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圓券
解放戰爭後期中華民國政府發行的本位貨幣
解放戰爭後期中華民國政府為支撐其崩潰局面而發行的一種本位貨幣。1948年8月19日開始發行，至1949年7月停止流通。
抗日戰爭勝利后，解放戰爭爆發，戰爭使得國民政府軍費急劇增加，引起財政赤字直線上升。為了支付軍費大量印刷法幣。導致物價瘋狂上漲，國民黨統治區社會經濟面臨崩潰，1948年通貨膨脹達惡性時期，法幣急劇貶值，為挽救其財政經濟危機，維持日益擴大的內戰軍費開支，決定廢棄法幣，改發金圓券。
1948年8月18日，政府下令實行幣制改革，以金圓券取代法幣，強制將黃金、白銀和外幣兌換為金圓券。但由於濫發造成惡性通貨膨脹，致使大量城市中產階級因此破產，導致政府民心大失，成為國民黨內戰迅速失敗的原因之一。
國民黨為挽救其財政經濟危機，維持日益擴大的內戰軍費開支，決定廢棄法幣，改發金圓券。按照設計，國民黨政府用金圓券強制收兌法幣、特別是金銀及外幣。
城市上層中產階級，手中剩下的少許余財被束縛在金圓券上，平民百姓對國民黨事業的最後一點支持，也同金圓券一樣化為烏有。
國民黨政府1948年8月19日以總統命令發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規定自即日起以金圓券為本位幣，發行總限額為二十億元，限11月20日前以法幣三百萬元摺合金圓券一元、東北流通券三十萬元摺合金圓券一元的比率，收兌已發行之法幣及東北流通券；限期收兌人民所有黃金、
白銀、銀幣及外國幣券；限期登記管理本國人民存放國外之外匯資產。按以上要旨，同時公布《金圓券發行辦法》、《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中華民國人民存放國外外匯資產登記管理辦法》、《整頓財政及加強管制經濟辦法》等條例。
發行金圓券的宗旨在於限制物價上漲，規定“全國各地各種物品及勞務價，應按照1948年8月19日各該地各種物品貨價依兌換率摺合金圓券出售”。這一政策，使得商品流通癱瘓，一切交易轉入黑市，整個社會陷入混亂。
1948年10月1日，國民黨政府被迫宣布放棄限價政策，准許人民持有金銀外幣，並提高與金圓券的兌換率。限價政策一取消，物價再度猛漲，金圓券急劇貶值。
1948年10月11日，國民政府又公布《修改金圓券發行辦法》，取消發行總額的限制。
至1949年6月，金圓券發行總額竟達一百三十餘萬億元，超過原定發行總限額的六萬五千倍。票面額也越來越大，從初期發行的最高面額一百元，到最後竟出現五十萬元、一百萬元一張的巨額大票。金圓券流通不到一年，形同廢紙，國民黨政府財政金融陷於全面崩潰。人民拒用金圓券。
發行金圓券的最初目的是取代原來流通的法幣。
金圓券
宋子文為行政院長時，試圖以金融政策穩定法幣，拋售庫存黃金購回法幣。但因為法幣發行量仍在增加而沒有成果。1948年5月行憲選舉后，由翁文灝出任行政院長，王雲五被任為財政部長，開始籌劃貨幣改革。同時，蔣介石安排原財政部長、原任中央銀行總裁的俞鴻鈞亦擬定關於幣制改革的方案。俞鴻鈞組織的中央銀行專家為主的起草班子，認為法幣不作根本性改革還可以維持一定時限的局面，如從根本上改革，那就會垮得更快。
俞鴻鈞班子擬定的方案主要著眼於財政收入的增加和改善，建議仿照1937年用關金徵收關稅的辦法，所有納稅款和外貿結匯均使用這種特殊貨幣，而不致隨法幣一起貶值，這樣可使財政收入占財政支出的比例從10%多增加到40%或50%。但蔣介石對此並不滿意，認為不能收集舉國的金、銀、外匯民間儲備應付現實的困難局面。
1948年7月29日，蔣介石在莫干山召開會議研究發行金圓券事，謂王雲五所擬金圓券方案，設計挽救財政，收集金銀、外幣，管制物價，都是必要的措施。會上行政院院長翁文灝、外交部長王世傑、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表示同意。
1948年8月19日，國民黨召開中央政治會議，通過由翁文灝、王雲五提出的貨幣改革方案。當晚即由蔣介石以總 統名義發布“財政經濟緊急令”，作出全國廣播，並公布“金圓券發行法”，主要內容為：金圓券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厘，由中央銀行發行，發行總額定為20億元，金圓券一元折法幣300萬元，東北流通劵三十萬元。禁止私人持有黃金、白銀、外匯。凡私人持有者，限於9月30日前收兌成金圓券，違者沒收。
全國物價凍結在8月19日水平，與此同時，蔣介石派出經濟督導員到各大城市監督金圓券的發行。其中，上海作為全國金融中樞，由蔣經國為副督導，實際掌握上海的經濟情況。
金圓券發行的初期，在沒收法令的威脅下，大部分的城市小資產階級民眾皆服從政令，將積蓄之金銀外幣兌換成金圓券。與此同時，國民黨政府試圖凍結物價，以法令強迫商人以8月19日以前的物價供應貨物，禁止抬價或囤積。資本家在政府的壓力下，雖然不願意，也被迫將部分資產兌成金圓券。在上海，蔣經國將部分不從政令的資本家收押入獄以至槍斃，以作殺一儆百。杜月笙之子杜維屏也因囤積罪入獄。蔣經國在上海嚴厲“打老虎”，曾稍微得到人民對金圓券的信心。
金圓券
金圓券政策失敗的最致命處是發行限額沒有得到嚴守。國民黨政府在1948年戰時的赤字，每月達數億元至數十億元，主要以發行鈔票填補，國民黨曾希望得到的美國貸款援助卻從來沒有落實。金圓券發行一個月後，至9月底已發行到12億元，至11月9日增加到19億元，接近初訂上限之數。11月11日，行政院修定金圓券發行法，取消金圓券發行限額，准許人民持有外幣，但兌換額由原來1美元兌4金圓券立即貶值五倍，降至1美金兌20金圓券。
自此金圓券價值江河日下，一瀉千里。當1948年底開始准許以金圓券兌換金銀外幣時，全國各地立即出現數以十萬計搶兌人潮。至1948年12月底，金圓券發行量增至81億元。至1949年4月時增至5萬億；至6月更增至130萬億；比十個月前初發行時增加二十四萬倍。金圓券鈔票面額不斷升高，最終出面值一百萬元的大鈔，但仍不足以應付交易之需。
至1949年5月，一石大米的價格要4億多金圓券。各式買賣經常要以大捆鈔票進行。由於貶值太快，早上的物價到了晚上就已大幅改變。市民及商人為避免損失都不想持有鈔票（金圓券），交易后或發薪后所取得的金圓券，皆儘快將其換成外幣或實物，或乾脆拒收金圓券。
1949年4、5月，南京、上海相繼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攻佔，人民政府在6月起宣布停止金圓券流通，以金圓券10萬元兌換人民幣1元的比率，收回后銷毀。
國民政府遷到廣州后曾繼續發行金圓券，但其價值已形同廢紙，1949年7月3日，廣州政府宣布停止發行金圓券，改以銀圓券取代，結束了金圓券的歷史。
當時，台灣省政府奉命依金圓券發行準備移交保管辦法，將台糖公司總資產1億2千萬美元，劃撥4,300萬元，將台灣造紙總資產2,500萬美元，劃撥800萬元，使台灣進一步被捲入中國大陸惡化的經濟情勢中。當時金圓券一元兌換台幣1,835元也明顯高估，中國大陸流入台灣套匯的活動，使台灣面臨嚴重的惡性通貨膨脹壓力，經濟情況更趨惡化。
1948年8月20日，北京大學秘書處通知全體教職員，北大遵照金圓券發行辦法規定，即日起，會計出納一律以金圓券為單位。又，國民政府教育部訓令：自1948年8月份起，公教人員薪給一律改發金圓券。
此後物價飛漲。10月17日，北平《益世報》消息：北大學生自治會16日上書訓導長，因公費“不足維持最低之伙食”，要求“公費全部配給麵粉，副食費亦按官價配售。”
10月23日，北大秘書處通告：“查公教人員9月份配備麵粉，該校業向平市配委會借到每人半袋（22斤）。定於25日至下月5日配發，請攜私章、面袋一個、手續費、運費、出庫費等共金圓3角，至庶務課領取。”
10月25日，北京大學教授發表《停教宣言》：我們每月收入不過維持幾天的生活……難於安心工作”。“政府對於我們的生活如此忽視，我們不能不決定自即日起，忍痛停教三日，進行借貸，來維持家人目前的生活。”
同日致函胡適校長“要求學校在1周內借支薪津二個月，以免凍餒。”在宣言上簽名的有82人。北平各院校的學生自治會發表《支援師長停教宣言》。
同日，教育部代電：奉行政院核定，學術研究補助費，自本年7月份教授每月法幣500萬元，副教授400萬元，講師300萬元。助教200萬元。自8月份起改發金圓券，教授每月20元，副教授15元，講師10元，助教5元。
10月27日，教育部代電：各校教授電請調整公教人員待遇並增加學術研究補助費為金圓券100元。行政院1948年10月11日指令均應從緩議。同日，北平《益世報》消息：北大講師、教員、助教聯合會也發表《停教宣言》：“幣制改革以來，物價上漲10倍。而我們的薪給被凍結著，……我們和我們的眷屬為饑寒所迫，不得日只好自10月28日起，忍痛停教5天，進行借貸，以維持生計，謹此宣言。”
11月1日，北京大學沙灘四院的自費和半公費學生致校長函：“四院冷清清的整個在飢餓中，一天每人吃到3/10兩油，一餐每人吃三塊絲糕以及十幾塊苦味的蘿蔔。下月預算說：除2/3袋麵粉（30斤）外，還要40多金圓券。麵粉何日運來還遙遙無期，至於40多金圓券，那也更不是我們所能負擔的。我們吃不飽飯，不能安心上課。萬不得已，請校長立即解決我們的困難。我們的要求是：(一)給我們特種救濟金，與全公費待遇相同。(二)特種救濟金教育部未答覆前，請學校暫墊。”
11月21日，北大講師教員助教聯合會致胡適函：“同人們真已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請校長向政府據理力爭，從11月份起按實際物價指數發薪，以維持低到無可再低的生活。還請求學校設法立即每人借薪一月，分期扣還，幫助我們渡過難關。”
11月22日，胡適為職員生活問題致函教育部，提出：教職工役等自改行金圓券后，物價又復上漲，員工實感不支，請設法予以調整。
這時，解放軍已重重包圍文化古城北平市區，國民黨政府妄圖將一些知名教授學者送至南京。12月11日，教育部長陳雪屏自南京給北大秘書長鄭天挺發來電報，囑立即組織第一項名單所列各院校有地位之教授、中研院院士、各院校館行政負責人先走（去南京）。其中特別提出：“適師及師母必須先行，無論空軍專機或航機先到，立即動身。”其餘“一俟場可著陸，即派機來迎。”“大抵每機可坐40人，擬用四機分兩批”，何人先走，“排定次序，秘密通知，立即出發。”
12月14日，北大校長鬍適給湯用彤教授、鄭天挺秘書長留下便條：“今日及今午連接政府幾個電報，要我即南去。我就毫無準備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託你們幾位同事維持。”。
12月15日，胡適離北平飛抵南京，同機有清華大學陳寅恪教授一家。
北大師生員工在飢餓煎熬中盼望著北平的解放。
金圓券
受金圓券風暴影響最大的，是城市內的小資產階級。他們沒有大資本家的財力和資源去保護自己僅有的財產，亦不如鄉間農民或無產階級的無產可貶。在金圓券發行初期，他們或被迫、或出於信任政府，將累積所得的財產換成金圓券，在惡性通脹中所承受的損失最大，部分人因而變成一無所有。
國民黨政府雖然因金圓券發行，搜得民間的數億美元金銀外匯，卻失去了國內本來最應傾向於他們的階層：城市人民的信任與支持。1948年中，國民黨在軍事上已節節失利，金圓券風暴令國民黨在半壁江山內僅余的民心、士氣亦喪失殆盡。是造成整個國民黨政權在大陸迅速崩潰的原因之一。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 金圓券
- 外文名
- "gold yuan" notes
- 停止流通
- 1949年7月
- 發行原因
- 中華民國政府為支撐其崩潰局面
- 發行政府
- 中華民國政府
- 發行時間
- 1948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