉林和黑龍江也有許多義和團活動。沙俄入侵后，東北義和團與之進行鬥爭。後來一部分義和團與其它抗俄武裝組成“忠義軍”和“六合拳”，繼續堅持鬥爭。
雲南昆明群眾燒毀法、英教堂，四川大邑縣民羅文榜豎起“順清滅洋”旗號發動起義，此後四川許多地方響應。貴州相梓縣傳習義和拳，分棚操練。特別是四川地區興起的反清滅洋鬥爭聲勢浩大。義和團運動失敗后，一部分成員“漸次入蜀”，在當地取得較大發展。1902年之後，在李岡中、曾阿義、廖觀音等人的領導下，四川的紅燈教多次發動反清滅洋起義，沉重打擊了清朝統治者。
在東南沿海各省的餘姚、諸暨、寧海、臨海、黃岩、樂清、永嘉、瑞安、平陽、玉環廳、西安、開化，常山、江山、福州、廈門、漳州、龍岩、汀州、邵武、建寧、永春、番禺、南海、順德、新會、新安、饒平、貴縣、象州、修仁等地，義和團和會黨在各地張貼揭帖，教授拳術，燒毀教堂，發動起義。在廈門的義和團揭帖上提出了收復台灣的正義要求。在福州，聲討閩浙總督許應騤的揭帖甚至貼到了他的卧室前面，說“老許老許，老而不死，誤國殃民，實為禍始”。許應騤雖懸賞 3000 元捉拿，卻始終破不了案。
義和團在西北地區也有發展，寧羌、漢中、延安、涼州和慶陽都有義和團活動。天津義和團甚至遠赴新疆伊犁活動，1900年10月“忽有天津拳黨賈永潛來伊犁，在距惠遠城西五里處之烏哈里克河西大莊子地方，開場教習拳棒”。
在中國公眾看來，清朝皇室在事件中行徑愚眛，在聯軍勢力前倍受羞辱，一再顯示了清政府的昏庸、腐敗與無能，其統治威信大幅下降。東南各省總督在事件中違抗中央命令，事後沒有受罰反而得到褒獎。各地方開始被容許出現不同於中央的政治意願，自始中央集權開始解體。十年後，公眾對清政府的反感達到了頂點。1911年武昌爆發辛亥革命，各省再次違抗清室，宣布獨立。最終清朝滅亡，民國始建。而地方政治實力上升所造成的割據局面，一直影響整個民國政局。
義和團運動雖然被西方認為是一場扶清的排外運動，但其也確實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清政府的統治能力。其後繼續掌握朝政的慈禧太后，與及她的繼承人也認識到無論先前的態度如何，若想避免清朝滅亡，中國勢必進行改革。在此以後至1912年清朝覆亡以前實行了多種新政，但始終無法扭轉形勢。
俄國乘機佔據了大量中國東北（或稱滿洲）的領土。俄國對遼東的租界（1898年）被正式得到承認。俄國的行動威脅英美所希望維持的中國的領土完整及貿易開放（門戶開放）政策；並最終與在遼東和滿洲東部省份希望擴展勢力範圍的日本衝突。經過兩年的談判，最終雙方關係破裂並在1904年2月爆發了慘烈的日俄戰爭。
在義和團反帝愛國時期，中國人民以不畏強暴，敢與敵人血戰的英雄氣概，打擊和教訓了帝國主義者，使他們不敢為所欲為地瓜分中國。這一點，即使帝國主義分子自己也不能否認的。瓦德西向德皇威廉二世報告說：“吾人對中國教眾，不能視為已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實際上，上含無限蓬勃生氣。”“至於中國所有好戰精神，尚未完全喪失，可於此“拳民運動”中見之。“因此他得出結論：“無論歐，美，日各國，皆無腦力與兵力。” “故瓜分一事，實為下策。”
由此可見義和團所進行的前仆後繼，視死如歸的戰鬥，才粉碎了帝國主義瓜分和滅亡中國的圖謀，使得列強瓜分中國圖謀破產。
在各大帝國中，日本由於率先協助軍事鎮壓義和團拳亂而得到國際威望，這也是日軍第一次被視為一隻國際力量。如上所述，由於日軍在遼東和滿洲東部省份希望擴展勢力範圍而長期與沙俄軍隊的矛盾最終使得兩年的談判破裂並爆發戰爭。而在沙俄方面，俄國對遼東的租界（1898年）被正式得到承認。
美軍第九步兵團因其在戰役中的表現被冠以綽號“滿人”。時至今日，該步兵團（駐紮在韓國Camp Casey）仍然會每季徒步行走25哩以紀念那次慘烈的戰役。能夠成功完成的士兵將被授予一面繪有中國龍的綬帶。
中國官方觀點認為，義和團運動標誌著近代意義上的中國民族意識的覺醒，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濫觴。歐弗萊區在《列強對華財政控制》一文中論證義和團運動時說：“關於它興起的原因，勞頓引證了義和團領袖於棟成所發布的一個布告，布告寫道：‘若輩洋人，借通商與傳教以掠奪國人之土地、糧食與衣服，不僅污衊我們的聖教，尚以鴉片毒害我們，以淫邪污辱我們。自道光以來，奪取我們的土地，騙取我們的金錢；蠶食我們的子女如食物，築我們的債台如高山；焚燒我們的宮殿，消滅我們的屬國；佔據上海，蹂躪台灣，強迫開放膠州，而現在如今又想來瓜分中國。’由這段布告看來，義和團的興起雖然最初發生於幻想，但很明顯的還是民族精神的覺醒。”
美國駐華特使柔克義致海約翰信中說：“赫德爵士認為，義和團起義是中國擺脫外國人的束縛，爭取民族解放的愛國運動。”義和團運動所顯示出的熱情和能量使八國聯軍司令德國人瓦德西將軍感慨萬端：“中國群眾含有無限蓬勃生氣”，“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
英國哲學家羅素也在《中國問題》中說，一旦怯弱溫和的中國人的熱情被激發，也可能變成世上最輕率的賭徒。
而1949年以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書上的評價顯然帶有毛澤東的個人色彩：義和團抗擊帝國主義侵略的失敗證明，沒有正確的指導思想就沒有人民革命的勝利。
中共認為，清末的義和團運動以及民國的反廿一條五四運動、五卅運動，是近代以來中國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三大群眾性民族主義運動，其中五四運動主要為反帝國主義政治主權侵略，而義和團運動和五卅運動則是反帝國主義政治、經濟以及文化侵略的運動，持續時間更長，影響更深遠。
哲學家唐君毅認為義和團運動是中國民間道教與西方基督教之間的宗教戰爭。他說：“與近代中國文化問題，及西方經濟、政治、宗教之力量之傳入，密切相關之大事件，一為太平天國之亂，一為義和團之變。如果要在中國史上找宗教戰爭，則此二者在一義上，亦可說是宗教戰爭。太平天國，可說是變相的基督教與儒教之戰爭。而義和團則是民間的道教與基督教之戰爭。
當然太平天國與義和團之事件，其產生之原因主要是政治的，太平天國是要排滿，義和團是要滅洋。但在口號標語上說，太平天國明是打著上帝的旗幟，而義和團之口號，亦是要排斥洋教，而打著中國道教諸神的旗幟。此中不能說莫有中西宗教思想的衝突的問題在內。因而亦可說為一宗教戰爭。如西方之宗教戰爭，其背景中亦兼有政治經濟的原因，而不失其為宗教戰爭。此二次宗教戰爭，第一次中國之儒教勝了，第二次中國之道教敗了，連整個中國亦敗在西方國家之前。自此下去，西方教士之傳教事業，更日益在下層社會，進行無阻。”
歷史學家唐德剛認為義和團運動的另一原因是清廷的權力鬥爭。唐德剛將義和團比喻為紅衛兵，而將剛毅比作林彪，惇親王載濂、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庄親王載勛四兄弟比作四人幫。載氏四兄弟、剛毅及其一幫扶助義和團的大臣，趙舒翹、毓賢、董福祥等，利用義和團的民間力量及慈禧太后對洋人又怕又恨的心態，排斥光緒帝等帝黨。
1900年6月25日，載漪、載勛、載濂、載瀅四兄弟率義和團六十多人慾弒光緒，被慈禧太后阻止。但慈禧太后雖保住了光緒的命，卻也忌他們幾分，無法控制他們。董福祥的甘軍殺了日本使館書記生杉山彬后，慈禧太后曾召董福祥及載漪面斥，欲下旨懲辦，但董福祥以甘軍嘩變來要脅慈禧，慈禧也只好作罷。
而其時清廷中也有很多人將義和團當成陞官發財的好機會，“士大夫諂諛干進者，又以義和拳為奇貨”。如御史徐道焜上書：“洪鈞老祖令五龍守大沽，龍背拱夷船，皆立沉”，御史陳嘉稱自己“從關壯繆得帛書，書言無畏夷，夷當自滅”，“當是時，上書言神怪者以百數”，當時的報紙評論說：“推本言之，有守舊，而後有訓政，有訓政，而後有廢立，有廢立，而後有排外。”“義和拳者，非國事之戰爭，乃黨禍之戰爭也。”
認為義和團運動是一次由農民群眾自發的反帝愛國運動，雖然失敗了，但它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義和團的英勇行為，表現出中華民族的不甘屈服的反抗精神；義和團運動沉重打擊了外國侵略者，粉碎了其瓜分中國的計劃；同時還間接打擊了反動賣國的清政府；最後，義和團運動促使民族覺醒，對民主革命的勝利起到了推動作用。
代表意見：
中國留日學生創辦的刊物《開智錄》於1901年發表文章《義和團有功於中國說》，稱：“中國人柔筋脆骨，已為萬國所不齒矣；絕東老大之號，第二猶太之名，已凄聲盈耳矣。甲午一敗，割地求和，俯首貼耳，任外人之予取予攜，不敢稍違豪命，人心板板，民氣毫無。義和團此舉，實為中國民氣之代表，排外之先聲矣！彼耽耽逐逐以一鼾睡而目盡我中國人，而狂思妄想豆剖瓜分我中國者，觀於此能無廢然變計耶！”
早年留學美國的著名改良主義者容閎也於1901年告訴他的學生劉禺生說：“予默觀現時大勢及中國將來情形，當竭誠以授汝，汝其闡行吾志乎？汝以義和團為亂民乎？此中國之民氣也。民無氣則死，民有氣則動，動為生氣，從此中國可免瓜分之局，納民氣於正軌，此中國少年之責也。（美國）十三州獨立，殺英稅吏，焚英貨船，其舉動何殊義和團？”
陳獨秀早期指責義和團的愚昧，在發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1918年）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義和團運動在五個根本方面反時代潮流的特徵，陳獨秀最後總結說：“照上列的事實看起來，現在中國製造義和拳的原因，較庚子以前，並未絲毫減少，將來的結果，可想而知。
我國民要想除去現在及將來國恥的紀念碑，現在世上是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討厭克林德碑這樣可恥的紀念物不再豎立，到底是向哪條道路而行才好呢？後來思想發生一些變化，他在《我們對於義和團兩個錯誤的觀念》（1924年）中指出一般人對義和團運動懷著的兩個錯誤觀念的原因。
即“他們只看見義和團排外，看不見義和團排外所發生之原因”和“他們不曾統觀列強侵略中國，是對全民族的，不是對於少數人的；劇烈的列強侵略，激起了劇烈的義和團反抗，這種反抗也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識與利益，決不是出於少數人之偶然的舉動。”最後他認為：“我讀八十年來中國的外交史、商業史，我終於不能否認義和團事件是中國民族革命史上悲壯的序幕。”
孫中山先生早期也對義和團的缺點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後來，他在繼續批評義和團弱點的同時也對義和團抵禦外侮的行為進行了肯定，他在《國民會議為解決中國內亂之法》中說“及遇義和團之變，中國人竟用肉體和外國相鬥，外國雖用長槍大炮打敗了中國，但是見得中國的民氣還不可侮，以為外國就是一時用武力瓜分了中國，以後還不容易管理中國，所以現在便改變方針，想用中國人來瓜分中國”。後來他在《九七國恥紀念宣言》中更指出，雖然義和團存在嚴重缺點，“然而義和團的人格，與庚子辛丑以後，一班媚外的巧宦，和賣國的奸賊比較起來，真是天淵之隔。可怪他們還笑義和團野蠻。哼！義和團若是野蠻，他們連猴子也趕不上”。
1955年，在北京各界歡迎東德代表團大會上，東德總理格羅提渥將當年德軍繳獲的義和團旗交還給周恩來。周恩來同志隨後指出：“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正是中國人民頑強地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表現。他們的英勇鬥爭是五十年後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
外國也有一部分人同情義和團運動。列寧發表《中國的戰爭》，針對一些人稱義和團運動是“由於‘黃種人敵視白種人’，‘中國人仇視歐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 ”。指出“中國人並不是憎惡歐洲人民，因為他們之間並無衝突，他們是憎惡歐洲資本家和唯資本家之命是從的歐洲各國政府。那些到中國來只是為了大發橫財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謂文明來進行欺騙、掠奪和鎮壓的人，那些為了取得販賣毒害人民的鴉片的權利而同中國作戰（1856年英法對華戰爭）的人，那些用傳教的鬼話來掩蓋掠奪政策的人，中國人難道能不痛恨他們嗎？”
他還譴責說：“歐洲各國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國政府）已經開始瓜分中國了。不過它們在開始時不是公開瓜分的，而是像賊那樣偷偷摸摸進行的。它們盜竊中國，就像盜竊死人的財物一樣，一旦這個假死人試圖反抗，它們就像野獸一樣猛撲到他身上。它們殺人放火，把村莊燒光，把老百姓驅入黑龍江中活活淹死，槍殺和刺死手無寸鐵的居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就在這些基督徒立功的時候，他們卻大叫大嚷反對野蠻的中國人，說他們膽敢觸犯文明的歐洲人。”
美國作家馬克·吐溫在一次演說中表示：“外國人不需要中國人，中國人也不需要外國人。在這一點上，我任何時候都是和義和團站在一起的。義和團是愛國者。他們愛他們自己的國家勝過愛別的民族的國家。我祝願他們成功。義和團主張要把我們趕出他們的國家。我也是義和團。因為我也主張把他們趕出我們的國家”。
親歷義和團，時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羅伯特·赫德給予義和團極高的評價："義和團運動無疑是官方鼓勵的產物，但是這個運動已經掌握了群眾的想象力，將會像野火一樣燒遍中國。簡單說來，這是一個純粹的愛國主義的自發的運動，其目標是使中國強盛起來--以實現中國人的計劃。就通過實力來達到它所提出的目的，即達到根除外國宗教和驅逐外國人的目的，它的第一次實驗並不是十分成功的；但是，就它所作出的試探--試探自發運動是否能起作用--來說，或者就其作為檢驗方式方法以供將來選擇的一次實驗來說，它並不是一次失敗。"他認為，總有一天中國民族將實現民族的自抉和自治，並把外國人趕出去。只有兩種辦法可以延緩中國民族覺醒的過程，一個是瓜分；另一個是"基督教得到奇迹般的傳播"。赫德並且預測："五十年以後，就將有千百萬團民排成密集隊形，穿戴全副盔甲，聽候中國政府的號召，這一點是絲毫不容置疑的！如果中國政府繼續存在下去，它將鼓勵--而這樣鼓勵是很對的--支持並發展這個中華民族運動；這個運動對世界其餘各國是不祥之兆，但是中國有權這樣做，中國將貫徹她的民族計劃！"
主要代表意見：
蔡元培在1916年說：“滿洲政府，自慈禧太後下，因仇視新法之故，而仇視外人，遂有義和團之役，可謂頑固矣。”（《華工學校講義》）
學者王致中曾發表論文《封建蒙昧主義與義和團運動》，批評義和團運動是一場愚昧、仇外的運動。引起較大反響，其論點和論據被廣泛徵引。
認為義和團的行為除了殺害無辜的外國人外、（數量遠超過洋人及教民）受害，而且針對對象從光緒帝（所謂一龍）、李鴻章、奕匡（所謂二虎）、京官大臣（所謂十三羊，或謂三百羊，宣稱京官除十八人外全應殺）至洋人、教民、義和團的行為實屬野蠻殘暴。
被視為朝廷救星的義和團，其實是一大群分佈甚廣的老百姓。義和團的領袖頂多是一個部分團民的頭兒。刀槍不入的法術，是義和團的標記，變成了他們救世的法寶。他們的法術，對於應付槍炮沒有任何用處，但可以動員很多人加入。需要澄清的是，當時並沒有所謂紅燈照這種婦女組織。所謂的紅燈照，只存在於某些富於幻覺的人們的傳說中，一些人甚至幻想她們用紅燈把俄國和日本的首都給燒了。
為了讓人們相信自己的法術和神通，義和團把自己可憐的知識儲備中的所有都傾囊倒出，有八卦的名號，有符咒的使用，還有來自戲劇小說里的神仙和英雄，從關羽張飛到悟空八戒，應有盡有。倒是挺有中國特色。當然，這樣的義和團和他們的法術，對於抵禦八國聯軍基本沒有什麼用處。幾萬團民，甚至幾個月都打不下由30個洋兵把守的西什庫教堂。眾多義和團研究列舉的義和團戰績，絕大多數都是清朝正規軍的。建立在虛幻的法術上的勇敢，是靠不住的。儘管他們的確進行了抵抗，也犧牲了很多人，但卻沒有對八國聯軍造成太大的威脅。他們實際上是被清政府利用了，確切地說是被保守派利用，當了替罪羊。
義和團運動，一個世紀陰影話題。長期被刻意遮蔽，其實，在義和團運動中，不僅康梁和光緒是絕對的反面角色，連那些洋務派的官僚，也都是敵對勢力，只要有可能，都會被殺掉。
台灣柏楊在《中國人史綱》肯定前期義和團運動“直覺的對抗外國人和做外國人奴才的中國人”，但對後期義和團運動進行抨擊，認為其“變質”。
《神鞭》 作者馮驥才
《檀香刑》 作者莫言
《紅燈照》（京劇）
《神拳》（話劇）作者老舍
《神鞭》（據同名小說改編）
《黃飛鴻之王者之風》
《北京55天》
《八國聯軍》
《國難1900：義和團事件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