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財團

第一次世界大戰至20年代初期﹐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出現短暫的繁榮﹐新式銀行業趁時崛起﹐上海地區發展尤為迅速﹐並在全國處於突出地位﹐相繼出現一些巨大的資本集團﹐如以申新紡織廠與茂新﹑福新麵粉廠為中心的榮家資本企業﹐以大生紗廠為中心的大生資本集團﹔以寧紹﹑宏安﹑寧新輪船公司為中心的虞洽卿資本集團﹔以方椒伯為代表的鎮海方氏資本集團以及吳蘊初“天”字型大小資本系統等。這一時期的中國銀行業以經營公債和房地產投機的暴利為主要業務收入﹐又有軍閥﹑官僚﹑豪紳等的剝削收入為主要存款來源﹐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至20年代末﹐形成了若干財力雄厚的大銀行﹐如浙江實業銀行﹑浙江興業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民營銀行中居領袖地位﹐成為有名的“南三行”。其它如寧波系的四明﹑中國通商﹑中國墾業等銀行資力也頗雄厚。一些工業資本集團的資本家參與了銀行的投資﹐而銀行也增加了對工業的放款﹐並對工商企業起到一定的控制和監督作用。這種以上海為主要活動基地的若干大企業資本集團和大銀行的一定程度上的結合﹐被人們比擬於帝國主義金融資本﹐套用日本財閥的概念﹐稱為江浙財團。

這個財團投資人和主持人的成份構成﹐大都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上層﹐有些是北洋時期的軍閥官僚﹐出身於買辦或者繼續兼任買辦職務者亦不在少數。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的產物﹐不少集團帶有較濃厚的官僚買辦資本主義傾向﹐但其民族資本成份則是主要的。其代表人物曾表現過一定程度的反帝﹑反官僚軍閥政府的積極性。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后﹐他們中某些人與廣東革命政府有聯繫﹐也給予過一定的支持。但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工人運動的高漲﹐又表現了較強的動搖性和妥協性。特別是上海工人階級舉行三次武裝起義並取得勝利﹐使他們感到恐懼。當蔣介石準備發動“四。一二”政變時許多人站到了蔣介石一邊。其代表人物陳光甫﹑錢新之﹑虞洽卿等人擔任了蔣介石建立的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的主要職務﹐又以虞洽卿﹑王一亭﹑吳蘊齋等人為首﹐集合上海一些主要同業公會﹑商會﹐成立應變組織──上海商業聯合會﹐並從銀行﹑錢業兩同業中為蔣介石借墊三百萬元的政變經費“四。一二”政變后﹐以上海商業聯合會名義﹐致電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聯席會議﹐表示“對於當局清黨主張﹐一致表決﹐願為後盾”。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繼續給予經濟上的支持﹐並幫助國民政府發行“江海關二五附稅庫券”。蔣介石政權為了自身的需要﹐也對江浙財團給予一定扶持﹐吸收他們中的某些人擔任國民政府財經部門的職務﹐承認和償還北洋政府的舊債。國民政府成立初期大量發行國內公債﹐江浙財團的一些大銀行從承購公債中獲得優厚利潤﹐得到畸形發展。

江浙財團雖然為蔣介石建立國民黨政權起了支持作用﹐但由於本身的軟弱性﹐對這個政權不能起支配作用。隨著蔣介石獨裁統治的加強和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形成﹐江浙財團在經濟上逐漸失去主導地位﹐它們中許多銀行和企業被兼并﹐逐步地淪為“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