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派

1840年代，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清朝內外交困。統治集團內部一些較為開明的官員主張利用西方先進的生產技術，強兵富國，擺脫困境，維護清朝統治。林則徐：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編了《海國圖志》一書。並且明確在書中闡明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這些官員被稱為“洋務派”。洋務派在中央以恭親王奕訢、文祥為代表；在地方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為代表。

從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他們掀起了一場“師夷長技”的洋務運動。前期(19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口號為“自強”，後期（19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口號為“求富”。

儘管奕訢貴為當時的恭親王，並且是總理衙門的主持人，而且中央以滿族官員為主，但是洋務派的主要活動勢力並不是他們，而是掌握地方實權的總督和巡撫。主要是因為當時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派的勢力太強大，洋務派並不敢在中央明目張膽的進行洋務活動。總理衙門儘管是洋務運動在中央的推動機構，但真正實施洋務運動的卻主要是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

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洋務派在得到慈禧太后的默許后，掀起了一場以“師夷長技以自強”為目的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是洋務派在“自強”、“求富”的口號下進行的一系列活動。

主要是採用西方先進技術，創辦了一批近代軍事工業(安慶內軍械所，江南製造總局）和民用工業（漢陽鐵廠，湖北織布局），同時還進行了籌劃海防（建立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軍）、創辦新式學堂（京師同文館）、派留學生出國等活動，它也是洋務派的主張在經濟、軍事、和教育等方面的具體表現。

洋務運動內容涉及軍事、政治、經濟、外交等，以“自強”為名，興辦軍事工業並圍繞軍事工業開辦其他企業，建立新式武器裝備的陸海軍。洋務派經營的這些近代企業，是在不改變封建統治為前提下所辦企業，具有很強的對外依賴性、封建性和一定程度的壟斷性。因此，洋務派要在中國興辦近代工業企業和籌辦海防，都不得不在工業技術、資本乃至管理上受帝國主義的左右和牽制。因而也就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帝國主義對中國政治、軍事和經濟的控制。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中國遭到了失敗，攻陷北洋海軍的基地威海衛，標誌著洋務運動的破產。洋務派發動洋務運動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拯救清王朝，維護地主階級的統治。走的是一條“實業興國”之路。但是，事實並沒有象他們期望的那樣發展。

早期，頑固派對洋務派的活動也是非常不滿的。洋務派之所以敢逆龍鱗而頂風推行洋務運動，不怕遭到頑固派的阻撓甚至是打擊。主要是因為，經受了兩次鴉片戰爭打擊和國內人民起義（主要是太平天國運動和捻軍）的衝擊，清朝統治者第一次感到了生存危機。

而以鎮壓太平天國運動起家的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在鎮壓的過程當中認識到了西方堅船利炮的厲害，而且在鎮壓的過程當中也嘗到了堅船利炮的甜頭。所以他們決定學習西方的先進軍事技術，加強自身的軍事實力，企圖以此來迅速的平定太平天國運動。

由於他們不象頑固派那麼冥頑不化，仇視一切外洋事物，而是願意和外國人打交道，儘管目的是學習他們的軍事技術。而西方人也希望清廷中能出現一批能和他們打交道的人。曾國藩等人的出現，使他們覺得自己的想法有了落腳點，所以把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被洋人嚇破了膽的慈禧太后絲毫不敢得罪洋人，而曾國藩、李鴻章等人有洋人的撐腰，而且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的確是功勞甚巨，慈禧太后保不定日後還得仰仗他們，所以並不敢對他們輕舉妄動。

更重要的是，慈禧太后也希望早日把太平天國運動鎮壓下去，維護、鞏固自己的統治，而且她在奪取清朝最高統治權的過程中曾得到過西方國家的支持或默許，因此並不敢輕易得罪西方國家。因此，在洋務派的活動沒有威脅到自己的利益時，慈禧太后對曾國藩、李鴻章等人的活動至少是採取了默許的態度。但在甲午戰爭中，慈禧挪用北洋艦隊軍費，以至於北洋水師無法更新新式軍艦和火炮，導致其全軍覆沒。直接使洋務運動破產，這說明改革不能不痛不癢的改，要大刀闊斧一針見血的改。

19世紀60年代後期，清政府統治集團中一部分洋務派官僚為強化地主階級統治，有限度地採用西方生產技術而創辦的近代企業。是中國人採用機器生產經營近代企業的開始。洋務派的企業全部是官辦企業。

軍用企業

清政府從1864年鎮壓了太平天國農民運動后，到1911年，40餘年中，相繼在上海、南京、福州、天津、蘭州、濟南、漢陽等地創建了26個製造局（亦稱機器局），製造槍、炮、彈藥、兵船和修配武器。其中規模較大的有江南製造總局（1865）、福州船政局（1866）、天津機器局（1867）和湖南紡織廠（1890）大型軍用企業的創辦經費和常年經費都賴清政府中央的財政撥款。

1870年代以後，各省籌款建立的製造局大都是中小型的生產單位，其中比較重要的有蘭州機器局（1872）、山東機器局（1875）、吉林機器局（1881）、台灣機器局（1885）、奉天製造局（1894）和北洋機器局（1904）等。軍用企業的產品不

進入市場，都由清政府直接調撥給駐紮在各地的軍隊、炮台使用。這些企業不計算盈虧，也不進行積累，生產的擴大或縮小不決定於企業自身力量，而取決於清政府的財政撥款。所以，這些企業雖然運用機器生產，也集中了相當數量的雇傭工人，但從其主要方面來考慮，乃是略帶若干資本主義因素的封建官營企業。

民用企業

近代軍用工業興起后，急切需要相應的燃料工業、礦冶工業和交通運輸業作為進一步發展的條件。同時，軍用企業的龐大支出，也非日見窘迫的清政府財政所能繼續維持。所以，到19世紀70年代，洋務派便積極轉向經營航運、礦冶、紡織、電訊、鐵路等民用企業，期望開闢新的財源。

洋務派企業從70年代到清末的40年間，洋務派通過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等組織形式，經營民用工礦企業大約50餘處。官辦民用企業數量不多，較為重要的有台灣基隆煤礦、蘭州織尼局、湖北織布官局、湖北漢陽鐵廠等，大多成效較差。官督商辦企業在洋務派民用企業中居重要地位，在煤礦企業中有13處，金屬礦企業中有21處。近代煤礦中，如直隸開平煤礦、江蘇利國驛煤鐵礦、安徽池州煤礦、江西萍鄉煤礦；金屬礦中，如黑龍江漠河金礦、湖北大冶鐵礦等都是在近代礦冶業的開發中較有成效的單位，其中尤以開平煤礦和漠河金礦成績突出。其他如航運方面的輪船招商局、電訊方面的電報總局、紡織方面的上海機器織布局、鐵路方面的中國鐵路公司，都是官督商辦企業中經濟效益比較顯著的單位。至於官商合辦企業在甲午戰爭之前有所嘗試，如修建台灣鐵路,規復在中法戰爭中被破壞的基隆煤礦及籌建湖北紡紗局等，都一度採取官商合辦方式，但在經營過程中，商股深感官權太重，並且在企業管理的許可權和發展方針上，官商雙方常常存在著尖銳矛盾，以致商股大多中途撤退。甲午戰爭以後，商人對官商合辦企業仍很冷淡，據統計，從1895～1911年，全國新設資本在一萬元以上的廠礦有503家，屬於官商合辦的只有31家。

洋務派經營的民用企業，以商品生產為目的，吸收私人資本，追求利潤，反映了早期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產生。這些企業的經營，也在不同程度上對外國資本主義經濟侵略起了抵製作用。所以，與官辦軍用企業相比較，洋務派民用企業的創辦和經營，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帶有積極意義的現象。不過洋務派推行的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兩種組織形式，都是把代表封建集團利益的“官”和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的“商”兩種社會力量糅合在一起，“官”“商”在企業的經營方針和管理方法上格格不入，極不利於資本主義企業的順利發展。而官督商辦制度所固有的封建性，又大大便利企業內官權的膨脹。

到19世紀80年代後期，在一些原來以商人為主要主持人的洋務派企業，如輪船招商局、機器織布局、電報局等，都先後進行了重大改組，將企業領導權過渡到封建官僚的直接掌握，反映了洋務派官僚集團對近代企業的控制。社會輿論一再抨擊這種“本集自商，而利散於官”的現象。這種現象嚴重挫傷了私人資本投資近代企業的積極性，也表明了洋務派參預近代企業的活動，在實質上不是為了發展中國資本主義，而是藉以鞏固封建階級的統治。但是，在中國出現的新的生產方式和先進的科學技術的應用，又大都是與這一時期創辦洋務派企業活動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因此，從這一意義上說，洋務派企業的經營對於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在客觀上是起了一定的歷史作用的。

1861年京師設立同文館，次年正式成立，學習外文及天文算學，培養近代專業技術人才。此後，洋務派又先後創辦一批學習外語和專業知識的新式學堂，如1866 年左宗堂在閩局附設“求是堂藝局”，1880年李鴻章在天津設天津水師學堂等。這些學校第一 次將西方自然科學和工業技術帶進課堂，從而培養出我國第一批造船、航海，機器製造以及近代醫學等方面的人才。

從七十年代開始，洋務派又先後向外國派出留學生，去吸取西方科技之營養，以期為祖國的獨立與富強作出貢獻。鐵路工程師詹天佑、飛機設計師馮如以及改良派代表人物嚴復等是留學生中的佼佼者，他們學成歸國後為祖國發揮光與熱。洋務運動期間，留學回國后發揮的作用了不可磨滅的作用，洋務派創辦近代企業和引進西方科技的實踐也培養出大批新型知識分子。近代科學家華蘅芳、化學家徐壽就是在辦洋務的實踐中成長起來的。在許多領域代替洋工程師工作，如福州船政局的國產軍都是由他們製成的。新式海軍艦艇的管帶、大副也大都由留學生擔任，中國第一條獨立修築的鐵路——京張鐵路，也是留美學生詹天佑設計修築的，

洋務運動在當時的中國，不改變封建制度，單純學習技術，其失敗命運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在不觸動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務派試圖利用西方資本主義的某些長處來維護封建專制統治，這種手段和基礎的矛盾，使洋務運動註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時，洋務運動處處受到頑固派的阻撓和破壞，從而加大了洋務運動開展的阻力。

第二，洋務派本身的階級局限性，決定了他們既是近代工業的創辦者和經營者，也是其摧殘者和破壞者，其封建衙門和官僚式的體制，必定導致洋務企業的失敗。

第三，洋務運動的目的之一是抵禦外侮，但洋務派在主持外交活動中，堅持“外須和戎”，對外妥協投降，他們所創辦的近代企業有抵禦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卻不能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地位。甲午戰爭，洋務派標榜的“求強”“求富”目標未能實現，洋務運動基本失敗。

洋務派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希望利用先進的技術維護封建統治，但改革不觸動封建制度。後來的甲午中日戰爭證明，洋務運動沒有使中國走上富強的道路。但是，它引進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一些近代科學生產技術，培養了一批科技人員和技術工人，在客觀上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對外國經濟勢力的擴張，也起到了一些抵製作用。

第四、洋務派在興辦洋務的過程中，由於沒有一個健全的領導機構和統一的領導核心，所以在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分化出幾派。以曾國藩、左宗棠為代表形成了湘系集團，其中左宗棠又自成體系；以李鴻章為代表的則形成了淮系集團；洋務運動后又出現了以張之洞為代表的洋務集團。還有沈葆楨，丁日昌等。

這幾派在發展的過程中基本都是各自為政、互不隸屬的，而且相互之間也存在著競爭甚至發生攻訐的現象，相互之間形成一種掣肘。比如在甲午海戰之後，由於李鴻章奉清政府之令和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張之洞就藉此攻擊他為“賣國賊”。由此看出洋務派的力量很分散，不能形成一種集團效應，也就沒有推動洋務運動的有效發展。

第五、洋務運動並沒有使中國富裕強大起來。更重要的是，洋務派培養的一批近代人才，學習了西方先進的資產階級思想，而且把這些思想進一步在中國傳播，這不僅衝擊了傳統的封建思想，而且為以後中國資產階級的活動，如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光緒帝朝組織進行的維新變法，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礎，而中國的資產階級最後是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因此可以說，洋務派培養的這批人才實際是清王朝的掘墓者。

在甲午中日戰爭中，北洋艦隊全軍覆沒，洋務運動也隨之破產。洋務運動發生在中國近代社會新舊交替的特殊歷史階段中，是一次失敗的封建統治者的自救運動。洋務派的主觀目的是維護封建統治而不是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它沒有使中國富強起來，但在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使中國出現了第一批近代化企業。洋務運動為中國近代企業積累了生產經驗，培養了技術力量，在客觀上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為中國的近代化開闢了道路。

洋務運動史，是近代史中一段十分複雜的歷史。這個時期，中國社會已經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新與舊、侵略與反侵略、鬥爭與投降、失敗與勝利、前進與倒退，都交織在一起。這是一個社會發展上的過渡時期，在經濟上，它誕生了資本主義因素，誕生了資產階級和發展了無產階級；在政治上，它準備了資產階級登上政治舞台，演出維新的新劇；在思想上，它衝破了封建思想體系的牢籠，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思想。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史向前發展的量變階段。

1840年的鴉片戰爭，震撼了中華帝國，列強的堅船利炮、沖開了清政府閉關自守的大門，中國面臨著數千年來從未有過的強大敵人的挑戰，沉睡的中國里，有少數知識分子開始覺醒，在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的共識下聚集起來，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人物，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洋務派。他們從事研究了解西方情勢，並提出模仿西法“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呼聲。英法聯軍，更激起朝野若干士大夫的覺醒，開始具體的推動“師夷長技”以雪恥圖強大規模 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興辦近代化軍事工業，他們在中央以奕訢、桂良、文祥等為代表，在地方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大吏，引發了一場長達三十年的洋務運動。這次運動對中國政治、思想、軍事、外交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改變輕視科學技術的態度

中國古代歷史上科學技術曾經居於世界前列，但清政府的統治者長期以來昏昏睡於“天朝上國”的迷夢中，頑固派抱著“中國文化獨尊”論不放，把向西方學習看作是可恥可恨之事，許多聰明之士把青春消磨於八股文、試帖詩等無用之事，更有甚者封建統治者把科學視為至賤之藝，因此風化不開。一般士人迷戀於仕途，將其視為一步登天的階梯，而對科學技術“不屑為”。洋務派的從中國被動挨打、屢遭屈辱的現實中看到了重要原因是科學技術的落後。洋務運動更重要的貢獻在於從此打破了中國傳統的文化觀念，使國人不再一味以追求仁人先賢之道為惟一理想，不再鄙視“奇技淫巧”的技術，奠定了“科學”的根基。

對中國經濟管理的影響

在洋務運動中的官辦企業，機器設備由外國整套引進，技術人員由外方專家培訓，高層管理則可能直接受外國勢力的支配，雖然在工業技術、資本乃至管理上都不得不受帝國主義的左右和牽制。但杯水車薪沒能改變清朝沒落的命運，關鍵在於沒有改變清腐朽的政治制度和管理制度。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時代，這種落伍必定導致國弱民窮，而“弱國無外交”是國人以慘痛的經歷所換來的結論。所以洋務運動讓國人重新認識科學技術的重要性，也使一批愛國知識分子在國難當頭的形勢下積極投身科學研究。

洋務運動引起思想領域的一次變革

洋務運動以“自強”為名，興辦軍事工業 先後從60年代開始開辦江南製造局。福州船政局、安慶內軍械所等近代軍事工業，但是在興辦軍事工業的過程中，遇到了難以解決的問題，最主要的就是資金、原料、燃料和交通運輸等方面的困難。於是，洋務派在“富國”的口號下，從70年代起採取官辦、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等方式，開辦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天津電報局等民用企業。在官辦企業的倡導下，隨著洋務運動的深入進行，那些達官顯貴以辦洋務為榮，再不以經商為恥，從根本上動搖了幾千年的中國農業文明“重農輕商”的觀念。

重農抑商政策是中國歷代封建王朝採用的最基本的經濟政策，最初萌芽於戰國時期李悝的改革思想和實踐。從商鞅變法規定的獎勵耕戰、禁止棄農經商，到漢文帝的重農政策，直到清初恢復經濟的調整，都是這種政策的體現。封建統治者採取各種措施抬高地主階級的社會政治地位，壓低商人的社會政治地位，在封建社會初期，它保證了農業勞動力，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有利於穩定封建統治秩序，鞏固統治。隨著歷史的發展，重農抑商政策的弊端日益暴露。自然經濟阻礙社會分工，把農業和商業對立起來，難以形成完全意義上的商品生產。隨著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產品的流通和交易又是必然的，抑商政策妨礙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特別是到了明清時期，這一政策的消極作用就更明顯。重農抑商政策從根本上造成了中國社會的落後，這是造成近代中國落伍於西方的重要原因。幸而日後由於時勢的發展，洋務派領導人物體會到列強經濟侵略的嚴重性，掀起了以富國富民為主的重商運動，為清朝自強帶來新的活力，使中國的現代化商業萌生並漸漸成長。歷史表明：農業是國家的根本，重視農業是正確的，商業的發展有利於經濟交流，人為抑商違背了經濟發展規律，只有農工商都為本，國家才會富強。

對中國軍事的影響

一、中國近代海軍開始出現在洋務運動過程中，1874年日本進攻台灣，對清政府刺激很大，使其認識到日本將“為中永久大患”。洋務派提出了“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條具體措施的“海防議”。李鴻章是“海防議”最堅決的支持者，他除了支持總理衙門和丁日昌關於建立新式海軍和配備海防近代化槍炮武器外，還建議將沿江。沿海各省陸軍“認真選汰，一律改為洋槍炮隊”，清政府最終採納了這些建議，任命李鴻章、沈葆楨分別督辦北洋和南洋海防，又決定每年撥銀四百萬兩作為海防經費，是為中國近代海軍的開端。七十年代中期，清政府內部爆發了一場關於海防和塞防的大爭論，這場爭論直接推動了清王朝國防建設的近代化。1875年，由兩江總督沈葆楨、直隸總督李鴻章等人倡議，經總理衙門核准，每年調撥關稅和匣金400萬兩作為經費，計劃在10年內建成南洋、北洋、粵洋三支水師1884年三洋海軍初具規模。

二、設立海軍衙門，中國海軍得到較快發展中法戰爭中粵洋（福建）水師在馬尾遭法軍偷襲，幾乎全軍覆沒。戰後，清決心大治水師。為此在1885年設立海軍衙門，統理海軍、海防事宜，推進了海軍建設與國防的近代化。其中北洋海軍發展最快、實力最強，到1888年，北洋海軍正式建軍，裝備精良，擁有七千噸級鐵甲巨艦二艘、巡洋艦七艘、其它船艦14艘 南洋艦隊也擁有了二千噸級主力艦四艘，千噸級炮艦三艘；廣東、福建艦隊共有千 噸級艦艇八艘。四支艦隊共八十多艘，這支龐大的海軍，居當時世界第四位。八十年代開始，還修建了旅順船塢和威海衛軍港，裝備了最新式的克虜伯自動迴轉射擊大炮，以及深水軍港、船塢炮台防禦體系，僅在旅順一地，就裝備了數百門德國克虜伯大炮，成為世界著名軍港之一。至此清軍隊戰鬥力有所加強，對外國的侵略有一定的抵抗力，延緩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的歷史進程。

對中國外交的影響

一、政府開始重視外交，致力於培養外交人才。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與英國簽訂條約的清朝官員，不諳外情、不懂外文，不懂國際公法，更談不上談判經驗。英方代表曾說：“在歐洲，外交家們極為重視條約中的字句與語法，而中國的代表們並不仔細審查，一覽即了。很容易看出來他們所焦慮的只是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趕緊離開。”在洋務運動中，深感外交人才的極度缺乏，於是於1862年6月開辦了“同文館”，設英、法、俄文三個班，

隨後又增加了算學、天文、外國歷史、地理、萬國公法、醫學、生理等課程。不僅培養科學技術人才，還培養了中國了第一批外語和外交人才，從同文館畢業的學生中有二十八人後來做了駐外公使一級的外交官。從此中國外交官員的素質有了明顯的提高，使清政府的外交有了起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從1868年開始，陸續與西方列強進行修約談判，由於事先作了充分準備，研究了對策，使西方列強的侵略陰謀沒有得逞。如出使英法大臣曾紀澤，在赴俄修約時，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利用俄國克里米亞戰爭之敗，又倚仗左宗棠在新疆的重兵威脅，在長達七個月的談判中，“反覆辯論，凡數十萬言”，終於挽回了《里瓦幾亞條約》給中國造成的部分損失，爭回了伊犁周圍大片領土，以及有關通商、納稅等主權。

二、提出“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以夷制夷是清朝統治者對外國侵略者的態度從疑忌轉向依賴的發展過程中的產物。

所謂“以夷制夷”就是這樣一種政策：即利用國際關係上的矛盾，聯合、利用或 依附某國來對抗另外的國家，謀取實現本國的外交目的。中法戰爭中，由於近代化外交觀念的影響，清政府能夠比較合乎實際地估計敵我力量對比，從而堅持定見，毫不動搖。如醇親王提出不論戰爭結局如何都不賠款的原則，就被政府始終堅持。李鴻章在法將威脅進軍京畿時，輕蔑地微笑回答：法軍“要晉京，先要經過津沽，有我在此，恐不易過。”如此氣概，是以自身的實力為後盾的。在戰爭中，清政府利用了近代全方位外交，採取以夷制夷的策略，牽製法國。如清政府利用德法的世仇，令駐德使節與德國政府密切聯繫，並大量從德國訂購武器，制 造聯德製法的的氣氛，迫使法國不得不分心防備德國，不敢在遠東投入太多的兵力。但是，“以夷制夷”外交本質上講是一種弱國策略，是弱國在夾縫中求生存的一種手段。在自身的實力不足的情形下，利用敵人之間的矛盾，借用別國的一些力量，也就是打外國牌，有時候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總之，100年前的洋務運動，是中國人擁抱西方物質文明的一次努力，洋務運動的倡導者和實踐者們在洋務運動期間進行的各項改革，使中國向近代化邁出了可貴的第一步，是中國社會從未出現過的近代化實踐活動，這種實踐對中國的影響是不可抹殺的。

“外須和戎，內須變法”，概括了洋務派政治主張的兩個基本點。

“外須和戎”，主張通過外交談判解決同外人的爭端，避免武裝對抗。洋務派認為，中外實力相差懸殊，如果打仗，中國“即暫勝終必敗”,遇到麻煩，應當“以理折之”。既反對不敢和外人爭議的畏葸，又反對輕易和外人決裂的魯莽。“以理折之”的原則是“守定和約”，即以既定的中外條約為準，承認侵略者業已取得的權益，抵制條約以外的索求。但是，由於資本主義列強得寸進尺，不斷發動侵略戰爭，迫使清朝簽訂新的不平等條約，洋務派步步退讓妥協，沒有能夠阻止中國半殖民地化的不斷加深的過程。

“內須變法”，主要是指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富強的成功經驗，改變中國在軍事上、經濟上和科學技術上的落後狀態，主張“借法自強”。他們認為國家實力是外交談判的基礎，加強國家實力是抵制侵略、維護和平的前提。洋務派經常用外交的挫敗來宣揚內政改革的必要性。在19世紀60年代，他們認為中外差距主要在軍事裝備上，從長遠的國防意義上考慮，必須取得外國的船炮。租借不如購買，購買不如自造，於是積極倡導引進西方造船制炮的機器和技術，創辦軍事工業。到了70年代，他們進一步認識到軍事工業需要配套的工交體系和雄厚的經濟基礎，認為“必先富而後能強”。中國利源外泄、利權不保，是貧弱的根源，於是積極倡導興辦輪運、電訊、鐵路、採礦、紡織、鍊鋼等一系列工礦交通企業，採取“官為扶持”、“招商承辦”、“借用洋器洋法而不準洋人代辦”的方針，和洋人“爭利”以“求富”。在軍事、經濟建設的同時，根據實際的需要，他們創建了外語、造船、駕駛、電報、水師、武備、軍醫、水雷等各種專科學校，選派青少年到歐美去留學，並強烈要求變革封建的科舉用人制度。個別人士還提出了效法西方議會制度，以備諮詢、通下情的設想。經過30多年的經營，清朝軍隊專恃刀矛帆篷的落後狀態得以改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開始移植於中國，並出現了中國第一批企業家、科技人員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洋務派代表了清朝封建統治階級中不甘滅亡的那部分人，他們不自覺地朝資本主義方向邁進了第一步。但是，沉重的封建包袱阻滯著他們前進的步伐，他們始終沒有完全變成“資產者”。“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洋務派奉行的理論原則。“中學為體”，即傳統的封建綱常名教是根本，是不可動搖的;“西學為用”,即外來的科學技術等，只是輔助性的，當因時制宜。由於階級的局限，他們的政治思想並沒有突破封建主義的藩籬。由於受頑固勢力的阻撓破壞和封建積習的干擾腐蝕，他們的洋務活動成效不大。中日甲午戰爭的結果，證明“稍變成法”的洋務運動並不能使中國擺脫危機。於是，要求實行資產階級性質的全面改革，變封建專製為立憲政體的維新運動迅速興起。洋務運動遂喪失了有限的進步性，洋務派的成員或轉化為維新派，或成為時代的落伍者。

傳承隆禮重刑

洋務派提出的“中體西用”論是林則徐、魏源“洞悉夷情”，“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思想的發展，他們力圖論證中體――倫常名教的不可替代性與西用――學習外國的科學技術的可行性，藉以表明他們不是封建制度與文化的叛逆者，而是衛道士，從而減少推行洋務政策的阻力，求得開通風氣，延長國祚。

“中體西用”在法律思想上的表現，主要是通過“稍變成法”，引進西法，發揮法律對於維護清朝專制統治的作用，同時在新的形勢下，繼續發揚傳統法律中的隆禮重刑，禮刑結合，以應付前所未有的巨變。

洋務派大官僚深受儒家思想影響，不僅是綱常名教的信奉者、鼓吹者，在法律思想上也接受了儒家正統思想“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的洗禮，而且自覺地應用到他們的施政中去。譬如曾國藩面對太平天國掃蕩一切的風暴，便舉起了隆禮的旗幟，說∶“先王之制禮也，人人納於軌範之中”（1）（《曾文正公全集·文集》《江寧府學記》），“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一秉於禮”。（2）（《曾文正公全集·雜著》）以此來聚集反對農民起義的各種社會力量，為保衛清朝的封建統治而戰。他所說的“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禮履之不可倒置”，（3）（《曾文正公全集·文集》《討粵非檄》）恰恰為他提出的隆禮的真實目的做了清楚的註腳。如果說在封建制初建時期，荀子提出隆禮是為了建立封建等級秩序，並為實施封建法制提供指導原則，那麼，曾國藩提出隆禮則是在封建制度日薄西山之際，因此不是建立封建等級秩序，而是挽救封建等級秩序，並在隆禮的幌子下，實行重刑，以鎮壓起義的農民。

曾國藩早在辦團練時便主張採用管、商之法，“振之以猛”，他曾告戒地方官說∶“管子、荀子、文中子之書，皆以嚴刑為是，以赦宥為非。子產治政，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嚴刑，以致刈安”。（4）（《曾文正公全集·雜著》）他自己對待起義農民就是“痛加誅戮”，“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銷其逆亂之萌”；（5）（《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他曾向清朝皇帝表示“即臣身得殘忍嚴酷之名，亦不敢辭”。（6）（《曾文正公全集·奏稿》）

曾國藩作為早期洋務派，就是這樣運用封建正統法律思想中的隆禮明法、隆禮重刑的兩手，以行動維護綱常名教的，既以“禮”約束人們的行為，防範犯上做亂；又以刑殘酷鎮壓不逞之徒，這種心法對後來的洋務派李鴻章、張之洞等人都有著影響。可以說洋務派傳承了封建正統法律思想中的最核心的部分，來維護封建統治的“體”。

稍變成法與引進西方的司法改良思想

“稍變成法”，引進西法是洋務派代表人物李鴻章、張之洞法律思想中最為突出的部分。

“稍變成法”是李鴻章“外須和戎，內須變法”綱領的一部分。十餘年興辦洋務的經驗，使李鴻章深感那些動輒以“祖宗成法”為由的守舊人物對洋務的阻撓，他憤懣地指出：在“外患之乘，變幻如此”的嚴峻形勢下，“猶欲以成法制之”，無異於“醫者療疾，不問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誠未見其效也”。（7）（《清史稿·李鴻章傳》）他憂心仲仲地說∶“多拘於成法，牽於眾議，雖欲振奮而無由”。“若事事必拘於成法，恐日即危弱而終無以自強”。（8）（《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為了稍變成法，他根據《周易》‘窮則變，變則通’的儒家古訓，強調‘一國法度當隨時勢為變遷’”。（9）（《清代四名人家書》）針對頑固守舊者所鼓吹的自秦政變法而敗亡，後世人君遂以守法為心傳；自商鞅、王安石變法而誅絕，後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悅等以守法為尚的論調，他慷慨陳詞∶“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見，以求實際而已”，“若不變法，而徒騖空文，絕無實際”，如此則“戰守皆不可恃”，“和局”也難以持久。1864年春，他在給恭親王奕祈的一封信中強調指出∶“日本以區區小國，尚知及時改輒，我中國深惟窮極而通之故，亦可以皇然變計”。（10）（《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二五）同年，他在《覆陳筱航侍御》信中又提出了仿效西方近代海陸軍，“變易兵制”。（11）（《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五）在給丁日昌的信中，李鴻章感慨地說∶“自強之策，當及早變法。勿令後人笑我拙耳，此等大計，世人無知而信之者。朝廷無人，誰做主張。及吾之生，不能為，不敢為，一旦死矣，與為終古已矣，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12）（《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如果說在“稍變成法”、引進西法的問題上，李鴻章重點在於闡述稍變成法的必要性，並且涉及到翻譯外國公法，培養人才等問題，至於張之洞則重點在於引進西法，改革成法，這是和時代背景的變化密切相關的。

1901年慈禧太后流亡西安以後，為了擺脫內外交困的被動局面，發布上諭，表示變法，說：“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蓋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變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這道上諭立即得到張之洞等的響應，他提出“整頓中法所以為治之具”，“採用西法所以為富強之謀”（13）（《張文襄公全集》卷五三《遵旨籌議變法謹擬整頓中法十二條則》）建議清廷博採外國的礦務律、鐵路律、商務律、刑律等，編纂中國的礦律、路律、商律和交涉刑律等。張之洞久於仕途，深知“濫刑株累之酷，囹圄凌辱之弊”是清朝最突出的司法弊端，他把“恤刑獄”作為整頓中法的第一要務，他和劉坤一在著名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摺》中，提出了引進西法，改革刑獄的九點建議。

第一，“禁訟累”。鑒於刑名胥吏敲詐勒索，加劇了社會矛盾，建議革除吏役，代以警察，以便消除吏胥擾民壞法的弊政。

第二，“省文法”。即“減寬例處”，以消除“拖延命案，諱飾盜案”，或發案不報釀成禍端的積弊。

第三，“省刑責”。除盜案命案證據已確而不肯供認者，准其刑嚇外，凡初次訊供及牽連人證，不準輕加刑責。

第四，“重眾證”。除死罪應有輸服供詞之外，軍流以下各罪，如果眾證確鑿，又經上司層遞親提復訊無疑，犯人雖無口供，仍可按律定罪。

第五，“修監羈”。即改善監獄羈所的居住和生活條件。

第六，“教工藝”。讓犯人學習生產技能，“將來釋放者可以謀生改行，禁系者亦可自給衣履。”

第七，“恤相驗”。減輕訴訟當事人負擔的相驗費、夫馬費、招解費。

第八，“改罰鍰”。除命盜案、竊賊、地痞、惡棍、訟棍不準罰贖外，其他民事案件如戶婚、田土、家務、錢債等案件，甚至刑事案件中的部分徒流，均可改刑責為罰鍰。

第九，“派專官”。管理、稽查監獄事務。

上述整頓中法“恤刑獄”的九條建議，基本屬於程序和量刑方面的具體措施，是在西方法文化影響下提出的，是洋務派“中體西用”論在司法制度上的體現。正是基於中體西用，所以這九條建議並沒有觸及清朝司法制度的實質，而只作了相應的改良。儘管如此，仍然為晚清司法走向近代文明作了輿論準備。

以自強為目的的軍事法律思想

洋務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清朝的軍政大員，既參與國策的制定，也負責國策的實踐，特殊的地位和環境使他們對中國所處的內外交困的現實非常敏感，為了應付中國“數千年未有之強敵”，洋務派把自強的著眼點首先放在軍事上，提出“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的方針，為近代軍隊的建設和軍事法的產生創造了基礎。李鴻章編練淮軍時，突出的特點是在兵器和軍事訓練方面模仿西方。李鴻章說：“制器與練兵相為表裡，練兵而不得其器，則兵為無用”。“西洋火器日新月異，不惜工費而精力獨絕，故能橫行於千里之外。中國若不認真取法，終無由以自強”。（14）（《李文忠公全集·奏稿》）淮軍營規的內容，主要為軍事刑法。如賭博罪、姦淫罪、結盟拜會罪、製造、散布謠言罪、剋扣軍餉罪、吸食洋煙罪、開設煙館賣煙罪和攜財潛逃罪等。淮軍制訂的軍事法規，雖然在技術層面上提出學習西方，但實質上仍然是封建性的軍事法規。

七十年代中期以後，清政府為了防禦日本的侵略，決心創建近代海軍，洋務自強活動也進入以建立近代海防為中心的新階段。李鴻章在籌建北洋海軍過程中，力圖仿照西方國家的海部，統一海軍的章程和指揮管理，他說“海部體制與他部相埒，一切兵權、餉權與用人之權悉以畀之，不使他部得掣其肘，其海部大臣無不兼贊樞密者，令由中出，事不旁擾”，但限於體制及經費，海部雖未建成，卻於當年建立了海軍衙門。

1888年9月海軍衙門遵照“參酌中西，畫一規制”的指導思想制訂頒布了《海軍章程》。章程共14款，分別為船制、升擢、事故考校、俸餉、恤賞、工需雜費、儀制、鈐制、軍規、簡閱、武備、水師後路各局等，“大半採用英章，其力量未到之處，或參仿德國初式，或仍遵中國舊例。”（15）（《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三）內容細緻完備。《北洋海軍章程》也體現了落後的封建意識，如章程開宗明義地宣稱“內多酌用英國法，仍以憲廟軍規為依歸”。具體表現在北洋海軍的官職名稱、水兵的招募方法及軍隊內部的封建等級制和人身依附關係等。

以求富為核心的經濟法律思想

洋務派的經濟法律思想，帶有明顯的時代特徵，體現了洋務派向西方學習逐步深入的過程。本著“欲自強，必先裕餉，欲浚餉源，莫如振興商務”的信念，（16）（《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三九）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積極發展煤礦、運輸、電訊、紡織等主要經濟部門的民用工業，挑戰中國傳統的“重農抑商”經濟觀念，把“富民”作為興國的根本。雖然洋務派興辦的軍事和民用工業的目的是為了維護清朝的專制主義統治，謀求統治集團的利益，但是應該看到，洋務派在“既不能禁洋貨之不來，又不能禁華民之不用”的情況下，與洋商進行“商戰”，“分洋商之利”，不僅收回了一部分喪失的利權，而且有助於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運用經濟法律手段調整和控制企業，是洋務派經濟法律思想中新的內容。

培養近代法律人才的法律教育思想

洋務派始終把培養洋務人才放在重要位置，李鴻章一再強調∶“舍變法與用人，別無下手之方”，“用人最是急務，儲才尤為遠圖”。（43）（《籌議海防折》）為了培養洋務人才，以應急需，在李鴻章等的倡議下，1862年7月，清政府批准成立了以教授外語為主的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等“洋務學堂”。

為了適應洋務外交與立法的需要，同文館成立以後，便以翻譯西方法學著作作為了解西方情況和輸入西學的重要途徑。張之洞說∶“嘗考講求西學之法，以譯書為第一義，欲令天下人皆通西學，莫若譯成中文之書，俾中國百萬學人，人人能解，成為自眾，然後可供國家之用”。（44）（張之洞《上海強學會章程》）經同文館翻譯的外國法律和法學著作多達18部之多，如《公法總論》、《佐治芻言》、《國政貿易相關書》、《各國交涉公法論》、《法律醫學》、《各國交涉便法論》等等，其中一些書籍成為戊戌變法和二十世紀立憲運動的必備參考書籍，幫助中國人通過最簡潔的方式、最直接的渠道認識和了解西方法文化，積極地推動了中國法律近代化的進程，在這些以學習西方文化為目的的洋務學堂里，都將《萬國公法》列為必修課程。（45）（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料》上人教版81,3）

不僅如此，洋務派還從實際需要出發，向西方派遣留學生，曾國藩與李鴻章奉命擬訂了《挑選幼童前赴泰西肄業章程》12條。規定“自同治七年始至光緒年止，每年挑選幼童30名，共合120名”，“赴美國書院學習軍政、船政、步算、製造諸學，使西人擅長之技，中國皆能諳悉，以培人才而圖自強。”（46）（《洋務運動》二）章程把幼童年齡限制在十三、四歲至二十歲之間，后改為十二至十六歲，肄業年限為十五年，畢業后回國聽候派用，不準在外洋入籍逗留或私自先回另謀職業。自1872年8月12日到1885年，清朝共有209名官費留學生接受西方教育。留學生們對中國近代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的發展與實現洋務派富強之夢起了重要作用，湧現出詹天佑、武廷芳等優秀人才。

洋務運動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拯救清王朝，維護地主階級的統治。但是，事實並沒有象他們期望的那樣發展。甲午中日戰爭中中國遭到了慘敗，直接標誌著洋務運動的破產。洋務運動並沒有使中國富裕強大起來。

洋務派在洋務運動早期採用先進生產技術，創辦一批近代軍事工業，在洋務運動後期為解決軍事工業資金、燃料、運輸等方面的困難，興辦一批民用工業。同時為適應洋務運動的需要，還舉辦京師同文館、福州船政學堂等一批新式學堂，培養翻譯人才、軍事人才和科技人才，又選派留學生出國深造。洋務派掀起洋務運動，沒有使中國走上富強的道路，但在引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培養科技人員和技術工人方面功不可沒，而在客觀上也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對外國經濟勢力的擴張也起到一定的抵製作用。

光緒三、四年的災荒遍及各省，除了北五省持續乾旱以外，蘇北、皖北、川北、甘肅及奉天部分州縣也持續乾旱，江西、福建則大水成災，同時浙江、湖南、湖北、廣東、台灣等省也不同程度地遭受洪澇災害。以清政府當時的財政狀況，根本無力賑濟“丁戊奇荒”這樣持續幾年、遍及各省的大災荒。此時洋務派積極主持組織了賑災，主持賑災活動的洋務派在財政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多方籌措賑銀賑糧，積極救濟災民，為後世留下了不少有益的經驗。

洋務派等籌集的賑災捐銀大致可分為三類：

一類是捐官所得。早在乾隆年間，出於賑災需要，在邊遠如甘肅等省區即有“捐監”的做法，不過當時都只是給予監生資格而已。道光年間，也曾奏定過捐輸章程，捐者也僅止封銜而已。同治中期的閩捐和光緒二年的津捐，對所捐官銜仍有限制。在光緒“丁戊奇荒”中，為了賑濟數千萬嗷嗷待哺的饑民，清政府只好允許重開捐納，而且由捐資格發展為捐實官，從知縣、知州到知府、道員，均可用捐輸銀錢的方式買到。光緒三年七月，在曾國荃的奏請下，清政府發給他虛銜實職空白執照各二千張，他除了在山西就地開捐外，還派人到商賈富足之區如天津、上海、漢口、寧波各處及皖、湘、閩、粵、桂、川、浙、贛各省設捐輸局，按捐輸數量的多少，分別給捐者不同的官銜和官職。後來，河南幫辦賑務大臣袁保恆等又奏請戶部發給空白執照，捐官可至道、府、州、縣四項實官，該省在蘇、浙、皖、贛、粵等省有捐局。“丁戊奇荒”中，北方災區用此法集捐賑銀多達四五百萬兩以上，這種賣官鬻爵的做法，致使人心僥倖，名器之濫，無異於飲鴆止渴，正如李鴻章所說：“鬻爵數萬，不過活人數千，言之痛心。”

另一類是紳商義捐。南方各省紳士富商“素多急公赴義”，他們得知北方遭受特大災荒之後，苦口苦心，多方勸集，“貧士捐膏火，婦女脫簪珥，百工減佣資”，很快集成巨款，並派代表親自攜帶義捐賑銀到災區，發放到災民手中。光緒三、四年，江蘇廩生嚴作霖等人就曾到直隸、河南、山西各省發放賑銀。五年，又攜帶賑晉余銀五萬多兩赴直隸任丘等地辦理工賑，興修被洪水沖毀的河道。這些紳員“遍歷災村，撫問疾苦，處處認真”，在賑濟災民中起了很大作用。浙江紳士布政使銜江西補用道胡光墉在這次災荒中，為陝西捐銀5萬兩，為河南、山西各捐銀1.5萬兩，為山東捐銀2萬兩，制錢3100串，另有新棉衣3萬件，“合計銀錢米價棉衣及水陸運解腳價估計已在二十萬內外”在整個災荒過程中，洋務派官員多帶頭捐獻，捐銀從幾百兩到上萬兩，這種方法不僅效果好，而且為後世發動社會力量捐資濟困，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第三類是華僑捐款。在洋務派的活動下，新加坡、小呂宋、暹羅、越南各埠華僑多向北方災區捐款。李鴻章奏請派候選知府柯振捷、候選同知高廷楷等人到以上各地潮州籍華僑中勸捐，捐額高達“百數十萬之多”，在各省開捐之前首先解濟數十萬，李鴻章稱“收繳轉運均極迅速”，“實為賑案中未有之盛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