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苓

清光緒二年三月十一日（1876年4月5日），張伯苓出生於天津一個秀才家庭。

光緒八年（1882年），幼年因家道中落，無力延時就學，曾入同族人張竹坡家館就讀，后又轉入劉先生辦的義學讀書。

光緒十七年（1891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學習航海，學制四年。

光緒十八年（1892年），入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學習駕駛，他是航海駕駛班最好的學生，每次考試都是名列前茅。嚴復的思想對他影響很大。

光緒二十年（1894年），張伯苓等十八名同學完成堂課，被派往北洋水師艦隊實習。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北洋水師覆沒，滿懷激憤返師歸。九月，北洋水師學堂第五屆畢業。因無船，在家閑居一年。是年冬，娶宜興安氏女，因該女久患癆疾，婚後五日去世。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續娶王氏。同年春，被派往同濟艦服務。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畢業后服務於海軍。承甲午敗績，帝國主義強盜的協議既成，清廷派大員去山東辦理接收和轉讓手續，張伯苓隨艦前往。船到威海衛的頭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陽旗，升起中國的黃龍旗。第二天，又降下中國的黃龍旗，升起英國的米字旗。張伯苓目睹這場“國幟三易”的接收和轉讓儀式，親自嘗受了這一喪權辱國的場面，氣憤填膺。從威海衛歸來之後，他認為海軍報國無望，決定退役。不久離職回天津執教於家館。

光緒二十三年（1898年）七月，英國強租威海衛，張伯苓隨船送清廷官員前往辦理移交手續，親身經歷了“國幟三易”的屈辱場面，深感“自強之道，端在教育”，立志“創辦新教育，造就新人才”。是年，他結識倡導新學的嚴修，共同開啟了艱難的辦學之路。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張伯苓乘暑假航海東渡，親眼看到日本明治維新后的盛況，領略了日本對教育的重視及辦學規模和教育方法，深受啟發。

光緒三十年（1904年）五月，經過四個月的細心考察后回國，他決定成立中學，遂將嚴、王兩館合併，成立“私立中學堂”（南開中學）。從此他結束了家塾先生的生涯，成為學堂的學監。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在天津城區南部的開窪地，即民間所稱“南開”，建成新校舍，遂改稱南開中學堂，從此聲名漸著，天津市南開區也由此得名。

1917年，秋，赴美國，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教育，次年回國，著手籌辦南開大學。

1918年，適逢嚴修與范靜生也赴美，張伯苓乃與嚴、范遍游美國各地，考察了許多私立大學的組織和實施。十二月，張伯苓與嚴修游美歸國。不久便積極籌募經費，並獲徐世昌、黎元洪等人及天津士紳之助，開始籌劃創辦南開大學。十二月回到天津后，與嚴修一起正式宣布建立南開大學。

張伯苓自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創辦南開中學以來，到民1917年學生已滿千人，中學基礎日臻鞏固，教育設施逐漸完善。每看到各屆畢業生依依不捨地離開學校，他覺得應該向大多數學生提供繼續升學的機會。社會的需要，使他認識到：“普通教育僅為國民教育之初步，創辦高等學校乃是國家發展的根本大計”。於是他決心赴美學習和考察。

1919年春，在中學南端空地建大學教室，當年秋季落成。九月五、六日，舉行大學新生人學考試，二十五日正式上課。南開大學創辦伊始就建立了理科。那時北京、上海開創許多私立大學，都是只辦文、法、史、地、國學等文、法科，教師抱的是線裝書去上課，而張伯苓專請留美多年的凌冰為大學部主任，除開設文科外，還設理科和商科，後來改稱文、理、商三個學院。

1923年，建立了南開女中。

1928年，張伯苓又興緻勃勃地在女生校舍對面建築小學校舍，設立了小學部。在興建和完善女中和小學之後，張伯苓分別於1927年和1932年創辦了南開經濟研究所和應用化學研究所，從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南開教育體系。

1936年迫於抗戰形勢的緊要和南開學校的生存發展，張伯苓親自入川，在巴渝大地的嘉陵之津先後購地800餘畝，創辦了被千百萬重慶人讚譽為“人才的沃土，院士的搖籃”的南渝中學（后改名為重慶南開中學）。

1937年，“七七”事變后，南開被日軍飛機炸成廢墟，大學部先遷長沙，繼遷昆明，與北大、清華合組成西南聯大，張伯苓任校委會常委。

1938年7月，張伯苓任國民參政會副議長。同年加入中國國民黨。同年，張伯苓擔任第一屆國民參政副議長，常駐重慶沙坪壩南渝中學的津南村，交往各方人士。

1945年，當選為國民政府中央監察委員。

1946年7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授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

1948年6月，被迫出任中華民國的南京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不久辭去，避居重慶，深居簡出。苦悶之中的張伯苓並沒有被學生忘記，周恩來給自己的老師捎來一封簡訊表達挽留之意。

1949年11月底，重慶即將解放，張伯苓婉拒蔣介石赴台要求而留守大陸。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張伯苓致電周恩來表示祝賀，稱讚人民政府的各項政策。

1950年5月，從重慶到北京，受到周恩來總理歡迎。張伯苓回到天津后，天津市長黃敬曾給予關照。

1951年2月23日，在天津病逝。

夫人：王淑貞

兒子：張錫祿、張錫羊、張錫祚、張錫祜（淞滬戰役中，飛機失事後壯烈殉國）

孫子：張元龍、張媛貞（南京大學教授）

曾孫：張鑒厵（天津市僑聯僑菁會會長，天津公能教育集團公司董事長）

張伯苓的美育和美育心理思想。主要表現在他的戲劇教育、音樂教育、環境教育方面和愛國教育。

戲劇教育

文學藝術是美育的重要手段，戲劇又是文學藝術中的重要形式之一。戲劇是綜合藝術，藉助演員的形體、動作、表情、舞台背景，音樂伴奏等直接面對觀眾，屬直觀性藝術，能引起觀眾集中注意欣賞、感受和體驗表演情節，從而促成觀眾心靈感應、震動、凈化和升華，因此戲劇美育功能顯著，美育心理效應最深刻。看演焦裕祿、孔繁森的戲劇或由戲劇構成的電影的效果，比抽象地上幾堂政治課的效果還好。

在解放前，五四運動前後，在中國著名的大學校長中最重視美育的要算北大校長蔡元培和南開校長張伯苓了。蔡元培在他留學德國時，已接受了席勒的美育思想，他又是德國心理學泰斗馮特的學生，所以他在美育理論和心理學理論方面有深厚的根底。他提出的“美育代宗教說”是引起世人重視的，他對美育的貢獻主要在理論方面的論述。張伯苓在美育理論方面的論著不多，而在實踐和效果方面卻超過了蔡元培。

張伯苓不是文學家或藝術表演家。他一生獻身教育事業；但他體會到“寓教於樂”、“寓德於樂”的教育心理學道理，所以他自創辦南開中學、南開大學之初，就非常重視戲劇的美育功能。早在1901年就提倡話劇（當時稱“新劇”，也稱“文明戲”）。他和教職員學生一起創作演出話劇。他曾親自編劇、導演。也培養了一批出色的演員，當時周恩來、曹禺還在天津南天中學讀書時，已經成為南開新劇團的主要演員，曹禺後來成為中外知名的戲劇文學家。張伯苓提倡戲劇，目的是把戲劇作為美育和道德品質教育的手段。他說：“戲園不只是娛樂場，更是宣講所、教室，能改革社會風氣，提高國民道德。”曹禺也曾說：“南開新劇團是我的啟蒙老師，不是為著玩，而是借戲劇講道理，它告訴我戲是很嚴肅的，是為教育人民、教育群眾，同時自己．也受教育。”

他還在《回憶我在南開開始的戲劇生話》一文中，詳細論述了張伯苓領導南開新劇團的宗旨、劇目，演出效果等。他以感激的心情說：“南開新劇團對我影響很大。”周恩來在他寫的“校聞”中也說：“校中每次周年紀念會，例演新劇，以誌慶賀。今年暑假期期間校長（張伯苓）因每歲稿本，編纂非易；特集同新劇團團員數人，前往高家莊李氏小學，預先編纂，以及勿匆忙於臨時。……每人均編稿本三、四，而業經校長認可演者有二。所費手續，計經四次……其中情節，固求能免俗，然悲歡離合，實深合社會心理，且布景豐富，以之陪襯內容，情節當能益肖。”

根據曹禺的回憶，張伯苓早在光緒三十五年（1909年）就提倡新劇“目的在練習演講，改良社會”。1916年他在《舞台、學校和世界》一文中說：“世界者，舞台之大者也。其間之君子、小人、與夫庸愚、英傑，即其劇中之角色也。欲為其優者、良者，須有預備。學校者其預備場也。”這也是他重視戲劇教育的觀點。張伯苓說：“從戲劇裡面可以得到做人的經驗。會演戲的人將來在社會上必能做事，戲劇中有小丑、小生、老生等，如果在戲劇中能扮演什麼像什麼，將來在社會上也必能應付各種環境。”他說的這些話是已得到了事實的驗證。張伯苓提倡戲劇，是以戲劇為教育手段。對劇本的編選，非常嚴格。在他的提倡影響和扶持下，四十多年來，在天津、昆明和重慶各個時期的南開話劇理論、史話、紀事、演齣劇目（近200個），創作及改譯的劇目（近100個）劇評等。

音樂教育

南開的音樂、美術教育雖然沒有體育和戲劇教育那麼突出，但比同時代的普通中學和普通高校更為重視，成績也較顯著。這與張伯苓重視美育有密切有關。張伯苓是提倡戲劇美育的先驅。戲劇是綜合藝術，戲劇的演出也離不開音樂、美術多方面的配合。

張伯苓重視音樂教育，也有其家教的根源。他父親張久庵先生在晚清放棄科舉仕途，著迷於彈拉吹打的樂器，尤其擅長琵琶，天津人譽為“琵琶張”。久庵公對音樂的執著篤學精神，耳濡目染，對張伯苓由愛好、欣賞音樂到實施音樂教育有重大影響。這表現在天津南開中學、大學和重慶南開中學的音樂教學和課外音樂活動方面。

張伯苓很重視音樂教師的遴選。如徐劍生、陳子誠、阮北英、李抱忱等音樂教師，都是當代有名的音樂教師。張伯苓重視音樂教育也是源遠流長的，並受到學生們的歡迎。。

環境教育

南開中學給人的第一個印象就是整潔、美觀，秩序井然，產生肅然起敬之感。在舊中國普遍存在著臟、亂、差的環境里，南開學校算得上幽美的教育園地了。1934年詩人柳亞子初到南開大學賦詩讚美：汽車飛駛抵南開，水影林光互抱環。此是桃源仙境界，已同濁世隔塵埃。

張伯苓深悟此理，在南開大、中、小學都重視環境美的教育，而且把愛國主義教育寓於美育之中，這位教育家的苦心孤詣，感人肺腑。張伯苓深知學校建築除使用功能外，其心理功能也是不能忽視的，這就是建築的第二屬性，是交化屬性，即美育心理功能。在大學校長中，親自領導，參與設計，甚至親自拉線測查建築面積的，張伯苓可算得前無古人了。張伯苓創建南開大學初期，經費十分困難，但他不主張因陋就簡，他注重建築為教學服務的基本功能，同時也非常重視建築藝術的美育功能。他沒有發表過建築藝術心理的文章，但他一生在領導學校建築的實踐中證明他有建築術和美化校園的美育心理思想。

張伯苓也非常重視校園美的整體性，即建築物的藝術性與周圍人工改造的自然美相結合。有的設施還滲透著愛國主義教育思想，體現了寓德育於美育的原則。張伯苓重視學校建築美和校園環境美的措施，是為了影響學生的心靈美。他認識到，創造美的學校環境，進行美育是行之有效的。愛美之心人皆有之。高爾基說：“照天性來說，人都是藝術家，他無論在什麼地方，總是希望把美帶到他們的生活中去。”的確，賞心悅目、整潔衛生的環境，能使人心情舒暢、心曠神恰，促使人樂觀奮進。反之，雜亂、骯髒、醜惡環境，會使人心煩意亂、精神萎靡，導致言行失常。環境美能影響心靈美，心靈美的人才創造環境美、維護環境美。張伯苓提倡的“鏡箴自鑒”和“考美”也是一種美育措施。所謂鏡箴就是在教學大樓和辦公樓面對正門，豎一大鏡，鏡框鐫有箴言：“面必凈，發必理，衣必整，紐必結；頭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氣象：勿傲，勿暴，勿怠；顏色：宜和，宜靜，宜庄”。要求師生，對鏡自鑒，實際是對自己容貌美、心靈美、言行美的要求。啟發自覺遵守紀律，自我完善自己的心理品質。所謂“考美”。是對學生宿舍和教室整潔美觀的考核。南開教育重視全校的美化。對學生宿舍、教室的整潔衛生、美觀尤為重視。

張伯苓講過：紫白是代表南開的校色。“紫”是象徵“高尚”的顏色，他還風趣地說：“滿朝朱紫冠，儘是讀書人。”“白”是象徵“純潔、廉潔”的顏色。心理學家的研究，證明生活環境中的顏色，對人的情緒是有影響的，以紫白的顏色象徵性地要求學生應具有高尚的情操、廉潔奉公的品德，此中也有美育的心理作用。

愛國教育

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日寇“蠶食”華北。時局動蕩，神州滿目瘡痍，張伯苓憂心忡忡，深感必須通過一次演說，與全校新老同學“談談現在的情形”。

1935年9月17日，九一八事變四周年前夕，在南開大學新學年始業式上，張伯苓說出““你是中國人嗎？你愛中國嗎？你願意中國好嗎？”的愛國三問，愛國三問直擊靈魂，給蒙昧者以當頭棒喝，重燃熱血青青年的愛國志。

習近平總書記稱讚張伯苓“愛國三問”，“既是歷史之問，也是時代之問、未來之問”

踐行公能教育

張伯苓教育的真諦是“公”“能”教育。他說：南開在短短的幾十年中間，居然能由默默無聞的一個私立學校，而終至於譽滿中外，是自有其獨特的教育精神的。這一種精神可以從幾方面去看：我們可以稱之為愛國教育，民主教育，實用教育，或者說是科學教育。但是在本質上，這幾個名詞並沒有什麼顯著的差異，它們共同的特徵就是張伯苓畢生所倡導的“公”“能”教育。

“公”“能”教育的內容可以說是熔社會教育與個人教育於一爐的教育。前者是一種社會道德的培養，而後者則是一種個人能力的鍛煉。因此它的宗旨是：不僅要求受教者能充實個體，同時它還進一步地要求個體的充實。“不為己用，而應該是為公為國，為人民服務。在以往，一般人常常指責政治風氣貪污腐化，如果我們稍加分析，就不難了解貪污的由來，是不知有“公”；腐化的原因，不外乎無“能”。如果我們以往的教育都能切實注意到“公”“能”，並重觀念的培養，那麼，或許社會上貪污腐化的風氣，將可日見肅清。

在“公”“能”的教育宗旨之下，張伯苓對於教育的方法曾不斷改進。在校政的措施上，也都本著這個原則去努力。他特別注意那些優秀貧寒的青年子弟。他深信，教育的對象應該是不分貧富的，只要我們能給以受教育的機會和適當的訓練，每個青年都不難成為社會上有用的人。在平時，他希望他的學生都養成獨立不移的人格，並且是合群服公者，他勉勵他們求學戒空談，而希望學校教育不致與社會脫節。基於這一個觀念，所以先生在校政上的若干措施，也都和一般的學校不盡相同。南開學校的科學圖書儀器及體育器具特別完備，這都是因為先生注重科學教育，提倡體育的緣故。譬如說，為了使學生在校的時候就能了解社會的組織，因此南開的學生每年都有參觀視察的活動。為了培養民主政治的基礎，學校里更特別注重學生們對集會組織的訓練，為了培養學生的自主精神，他從不肯為他們輕易地寫一封謀事的介紹信。以上這些事都是他提倡“公”“能”教育的種種措施。黃鈺生認為，張伯苓有許多教育思想值得今人借鑒。如重體育、重道德教育、重科學實驗，還重視開展課外活動，鍛煉學生的組織能力。他把辦學的宗旨概括為“公、能”二字。“公”，就是為公不為私，“能”，就是知識、技能、本領。南開確實培養了大批辦事公正的人才。

創辦南開系列

從“物力救國”幻想的破滅，到“教育救國”信念的確立，張伯苓的思想經歷了曲折發展的過程。從此，張伯苓以一個資產階級教育先行者的姿態出現在中國近代教育的舞台上。

張伯苓的教育生涯是從受聘於嚴范孫的家館開始的。嚴范孫是天津著名教育家，主張變革封建教育，開辦新式學堂。嚴、張二人思想主張一致，對教育救國、培育新人同具熱心。光緒三十年（1904年），他們在天津共同創辦“私立中學堂”，就是南開學校的前身。在南開中學的基礎上，張伯苓、嚴范孫決心創辦大學。本世紀10年代中期他們就開始醞釀。為此，張伯苓去美國學習、考察，在哥倫比亞大學進修了一年多的教育理論，有了更充分的思想準備。1918年末由美國回到天津后，就開始籌募辦學資金。1919年春開始起建大學校舍。九月初舉行新生入學考試，錄取周恩來、馬駿等96名學生，分文、理、商三科，二十五日開學，私立南開大學宣告誕生。

南開系列學校，是張伯苓和嚴修創辦的一系列旨在促進中國近代教育發展的學校。學校以“允公允能，日新月異”為校訓和“南開人”的治學精神。並以“容止格言”為學生的儀容舉止規範。包括：南開大學、天津南開中學、天津第二南開中學（原南開女中）、重慶南開中學、南開大學附屬中學、南開大學附屬小學、原南開小學（被日軍炸毀，后未復校）、蜀光中學等。

奧運三問

張伯苓，最早將奧運概念帶入中國的先驅人物，力促劉長春首個參賽奧運的主導人物，也因此被譽“中國奧運第一人”。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感慨萬千：“這個首次在北京舉辦的盛會，將圓一個中國人——張伯苓先生一個世紀以前表達的夢想。”

張伯苓是中國奧林匹克運動的最早倡導者和奧林匹克精神的最早傳播人，是著名的奧林匹克教育家。1928年，張伯苓任名譽會長的“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派代表出席觀摩了第9屆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1945年抗戰勝利，他組織召開體育協進會會議，申辦第15屆奧運會，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申奧活動。他對奧林匹克運動有六大貢獻，堪稱六個第一。

最早提出

梁吉生談到，張伯苓最早提出了中國應當關注奧林匹克運動，加入國際奧林匹克大家庭。早在100年前，即1907年10月24日，他在天津第五屆學校運動會頒獎儀式上發表演說指出：“此次運動會的成功，使我對吾國選手在不久的將來參加奧林匹克運動充滿了希望。”“我國應立即成立一奧林匹克運動會代表隊”。1909年春天，赴歐考察歸來的張伯苓又用幻燈機給大學生放映了第4屆奧運會的照片。“奧林匹克”一詞開始在中國流傳。

最早參與

張伯苓最早參與了“遠東奧林匹克運動”（后改稱遠東運動會）的創建和組織工作。張伯苓是遠東體協成員之一，參加過第2、3、5、8、9屆遠東運動會，擔任過第2、3、9屆遠東運動會的中國領隊和第3、5屆遠東運動會的大會總裁判。遠東運動會於1920年被國際奧委會承認，是世界上第一個與國際奧委會發生聯繫的區域性體育組織。

最早提倡

張伯苓最早把奧林匹克教育列入學校課程，通過實施奧林匹克教育推動校園體育課程建設。他在創辦南開學校之初，就明確提出，教育一事，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德、智、體三育並進而不偏廢。這體現奧林匹克與素質教育目標的一致性。尤其應當注意的是，早在上世紀20年代，張伯苓就率先把奧林匹克教育列入了體育科學教學大綱中。1929年十月印行的《天津私立南開中學一覽》中“體育學科”教學大綱的“高級中學”部分就明確寫明要講授“西洋體育史綱要”和“世界，遠東，全國，華北運動會之歷史及組織法”。

最早創建

張伯苓最早發起創建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並長期擔任該會的領導。中華體育協進會努力推進與國際奧委會的聯繫，積極參加國際體育組織，先後加入了國際足球協會、國際游泳協會、國際草地網球協會、國際技巧協會等，並選派觀察員出席在荷蘭阿姆斯特丹舉行的第九屆奧運會。1931年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被國際奧委會正式承認為團體會成員，這標誌了中國從此成為國際奧委會大家庭的一員。

最早促成

張伯苓最早促成了中國運動員正式參與奧運會的項目比賽。1932年，張伯苓與張學良及體育協進會領導一起，積極主持短跑運動員劉長春赴洛杉磯參加第十屆奧運會，並親自為劉長春向國際奧委會報名，最終促成中國運動員劉長春和教練宋君復如願與會，代表中國出征，參加短跑比賽。興奮之餘，張伯苓懸腕提筆，激動寫下：“智力競新，強國之鑒”。劉長春參加奧運會百米比賽項目，從而開啟了中國運動員正式參加奧運會比賽的歷史。

最早發起

張伯苓最早參與發起了中國舉辦奧運會的活動。1945年九月七日，張伯苓主持抗戰勝利后第一次中華體育協會常務理事會議，會議一致同意邀請1952年第15屆奧運會在中國舉行。張伯苓還負責“向政府商洽”此事。

光明網《南開創辦人張伯苓誕辰》：在半個世紀的歲月中，張伯苓歷盡艱辛，先後創辦了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南開女子中學、南開小學和重慶南開中學，並接辦四川自貢蜀光中學，以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興學育人，為國家和民族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周恩來同志是其中傑出的代表。張伯苓的辦學方針注重理工科教育，提倡教育救國，反對學生介入社會政治活動，但他卻實實在在保護過進步師生。

人民網《南開之父張伯苓》：張伯苓作為在他生活時代的知識分子的一個代表，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在其晚年，走過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是，張伯苓畢竟是一位與時俱進的愛國教育家。他從一生辦學，飽經滄桑的切身經歷中，逐步看清了中國的前途，在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表現出一個真正教育家的高風亮節。張伯苓的一生，是進進步愛國一生。他創業南開，功在國家，為發展我國近代教育作出了重要貢獻。

南開大學（《張伯苓與南開精神》）：偉大的教育家應當造福於社會,並以自己的言行豐富著自己祖國的文化,其遺產也必為國人所尊崇和傳承,張伯苓正是這樣的人,他給後人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他的業績在社會上、在人們的生活中一直被傳誦著。特別是他創辦的南開大學,為海內外所稱道,堪稱一流學府。

周恩來：張校長在他的一生中是進步的、愛國的，他辦教育是有成績的，有功於人民的。

溫家寶（《百年大計，教育為本》）：張伯苓是位教育家，他寧可做校長，不可當不可長。

甲午中日戰爭以後，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7月，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中英訂租威海衛專約》。正在佔據威海衛的日軍，按約應當撤出，以便清政府接受之後，再行轉讓給英國。這一交接儀式定於在威海衛舉行。張伯苓所在通濟艦護送清廷大員前往。交接儀式開始了，先是取下日本的太陽旗，掛起清朝的龍旗，這算是清政府從日軍手中收回了失地，然後再是拱手讓給英國人。接收的清兵一字排開，每人穿一件破舊坎肩，衣前寫一個“兵”字，背後寫一個“勇”字，而衣服更是雜七雜八，不是過於長大，就是過於短小，士兵個個面黃肌瘦，精神萎靡。他們除了手中的大刀，多半還懷揣煙槍。降旗的清兵更是不堪入目：蓬頭垢面，兩肩高聳，慢吞吞走出來，降下掛起不久的龍旗……而英軍恰恰相反，一個個身材魁偉，穿戴威嚴，列隊行進，步伐整齊，神采飛揚地升起英的地的字旗，那神情就像在戰場上接受乞降者簽字畫押。鮮明地對照，強烈地印象。張伯苓得出這樣地結論：“要在現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須有強健地國民。欲培養健全地國民，必須創辦新式學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決定獻身於教育救國事業。”不久，張伯苓憤然脫離海軍，回到天津從事教育。

對學生的體育鍛煉，張伯苓傾注了極大的心血。當晚清的知識分子還是一襲長袍馬褂、一步三搖時，張伯苓就要求嚴館的學生進行跳高、跳遠、踢球、賽跑等各項體育鍛煉。那時沒有體育設施，他就在院子里放兩張木椅，上面架一個雞毛撣子的長竹桿，作為跳高的橫桿，讓學生把長辮子盤在頭上，撩起長袍的衣襟，學跳高。這在當時卻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罕見之舉。

南開學校創辦后，他更強調：“南開學生的體質，決不像象像在一般人那樣虛弱，要健壯起來”。於是體育教育便在南開風風火火地開展起來，各年級每周都有二個小時以上的體育課。張伯苓還言傳身教，經常與學生一起踢足球，不時親自帶領學生參加比賽。1935年以南開隊主力隊員和北寧隊組成的中北足球隊，在參加“愛羅鼎杯”比賽中，連續挫敗在天津的英國隊、俄國隊和世界隊等，獲得冠軍，成為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戰勝洋人而奪標的足球隊。

周恩來與張伯苓交往近四十年，於私，是師生情誼；於公，屬團結統戰範疇。周恩來1913年暑假考入南開中學。在校時，他是個品學兼優的學生，又很有社會活動能力。對於這樣一個學生，不能不在校長張伯苓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當時那種世態炎涼的社會裡，張伯苓不因周恩來的清貧而漠然視之，相反，他很賞識、關懷周恩來。他免去了周恩來的學費、書費、宿費，讓周恩來業餘幫助學校做些抄寫、刻字的雜事。周恩來常到他家中去，師生倆經常進行長時間談話，內容涉及社會問題和國家大事。

周恩來於1917年）六月中學畢業后，在日本留學一年多。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周恩來回到天津，九月南開大學成立，張伯苓准予周恩來免試入文科學習。十二月，張伯苓委託周恩來在修身班上向全校師生宣布改革大綱。這是張伯苓對周恩來的最大信任，也是周恩來對張伯苓辦教育的有力支持。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不久，北平和平解放。張伯苓的老朋友傅作義擔心張伯苓在重慶的安全，便找到周恩來。周恩來正要想辦法透露消息給張伯苓，不讓他去台灣。隨後，輾轉託香港的南開校友，以“無名氏”署名的信件，向張伯苓傳達了上述信息。張伯苓知道這是他的學生周恩來對他的關照和愛護，頓覺豁然，下決心婉言拒絕蔣介石、蔣經國之邀。當周恩來聽了傅作義報告的“張伯苓沒有走、希望北歸”的消息后，很高興。1950年5月3日，張伯苓夫婦乘飛機北歸。北京有關部門按照周恩來的指示妥善接待。張伯苓回到天津后，天津市長黃敬曾給予關照。

1916年十月底，天津南開中學校長張伯苓應瀋陽基督教青年會的邀請，來到瀋陽講學，在瀋陽青年會對青年教友作了一次講演。講題是“中國之希望”。這時張伯苓年屆40，正當壯年，辦學有成，他創辦南開中學已滿12周年，積累了豐富的對青年進行教育的經驗。以他口若懸河的天津話和善於鼓動的激情，打開了青年聽眾的心扉，掌聲一次又一次地震撼了講演大廳。

台下聽眾席中有一位顯赫人家的子弟，東北三省督軍大帥張作霖的16歲公子張學良。此時的張學良正是一位享受優越生活無所作為的富家紈絝子弟，前來聽講只是由於慕名張伯苓的辦學業績，同為基督教教友，抱著好奇心來獵奇的。但在他當時的二八年華，正是青年人憧憬未來征程，為國家和社會的前途躊躇苦悶、思想多變的時期。張伯苓講到國民對國家的責任時講出了一句語驚四座的話：“中國不亡吾輩在！”在張學良的頭腦中引起了震撼。張伯苓道：“每個人都要自強，只要人人有了自我，中國就亡不了。我們必須有這麼想的氣概，不管人家怎麼說，自己要有這種信念！”這幾句話對張學良他起到了撥霧指迷的作用。張學良聽了張伯苓的講演詞，張伯苓的聲影在張學良的頭腦中深深打下了難忘的印記。

張伯苓出於復興中華愛國心在天津創辦了南開大學、南開中學、第二南開女中，又在重慶創辦了南開中學。他白手起家創辦這4所學校，其經費是從社會上一點點募捐而來，由此他得了個綽號：“化緣和尚”，用“私立民有”的教育實踐，矗起教育家豐碑，社會各界感念張伯苓辦教育的赤誠，紛紛慷慨相助，使得張伯苓募集了數百萬資金，他自己分毫不沾，捐款一一登記建賬，賬目完全公開化。張伯苓退休后，與僅有的一份工資也“拜拜”了，晚年完全靠3個兒子贍養。去世時房無一間，地無一畝，亦無存款，口袋中僅有6元7角錢。

1949年1月，北平解放不久，傅作義將軍給當時住在北平的張伯苓長子張希陸打電話。張希陸到傅作義家后，傅興奮地說：“周副主席告訴我，過幾天鄧小平來再作商談，現在要想辦法透消息給張校長，不要讓他去台灣。”恰好中孚銀行總經理孫先生要去香港，於是商量請他到港后找金城銀行南京行經理王恩東（張伯苓的學生），請王設法將周恩來的挽留之意告知張伯苓，就說“老同學飛飛不讓老校長動”。“飛飛”是周恩來在南開上學時使用的筆名。不久，張伯苓收到了從香港寄來的這封信。他讀罷書信，頓覺豁然，領悟到這是學生周恩來對他的愛護。於是他下決心拒絕了蔣介石多次勸他與蔣同機飛赴台灣的要求。

張伯苓作為南開的創始人之一，一生對南開中學懷有特殊感情，但在他的晚年，卻被婉拒參加南開的校慶典禮，這幾乎成為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1950年10月16日晚，南開中學的一位老師到大理道張伯苓家找張的三子談話，大意是不要讓校長去參加第二天的校慶。轉天早上，天空下起了細雨，張伯苓穿起雨衣要去南開中學。三子張錫祚說：“外面下雨了，爸爸您還是別去了，他們不太歡迎您去。”張伯苓聽出話中意思，脫下雨衣說：“好，既然下雨了就暫時不去吧!”張伯苓為此內心痛苦極了，但外表依舊保持著鎮定，一點兒也看不出頹唐的樣子，在家中依舊談笑風生。

1951年2月14日，張伯苓中風不語，生命危在旦夕。南開校友會會長閻子亨提議為校長寫一遺囑，大家公推和張校長最接近、相處時間較長的黃鈺生起草。那時，他雖然不能說話，但聽力還好，心裡也清楚。黃鈺生一段段念，他一段段點頭表示同意。當時在場的還有王夫人，校長的子、媳三人。張錫年的愛人最後還大聲問老先生：“您說寫得行不行？”張伯苓挑起大拇指來表示讚賞。這個遺囑有以下幾

“余致力於教育事業垂五十年。凡余所致力之科學教育、健康教育、愛國教育而力有未逮者，今在人民政府之下，一一見諸實施。”“余所嘗效力之南開大學、南開中學、南開女中、南開小學、重慶南開中學，眾將在人民政府之下日益發達。”“今日之人民政府為中國前所未有之廉潔的政府。其發展生產，友好蘇聯之政策，實為高瞻遠矚之政策。凡我同學，宜竭盡所能，合群團結，擁護人民政府，以建設富強康樂之新中國。無限光明遠景，余將含笑九泉以待之。”

張伯苓故居

張伯苓故居坐落在和平區大理道78號，原天津英租界的新加坡道（SingaporeRoad）39號，為天津市文物保護單位和天津市歷史風貌建築。張伯苓故居始建於1920年代中葉，是磚木結構的三層英式別墅，機磚牆身，多坡式瓦頂，屬於折衷主義建築風格。室內裝潢均為菲律賓原產的木製地板、門窗和樓梯，並配有巴洛克式壁爐，裝修講究。房屋前後有寬敞的庭院，種有名貴的花草樹木，環境幽雅。張伯苓夫婦於1950年9月15日帶著周總理的一片關懷從北京回到天津，便租住於此。

紀念活動

2016年4月5日，是張伯苓誕辰140周年紀念日。南開大學舉辦了祭掃、座談活動，全國政協常委、張伯苓教育思想研究會顧問、張伯苓先生嫡孫張元龍，南開大學校黨委書記、南開校友總會理事長薛進文，校長龔克以及張伯苓先生的親屬代表，南開大學、天津南開中學、天津第二南開中學師生代表，各界南開校友代表，張伯苓教育思想研究會代表參加活動。

張伯苓傳記

《百年家族：張伯苓》（作者：侯傑、秦方）

《重讀張伯苓》（作者：沈衛星）

《中國奧運先驅者——張伯苓》（作者：孫海麟）

《張伯苓在重慶》（主編：宋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