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中興

“同治中興”是指清中葉后，同治在位期間(1862-1874年)為維護滿清統治的一個慣性恢復階段。適逢1860年清政府與英法合作，及太平天國崩潰(1864年)，政治上出現了一個平靜時期，下開洋務運動。

亦有人把清時咸豐至同治時期定為咸同中興，作為一個慣性恢復的階段，但現時普遍都認為恢復時期主要在同治統治年間。

自然修補內部的政治秩序。基於封建統治者利益，部分儒生與農民在官僚帶領下，收編武裝力量，試圖剿滅太平天國的叛亂。

對內亂后的經濟調整。降低農村賦稅，鼓勵耕作及發放糧種，安撫人民的反抗情緒。

大興科舉，增加考試取錄名額以籠絡人才，防止類似太平天國的出現，籠絡更多人才維護清廷統治，客觀上造成近代中國人思想進一步腐化。

辦洋務，主要在外交方面，與外國列強謀求共同合作。

中興的主持大臣主要是奕訢、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和胡林翼。他們在鎮壓反抗人民和平定社會動亂方面發揮了很大效果，同時亦成為了之後洋務運動的重要官員。

錢穆《國史大綱》有提：

"曾氏同治元年五月七日日記，詳論洋務，謂：“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工夫”云云。"

一種觀點認為，“同治中興”是促進中國近代歷史進步的一個階段，主要體現洋務運動上，當時大興洋務，先提出“自強”以後標榜“求富”創辦了一系列近代企業，包括福州船政局、江南製造總局、開平煤礦等等，這客觀上刺激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洋務運動過後的“實業救國”思潮不能說與這段時期沒有關係。同時洋務運動中的近代企業雖然管理不屬於規範的資本主義經營方式但是也從某些方面刺激了中國無產階級的出現。斯塔夫里阿諾斯教授認為當時的外國人（外國殖民者）對中國興起的這股潮流感到吃驚、害怕和敬佩，甚至有人認為“中國的大小官員全部行動起來了”。

一種觀點認為“同治中興”，實際上是慈禧太后和恭親王奕訢的自我吹捧。太平天國之後，清政府收拾戰亂之後的爛攤子，因為富庶的江南十幾年不能正常交稅更顯得困窘，恭親王等引進國外技術，希望用西方技術和企業挽救清王朝，在李鴻章、張之洞等人努力下欣欣向榮，於是就人宣揚“同治中興”。洋務運動最想做的，是造出西方的“船堅炮利”，一方面抵禦外國侵略，更重要的是鎮壓國內的人民運動。到了後來也辦民用工業，總體上是官辦工業配套和為官員們斂財的。其最大的“政績”是北洋水師。洋務運動思想上，留下一批擁有西方視野，能夠全面批判傳統文化思想的人才，但這些人沒有形成民族振興的合力；有近代化的軍事思想人才，但因為上有保守權貴排擠下有人民揭竿造反，這些人才成了後來軍閥混戰的基礎；有中國現代企業的發端，但是畸形又脆弱，到了光緒皇帝戊戌變法的時候，已經是第二代企業。封建制度的腐朽，統治者的愚昧最終毀掉了這場“自強”的迷夢。

對於這段歷史的研究，可參考美國漢學家芮瑪麗(mary c. wright)的經典之作《同治中興》。

其一，明治維新本質是一場革命，所謂同治中興只是一場自中（注意不是上）而下的改革。明治維新以軍事變革為前提（倒幕運動），政治（建立明治政府）經濟（維新）變革隨之。在這場革命中完成由封建社會轉向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資產階級變革”。前者通過暴力革命掃除了一切障礙，後者只是部分地方實力派官僚自發圖強；“同治中興”主要體現洋務運動上，其主持大臣主要是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和胡林翼。對清朝來講，一方面歷史包袱嚴重，“竭天下之物力，八分以養兵勇”，另一方面固有利益階層沒有掃除，改革阻力大成果小。洋務運動的失敗有必然性，明治維新的成功不乏偶然性。

其二，日本殖產興業的基本路線是政府扶持民間資本，鼓勵私有資本自由競爭，其初始官營企業迅速私有化，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私人企業集團迅速壯大。中國洋務運動則始終沒有走出“官督商辦、政權壟斷、官商勾結、中飽私囊”的死胡同，民間私人資本始終沒有成為國家經濟增長的主體，私人資本的競爭力完全無從談起。

其三，日本很快放棄“尊王攘夷”的治國哲學，轉向“全面開化”，奉行“和魂洋才”理念，全國上下奮起學習西方先進科技。“以海外開明之治為范，唯一途，乃棄己之短，取彼之長，破陋習，變古格”（大久保利通語）。中國則頑固死守天朝大國虛榮，極力排斥西方先進思維和制度。“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不及”（李鴻章語）。長期陷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爭論的泥潭而不能自拔，連“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亦未真正付諸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