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共租界

1843年1 1月，根據《南京條約》的規定，上海成為向外商開放的通商口岸。12月，上海道台與英國領事劃定了外灘英國租界的南北界限。1844年，已經有英資怡和洋行、寶順洋行租借了一批土地。1845年，中英會訂《上海土地章程》。1846年，英租界的西界也被確定（今河南路）。

1848年11月27日，英租界的西界推進到今西藏路。同年，上海地方官允許美國聖公會傳教士的要求，在虹口開闢美國租界。

1853年9月7日，小刀會佔領上海縣城，從此中國政府失去對租界的控制。1854年7月11日，上海英法租界聯合組建獨立的市政機構“上海工部局”，建立警察武裝，正式形成第一個後來真正意義上的租界——國中之國。

1862年，法租界退出聯合，自設公董局。1863年9月，英國和美國在上海的租界正式合併，統一由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管理。

1899年5月，上海公共租界大規模擴展，面積擴展到33503畝（22平方千米），東面擴展至周家嘴（今平涼路軍工路轉角處）；北面的邊界到達上海、寶山2縣的交界處；西面一直擴展到靜安寺。整個租界劃分為中、北、東、西4個區。

在五卅運動之後，大規模越界築路基本停止。上海公共租界繼續向外擴張的態勢趨於穩定下來。在蔣介石主政的南京十年的黃金時代，上海公共租界的繁榮達到頂峰。

1937年8月13日－11月10日的淞滬會戰中，日軍 將公共租界北區和東區作為進攻中國軍隊的基地，北區和東區的日佔區遭到中國多個軍團的猛烈進攻，70%地區在戰爭中受到嚴重破壞。公共租界的主體部分中區、西區及西部越界築路區域分別由英國、美國和義大利軍隊防守，繼續在戰爭中保持中立達四年之久。位於區內的中國機構照常運行。這些地區又擠進了40萬中國難民。

1940年，由於歐洲戰事爆發，駐滬英軍撤退。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駐公共租界的中區、西區。

1943年1月，美、英兩國審時度勢，廢除了歷史上與清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與戰時陪都重慶的國民政府改訂了新的條約，放棄了治外法權和在華的一切租界，至此從法理上存在了百年的上海公共租界宣告結束。

1943年8月，日本佔領下的汪偽政權曾象徵性地從日本方面“接收”上海租界。

公共租界收回以後，仍是上海最繁盛的中心區。

統一行政后的上海市政府就設在原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1955年遷往外灘原滙豐銀行大樓。現在則位於由當年的上海跑馬廳改建而成的人民廣場。實際上始終沒有離開原公共租界的範圍。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是上海公共租界內的最高行政管理機構，是設于于租界內的政府，擁有警察。但是司法機構還有獨立的“會審公廨”，即法院。

工部 局主要控制在英國手中。美國也部分參與工部局的管理工作。1920年代，費信惇（Stirling Fessenden）擔任工部局總董。從1873年起，在工部局董事會中為德國人保留1個席位。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這個席位被移交給日本。1928年後，工部局為華董增加3到4個席位。

上海公共租界的行政體制與上海法租界完全不同，後者是法蘭西殖民帝國的一部分，受法國駐印度支那總督的支配，而上海公共租界是當地外國僑民的地方自治體，並不直接受任何外國領事，甚至是英國領事的支配和管理，是一個高度自治的自治體。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成立於1854年8月，分區捕房共14個：

中區：

1.中央捕房（1854～1943）：福州路（江西路西面）。

2.老閘捕房（1860～1943）：南京路、六合路。1925年5月30日下午3時37分，守衛老閘捕房的外國巡捕向和平請願的遊行隊伍開槍，打死4人，打傷9人，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

西區：

3.靜安寺捕房（1884～1943）愚園路。

4.新閘路捕房（1899～1943）。

5.戈登路捕房（1909～1943）戈登路、康腦脫路轉角處。

6.成都路捕房（1933～1943。

7.普陀路捕房（1929～1943）：戈登路。

北區：

8.虹口捕房（1861～1943）閔行路。

9.匯司捕房（1898～1943）：海寧路。

東區：

10.格蘭路捕房（1891～1943）格蘭路與平涼路轉角處。

11.匯山捕房（1903～1943年），茂海路。

12.嘉興路捕房（1907～1943），湯恩路，轄區內主要為日本僑民。

13.榆林路捕房（1925～1943）位於華盛路與齊物浦路間的榆林路。

北區越界築路：

14.狄思威路捕房（1912～1943）：轄區為以下各條馬路：北四川路延長線，江灣路（從北四川路至體育會路，包括靶子場、虹口公園和游泳池），狄思威路，竇樂安路（包括松慶里、豐樂里和紀家花園），白保羅路和赫林里，施高塔路（從江灣路到祥德路），及附近地區。

開闢租界之初，實行華洋分居政策，包括為洋行服務的買辦（主要來自寧波和廣東）都不允許住在租界。租界內只有當地農民大約500人。

1853年9月7日，小刀會攻佔上海縣城，當地2萬華人逃進租界。1860年，太平天國進攻蘇州，又有50－70萬難民湧入上海租界。外商乘機建造大片石庫門房子出租牟利。從此形成華洋雜居的格局。

戰事結束，難民返鄉，租界人口有所回落。但隨著租界工商業迅速繁榮，和租界的擴展，又有大批江蘇、浙江以及廣東等省居民，乃至海外華僑進入上海公共租界，或創業，或謀生。特別是歷次的戰亂，都造成租界人口的猛增。至1932年，上海公共租界內有華籍居民1,040,780人。

抗戰時期，上海公共租界的中、西兩區成為孤島，又湧進40萬難民。刺激租界內房地產業、商業、金融業和服務業的空前繁榮。但也造成人口密度過大，多數百姓居住問題無法解決，居住狀況趨於惡化。

1928年後，工部局為華董增加3到4個席位。

1843年上海的英商及傳教士共26人，他們是最早的一批來滬外僑。英國僑民中，主要是從事大宗進出口貿易的商人，其中不乏在海外已有產業根基的望族。在上海的各國外商中，英國商人佔有主導地位。1865年，住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國僑民達到1372人，占各國僑民總數的60%。

太平天國戰爭結束以後，上海的房地產業降溫，英僑人數也下降到1870年的894人。不久又逐漸恢復，1935年，住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國僑民達到62210人。

在工部局董事會成員中，英籍董事一直佔有多數席位，居於主導地位。

在上海，美國僑民的經濟實力僅次於英國。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他們的地位又有所上升。1935年，住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美國僑民超過20000人，另有16000人住在法租界。

在美國僑民中，傳教士佔有一定數量，他們在租界內外設立教堂、醫院和學校，其中包括幾所大學：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和東吳大學法學院。

在工部局董事會中，美國的勢力僅次於英國。1920年代，費信惇（Stirling Fessenden）擔任工部局總董。

美國僑民在外僑中的生活水平最高。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德國人在上海的經濟實力僅次於英美兩國，尤其在製藥、印染行業佔有優勢。從1873年起，在工部局董事會中為德國人保留1個席位。至1915年，公共租界內有德僑約1155人。

戰後，公共租界德國僑民一度銳減到1920年的280人，法租界只有9人。後來又逐漸回升。

1871年中日建交以後，日本人陸續進入上海。早期來滬的日本人多數聚集在虹口吳淞路、武昌路一帶經營照相館等小本生意，或經營妓院謀生。1915年，公共租界內的日僑已達到71690人，人數居各國僑民之首。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紡織業大規模投資上海。1923年上海——長崎定期航線開設，公共租界內的日本僑民繼續增加，1935年突破2萬人，超過外國僑民的半數。他們仍然主要聚居在在虹口吳淞路一帶，以及北區越界築路的北四川路（北段）、狄思威路等處。

1915年以後，在工部局董事會中，為日籍董事留一到兩個席位。

公共租界的東區、北區在歷次戰亂中曾多次劃為日軍的防區。1932年和1937年兩次淞滬戰事中，日軍將該區域作為進攻中國軍隊的基地。並以海軍陸戰隊代替租界巡捕，公共租界在事實上被分割成兩部分，蘇州河以北地區成為日軍控制的勢力範圍。人稱“上海日租界”。

19世紀，有少量世居巴格達的猶太富商在印度立足后，又前來上海發展，他們一般都取得了英國國籍。其中包括沙遜家族和嘉道理家族。當然也有像哈同那樣來上海后才致富的暴發戶。這部分猶太人經營大宗貿易，在房地產業也舉足輕重，是上海的豪門望族。

俄國革命以後，開始有大批俄國猶太人取道哈爾濱移居上海。他們約有1000多人，控制了毛皮買賣，也有一些專業人士在醫務、建築、法律、音樂等行業工作。主要居住在虹口提籃橋華德路摩西會堂附近一帶。

1938年開始，從德國、奧地利、波蘭有2萬猶太人逃避納粹迫害，來到世界上唯一不需要護照就可進入的上海。他們也集中居住在提籃橋一帶。

1943年2月18日，日軍將14245名猶太人遷入虹口隔離區內。他們艱苦創業，在隔離區內開設了307家店鋪，人稱“小維也納”。

上海公共租界的葡萄牙人多數來自澳門，屬於歐亞混血種人，在英美機構中擔任低級職位。在1920和1930年代，他們的人數穩定在1000多人。

1884年，工部局警務處成立印捕股，從印度旁遮普邦招募來錫克族巡捕。1935年印籍僑民人口總數達到23410人。(參看：紅頭阿三)

上海公共租界的路名的特點是，以中國地方和外國人物命名。在中區，南北向馬路通常以中國各個省份的名稱命名，例如浙江路、江西路和四川路，東西向馬路通常以各個通商口岸城市的名字命名，例如九江路、漢口路和福州路，南京路和北京路則分別紀念兩個開放中國的條約。在西區，有一些道路以東南亞的殖民地命名，例如檳榔路、澳門路、星加坡路；東區道路多數曾以印度城市命名，但在1915年更換為以中國城市命名，如麥特拉司路、巴特維亞路（后均改為平涼路）、山達剛路（今定海路）、孟買路（今河間路）、勒克諾路（今寧武路）、倍耐爾司路（今海州路）等。公共租界內也有一部分路名是以外國人名命名，例如愛多亞路紀念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麥特赫斯脫路（Medhurst Road）紀念英國領事麥華陀，鄧脫路（Dent Road）紀念鴉片商人顛地，此外還有戈登路（Gordon Road）、文監師路（Boone Road）、赫德路（Hart Road）、哈同路和西摩路等等，其中許多都與上海公共租界有關，並且以取得實際成就者居多。

1936年10月1日，上海公共租界第一次以一位華人為道路命名：將中區與西區的分界線、南北向幹道西藏路改名為虞洽卿路，並且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慶祝活動（1943年汪精衛政府接收租界，又恢復原名西藏路）。

英商怡和洋行

英商太古洋行

英商寶順洋行

美商旗昌洋行

德商禮和洋行

丹麥寶隆洋行

英資滙豐銀行

英資麥加利銀行

英資有利銀行

美資花旗銀行

美資大通銀行

德資德華銀行

俄資華俄道勝銀行

日資橫濱正金銀行

日資台灣銀行

法資東方匯理銀行

荷資荷蘭銀行

荷資安達銀行

比資華比銀行

中國銀行

中央銀行

交通銀行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中南銀行

中國通商銀行

金城銀行

鹽業銀行

浙江興業銀行

四明銀行

新華儲蓄銀行

大陸銀行

19世紀後期，公共租界內的華人商業以距離舊城廂較近的廣東路及福州路最為繁盛。

20世紀初，隨著上海公共租界的擴展，中區的南京路迅速興起，並形成為全中國最繁榮的商業街。英資惠羅公司（Whiteaway laidlaw）、福利公司（Messrs.Hall and Holtz）、匯司洋行（Weeks and Company）和泰興洋行（Lane Crawford）都彙集在東段四川路口附近，稱為早期四大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華人資本的永安公司、先施公司、大新公司、新新公司陸續在西段浙江路到西藏路之間開設，規模超過早期四大公司，也稱為四大公司。別發洋行（圖書）。

此外，北區的北四川路及西區的靜安寺路的商業也有所發展。

公共租界中區集中了上海大部分的主要旅館，外資旅館包括華懋飯店、匯中飯店、都城飯店，華資旅館包括揚子飯店 (上海)、東方飯店 (上海)、大東飯店 (上海)、東亞飯店(上海)、惠中旅舍 (上海)、大中華飯店 (上海)、大陸飯店 (上海)、爵祿飯店、中央飯店 (上海)、大江南飯店、中國飯店 (上海)、鐵路飯店 (上海)、吳宮飯店、遠東飯店(上海)。

也有少數例外，例如外資禮查飯店位於外白渡橋北側，華資旅館國際飯店、金門飯店位於靜安寺路，但是也都毗鄰中區。

從左向右:沙遜大廈、上海中國銀行大樓（外灘）和橫濱正金銀行大樓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隨著上海經濟的繁榮，上海公共租界的房地產業經歷了一次大發展。猶太富商經營的沙遜洋行和哈同洋行成為上海最著名的大地產商，英資業廣地產公司（Shanghai Land Investment Company）在1924年到1928年間的凈利潤上漲了145%。

英國公和洋行（Palmer and Turner）、德和洋行（Lester，Johnson&Morriss）、通和洋行（Atkinson&Dallas）、賚安公司（Leonard和Veysseyre）和鄔達克等這些建築師事務所也進入了他們的黃金時代，公和洋行設計了上海外灘建築群中將近一半的作品，其中堪稱代表作的有滙豐銀行大樓（1923年）、江海關大樓（1927年）、沙遜大廈（1929年）和中國銀行大樓（1937年）。20年代的革命和動亂不但沒有影響上海租界的繁榮，反而進一步抬高了地價。

公共租界中區集中了全上海絕大部分的報館。在英文報紙中，位於外灘17號的老資格的《字林西報》擁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其競爭對手包括《大美晚報》、《上海泰晤士報》、《大陸報》、等。中文報紙中，影響最大的則無疑是《申報》。

公共租界擁有數所公立醫院，位於蘇州河北岸的公濟醫院和位於靜安寺以西的宏恩醫院主要服務於外國僑民，前者委託給天主教修女管理；位於中區山東路的仁濟醫院則面向華人。美國聖公會在公共租界開設2所醫院：同仁醫院和廣仁醫院（后改名宏仁醫院）。

公共租界在未開發以前，已經存在一些中國人的佛教寺廟和道觀，例如靜安寺路西端的靜安寺和南京路上的虹廟。租界繁榮之後，又新建或遷入了一些廟宇，例如西區檳榔路（安遠路）與戈登路（江寧路）口的玉佛寺。此外，還有日本人興建的佛教東本願寺和西本願寺，都位於虹口。

在上海公共租界，基督教新教各個教派的教堂林立。其中一部分專供僑民使用，例如中區江西路九江路口的英國聖公會上海聖三一堂，南蘇州路圓明園路口的新天安堂（供聖公會以外的外籍僑民禮拜），以及地豐路（烏魯木齊北路）25號供內地會傳教士使用的公共禮拜堂（現名新恩堂）。當然數目更多的教堂是面向華人的。監理會的2座大教堂——西藏路慕爾堂和虹口崑山路景林堂都位於公共租界。美國聖公會江蘇教區的主教座堂設在越界築路區域的極司非爾路，即聖約翰大學內；它的第一座教堂救主堂在淞滬會戰之前一直位於虹口；在租界內還設有愛文義路（北京西路）351號的聖彼得堂等。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在東區的寧國路建立了中華總會，又在武進路183號設立了滬北會堂。浸信會不僅擁有可容納千人的上海懷恩堂（西摩路，今陝西北路375號），還有使用粵語的廣東浸信會堂（新鄉路66號）。同樣，長老會在竇樂安路（多倫路）設有鴻德堂，中華基督教會則在北四川路1802弄設有富吉堂（粵語）。其他的著名教堂還有北四川路1578號的宣道會守真堂、山東路倫敦會天安堂等。上海教會（地方教會）曾經長期租用哈同路（銅仁路）240弄文德里聚會，租界交還以後，在附近的南陽路123－145號建成可容納數千人的南陽路145號聚會所。

天主教在公共租界設立的第一座教堂是北區南潯路的虹口耶穌聖心堂，後來又在西區建立了大通路小德肋撒堂（今大田路370號），在東區倍開爾路（惠民路）694號建立了和平之後堂。

猶太人在公共租界建有數座猶太會堂，位於中區的博物院路20號（虎丘路42號）的猶太教阿哈龍會堂 現已拆除，改建為文匯報大廈，位於西區西摩路500號的猶太教拉結會堂（OHELRACHEL）（市教委）和東區華德路（長陽路）62號）的猶太教摩西會堂都保留至今。

公共租界的錫克教堂位於虹口東寶興路，供印度巡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