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夷長技以制夷

師夷長技以制夷，是著名思想家魏源（1794—1857年）所著的中國認知海外第一書《海國圖志》中的至理哲言。魏源曾先後任江蘇布政使和巡撫的幕僚，也是當時堅決主張“睜眼看世界”的著名文人。

魏源在書中寫道，編撰《海國圖志》的目的，其在《原敘》中如是說：“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作”。

魏源是中國近代史上明確提出向西方學習的人，他在《海國圖志·敘》中指出：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所謂“師夷”主要是指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各國在軍事技術上的一套長處。

魏源說：“夷之長技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他不僅主張從西洋購買船炮，而且更強調引進西方的先進工業技術，由自己製造船炮。所謂“制夷”，是指抵抗侵略、克敵制勝。魏源從反侵略立場出發，以師夷為手段，以制夷為目的，表現了一種光輝的愛國主義思想。

魏源是林則徐的好友，林則徐是最先放眼世界的人，他搜羅人才翻譯外國書刊。1842年，魏源在林則徐主持編譯的《四洲志》的基礎上編成《海國圖志》，起初為50卷，到1852年已有100卷，廣泛介紹西方知識，並闡述“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試圖吸收西方先進技術，使中國富強起來。

後來嚴復先後翻譯了《天演論》、《原富》、《群學肄官》、《群已權界論》、《社會通詮》、《法意》等西方學術著作，較為系統地將西方的進化論、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介紹到中國來。

師夷長技以制夷，是魏源在他的《海國圖志》中提出來的。通過學習西方的先進軍事技術尋求禦侮強國之道，後來指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來抵制西方——以彼之道，還之彼身。

師為動詞，即以某某為師，向某某學習；夷，即蠻夷，古時候，中原的漢族對邊疆的少數民族的蔑稱，這裡特指西方的洋人。長技，即先進的技術，當時的中國人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等等都比國外要好，唯一不如他們的就是堅船利炮，這裡主要指學習西方的武器製造技術。制即制約、制服。整句話的意思就是：向洋人學習先進軍事技術，用以抵抗洋人的侵略。

所謂“師夷”，就是向西方學習，在今天看來，這是非常普通的主張，沒有人會對此提出異議，但在魏源生活的時代，這可是石破天驚之論。因為當時中國古老而沉重的國門剛剛被打開，人們滿腦子裝的都是傳統的“天朝上國”、“華尊夷卑”觀念，只主張“以夏變夷”，對“以夷變夏”是想都不敢想的。為了說服人們接受自己的“師夷”主張，魏源不得不對中國歷史上的土“夷”與如今來自歐美的洋“夷”作一番區分。

他寫道：所謂“蠻狄羌夷之名”，指的是那些居住在中國周邊而未知“王化”的少數民族，而不是來自歐美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外國人。我們雖然順從習慣，將來自歐美的外國人稱為“夷”，但實際上他們與中國歷史上的土“夷”是不同的，他們“明禮行義，上通天像，下察地理，旁徹物情，貫串古今”，是天下的“奇士”、域內的“良友”，值得我們學習。他還批評那些堅持“華尊夷卑”的傳統觀念、反對“師夷”亦即向西方學習的人，是株守一偶、夜郎自大的“夏蟲井底之蛙”。

在魏源看來，“師夷”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為了“制夷”。所謂“制夷”，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要戰勝和制止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改變中國落後挨打的局面，從而使中華民族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如果說“師夷”體現的是魏源思想的開放性，那麼，“制夷”體現的則是魏源思想的愛國性。“師夷”與“制夷”，開放與愛國，是一個有機聯繫的整體，彼此不能分離，更不能割裂。不“師夷”，就不可能“制夷”，但“制夷”又必須以“師夷”為前提。鴉片戰爭的慘痛教訓，已使魏源初步認識到中國遠比西方資本主義列強落後，落後者只有向先進者學習，並奮起直追，才有戰勝先進者的可能，否則，將永遠落後，永遠挨打，永遠受西方列強的欺負和蹂（róu）躪（lìn）。

魏源進一步指出，“師夷”有“善師”和“不善師”之分，“善師”的人，才能制服“四夷”；“不善師”的人，則被“外夷”制之。可見，“善師”與否，是“師夷”能否取得成效的關鍵。那麼怎樣才是“善師”呢？首先，要“洞察夷情”。這是“師夷”能否取得成效的前提。用魏源的話說，要“師夷”，必先了解夷情，要了解得像對自己的桌子、床席和睡覺、吃飯那樣一清二楚。而要了解夷情，就應設立譯館，翻譯夷書，把西方國家的有關情況介紹給中國人。在《海國圖志》中，他就對世界各國尤其是歐美國家的地理位置、歷史沿革、氣候物產、交通貿易、民族風俗、文化教育、宗教曆法等作過較為詳細的介紹。其次，要重視人才。這是“師夷”能否取得成效的條件。在他看來，得一伯樂，天下就沒有不能駕馭的良馬；得一良將，天下就沒有不能抵禦的外侮。國以人興，功無幸成，只要勵精圖治，重視人才，就沒有不富國強兵的道理。所以，一個國家的貧弱，並不是看它的財用充足與否，而是看它有無人才，“財用不足國非貧，人才不競之謂貧。”為解決“師夷”人才的匱乏問題，他建議在得風氣之先的福建、廣東二省增試水師一科，有能製造西洋戰艦、火輪舟、飛炮、火箭、水雷、奇器的人，給予科甲出身；有能駕駛颶濤、熟悉風雲沙線、會使用洋槍洋炮的人，給予行伍出身。他們都由水師提督考取，會同總督選拔，送京驗試，分發沿海水師教習技藝。他還主張聘請法國、美國、葡萄牙等國技師，傳授技術，楚材晉用，以便能“盡得西洋之長技為中國長技”。再次，要奮發圖強。這是“師夷”能否取得成效的保證。他指出，“憤與憂，天道所以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違寐而之覺也，人才所以革虛而之實也。”“憤與憂”既是挽救“天道”、“人心”、“人才”的動力，也是“師夷”能否取得成效的保證。中國雖然在鴉片戰爭中失敗，但只要我們發憤圖強，振奮精神，去虛偽，去粉飾，去畏難，去養癰，去營窟，“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艾三年而蓄之，網臨淵而結之”，不說空話、大話，腳踏實地地苦幹、實幹，充分利用“天時人事，倚伏相乘”的有利條件，把西方先進的東西學過來，那麼中國就一定能“風氣日開，智慧日出，方見東海之民，猶西海之民”，成為像歐美那樣的富強國家。

鴉片戰爭后，面對西方列強的侵略，有的人被列強的“船堅炮利”嚇破了膽，認為中國今後只能對外妥協，盡量滿足他們的要求，以求“中外相安無事”。還有的人雖然對中國在鴉片戰爭的慘敗痛心疾首，要求“攘夷”“剿夷”，但他們提出的“攘夷”“剿夷”辦法是老一套，缺乏可行性。而魏源則通過對鴉片戰爭失敗原因的認真反省，既認識到了中國的落後，承認西方列強有其“長技”，同時又沒有喪失反抗列強侵略的勇氣，認為中國只要把列強的“長技”學到手，就一定能打敗侵略者。正是基於這兩方面的認識，他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這一思想後來成了向西方學習的思想源頭，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