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新覺羅·奕訢

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33年1月11日）奕訢出生，與咸豐帝（奕詝）屬異母兄弟。但奕詝生母孝全成皇后早死，是奕訢的生母靜貴妃受皇后託孤遺命撫育皇四子奕詝。奕訢與奕詝同在一母照拂之下，且年齡相仿，無異於親兄弟。

道光十七年（1837年）入上書房讀書，奕訢從小受到極為嚴格而又特殊的封建教育。他天資聰穎，頗有才氣，拜狀元翁心存為師。逾年，翁心存以母老乞養，告假歸里，奕訢乃師事賈楨。在名師教授下，他學習儒家經典10餘年，對於儒家學說是頗為精通的。功課為滿蒙漢三種語言文字，儒家經典，詩文，武功騎射。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下定決心由皇四子繼位，寫下遺詔。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奕訢奉道光帝命，迎娶熱河都統桂良之女為嫡福晉。這往往被認為是道光屬意恭王之舉，而實際上，這個指婚發生在道光下定決心寫下遺詔之後，最多只能視為對恭王的補償，況且恭王福晉並非桂良愛女，而僅為側室所生的庶女之一。奕訢的文才武功均在奕詝之上，道光帝也最鍾愛這個兒子。按清朝傳統，皇位傳給諸皇子中才德兼優者，奕訢有得皇位的可能。咸豐帝的老師杜受田深知奕詝的智識才具都“萬不敵”奕訢，不能以條陳時政和騎馬習武取勝，乃對奕詝面授機宜，以仁孝之心取悅於道光帝。一日，道光帝領諸皇子狩獵，奕詝故意一箭不發，“上問之，對曰：‘時方春，鳥獸孳育，不忍傷生以干天和。’宣宗（道光帝廟號）大悅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儲遂密定。”道光末年，道光帝違和，纏綿病榻，自思多年痼疾，將不久於此位。其時，奕詝伏地流涕，痛切異常，“帝大悅，謂皇四子仁孝，儲位遂定。”咸豐帝得位有取巧之嫌，聰明的奕訢未必服氣。由此，兄弟倆猜疑不和，心存芥蒂，只是礙於君臣之禮，彼此心照不宣，加上咸豐帝乳母（已尊為康慈皇太妃）去世，失去中間調節人，雙方感情日益疏遠。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道光帝下令在妃子園寢內為恭親王之母靜貴妃修墓，親令靜貴妃死後必須葬於妃園寢，不得更改，變相暗示恭親王爭儲失敗。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道光帝召十重臣公啟錦匣，內有御筆兩諭，一為“立皇四子奕詝為皇太子”，一為“封皇六子奕訢為親王”。道光帝病逝，遺命奕詝即位。奕詝登基后，改元咸豐。

咸豐元年（1851年）四月咸豐帝授奕訢為十五善射大臣。

咸豐二年（1852年）四月咸豐帝將指原慶郡王府給奕訢為府邸。此府原為乾隆年間大學士和珅的府邸；八月十五日，咸豐帝駕幸奕訢海淀別墅“朗潤園”，為之題園名，山、水、亭、軒之名，並賜詩一首，極示關切之意。奕訢有答詩一首。是月，奉旨管理正藍旗覺羅學事務。

咸豐三年（1853年）正月奉旨管理中正殿、武英殿事務；九月九日命奕訢署理領侍衛內大臣，參與京城巡防事宜；十月初七日奉旨在軍機處行走，從此打破清代皇子不得干預政務的祖制。

咸豐四年（1854年）二月初二日長女生，嫡福晉瓜爾佳氏所出；四月奉旨添派管理三庫事務，並補授鑲紅旗蒙古都統，奉旨補授宗人府右宗正；六月奉旨調補鑲黃旗漢軍都統；九月奉旨升授宗人府宗令。又授為閱兵大臣，調補為正黃旗滿洲都統。

咸豐五年（1855年）奉旨總理行營事務；二月奉旨賞穿黃馬褂；七月初一日其母孝靜成皇后（即靜太妃）病重，奕訢為之請求咸豐帝晉封皇太后，咸豐帝含糊答應，奕訢即傳旨冊封，咸豐帝不滿；二十一日即葬生母康慈太后之次日，奉旨罷免一切職務，回上書房讀書，仍令內廷行走，管理中正殿等處事務。

咸豐七年（1857年）五月奉旨補授鑲紅旗蒙古都統；又命管理鑲紅旗新舊營房事務。

咸豐八年（1858年）四月二十五日單銜具折反對咸豐帝派耆英去天津參予議和；主張天津談判不要一味示弱，英法聯軍如敢登岸，應令“兵勇合擊”；建議密令粵紳羅惇衍激勵鄉兵攻廣州，廉兆綸搗香港；五月初五日奉旨與惠親王、惇郡王及軍機大臣等處理擅自回京的耆英。十三日，單銜具折，反對欽差大臣桂良和花沙納與英法所議條約中關於開放長江口岸諸埠的條款；重申以戰迫和之議。是月，奉旨管理雍和宮事務，又奉旨補授閱兵大臣；八月初四日，得長子，咸豐帝賜名載澄。

咸豐九年（1859年）四月奉旨補授為內大臣（侍衛處次長官）；十二月奉旨補授為管宴大臣。

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進攻北京，咸豐帝逃往承德，奕訢臨危受命，擔任議和大臣；九月十五日、十六兩日，奕訢分別與英使、法使簽訂《中英北京條約》與《中法北京條約》挽救了清王朝的命運。他主持議和以及進行的大量的善後事宜贏得了西方對他的好感，為他以後外交活動創造了條件。在議和期間他籠絡文祥（戶部侍郎）、桂良（文華殿大學士）、寶鋆（總管內務府大臣）、勝保（副都統），形成了一個新的政治集團。這是他通過議和撈到的政治資本。

咸豐十年（1860年）十二月初一奕訢、文祥、桂良上《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折》，分析了列強之國的特點，認為太平天國和捻軍是心腹之患，英、俄是肢體之患，應以滅內患為先，然後對付俄國和英國。這媚外之策為後來借師助剿，鎮壓太平天國奠定了理論基礎。根據他的觀察，他認為外國人並非“性同犬羊”，英國“並不利我土地人民，猶可以信義籠絡”。清政府把列強只當作“肢體之患”，認為“可以信義籠絡”。摺子還提出要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設南北口岸管理大臣；添各口關稅；要求將軍督撫辦理國外事件互相關照，避免歧誤；要求廣東、上海各派兩名懂外語的人到京以備詢問；將各國商情和報紙彙集總理處。十二月十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設立，出現了軍機處以外的另一中樞政府機構。自此，總理衙門取代理藩院，成為專門的外事機構，使清代的外交產生重大突破。衙門還領導了後來的洋務運動。

咸豐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豐帝在熱河病死，兒子載淳繼位，改年號為“祺祥”。幼主沖齡，咸豐帝遺詔令載垣、端華、肅順等8人為贊襄政務王大臣，顧命輔政。“祖制重顧命”，按親疏遠近關係，應該是奕訢排在第一位，但咸豐帝余憾未釋，把奕訢摒棄於顧命大臣的行列之外，這更加深了奕訢與載垣、肅順等人的矛盾。咸豐帝去世后，奕訢協助慈禧太后政變，被授予議政王，在軍機處擔任領班大臣。咸豐帝授權恭親王辦理與各國換約事宜的上諭，軍機處換成文祥等人，全面控制了中樞機關。奕訢又身兼宗人府宗令和總管內務府大臣，從而控制皇族事務和宮廷事務大權。他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的職務主管王朝外交事務，自此總攬清朝內政外交，權勢赫赫。

辛酉政變的成功，使侵略者感到非常滿意。事後，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說：由於支持奕訢上台掌權，英國已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滿意的關係”；聲稱由於這一“令人滿意的結果”，英國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成為“這個政府的顧問”。所以，英國在中國的喉舌《北華捷報》強調指出：在這個特別的關頭，英國比過去任何時候“更有必要去支持帝國的現存政府”。法國人對政變的結局也感到高興，其駐華公使在日記中寫道：“宮廷革命沒有騷動地結束了”，“恭親王成為執政者，以後的談判將更易進行”。對於列強的扶植和支持，奕訢自然心領神會，所以，當他執掌大權以後，通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努力謀求與列強“和好”相處。用他自己的話說，即“換約以來，事事皆推誠相待”，滿足侵略者的要求和貫徹侵略者的意圖。

為了求強求富，增強鎮壓太平天國和抵禦外侮的能力，奕訢支持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大搞洋務運動，以興辦軍事工業為重點，也興辦民辦工業，中國的近代工業從此起步。為了洋務事業，興辦新式學校，派出留學生，促進了近代教育事業發展。奕訢奏請兩宮皇太后重用曾國藩，與列強極力維持和局，借師助剿，終於鎮壓了太平天國，贏得了同治中興，奕訢獲得“賢王”美稱。

咸豐十一年（1861年）他同意委派李泰國和赫德相繼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把中國的海關管理大權交給英人掌握；同年奕訢以巨款託付李泰國購買船艦，籌建海軍。

同治二年（1863年）這支艦隊開到了中國，但艦隊的指揮卻是英國皇家海軍上校阿思本。李泰國還允許阿思本對艦隊有完全指揮權。這是由清廷出錢供養，歸英國侵略者指揮、控制的一支艦隊。奕訢不但沒有抵制，還準備接受英國侵略者這一無理要求，甘受外人挾制。這種對外一味順從的行為，連曾國藩、李鴻章都感不滿。清廷詔令遣散船員，留下船艦。英國方面無理取鬧，堅持“既不用其人，則船炮亦應繳還本國”，還向清廷索取賠款。最後，奕訢只好曲從其意，退還船隻，向英國賠禮賠款。

同治三年（1864年）奕訢同意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簽署《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將新疆大片領土割給沙俄。

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天津爆發反洋教鬥爭，群眾焚毀教堂，殺死法國領事和外籍教士多人。在處理這起重大涉外事件中，奕訢明知“曲在洋人”，卻在法國等列強的要挾下，一再遷就，息事寧人，支持曾國藩鎮壓群眾，懲處天津知府和知縣，了結天津教案，取媚洋人，與外國“曲全鄰好”。奕訢對外妥協的外交政策，連其弟奕譞也深為惱火，他詰問奕訢說：“素日無備，故臨事以‘無可如何’四字塞責，自庚申至今十年，試問所備何事？”奕譞還指責奕訢主持總理衙門以來，“夷務尚無起色”，對“外夷”提出的要求“有可無否”，全盤否定了奕訢所執行的外交政策。

奕訢支持曾國藩等辦洋務，但他又主張削弱地方勢力，引起湘淮勢力的不滿；奕訢辦洋務，清廷中倭仁等頑固派不滿；由於奕訢權力受限，不能滿足列強的要求，列強對他也開始不滿。慈禧太后利用了奕訢，也給予了奕訢巨大權力。但隨著奕訢地位高升和聲名鵲起，恭親王奕訢又引起了慈禧太后的不安。於是慈禧太后利用一切機會對他進行打擊，使奕訢一直浮浮沉沉。

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初五編修蔡壽祺彈劾奕訢，說他攬權納賄，徇私驕盈，太后命令查辦，七日就以其目無君上，免去議政王和其他一切職務。朝中大臣求情，慈禧太后才允許他在內廷行走，並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但免去了議政王職務。這是奕訢遭受的第一次打擊。

同治八年（1869年）奕訢支持殺掉慈禧太后親信安德海，為慈禧太后所恨。

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三日奉懿旨與戶部尚書寶鋆辦理同治帝大婚籌備事宜；九月十九日奉懿旨加恩親王世襲罔替。

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十八日奕訢等十重臣當面勸諫同治帝不要修治圓明園，同治帝大怒，斥奕訢：“此位讓爾，何如？”二十九日再力諫同治帝，同治帝發硃諭革其親王世襲罔替，為郡王，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次日發布。八月初一日，兩宮太后干預，賞還親王世襲罔替。

光緒元年（1875年）十二月奉上諭署理宗人府宗令。

光緒二年（1876年）二月奉上諭暫署宗人府銀庫印鑰；九月奉旨派充玉牒館總裁。

光緒五年（1879年）四月初晤見美國前總統格蘭特，請出面調解中日琉球爭端；九月奉旨管理正白旗滿洲新舊營房並城內官房事務。

光緒六年（1880年）三月二十五日對來訪的英國的公使阿禮國說：“中國人非不知電報、鐵路、輪船、開礦之利，然主權不能自操，與中國無益，雖有不若無也。”

光緒七年（1881年）三月慈安太後去世，奕訢更為孤立。反覆的浮沉磨平了奕訢往日的稜角，挫敗了他的銳氣，遇到大事他提不出應對的策略。中法戰爭中，奕訢為首的軍機處對於戰與和拿不定主意，軍隊節節敗退。

光緒十年（1884年）三月十三日慈禧太后借口奕訢“委靡因循”免去他的一切職務，奕訢集團全班人馬（武英殿大學士寶鋆、吏部尚書李鴻藻、兵部尚書景廉、工部尚書翁同龢）被逐出軍機處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光緒十二年（1886年）十月奉懿旨賞還親王雙俸。

光緒十五年（1889年）正月奉懿旨，賞添頭等、二等護衛各一員，三等護衛二員。

光緒十七年（1891年）十一月在王府中慶祝六十壽辰，請京中著名戲班演戲。

光緒二十年（1894年）又起用為總理衙門大臣，並總理海軍，會辦軍務，內廷行走，但毫無作為。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奉懿旨，此次恭親王承辦慶辰典禮“妥慎周詳”，賞給御書“錫福宣猷”匾額一方，御書長壽字一張等。

戊戌維新變法期間，奕訢針對清廷某些弊端提出了諸如興辦學堂、修築鐵路、振興工商、改革武科考制等主張。但它基本上是洋務派主張的老調重彈，實際上是對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提出的君主立憲等變法主張的抵制。他不僅利用自己的身份對光緒帝時加牽制，而且和“議論專主變法”的帝師和軍機大臣翁同龢嚴重對立。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初，翁同龢接受康有為的建議，令其僚屬、戶部主事陳熾起草了十二道新政詔書，擬請光緒帝陸續頒行。翁同龢將這些新政詔書“商之於恭邸”，想爭取他對變法的支持，殊料竟遭奕訢的堅決反對。奕訢還奏請慈禧太后，撤掉漢書房，將翁同龢趕出毓慶宮，使他失去了和光緒帝“造膝獨對”的機會。此後，奕訢和翁同龢“議事齟齬”，“論事不合”，對翁同龢的政治主張和贊助康、梁變法的行動很不以為然，往往從中作梗，阻撓變法。他還指斥翁同龢攬權、狂悖，每每對他裁抑、刁難，施加壓力，阻止他對維新變法的幫助支持。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初沙俄強佔旅大事件發生后，光緒帝召見王公大臣，極言時危，“以變法為急務”，立志改革。奕訢“默然”不答。不久，康有為上書請開制度局，定國是，奕訢也表示反對。五月，奕訢一病不起，四月初十日病逝。終年66歲。謚“忠”，加恩進賢良祠，併入皇家太廟。其孫溥偉襲爵恭親王。

奕訢作為咸豐、同治、光緒三朝名王重臣，主張學習外國科技以加強中國軍事實力，外交上主張保持與歐美大國的和平，支持開辦了中國早期的近代軍事工業，成為清朝洋務運動的中樞首腦。在其任職中樞期間，清朝先後平定了太平天國運動、捻軍以及西部各省的回民叛亂。他為中國近代工業創始和中國教育的進步作出了貢獻，也是晚清新式外交的開拓者，建議並創辦了中國第一個正式外交機關，使清朝外交開始步入正軌並打開新局面。

然而他命運坎坷，他支持慈禧太后北京政變，得到了委以重任的報答，但隨即而至的是慈禧太后的不安和打擊。後期他在統治集團內部浮浮沉沉，意志消沉，無所建樹。

奕訢藏書頗富，恭王府有藏書樓多處，主要有“多福軒”、“樂道堂”、“正誼書屋”、“慶宜堂”等，所藏宋元名槧近百種，如宋板《文苑英華》《文章正宗》《柳柳州全集》《春秋左氏傳》《韓昌黎集》《柳河東集》《藝文類聚》《翰墨大全》《王臨川全集》《東都事略》《文選》等有39部，其中，宋板《文選》《埤雅》各有兩部。有《多福軒書目》2冊，著錄藏書近2000種；《樂道堂書目》1冊，著錄各處所藏零星之本，精品為多。書畫最為精粹，唐、宋、元、明四代名人真跡書畫作品有數十幅，如晉陸機《平復帖》唐代的韓干《馬圖》極為珍貴；元代趙孟頫、倪瓚等人的畫作有數張。進入民國后，所藏古籍書畫相繼流散，由於索價甚高，國內購買者不能全部購下，部分藏品被日本人購去。部分藏書畫印章為“恭邸藏書”、“錫晉齋印”、“恭王府珍藏書畫”、“清心齋賞讀”、“韜華館”、“寶約樓秘藏”等。

恭親王墓地佔地1000多畝，規模宏大。石獅、石坊、華表、神橋、贔屓石碑、碑樓、享殿、寶頂一樣都不少，只可惜恭親王墓在民國時期（1932年），被大辛峰土匪侯顯文所盜，後來陽宅被拆掉變賣。解放前地上建築無存，後來1958年修建十三陵水庫，給恭親王墳帶來毀滅性的災難，將墳地內的石料全部拉走修建水庫去了，並將一對石獅子也運到水庫大壩北頭的紀念碑公園下。當時來了兩個吊車，想把石牌坊也吊走，由於吊不動，就沒有再吊，今天僅剩下這座精美絕倫的三門四柱三樓的石牌坊。

光緒：“王忠誠匡弼，悉協機宜，諸臣當以王為法。”

楊約翰：“恭親王與我之前所見過的東方王子及政治家不同，他十分生動。這是一個機敏的男人，直覺敏銳，意志堅定。”

何天爵：“恭親王是精通東方外交藝術的老手。他總是將外交對手放在假定的情境中去認真研究，而不是放在具體的問題上。他既高傲又謙和，既粗魯又文雅，坦率而有節制，有時辦事迅速有時拖拉磨蹭，顯得既有心計又脾氣暴躁——所有這些特點都根據他的需要，按照角色的變化隨時轉換使用。他成功的最大秘訣在於他能夠事先判斷出需要妥協的時機。他不斷轉換面具並不說明他是個優柔寡斷之徒。隱藏在眾多面具之後的恭親王在認真琢磨著對手，判斷對方的意圖政策，再決定自己的對策。在最後時刻來臨之前，他絲毫沒有妥協投降的跡象，顯得積極對付，毫不屈服。正當他的對手集中全力要發動最後一擊的時候，對手會發現恭親王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滿臉微笑的謙卑的夥伴。作為所謂的“防禦外交政策”——中國迄今為止只有這一政策——的領導者，恭親王顯得出類拔萃。帝國中還沒有人像恭親王那樣明白帝國可能的未來和帝國自身的弱點。帝國活著的人中還沒有人像恭親王那樣富有經驗，擔當重任……實際上，在他的整個政治生涯中，恭親王是政府政策制訂的主心骨，也是執行這些政策的精明強幹的政治家與外交家。”

馬士：“一般人認為如果恭親王不死，可能會挽救國家很多的不幸。”

趙爾巽：“恭忠親王繼以起，綢繆宮府，定亂綏疆，罷不生懟，用不辭勞，有純臣之度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