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

父親錢承沛考中秀才后，因體弱多病，無意科名。但對兩個兒子卻寄予厚望，希望他們能讀書入仕。錢穆7歲那年，被送到私塾讀書。12歲時，41歲的父親撒手塵世。母親寧願忍受孤苦，也不讓孩子輟學，於是錢穆得以繼續就讀。

1901年，入私塾讀書。

1904年，進果育小學就讀。

1906年，入常州中學堂。

1910年，轉入南京私立鍾英中學，逢武昌起義，學校停辦，遂輟學。

1911年，任教無錫秦家渠三兼小學，為教學生涯之始。

1918年，任教鴻模學校，即原果育小學，出版《論語文解》。

1919年，任后宅泰伯市初小校長。

1922年，赴廈門任教集美學校為任職中學教師之始。

1923年，任教江蘇省無錫第三師範學校。

1927年，轉任教蘇州中學。

1930年，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錢穆居北平八年，授課於燕京大學、北京大學等名校，並在清華、北師大兼課，與學術界友人時相切磋。

1937年抗戰軍興，輾轉任教於西南聯大、齊魯大學、武漢大學、華西大學、四川大學等高校。撰寫《國史大綱》，採取綿延的觀點了解歷史之流，堅持國人必對國史具有溫情和敬意，以激發對本國歷史文化愛惜保護之熱情與摯意，闡揚民族文化史觀，被公推為中國通史最佳著作。

1944年，撰文《中國歷史上青年從軍先例》號召知識分子投筆從戎。

1946年，赴昆明任教五華學院、兼任雲南大學。

1948年，任無錫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課餘撰《湖上閑思錄》。1948年，新任蘇州城防司令孫鼎宸（孫鼎宸乃王耀武舅子）數次訪問錢穆。

1949年4月，與江南大學同仁唐君毅一起應廣州私立華僑大學校長王淑陶之邀，從無錫南下廣州。春假，拋家赴穗，曾以家事相托孫鼎宸。10月，錢穆隨華僑大學再遷香港，出任香港亞洲文商學院院長。

1950年，與唐君毅、張丕介諸先生創辦新亞書院，出任首任校長。

1953年，創立新亞研究所任所長。孫鼎宸舉家來港，記錄錢穆講座，編為《新亞學術講座》，“是為新亞有出版之第一書”。1953年秋，孫鼎宸入新亞研究所，遵錢穆之囑編《中國兵制史》，為該所諸生第一書。獲香港政府尊崇，於1955年授予香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

1960年，應邀講學於美國耶魯大學，課餘撰《論語新解》，獲頒贈人文學名譽博士學位，後去哥倫比亞大學為“丁龍講座”作演講。在美國停留七個月後，他應邀去英國訪問，參觀了牛津、劍橋大學。從英國到法國、義大利，最後回到香港。王耀武之母（孫鼎宸岳母）辭世，登門弔唁。

1963年，新亞書院、崇基學院、聯合書院三校合併為大學，錢穆親定校名為“香港中文大學”。錢先生堅持香港中文大學應以發揚中國文化、以中文為授課語言、第一任校長必須為華人擔任為宗旨，對港中大的發展方向貢獻良多。

1965年，正式卸任新亞書院校長，應聘馬來亞大學任教。

1967年10月，應蔣介石之邀，以歸國學人身份自港返台，定居台北，住金山街。

1968年，膺選中央研究院院士，7月遷至外雙溪蔣中正所贈庭園小樓“素書樓”。

1969年，應張其昀之邀任中國文化學院（中國文化大學）史學教授。又應蔣復璁之約，任台北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

1978年，抱病赴港任新亞書院"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主講人。講稿結集為《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一書。

1979年，赴港出席新亞書院三十周年紀念會。

1984年，90歲，在港門人舉行壽慶活動，先生得以與二子、二女及孫（錢松）孫女（錢婉約）團聚了一個月，享受天倫之樂。同年獲頒行政院文化獎章。

1989年，赴港參加新亞書院四十周年紀念會。

第一位妻子是無錫后宅鄒氏，1928年去世，嬰兒夭折。

第二位妻子叫張一貫，1929年在蘇州與錢穆成婚。張一貫是一位知識女性，畢業於蘇州女子師範學校，曾做過蘇州北街第二中心小學校長。她為錢家生有三子二女（錢拙、錢行、錢遜、錢易、錢輝）。

第三位妻子是胡美琦，江西南昌人。胡美琦曾在廈門大學教育系讀書一年，1949年來香港，在新亞書院求學，成為錢穆的學生。

1977年冬，胃痛甚劇，次春患黃斑變性症，雙目失明。

1990年，發生素書樓事件，錢穆搬離素書樓。同年8月30日於杭州南路寓所過世。

1992年1月，錢夫人捧先生靈灰歸葬於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

中國學術界尊其為“一代宗師”，更有學者謂其為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國學宗師。他一生寫了1700多萬字的史學和文化學著作，在國內外學術界有著很大的影響。

胡美琦及二三門人搜集、整理的一千七百萬言之《錢賓四先生全集》三編（甲編：學術思想，乙編：史學，丙編：文化人生及其他雜著）五十四冊，1998年由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全部出版。

《清儒學案》全稿成后，被國立編譯館遺失，幸留有序目。錢穆論著主要有：

陳寅恪：錢賓四（穆）《諸子系年》極精湛。時代全據《紀年》訂《史記》之誤，心得極多，至可佩服。（《積微翁回憶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2頁。）

顧頡剛：錢賓四先生，在北大任歷史講席已越10年，學識淵博，議論宏通，極得學生歡迎。其著作亦均縝密謹嚴，蜚聲學圃，實為今日國史界之第一人，剛敬之重之。

林語堂：錢先生學問精純，思想疏通知遠，文理密察，以細針密縷的功夫，作為平正篤實的文章。

唐君毅：錢先生自幼以中國讀書人之本色，獨立苦學，外絕聲華，內無假借，30年來，學問局面一步開展一步，而一直與中國甲午戰敗以來之時代憂患共終始。

牟宗三：錢先生在北大，課講得很精彩，學生們都很歡迎他。講秦漢史以錢賓四先生為最好，研究秦漢史莫不以錢先生為宗師。

楊聯升：錢先生的中國學術思想史研究博大精深，並世無人能出其右。

嚴耕望：近六十年來，中國史壇甚為興盛，名家大師輩出。論根底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氣磅礴，識力深透，文筆勁悍，幾無可倫比。

余英時：錢先生是開放型的現代學人，承認史學的多元性；但同時又擇善固執，堅持自己的路向。他畢生以抉發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現代意義為治學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廣，近世罕見其匹。

蒙文通：君書體大思精，惟當於三百年前顧亭林諸老前輩求其倫比。乾嘉以來，少其匹矣。（評《先秦諸子系年》初稿）

許倬雲：中國近百年來，國運與文化，都一蹶不振。然而，幾千年的文化精神，終究孕育了幾位為中國文化作後衛戰的學術巨人，賓四先生是最後走的一位。

孫國棟：錢先生從18歲起已開始致力於學術，以後研究、講學、教育、著述兀兀80年未嘗中斷，這番毅力精神曠古所無。而學問成就規模之宏大，實朱子以後一人。

黃仁宇：錢穆先生可能是將中國寫歷史的傳統承前接后帶到現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師。

葉海煙：當代中國史學大家錢穆一生以學術為志業，為歷史研究與歷史教育勞心盡瘁超過一甲子，其歷時之久與影響之深，當代幾無人能出其右。

劉夢溪：文化史學的集大成者是錢賓四先生。治國史而以學術流變為基底，直承儒統，獨立開闢，不倚傍前賢時俊，是錢學的特點。……“國學大師”之名，章太炎之後，唯錢穆當之無愧。

方克立：錢穆可以說是在史學領域高舉現代新儒學旗幟，反對盡廢故常的歷史虛無主義，維護中國歷史文化精神的第一人。

霍韜晦：在迷惘的時代，能夠終生不渝地捍衛中國文化，並顯示讀書人的風骨，錢穆先生堪稱楷模。

張自銘：先生治學，戛戛獨造，一無依傍，遂成極詣，而融貫中外，直湊單微，又迥非抱殘守缺者可比。辛亥以還，時局屢有起伏，先生未嘗一日廢學輟教，以嘩世取寵，畢秋帆所謂“學問觀其會通，性行歸於平正”，唯先生足以當之。

史華慈：錢穆是中國極其優秀的學者，是我們時代最傑出的學者之一。他的學術興趣主要在中國思想史研究領域。

狄百瑞：錢穆先生是研究中國思想一位罕見而成就卓越的史學家，他研究中國歷史與思想的方法為觀察這個蜩螗的時代提供了廣泛的視野。錢先生是極少數能與當代流行的思潮相抗衡的傑出學人，過去許多年來，錢先生透過他的著作一直是我的老師，雖然其他學者也在這種方式下教導我，但錢先生在引導我研究中國思想上則是為時最早而且影響最深的一位。

馬悅然：錢穆在本世紀（20世紀）中國史學家之中是最具有中國情懷的一位。他對中國的光輝的過去懷有極大的敬意，同時也對中國的光輝的未來抱有極大的信心。在錢穆看來，只有做到以下兩件事才能保證中國的未來，即中國人不但具有民族認同的胸襟，並且具有為之奮鬥的意願。

李敖：他為人謙和，給我很深的印象；我年少多才，大概也給他一些印象。第二年他回香港，收到我質疑他書中錯誤的信，他回信給我，送書給我，對一個十八歲的青年人如此因材施教，真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風度……在胡適有生之年，在錢穆七十四歲以前，他未能成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終認為對錢穆不公道。錢穆的雜七雜八的怪說固不足論，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樸學成就，卻比姚從吾等學人更該先入選成院士。

汪榮祖：錢穆論清學史的代表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不僅在形式上是傳統的學案式的綱目體，而且內容也不脫傳統的義理，尤重宋儒朱熹。這部書基本上是由二十世紀的人，寫十九世紀之書。錢氏寫清學史，似設身其境，與先賢唱和或辯難；而不似異代學者，作旁觀超越之論析。世人多知，錢賓四頗具民族主義意識，並見諸其史學；然其民族主義也未脫傳統的華夷之辨與漢文化意識，以及崇宋尊朱的基本心態。

美國耶魯大學授予錢穆名譽博士學位時的頌詞：你是一個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監護人，你把東方的智慧帶出了樊籠，來充實自由世界。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錢穆曾在一篇文章當中提及“人才教育”的問題，並且認為“人才教育”和“文化教育”兩者乃“互為表裡”，其用意在於“以國家民族傳統文化來陶冶真切愛護國家民族及能真切為國家民族服務之人才”。並且認為不僅大學教育當注重“人才教育”和“文化教育”，“中等教育為國家教育之一環，故中等教育亦當以文化教育與人才教育為主體。”在錢穆那裡，包括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內的整個國家教育都應該將人才教育作為自己的目的。易言之，我們的教育應該將“真切愛護國家民族及能真切為國家民族服務之人才”作為自己的培養目標。細審錢穆有關培養目標的論述可知，“真切愛護國家民族及能真切為國家民族服務之人才”由“真切愛護國家民族”之“人”與“能真切為國家民族服務”之“才”兩個方面組成。關於成人”，錢穆又將其分成了做人、做中國人、做世界人三個循序遞進的層次。關於成“才”，錢穆同樣將其分成了三個方面進行論述：“‘通人’尤重於專家”，“供社會之用”與“用社會”，自然科學人才與人文科學人才。

為了實現“真切愛護國家民族及能真切為國家民族服務之人才”的培養目標，錢穆所安排的課程從核心到邊緣依次包括：基於文字、歷史與地理的中國傳統文化課程；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本位的通學課程；“以共同必修為原則，而以選課分修副之” ；“自操場進至於田野，自田野益進至於山林”——中國文化的核心目標是“天人合一”，錢穆對它的理解是人從自然中來，最後還是要回到自然中去。就是先自然後人文，然後再回歸自然。錢穆本人非常喜歡到山林中遊走，體會自然帶給他的樂趣，所以他非常提倡培養學生的人文與自然情懷。同時，身體力行，兩次帶領學生出遊學習。

錢穆在教育學生的過程當中，不僅注重傳道、授業、解惑，而且也非常注重方法的傳授。教育方法受文化理想、教育目的與教育內容的決定；但反過來，教育方法也是傳遞教育內容、達成教育目的、實現文化理想的手段。錢穆的教育方法分成師道、人生、治學三個方面。師道是主要對教師而言，是教的方法；而人生、治學這兩個方面則主要是對針對學生而言的，是學的方法。事實上，錢穆在教育方法當中更加註重學生學的方法，更加註重學生髮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主動、積極地學習。錢穆的這一思想，在其對學生在復興師道當中所能起的作用的論述當中有著最為集中的體現。為了復興師道，學生方面應該根據自己性之所近善自得師：師於人、師於己，師於當代師、師於前代師，師於心、師於天。亦即作為學生，重要的是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盡其在我”。關於治學，錢穆還曾經提到，一切學問，可分為對物之學與對人之學兩大類。此即所謂自然學與人文學之分別。但二者學問境界都繫於其德性境界。“‘德性’之學，實乃是在人文學與自然學之夾縫中，且是此兩大學問分野之上之一種綜合學問。”學問有自然學與人文學之分，但無論何種學問，實皆淵源於人自身之德性。德行則是學問的基礎，也是錢穆教育學生的指導原則。

錢穆研究經學最早始於20世紀二、三十年代，《劉向歆父子年譜》是錢穆研究經學最著名的作品，涉及經學的著作有《兩漢經學今古文評議》、《中國學術通義》、《四書釋義》、《國學概論》、《孟子要略》等。他在經學的淵源和歷史，經學的基本精神和方法，經學的今古文之爭等方面，有獨到見解。

錢穆以史學研究經學，辨析今古文原義，破除經學的今古文門戶成見。在錢穆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之前，研究經學的學者，一般將劉歆發掘的籀書經典文獻稱為古文經學，這些文獻使用西周時通行的籀書字體，漢代通行的字體則是隸書，劉歆發掘的這些古代文獻，同當時已有的儒學文獻，在思想觀點上有出入，於是形成了經學的古文與今文爭論，特別是今文學家懷疑古文經是劉歆偽造的文獻。錢穆對古文與今文含義有不同看法，對經學的古文與今文爭論看法也不同。

錢穆認為，古代學術，在西周時期還是貴族學，其學術文獻相對於後世來說是古文書。戰國時期貴族學衰弱，平民學興起，有了百家學術，其學術文獻相對於戰國之前的文獻來說，是今文書。儒家派系繼承了貴族學的主體思想，其他百家派系同儒家派系之間的論戰，就表現為最早的古文書與今文書之爭，本質上是儒家古籍與百家話語的思想爭鳴。在漢武帝確立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之前，這一學術思想的鬥爭，主要發生在漢初的儒家與黃老道家之間。

當漢武帝表彰“六經”，獨尊儒術，就意味著最初的古文書與今文書論戰的結束，意味著儒家古籍在同百家話語的思想爭鳴中取得了勝利，戰國之前的古代儒家典籍被尊為“經”，經學正式開始，古文復興。錢穆認為戰國之前的古代儒家典籍是更為可信的，而戰國晚世的諸子百家都試圖托古創製，所作的今文書論著，經常篡改古籍，不可深信。因此，錢穆提出考證中國上古史應當根據漢代的古文舊書，所以司馬遷作《史記》時，就十分看重古文書。不過當儒學獲得國家學術思想的正統地位，其他各家學說也都穿鑿附會，借托儒學名義在發展，儒家也滲透到百家學說之中。

錢穆十分注重宋明理學的研究，成果豐碩，相關著作有《朱子新學案》、《陽明學述要》、《宋明理學概述》、《中國思想史》、《國學概論》、《中國學術通義》、《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等。在宋明理學上，錢穆最突出的成績有三方面，一是揭示北宋早期儒學對宋明理學的影響，並說明新儒學同先秦儒、漢唐儒之間密切聯繫，以及新儒學的時代新精神和新道統；二是重點界定朱子在學術思想史和文化史應有地位，闡明朱子學的理氣一體，心性一體二分；三是闡釋王陽明的學術派系歸屬，突出陽明學良知論的道德實踐蘊意。相對於其他學者而言，錢穆研究宋明理學，注重會通，善於打破門戶成見，更顯獨特，觀念新穎。

首先，錢穆揭示出早期宋學繼承先秦儒學以來的師道、教育、政治等傳統，實現了儒學復興，並幵創出符合時代的新精神和新道統。以往的學者強調宋明理學的產生主要是唐代的學術思想影響，如唐代的韓愈闢佛衛道，中國化的佛教禪宗，以及道教的陰陽宇宙論等。錢穆則將早期宋學的活動看作是上承漢唐，直至先秦，下啟宋明理學的關鍵。他認為宋學早期的師道、教育運動是儒學復興的基礎，如胡瑗、孫復、徐積、石介等人的書院講學，開啟尊師重道的傳統風尚，直接影響後來的理學興起。早期宋學家經世致用，厲行改革，將傳統文化的經史子集都發揮到相當高度，在中國文化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北宋的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號稱“五子”，“建立新儒學的宇宙論和人生論，從而在理論上有力地批判佛家的宇宙論和人生論。”錢穆突出了他們根據《易》和《中庸》，闢佛衛道，復興儒學的貢獻。

其次，朱子學研究是錢穆的重頭課題，錢穆力求從朱子原著還原朱子，從整體全貌闡明朱子的根本思想和精神。錢穆不同意學術界把朱子的貢獻和地位限定在理學內，認為應當從整個中國學術思想史去考察。錢穆說：“在中國歷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兩人，皆在中國學術思想史及中國文化史上發出莫大聲光，留下莫大影響。礦觀全史，恐無第三人堪與倫比。孔子集前古學術思想之大成，開創儒學，成為中國文化傳統中一主要骨幹。北宋理學興起，乃儒學之重光。朱子起南宋，不僅能集北宋以來理學之大成，並亦可謂乃集孔子以下學術思想之大成。此兩人，先後矗立，皆能匯納群流，歸之一趨。自有朱子，而後孔子以下之儒，乃重獲新生機，發揮新精神，直迄於今。”錢穆認為朱子很像孔子，最能承守傳統，又能發明創造新義，是集理學之大成，集宋學之大成，集漢唐儒之大成。總之，錢穆對朱子的定位極高。

再次，錢穆通過說明王陽明在明代理學中的地位，認定王陽明是宋明理學的最後完成，突出陽明學良知論的道德實踐蘊意。錢穆認為南宋理學存在兩個沒有解答的問題。一是在宇宙論上，萬物一體的理究竟在哪裡？朱熹認為萬物一體的理是外面實體固有的；陸九淵認為萬物一體之理是吾心的意會。二是在修養論上，理想人生如何做工夫，變化肉體氣質？朱熹認為應當從源頭上道問學；陸九淵則認為應當尊德性即可。王陽明就在這兩個問題上接著講，提出了良知學說，調解了朱熹與陸九淵的觀念，解答了兩大疑難問題。錢穆如實地還原了王陽明的學術語境，真實而深刻地闡釋陽明學。

錢穆是史學大家，兼取傳統史學和西方史學的優長。就純史學而言，他的歷史研究涵蓋了史學理論、中國通史、中國部門史和中國歷史考證等眾多內容，有《國史大綱》、《史學導言》、《中國歷史研究法》等著作。就史學性質而言，錢穆的史學不能用常見的史學分類去界定，特別是不能用西方史學的分類標準去看待錢穆的史學，譬如《中國歷史精神》、《民族與文化》、《歷史與文化論叢》、《國史新論》、《中國史學發微》等著作，既是中國歷史的描述，又是中國文化的闡發。這反映了錢穆主張的民族、歷史、文化合一論。因此，錢穆的史學看作是獨樹一帆的民族文化史學。

《國史大綱》的完成標誌了錢穆史學理論體系的形成。他在《國史大綱》中第一次系統闡述了他獨樹一峽的史學理念。他不贊同新考據史學、疑古史學、革新史學，明確提出自己的民族文化史學。他認為新考據史學只是以科學方法的名義割裂歷史事實，以活的人事換做死的材料，流於瑣碎，不得大體，無法看見民族文化的精神，而疑古史學只看到層累地造成中國歷史，要懷疑以往一切古史的真實，卻沒有看到歷史同時也在層累地遺失和淘汰，與其假設古史為假造，嚴格排斥傳說神話，不如直接肯定它們就是古人對遠古歷史的追記而作為歷史的一部分。相對於新考據學、疑古史學，革新史學一方面注重歷史整體，史學有系統，另一方面看重歷史與現實的聯繫，積極為革新現實服務，因而更加合理，但是革新史學也有很大的片面性，容易走極端，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都是以徹底否定中國傳統為前提的，認為秦代以後中國一直都是封建專制社會，而馬克思主義史學則把中國豐富的歷史看成是經濟壓迫與反抗的鬥爭史。它們都沒有揭示歷史的真相。錢穆的史學，是獨樹一積的，陳勇稱之為文化民族主義史學，盧俊義稱之為新儒學史學。

錢穆的新史學，注重區分“歷史事實”與“歷史智識”，特別看重歷史智識。強調治史者要有“史心”。他說：“中國曆古相傳之史籍，亦僅為一種積存的歷史材料，並非即我濟今日所需之歷史知識。所謂歷史知識，貴能鑒古知今，使其與現代種種問題有其親切相連之關係，從而指導吾人向前，以一種較明白之步驟。”他歷來提倡“史心”，為召喚國魂的國史教育和新國史而撰寫歷史，認為國史教育與研究對中國民族文化認同和文化現代化有重大意義，“必能將我國家民族以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知識……應能於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為一般有志於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他認為“培養史心，來求取史識，這一種學問，乃謂之史學’”，治史必須要兼有史識與史心，史識是治史必須關照現實社會矛盾，要為民族前途和長遠利益謀划，不應該僅僅是清理歷史掌故，沉浸在舊事之中。史識是以人物忠奸作為歷史研究與評論的出發點和歸宿，從世運興衰得失中求取知識。史心是必須對歷史上的文化傳統抱有寬容、健康的心態，應當揭露和批判文化中的糟粕、病態與陰暗，但不能獨斷地全盤自我否定，應當把握分寸，否則會傷害民族自信心，阻礙民族文化正常發展。

他的歷史觀是精神的生命史觀。首先，歷史發展的動力與終極決定因素不是經濟與生產力，而是人的主觀精神。“諸位學史學，必要養成一番廣大的心胸，乃及一番遠大的歷史眼光，來看此歷史之變化。更貴能識得歷史大趨，一切世運興衰，背後決定在人。決定人的，不在眼前的物質條件，乃在長久的精神條件。”可見他的史學是以精神發展史來解釋歷史。其次，任何民族及其文化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不同於自然的時間，歷史時間和歷史事件都是以精神的形式在持續、綿延，歷史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是渾然凝成一體，構一個“大現在”，“一個有寬度之現在”。因此歷史研究必須要有動態分析，不能停留於靜止、孤立的觀察。第三，整個歷史之於個人，實是一個大生命的延續，是民族大生命的發展過程。“中國歷史背後有一大圖樣，才成此大建築……我們要了解歷史，只是要了解自己這個一個民族，這一條綿延這四五千年的大生命。有此大生命，才有我們今天各自的小生命。只有中國人最懂得此一種所謂‘生命’之學，即，是‘做人’之學，因此能四五千年到今天，擁有七億人口的一個竟生命，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能如此。”可見錢穆的史學是基於民族與文化的精神生命史學。

錢穆在諸子學方面有大量的研究，相關的著作有《先秦諸子系年》、《國學概論》、《孟子要略》、《墨子》、《四書釋義》、《老莊通辨》、《論語新解》、《中國學術通義》、《中國思想史》、《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等。他形成了一整套諸子學體系，且其中有眾多學術創見。首先，錢穆從史學角度，梳理諸子師友學術流變，實現了諸子的貫通。“應該說以史學貫通諸子當推錢穆。正是從史學角度貫通諸子，把子學史學化，使他把握諸子學發生、發展與流變的大趨勢，從而揭示了子學的精神，開史學貫通子學之先河。這正是錢穆研究子學的價值所在。”錢穆研究諸子，針對了以往研究子學各治一家，不能貫通的缺陷，以多部史書與子書相互參照，實現了諸子學的貫通。錢穆提出諸子學產生於貴族學的衰敗，又是對貴族學的繼承和發展，不同意胡適關於諸子學產生於對貴族學批判的觀點。“在錢穆看來，古代王官之學集中體現在史與禮的結合上，後來由於史官流落民間和禮的瓦解，使王官之學衰敗，這為諸子學產生提供前提。”錢穆運用了大量的史書與子書材料，考證了諸子師授淵源，證明孔子是諸子的平民學開創者；墨子曾學過儒學，其他諸家也都深受儒家影響；諸子的師友、學術出入，必然在學術互動中，既互相爭鳴，又取長補短，形成了諸子學。

其次，錢穆揭示了諸子學的精神和學術流變。錢穆指出：“所謂諸子學者，雖其議論橫出派別，分歧，未可一概，而要為平民階級之覺醒’，則其精神與孔子一脈。此亦氣運所鼓，自成一代潮流，治學者明乎此，而可以見古今學術興衰起落之所由也。”諸子學是平民學，是平民階級覺醒的時代產物。就整體而言，諸子學是圍繞政治與生活兩大問題，展開學術爭鳴。錢穆認為，諸子百家大體上沒有超出儒與墨兩大家，屬於儒、墨兩家的演化。由此錢穆以儒、墨兩家的爭鳴為主線，闡釋了有關諸子三期發展的學說。第一期是孔子與墨子關於“禮”的對立，也就是對貴族與社會的關係有不同觀點。孔子主張貴族和平民都該克己復禮，恢復秩序，墨子則提倡所有階級都應當歸於兼愛、平等的社會。第二期是孟子與許行、莊子等關於“仕”的對立，爭論的焦點是已經興起的士階級該不該入仕，入仕該以誰的利益為出發點。第三期是荀子、韓非與老子關於“治”的對立，荀子提倡禮治，韓非主張法治，墨家和老子都主張無治，取消階級的分別。

再次，錢穆與眾不同地研究了諸子學的統一問題。胡適等一些學者，認為諸子學從秦始皇到漢武帝幾十年有一段空白，似乎中間斷絕了。錢穆不同意這種看法，認為諸子學沒有中斷過，而是在秦始皇之前，諸子學就開始了學術思想的統一進程，並且引導了秦始皇的政治統一。諸子積極探索學術思想的統一，秦始皇恰是順應了社會希望和平與統一的時代精神。

錢穆以三條路徑，分別具體論述了諸子學的統一過程。第一條路徑是超越儒、墨、道諸家，調和統一，《呂氏春秋》就是這種調和的成果，但沒有除了折中以外，沒有提出任何創見，因而沒有成功。第二條路徑是以道家為宗主，調和百家學術思想，如《淮南子》就是這一路徑的成果，但其中的消極性太強，建設性觀念不足，也不能適用於統一的漢代政治和社會生活。第三條路徑是以儒家為宗主，吸收各家觀點，融化到儒家思想系統之中，如《大學》、《中庸》、《禮運》等篇章，非常適合時代需要，符合社會潮流，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此外，錢穆對儒家、墨家、道家等先秦諸家，都一一作了非常深入的研究，而且經常是另闢蹊徑，有巨大的學術價值。

1990年8月30日上午9點15分，在“亞伯”颱風的漫天風雨中，錢穆在台北杭州南路寓所里無疾而終，平靜、安詳地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後一刻。一代大師謝世，隱入歷史，享年96歲。

錢穆逝世的消息傳來，士林震悼。台北《中央日報》《聯合報》在次日以“中華歷史文化的守護者——敬悼史學家錢賓四先生”、“承傳中華傳統、創新中國文化——敬悼國學大師錢穆先生”為題對這位學人的學術貢獻做了極高的評價。

錢穆的長兄錢摯一生在家鄉從教。他有一位了不起的兒子，即著名科學家錢偉長。錢摯英年早逝，錢偉長由叔父錢穆教養成人。錢穆在台北去世后，台灣當局禁止錢偉長入境，為表達對叔父的懷念和感恩之情，錢偉長送了一副長長的輓聯：

生我者父母，幼吾者賢叔，舊事數從頭，感念深恩寧有盡；

於公為老師，在家為尊長，今朝俱往矣，緬懷遺範不勝悲。

余英時在錢穆逝世後為先師寫下了這樣的輓聯：

一生為故國招魂，當時搗麝成塵，未學齋中香不散；

萬里曾家山入夢，此日騎鯨渡海，素書樓外月初寒。

上聯寫錢穆平生治學宗旨及入台後的書齋歲月，下聯寫錢穆前半生之選擇及心懷故土鄉魂的深情。作為錢穆嫡傳弟子的余英時，與錢穆保持近半個世紀亦師亦友的關係，這樣一副輓聯，大概是對於錢穆一生最深情也有分量的概括。

9月26日，在台北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殯葬之日，儀式隆重，表達了人們對一代國學大師的敬意。9月30日，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新亞教育文化會、新亞書院校友會等在馬料水中文大學校園舉行了隆重的公祭儀式。

“一代儒宗八方共仰，兩岸學子四海同悲。”錢穆逝世的消息傳到大陸，他過去的同事、朋友，如馮友蘭、賀麟、繆鉞，學生如錢臨照、鄧廣銘、胡厚宣、楊向奎、何茲全、張政烺、紐經義、酈家駒、錢樹棠、吳沛瀾、洪庭彥、戴執禮等人，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中華孔子學會、無錫台胞聯誼會、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上海校友會等紛紛發去唁電，表達悼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