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銀行

金城銀行由中國近代金融界知名人士周作民於1917年5月15日創辦，其主要股東多為軍閥官僚，是中國重要的私人銀行之一。金城銀行“名曰金城，蓋取金城湯池永久堅固之意”，最早總行設於天津，先後在京、滬、漢等地開設分行。由於經營得法，業務發展迅速，1936年金城銀行的存款達1.83億元，一度超過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居私營銀行首位。1936年總行遷往上海，天津改為分行。1952年12月金城銀行參加天津金融業公私合營，與其他銀行合併組成統一的公私合營銀行。

金城銀行創辦時實收資本50萬元，1927年增至700萬元。當時最大的股東為安徽督軍倪嗣沖和安武軍後路局總辦王郅隆，共占創辦時實收資本的56%。

民國時期，金城銀行、鹽業銀行、中南銀行、大陸銀行被金融界統稱為“北四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華北的金融業務。在北四行的資金運用中，鹽業銀行總經理吳鼎昌喜歡購買公債和外幣債券；大陸銀行總經理談荔孫對購置房地產情有獨鍾；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則把投資工商業視為“天職”。金城銀行曾經明確地指出：銀行與工商業本來有著絕對緊密的關係，工商業發達，銀行才可能發達。金城銀行投資民族工業的做法突出反映了近代銀行資本滲透、控制產業資本的趨勢，它在扶持近代民族工業方面所起的積極作用得到了後世的肯定與推崇。

1927年前，北洋軍閥官僚及金融權要所佔股本額居絕對支配地位，對財政、鐵道兩部放款較多。先後單獨或與同業合作經營通成貨棧公司、太平保險公司、誠罕信託公司等。1927年後，向南京國民政府靠攏，得到政府大量財政援助。經營重心逐漸南移。抗戰前，該行規模和存款總額，在私營銀行中長期居於第二位，資本最高時達700萬元。抗戰時期，該行總行在上海租界繼續營業，指揮淪陷區各地分支行，但銀行業務從此發展減慢。1948年，國民黨實行金圓券政策，該行被迫出售了過去陸續積累的外匯。新中國成立后，改組為公私合營銀行。

周作民於1884年(清光緒十年)2月12日出生於江蘇淮安一個教書先生家庭。周作民自幼隨父讀書，15歲時轉入東文學堂讀書，師從著名學者羅振玉。1902年前往廣東，進入廣東公學，學費由該校教師羅振玉傾力相助。1906年周作民以優異成績考取廣東官費赴日本留學，入京都第三高等學校，兩年半后，廣東官費因故停發，他只得輟學回國。1908年秋，周作民在南京法政學堂任翻譯，並在業餘時間自學財經。辛亥革命后，周作民擔任南京臨時政府財政部庫藏司科長，走上仕途。1912年隨臨時政府北遷，在財政部繼續供職。1913年任庫藏司司長。1915年周作民離開財政部，任交通銀行總行稽核科科長，后又兼任國庫科主任，從此開始了他的銀行生涯。

周作民一手創辦金城銀行，為它傾注了畢生的心血。1917年金城銀行成立后，周作民充分 利用政治勢力，左右逢源，業務得到迅猛發展。僅僅經過3年時間，在華北就獲得了與中國、交通、鹽業3銀行並列的地位，奠定了發展基礎。金城銀行通過大量購入北洋政府公債、國庫券和進行財政性投放等方式，既獲得了巨額利潤，又為北洋政府渡過財政困難提供了支持。1921年，金城銀行與鹽業、中南等銀行組成聯營機構，後來大陸銀行也加入。至1927年金城銀行資本總額已經增700萬元。

北洋政府倒台後，周作民積極向國民黨政權靠攏，先後擔任國民黨政府財政委員會委員、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等職。在銀行業務上，他逐漸將重心南移，並在廣州、香港設立分支機構。1935年，金城銀行董事會決定由周作民擔任總董兼總經理，集大權於一身。1936年1月，金城銀行總行遷至上海。

1935年，在國民黨政府親日外交的推動下，周作民曾和吳鼎昌一起率領經濟考察團訪問日本。回國后，周作民擔任中日貿易協會副會長。抗戰爆發后，周作民被任命為農產調整委員會主任委員，但他很少過問。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他一直在成為孤島的上海租界里指揮著淪陷區金城銀行各地分行的業務活動。太平洋戰爭爆發時周作民正在香港，日軍佔領香港后被拘捕。1942年3月，被日軍遣送回滬。日方想與他合作，但周作民除了擔任金城銀行和有關的投資銀行職務外，假託身體有病，未出任任何職務。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特務對周作民進行恐嚇及敲詐，后經過張群、吳鼎昌等疏通，經蔣介石批准，知照有關軍、政、司法機關對他進行保護。1948年8月，國民黨政府進行幣制改革，發行“金圓券”，迫使各商業銀行出售黃金、外匯，向“中央銀行”繳存現金。金城銀行也被迫交出原來陸續積累的外匯。當時，蔣經國任上海區經濟管制督導員，對上海金融界頭面人物進行威脅，要周作民交出私人外匯，並規定非經他允許，周作民不準離開上海。但在美國人陳納德的庇護下，周作民還是安然離開上海前往香港。

1951年6月，在共產黨方針政策的感召下，周作民由香港回到北京，他是解放后私營金融業領軍人物中第一個回歸大陸的。周作民回歸后，受到黨和政府的重視和照顧，特邀他任全國政協委員。1951年周作民組織由金城、鹽業、中南、大陸及四行儲蓄會改組成立的聯合信託銀行實行五行聯營、聯管，並出任董事長。1952年12月，60家合營銀行和私營銀行實行統一的公私合營時，他任聯合董事會副董事長。在私營金融業的企業改造中，帶動其他同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1955年3月8日，周作民因心臟病猝發，在上海逝世，享年71歲。

金城銀行在1917年創立時，資本額定為200萬元，實收50萬元。1919年1月收足200萬元后，又將額定資本增為500萬元，至1922年3月收足。金城銀行資本來源中，軍閥官僚的投資所佔比重很大，創辦時佔90.4%，收足200萬元時還佔82.1%。1922年資本收足500萬元時，工商業者、金融業者及一般散戶的投資大大增加，合計比重由1919年的17.15%上升為32.15%。工商業者投資增多，是由於部分軍閥官僚舊股東不能按比例增認，而總經理周作民也有意識地著重吸收一般中小產股東，以便擺脫幾個大股東的約束，同時他又處心積慮地以本行資金收購股份充作所謂行股。1923年，該行資本再增為1000萬元，至1927年4月實收700萬元，此時行股達到89.8萬元，占資本總額的12.84%，1935年更佔19.24%，而新舊軍閥官僚的股份僅佔總額的16.88%。全國解放后，金城銀行遵令增資為人民幣115200萬元，其中天津分行2400萬元。

金城銀行創建后，由於資本雄厚和銳意經營，存款業務開展很快。1917年至1920年存款由404萬元增至1198萬元。其存款來源大多為軍閥官僚和機關大戶，定期存款的比重也愈來愈大。1917年定、活期存款的比例分別為22.02%、77.98%，至1927年分別為68.26%、31.74%，存款總額也增至3498萬元。20世紀3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華侵略，工商業蕭條，國民政府增發公債引起銀行信用擴大；1933年“廢兩改元”后，錢業衰落；金城銀行巧妙利用以上因素大力擴展業務。1934年和1936年，存款總額分別達到14000萬元、18000萬元，超過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居全國私營銀行之首位。抗日戰爭爆發后，金城銀行業務重心轉移到南方，其存款業務日漸萎縮。1937年該行存款總額為3億元，但存款性質已發生了變化，活期存款與定期存款比率分別為70%、30%。至1948年12月，活、定期存款的比率分別為93.08%、6.92%。

金城銀行對工商放款有自己的特點：第一，放款集中於少數重點戶，主要投放於與投資有關的企業和自營企業。以1919、1923、1927年三年的工業放款為例，放款金額在10000元以上的大戶分別佔總戶數的56.25%、30.97%、39.2%，而金額則分別佔99.42%、95.54%和98.17%。1937年6月對有投資關係的35戶企業的放款，占放款總額的57.79%，而對為數達1346戶沒有投資關係企業的放款，只佔總額的42.21%。第二，在工業放款中，主要投放於四個行業；即棉紡織、化學、煤礦和麵粉工業。1927年，四個行業占工業放款的比重分別為46.08%、19.04%、10.40%和8.52%；1937年，前三個行業分別佔53.08%、16.96%和16.45%。金城銀行對化學工業放款主要對象是永利化學工業公司。永利試製洋鹼時期，該行曾單獨予以60萬元巨額放款進行扶植，使水利公司的“紅三角”牌純鹼進入國際市場。1937年6月，該行對永利的放款高達245.5萬元。此外，金城銀行還對煤礦、麵粉廠、紡織廠都曾有過巨額放款。

據統計，從1917年至1927年，金城放款的工礦企業有100多家，放款的重點是“三白一黑”，也就是紡織、化工(制鹼)、麵粉、煤礦四大工業。金城對工礦企業的放款從1919年的83萬元，到1923年增至近700萬元，增加了近8倍，在五類放款對象中占居首位。另外，放款在1萬元以上的有紡織業22家、化學工業6家、麵粉業10家、煤礦11家、食品4家、煙酒2家、印刷2家、建築業2家、機電2家、皮革2家。金城對華北資源的開發和產業的發展作出的貢獻，受到社會各界的讚譽。

金城銀行對民族工業的投資和放款可以分為兩個階段。1917—1927年是金城銀行產生、成長的10年，它在極力爭取大中小戶存款的同時，十分注意對工商業放款，成為其運用資金的一個重要出路。這個時期，金城銀行的放款增加很快，1923年的放款總額比1919年增長1倍多，而對工礦企業的放款增長了3倍多，商業放款只增長不到50%。金城銀行逐漸把業務的重心轉移到支持工礦業發展的基礎上來。

從30年代起，金城銀行的投資也逐漸增多，1934年後尤為顯著，到抗戰前夕的1937年6月，投資金額為1000.3萬元，比1927·年的164萬元增加了5倍多。投資95個單位，其中工礦及交通運輸企業59'個，商業及金融業34個。該行投資企業有幾種不同情況：（1）從處理廠基押款進而收購或代管；（2）承受放款擔保品轉作投資；（3）直接參加投資；（4）因代各該企業經理、募集公司債的關係而後參加投資；（5）購買股票的一般投資。此外還為靠攏四大家族，而在他們的企業入股並投資其子公司。除重點投資外，金城銀行還利用資金的方便，直接設立自營的附屬企業，主要有經營商貿的通成公司、專營公債買賣的豐大號和太平保險公司，其中太平保險公司後來成為華商保險業的“巨擘”。

從創辦時間上看，金城銀行成立於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當時產業資本的需求和北洋政府的公債政策催生了包括金城銀行在內的一大批商業銀行。當時許多商業銀行也將扶助民族工商業的發展作為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而金城銀行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家。金城銀行對發展民族工商業的重要性有清楚的認識。在1918年12月29日的董事會上，金城銀行就明確指出：“銀行與工商業本有絕大關係，工商業發達，銀行斯可發達，故銀行對於工商業之投資，自系天職。而投資之目的則有二：1.專謀營業上之利益;2.助長工商事業之發展。……歐戰既平，世界經濟之競爭日益劇烈，中國工商業似應及時發展。銀行事業與工商業有密切之關係，如前所述，將來如有新發生之事業，或對於重要之工商業，須結合團體組織、銀行、公司之類，本行為發展營業起見，或須分投資本亦未可知。”

1917-1940年金城銀行機構設置

設立年份 機構名稱

1917年 北京分行、上海分行

1918年 漢口分行

1919年 天津東馬路辦事處、蚌埠辦事處

1920年 南京下關辦事處

1922年 哈爾濱辦事處、滬南辦事處、北京南城辦事處 .

1923年 鄭州代理處

1925年 包頭儲蓄處、張家口辦事處、綏遠辦事處

1927年 大連分行

1929年 武昌辦事處

1931年 上海靜安寺路辦事處、天津梨棧儲蓄分行、哈爾濱分行、南京分行、蘇州辦事處、青島分行、

上海曹家渡辦事處、鄭州辦事處、北平東城辦事處、上海八仙橋辦事處、青島山大辦事處、

上海北四川路辦事處

1933年 南京城北辦事處、蘇州胥門辦事處、常熟辦事處、長沙辦事處

1934年 北平西城辦事處、北平南城辦事處、上海西門和平路辦事處、保定辦事處、潼關辦事處、許昌辦事處

1935年 新浦辦事處、北平北城辦事處、新鄉辦事處

1936年 天津分行、廣州分行、重慶辦事處、廣州惠愛路辦事處、香港辦事處、同里辦事處

1937年 彰德辦事處、上海霞飛路辦事處

1938年 上海愚園路辦事處

1939年 天津倫敦道辦事處

1940年 天津河東辦事處

香港中資銀行之一。金城銀行成立於1917年，總行設於天津，是當時的重要商業銀行之一。1922年與鹽業銀行、中南銀行及大陸銀行組織四行儲蓄會，形成“北四行”集團。1936年初，總行遷往上海，業務重心由華北移至南方，分支機構遍布全國各省市。以京、津、滬、漢、渝為重點，並於同年10月增設香港辦事處。於1951年9月參加公私合營。1980年10月，總行改稱為總管理處，遷址北京。1989年4月，接受中國銀行投資，成為中國銀行全資附屬企業。到1993年底，在九龍、新界各區共有34家分支行，職工逾千人。1993年底資產總值達670億港元。據英國銀行家月刊的統計，金城銀行1993年在世界l000家銀行中排名第498位。

2014年7月25日，銀監會正式對外披露，已批准三家民營銀行的籌建申請，其中，天津金城銀行位列其中。另兩家分別為深圳前海微眾銀行和溫州民商銀行。天津金城銀行以華北集團和麥購集團兩家民企為主發起人。

1927—1937年，國內外形勢發生較大的變化，金城銀行在支持民族工業發展方面採取了一些新的措施，業務大幅度擴展。這一時期，金城銀行對工礦業的放款金額常年占該行放款總額的25%左右，但絕對數額有了大幅提高。紡織工業仍是金城銀行這個階段放款與投資的重點。在正常情況下，紡織業資金周轉快，借款期限短，利潤較高。1927年後，銀行業開始向紡織企業大規模投資，或收買、代管。20世紀30年代后，中國紗業發生危機，許多紗廠不得不走上以廠抵債的道路，金城就與中南銀行合作，以放款轉化為資本的方式，相繼收購了上海溥益紗廠、天津北洋紗廠，又代管天津恆源紗廠，對大生紗廠也作了大量資金投放。

為了有效管理有關紗廠，金城、中南兩行組織了專門的機構——誠孚信託公司。1935年，金城、中南兩行聯合將誠孚信託公司買進，並將資本總額增為100萬元，金城、中南兩行各佔一半。董事長由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擔任。誠孚信託公司在上海管理新裕紗廠、在天津管理北洋紗廠，並代管恆源紗廠，另開辦誠孚鐵工廠，製造紗廠所需的機件。還辦新華印染廠，使紡織染聯成一體。為了替銀行提供管理紗廠的人員，擴大在紡織界的勢力和影響，又開設專門的紡織人員培訓機構。經過努力，不少紗廠業務好轉，轉虧為盈。

金城銀行的大規模企業投資，與周作民早年留學日本的經歷有關，他頗想效法日本三井、三菱、大倉等株式會社的壟斷，將金融資本滲透到產業資本中。周作民對於促進銀行資本和產業資本結合的慾望是非常強烈的，並積極付諸了行動。金城銀行通過債權控制、股權滲透和人事參與等方式參與民族產業的發展，不僅大大深化了銀行對工業企業的聯繫和相互依賴程度，而且也強化了銀行對工業企業的控制。與單純的放款相比，銀行不僅獲得企業的股票股息或公司債券利息，還可以獲得代理髮行股票或公司債券的手續費，以及承募股票或公司債券的酬勞費二項收入，增加了贏利的增長點。此外，由於銀行直接參與了企業的經營，也大大降低了信用的風險。這同時反映了周作民仿照日本三菱、三井、大倉等壟斷組織，以銀行資本滲入工業，與產業資本相結合，做一個“有權勢的金融家”的意圖。

金城銀行對中國化學工業、尤其是對永利制鹼公司的資助已經成為我國金融史上的一段美談。永利制鹼公司為久大精鹽公司總經理范旭東發起創辦。范旭東是中國化學工業奠基人之一，著名愛國實業家。他1914年創辦久大精鹽公司，1917年創辦永利制鹼公司。純鹼(碳酸鈉)是玻璃、造紙、紡織、染料、食品等許多工業的基本原料之一。而當時中國鹼業市場向來為英國卜內門化學工業公司所壟斷。永利1921年在天津塘沽建立鹼廠，1924年開始出鹼，1925年逐漸增產試銷，是當時國內唯一的大規模的鹼廠。但這卻引起卜內門洋鹼公司的注意。卜內門洋鹼公司千方百計想要收買，收買不成，就企圖扼殺這個中國的新興企業，但最終沒有得逞。而永利制鹼公司得以生存、發展，除技術方面得力於范旭東的老友侯德榜外，在資金方面則得力於金城銀行的支持。

早在1921年，永利創辦，成敗未可預定時，金城銀行就獨立資助，與其訂立透支10萬元的合同，此後透支數額逐年增加，1924—1925年增加到15萬元，1925年超過60萬元。在當時這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字，需要冒著極大的風險。永利試製純鹼的過程前後經歷了八九年時間，資金嚴重短缺，想再招股，連股東都不肯再繼續投資，其他銀行也不敢放款。永利籌建期間，曾欠了金城銀行好幾十萬元的債款。使永利債台高築，風雨飄搖，前途未卜。金城的同人都非常恐懼給永利的放款難以收回來。周作民放款給永利的決定，遭到部分董事和天津分行負責人的非議和反對。而周作民認為，范旭東脾氣耿直，自信力強，有勇往直前的創業精神，做事扎紮實實，為人堅守信用，制鹼又是極有前途的民族工業，他的事業不會不成功，堅決主張貸款支持永利，他囑咐天津分行照著去做，責任由他承擔。周作民這次放款，既表明了他對范旭東的相知之深，也反映了作為一個銀行家的膽識。後來他每逢說到永利在困難處境時，他是如何排除阻力予以支持，總是津津樂道地認為自己“有眼光，有氣魄”。

在金城巨額資金的支持下，永利順利渡過難關，生產日趨順利，產量大增，成本下降，產品質量提高。1928年，永利的“紅三角”純鹼在美國建國150周年博覽會上得獎，信譽蒸蒸日上，逐步將洋鹼逐出國內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