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機器製造總局

1865年年6月蘇淞太道丁日昌呈稟李鴻章。海關通事唐國華，曾留學外洋，因事收監。總稅務赫德（Robert Hart）為其求情，董事郭德炎與同案革職之張燦，秦吉等，集資四萬兩，買下一西人所有之虹口鐵廠（在虹口地方的美國旗記鐵廠，Thos Hunt & Co.），用以贖罪。旗記鐵廠由美國人科而(T. J. Falls）所設，因其曾為清軍製造大炮之類的軍器，為其他外人所排斥，因此他想將該廠出售。

清廷原即有意收購該廠，但洋人開價十萬兩以上，因此以往沒有成交。官價與民價相差如此之大，古今皆然。

在買下后，並已試造十二磅銅製開花炮四尊，開往鳳凰山軍營試放。該廠可修造大小鐵船，開花炮，洋槍等，為上海洋涇濱地區（此即洋涇濱一語的原始發源地，原為一道小河，現已填起，今延安東路一帶），外國鐵廠最大者。其正式收購時間在1865年6月。

該機構成立於1865年9月20日的上海，由曾國藩規劃，後由李鴻章實際負責，是李鴻章在上海創辦的規模最大的洋務企業。它不斷擴充，先後建有十幾個分廠，僱用工兵2800人，能夠製造槍炮、彈藥、輪船、機器，還設有翻譯館、廣方言館等文化教育機構。但是，它在管理上仍然存在著濃厚的衙門習氣。

1865年9月，由兩江總督李鴻章稟報朝廷，成立江南製造局。在其奏摺中說：“正名辦物，以絕洋人覬覦”。至於唐國華一案，“既情有可願，報效軍需贖罪，亦有成案可援。”李鴻章另咨總理衙門緩頰，蘇淞太道丁日昌為第一任總辦。其奏可的名稱是江南製造總局，但一直到清末，都是用江南製造局的名稱，上海製造局為其別名。江南製造局由南北洋大臣共管，其經費來自上海海關之厘金。

李鴻章將由丁日昌，韓殿甲所部原蘇洲炮局的一部份，曾國藩委託容閎在美國紐約向朴得南公司（Putnam Machine Co.）所購買的100餘台機器，全部併入江南製造局。

1867年夏，在上海城南高昌廟，興建新廠，其原因是原址為美國租界，外人不願製造局在當地生產軍火，同時地又狹小，地租又貴。因此購地七十餘畝。建成汽爐廠，機器廠，熟鐵廠，洋槍樓，木工廠，鑄銅鐵廠，火箭廠，庫房，棧房，煤房，文案房，工務廳暨中外工匠居住之室。未成者有船塢，儲存木料瓦棚，及學館以利翻譯。翻譯書有：汽機發軔，汽機問答，運規約指，泰西採煤圖說四種。

江南製造局雖是清未洋務派創辦的規模最大的兵工廠，但是技術上仍是由外國技師壟斷．

1869年增汽錘廠，改建槍廠。11月，江海關道塗宗瀛稟奏南洋大臣將上海城內，於1863年設立，位於舊學宮后之廣方言館，併入局中兼管，因局中開設學堂，譯習外國書筱，與廣方言館事屬相類，自應歸併一處，以期一氣貫串。設於機器局西北隅，11月建築完工，計樓房，平房8座74間。

1869年蘇淞太道杜文瀾，塗宗瀛為總辦。

1872年蘇淞太道沈秉成為總辦。

1873年設軍械所。

1874年設操炮學堂。在龍華購地設黑火藥廠。

1874年蘇淞太道吳元炳為總辦。

1875年改汽爐廠為鐵船廠，繼又改為鍋爐廠。設槍子（子彈）廠於龍華。

1876年建火藥庫於松江。

1876年李興銳任江南製造局總辦。改汽錘廠為炮廠。

1877年於炮廠對面購地設置炮彈廠。

1877年蘇淞太道劉瑞芬為總辦。

1878年改操炮學堂為炮隊營。創設水雷廠。

1878年蘇淞太道褚蘭生為總辦。

1879年4月，聶輯槼為江南製造局會辦，呈請向德國都田廠購置粟色火藥（注3）二百噸，分三次運滬，該廠並充撥派洋匠一名來華教習。聶是曾國藩的女婿。

1879年改軍械所為軍火處，又於龍華添設栗色藥廠。 1878年及1879年兩年中，製成2900桿後膛洋槍，後膛槍彈177萬7千5百，前膛槍4000桿。刊行翻譯書十種。

1880年及1881年兩年中，製成5000桿後膛洋槍，後膛槍彈41萬2千6百，前膛槍3500桿。

1882年蘇淞太道邵友濂為總辦。製成2600桿後膛洋槍，後膛槍彈115萬9千9百，前膛槍7600桿。

1884年始造林明敦中針槍（雷明頓軋機組，中心火）。

1886年蘇淞太道湯壽銘，龔照瑗為總辦。龔照瑗是李鴻章的同鄉親戚。

1890年，蘇淞太道聶輯槼任江南製造局總辦

1890年，因造炮之鋼料，鋼彈及造槍所須之鋼管必須購自外洋，劉騏祥奏請購買鍊鋼，卷槍管之機器，爐座各一副。共計每日可出鋼三噸，槍管一百枝。機器需款一萬二千兩，新建廠座須數千兩。並計劃提供鋼料給各省製造局，以免取資外人。南洋大臣曾國荃及北洋大臣李鴻章均批文同意。

1890年江南製造局總辦劉騏祥呈文，“後膛槍式日新月異，種類不一，其較為精緻者，則以毛瑟（毛瑟），黎意（李，注1）及哈吃開斯（溫徹斯特霍奇基斯，注2）為最。職局所造林明敦中針式樣，已嫌其舊。今王世綬與華洋槍匠，仿造英國新出之兵槍，名日新利槍。其機簧有似乎毛瑟較為靈巧省便，其槍筒有似乎黎意而較為輕利。所佩葯彈銅卷系用無煙火藥七厘，實以包銅之鉛子，形長而細，施放可及三千碼之遠。“劉騏祥是湘軍將領，後任陝西巡撫劉蓉的兒子。他在任時規定，局中物料需由他採購后，再賣給製造局。

1893年1月，總辦劉騏祥呈文採購無煙火藥機器。由兩江總督劉坤一撥南洋海防項下六萬兩，由瑞生洋行（Buchheister和公司）採購虜機器全分及洋匠一名來華教習。 （年薪資18,640鎊）合約定明，每日生產十六小時，可生產無煙火藥一千磅。並能製造炮棉及硝鏹水（硝酸）。廠房設計由洋商繪圖，於機器抵達前六個月完成，合同由彼此划押，由德領事蓋戳分執。

1894年，蘇淞太道黃祖絡任江南製造局總辦。

1895年7月，總辦劉騏祥覆張之洞電，每年可生產快利步槍1500桿。

1895年9月，會辦潘學祖覆張之洞電，每月可生產快利步槍170-180桿。槍管及零件均用湘鐵及洋鐵在廠內自造。

1895年設火藥庫於浦東（黃埔江之東，與上海城區隔江相望，到1992年都還是一片農田，如今有世貿中心，東方明珠電視塔等，道路寬闊，十分紅火．)1895年兩江總督劉坤一奏報該局委員候選直隸州知州王世綬自行製成無煙火藥，每年可生產六萬磅，洋匠自謂不及。

1895年兩江總督張之洞派人查訪滬局情況，“製造局積弊，在換一總辦，即添用心腹三四十名，陳陳相因，有增無減，故司員兩項，幾至二百，實屬冗濫“。

1896年，蘇淞太道呂海寰任江南製造局總辦。該年撥解浙江台灣林明敦中針槍100桿，黎意槍180桿。

1897年，蘇淞太道蔡鈞任江南製造局總辦。每年可造快利槍1500桿，快利槍子一百二三十萬粒。

1897年，張之洞比較湖北槍炮廠與江南製造局所生產之槍式，致督辦軍務處之咨呈。如上述，並說道：“直拉式槍機，當槍機受熱膨脹時，進退均澀，手力不足，每須佐以足力”他並提到滬槍膛線六條，可見並未按原計劃七條進行。張之洞時任湖廣總督，負責湖北兵工廠，該廠一向生產漢式仿德國委員會8毫米口徑步槍，軍務處有意統一槍型，可能當時江南製造局的快利槍呼聲較高，因此他在此函中，把快利說得一文不值。以免棄鄂從滬。

1898年總辦林志道奏請創辦工藝學堂。由江海關道之廣方言館及江南製造局之炮隊營合併。學習工藝化學。以四年為期。

1898年5月，由於價格太貴，擬取消採購製造快利步槍之機器。劉坤一批示由於當時製造快利步槍，多為手工製造，應研究購買製造小口徑毛瑟步槍機器。與地亞生與瑞生洋行之合約於7月經一年之拖延之後取消。

1898年7月28日，與地亞生洋行簽約購買機器，生產德國88年定製毛瑟（步槍委員會，與毛瑟無關），小口徑步槍的機簧管，接套，表尺的鍘床，車床10副，共英金21500鎊。合約中說外洋頭等名廠，均選上等材料，配上等工程，應配器具，模尺等件，一概齊全。並列各式機械名稱及圖樣工程。限8個月運到交貨。

1898年8月4日，與信義洋行簽約購買機器21具，生產小口徑毛瑟步槍彈藥，共英金5,071鎊。其目標為每日8個小時，製造槍子並彈頭齊全共一萬顆。限9個月運到交貨。

江南製造局生產的彈藥不少，至今留下的卻非常罕見。收藏家中發現有一顆子彈，在彈底只列印了一個「申」字，可能是江南製造局出品，因黃浦江舊稱春申江，因此上海市以申為簡稱，有申報等。

1898年12月17日江南製造局呈劉坤一遵議擴張製造及經費因難。每年生產小口徑毛瑟步槍（毛瑟1871步槍之11毫米稱為大口徑毛瑟槍）1800餘桿。

上年奉神機營調取快利槍1200桿，槍子72000顆。又奉練兵處調取快利槍2000桿，槍子50餘萬顆。

本年奉北洋撥快利槍300桿，槍子160萬顆。代湖北制老毛瑟槍彈二百萬顆。代廣東省造洋槍管500根。

除湖北撥到二萬兩，其餘未經撥還。

在1898年的一份報告中，提到所有生產的槍械的重量和尺寸，其中提到步槍有：

快利連珠後膛步槍

德國老毛瑟單響後膛步槍（1871年）。

美國溫者士連珠後膛馬槍。

德國老毛瑟單響後膛馬槍。

1898年英國人貝思福爵士參觀了滬，津，寧，漢，粵，閩六局后，認為創辦者視所創辦局廠為本集團所有，局務，生產一手包攬，並且互相拆台，各自為政，把軍工企業當作爭權奪利的資本，長期控制。 “若照今日各省各辦之情形，不過便各督撫之私圖，於國家何益哉”。

由於清廷屢次擬議各軍統一使用七九公釐子彈，並統一樣式。江南製造局這一年開始生產7.9毫米新毛瑟步槍，與湖北槍炮廠所造相同，仿自德國委員會步槍。

1899年，蘇淞太道李光久，曾丙熙，余連沅任江南製造局總辦。新設之工藝學堂併入廣方言館，工藝學堂設機械，化學兩館，有學生各20人，畢業后入廠實習。廣方言館有學生80人。

據劉坤一與總理衙門6月24日函，由於上年訂購之機器要至秋天才到，目前以舊機與手工製造新毛瑟步槍，每日出槍10枝。

1900年1月奉上諭，載漪奏前撥虎神營快利槍2000枝，大半機簧不靈，甚有接筍不密，火由縫出，致傷兵丁。著鹿傳霖查明負責局員名職，從嚴奏參。

1900年，蘇淞太道袁樹勛任江南製造局總辦

1900年二月，在安徽省宣城灣沚鎮啟發山分設新廠。

1901年2月報告，秋季制槍械生產，快利連珠步槍後膛洋槍，生產429枝。毛瑟后瞠洋兵槍，190枝。精利步槍3枝。

1901年三月，改建新廠於江西省萍鄉縣湘東鎮，以就煤鐵。當年停止生產黑葯，栗藥廠。

1901年6月報告，冬季制槍械生產，快利連珠步槍後膛洋槍，生產182枝。毛瑟后瞠洋兵槍，230枝。精利步槍2枝。

1901年7月報告，春季制槍械生產，快利連珠步槍後膛洋槍，生產75枝。小口徑新毛瑟后瞠兵槍，343枝。精利步槍3枝。

1901年11月報告，夏季制槍械生產，小口徑新毛瑟后瞠兵槍，518桿。

快利槍停產。

1902年張之洞奏請將快利連珠步槍後膛洋槍作廢。 1902年擬將船塢及輪船，鍋爐等廠劃為商辦。並將製造銅殼等事宜，歸入於龍華分局，並於該局設銅殼廠，復設工藝學堂。

1902年5月報告，秋季制槍械生產，小口徑新毛瑟后瞠兵槍，518桿。

1902年5月報告，冬季制槍械生產，小口徑新毛瑟后瞠兵槍，505桿。

1902年9月報告，春季制槍械生產，小口徑新毛瑟后瞠兵槍，530桿。

1902年9月報告，夏季制槍械生產，小口徑新毛瑟后瞠兵槍，661桿。

1903年改設炮彈廠於機器廠東首，以水雷廠併入。而熟鐵廠亦並於機器廠。

1903年1月報告，秋季制槍械生產，小口徑新毛瑟后瞠兵槍，650桿。小口徑新毛瑟后瞠馬槍4桿。

5月報告，冬季制槍械生產，小口徑新毛瑟后瞠兵槍，662桿。

6月報告，春季制槍械生產，小口徑新毛瑟后瞠兵槍，589桿。

1903年二月，張之洞奏請將製造局移往內陸。曾提到，子彈宜小，小則子彈激射愈遠，擊力愈猛。且口徑小則子彈份量輕，隨身可以多帶。

1904年，魏允恭為江南製造局總辦。四月，因江寧省城銀元局因規模未備，請上海製造一局鼓鑄銅元。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製造局造船的部門獨立。稱作江南船塢，辛亥革命又改稱江南造船所。江南製造局本身也於1917年改稱上海兵工廠，於1937年停辦。日軍佔領上海后，將其場地和機械併入江南造船所。江南造船所至1953年，又更名為江南造船廠，1967年搬到高昌廟鎮，擴充設備，建有機器廠、洋槍樓、汽爐（鍋爐）廠、鑄造廠、輪船廠等。佔地70餘畝。至80年代又相繼建成炮彈廠、水雷廠、鍊鋼廠、栗色火藥廠、無煙火藥廠等。1996年改為江南造船有限責任公司，屬於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

江南機器製造總局是自強運動幾個兵工廠中，規模最大、預算最多的一個，除了開設當年投資約25萬兩的費用之外，其後早期主要經費來自於淮軍的軍費，後來1867年時曾國藩獲得許可從上海海關取得百分之十的關稅作為製造局的經費，1869年又提高到百分之二十，這相當於每年有至少40萬兩以上的經費。

製造局最高領導人是督辦，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容閎等人均曾擔任，但晚清大多時期 是由李鴻章擔任，督辦以下為行政主管，早期由李鴻章選任馮焌光和沈保靖為行政主管，並由上海道台（1865年時為丁日昌）加以兼督，實際的機械管理方面的工作則多由西方人負責，例如早期的首席工程師霍斯（T．F．Falls）為美國人。

江南製造局底下僱用了大量的中國工人，包括滿人和漢人，在其中操作及學習機器，因其專業技能，當時工人的薪水是一般城市中苦力的4-8倍。這些工人成為中國近代最早形成的一批技術工人。

每支步槍的成本高達17.4兩，而外國產品成本僅為10兩左右。

江南機器製造局在同治年間是全東亞最大的兵工廠，對於清朝的軍事力量以及重工業生產都有提升作用。例如從1865年開始，在李鴻章、曾國藩的主持下，江南機器製造局開始了對德式武器的仿製，1867年仿製出德國毛瑟11mm前膛步槍，這是中國自己生產的第一種步槍，該槍使用黑火藥和鉛彈頭，威力驚人，在1867年時，每天平均可以生產十五枝毛瑟槍和各式彈藥，李鴻章認為當時該局生產的槍械彈藥，對於後來捻亂的平定有所助益。

1871年始造林明敦邊針槍（Remington Rolling Block, rimmed-fire）。林明敦的滾輪式（Rolling Block）一號步槍，是當時世界上最流行的單發軍用步槍，由美國雷明頓（Remington）公司於1865年年推出，中國曾在1871年年至1874年之間採購了14,400枝。

1891年年江南製造局劉騏祥呈文製成快利槍，“職向外洋購到奧國曼里夏（曼利徹）新式連珠槍一桿，詳加考察，確系堅巧靈捷無比。惟其所用連珠子盒，只能從上插入，兵士臨陣每人至多不過攜帶百餘盒。 （按：指所用之彈莢，剪輯，需隨彈進入彈倉），借令子盒用完，必需停手再裝，未免稍有不便。其槍口徑略大，內瞠來複線只有六條，彈子出路，尚嫌迅直。

旋飭華洋匠目，按件繪圖，逐細考究，仍於仿造中加以便通之道，並經造成樣槍數桿。其節套（接收器），機簧（博爾特），保險，槍刺之類，即以曼里夏式樣，全用鋼料製成，取其造法堅緻，開關便捷，利於行間也。其槍筒仍用新利槍之式，蓋新利槍筒來複線有七條，口小而子長，彈子逼出較為勁利。槍之退力亦小。子盒一項，以英國南夏槍五子手弓彈盒（按：指彈夾，汽提塔）依樣更易。取其前後皆可裝子。陣仗之際，兵士所帶銅盒告匱，仍可隨手握子，從后裝入，亦能連珠施放，源源不絕。“

快利與原槍的差別，除了上述的槍管，上彈方式之外，並將原槍的架槍鉤改為通槍條。原槍有兩個固定環，快利只有一個。由於口徑不同，表尺照門當然也不一樣。快利採用的彈藥是英國的303口徑，甫於1888年啟用，是一種使用黑火藥，有底緣的圓頭彈。後來改用無煙火藥，減少彈頭重量以增加初速，一直用到二十世紀50年代才換為308的北約。

除了槍彈之外，該局在1868年生產出了中國第一艘自造的汽船（木製船身）惠吉號。1891年時，為中國首次煉出鋼鐵。

但整體而言，江南製造局在晚清時的軍備生產品質並不好，例如步槍的水準不高，性能不佳（據說因此連李鴻章率領的淮軍都拒絕使用），且生產成本高於直接購買。造船的情形亦類似，1868年首次生產之後，陸續造了數艘汽船，但所造船的速度不快，整體生產成本及耗燃料都高，結果反而不如直接向外國購買（自造一艘船的錢大約可以向英國買兩艘船）。

製造局軍備生產成本的高漲，可歸因於幾個方面：一、所有的生產原料幾乎都靠進口。二、人員薪水偏高。三、申購物資浮濫。四、人員人數過於浮濫：除了外國顧問日漸增加，中國官員、職員有不少人是利用關係進入，坐領乾薪。以官員而言，1870年代初期只有40人，大約不到十年人數就增加了一倍之多。

到19世紀末，江南製造總局一年可以製造子彈9萬發，地雷200枚，槍支2000支。

江南機器製造局除了機械的製造之外，另附設有廣方言館（即語言學校，原設於1863年，1869年併入江南製造局）翻譯館以及工藝學堂，用以介紹西方知識，以及培養語言和科技人才，在1868年-1907年之間，譯書達160種，除以軍事科技為主之外，旁及地理、經濟、政治、歷史等方面的書籍，其所翻譯書籍的水準，被認為超過晚清數十年其他翻譯書籍的質量。對於晚清的知識分子吸收西方知識產生很大的影響。

140年前，它的出現及後來的崛起，開了我國近代化軍事及民族工業與其它諸項文化事業之先河。

江南製造局發展到主營造船，與近代科學家徐壽大有關係。徐壽被稱為中國近代造船的鼻祖。曾國藩說徐壽：“研精器數，博學多通”，評價極高。1862年，曾國藩將徐壽推薦到安慶軍營內軍械所，專辦製造事宜。1867年，江南製造局創辦第二年，曾國藩、李鴻章就把徐壽派到局門，入住高昌廟。由此，江南製造局開創了造船新紀元。

從1868年到1884年，徐壽主持了10餘艘兵輪的設計建造，從明輪到暗輪，從木殼到鐵甲，從600噸位到2800噸位，為中國人自己建造輪船做出了巨大貢獻。尤其是1868年建成的中國第一艘木質機動兵輪“恬吉”號（后改名“惠吉”號）試航時，轟動了上海。船長185尺，寬27.2尺，馬力392匹，載重600噸。船身木質，鍋爐自造，主機用外國的舊機器改裝。因為它改變了中國兵船唯靠進口、不能自造的歷史，當時的封疆大吏曾國藩親自登船試行，稱讚“堅緻靈便”，並為其命名為“恬吉”號，寓意“四海波恬，公務安吉”。此後，江南製造局又建造了“海安”、“馭遠”等多艘兵船，鍋爐與主機都是自造，船上能裝配26尊大炮、載容500名水兵。1876年，中國第一艘鐵甲軍艦“金甌”號，又在江南製造局誕生。僅1905年至1911年的6年間就造船136艘。到1918年，為美國人建造了4艘萬噸輪，這是中國人有史以來造的最大的船，也是中國從未簽訂過的最大的造船合同。這些正應驗了李鴻章當年在奏摺中的所說，“庶幾取外人長技以成中國之長技，不致見絀相形，斯可有備而無患”、“有事可以禦侮，無事可以示威”。

儘管，江南製造局在1949年解放之前的84年裡，幾經改名，屢遭磨難，但“江南”這兩個字始終未改。除軍艦之外，中國第一門鋼炮、第一支后裝線膛步槍，這些超脫了冷兵器痕迹的近代意義上的禦侮之器都出自江南之手。從林明敦式后裝線膛槍，到德國的新毛瑟槍；從強裝線膛炮，到后裝線膛阿姆斯特郎炮，江南無不在仿製中很快追趕上世界先進水平。但真正實現江南創立之初“日省月試，不決效於旦夕，增高繼長，尤有望於方來”的理想的，還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後的“新江南”時期。

“造船不如買船”的問題在當時並非個例：李鴻章屬下的江南製造總局在創辦的第六年，開始量產先進的林明敦式後膛來福槍，但只造了不到五千支，明察秋毫的李大人就看出了問題：國產林明敦槍造價不但是進口林明敦槍售價近兩倍，而且質量還遠不如進口貨。李鴻章本著對國防大計負責的態度，果斷拒絕這種國產步槍在淮軍列裝，繼續帶頭進口價廉物美的洋槍洋炮。

洋務運動的產品確實如此——成本高昂、質量低劣——逼得李鴻章們不得不繼續買外國裝備來搞中國國防，原因何在？一是採購大吃回扣。中國商人給官員回扣自古天經地義，毋庸再提；洋商與中國官員打過幾回交道，也入鄉隨俗了。克虜伯進入中國不久，就學會了在合同金中劃出專門比例送回扣。痛心疾首的李鴻章專門出台規定：所有採購都要經總辦（總負責人）以及採買、支應、會計三個有關部門共同簽字才能生效。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李大人此舉見效甚微。二是人力成本高企。來華工作的洋人工資遠比在本國工作要高，這倒好理解。中國沒有技術骨幹，能不求著洋人嗎？問題在於，很多有關係的中國人想方設法擠進這些“有錢途”的洋務單位：19世紀70年代初，江南製造局只有40個官員領導管理；到70年代末，就有80個官員吃拿卡要了。

19世紀，世界已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時代，任何國際或國內鬥爭的失敗，都可能被視為落後，洋務運動也因甲午戰爭之敗被歸為此列，但它不過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段連續“失敗”中的一次。儘管“自強”進程頗多可指摘之處，但傳統中國的架構已被突破——洋務運動以引進技術為富國強兵手段；百日維新則以為立憲才能救國；“五四運動”時國人已認識到改革還需從思想著手。雖無人事先計劃，但這一系列改革的推進，使我們感受歷史自有其邏輯。江南製造總局後來被日軍侵佔，更名為“三菱重工株式會社江南造船所”。

2018年1月，入選第一批中國工業遺產保護名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