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運動

經過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以及太平天國的打擊，清朝內外交困，清朝的一部分官 僚開始認識到西方堅船利炮的威力。為了解除內憂外患，實現富國強兵，以維護清朝統治，開始學習西方文化及先進的技術，這樣一部分人被稱為洋務派。在此之前一些學者就提出了學習西方國家的優點以增強國力，例如魏源在《海國圖志》中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主張“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

1840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遺憾的是，處於傳統國家和農業文明體系下的中國在面對經過資產階級革命后的現代國家和工業文明的英國的挑戰時顯得不堪一擊。首先，在軍事上，由於工業革命的發生使得英國軍隊的武器裝備和軍事思維發生了質的變化，在戰場上，仍舊以大刀長矛和騎兵為主的清帝國的精銳部隊儘管作戰勇敢，但面對強大的炮火則顯得如此不堪一擊。對外作戰連連失敗，特別是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攻入北京，火燒圓明園，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對清帝國造成了嚴重的陰影。在經濟貿易領域，由於工業文明下的大機器生產，專業化、規模化的生產經營模式使得西方的工業產品和加工后的農產品無論是產品質量還是生產成本都遠遠優越於傳統農耕文明下的小門小戶的小農經濟所生產出的產品，因此，中國長期以來的貿易大國的地位和國際貿易上的優勢漸漸喪失，經濟發展遭到了新興經濟模式的嚴峻挑戰。

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后不久，因為清政府用領土，主權以及一系列經貿特權暫時填補了外國侵略者的肚子，國內的農民戰爭也進入低潮，因而呈現了暫時“穩定”的局面，即所謂“中外和好”的“和局”。但是在清朝統治集團中，一些頭腦比較清楚的當權者，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以及在中樞執掌大權的恭親王奕訢等人，並沒有因為這種“和局”的出現而減少他們對清政府統治的危機感。曾，李，左諸人都為剿滅太平天國而建立殊勛，他們在藉助外國侵略者對太平天國的“華洋會剿”中，親眼看到了外國侵略者堅船利炮的巨大威力，從而感受到一種潛在的長遠威脅。面臨中國“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他們繼承了魏源等“經事派”提出的“師夷長技”的思想並極力將這種思想付諸於實踐他們“師夷長技以自強”的目的，一是為了鎮壓太平天國，二是在中外“和局”的條件下，徐圖中興。

從15世紀開始，世界的大環境開始發生變化。西方資本主義開始萌芽。農民和手工業者經過長期勞動，積累經驗，改進了生產工具，農業得到發展。紡織、冶金等開始出現機器。不僅提高了產量。改變了人與人的關係，分化出各種不同的階層。在新航路的開闢，文藝復興，宗教改革運動，資產階級革命，產業革命的推動下，至洋務運動發生時，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已初步完成，人類進入了一個新時期，這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就外部而言，自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國家掀起了殖民戰爭的狂潮，特別是工業革命后的英國，為在全球範圍內打造自己的日不落帝國的殖民體系，亞洲自然而然成為了英國殖民擴張的目標，英國在成功地佔領印度后將下一個目標瞄準了中國。1840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發動了對中國的殖民戰爭。1856年又挑起第二次鴉片戰爭。同時，北方的沙俄，西方的法國、美國等國也開始侵犯中國，中國一時間遭遇了嚴重的外部安全威脅。

這個新時期的主要特點就是整體化和近代化。講究統一的世界市場，分散、落後的國家不可避免地納入整體中。近代化就是資本主義代替封建專制，這是歷史的必然。這也是洋務運動試圖走近代化的道理，在世界整體化的趨勢下，中國比較被動的捲入。當時中國沒有經過長期的積累，沒有經歷資產階級革命，但中國的洋務運動與世界大勢是分不開的。

1、以“自強”為旗號，引進西方先進生產技術，創辦新式軍事工業，訓練新式海陸軍，建成北洋水師等近代海軍。其中規模最大的近代軍工企業是在上海創辦的江南製造總局

2、以“求富”為旗號，興辦輪船、鐵路、電報、採礦、紡織等各種新式民用工業。如在上海創辦的最大的民用企業是“輪船招商局”。同時推動近代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

3、創辦新式學校，選送留學生出國深造，培養翻譯人才、軍事人才和科技人才。1862年在北京設立的京師同文館，就是中國最早的官辦新式學校。

洋務運動的最根本的指導思想是“自強”、“求富”。其分類思想就是“師夷制夷” 、“中體西用”八個字。前四個字“師夷制夷”表明洋務運動與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的關係，即學習西方的長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后四個字“中體西用” ，表明洋務運動與本國封建主義傳統文化的關係，表明中學與西學各自在洋務運動中的地位，即以中學為主體，西學為輔用。“師夷制夷” 、“中體西用”，也是洋務運動中洋務派處理中西民族國家關係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則。在洋務運動時期，從馮桂芬的“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到薛福成的“今誠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都是作為一種理論服務於“求強”、“求富”這一洋務運動主導思想的。

最先提出中體西用這一思想的是洋務派思想家馮桂芬。他於1 861年在《校邠廬抗議》一書中說：“以中國之倫常名數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他以“本”“輔”的主從關係來處理中學與西學的關係。從字面上，一字不差地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人，是《萬國公報》的編者沈壽康。1896年四月，他在《匡時策》一文中說：“中西學問術自互有得失，為華人計，宜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西學”，最初都是作為學問提出來的。“中西學問”對於社會，對於一個政權，對於統治者來說，本來都是“用”，沈壽康在此以“體”“用”處分，並非是作為目的與手段之分，而只表明主次。這種主次之分，是“為華人計”。是為了發展中華民族，是為了在學習和引進西方科學技術的時候，維護中華民族的優良文化傳統，在中西文化大交流中，保持中華民族的特色。不僅要保留使用中國的學問，而且要將其放在主要的地位，還要使西學與中國的國情結合起來，為發展中華民族服務。因此，由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口號非常簡切地反映了當時中國人的一般思想傾向，甚至可以說，在當時西方資本主義侵略者，以先進的西學作為侵略中國的手段的情況下，這個口號是一面愛國的旗幟。因此，它在中國的大地上，風行數十年而不衰。新老洋務派思想家，不斷熱舉起這面旗幟，並不斷地闡發這一口號的內容。

19世紀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1864年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后，社會的主要矛盾便是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列強的矛盾。當時中國正開始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西方的大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以太平天國為中心的大起義衝擊著滿清王朝的頹垣殘壁。可以說“內憂外患”一同並至，清朝統治集團內部開始分化為頑固派和洋務派。

洋務運動中，洋務派中央代表人物為恭親王奕訢和文祥，地方代表人物有李鴻章、張之洞、曾國藩、左宗棠等湘淮集團，此外還有崇厚、沈葆楨、劉坤一、唐廷樞、張謇等。他們主張學習西方的聲、光、電、化、輪船、火車、機器、槍炮、報刊、學校等，打出“自強”和“求富”的旗幟。認為要富強，使中國“有備無患”，必須學習西方資產階級的自然科學甚至社會政治學，因此提倡興“西學”、提倡“洋務”、辦軍工廠，生產新式武器、迠立新式軍隊，達到“自強”目的。

為了解決軍用工業的原料、資金、運輸問題，進而大力興辦民用工、礦業和運輸業，達到求富，抵制外國資本主義侵略、擴張的目的。

頑固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央有同治帝的老師、工部尚書、大學士倭仁和宋晉等，地方上主要是一些內地的官員。以倭仁為代表的頑固派，高唱“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主張“以忠信為甲胄，禮義為干櫓”，抵禦外侮。洋務派反對守舊派，認為守舊派“陳甚高，持論甚正”，然而“以禮義為干櫓，以忠信為甲胄，無益於自強實際。二三十年來，中外臣僚正由於未得制敵之要，徒以空言塞責，以致釀成庚申之變”。洋務派與頑固派互相攻擊，鬥爭十分激烈。總理衙門是推動洋務運動的中央機構。但洋務派勢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實權的總督和巡撫。慈禧明白，在內外交困的形勢下，要保持清朝的統治地位，必須依靠擁有實力並得到外國侵略者賞識的洋務派。所以她暫時採取了支持洋務派的策略。

咸豐十年十二月初一日（1861年1月11 日），恭親王奕訢，會同桂良、文祥上奏的《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推行了一項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洋務運動。

1861年辛酉政變以後，與原有保守勢力有衝突的慈禧登上了統治的中心，為了能夠坐穩統治地位，她對洋務派採取了扶植的政策，洋務派登上清朝的政治舞台後，大規模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興辦近代化軍事工業和民用企業，中國的近代化運動迅速開展起來。

洋務運動前期，洋務派以“自強”為旗號，採用西方先進生產技術，創辦了一批近代軍事工業。在李鴻章等人的主持下，江南機器製造總局、金陵製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化軍事工業相繼問世。短短几年中，中國就已經具備了鑄鐵、鍊鋼以及機器生產各種軍工產品的能力，產品包括大炮、槍械、彈藥、水雷、和蒸氣輪船等新式武器，裝備了一些軍隊他們還開辦了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廣州魚雷學堂、威海水師學堂、南洋水師學堂、旅順魚雷學堂、江南陸軍學堂、上海操炮學堂等一批軍事學校，為國防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

北洋海軍的建立，是洋務運動軍事方面的最高成果之一。儘管最後北洋海軍失敗 了，但是它畢竟曾經是中國可以威懾海洋的先進軍事力量，在世界海軍史上都占踞了一席之地，並且在培養北洋海軍的過程中，還帶動了一系列的近代事業發展。

隨著軍事工業的創辦，洋務派認識到，強大的國防基礎在於整個國家經濟的發展，要求能源、鋼鐵等工業與之配套。同時，為了維護民族利益，也必須發展民族經濟，與洋人“商戰”、“爭利”。於是，他們提出了求富的口號，民用工業和新式交通運輸業也發展起來了。

洋務運動後期，洋務派為解決軍事工業資金、燃料、運輸等方面的困難，打出“求富”的旗號，興辦了一批民用工業。1872年，李鴻章在上海建立了輪船招商局。這是洋務派創辦的第一個民用企業。招商局開辦僅三年時間，就為清政府回收了一千三百多萬兩銀子，還將業務發展到外國，打破了外國航運公司的壟斷局面。

以後，中國近代礦業、電報業、郵政、鐵路等行業相繼出現。輕工業也在洋務運動期間得到大力發展。1880年，左宗棠創辦蘭州織呢局，成為中國近代紡織工業的鼻祖。中國近代紡織業、自來水廠、發電廠、機器繅絲、軋花、造紙、印刷、製藥、玻璃製造等等，都是在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建立起來的。在洋務運動的推動下，中國的民用工業得到了迅速發展，奠定了中國近代化工業的基礎。

①洋務企業採用西方技術和設備進行生產，屬於近代企業。

②洋務派前期創辦的軍事工業，經費由清政府調撥，產品分配給軍隊使用，管理方式是封建衙門式的。雖然這些企業採用機器生產，但本質上屬於帶有資本主義因素的封建官辦企業。

③洋務派後期創辦的民用工業，投資大多採取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形式，產品主要作為商品投放市場，管理上採取勞動雇傭制所以其本質上屬於帶有封建因素的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

19世紀70年代到甲午中日戰爭前，國人自辦了約20種近代報刊。除福州、廈門各地外，其餘主要在上海、香港、廣州和漢口。

洋務運動時期主要報刊有《申報》和《萬國公報》，兩者均為該時期創刊。

其他報紙有：1873年4月創刊的《西國近事彙編》、王韜主持的《循環日報》等。

1862年，恭親王愛新覺羅·奕訢和文祥首次創辦京師同文館，開創了中國近代化教育的篇章。

洋務運動中創辦的新式學堂的主要類別：

（1）外國語性質的學堂，如1862年創辦的京師同文館，(1866年後增設算學館，成為綜合性學堂)上海廣方言館等。

（2）軍事學堂，如福州船政學堂、北洋水師學堂等。

（3）技術學堂，如上海機械學堂，天津電報學堂等。

辦學特點：與傳統官學相比，這些新式學堂培養了一批新式人才，如翻譯人才、軍事人才、技術人才等；教學內容有西學，如西文、西藝等；採用了新的教學組織形式、實施分年課程和班級授課制等。

學習西方先進的科技來改變清政府落後面貌是洋務派發起留學運動的 最初目的。洋務時期的留學教育較有影響的主要有兩次：幼童留美和福建船政學堂學生留歐，即1872—1875年清政府向美國派遣了四期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學；1877—1897年先後派出四批福建船政學堂的學生赴歐留學。

1872年8月11日，三十名幼童自上海駛往美國舊金山，開始了長達十五年的留學生活。這在中國二千年歷史中，特開新紀元”之事被譽為“中華創始之舉，亦古來未有之事”。1877年，在沈葆楨、李鴻章等官員的積極倡導下，從船政局和船政學堂選出的33人踏上了赴歐留學的旅途。1881年，由李鴻章主張、船政局又選出10人分赴英、法、德留學。1886年北洋水師等校的10名學生又去了歐洲。

在洋務運動存續的35年裡，文化出版事業的發展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水平。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以及江南製造局的譯書館，是當時翻譯西方的中心。譯書經歷了由單純的西方科技著作和書籍，向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等著作並重，甚至後者略佔上風的過程。

京師同文館曾翻譯西書36種。其中具代表性的有：中國第一部國際法中譯本：惠頓的《萬國公法》（1864年）；第一部外交學中譯本：馬登的《星柖指掌》（1876年)；第一部經濟學中譯本：福賽特的《富國策》（1860年）。江南製造總局翻譯館是晚清翻譯西方著作數量最多，成績最著的機構，它羅列了眾多的學者譯家和一些外籍傳教士。

大量西學著作的翻譯出版及近代中國報刊和出版機構的出現，打破了中西文化的壁壘和傳統文化的堅冰，大大促進了中西文化交流與融合。

主線：1886 年因東三省邊防需要，由奉天接展至琿 春陸線；1887 年因鄭州黃河決口“籌辦工賑事宜”，由山東濟寧設電線至開封；1888 年，因廣東官線業已造至南雄州，商線乃由江西九江設至贛州以達庾嶺入南雄相接，使官報得以靈通；1890 年，“因襄樊地方為入京數省通 衢，楚北門戶邊境衝要”，乃由沙市設線起以達襄陽，1893 年又添設襄陽至 老河口電線；1895 年由西安起接設電線與老河口相接，“使西北電線得有兩 線傳遞，庶無阻隔之虞。”

支線：1884 年 添設的天津至京城，山東掖縣之沙河至膠州電線；1898 年所設膠州至青島電 線，湖北武昌至大冶、大冶至九江之線，“又因漢口上游北岸線桿年年被水淹損，阻誤要報，添設南岸一線以備不虞”；1891 年徐州至台庄線和1892 年安慶至蘆州線；1898 年“以備黃河之害”而設的濟南至濟寧線，“以備運河之害”而設的徐州至宿遷線等等。

作用：電報主要是為了商業經濟發展上的需要。另外，在西北、東北、西南以及朝鮮所設約佔總量 30%的官線，也同商局電線一樣，在軍事和經濟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自從1825年英國建成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條鐵路之後，由於它在經濟上、政治上以及軍事上所起的作用，越來越為人們所認識，於是歐美各國接踵而起紛紛效法，在短短十餘年間鐵路建設即有長足進展。處於封建末世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在觀察到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這一驚人的新生事物之後，也深深為之吸引。如林則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畲的《瀛環考略》等書都對鐵路作了初步介紹。而洪仁玕則於1859年在其所著《資政新篇》中，最早提出了要在神州大地之上修建鐵路的具體建議。他說：中國各省應當皆有鐵路，“以為全國之脈絡，通則無病焉”。

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就有怡和、旗昌等27家英美洋行向李鴻章建議興建蘇州至上海的鐵路，被拒。次年（1863年），又有英國工程師斯蒂文生向清政府建議興修漢口至上海、漢口至廣東、漢口至四川、上海至福州、鎮江至北京、廣東至雲南六條幹線鐵路，亦被拒。同治四年（1865年），美商在北京宣武門外修建了一條一里多長的鐵路，以作為樣品引起國人關注，但不幾天就被步軍統領衙門拆掉。光緒六年（1880年），怡和洋行修建了從上海到吳淞的鐵路，引起官員一致反對，終於借口壓死一個士兵，以28萬兩白銀買下拆毀，投入海中。

後來由於日本侵華意圖日益顯露，光緒七年（1881年）才建成從唐山到胥各庄全長22里，用於撿煤的鐵路，但不許用火車頭，而用驢子和馬拖著車廂在鐵路上走。

甲午中日戰爭中，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標誌著清朝海軍實力的完全喪失，也標誌著35年的洋務運動宣告破產。

19世紀，世界已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時代，任何國際或國內鬥爭的失敗，都可能被視為落後，洋務運動也因甲午戰爭之敗被歸為此列，但它不過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段連續“失敗”中的一次。儘管“自強”進程頗多可指摘之處，但傳統中國的架構已被突破——洋務運動以引進技術為富國強兵手段；百日維新則以為立憲才能救國；“五四運動”時國人已認識到改革還需從思想著手。

包括傳統封建制度的弊端、缺乏完整的計劃、主事者識見不足、守舊人士的反對、官僚政風的敗壞等。

洋務運動是一場由失敗的封建大地主統治階級領導的自救運動。美國漢學家芮瑪麗這樣評價這一階段的“自強”運動：“不但一個王朝，而且一個文明看來已經崩潰了，但由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一些傑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們終於死裡求生，再延續了六十年。”

19世紀6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出現了暫時的“中外修好”的和局，清政府統治集團內的一些開明人士為了維護清政府的封建統治，而採取了一系列“自強”“求富”的措施，雖然其目的是為了擺脫“內憂外患”維護封建統治，但這一運動是符合歷史潮流的。並且在客觀上推動了中國生產力的發展，促使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與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國資本主義的經濟輸入，促進了中國教育的近代化和國防的近代化。

其意義表現在：

1、洋務運動推動了近代中國生產力的發展，促使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

2、洋務派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國資本主義的經濟輸入；

3、洋務運動打開了封建教育制度的缺口；

4、洋務運動促使了國防的近代化。

洋務運動沒有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

洋務運動中，洋務派雖然自我標榜“自強新政”，但由於他們都是封建傳統思想的衛道者，根本無意於學習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只主張學習西方技術，極力反對對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進行任何形式的變革，只是徘徊在封建王國的藩籬中自認為有所新創而洋洋得意，所以最終也沒能在外國侵略者面前表現出“自強”、“中興”。相反，在列強侵略勢力的進攻下，這些封建思想的衛道者們所舉行的“壯舉”迅速歸於失敗。

洋務運動的最終結果雖然是失敗，但是其對中國近代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1）對近代軍事的影響：洋務派一致主張師夷長技以富國強兵，抵抗外國侵略，挽救民族危機。洋務運動，是從軍事自強開始的，為實現軍事自強，洋務派主要抓了三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近代軍事工業；二是建立近代海防海軍，同時改進陸軍的武器裝備和訓練；三是建立近代軍事學堂，培養新式陸海軍人才。在李鴻章等人的主持下，一大批大型近代軍事工業相繼問世。1885年設立的海軍衙門，統領海軍、海防事宜，推進了海軍建設和國防的現代化建設。清軍隊戰鬥力有所提高，對外國的侵略勢力有一定的抵抗力，延緩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進程。洋務運動的軍事自強，使中國軍隊以近代新式武器裝備投入反對日本侵略的甲午戰爭。開始了中國軍隊的近代化進程。

（2）對近代經濟的影響：洋務運動興辦軍事工業的過程中，最難解決的問題就是資金、原料、交通等方面的問題，於是在“自強”口號興辦軍事工業之後，洋務派又在“求富”口號之後開始興辦民用企業，著重點在於採礦、冶鍊、航運、鐵路等一系列配合軍事工業的項目。在洋務派的倡導下，許多達官顯貴以興辦洋務為榮，深深的動搖了從商鞅變法開始的，中國幾千年文明中“重農輕商”的概念，促使中國近代經濟、資本主義的發展，使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在社會經濟中明顯增長，對中國近代企業、民族資本主義的誕生、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3）對近代政治的影響：洋務運動的創辦者自身的封建性和腐朽性導致了洋務運動的失敗，而洋務運動的失敗使中國近代化過程中其他的有志之士看到了洋務運動的缺陷，刺激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

（4）對近代文化的影響：洋務運動是近代教育的開端。要開始洋務運動，興辦洋務就必須要有精通洋務的人才，但是中國傳統的科舉制教育卻遠遠無法滿足洋務運動對人才的需要。因此興辦新式學堂，派遣留學生，就成了洋務運動進行下去的一項總要的舉措。開辦新式學堂，從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洋務派共創辦24所新式學堂，主要為翻譯、工程、兵器、通訊、醫務等培養新型人才，雖然學堂規模不大，但是依舊打破了古老的科舉制度，培養了一批不同於傳統的近代科技知識分子，一定程度上打通了社會文化風氣，為後面科舉制的廢除奠定了一定的基礎；派遣留學生，為了更系統的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洋務派向西方派遣 200 多位留學生，為洋務事業培養了一大批具有西學知識的新式人才，一方面也對中國的教育近代化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為中國社會邁向近代化準備了最初始的文化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