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式輝
台灣政治人物
熊式輝（1893年—1974年），字天翼，譜名西廣，別署雪松主人。出生江西省安義縣萬埠鎮鴨嘴壠村。
徠熊式輝儀錶堂堂，高高大大，一張國字形臉上五官端端正正，清光緒十九年生，幼習軍事，先畢業於江西陸軍小學、中學、清河陸軍軍官預備學校，1913年入陸軍第一預備學校，旋升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二期。1921年被保送入日本陸軍大學學習，1924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大學。是國民政府政學系的要角。
熊式輝
早在辛亥革命時即奮袂而起，討袁戰爭中嶄露頭角，北伐時期屢立奇功。后出軍入政，兩度擔任凇滬警備司令一職，主持贛政十年，外派訪美軍事代表團團長，出任東北九省行轅主任，軍銜至陸軍二級上將，位高職顯，權傾一時，是謂“黨國的干城”、蔣介石的軍政高參。國民黨“戡亂剿匪”計劃和國民政府的治國方略多出於其手。1949年不滿蔣介石一柄兩操、以夷制夷的伎倆，與其分道揚鑣，自此退出政壇，與世隔絕，直到1974年6月21日病逝於台中。
早期
1915年畢業保定軍校第二期，任李烈鈞部滇軍方聲濤第四師第三十八團團附。
1915年任北伐贛軍司令部副官長。
1921年被保送入日本陸軍大學學習。
1924年畢業返粵，任廣州滇軍幹部學校教育長。
革命時期
1926年國民革命軍北伐，任獨立第一師賴世璜部黨代表。該師旋擴編為第十四軍，仍任軍黨代表，併兼第一師師長。
1927年冬，部隊改編為第十三軍，任副軍長兼第一師師長，併兼江西省政府委員。
1928年調任第五師師長，旋任淞滬警備司令。
1930年任江浙皖三省“剿匪”總指揮。
1931年出任南昌行營參謀長，同年十二月，任江西省政府主席。提倡厲行“清廉政治”，要求下屬“簡單樸素”。關於熊式輝出任省政府主席還有一段小插曲（他兒子熊圓傑講述）：1930年，蔣介石和熊式輝商量，意讓他去浙江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一職。熊式輝聽到后，認為浙江已是富庶之地，乾的再好也是錦上添花，在想到老家江西各方面都很落後，於是就想回老家江西為家鄉人民辦些實事，使江西人民富裕些。遂問蔣介石能否到江西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蔣介石聽后說道，江西已有省府主席，你要是想去江西，就自己去和他商量調換一事。熊式輝聽后，立即去找時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魯滌平，熊式輝碰到魯滌平和他一說調換職位一事，魯滌平大喜，立馬答應。於是熊式輝就去和蔣介石說，魯滌平同意調換任職地，蔣介石就把魯從江西調到浙江去了。叔太公也就從1931開始了他主政江西，贛人治贛的十年。
1932年3月下旬，江西省主席熊式輝在廬山買下了一棟相當豪華、漂亮的別墅，好生喜歡。3個月後，他特請蔣介石夫婦、汪精衛、何應欽、李濟深、張靜江、黃紹竑等黨國要人來別墅做客。來到別墅大門，抬頭仰望巍峨壯觀的別墅，不禁點頭稱讚：“不錯，不錯，夠氣派，不愧是江西省主席的官邸。”
宋美齡一進別墅，便和顧竹筠（熊式輝夫人）在二樓的小客廳敘說“干姐妹”的情誼。顧竹筠掩飾不住心中的快意，而宋美齡卻有些心不在焉。一見熊氏豪宅，她心裡便有些發酸，自己住了多年的別墅雖說也很不錯，但總覺得還是小了一些，不夠氣派，不符合“委員長”的身份。今日一見熊宅，這種感覺便更加強烈。看來，一定是要換棟別墅了。此別墅現改名為朱德別墅，為現廬山別墅的代表。熊家豪宅不但經常高朋滿座，蔣介石還借用它開過幾次重要會議，在這裡確定了對日方針等重大問題。
不怪宋美齡動心，熊式輝的別墅在廬山的確要算是頂尖一流的了。
1936年2月，為提倡節約風氣，謀划推銷本省土布，江西省民俗會會同省黨部、建設廳、民政廳、教育廳、南昌市政委員會等機構，組織“江西省土布運動委員會”，選定王冠英為主席委員，段繼典為副主席委員，“擬乘春季天氣清和之時，廣請各界仕女，及閨秀名媛，舉行土布時裝表演遊藝會，以廣宣傳”。
1936年5月，為了向外省推銷江西產品，江西省政府借浙贛鐵路通車南昌的機會，聯合浙江省政府和浙贛鐵路局，組織全省60餘家廠商在杭州和南昌分別舉行浙贛特產聯合展覽展銷會。展銷期間，江西特產在杭州甚為搶手，景德鎮瓷器甚至出現脫銷，曾經三次回贛趕貨。
總而言之，熊式輝為近代江西的工業化作出了一定的貢獻，這說明不僅僅是中央政府可以在工業化進程中發揮主導作用，地方政府也可以在本地區的工業化進程中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主導並引領本地區早日走上現代化的發展道路。
1933年5月兼南昌行營辦公廳主任。
1935年11月當選為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
1937年抗戰軍興，授陸軍中將加上將銜。主持贛政長達10年，是國民黨內新政學系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熊式輝是民國期間江西省出的五大名人之一，其他如劉峙、曹浩森、李烈鈞、方天均。且對官場那套技巧非常嫻熟，話說蔣經國回國以後，蔣介石有意栽培他，熊式輝首先提出請蔣經國去江西擔任保安處長，而且一任少將，此後，經國利用建設所謂贛南，奠定了自己的班底，而熊式輝以江西人擔任本土的最高長官而且一任就是十年，遍觀民國實在找不出來第二人。訣竅想必已在經國身上了，所以，攻擊熊式輝最力者前有胡漢民，後有陳果夫均不能撼動熊某一點，此之為耐人尋味者也，熊式輝故里江西安義鴨嘴壠村仍保留其故宅。在此期間，他對全省公路建設、南昌市政建築、創辦江西第一所大學以及修地方志也做了一些有益事情。
1942年熊式輝(軍裝)與駐美大使魏道明
1945年5月，當選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六月，隨行政院長宋子文飛莫斯科參加中蘇談判。八月，日本投降，歸國。九月，任東北行營（后改行轅）主任及行營政治委員會主任委員，主持東北接收及對蘇談判，杜聿明任東北保安司令協助熊式輝接收東北。
1947年2月，晉陞陸軍二級上將。八月，免東北行轅主任職，改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委員。代表當時的國民政府送給英國伊麗莎白女皇結婚的瓷器，由熊式輝負責，當時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在景德鎮做一整套名為勝利的瓷器餐具，以慶抗戰勝利。
1949年國民黨大陸兵敗時，新華社發布了43名國民黨戰犯的名單，熊式輝排名第18位。熊式輝寓居香港、主持《海角鐘聲》詩社，並在泰國曼谷經徠營紡織廠。
1954年張群授蔣介石的意思由台灣寫信來，要熊式輝去台灣，到台灣后居住在台中，安享晚年，不再過問政治。
1974年6月21日病逝於台中，終年八十一歲，其詩作有《雪松嶺草》手稿，流傳列印本，未正式梓行。
附其詩一首《癸酉夏集萬松林，得門字》
粗了官書半日繁，且隨杖履共琴樽。
新詩傳讀雲侵屋，怪石爭談虎守門。
明月高懸酬雅集，清泉流韻滌敲煩。
漫因地僻疏時事，郊壘猶聞鼓角喧。
辛亥革命以後，民國肇興，萬象更新，可是江西卻一直處於外省籍軍閥的統治之下，先後有李純、陳光遠、蔡成勛、方本仁、鄧如琢、朱培德、魯滌平等人主政江西。他們一心撈取好處，或者忙于軍閥混戰，或者忙於圍剿紅軍，根本不關心江西的經濟建設，阻礙了江西工業化進程的順利發展。直到1931年底，贛人熊式輝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這個局面才有所改觀。熊式輝督贛十年(1931年12月—1942年2月)，打著“贛人治贛”的旗號，運用行政手段，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為推動本省的工業化進程作出了極大的努力，也取得過前所未有的工業建設成就，使江西近代工業的發展進入了所謂的“黃金時代”，在東南各省中頗為引人注目。
發展江西近代工業
熊式輝發展江西近代工業，主要從以下四個方面著手：
第一，廣泛延聘和培訓各種專門技術人才。人才是實施工業化的必要條件之一，為了發展江西經濟，熊式輝廣泛延攬各種專門人才來贛創業，其中最值得稱道的是任用了一個傑出的建設廳廳長。1937年抗戰爆發以後，熊式輝延聘福建人楊綽庵來贛，先後擔任省建設廳秘書主任、省工商管理處處長、省建設廳廳長等職務，一直任職到1943年9月。在此期間，熊式輝倚重楊綽庵主持進行了大刀闊斧的工業化建設。
在熊式輝的支持下，楊綽庵大張旗鼓羅致人才，用高薪聘請國內知名的科技專家，聚集到泰和、吉安、贛州等地，擔任江西各大省營工廠的廠長或經理。留學美國的朱有騫，出任民生建築公司總經理；留學德國的季炳奎是一位電機工程師，曾在德國西門子公司做過副工程師，擔任吉安電廠廠長兼總工程師，以及江西省工商管理處處長；冶金工程師湯尚松曾留學美國，被委以江西煉鐵廠經理之職；留美學生張紀是一位機械工程師，出任江西機器廠經理；留英八年的陳薰，曾任馬尾造船廠工程師，受命為江西車船廠經理；黃文豐是留日學生，出任江西罐頭廠經理；高德霞是留美學生，擔任江西電池廠經理；周瑞是清華大學畢業生，任民生製革廠經理；陶品三曾任上海酒精廠工程師，被任以民生酒精廠經理；留學美國的張聞駿系大學教授，被委任建設廳技正；南通大學畢業生王國梁，任民生紡織廠經理。江西一時高朋滿座，人才雲集。
除了從省外聘請人才，熊式輝還創辦多種教育機構和培訓機構，有計劃地培訓實用技術人才。1936年10月，組織江西省百業教育委員會，創辦百業教育，以增進各業職工之知識技能。先在南昌試辦，在省立各職業學校、各民眾教育機構以及各生產機關，附設補習班。至1937年4月，先後成立了15個補習班，計14個行業，共培訓人員1700餘人。以後繼續推行到各縣，將公民訓練和職業補習教育相結合，成為別具一格的社會教育方式。
為了快速培養急需的技術人才，省建設廳在吉安青原山創辦了江西省建設人才訓練所。訓練所開辦了電訊、司機、財會、書店營業員等各種培訓班，所招收的學員均是高中畢業生，分期分批加以培訓，畢業一期，分配一期。江西省無線電通訊大隊的專業電訊人員，就是該所開辦的電訊人員培訓班畢業的。1939年至1940年，又在於都設立省立造紙科實用初級職業學校，在婺源設立制茶科實用初級職業學校，在宜黃設立麻織科實用初級職業學校，在贛縣設立製糖科實用初級職業學校，在遂川創辦勞作師資訓練所。這些教育培訓機構培養的實用技術人才，在各個行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多方籌措資金，直接投資創辦工礦企業。熊式輝接任江西省政府主席時，省庫中只剩下15元錢，財政極為窘困。熊式輝上任后，採取了一些發展社會經濟的措施，工農業生產有所恢復，財政狀況逐漸好轉。但是，1939年3月日軍佔領南昌以後，江西省政府遷往泰和辦公，政府的各項經濟來源枯竭。為了籌措工業建設資金，熊式輝接受楊綽庵的建議，開拓本省鎢、錫兩礦的資源來增加收入。江西的鎢、錫，已由資源委員會統制，江西省政府與資源委員會訂有合約，所有經營鎢砂貿易的盈利，雙方各得一半。自1936年5月至1941年5月期間，江西省總共從鎢砂貿易中獲得3509萬多元。同時，通過與資源委員會協商，確定大庾錫礦由江西省建設廳自產白銷。楊綽庵派周文燮去主持大庾錫礦，不到兩年光景，經濟效益猛增。熊式輝就是用這些資金投入到經濟建設中去，直接創辦了一大批工廠企業。
1935年，在國民黨軍隊對中央蘇區的“圍剿”取得勝利以後，為了安置難民，恢復生產，熊式輝奉蔣介石的指令，以江西省政府的名義明令各縣籌辦平民工廠，“各縣至少須辦一所，其範圍，視各該縣經濟能力而定，……以便各縣將無業遊民，及無法生存者，一律收入訓練，使其有生產能力，不致擾害地方”。
抗戰爆發以後，大量的難民疏散到後方的江西，一方面加大了江西生活物資供應的困難，另一方面難民也需要就業，解決生計問題，所以創設勞動密集型的難民工廠，就成為解決難民問題和經濟問題的有效方法。1940年，熊式輝領導的江西省政府發布訓令，“本省為推行生產救濟，業于吉安、於都、永新、贛縣、永豐、南城、瑞金、宜黃、浮梁、黎川等十縣籌設難民工廠，收容戰區難民。……各縣難民工廠一律由工商管理處負責指導監督，所需流動資金概由建設銀行負責貸與並任稽核之責，省振濟會則負責總其成。”據統計，截至1941年3月，在南豐、吉安、遂川、贛縣、永豐、寧都、宜黃、上饒、余江、浮梁等地，全省共設立難民工廠11家，總資本額為253150元，安排就業3680人，主要生產毛巾、線襪、線毯、棉紗、藥棉、土布、麻鞋、麻袋、繃帶布，併兼做藤器、縫衣等等。
為了解決戰爭帶來的物資供應困難，熊式輝又指令省建設廳投入大量資金，建立了數十家省營工廠，涉及電力、機械製造、冶金、化學、紡織、印刷、碾米等多個重工業和輕工業部門。江西省各家省營工廠，均冠以“民生”二字。據統計，到1942年，江西省省營工業，“總共資本額達1600餘萬元，實用在1000萬元，全年生產總值3400萬元，職員1000人，工人約5000人，年可盈餘500餘萬元。”抗日戰爭期間江西省省營工業的發展，“非但及時補充了戰爭中期的軍需民用，而且支持了江西人民較順利地度過了戰時的後期難關。”據1945年出版的《江西統計提要》記載，到1944年，包括中央政府和江西地方政府經營的工礦企業在內，江西省官營工業的投資額達6420萬元。固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發展。
第三，建立工業研究機構，加強生產工藝的研製和推廣。早在1929年，江西省就在省城成立了省立工業試驗所，在景德鎮設立了江西省陶務局。後來，省陶務局撤銷，其所有機件均運來南昌，並人工業試驗所。工業試驗所的主要工作是對產品進行檢驗分析，並出具檢驗報告，而檢驗分析又是“製造工業之基礎”；同時，工業試驗所還從事生產工藝的改良和推廣工作。
熊式輝上任以後，注重對生產工藝加以改進，加強了對工業產品的研究，以推動近代工業進一步發展。1934年，為謀復興江西瓷業，熊式輝重新在景德鎮成立陶業管理局，邀請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杜重遠擔任局長，並創立陶業人員訓練所，制訂陶瓷工業的改革措施。杜氏早年留學日本，專攻陶瓷，回國以後曾在瀋陽創辦瓷業公司，蜚聲瓷業界。他滿懷愛國熱情，具有振興民族工業，挽救國家危亡的遠大抱負。在江西任職期間，他極力提倡用機器制坯代替手工捏坯，改築煤窯取代柴窯，以印刷彩飾替代手工筆繪，以期在全省示範推廣新的瓷器生產工藝，為江西瓷業特別是對景德鎮瓷業的改進和發展，做了大量的工作。
抗戰爆發以後，江西的工業重心南移。為了促進本省工業之發展，熊式輝把1940年定為“工業年”，於1940年9月1日在贛縣創設江西省工業實驗處。實驗處設有化學工業、機械工業、電氣工業三個組，意在研究本省原料之利用，設計和製造各種機械、器材，並使之漸趨於標準化。實驗處成立以後，採用科學方法，“已製成培養細菌用之恆溫箱，柯氏蒸汽殺菌器，蒸汽乾燥箱，孵卵器，蒸餾器，及理化實驗室所用之基本儀器三十餘種，並製成化學藥品二十餘種，經台灣中正大學，省立醫專，省衛生試驗所等機關採用，僉認滿意。”
第四，多次開展提倡國貨運動，扶持和促進本省工業產品的銷售。例如，1935年5月，為了振興江西瓷業，由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出面，發起舉行提倡國產瓷器運動周，要求“無論住戶商店，一律使用國瓷。”為了確保運動的順利進行，江西省黨部與提倡國貨委員會、南昌市商會、瓷業公會、中西菜館業公會等團體合組“國瓷供銷委員會”，予以推動。同時，在中山紀念堂召開社會各界代表大會，由民國江西日報出版一期提倡國瓷運動特刊，大造聲勢，以喚起民眾使用國瓷；由各業組織宣傳隊檢查隊，“實行向各業商店，勸導使用國瓷，並檢查各店有無使用洋瓷，及經售洋瓷情事”。經過轟轟烈烈的提倡國瓷運動，一時間，南昌市面上“洋瓷幾已絕跡”。
台灣中正大學是抗日戰爭時期在江西創辦的綜合性大學。熊式輝在大學創辦過程中付出了艱苦的努力。中正大學的創辦，填補了江西高等教育的空白，改善了我國戰時教育的布局，在高等教育發展史和江西近代歷史進程中具有重要意義。
與中正大學的創辦
台灣中正大學是抗戰中期在江西創辦的綜合性大學。中正大學的創辦，改善了戰區學生升學困難和國家高等教育資源分佈不均的狀況，是我國戰時教育事業尤其是江西省高等教育發展史上一件富有意義的事情。學校的創辦與時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熊式輝關係密切，正是因為他的“苦心擘畫，積極籌備”，才終成其事。長期以來，學術界對中正大學創辦的歷史缺乏研究，已有的論述或對其創辦過程語焉不詳、史實不清，甚至有的誤認為“台灣中正大學在重慶開學”；或可能出於政治原因而對熊式輝的作用不予提及，有的甚至認為創辦者是首任校長胡先驌，是胡“受命於危難之際，接受了在戰時創辦國立大學的重任”。理清中正大學創辦的史實和熊式輝在大學創辦過程中的作為，對於研究民國高等教育史，認識地方當局的政治、文化行為，乃至民國政治運作的某些側面，都是有所裨益的。
一、長久未遂的大學夢想
歷史上，江西曾長期為文教發達之區。自清末廢科舉、興學校，仿行歐美新式教育制度后，江西開始實行教育體制和教學形式、內容的轉變，走上教育近代化的途程。“民國成立，氣象一新，各縣人士均感興學之重要”，江西新式教育出現較大發展。在高等教育方面，據教育部公布的資料，江西公立法政、農業、工業、醫學等四所專門學校和私立心遠大學等的創辦，首開江西高等教育的先河。到20世紀20年代初，江西在依靠本身力量創辦新式專門學校方面，位列全國前列，但更高一級的大學則屬空白。其後，江西人士遂將目光轉向開辦省立大學。
1926年11月，北伐軍攻佔南昌，成立臨時政權江西省政務委員會。政務委員會對建立新的政治、文化和社會秩序有所籌劃，其中在教育方面，決定在南昌市以原省立法、工、農、醫四個專門學校為基礎，籌建江西中山大學。1927年2月1日，政務委員會任命王恆、傅爾□、李為漣、吳愷、彭學沛、陳禮江、吳有訓等7人為大學委員。9日，舉行第一次委員會議，推定王恆為主任委員，以國立武昌中山大學教授張有桐為秘書，委員會及秘書處隨即開始工作。經委員會多次會議議定，將原四個專門學校改為大學專門部，派各委員前往接收；校址設南昌東湖邊貢院；暑期招收大學預科新生。隨後，相繼開始編訂大學組織規章、預算等。但是，因江西政局發生巨變，籌備工作中斷，該大學竟未能設立。
1929年，各省一度出現創辦大學的熱潮。江西省教育廳乘時向教育部提出籌辦省立江西大學，並相應進行了資金準備，但這一努力被教育部阻止。教育部認為，各省辦學趨勢，多汲汲於設立大學,“未免緩急失宜”。9月，教育部明令江西省教育廳停止籌備江西大學，所余之款“移作普及整頓中等教育改設專科學校之用”。江西創辦大學的努力，再遭遏制。
又一次辦學機會出現於1934年夏。當時，蔣介石為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繼續在廬山舉辦軍官訓練。蔣介石從“內憂外患交迫”的時局及其政略戰略考慮，認為中國教育不能適應國家社會需要，其因在於教育事業始終停滯於盲目移植與盲目生產之階段，而與國家社會完全隔離，與政治完全脫節；政府未及貫徹三民主義教育制度，而一般大學趨重於高深而忽略於平實，不能供給國家急需的成千成萬幹部人才。因此，他在廬山“力倡大學教育必須與地方政治完全扣合，以救其弊，並決定試辦一種理想大學，以為徹底改革大學教育，培植建國基本人才之實驗”。他見廬山南麓秀峰寺山水壯麗，認定“此處最宜講學，大學設於此處乃佳”。隨行在山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輝，本就慮於“江西苦無大學以為全省學校之表率”,蔣之意圖一出，可謂正中下懷，他立即向蔣“建議由江西創辦一理想大學，首先實驗政教合一之理想”,當即得到蔣介石“嘉納，並飭著手籌劃”。由於江西當時忙於“協剿”,經費奇窘，兼以大學人才集中於繁盛都市、師資難覓，此次仍未能辦成大學。但是，中正大學的校史及校友，均將此定為該校創辦的緣起。
這時江西的高等教育形勢已是十分嚴峻。因教育部限制地方設立法政學校，江西法政專門學校於1933年停辦，全省高等學校實際只有江西農業、工業和醫學3個專門學校(1932年由教育部統一改稱江西農藝、工業、醫學專科學校)。1935年農專停辦，全省只剩2所專科學校。從1931年到抗戰前夕，專科學校在校學生僅1058人。這種情況說明，當時江西的高等教育呈衰退狀況，連北洋時期也已不如。
1936年5月，蔣介石召集10省高級行政會議，再次提出政治與教育打成一片的要求，並令各省政府就地取才，利用學校教授的專門知識，參與行政研究與實踐，協助推動地方政治。江西因無大學，並無落實這一要求的條件，參加會議的熊式輝，遂向蔣介石再次提出興辦大學並以“中正”命名的願望。這一次，蔣介石既想實驗自己的理念，也顧及江西財政的支絀，乃撥給一百萬元作為基金，支持江西省政府創設大學。而就在江西正謀創設大學之時，另外一個意外的機會，使得江西興辦高等教育之事有了突破。
也是在1936年，教育部接受被其聘任為醫學教育專門委員王子玕的建議，決定籌設一所適應推行公醫制度需要的醫學教育中心，並於10月成立了籌備委員會。籌備會主任委員王子玕認為，蔣介石長期在贛指揮軍事，這所學院故應設於江西，得到一致同意，並確定以蔣介石的名字為學院名。11月，王子玕偕教育部參事陳泮藻到南昌選擇院址，熊式輝對此自然高興，當即予以“熱心贊助”,擬以醫學院為基礎,“將大學次第完成”,遂劃撥陽明路東基地300畝，令南昌市政府辦理前期工程。中正醫學院於是在南昌市動工興建。1937年6月，教育部聘任王子玕為中正醫學院院長。9月25日，學校正式開學，學生來自全國16個省。當時，全國共有專科以上學校108所，其中大學42所、獨立學院34所，江西高等教育之落後已十分明顯，但即便如此，中正醫學院作為全省第一所獨立學院，其創辦無疑是江西高等教育的重要突破。
二、開辦中正大學的創議與擘劃
抗日戰爭的爆發，改變了中國教育的布局，也使戰時人才的巨大需求與供給不足的矛盾進一步凸顯。江西作為東南抗戰的重要省區，位處三、九戰區抗日作戰的前線，又屬國民政府重要的糧食與兵源基地，在國民政府“抗戰建國”的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戰時形勢的變化及需要，再次將創辦大學問題擺到江西省政府面前。
1939年1月，熊式輝到重慶參加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會後他留渝一個半月，主要奉蔣介石命草擬“縣以下行政機構改進案”。期間，他邀請在川部分專家學者進行座談，徵詢江西創辦大學意見，並向蔣介石提出在贛先行開辦中正大學之行政學院。據熊式輝說，雖然“孔庸之輩俱不以為然”,但此議得到了蔣介石的支持。3月15日，蔣介石手令撥款一百萬元，作為中正行政學院的開辦基金。蔣介石的再次支持，使熊式輝更加堅定了創辦大學的決心，認為“此一百萬元之款雖有限，而為余精神上之助力則不啻千千萬萬也”(1939年3月15日)。這時，教育部鑒於學校西遷、戰區高中畢業生升學困難的現狀，決定在江西省籌設一所臨時政治學院。熊式輝遂計劃將中正行政學院改為中正政治學院。
經曆日軍攻佔南昌及省政府西遷吉安、泰和之後，熊式輝開始落實辦學計劃。5月1日，後來在熊式輝籌組學校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馬博廠出現在熊的面前。馬博廠(1899-1966)是留美博士，原任金陵大學教授、歷史系兼政治系主任，長期從事縣政和社會學研究。抗戰爆發后，先後在湖南、重慶參與晏陽初領導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活動。1939年春，任平教會縣政考察浙江團主持人經江西到浙江考察縣政。熊式輝原本與晏陽初熟悉,1938年兩人曾多次商談區鄉鎮改善問題。馬博廠在贛停留時，又曾參加江西省地方政治研究會(由熊式輝主辦，聘請學者霍儷白主持)的座談會，其意見可能引起了正致力於改善地方政治、訓練行政幹部的熊式輝的興趣，遂邀其5月1日見面。面談中，熊認為馬所談縣政府所以不能達成職務原因及整理改進辦法，俱頗中肯，而熊所談江西各種設施抱負，也讓馬“殊動容，並言願設法來贛共事”(1939年5月1日)。這次會談，建立了兩人共事的基礎和情誼。同年8月，馬被熊式輝請來泰和，協助籌建大學，深得熊之信任，從選擇校長、設置機構到聘任教授，熊式輝都十分注重他的意見。馬博廠對籌建事務也很盡責，做出了較大的貢獻。
”(1939年7月1日)甘乃光(字自明)、何廉(字淬廉)等均是著名學者，熊式輝擬請他們領辦，可見起點甚高。其後，可能是請中央調約這些著名學者有所不當，遂改為熊式輝“以私人資格”,先後函電邀請他們來贛襄助。8月上旬，復由熊式輝出面,“延請本省學者王造時、羅隆基、許德珩諸人返贛，共商進行”,“晤談一切”。8日，熊式輝在遂川文廟主持籌備會，參加者有邱椿、程時煃、許德珩、羅隆基、王造時、雷潔瓊、蕭鈍錦、霍儷白、楊亮功、彭文應、王有蘭、張含清、許德瑗、劉愷鍾、徐晴嵐、李德釗、胡光廷、王又庸等人，討論大學籌備事宜。此會及此前重慶座談會的“與會人士，或為全國大學教育之前輩，或為中樞政治設施之負責人員，或為贛省學術權威之專家，皆能開誠相見，貢獻寶貴之意見”,對大學的創辦產生了重要作用。特別是遂川會議做出兩大決定對中正大學創辦具有重要意義：其一，與會者一致認為，僅辦中正政治學院不足以適應戰時及本省的需要，不如按蔣介石和熊式輝的最初意思,“徑行創辦一完全之大學”,即省立中正大學。熊式輝即將此意呈報蔣介石，得到允准。其二,“組織籌備委員會，負責辦理一切進行事宜。”上述過程，不難看出熊式輝辦事精明。
會後，由省政府先後聘任晏陽初、邱椿、馬博庵、蕭純錦、程時愷、高柳橋、吳華寶、雷潔瓊、王次甫、文群、楊綽庵、朱有騫、何棣先、劉中藩、蔡方蔭等15人為籌備委員，王碩如為籌備委員會秘書。請晏陽初兼主任委員，晏不在贛時由馬博庵代行其職。這些委員，包括了省政府財、民、建、教全部四位廳長，省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和城建專家，其餘均為富有名望的學者。而以因興辦平民教育而蜚聲內外的晏陽初領銜(實際未到),說明熊式輝極為注重籌委會的影響力。籌委會隨後設立校舍設備、圖書儀器和教育計劃等三個委員會，分別以省政府委員程時愷、邱椿和籌委會代主任馬博廠為主席，經辦具體事項；並推馬博廠、蔡方蔭、程時愷三人赴重慶，向蔣介石和教育部長陳立夫彙報。中正大學的籌備工作在八九月間進入實質性運轉。
但是，在艱難抗戰的環境下，由地方創辦大學也確非易事。江西創辦中正大學的消息一出，立即在重慶等地引起強烈反應,“各方頗多物議”。反對意見集中為三點:“一則曰，總裁為全民族之領袖，應受全國之崇敬，江西不得而私，中正大學應為一全國性之大學，宜設於首都，以隆體制。再則曰，當此抗戰緊要關頭，江西為四戰之地，首受敵軍侵略之威脅，允宜集中一切精力以謀增加戰鬥之力量，並以爭取最後之勝利，文化事業應於安靜環境中培育之，故此時在江西創設一所新興之大學，既非其時，亦非其地。三則曰，抗戰以來，東南人才恐慌，江西尤感偏僻，教授不易延聘，學生質量難期整齊，即能創設大學，亦難有所成就，更不能作到特殊貢獻。”最有分量的反對者，則包括時任教育部長的陳立夫及孔祥熙、張君勱等要人。據熊式輝日記記載，他向從重慶回來的蔣經國“詢重慶情形，伊言二陳與孔對贛政殊不了解，對大學設立成見更深。言重慶方面宜常有人來往溝通”(1940年4月9日)。反對者的意見不能說沒有道理，陳立夫等人可能還有不相信軍人熊式輝能辦成大學的深層疑慮。由於反對意見相當激烈，以致影響到蔣介石，竟使支持最力的蔣介石也一度動搖，而在1940年2月15日電示熊式輝:“中大如未籌備完成，作罷為宜。”(1940年2月20日)所有這些，反映出熊式輝的辦學之路走得相當艱難，在國民黨高層政要中遇到了很大阻力。
儘管如此，熊式輝沒有輕易放棄。他一方面，針對戰時環境、教授延聘等確實有道理的意見，加大力度進行籌備工作；另一方面，對重慶政要展開新一輪的說服爭取。1940年2月20日，他回復蔣介石電，再次申述辦學理由。又一一致函其他重要官員，進行解釋。據其日記所載，僅在3月，他即於1日致函陳立夫、張君勱，詳告辦學設想及省議會要求將中正大學改為國立的動議;14日，他與時任第三戰區經濟專員的孫曉村談“中正大學使命，及農業院應注意各事。因其即赴渝，使便宣傳”;21日，定稿中正大學辦學旨趣，寫成私人信函10件;22日，派蔡方蔭赴渝,“囑咐赴渝與各方接洽應注意之事，托帶致呈總裁及岳軍、立夫、作孚、自明、辭修、君勱、陽初、淬廉、佈雷、又庸等函十件，內附大學旨趣一張”(1940年3月22日)。所列10人中，既有蔣介石身邊的軍政要人和重要幕僚(如張群、陳誠、甘乃光、陳布雷),又有文化、教育、國民參政會的著名人物(如陳立夫、盧作孚、張君勱、晏陽初、何廉、王又庸等)。可見，熊式輝為爭取中樞支持江西開辦大學，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
熊式輝的努力取得了成效。蔣介石很快打消了“作罷”的念頭，再予支持，並讓陳布雷轉述其四點意見:“1.籌備時間宜充分。2.人才不可忽略，在開始時特別留意。3.儀器圖書不可忽略。4.學生素質不可馬虎。”(1940年4月9日)蔣介石的支持，再次為中正大學的創辦開了綠燈。
張君勱等事實上也改變了態度。政治學界名宿張君勱原對創辦中正大學之意義不甚了解，經熊式輝誠懇解釋,“竟能力表贊同，並專函表示對於中正大學之期望”,希望結合江西政治及農工醫礦等實際需要，進行辦學。至於時任教育部長的陳立夫，礙於蔣介石的態度，雖有不通也不便明確反對。但直到1941年4月28日晚熊式輝在重慶上門拜訪,“與陳立夫部長詳述中正大學作法，俾釋誤解”,才算消除了疑慮。
1940年3月下旬，時在重慶的江西教育廳長程時愷探知，教育部將批准設立中正大學並由省立改為國立，由教育部直轄，校長人選由熊式輝函請蔣介石決定。(1940年3月23日)經行政院會議批准后,5月，教育部發出部令:“中正大學定為國立，籌備事務，仍托由江西省政府主持並聘定熊式輝、程時愷、邱椿、蕭純錦、馬博庵、蔡方蔭、朱有騫、羅廷光為籌備委員會委員，熊委員式輝為主任委員。在校長未任命以前，一切校務，由籌委會負責辦理。”這8名委員中，前4人為省政府委員(其中程、邱、蕭也是著名學者),后4人為學者，這個結構，保證了籌備工作的順利進行。6月1日，籌委會在泰和正式成立。新成立的籌委會繼續前籌委會的工作，負責建築校舍、購辦圖書儀器、修築交通公路和編製規程章則等一應事務。台灣中正大學的開辦，至是成為定論。
三、歷時經年的實際籌備
中正大學的實際籌備，從1939年8月遂川會議開始，到1940年10月底學校開學，歷時15個月。以1940年6月1日為界，可分為省政府、教育部聘任的籌委會前後主持籌備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熊式輝雖未出主籌委會，全部工作卻是由他實際主持。因此，中正大學的籌辦，均是在熊式輝的操持和決斷下進行的。
選擇校長，設置院系。在教育部確定由江西推薦校長后，從1940年4月起，熊式輝即與馬博廠等商量人選，幾個月來，頗費思量,其間還曾有個有趣的插曲:4月底，行政院組織政務巡視團分路巡視各省政務，時任行政院政務處長的著名學者蔣廷黻負責湘贛粵桂四省。6月，他來到江西泰和。據其事後回憶，熊式輝在接談中，請他出任中正大學校長，他認為熊的計劃不合時宜而婉予拒絕，勸熊不可操之過急。7月初，蔣介石來電詢問校長人選。9日，熊式輝向蔣介石舉薦7人，即陳佈雷、蔣廷黻、王世傑、何廉、甘乃光、胡先驌、吳有訓,(1940年7月9日)請其擇定。這個名單，是熊式輝與僚屬多方商討的結果，但前5人顯然不能或不願來贛出任校長，事實上只能在後兩位江西籍著名學者中選任。胡先驌時任中央研究院評議員、中國植物學會會長；吳有訓時任中央研究院評議員、中國物理學會會長、西南聯大理學院院長。而吳有訓“辭就江西中正大學校長”,並與其他同鄉勸說胡先驌接受。教育部遂於9月間任命胡先驌出任中正大學首任校長。
大體說來，由於教授之學業素養，關係到學校的前途和學生的質量，籌委會對教授的選聘,“極端審慎，務期品學兼優，經驗豐富，如不得其才，則寧缺而不濫”。各院系和研究部教授大多來自清華大學、中央大學、交通大學、西南聯大等著名大學。如文法學院的蕭公權、唐慶增、蕭蘧、陳鶴琴、童潤之、雷潔瓊、邱椿、姜琦、嚴楚江、王易等，工學院的蔡方蔭、張聞駿、吳詩銘、袁行健、俞調梅、王修寀等，農學院的周拾祿、張明善、馬大浦、魯昭濤、何琦、黃野蘿等，研究部的馮言安、葉青、姚名達等，多為國內知名之士，而於學術上有相當貢獻者。因此，校長鬍先驌對預聘的教授極為滿意，認為“本校所聘教授，皆碩學宏才、一時知名之士”。一所遠離政治中樞和中心城市的新辦大學，能夠在極短時間內延請到較多的知名教授和專門人才，確實很不容易。親歷其事的馬博廠將其歸納為兩大原因：熊式輝的求才若渴、禮賢敬士精神，至足感人；教授學者認為中正大學意義重大，相約應聘。當然，泰和能集中起較多知名學者，與抗戰時大片國土淪陷、高校內遷的形勢有很大關係。
用心籌劃，力求周詳。熊式輝將籌備中正大學列為其政務上的頭等大事之一，對於籌備事務極為用心，計劃周詳。僅以1940年1月看,13日，他會見馬博廠、程時愷,“囑籌備中正大學，速著手擬定編製、預算、計畫送審”。23日上午，又到籌備處,“與馬、高、左、吳諸君雜談數問題。……乃至大學工作計畫等問題，殊太寬太泛”。25日，再見馬博廠,“談大學籌備事，囑速訂工作計畫”。一事而囑再三，可見其何等用心。因為太用心，他自己有時也覺可笑。據其日記所載,2月3日，他與馬博廠、何棣先談中正大學事，事後他自認為“發言太多，且屢屢敷陳意見，或言補充他人語，或徑自提出，淺露形態可笑”。13日晚，他睡眠不佳，至凌晨2時30分始成寐，其故竟“半因昨夜9點至11點半在中正大學籌備處與博庵等談話太疲倦，精神過於興奮，半因近來修改各種計畫草案，每因不能洽意，太費思慮”(1940年2月14日)。親手修改各種計劃草案以至太費思慮，也再次說明他對學校籌建傾心之深。從其1940年日記統計，這一年中，他竟有67天記載有討論和解決學校籌備事務，亦可概見籌備事務在其政務中所佔分量之重。
熊式輝也比較注重遵循教學規律及其要求。他明確提出“大學一切應力求標準化”的問題(1940年4月7日),要求“大學始創，應建立新的風氣，並應力求取得各大學之長，而避免各大學之短”(1940年8月30日)等。這些意見，對中正大學的規範起步有著良好作用。
四、中正大學開學與辦學宗旨的確定
1940年10月1日，教育部任命的校長鬍先驌來到泰和,10日正式就職。胡先驌(1894—1968)是我國著名的植物學家和教育家，中國植物分類學的奠基人，由他出任校長，實是所選得人。這時，經過艱苦努力從香港、上海購置的圖書設備，也大多到校。學生4日起陸續到校註冊(共計391名)。開學時間一再推延，最後定在蔣介石生日即10月31日，舉行奠基暨開學典禮。
10月31日，江西省黨政軍機關負責人和社會名流，與中正大學全體師生會聚在杏嶺校園，相繼舉行中正大學奠基典禮、開學典禮和蔣介石生日祝壽儀式。下午5時，熊式輝“會宴省黨部、省政府委員及大學校長、教授職員等140餘人”,晚上舉行游龍燈和平劇演出。開學情景歡欣熱烈。次日，學校正式上課。
蔣介石為學校開學發來長篇訓詞，指出贛省在吾國文化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諸生在此抗戰建國艱虞之際，就學於先哲前賢流風未沫之地，必當明了本校設置之意義與其特有之使命。他對辦學宗旨和學生學習詳加訓示，要求該校負擔兩大任務:“一方面，應為研究中國國民革命之歷史與進程，闡揚三民主義之真諦，以示吾人奮鬥之指針；一方面，必當本登高自卑、行遠自邇之指針，對國家社會之實際需要，授與諸生以實務中必需之知識，俾諸生於力學之中，更能力行，而更即行以求知”,故學校“所研究傳習之道，必為救國救世、三民主義之達道，所授予諸生之課業，必為擔當革命建國事業之實際”;希望“諸生所修習者，雖有文、法、工、農、商、醫諸系別之分，而均不可不於入學之始，立定為國家效忠、為同胞服務之志向！一切個人本位之企圖，與我國過去文人浪漫不羈浮華不實之故習，均當摧陷而廓清之”,從而造成“非僅博通學術之專才，實為革命建國之幹部”。蔣還對其文武合一、術德兼修的教育思想進行了闡述。蔣的訓詞，反映了他長期主張的政教合一思想，以及對人才培養的要求；確定了中正大學的辦學宗旨，三民主義教育及闡揚三民主義被定為學校教育與研究的中心任務。中正大學後來成為國統區三民主義教育與研究的主要力量之一。
教育部長陳立夫發來訓詞:“江右人文蔚起，代有傳人。明義利之辨,鹿洞遺風；昭忠貞之心，文山大節。今茲創校，式冠嘉廡，講舍宏開，更逢令日。所冀領導群倫，景行仰止，以開來學，且紹前修，本部長有厚望焉!”陳立夫以古勵今，對學校也寄予願望。
熊式輝為奠基碑石撰寫了碑文，並在開學典禮上做《中正大學之創立及今後之希望》的長篇演詞。如前所述，要把中正大學辦成一所什麼樣的大學，熊式輝一直有自己的主張。嚴格地說，他創辦大學的目的，與其說在教育上，不如說在政治上。他從其改良型或者說創造型的地方政治目標出發，對教育的要求，一直是為地方政治實踐提供實用型的人才，這既是他秉承蔣介石之意堅持在江西開設大學的初衷，也是他起初不大願意將中正大學由省立改為國立的深層原因。因此，在開學典禮的演詞中，以“創議人兼前籌備委員會主任”的身份談對學校的“希望”,亦即自己的辦學主張。在他所談三點希望，即發揚三民主義之學術思想、實驗政教合作之計劃教育和建立民族復興之精神堡壘中，一、三兩點分屬指導思想和基本目標，第二點則是他之根本的辦學主張。他將這一主張系統表達為：理論上，大學要能成為一般政治人員之理論研究所，用各種方式源源不斷地為他們提供所需要的學理，使之增進創造力和自信心；一般政治人員則應成為大學之理論證驗者、推廣者及題材供給者，不斷反映實際問題，提供實際資料和研究課題。技術上，大學要能成為一般政治工作之技術供應部，接受政治工作者的諮詢並解答其疑難；還要搜集整理各種實際資料與經驗，編為專書，一面提供政府機關作為工作手冊，一面教授學生作為補充教材。人員上，大學要能成為一般政治機關之人才製造廠，省縣鄉鎮各機關所需幹部之質量和數量，應約定大學負責培養；大學養成的人才，各級機關則應負責任用，使學校成為有計劃之人才製造廠，國家得適用之人才，學生有一定之出路。為此，大學教育計劃必須力求與行政計劃相扣合，協同一致，作連鎖式推進，在直接完成教育計劃的同時，間接促成行政計劃，從而使政府的行政計劃有其生動之靈魂，大學的教育計劃有其寄託的形體。熊式輝認為，這就是有計劃之教育，就是真正的“政教合作”。從根本上說，熊式輝的主張，既受到近代日本教育思想的影響——與他早年留學日本陸軍大學的背景有關，也源自蔣介石，是對蔣介石“大學教育必須與地方政治完全扣合”、“政治與教育應打成一片”等思想的落實。當然，在教育計劃、人才培養方法上，熊式輝也有自己的見解。這些見解，有適應現實政治需要的一面，但與教育的自身規律與要求也存在很大的距離。
熊式輝等對中正大學寄予極高的期望。在反覆修改的奠基碑文和開學演詞中，他將中正大學況之為民族復興的精神堡壘，並以普魯士創立柏林大學促成德國興起的事例，來引申中正大學對於中華民族復興的使命與意義，指出不但要通過學校的學術研究，來“造成中國民族文化之主流”和中華民族能“自樹立其創造性之學術體系，以求有所貢獻於世界人類”,而且要“毅然以復興民族之精神堡壘自任”,“以達成革命建國之歷史使命”。胡先驌在論述學校身負“闡明總理遺教與發揚總裁的政治理想”的責任和“尤足為吾國民族復興之象徵”的意義時，還認為學校要“求樹立新中國高等教育之基礎”,“求自然獲得全國高等教育中領導的地位”。這些期望，反映了大學教育在民族復興中的真實使命，以及人們對大學作用的真切希冀，但顯然也有不合實際、過於自信的成分。
中正大學的創立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全國重要報刊都做了報道，就是在上海淪陷區的《申報》,也連續三天刊出報道，稱學校的創立“意義至為重大”。中正大學開學時設立文法學院、工學院、農學院3個學院9個學系。其後幾年間，學校逐年發展，又在贛縣龍嶺設立了分校,“規模漸宏”,1944年時,“教員與學生蓋五倍於初矣”。在抗戰的艱難條件下，有這樣的發展，是很不容易的。首任校長鬍先驌為學校的辦學作出了重要貢獻，他1944年4月辭職后，由蕭蘧繼任。1945年1月，為避日軍的竄擾，學校遷至寧都長勝，贛縣分校也併入本部。抗戰勝利后遷至南昌，經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及江西省主席曹浩森協助，借用昌北望城岡的軍政部營房為校址,1946年1月在望城岡開學。學校相繼增設理學院，文、法學院分立，增設數學、物理、化學、歷史、中國文學、外國文學、法律等學系，到1947年，中正大學共設有文、法、理、工、農5個學院18個學系，以迄於全省解放。
五、結語
中正大學的創辦過程可謂波瀾迭生，從上層人物的物議懷疑，到籌備期中的諸多阻難，種種波折，不一而足，致使熊式輝有時也“感覺棘手，難以應付”。自始至終參與其事、深悉內情的馬博廠事後說過一句很有感觸的話:“設非天翼先生毅力堅強，勇往邁進，大學之籌備，或有中斷之危險”,“恐已久成泡影”。這大體是一個實情。可以說，儘管應該肯定江西省政府和一大批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但如果沒有熊式輝的創議、堅持與實幹，就不會有中正大學的出現。中正大學的創辦過程，頗能反映出熊式輝的個人性格、從政作風以及民國政治運行的關節。
創辦中正大學是熊式輝主贛10年中操持的一件重大政務。熊式輝是江西民國史上一位有較大作為的省政府主席。他在抗戰非常時期與一省主席的繁雜政務中，能將如此多的時間和精力放在創辦一所大學上，歸根結底，與他對大學在地方政治、文化發展和抗戰大業中地位作用的認識密切相關。大學是百年樹人的事業，在文化傳承、精神建構、人才培養和國家建設上，其作用極為重要，非一般機構所能替代。正是從事物的性質和意義上看，儘管他在省主席任上做了不少有影響的事情，但比較而言，當以創辦中正大學為最。這一點，當時人已經見及，認為熊式輝“畢生之事業，將以中正大學之成立，最值得稱頌”,稱讚創建中正大學是熊式輝“最偉之事業”。這個評論，在今天看來，仍是站得住腳的。
中正大學的創辦，改善了戰區學生升學困難和國家高等教育資源分佈不均的狀況，是我國戰時教育事業尤其是江西省高等教育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江西近代化進程中富有標誌性意義，對國家的文化教育事業也作出了重要貢獻。台灣中正大學是民國時期江西唯一的一所綜合性大學。它的開辦及其後的建設，聚集了一批優秀的大學教師(據1945年初的統計，中正大學在全國25所國立綜合性大學中，有教授78人排第13位，副教授45人排第3位),其中有多人為國內著名學者；提升了江西高等教育的品質，填補了民國時期江西國立綜合大學的空白，是江西近代化進程中的一大進步；培植了一大批具有較高素養的人才。在中正大學存在的不足9年時間中，為國家培養了6屆約2000名畢業生。這些畢業生遍布江西以及京津、華中、華東、華南、東北、台港、東南亞和歐美各地，在文化傳承、學術研究、教書育人和地方建設等方面作出了可貴的貢獻，還有一批人成長為著名學者。因此，中正大學的創辦，在教育文化事業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1949年5月江西解放,8月將中正大學改名為國立南昌大學。1952年底，全國開始實行院系調整，南昌大學的文史理工等主要學科和師資，大部分被分別調整到中山大學、武漢大學、華中工學院、華中師範學院、湖南大學、湖南師範學院等10多所高校；農學院的一部分分出建立江西農學院，師範部的一部分留校建立江西師範學院(即今江西師範大學)。南昌大學校名於1953年10月撤銷。被調整到廣東、湖南、湖北等地的師資力量，在上述地區長期發揮著良好的作用，湧現出一批卓有成就的著名學者和大學校長。中正大學的學統由江西師大傳承。台北則於1989年在嘉義恢復成立了中正大學。
廬山別墅 廬山經典別墅代表作之一，也叫威廉斯別墅，是本世紀初的廬山英租界里私人別墅中，體量最大、造型最魁的一棟。它的建築面積達856平方米，比“美廬”還多200餘平方米。整個庭院面積為4878平方米。別墅座東朝西，依山勢而建，北面三層，南面二層，背倚城牆山，其它三面緩坡傾向長沖河，有一種居高俯瞰的不凡氣勢。這棟石造別墅的造型，像一個稜角分明的大石頭。彷彿就是在一塊天然巨石上雕鑿了門窗。它的平面大抵成凹字形，窪口超南。凸起的兩端也不對稱，東邊的寬大，西邊的短小些，中部凸出了石煙囪所在的粗壯石牆柱。
它的設計意識里，沒有歐洲山地式別墅的約束，思路放得開，收得攏，個性強。
南側面得中間，設計了一條能貫穿西向的大門與通向副房的封閉外廊。在二樓，南面、西面環繞著敞開式外廊。這兩條外廊的相交處，延伸出了一個為半個六邊形的無檐陽台。建築師構思的活躍，就這麼漫不經心的一筆給表達了。打破了平面儘是直角的一律，也使西立面變得層次跌宕，情趣盎然。二樓外廊和陽台的欄桿，全用棱形長石條排列，上面復以寬石條，再次顯示了建築師對於石頭所蘊藏的詩意的偏愛。那個陽台的下面，是一個封閉式的門廳。門廳的石牆之中有數根棱形的石柱，來強調它的力度和高貴。
樓上有個採光很好的書房。一排很大的書架，有3米多高，共有28格，用以收藏中文善本古書，佔滿了相連的西、北兩面牆壁。
這棟別墅雖然體量較大，但佔地面積僅占庭院的十分之一，嚴格遵守了英租界關於建築密度的要求。寬敞的庭院用圍牆圈起，大門處有警衛室，院內遍種名貴的花草樹木，主樓的西北部有個腎形的游泳池。
院大門設在通向中路的西面。左右兩側建有規整的石頭坡坎，高3米。進大門后，是一條彎曲的石台階，然後台階變直，左右有四層花壇。台階兩側的水溝上端，均有刻的龍頭。泉水自龍嘴流出。在快到大門的石階兩旁，還放置了兩個刻有獸頭的鼓形石凳。龍頭、石鼓，這些中國建築的傳統符號，被美國人威廉斯惜墨如金地點綴著。
原別墅業主為美國傳教士威廉斯。約翰。伊萊亞斯（Williams John Elias），1899年28歲時來華，在南京為傳教。1902年建此別墅。威廉斯的中文名叫文懷恩。威廉斯當益智書院院長至1906年。1907年他去日本，在東京早稻田大學中負責中國留學生的工作。1908年他回到中國，致力於組建金陵大學，任副校長。1928年3月28日，威廉斯的妻子在廬山“大英執事會”重新將此別墅註冊。1932年3月26日，時任江西省主席熊式輝將威廉斯別墅購下。1945年10月，熊式輝任國民政府東北行營主任。1946年，是熊式伉儷最後一次居此別墅。從1932年至1946年，蔣介石多次在熊式輝別墅召開國民黨中央會議。
1959年6月29日至8月17日，1961年8月21日至9月17日，兩度參加中共中央廬山會議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在此別墅下榻。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期間，中共中央常委陳伯達居此。
研究成果
1.賴晨：熊式輝年表（1893年-1974年）.
2.賴晨：熊式輝和賴世璜
3.賴晨：熊式輝和蔣介石.
4.賴晨：熊式輝性格分析；
5.賴晨：熊式輝和江西的現代化；
6.賴晨：從《雪松齡草》看熊式輝的心路歷程
人們都說，一個地方有山有水，便有了靈氣。
那麼，我們安義縣萬埠鎮桃花村鴨咀壠，就是這麼一個非常有靈氣的地方。
而仰公之子熊式輝把這裡千百年來的山水之靈氣集於一身。
熊式輝公館
熊式輝故里鴨咀壠村因日寇焚毀，一九四六年重建，熊式輝雖其時舉家住陪都重慶，誕偶爾回鄉祭祖探親。為下榻便利，遂於村南建中西合壁式樓房一棟，里人稱之為“洋房子”。“洋房子”坐西向東，背山臨流，面對西山長嶺山峰。佔地約二百平方米，明二暗三層磚木結構。第一層地面為西式扛棱杉木地板結構，其下空氣貫通，牆體安有鑄鐵通風窗。上下三層木製樓梯連通。二樓有西式陽台，三樓設計有前後兩處哥特式建築採光窗。自房屋建成至1949年熊氏舉家遷居香港前，曾多次返鄉，即住於此。期間處理公務、宴請族人、接待來賓、與鄰里對奕敘談皆於此屋。村中健在老人介紹，熊式輝歸故里時，必是車水馬龍、賓客盈門，道路為之阻塞。1992年5月25日，熊式輝夫人顧柏筠女士偕子女返鄉探訪時，登樓撫檻，感慨良多，言房屋如1949年離開大陸時一般完好無損，足見政府寬厚待人，譽美之辭溢於言表。
（熊氏宗祠）宗祠位於村中央，可容納七、八百人，始於鵬博（今朋塘）分支時興建，1933年重修，熊式輝手書石刻“梓源荊派”匾額即嵌於宗祠大門上端。熊式輝自六歲從李紹臣讀千字文啟蒙后，即於此讀。后熊式輝無論是馬生涯，還是出軍入政，回鄉伊始，必先到宗祠祭祖，以示不忘祖宗保佑。現宗祠保存完整。
熊式輝
源源長銀行在熊式輝主贛時為源源長銀號，是本縣私人資本自辦的商業銀行，曾得到當時省府的大力支持，后機構遍布省內，港台亦有分支機構。源源長銀行的董事長兼總經理王德輿不忘熊式輝當年提攜之恩，慨然應允。熊式輝收集全村田地山林權屬證，抵押給源源長銀行，貸款5億元，將村莊重新作整體規劃。請是時著名的建築設計師禚繼祖設計，由名匠里人張傳梁等4人負責施工，建了17幢兩層樓房（當時鴨咀壠人口不及二百）。樓房為中西合璧式，有廳堂、卧室、廚房、農具間等，設計新穎、施工精良排列整齊蔚為壯觀，為是時農村罕見，外界稱為“新農村建設的標本”。
1949年，國民黨敗退在即，金圓券日漸貶值，可謂一跌千丈。熊式輝抓住時機催促族人還貸。新舊折算，一幢樓房僅值銅錢24吊，摺合時價銀元一塊，一時傳為笑談。
（顧竹筠墓）顧竹筠墓俗稱“顧夫人墓”。位於鴨咀壠村北兩華里處銅鑼山山頂，顧竹筠為熊式輝“第二位夫人”。
顧竹筠（1906-1929），浙江諸暨人。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顧清選之女。曾留學日本習醫，精通醫理，嫻熟數國語言文字。1923年18歲歸熊式輝為室。1928年，其弟顧樹人在日本病篤，訊至，家人惶急無措。顧氏方有娠，毅然請行，后孑身扶喪因悲傷勞累染病，次年8月24日，病逝於上海福民醫院。生女三，明華、明皓、季華。
自甘家村側取道去丘陵小徑旋可達顧氏墓，碑文為熊式輝手書。當年顧氏靈柩自上海溯江而上，直入鄱湖轉而潦河水道，一路破費周折。據當年參與葬禮的老人回憶，送殯隊伍長達數里。有工兵數十人參加修建墓室。
1949年熊式輝舉家居港，墓塋荒圯，縣人民政府及村民幾度整修，始得保護完整。有美國、中國台灣、泰國等國家和地區客人十數人上山憑弔。里人常念顧氏賢德有加，亦常常謁墓掃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