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嘉璈

他的才學和為人有其家族的根基。他出生在上海寶山縣的一個大家庭。祖父是晚清時代的縣官，父親是當地有名的醫生，家裡擁有很多地產和文物收藏。

舊式大家族的規矩很重，但非常重視教育。老太爺對子女們禮節上的規範要求極嚴，但在學業上卻非常開通，既請了家庭教師，常年教孩子們讀古書，也主張讀“新學”。所以張嘉璈在10歲以前讀私塾，以後就進江南製造局的廣方言館學外語。他中過秀才，也讀過北京高等工業學堂，1906年赴日本留學，在東京慶應大學攻讀經濟學，為他進入金融界打下了基礎。

但是他們兄妹12人（八男四女），個個自知發奮，居然有一半成了上海灘乃至現代中國的知名人士。大哥張嘉保，是上海棉花油廠的老闆，二哥張嘉森（張君勱），也曾留學日本，是中國國家社會黨的創辦人，曾任中國民主社會黨中央主席，是民國時期頗為活躍的政治家；九弟張禹九，是30年代新月派詩人，還是著名的新月書店的老闆，在海派文壇上挺有名氣；二妹張嘉玢，即張幼儀，是中國第一家女子銀行—中國女子商業儲蓄銀行的副總裁，還是南京路上著名的雲裳服裝店的老闆，但她最為世人所稱道的，還是她是徐志摩的第一位妻子，以賢惠和忠厚聞名；小妹妹張嘉蕊是服裝設計師，知名的社會活動家。他本人則在中國現代金融史上，留下了濃重一筆。所以上海金融圈的老人們，只要提起張嘉璈，就會扯出一連串張家人的名字來。

1900年從陳庸伯讀書，次年入上海江南製造局方言館，習法文，後進寶山學堂。1904年考取秀才。次年考入北京高等工業學堂，半年後，赴日入東京慶應大學進修財政學。

1909年畢業回國，任郵傳部路政司司員，負責編輯《郵傳公報》。

1911年，參加籌建民主黨。1913年，任北京參議院秘書長。

1914年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1916年被提升為總行副總裁。

1922年出席北洋政府召開的全國財政討論會，次年任財政整理委員會委員。1928年任中國銀行總經理。

1931年，任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委員，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並參加國民政府國防委員會。

1935年，任國民政府財政顧問委員會副主席，3月任中央銀行理事會常務理事及監事會監事。同年辭去中國銀行總經理，12月任鐵道部部長。

1938年1月仍任改組后的交通部部長。在任鐵道部長、交通部長期間，他積極推動鐵路事業的發展。1936年1月，修築新贛路南昌至萍鄉段；2月，修築湘黔路株洲到貴陽線。

1937年修築湘桂路衡陽至桂林段。1938年修築滇緬鐵路等。在全面抗戰處於十分困難的1937年至1942年，他領導完成新建鐵路達1000英里，對支持抗戰作出了貢獻。

1943年辭職赴美考察。

1944年10月在美出席國際通商會議。同年與陳光甫等籌建中國投資公司，任董事。抗戰勝利后，任東北行營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銀行總裁、中央信託局理事長等職。

1948年5月辭職。1949年5月移居澳大利亞。1953年赴美。1979年10月15日病逝。著有《中國鐵道建設》、《通貨膨脹的螺旋:1939——1950年在中國的經驗》等書。

1、“抗兌”鬥爭中大顯身手

1909年張嘉璈日本留學回國后，在北京《國民公報》和《交通官報》中任職，辛亥革命后回到上海。北洋政府時期，因與梁啟超的關係，曾在北京任職。由於厭惡官場習氣，1914年棄官就商，回上海，擔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這一年他才28歲，當時經理是宋漢章。

宋漢章是銀行界的老人，清末盛宣懷創辦中國通商銀行時，他就是最早的職員之一，還當過北京儲蓄銀行的經理，1912年出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理，在金融界人頭熟，辦法多，是中國土生土長的銀行家，還曾當過上海總商會會長。張嘉璈則運用他在日本學到的關於銀行、理財方面的現代知識，主張對中行落後的地方加以改革，如採用西式簿記，注意對顧客服務，加強人事管理，提拔新式人才等等，為健全新式銀行制度，做出了貢獻。

張嘉璈回滬的第二年，就與上海金融界的實力派人物李銘（馥蓀）、蔣鴻林（抑卮）、葉景葵（揆初）、陳輝德（光甫）、錢永銘（新之）等人成為莫逆之交。為使上海銀行界同行聯合對外，他發起成立由各行經理參加的星期五聚餐會，藉以交流金融信息，聯絡感情，交換意見。張嘉璈利用這個聚餐會，廣交朋友，分析各種信息，傳播科學的經營方式，很快打開了局面，使得這個聚餐會逐漸擴大，後來由此演變成上海銀行公會。

北洋政府時期，財政極為匱乏，袁世凱為了對付南方的革命軍，拚命擴大軍備，增加軍費，而各地的督軍大多自立為王，不向北洋政府納稅，北洋政府的財政，就始終是個“破落戶的財政”。在袁世凱看來，銀行有的是錢，開動機器印鈔票就是，所以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這兩個半官方的銀行，都不得不印發巨額鈔票，為袁世凱墊付了巨額資金。中國銀行發行鈔票，1913年只有502萬元，1915年猛增到3844萬元。交通銀行更多，1914年鈔票發行為893萬元，1915年增到3729萬元。為政府財政的墊款，中國銀行達1000多萬元，交通銀行竟達4000萬元。鈔票發行過多，這就不能不引起銀行的信譽動搖。

交通徠銀行總辦梁士詒是袁世凱的總統府秘書長，這時出謀劃策，主張將中國、交通兩行合併，以集中現金，為老袁所用。那時北方早已人心浮動，這一消息傳開后，立即引起了市民恐慌，北京和天津地區的兩行鈔票持有者，紛紛前往銀行要求兌現。交通銀行的情況尤為嚴重。在這種情況下，眼看銀行庫存危急，北洋政府國務院為穩住金融盤子，於1916年5月下令中交兩行，停止兌現，存款止付。

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在整個中行系統中，居有重要地位，一直是策應總行和各地分行的樞紐。張嘉璈和宋漢章事先就得到消息，認為事態非常嚴重。一個銀行若不能兌現，等於卡住自己的脖子，今後就無法開門營業，銀行就等於自取滅亡。他們研究之後，決定“抗命”。

一方面由宋漢章去找有關律師，諮詢相關的法律依據，做到有理有節；而張嘉璈去聯絡南三行及其他同行，商量好計策，請他們在此關鍵時刻，一定要為中行撐腰。南三行大都是中行的股東，利益相關，自是團結對外，一致作為中行的後盾。張嘉璈並與外灘的外國銀行聯繫，爭取聲援。外國銀行深知中國銀行是中國金融的支柱，中國銀行一旦垮台，整個局面不堪收拾，對外國銀行也不利，勢必影響外國人的在華利益，所以也堅決支持中行上海分行抗命的立場。

他們計算了一下，中行當時庫存有200多萬現銀，恐怕不足應付，就與外國銀行訂立了200萬元的透支契約，做好一切準備，決不做對不起儲戶的事情。為此，張嘉璈還訪問了張謇，決定成立中國銀行商股股東聯合會，由張謇任會長，並且登報聲明，上海中國銀行行務全歸商股聯合會主持，上海中行的鈔票隨時可兌現。

5月12日那天，交通銀行服從了北洋政府的命令，停止了鈔票兌現，老百姓一片怨聲。而中國銀行因為事先有了充分的準備，來者照樣兌現。儘管如此，中行門前還是人山人海。前來兌現的隊伍排了幾條馬路之遙，有數千人之多。

張嘉璈曾在日記中記下了那可怕的局面：“余自寓所到行（漢口路三號），距址三條馬路，人已擠滿，勉強擠到門口，則擠兌者爭先恐後，撞門攀窗，幾乎不顧生死。乃手中所持者，不過一元錢或五元紙幣數張，或二三百元存單一紙。”看到這種情況，張嘉璈反而心中有了底。第一天兌現者有2000多人，第二天仍不減少，第三天是星期六，下午本來應該休息，銀行為了應付兌現，仍然照常開門，來者不拒，並登報公告，人心才稍稍安定，兌現者人數減到400人。第四天是星期日，銀行又在報上登廣告，宣布仍然開門兌現，而兌現者只有100多人了。漸漸地市民發現，中國銀行上海分行是完全守信用的銀行，不必緊張地去兌現，到19日，一場風暴就漸漸平息了。

這場風暴過去之後，中行上海分行的聲譽驟然提高。有錢人和生意人立即把錢存入中行，吸收的存款反而比擠兌之前大為增加。中外報紙紛紛報道，總是把張嘉璈和宋漢章兩個名字並列，稱他們是“有膽識、有謀略的銀行家”，贏得了“不屈從北洋政府的勇士”的稱號。

2、政治、金融的“雙棲明星”

1917年，北洋政府任命張嘉璈為中國銀行總行副總裁，馮耿光為總裁，而實際主持業務的是張嘉璈。為了擺脫北洋政府的控制，張嘉璈一再擴充商股股份，增加商股在中國銀行里的勢力。他曾專程到上海招股，向江浙財團及各大銀行、交易所、申新、寶成紗廠等大企業募集股份近600萬元。1923年，北洋政府財政支絀，將500萬元官股出售，使中行的商股佔到99%以上。按說，這樣已經達到了擺脫北洋政府控制的目的，可以按自己的意願辦商業銀行了，然而好景不長，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前後，國民黨也來打中國銀行的主意了。並使用各種手法，把張嘉璈綁上官府的“戰車”。

1927年，當北伐軍正積極向北推進時，宋子文負責為北伐軍籌款。他已向香港中國銀行先借了50萬元，廣州中國銀行經理貝祖貽（凇蓀）當即將北伐軍的動態電告兩位總裁。蔣介石則通過在天津的黃郛，又開口向張嘉璈要求援助。馮耿光和張嘉璈都曾在北洋政府任職，深知內中腐朽的一切，料定他們未必是北伐軍的對手，於是決定，由馮耿光去廣州探查情況，在他判斷北伐軍肯定能打勝之後，才決定給予經濟上支持。張嘉璈則坐鎮上海，指揮一切。

最終，為了尋求政治上的保護，他們還是把“寶”押在老蔣身上了。北伐軍打到江西的時候，他安排向北伐軍運款，一次就送去30萬。誰知老蔣的胃口大得很，遠遠超過北洋政府，到上海后一會兒要100萬，一會兒要500萬，甚至提出要借1000萬。那時中國銀行的股份總共才3000萬。江浙財團的頭腦們頓時感到頭皮發麻。張嘉璈說：“這是南京政府壓迫中行的第一次。”並在日記中寫道：“軍人不明財政，而處處干涉財政，前途悲觀在此。”後來還是張靜江和陳光甫出來調解，表示政府即將發行公債，確有能力還款，張才答應為之墊款，事情方算解決。

這期間，正逢張嘉璈母親去世，蔣介石為拉攏張嘉璈，事先從未與張見過面，就突然出現在張家的靈堂里，來到之後納頭就拜，叫張嘉璈好生感動。張家本來就非常看重禮節和規格，蔣介石可算是攻心攻到了點子上了。這可能也是張後來入幕蔣氏內閣的原因之一。

1928年10月，中國銀行被迫實行改組，加入官股500萬元，又恢復了官商合辦。時馮耿光、宋漢章、李銘、陳光甫、張嘉璈為常務董事，從常務董事中推選張為總經理。在中國銀行成為特許國際匯兌銀行后不久，張嘉璈就到歐美、日本去考察銀行制度，並籌集外匯資金，設置海外機構，同時改進內部組織管理，健全會計制度，延用專門人才，改革人事制度，增加職工福利，使中國銀行向現代化發展。到1934年，中行的存款已達5.4億元，放款4億，而且大力開展外匯業務，陸續建立國外直接通匯處60多個，特約代理店90多家，逐漸使國際匯兌成為中國銀行的主要業務，為此後中行的外匯業務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張嘉璈早在日本讀書時，就積極參加過政治活動。他與梁啟超過從甚密，從日本回國后，曾在郵傳部任職。辛亥革命后，上海光復，他曾參加組織“國民協進會”，還參與創辦民主黨和進步黨，還擔任過北京參議院秘書長。1914年到中國銀行上海分行任職，為的是棄官從商。可知他不喜歡政治，政治卻非常喜歡他。政治與他關係太“密切”了，他又感到了處處不舒服。

蔣介石過分地把中國銀行當作自己的“錢袋”，像北洋政府一樣，無休止地向中國銀行要錢，無休止的內戰消耗，他內心就非常反感。孔祥熙出任財政部長時，成立財政顧問委員會，拉他當副主席，以此聯絡江浙財閥。他向孔祥熙提出，國家應當減少對銀行墊款的要求，反對把銀行當國庫。這下就得罪了老蔣。

1935年的金融改革中，蔣介石開始翻臉不認人，從他手中奪取了中國銀行，改總經理製為董事長制，派宋子文擔任董事長，宋漢章為總經理。同時強行加入官股1500萬元，使官股達到2000萬元。把張嘉璈調為中央銀行副總裁，實際上是奪了張的權，僅給他一個空銜。如此重大的事情，事先張嘉璈竟一無所聞，他憤怒之下，拒絕就任。後來老蔣鑒於他在社會上的影響，為了籠絡人心，半年之後，又把他列入內閣成員之中，任命他為鐵道部長。張嘉璈深感中國鐵路之急需，就接受下來。從此離開了中國銀行。

1938年初，國民政府將鐵道部與交通部合併，張又任交通部長，這時已經遷都重慶了。抗戰八年，張嘉璈擬定了修築鐵路的五年計劃，擬以發行公債的辦法，完成5000公里的築路任務。為此，先後發行了1億多萬元公債，修了湘黔路株洲至貴陽一線，以及浙贛路南昌至萍鄉段。後來又引進外資，先後借外資3000萬英鎊。只可惜抗戰爆發，整個計劃無法全部落實。在戰爭的環境下，既然鐵路無法修築下去，他這個交通部長也就無事可做。1943年，他以健康不佳為由，辭去了交通部長職務，同年9月赴美考察，研究戰後中國經濟復興計劃。

抗戰勝利之後，蔣介石的金融盤子又發生問題了，與宋子文也鬧僵了，於是又厚著臉皮，要派他的用場，屢次電催要他回國。最初準備委任他中央銀行總裁，仍叫他發揮金融方面的作用，張嘉璈堅決不就。不久，蔣介石急於搶奪東北的勝利果實，成立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營，下設政治與經濟兩個委員會。在未經張同意的情況下，就宣布張為經濟委員會主任兼中長鐵路理事長，同時急電張嘉璈立即返國。張嘉璈本不想再出山，無奈蔣介石拉他共進午餐，對他大加勸慰，張經不住蔣介石的“蘑菇戰”，僅答應以接收完畢為度，遂與熊式輝一同飛往長春。

可是接收東北談何容易，那時東北在蘇聯紅軍手裡，蘇聯紅軍根本不想把東北交給蔣介石的。蔣介石認為，張嘉璈在抗戰期間，在重慶與周恩來“對付”得不錯，而東北，眼看共產黨也要去佔領，那就必須用張嘉璈這個中間人物的“牌”。然而事態的發展，不是張嘉璈一位金融專家所能決定得了的事，所以儘管他努力奔走，到頭來還是沒能完成使命。1946年底，國共和談破裂，東北已成為內戰主要戰場，張嘉璈在東北已無所作為，而內地的金融通貨膨脹又成了蔣介石的心腹之病，於是再次請他出任中央銀行總裁。這次他僅幹了半年時間，真的撒手不幹了。那時已到了“金圓券”時代的前夕，國民黨很快就完蛋了。

3、一生“河邊走”君子“不濕鞋”

張嘉璈一生從事銀行和實業，到頭來是兩袖清風。他1949年到國外生活后，曾托朋友把他存在上海的藏書全部賣掉，把錢匯給他。在美國教書時，因學校離開太遠，於是想在學校附近買房子，但手頭拮据，就商於同在美國的貝祖貽。貝知張從不向朋友開口借錢，乃為之奔走湊了一個“會”，由陳光甫、李銘、貝凇蓀、項康元、吳昆生等人，每人拿出1000美元，共計11000美元交給張嘉璈。

在他離開大陸之前，還發生過一個笑話。在國民黨的一次立法會上，有人提出，為解決政府財政困難，要向宋子文、孔祥熙、張嘉璈征借10億美金。其實，孔、宋富有，人人皆知，而張嘉璈在中行離職時，得到退職金16萬元，而當時他已負債6萬元。張嘉璈得訊后，立即致函當時的行政院長何應欽：“請派人徹查我之財產，如私產超過中國銀行退職金數目以外，甘願貢獻國家。”

1949年4月，去澳大利亞，擔任悉尼一所大學的教授，1953年後，赴美國任教並從事經濟研究。

著有《關於舊中國的通貨膨脹》、《關於舊中國的鐵路建設》兩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