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租界

1860年，英國首先在天津設立租界，最高峰時有9個國家在天津設立租界。同時，天津也是中國最早收回租界的城市之一。1945年，中華民國政府在對日戰爭勝利后，正式收回天津的最後兩個租界。天津租界是西洋文化和中國傳統及地域文化承載體，是天津多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曾作為中國近代歷史上北方最為繁華的“畿輔首邑”，見證了天津近代的繁榮和輝煌。天津租界中具有各國風格樣式的建築在中國接收后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留，使得天津老城區至今依舊保留著百年前的風格。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後期，英法聯軍攻佔天津，兵臨北京城下。1860年10月24日，清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了《北京條約》作為《天津條約》開闢通商口岸等的續增條約。條約第四款規定：“續增條約畫押之日，大清大皇帝允以天津郡城海口作為通商之埠，凡有英民人等至此居住貿易，均照經准各條所開各口章程，比例劃一無別。”在這一城下之盟中，天津被增列為通商口岸，該條約雖未規定設立租界，但成為日後英國在天津強划租界的依據。

1860年12月4日，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向恭親王奕訢遞交照會，寫道“意將津地一區，代國永租”，作為領事官署和商民的住房及棧房之用。隨後，他又照會直隸總督恆福，轉飭天津地方官府，要求在天津劃出英租界。12月17日，清政府允許了英國公使卜魯斯設立英租界的要求，列強在天津設立的第一個租界——天津英租界開闢。

1861年春天，法國參贊哥士耆趕往天津實地勘察界定天津法租界的界址。6月2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與其訂立《天津紫竹林法國租地條款》。天津法租界位於天津城南的紫竹林一帶，南接英租界，西近海大道，東和北兩面傍海河，面積為439畝。清政府為了顯示不歧視美國駐天津領事，在1862年或稍後，也有意讓美國在天津建立一個專管租界，發給美國領事一份租契。然而，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極力反對租界制度，且當時來華美國商人屈指可數，因此美國在若干年後才對該地作了短暫的行政管理。

1895年，原先在中國尚未辟有租界的德國也開始動作。在遼東半島尚未交還中國之時，德國駐華公使紳珂根據本國政府的指令，向總理衙門提交照會，要求在天津開闢專管租界，以擴展德國在當地的商務。同時，德國外交大臣也向中國駐德國公使許景澄提交“租界節略”，其中聲稱，“中國通商口岸之友英國租界，或間有法國租界，已多年矣”。“在中國之德商，因無本國租界，未免散居在他國租界內，幾作英法寓客，所以德國商務相涉諸人，日夕盼自有本國租界也”。因此，德國“應在相宜口岸商划租界”。清政府隨即迅速同意了德國劃分租界的要求。在天津，由直隸總督王文韶飭派的天津道任之驊和海關道李岷琛與德國駐天津領事司艮德於同年10月30日簽訂《天津租界合同》（《天津條約港租界協定》）。根據合同規定，天津德租界東臨海河，北接原來的美租界，西至大沽路東，南接小劉庄，面積為1034畝。1900年6月，大批俄軍進入天津地區，在紫竹林租界內與義和團及清軍激戰。6月17日起，俄軍、義和團與清軍為爭奪海河北岸的天津老龍頭火車站而的血戰升級。在持續數十天的戰鬥中，俄國兵死傷慘重。7月下旬，八國聯軍佔領天津后，俄軍就搶佔包括老龍頭火車站在內與紫竹林租界隔海河相望的大片土地。接著俄國軍隊曾在天津車站附近抵抗義和團及中國軍隊的攻擊，保衛了外國的租界，並因而作出了犧牲。因此，俄國政府對海河對岸老龍頭火車站以及向海河下游越兩英里的一片土地保留絕對的主權。此事，趕到北京來與列強議和的李鴻章正在繼續推行聯絡俄國的方針。在格爾思正式提出開闢天津俄租界的要求后，李鴻章就奏請朝廷允許俄國的要求：“臣查各國在天津均有租界，俄商獨無，論理本覺偏枯。今既來就範圍，以禮乞請，自應允許，使彼心向我益堅”

1906年10月19日，總署大臣敬信等便與林董訂立《公立文憑》4款。其中第一款規定，在中國添設的通商口岸中，“專為日本商民妥定租界，其管理道路以及稽查地面之權，專屬該國領事”第3款，日本允許中國酌量向機器製造的貨物抽稅，以換取中國允許日本在天津等處設立專管租界。

英租界工部局（市政廳）戈登堂，1976年震損，拆除后改建為天津市人民政府大樓。

天津英租界始設於1860年，是外國在天津設立最早的租界。界址為：東臨海河右岸（西岸），南至博目哩道（今彰德道），西至海大道（今大沽路），北至寶士徒道（今營口道）。這就是所謂的“原訂租界”。

此後，英租界又經過三次擴張：中日甲午戰爭后，英國擅自將租界自海大道擴張至牆子河（今南京路）；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后將原美租界併入英租界；不久，又繼續將租界擴張至牆子河外。至此，英租界東臨海河，南沿馬場道至佟樓，西至海光寺大道（今西康路），北沿寶士徒道與法租界毗鄰，共佔地六千餘畝，是各國租界中最大的一個。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天津英租界由中國政府正式收回。

租界成立

天津法租界始設於1860年英租界設立之後。界址為：東、北臨海河右岸（南、西岸），西南至海大道（今大沽路），東南與英租界毗鄰。不過，天津初期的對外貿易並不興盛，來到這裡的少數外商主要居住在天津城東門外三岔河口的宮北大街，僅有天津英租界內建造了少數房屋；天津法租界內甚至沒有任何法國機構，只有1個供英美僑民使用的宗教建築合眾會堂，法國在天津的主要活動就是位於三岔河口的望海樓天主堂，連法國領事館都設在臨近的宮北大街。

兩次擴張

1870年6月發生了天津教案，外國僑民紛紛移居租界，天津英租界首先得到開發經營。由於法國在普法戰爭中失敗，國力不振，天津法租界一段時間內仍不見起色。直到1880年代才開始著手進行市政建設。

法租界劃定后，即不斷向西南方向擴張，先是擴張至牆子河（今南京路），此後又越過牆子河擴張至老西開，並在老西開建立起天主堂、主教府、醫院和學校。1916年竟出動警察強行將老西開佔領。此事激起了天津人民和全國人民大規模的反法鬥爭，是為著名的“老西開事件”，終使老西開未能正式併入法租界。經過不斷擴張，法租界共佔地兩千八百餘畝。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天津法租界由中國政府正式收回。

租界繁盛

1900年以後，由於海河航道得到疏浚，同時挖出的泥沙又填平了各國租界中的大片沼澤，使得天津的投資環境得到很大改善。天津法租界的商務活動也趨於繁盛，民國初年，天津法租界內興建了眾多精美的歐式建築。1912年（民國元年），壬子兵變，華界的北門外大街、宮南大街、宮北大街遭到士兵搶劫、毀壞，華人商業大批轉移到法、日租界，在法租界內主要集中在杜總領事路（梨棧大街，今和平路）。在中國北方傳教的天主教會各大修會的賬房—首善堂（遣使會，設在承德道21號）、崇德堂（耶穌會，在河北東南部獻縣等地傳教，設在營口道20號）、普愛堂（比利時聖母聖心會，在內蒙古傳教）以及立興洋行（法國）、先農公司（英國）、儀品公司（比利時）等各國企業紛紛在這一帶進行房地產投資，買地蓋房出租。

1920年代，在法租界內的杜總領事路與福煦將軍路（今濱江道的大沽北路至南京路段）十字路口陸續建成天津勸業場、天祥商場、泰康商場等商業設施，以及國民、惠中、交通三大旅館，渤海大樓、浙江興業銀行等眾多整齊美觀的西式建築，形成天津最繁盛的商業中心。當時，天津的中外上流社會人士主要聚居在天津英租界今五大道區域，而勸業場一帶則成為他們進行消費、娛樂的區域。

法租界東至海河，南沿寶土徒道（2013年的營口道）與英租界相鄰，西至小埝（2013年的新興路），北沿秋山道（2013年的錦州道）和日租界毗鄰。

原美國兵營（今天津醫科大學東院）

天津美租界約設於1862年。界址為：東臨海河右岸（西岸），南至開灤衚衕（今開封道），西至海大道（今大沽路），北至博目哩道（今彰德道）與英租界毗鄰。共佔地一百三十餘畝。

美租界劃定后，恰值國內南北戰爭進行，無暇對租界進行開發；美國政府遂於1880年聲明放棄在天津的租界，但清政府並未接收。直至1902年，美、英兩國政府私相授受，將美租界併入英租界，但美國要求對原租界保留一定的權利。這樣，天津美租界便成為英租界的南擴充界。

天津德租界在天津存在的時間是1895年-1917年。1895年，德國駐華公使紳柯向清廷總理衙門提出照會，借口德國在中日甲午戰爭中“迫日還遼”有“功”，向清政府索取租界，要求享受與英法等國同等特殊待遇。清政府飭令天津海關道同駐津德國領事商談劃定租界事宜。同年九月十三日（10月30日），天津海關道盛宣懷、天津道李岷琛與德國領事司艮德簽訂《天津條約港租界協定》，允許德國在天津永久設立租界。天津德租界東臨海河，北接原來的美租界，西至大沽路東，南界小劉庄，面積為1034畝。

自1900年起，德租界不斷向西南方向擴張，先後佔領了北洋西學學堂（今海河中學）、三義莊、桃園村一帶，以及東樓、西樓附近，共佔地四千二百餘畝。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中國政府宣布將天津德租界接收。1921年德國政府聲明，承擔《凡爾賽和約》中有關在華租界條款，中國政府正式將天津德租界收回。

天津日租界始設於1898年。最初，日本僅在法租界以北、天津城廂東南，劃定了租界與預備租界的範圍；另在德租界以南的小劉庄劃出停船碼頭。

自1900年八國聯軍佔領天津后，日本先將預備租界及最初未能划入日租界的天津城廂東南閘口繁華區列為擴張租界；同時與法國暗中商定，將部分法租界的擴張界划給日租界，並強迫清政府予以承認，條件是將小劉庄停船碼頭交還中國。經過擴張，日租界東北臨海河右岸（西南岸），東南與法租界毗鄰（錦州道），南至牆子河（今南京路），北起閘口至福島街（今多倫道），再向西南至南門外大街和海光寺共佔地兩千八百餘畝。

天津日租界設立后，一直是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侵略中國華北地區的基地。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政府隨同收復淪陷區，將天津日租界收回。

天津俄租界始設於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期間，俄國軍隊佔領了天津火車站及海河左岸（東、北岸）的大片土地。由於這一區域阻隔了自紫竹林法租界和英租界至火車站的通道，引起兩國不滿。經德國從中調停，俄國同意改划原訂租界範圍，將火車站地區交還中國，俄租界遂分為東、西兩區。

俄租界西區位於海河北岸，東至火車站西側拉普切夫路（原二經路，今天津站西側），西南至波格拉尼路（今五經路），北至京山鐵路。俄租界東區，自海河轉彎處向南，迄大直沽（今十五經路），東至京山鐵路，西臨海河，與英、法、美、德租界隔河相望，共佔地近六千畝。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后，蘇俄政府宣布放棄帝俄時代在華的一切特權，包括租界。后經雙方談判，天津俄租界於1924年正式由中國政府收回。

天津意租界始設於1902年。八國聯軍侵華期間，義大利軍隊乘機佔領了海河左岸（東北岸）、俄軍佔領區以西的地段，並宣布為意租界。界址為：東北自意中交界路（今興隆街）沿京山鐵路至俄租界，南沿波格拉尼路（今五經路）與俄租界毗鄰，西南臨海河，西北沿意奧交界路（今北安道）至興隆街，佔地近八百畝。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天津意租界由中國政府收回。

天津奧租界始設於1902年。八國聯軍侵華期間，奧匈帝國軍隊乘機佔領了與天津城廂隔河相望的海河左岸（東岸）地區，遂據為租界。界址為：東臨京山鐵路，南臨意奧交界路（今北安道），西臨海河，北至金鐘河（今獅子林大街），佔地一千餘畝。

天津奧租界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的1919年，由中國政府收回。

天津比租界始設於1902年。八國聯軍侵華期間，比利時並未出兵，但也乘機在俄軍佔領區以南的海河左岸（東岸）強劃了比租界。界址為：東穿大直沽村，南迄小孫庄，西臨海河，北臨科斯特羅馬路（今十五經路）與俄租界毗鄰，佔地七百餘畝；此外，自大直沽村西至京山鐵路，比利時還劃定預備租界一塊。

天津比租界自劃定后，並未進行開發。后經中、比雙方談判，中國政府於1931年將天津比租界收回。

由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國對德奧宣戰，得以收回天津德奧兩國租界。1917年3月14日，北洋政府宣布與德國絕交，並收回德國在華的一切特權。3月16日，天津警察廳長和天津交涉員等也率領300名軍警進入天津德租界，接受了該租界的行政管理權。由於荷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任採取中立立場，在中德絕交時德國委託荷蘭駐華公使代為保護德國的在華利益，荷蘭便向北洋政府提出由荷蘭代管天津德租界的要求。但這一要求遭到北洋政府的拒絕。3月28日，北洋政府內務部頒布《管理津漢德國租界暫行章程》，規定接收后的天津德租界改為特別區，設立臨時管理局以管理區內的警察及一切行政事宜，天津德租界被收編為天津第一特別行政區。1919年9月10日，中國代表簽署協約國與奧國的《聖日耳曼和約》，其中115條和116條對於中國收回天津奧租界事宜作了與收回天津德租界相同的規定，奧租界被收編為天津第二特別行政區。

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初，中國政府先後接收了天津俄租界和天津比租界。這兩個租界位於海河以東，不甚發達，比租界還面臨財政危機。1927年初，比利時表示願意將天津比租界交還中國。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通過外交談判，得以在1929年兩國簽訂了交還天津比租界的約章，1931年正式舉行交接天津比租界的典禮，改為天津第四特別行政區。

從1931年到1941年的十年中，天津還保留有英、法、日、意四國租界。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后，英、法租界成為中立的“孤島”。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的當日，日軍進駐天津英租界。1942年2月18日，日本宣布將天津英租界移交給汪精衛政府。3月29日，舉行了移交儀式。1943年2月23日，法國維希政府宣布，同意放棄在華租界。5月18日，汪精衛政權接收法國專管租界委員會委員夏奇峰等與法國代表團全權代表柏斯頌等訂立《天津、漢口、沙面法國專管租界交還實施細目條款》及《附屬了解事項》，其中規定將於6月5日移交汪精衛政府。6月5日，汪精衛政權接管了天津法租界。

1943年8月，義大利貝尼托·墨索里尼政權被推翻，義大利於8月8日公開向盟國投降，從日本盟國變為敵國。駐紮天津的日軍立即封鎖天津意租界，並於9月10日協助汪精衛政權天津政府強行接受管理意租界。

1945年，中華國民政府在對日戰爭中取得勝利后，宣布正式收回天津英、法租界。至此，天津的九國租界全部收回。

天津租界開闢之後，西方文化對天津各個方面的影響不斷滲透。租界的建設對天津的城市建設起到了促進和示範的作用。天津租界除了影響天津城市風貌的改變之外，租界文化還通過與教會有關的教育、報刊雜誌等影響著天津人的文化生活。由租界教會創辦的學校、醫院、報刊和雜誌，代表著不同國籍、不同政治利益，某種程度上也意味著文化殖民。但是它們同時又代表著不同的文化，呈現出多元性、多樣性的特點，客觀上促進了天津文化的多元融合與發展，在近代天津邁向現代大都會的初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天津租界自開闢之後，乾淨整潔、秩序井然的租界不僅促進了天津老城的城市建設、道路改造，其獨特的風格還起到了良好的示範作用，並在改造后的城市形態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跡。到了19世紀後期，曾與其他中國城市類似的天津，城市風貌開始出現了新的氣象。1888年11月3日的《中國時報》曾這樣報道天津，“一度遍地皆是深溝、大洞、臭水溝的使人噁心的可恨的道路被剷平、拉直、鋪平、加寬。並且裝了路燈，使人畜都感到舒服，與此同時，城壕里的好幾個世紀以來積聚的垃圾也清除掉了。”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1918年來過天津並被當時天津獨特的城市空間與都市文化所感染，曾在其小說中寫道：“走在天津城裡最氣派、最整潔、最美麗的街區，令人彷彿來到了歐洲的都會。”

由於九國租界的建設與發展，天津租界建築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多樣性、豐富性和複雜性。從時間發展與風格式樣分析，天津的租界建築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860年-1919年時期的建築呈現出中古復興式時期的風格。早期階段的建築活動主要是教堂、領事館、住宅等，如1916年在法租界的羅曼式西開教堂，1907年建造的德國領事館則具有日耳曼民居的建築特徵。第二階段，1919年-1930年時期的建築呈現出古典主義、折衷主義時期的風格。1919年前後，北洋軍閥、西方列強趁機加強在天津的實力。大型銀行、洋行、商場、旅館及娛樂建築、高級花園住宅隨之相繼出現。大部分銀行集中在英、法租界的中街上，採用西洋古典柱式形式，如建於1924年的英國麥加利銀行，立面是兩層高的愛奧尼克柱式，具有古典主義風格。商業旅館建築集中在法租界勸業場一帶，採用較多的折衷主義手法，如勸業場是古典復興式的檐口及裝飾，但門窗式樣卻比較活潑。第三階段，1930年-1945年時期呈現出摩登建築時期的風格。1930年以後受歐美摩登運動的影響，建築師逐漸拋棄了古典式折衷的設計手法，代之以簡潔、自由、富有體積感與雕塑感的摩登設計手法。這時期的代表性建築有利華大樓、渤海大樓、中國大戲院。截至2013年，關於天津租界建築的研究已經引起建築界廣泛的關注。

天津最早的市政公用事業也大都是從租界發端的。為了便於寓居天津的外籍僑民生活，各國租界當局都進行了大規模的公用事業和設施的建設，如供水、供電、郵政、交通以及租界花園等。1901年，天津都統衙門批准了中外商人開辦自來水系統的審請。1903年3月2日．天津市濟安自來水公司舉行供水典禮，最先給天津老城的4個城門地區及東北角、西北角供水。后逐漸供應城廂內外和海河沿岸租界區。經營年限到期后，天津英租界工部局接收該公司，並擴大了規模和供水範圍。1903年8月5日《大公報》稱，當年天津老城傳染病發病率大為下降，“因居民多半飲用自來水之故”。1904年4月26日由比利時世昌洋行獲准在天津投資經營的最早運營的公共交通公司-天津電車電燈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總部設在比利時，天津辦事處設在當時的意租界內，該公司投資興建了天津也是中國第一條有軌電車公交線路。1905年，德租界發電所建立，開始在主要街道上安裝路燈，尤其是在威廉街一段，路中央樹立裝有2盞50瓦的白熾燈的鐵制燈桿。

德國工部局於1908年建立電燈公司，該公司能提供200千瓦的直流電。1917年中國收回德租界的同時，也收回了該發電廠，由區公署水電股管理，成為天津地區最早的自營電業。由於近代租界的設立，天津公路交通建設起步較早，1914年，義大利駐天津領事費洛梯上尉與艾克森美孚合作，將天津意租界的伊曼紐爾三世路（今建國路）建成天津第一條柏油路。此後，各個租界進行吹泥墊地，疏浚了海河航道，又用泥沙填平租界中的沼澤，從而使天津的道路建設有了較大發展。1920年代，天津法租界法國工部局主持修建開始在老龍頭橋上游修建了寬19.5米、限載20噸的雙葉立轉開啟橋跨——萬國橋（今解放橋），因此法國人修建並溝通法租界與老龍頭火車站，因此也曾叫“法國橋”。各國租界的工部局都作為董事會下設相應電務、水道、衛生處等。租界的市政導向促進了晚清乃至民國時期市政建設和管理體系的設立與發展。此後，由於民族實業家及外商不斷投資市政和公用事業，使天津自來水、電燈、郵政事業等相繼得到發展。這些公用設施的創辦以及相應的管理，對天津城市的發展變化產生了推動作用，為天津形成近代化的城市提供了基本條件。

在教會和租界華人的影響與參與下，天津的近代教育蓬勃發展。作為西方文化的主要載體與表現形式的基督教文化，雖然與天津本土文化有所衝突，但它卻客觀上促進了各民族的相互往來與相互依賴。天津開埠以後，英法美等國的教會組織陸續到天津建教堂傳教，同時建立了各種學校來宣傳教義和培養親西方的青年。如美國公理會設立“女童書房”、“中西書院”；法國天主教會設立“聖功女校”、“聖路易學堂”；英國倫敦會設立“養正書院”等。美國的基督教青年會對天津近代教育事業影響最大，不僅在天津開辦了“成美學館”等學校，專門接收士紳文人的子弟入學，還提出“接近中國文化人”的主張，即一方面通過北洋大學總教習、美國傳教士丁家立在學生中進行“感化”活動；同時，又深入那些仰慕西學並有一定社會地位的知識分子中進行傳教。包括張伯苓等在內的有社會影響的知識分子都加入了基督教，極大地增強了基督教的社會影響力。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天津幾乎每所中學都有基督教青年會的影響滲入。

教會以及華人自辦的教育事業，與洋務派開設的以軍事、科技和醫學為主的學堂相比，更具普及性和文化色彩。以女子教育為例，教會開設的女子學堂中，教員多是能說漢語的洋人，而優秀的中國女學員還能被送往國外留學。雖然教會參與教育事業的最初目的是為了培養親西方的青年，但客觀上也為中國培養了人才，推動了近代教育的發展。除此之外，為了使讓租界中的普通華人不受教會籠絡而真正接受教育，天津英租界華人納稅會董事庄樂峰先生以“光耀中華”為宗旨創辦了成績卓彰的耀華學校。在這樣的環境影響下，天津近代教育成績顯著，袁世凱稱當時天津“學堂林立，成效昭然，洵為通商各屬之冠，中外士庶，靡不稱讚”。

在租界的教會和華人推廣教育的同時，由洋人創辦的報刊雜誌也紛紛湧現。1886年11月6日，英籍德人德璀琳創辦了天津第一份報紙《中國時報》。這份報紙最初為英文周刊，撰稿人多為如丁韙良、丁家立等精通中國文化的傳教士，最具特色的是其專門翻譯刊登中國的新聞、上諭以及“其它一些任何中國報紙都無法與之相比的消息”，在當時被稱為“遠東地區最好的報紙”。天津報業中最著名的兩份報紙《大公報》和《益世報》，也有著深厚的教會背景。《大公報》由天主教徒英斂之於1902年在法租界創辦，其宗旨是“開風氣，牖民智，挹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而《益世報》則是由天主教天津教區副主教比利時人雷鳴遠於1915年創辦，這份報在傳播天主教教義的同時以“放世界眼光，謀人類幸福”為宗旨。到20世紀30年代，洋人在天津創辦的報紙達40餘種，其中絕大多數都有教會背景。這些報刊雜誌在傳播新聞的同時，也起到了開民智的作用。19世紀末至20世界初，隨著社會各階層逐漸認識到開民智的重要性，供市民免費閱讀報紙、雜誌和書籍的閱報處大量出現。到20世紀30年代初，天津有近30家中外通訊社，發行報紙30餘種，總發行量超過29萬份，本地發行達18.7萬份。如果按當時天津有閱讀能力的人計算，日均2.5人就擁有一份報紙。此外，還有多如牛毛的各種小報。

從租界向外延伸的報刊事業的繁榮，使天津成為近代中國北方傳媒的中心，同時對提高天津市民的文化素質也有所助益。報刊發行的繁榮昌盛，也極大地推動了文學的發展。《大公報·文藝》、《益世報·語林》等報紙副刊，為當時在天津的許多作家、文學青年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他們翻譯西方的文學作品，進行自己的文學創作，形成一種“世界文學”的氛圍。居住在天津意租界的劇作家曹禺創作的《雷雨》等作品便是以天津的租界生活作為背景的。曾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日本小說家谷崎潤一郎在1918年到天津拜訪時，被當時天津獨特的城市空間與都市文化所感染，他的小說《一個漂泊者的身影》就是以天津的法租界為背景。

近代各國租界中建設的具有各國風格樣式的建築，在中國接收后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留，使得天津市中心城區依舊保留著百年前的道路結構和小洋樓林立的建築風格。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曾不止一次稱讚過“北京的四合院，天津的小洋樓”。在作為文物保護單位進行保護的基礎上，天津市已經立法將包括原租界內無論是否被定為文物的古建築均陸續收編為天津市歷史風貌建築加以保護，並對舊街區重新整飭、修復成為異國風情區。然而，作為天津市歷史風貌建築保護的力度仍然無法與文物保護相當，因事故而被破壞的風貌建築仍然難以追究責任，如因地鐵三號線建設而倒塌的DD飯店大樓。

1999年，天津市決定與義大利合作開發天津義大利租界，建立中國·天津海河意式風情區。2002年起，天津市人民政府為進一步增強城市活力、發展城市經濟，正式作出決策進行海河開發計劃。天津市政府出資成立天津市海河風貌建設發展有限公司開始對原天津意租界、奧租界等所在地域的歷史街區進行保護性開發，並依據原租界地建築風格分別命名“天津意式風情區”“天津奧式風情區”等，其中意式風情區又名“新·意街”。新意街一期工程於2005年完成修繕並招商引資，2008年對外接待遊客。如今，原天津意租界正在進行第三期的修繕工程，已經成為中國國家4A級旅遊景區。2010年3月起，天津市開始在原天津英租界以解放北路為核心，對泰安道及周邊地區的歷史街區進行修繕並建設配套建築，將形成泰安道英式風情區，該工程將於2011年正式完工。此外，原德租界、法租界等的相關租界的歷史街區也正在保護性開發中，並陸續接近尾聲，成為天津市具有代表性的旅遊資源。

租界建築和街區由於得到保護和修繕，已經成為眾多導演和電影的取景地。導演黃建新曾表示天津的租界“建築保存得很完整……非常有特色，甚至比上海的還要豐富、還要完整。”《梅蘭芳》《非常完美》《建國大業》《風聲》等影片在天津意租界、英租界和法租界等地取景。

O.D.Rasmussen(雷穆森).《Tientsin:AnIllustratedOutlineHistory》.天津:天津印字館（1925）（英文）.

O.D.Rasmussen(雷穆森).《天津租界史》,許逸凡、趙地翻譯，劉海岩校訂。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ISBN978-7-201-06088-0（中文）.

費成康.《中國租界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ISBN7-80515649-2（中文）.

其他租界：(上海租界、漢口租界、沙面街道)

天津歷史、天津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