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廣銘

1950年起任。在此期間，修訂出版了《辛稼軒年譜》、《稼軒詞編年箋注》，先後兩次重寫了《岳飛傳》，並寫成《辛棄疾(稼軒)傳》、《王安石》等書。同時還發表 了《唐代租庸調法研究》、《唐宋莊園制度質疑》、《南宋對金鬥爭中的幾個問題》等論文。

60年代初，執筆撰寫了《中國史綱要》中宋遼金史部分，成為高校文科的首選教材之一。

1980年，當選為中國史學會主席團成員和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1981年任博士生導師。從1954年起，先後擔任北大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歷史系主任、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以及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成員、中國史學會主席團成員、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名譽會長、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副主任、全國政協委員等職。

1998年1月10日上午9時50分，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0歲。

鄧廣銘畢生致力於中國古代史特別是唐宋遼金史的研究。他治學嚴謹，領域寬闊，勇於探索政治史、經濟史、軍事史、學術文化史各方面的重大課題，精於歷史人物傳記之作，在古籍整理方面，亦有精深的研究。

他提出的治史入門的四把鑰匙：職官制度、歷史地理、年代學、目錄學，一直受到史學界的重視。他因其在宋史方面超越前人的成就，成為宋史學界的一代宗師。

鄧廣銘出生於山東省臨邑縣。臨邑是一個相當偏僻、閉塞而且文化很不發達的地方，在滿清一代的二百多年中，臨邑沒有出過一個進士；鄧家在當地雖算得上一戶殷實人家，但也不是什麼書香門第。

1923年夏，16歲的鄧廣銘考入山東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一師的校長王祝晨是一位熱心於新文化運動的教育家，在此求學的四年間，鄧廣銘才“受到了一次真正的啟蒙教育”。在他當時讀到的史學著作中，顧頡剛主編的《古史辨》及其整理的《崔東壁遺書》給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一師的同窗如李廣田、臧克家等人，後來都相繼走上了文學道路，而他卻最終選擇了史學，這與風靡那個時代的疑古思潮對他的吸引是分不開的。

1927年，鄧廣銘因參加學潮而被校方開除。三年後，他來到北平，準備報考大學。1931年，他第一次報考北大未被錄取，便考入私立的教會學校輔仁大學，入英語系就讀。次年再次投考北大，終於考入北大史學系，從此步入史學之門。這一年他25歲。

1927至1937年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十年黃金時代，從30年代初到“七·七事變”前，則是北大史學系最輝煌的時期。這一時期史學系的專任教授以及兼任教授，有孟森、陳垣、顧頡剛、錢穆、胡適、傅斯年、姚從吾、蔣廷黻、雷海宗、陳受頤、張星烺、周作人、陶希聖、李濟、梁思永、湯用彤、勞干、唐蘭、董作賓、毛子水、鄭天挺、向達、趙萬里、蒙文通等人，陣容非常強大，可謂極一時之盛。學生當中也人才濟濟，桃李芬芳。僅1935和1936兩屆畢業生中，就湧現了王樹民、全漢升、何茲全、楊向奎、李樹桐、高去尋、鄧廣銘、王崇武、王毓銓、杜呈祥、張政烺、傅樂煥等一批傑出的歷史學家。

1936年，鄧廣銘從北大史學系畢業后，胡適將他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助理員，併兼史學系助教，而文科研究所的所長就是由胡適兼任的。傅斯年當時從這一屆的文、史兩系畢業生中物色了幾位有培養前途的人，要他們去史語所工作，其中也有鄧廣銘，但由於此時史語所已經遷往南京，鄧廣銘表示自己還是願意留在北大，傅斯年也就不再勉強他。

留校以後，鄧廣銘在文科研究所主要從事兩項工作，一是與羅爾綱一起整理北大圖書館所藏曆代石刻拓片，二是協助錢穆校點整理他為編寫《國史大綱》而搜集的一些資料。就在畢業后的一年間，鄧廣銘確定了他畢生的學術方向。在胡適給他的畢業論文《陳龍川傳》所寫的評語中，曾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陳同甫與辛稼軒交情甚篤，過從亦多，文中很少說及，應予補述。”這就是鄧廣銘研究辛棄疾的最初契機。另外，他選擇這樣一個學術領域與當時的時代環境也有很大關係。在《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一書的《自序》中，他如是說：“這樣一個學術研究領域之所以形成，……從客觀方面說，則是為我所居處的人文環境、時代思潮和我國家我民族的現實境遇和我從之受業的幾位碩學大師所規定了的。”幾年前，他在一次訪談中說到當初選擇陳亮做傳記，其中隱含的一個動機，就是“當時日寇步步進逼，國難日亟，而陳亮正是一位愛國之士；後來我寫辛棄疾，也有這方面的原因”。這是那一代學者身上所承載的國家和民族責任感。

北大南遷昆明后，改由傅斯年兼任文科研究所所長。1939年8月，鄧廣銘奉傅斯年之召，輾轉上海、香港、河內前往昆明。此時陳寅恪已被聘為北大文研所專任導師，在這以後的一年多時間裡，鄧廣銘與陳同住一樓，朝夕相從，“實際上等於做他的助教”。鄧廣銘晚年在談到他的學術師承時說，自從踏入史學之門，“在對我的治學道路和涉世行己等方面，給予我的指導和教益最為深切的，先後有傅斯年、胡適、陳寅恪三位先生。”不過從他一生的學術軌跡來看，陳寅恪對他的影響似乎並不明顯。

在昆明的北大文研所期間，傅斯年總是千方百計地想要把鄧廣銘研治宋史的專業思想鞏固下來。當時正值《宋會要輯稿》刊行，因價格不菲，鄧廣銘原本不想買的，傅斯年卻非逼著他買下一部，並先由文研所墊付書款。鄧廣銘晚年回味這段往事，不無感慨地說，他最後選擇宋史研究作為終身的學術事業，可以說是傅斯年給逼出來的。

1942年春，鄧廣銘徵得傅斯年的同意，準備到重慶找一工作，以便把仍滯留於北平的妻女接出。經友人何茲全介紹，他去C.C派劉百閔主持的中國文化服務社，主編一種名為《讀書通訊》的刊物。次年7月，經傅斯年鼎力舉薦，他被內遷重慶北碚的復旦大學聘為史地系副教授。由於他在復旦講授的全校公共必修課“中國通史”頗受學生歡迎，兩年後就晉陞為教授。在此期間，《陳龍川傳》、《韓世忠年譜 》、《岳飛》三部著作也相繼由重慶的獨立出版社和勝利出版社刊行。

抗戰勝利后，南京政府教育部任命胡適為北大校長，在其回國之前由傅斯年任代理校長，傅斯年遂請鄧廣銘回北大史學系執教。當時有一種不成文的慣例，若是在別的大學做了教授，到北大隻能降格做副教授，當傅斯年提出名義問題時，鄧廣銘並無異議。

1946年5月，鄧廣銘回到北平。正忙於北大複員和重建的傅斯年馬上把他借調到校長辦公室，做了一個未經正式任命的“校長室秘書”。在胡適到任以後，鄧廣銘仍然在從事教學、研究工作之餘做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校長室秘書。

從此以後，鄧廣銘就再也沒有離開過他的母校北京大學。1948年冬，傅斯年被南京政府教育部委派為台灣大學校長，他很想拉一批北大的教授去台大任教，以充實該校的師資力量。就在這年12月中旬胡適飛往南京之後，傅斯年屢次以北大校長鬍適和教育部長朱家驊的名義致電北大秘書長鄭天挺，指明要邀請部分教授南下，其中就有鄧廣銘。當鄭天挺詢問鄧廣銘的意向時，他這樣回答說：“如果單純就我與胡、傅兩先生的關係來說，我自然應當應命前去，但目前的事並不那樣單純。胡、傅兩先生事實上是要為蔣介石殉葬去的。他們對蔣介石及其政府的關係都很深厚，都有義務那樣做。我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並無任何關係，因而不能跟隨他們採取同樣行動。”儘管鄧廣銘與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對未來的新政權懷著一種惴惴不安的心情，但他根本就沒有作去台大的打算。

1950年，鄧廣銘晉陞為北大歷史系教授。從1954至1966年，他一直擔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50年代是鄧廣銘學術創造力極為旺盛的一個階段。請看看這份著述目錄：1953年，《王安石》作為中國歷史小叢書的一種由三聯書店出版；1955年，經過大幅度修改增訂的《岳飛傳》由三聯書店出版；1956年，《辛棄疾（稼軒）傳》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辛稼軒詩文鈔存》經過重新校訂後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1957年，《辛稼軒年譜》修訂本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同年，《稼軒詞編年箋注》首次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在當時北大歷史系的所有教師中，鄧廣銘的學術成果是最多的，以致歷史系的某位教授說：“鄧廣銘現在成為‘作家’了！”

1957年，中國知識分子的劫難開始了。次年，鄧廣銘在雙反運動中受到批判，他提出的“四把鑰匙”說被當作資產階級的史學方法遭到清算。歷史系的學生以鋪天蓋地的大字報要拔掉他這面資產階級白旗，結果是剝奪了他上講台的權力，一直到1963年才重新獲得為學生授課的資格。但此後迄至文革結束，學術研究工作基本處於停頓狀態。從1964至1977年的14年中，他竟然沒有發表過一篇論文。這是他57歲到70歲之間，正是一個學者學術生命最成熟的時期。這期間他寫出的唯一一部著作是那本引起爭議的《王安石──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據說毛澤東在會見田中時，曾對他說過這樣一番話：二戰後的日本歷任首相全都反華，而你卻要來恢復中日邦交，這很類似於王安石“祖宗不足法”的精神；美帝、蘇修對你此次來訪極力反對，而你卻置之不顧，這又頗有王安石“流俗之言不足恤”的氣概。於是人民出版社就來找鄧廣銘商量，請他按照毛澤東的談話精神，對50年代寫的那本《王安石》加以補充和修改。次年，人民出版社依照當時的慣例，將鄧廣銘此次重寫的《王安石》印出百來本討論稿，送到各大學和研究機關進行討論，而反饋回來的意見，都說對“儒法鬥爭”反映得很不夠，於是出版社要求他再作修改。最後這部書稿終於比照“儒法鬥爭”的需要改定出版了。

直至“四人幫”被粉碎，鄧廣銘在年過70以後，迎來了他學術生命上的第二個青春。他一生中的這最後20年是他學術貢獻最大的時期。就學術成果而言，這20年出版的著作有8種之多：《岳飛傳》增訂本（1983）、增訂校點本《陳亮集》（1987）、校點本《涑水記聞》（1989）、《稼軒詞編年箋注》增訂本（1993）、《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1994）、《辛稼軒詩文箋注》（1996）、《鄧廣銘治史叢稿》（1997）、《王安石》修訂本（1983、1997）。與此同時，他還發表了40多篇論文。甚至在年過90以後，仍每日孜孜不倦地閱讀和寫作，直到住進醫院時為止。

更為重要的是，他晚年的貢獻已不僅僅局限於個人的研究領域。為了推動中國史學的發展，為了培養史學後備人才，他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78年，出任文革后北大歷史系首屆系主任。自1980年起，擔任中國史學會主席團成員，創建中國宋史研究會並連任三屆會長。1981年，創建北京大學（）中古史研究中心，擔任中心主任達十年之久。這種貢獻的價值也許比他個人的研究和著述更有意義。

在北大求學期間，鄧廣銘遇到了對他此生學術道路影響最大的兩位導師，一位是胡適，另一位是傅斯年。

胡適自1932年起擔任北大文學院院長，至“七·七事變”后才去職。在此期間，他為史學系講授過中國哲學史、中國中古思想史、中國文學史概要等課程。鄧廣銘上四年級時，選修了胡適開設的一門“傳記文學習作”課。這門課要求每位學生做一篇歷史人物的傳記，胡適開列了十幾個歷史人物供學生選擇，其中宋代人物有歐陽修和陳亮。鄧廣銘在此之前曾寫過一篇有關浙東學派的文章，於是便決定寫一篇 《陳龍川傳》，作為他的畢業論文。1936年春，鄧廣銘完成了這篇12萬字的畢業論文，得到胡適的很高評價，胡適給了他95分，並寫下這樣的評語：“這是一本可讀的新傳記。……寫朱陳爭辨王霸義利一章，曲盡雙方思致，條理脈絡都極清晰。”胡適還到處對人稱讚這篇論文，“逢人滿口說鄧生”，這對初出茅廬的鄧廣銘是一個極大的鼓勵。這件事情對他以後的學術道路發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他之所以選擇宋史研究作為其畢生的學術事業，他之所以把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來撰寫歷史人物譜傳，先後寫出《陳龍川傳》、《岳飛傳》、《辛棄疾》、《王安石》這四部奠定其學術地位的宋人傳記，與胡適都有很大關係。可以說，一部《陳龍川傳》，基本上決定了鄧廣銘一生的學術方向。

鄧廣銘在《懷念我的恩師傅斯年先生》一文中曾經說到，在他的學術生涯中，對他影響最大的三位前輩學者是胡適、傅斯年和陳寅恪，“而在他們三位之中，對於我的栽培、陶冶，付出了更多的心力的，則是傅斯年先生。”鄧廣銘與傅斯年的師生淵源始於大學時代。傅斯年的本職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1930年，北大史學系主任朱希祖因採用一中學教師編寫的中國近代史教材作為自己的講義，受到學生攻擊，因而去職，遂由傅斯年代理系主任。在鄧廣銘入學后不久，系主任一職便由研究西洋史的陳受頤接任，但傅斯年仍長期擔任史學系兼職教授。

傅斯年在北大史學系先後開設了史學方法導論、中國古代文籍文辭史、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國上古史擇題研究、漢魏史擇題研究等五六門課。其中“史學方法導論”這門課給鄧廣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傅斯年在課堂上再三提出“史學即是史料學”的命題，並且常常把“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句話掛在嘴邊。前幾年，鄧廣銘在一次訪談中談到傅斯年的史學觀念對他的影響時說：“傅斯年先生最初在中山大學創辦語言歷史研究所時提出這一治史方針，後來又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聲明這是辦所的宗旨。胡適在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發刊詞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意見。他們兩人一南一北，推動史學朝這個方向發展，史學界由此也形成一種重視史料的風氣和氛圍，我置身這樣一種學術環境中，受到這種風氣的浸染，逐漸在實踐中養成自己的治史風格，形成自己的治史觀念。”如果說鄧廣銘在學術方向的選擇上主要是受胡適的引導，那麼他的學術風格和治學方法則留下了傅斯年史學觀念的烙印。不過要說傅斯年對他的“栽培”和“陶冶”，那主要還是在畢業以後的十年。

若是就狹義的專業領域的師承關係來說，不論是胡適還是傅斯年，對宋遼金史都談不上有什麼專門研究。大學時代，鄧廣銘也上過兩門屬於這個領域的專業課，一門是蒙文通講授的宋史，另一門是姚從吾講授的遼金元史。但這兩位先生都沒有給他後來的學術研究帶來什麼重要影響，他對這兩位學者的評價也比較低調。

首先從學術態度說起。學術態度的嚴肅性是學者的基本修養。從新中國成立前過來的那一代歷史學家，大都經受過實證史學的嚴格訓練，學風的嚴謹在他們來說已經成為一種職業習慣。新中國成立后，由於政治對學術的介入，實證史學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史料被人蔑視，考據遭人嘲笑，歷史學家聲稱要“以論帶史”。即使在這種學術氛圍中，鄧廣銘仍始終堅持實證史學的優良傳統。1956年，他在北大的課堂上公開提出，要以職官、地理、目錄、年代為研究中國歷史的四把鑰匙。兩年後，“四把鑰匙”說就在雙反運動中遭到批判，有人質問說：“為什麼單單丟掉了最根本的一把鑰匙──馬列主義？”並說“四把鑰匙的實質就是取代、排斥馬列主義這把金鑰匙”。他為此受到很大壓力，若干年後，才由郭沫若和胡喬木為“四把鑰匙”說平了反。

忠誠於學術是鄧廣銘的一貫原則，儘管有時候堅持自己的信念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50年代末，中宣部副部長張盤石讓李新主持中小學歷史地理地圖教材的編寫工作，李新為此召集有關部門負責人及部分歷史學家討論編寫條例，其指導方針是由吳晗起草並經周恩來批准的“八條”，“八條”的基本原則是要根據新中國的疆域來解釋歷史，將歷史上不同民族之間的國與國的矛盾看作是國內的民族矛盾。鄧廣銘在會上堅決反對這一原則，認為應該尊重歷史，不能根據現實去曲解歷史。因為“八條”是總理批准了的，所以他的意見顯得很孤立，但他始終堅持己見，結果會議不了了之。後來有人向上面反映說：鄧廣銘把會議攪黃了。

對鄧廣銘稍有一點了解的人都知道，他一生中的許多著作都經過反覆再三的修改、增訂乃至徹底改寫，這種情況在中國史學界似乎還找不到第二例。其中《辛稼軒年譜》改寫過一次，《岳飛傳》改寫過兩次，《王安石》先後修訂和改寫了三次，《稼軒詞編年箋注》也修改、增訂過兩次，──而且就在1993年最後一個增訂本出版之後，他又在著手進行新的修改，我手邊就放著經他手訂的修改本，改動的地方已達百餘處。從1937年開始撰著的這部《稼軒詞編年箋注》，到1997年仍在不斷地修改訂補之中，這部著作的創作歷程前後達60年之久！

按照鄧廣銘的計劃，他原準備在有生之年把四部宋人傳記全部再改寫一遍，去年新版的《王安石》只是這個計劃的第一步。他曾在病床上對女兒談起過他的設想：“《岳飛傳》前一部分整個重寫，後面有些部分可以從書中撤出來，單獨成文；《陳亮傳》也不難寫，有個得力的助手，半年時間可以搞出來；《辛棄疾傳》基礎太差，還要多做一些準備。”去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準備為他出版全集，他堅持要等他把幾部傳記重新改寫完畢以後才能收入全集，在1997年10月7日致河北教育出版社編審張惠芝的信中說：“《岳飛傳》、《陳亮傳》、《辛稼軒傳》，我要新改的幅度都比較大。貴社計劃把幾傳原樣重印，我認為不可行。我一生治學，沒有當今時賢的高深造詣，使20年代的著作可以在90年代一字不變的重印。我每有新的見解，就寫成新書，推翻舊書。”這就是他始終不渝的學術理想：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

從鄧廣銘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一生中凡正式發表的文字都是字斟句酌，決不苟且。就連他80歲以後寫的文章還常有句子結構很複雜、邏輯很嚴密的表述，這顯然是反覆推敲的結果。他的論著既是如此認真地寫出來的，所以就不能容忍別人改動他的文稿，他常對出版社或報刊的編輯提出這樣的要求：“可以提出修改意見，也可以全稿廢棄不用；但希望不要在字裡行間，作一字的增刪。”更不能讓他容忍的，是由於某種“違礙”而刪改文字。1996年，鄧廣銘為《台大歷史學報》寫了一篇《懷念我的恩師傅斯年先生》，其中談到傅斯年去台灣后曾託人給他捎來口信，要把留在北平的藏書全部贈送給他，文中有一段注說：“此乃因傅先生昧於大陸情況之故，當時他已成一個被聲討的人物，其遺存物只應被公家沒收，他本人已無權提出處理意見了。”去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在將這篇文章收入《鄧廣銘學術文化隨筆》一書時，提出要把這段文字刪去，鄧廣銘當即表示：“如果刪去這段話，我這本書就不出了！”

鄧廣銘執著的學術精神是一個令人肅然起敬的話題。一位年過九旬的老人，仍堅守在他的學術陣地上，每天堅持讀書和寫作，直至病倒為止。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個月里，為了修改討論《辨奸論》真偽問題的論文，三番五次地託人從醫院帶回紙條，提出他的修改意見。躺在醫院的病床上，面部插著氧氣管和引流管，手臂上又在輸液，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仍執意要看《王安石》一書的校樣，於是女兒只好拿著放大鏡，舉著校樣讓他看。支撐著他那風燭殘年的軀體的，該是多麼頑強的精神。

章學誠最為推崇的是這樣兩種學術造詣：“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鄧廣銘在為1994年北京大學出版的《鄧廣銘治史叢稿》一書所作的自序中，用這兩句話來概括他畢生的學術追求，他認為一位歷史學家“一是必須具備獨到的見解，二是必須具備考索的功力”。我以為，“獨斷之學，考索之功”八個字，再準確不過地點出了鄧廣銘的治學風格。

一個學者有點學問並不難，學問淵博也不甚難，難得的是有見識。“獨斷之學”要求學者不但要有見識，而且要見識卓越，見識特出。鄧廣銘素以史識見長，體現在他的論著中的個性化特徵極為明顯，原因就在於他從不人云亦云，總是能夠獨樹一幟，自成一說。比如關於金軍拐子馬的解釋，關於岳飛《滿江紅》的真偽問題，關於宋江是否受招安征方臘的問題等等，他都提出了與眾不同的獨到見解。在鄧廣銘的論著中，從來就沒有模稜兩可的意見，他的觀點一向旗幟鮮明。

史識當然不是沒有憑藉的，它源自深厚的學養。史學之道，但凡“獨斷之學”，必定有賴於“考索之功”，否則“獨斷”就難免淪為“武斷”。對於鄧廣銘那一代人來說，考證的功力似乎是先天的長處，而他在考證方面的擅長，即便與同時代人相比也是突出的。“考索之功”的前提是對史料的充分掌握，從對史料的重視程度來看，可以看出鄧廣銘的史學觀念受到傅斯年的很大影響，傅斯年提出的“史學即是史料學”的觀點，自50年代以來一直遭到批判，鄧廣銘近年公開表明了他對這個問題的態度：“‘史學即是史料學’的提法，我覺得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因為，這一命題的本身，並不含有接受或排斥某種理論、某種觀點立場的用意，而只是要求每個從事研究歷史的人，首先必須能夠很好地完成搜集史料，解析史料，鑒定其真偽，考明其作者及其寫成的時間，比對其與其他記載的異同和精粗，以及諸如此類的一些基礎工作。”鄧廣銘歷來主張研究歷史要窮盡史料，這與傅斯年說的“上窮碧落下黃泉”也是一個意思。對於宋史研究者來說，“窮盡史料”是一個很高的要求，但鄧廣銘在他的研究中做到了這一點。

在鄧廣銘非常個性化的學術特色中，有一點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的論戰風格。他一輩子都在進行學術論戰，用陳智超先生的話來說，就是“寫作六十年，論戰一甲子”。實際上，鄧廣銘的學術論戰還不止60年的歷史。他寫於1935年的第一篇學術性文章《評〈中國文學珍本叢書〉第一輯》就是論戰文字，而1997年寫成的最後一篇論文《再論〈辨奸論〉非蘇洵所作──兼答王水照教授》，也仍然是一篇論戰文字。在他病重住院期間，曾對女兒談到他的論戰風格：“我批評別人也是為了自己進步。我九十歲了，還在寫文章跟人家辯論，不管文章寫得好壞，都具有戰鬥性。”

需要說明的是，這種“戰鬥”精神並不是在他成名以後才形成的，上面提到的那篇批評《中國文學珍本叢書》的文章發表時，他還在念大學四年級。這種論戰風格的形成，主要是緣於他那“耿介執拗而不肯隨和的性格”，以及他那“從不左瞻右顧而徑行直前的處世方式”。他在闡述自己的學術主張時說：“至於‘奄然媚世為鄉願’（章學誠語）的那種作風，更是我所深惡痛絕，一直力求避免的。”文如其人，這句話用在他身上實在是再合適不過了。對於鄧廣銘的文風，楊訥先生還有另外一種解釋：“鄧先生在指摘別人時的確用詞尖銳，甚至使人難堪，……部分由於他的個性，部分是受前一代文風的影響。看看三十年代的文壇健將，喜歡用尖銳言詞寫作或辯論的，人數真不少。他們對別人尖銳，也能承受別人對自己尖銳。鄧先生從事著述起於三十年代，自然會受那時文風的影響，這是可以理解的。”這段話隱含著當代學者的一種價值傾向：對老一輩學者銳利的文風可以理解，但並不讚賞。

顧炎武曾提出一個理想的學者標準：“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鄧廣銘將“博學於文，行己有恥”八個字作為他的座右銘，以此來規範他的道德文章。關於他的學問方面，我們已經談得太多，這裡只想就一件小事來談談他的人格風範。去年春，河北教育出版社補貼資金出版了《慶祝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論文集》，並以此為條件，商定出版他的全集，但因他與人民出版社早有出版《王安石》修訂本的約定，遂影響到全集的出版問題。他當時首先想到的是，如果全集不能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他將欠下出版社的一份情，“這使我感到沉重的壓力，如何清償此事，成為我心頭一塊大病”。在去年10月寫給河北教育出版社編審張惠芝的信中，他提出全集仍希望交給該社出版，但必須等他把四部傳記全部改完；如果出版社方面不同意這個方案，“我在有生之年必須對貴社印行我的《九十祝壽論文集》作出報答，那麼就請貴社把印製這本論文集的費用清單告訴我，我將在半年之內分兩期全數償還貴社。我今年91歲，我的人生觀點就是絕不在去世之時，對任何方面留有遺憾，不論是欠書、欠文還是欠債，這樣我可以撒手而去，不留遺憾在人間”。看到這封信，我對鄧廣銘的道德文章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以為，這是對“博學於文，行己有恥”一語的最好詮釋。

《辛稼軒先生年譜》(鄧廣銘編撰)（商務印書館 民國36）

《稼軒詩文鈔存》(辛啟泰原輯) （商務印書館 民國36）

《王安石》(鄧廣銘著) （三聯書店 1953）

《岳飛傳》(鄧廣銘著) （三聯書店 1955）

《辛稼軒詩文鈔存》(辛棄疾, 著/鄧廣銘輯校) （古典文學出版社 1957）

《稼軒詞編年箋注》(辛棄疾著) （古典文學出版社 1957）

《辛稼軒年譜》(鄧廣銘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7）

《王安石 : 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鄧廣銘著) （人民出版社 1975）

《稼軒詞編年箋注》(辛棄疾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王安石 : 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鄧廣銘著) （人民出版社 1979）

《中國通史參考資料。第五冊，封建社會》(鄧廣銘主編) （中華書局 1982）

《中國通史參考資料 : 宋遼金》(翦伯贊主編/鄭天挺主編/鄧廣銘主編) （中華書局 1982）

《岳飛傳》(鄧廣銘著) （人民出版社 1983）

《宋史研究論文集》(鄧廣銘主編/酈家駒主編)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宋史研究論文集》(鄧廣銘主編/酈家駒主編)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4）

《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鄧廣銘主編/程應主編) （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4）

《歷史科學研究的新曆程 : 1978至1986年《史學》專刊文論》(林甘泉著/鄧廣銘著/張希清著) （光明日報出版社 1987）

《陳亮集》(陳亮，著) （中華書局 1987 ）

《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鄧廣銘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88）

《兩宋政治經濟問題》(鄧廣銘著/漆俠著) （知識出版社 1988）

《涑水記聞(司馬光, 撰)》 （中華書局 1989）

《中日宋史研討會中方論文選編》(鄧廣銘主編/漆俠主編) （河北大學出版社 1991）

《稼軒詞編年箋注(辛棄疾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鄧廣銘著) （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 ）

《鄧廣銘治史叢稿》(鄧廣銘，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7 ）

《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鄧廣銘著) （人民出版社 1997）《辛稼軒年譜》(鄧廣銘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

《鄧廣銘學術文化隨筆》(鄧廣銘，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98）

《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鄧廣銘，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鄧廣銘學述》(鄧廣銘，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岳飛傳》(鄧廣銘，著) （百花文藝出版社 2002）

《岳飛傳》、《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韓世忠年譜》、《辛棄疾傳》、《辛稼軒年譜》、《陳龍川傳》（鄧廣銘，著) （三聯書店出版社 2007）

1907年——3月16日生於山東省臨邑縣齊家莊。

1913年——入讀私塾，歷時七年半。

1920年——秋，考入臨邑縣立第一高等小學，在學三年。在校期間首次接觸到新文化思潮。初讀《胡適文存》，“胡適、陳獨秀、錢玄同、周作人這許多參加新文化運動的主將的名字，也都在我的腦子裡佔有了地位。”（《自傳》）

1923年——夏，考入設於濟南之山東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與後來成為著名詩人、文學家的臧克家、李廣田等結為同窗好友。在熱心於新文化運動的校長王祝晨倡導下，閱讀大量介紹新思潮的報刊雜誌，如《創造月刊》、《京報》、《語絲》、《現代評論》等；校方還特地延請了北京大學的教授如沈尹默、周作人、梁漱溟、王星拱等人來校作短期講學，使學生們的眼界大為開闊。

1924年——秋，加入由高年級同學創辦之“書報介紹社”，得以恣意瀏覽南北各地所出之新書，受到了“真正的啟蒙教育”。對歷史上一些建立了大功業、具有高亮奇偉志節的英雄人物起了無限憧憬之情，並且了解到治史考史工作之大有可為，對於其後的治學道路，起到了一些導向作用。

1927年——秋，升讀後期師範（相當於高中）二年級。因反對軍閥任命之守舊派新校長，參與發起全校學生罷課，被開除學籍。是冬至北平，旁聽北京大學英語課程。

1928年——夏，因學費無著，返回山東。四處謀求職業。

1930年——秋，前往北平，一方面在北京大學旁聽一些課程，一方面入讀一私立中學畢業班，以期取得高中畢業文憑，報考大學。

1931年——夏，報考北京大學，未被錄取，考入輔仁大學英語系。

1932年——在輔仁大學讀書期間，為周作人學術演講《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做詳細記錄，9月由北平人文書局出版。夏，考取北京大學文學院史學系。教授中名家累累，有胡適、傅斯年、孟森、錢穆、顧頡剛等人，極一時之盛。

1933年——北京大學在讀。與北大英文系學生李廣田、師大中文系學生王余侗等共同編輯文學刊物《牧野》，於該刊發表《創刊號題詞》及雜文、文學作品多篇。

1934年秋至35年夏——北京大學三年級。與同班同學傅樂煥、張公量共同為天津《益世報》主編《讀書周刊》（名義上由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毛子水主編），開始於天津《大公報·圖書副刊》、《國聞周報》及《益世報·讀書周刊》等報刊發表書評等類學術文章。

1935年秋至36年夏——北大四年級。選修胡適“傳記文學習作”課，以《陳龍川傳》作為畢業論文，獲指導教授胡適讚賞。大學畢業。留校任文科研究所助教，與羅爾綱合作整理所藏清繆荃孫《藝風堂》之金石拓本，並協助錢穆先生整理校點為講授“中國通史”而搜輯之資料（亦即後來錢穆所撰《國史大綱》之“長編”）。

1937年——《〈辛稼軒年譜〉及〈稼軒詞疏證〉總辨正》刊出，獲得胡適、陳寅恪、夏承燾等大家之好評，獲“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研究資助。七月盧溝橋事變后，北平為日寇佔領，北京大學決定南遷。轉往“北平圖書館”繼續研究工作，受到趙萬里先生多方幫助。

1938年——夏，於北平西北城寓廬撰成《辛稼軒年譜》編例；秋，應北京大學師友召邀，準備南下赴昆明西南聯合大學。

1939年——編寫完成《稼軒年譜》、《稼軒詞編年箋注》初稿；編成《辛稼軒詩文抄存》。夏，自天津遵海而下，經上海、香港、越南繞道前往雲南昆明，任北大文科研究所高級助教。途經上海，拜謁任教於之江大學的夏承燾先生。是冬，夏承燾為《稼軒詞編年箋注》作序，稱“予友鄧君恭三治文史，瞭然於遞嬗之故，出其緒餘，為《稼軒年譜》，並箋其詞，曩余獲見一二，驚為罕覯。頃恭三自北平游滇，道出上海，乃得讀其全稿。鉤稽之廣，用思之密，洪興祖、顧嗣立之於昌黎，殆無以過。”

1940年——春，完成《稼軒詞編年箋注》例言於昆明青雲街靛花巷北大文科研究所。旁聽陳寅恪先生課程，實際上成為助教，日夕親其謦欬。“這對我來說，收穫之大確實是勝讀十年書的。從陳先生的處事接物方面，我也看到了一位真正的學者的風範”（《自傳》）。在昆明期間，與毛子水先生切磋往來頗勤。12月，隨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往四川南溪縣李庄鎮。此後兩年間，從事於《宋史》部分志、傳之校正工作。

1942年——春，應聘前往重慶，任中國文化服務社編審，主編《讀書通訊》。發表《<宋史·職官志> 抉原匡謬》、《評周谷城著〈中國通史〉》。

1943年——秋，由傅斯年先生推薦，受聘於內遷重慶北碚之復旦大學史地系，任副教授，講授《中國通史》等課程。　《〈宋史·職官志〉考正自序與凡例》發表。同年，《陳龍川傳》由重慶獨立出版社出版。

1944年——是秋，帶領復旦大學史地系高年級學生參觀在重慶舉行之文物展覽，曾昭燏親自解說，李濟作總結報告，學生獲益良多；又徇學生之請，請傅斯年、郭沫若至史地系作學術演講。《韓世忠年譜》由重慶獨立出版社出版，《陳龍川傳》再版。發表《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故事考釋》、《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問題辨析》、《辛稼軒交遊考》、《〈宋史·許及之王自中傳〉辨正》等篇文章。應重慶勝利出版社之約，撰寫《岳飛》一書。再回李庄，搜集有關岳飛資料；是冬，《岳飛》寫成。

1945年——任復旦大學史地系教授。“八·一五”抗戰勝利之日，《岳飛》印出發行。“這兩件事情的巧合，使我永遠難忘。”（《自傳》）國民政府任命胡適為北京大學校長，在其未回國就任前由傅斯年任代理校長。應傅斯年先生邀約，決定回北京大學史學系任教。

1946年——5月7日，由重慶飛返北平，自次日起，應代理校長傅斯年要求，協助工作，成為北京大學校長辦公室無聘書、無薪給之兼任秘書；8月，校長鬍適就職后，仍兼任校長室秘書。10月，任天津《大公報》副刊《文史周刊》執行編輯（胡適主編）。同月北大正式開課，任史學系副教授，講授《中國通史》及《隋唐五代宋遼金史》課程。

1947年——發表《〈宋史〉岳飛、張憲、牛皋、楊再興傳考辨》。同年出版《辛稼軒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版，1957年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稼軒詩文抄存》（上海商務印書館版，1956年上海古典文學出版杜、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香港中華書局重印）。

1948年——發表《〈宋史·職官志〉考正》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陳寅恪為之作序，稱譽云：“其用力之勤，持論之慎，並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其神思之縝密，志願之果毅，逾越等倫。他日新宋學之建立，先生當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無疑也。”完成〈〈宋史·刑法志〉考正》。協助胡適、黎錦熙訂補《齊白石自述編年》，自《白石詩草》及其朋輩的著作中搜輯出有關白石生平的資料，與二先生共同寫成《齊白石年譜》。發表《漢武帝的“王霸並用”的治術》、《西周初年的封建》、《北宋舊黨人士的“兩截底議論”》、《辛稼軒晚年的降官和敘復》及《揭發“國定錯誤”廢除“國定課本”》等篇文章。

1949年——1月初，將《齊白石年譜》定本寄交已經離開北平的胡適。3月，與胡適、黎錦熙合編之《齊白石年譜》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2月，《〈宋史·刑法志>考正》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1950年——任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1951年——參加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學習運動。由是年起，北大史學系、清華歷史系、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為天津《大公報》編輯《史學周刊》，代表北大史學系參與其事。秋，全國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清華大學、燕京大學之文理學院各系與北京大學合併，北京大學遷至燕京大學原址，史學系改稱歷史系（由翦伯贊擔任系主任）。此後多年間講授《隋唐五代史》、《宋遼金史》、《宋史專題》及《史學方法論》、《唐宋農民戰爭史》等課程。發表《論岳飛》、《論鐘相、楊么的起義和岳飛的絞殺起義軍》等文章。

1952年——發表《論王莽的代漢和改制》、《試談唐末的農民起義》等文章。

1953年——是年《大公報》停刊，《光明日報》創辦《史學》專刊，在范文瀾、翦伯贊領導下，由北京大學歷史系、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負責編輯。仍代表北大歷史系參與其事。《王安石》一書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發表《“銅活字”和“瓢活字”問題》、《翟讓究竟是在哪一年起義的》等文章。

1954年——任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因批判胡適之唯心主義，批判胡風之“反革命文藝思想”，學校停課甚久，於其間將舊著《岳飛》大加修改，易名為《岳飛傳》。發表《唐代租庸調法研究》、《愛國詞人辛稼軒》等文。

1955年——出版《岳飛傳》（北京三聯書店版）。

1956年——由周一良、張芝聯介紹，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在《稼軒年譜》、《稼軒詞編年箋注》初稿基礎上進行修改補充，撰成二書之《題記》。《辛棄疾（稼軒）傳》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表《〈遼史·兵衛志〉中“御帳親軍”、“大首領部族軍”兩事目考源辨誤》等文章。

1957年——夏，“反右”運動起，學校停課數月搞運動。《稼軒詞編年箋注》出版（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版，1962年上海中華書局、1978年、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發表《論趙匡胤》、《評向達教授著〈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等文章。

1958年——參加“雙反運動”（后改為“拔白旗運動”），歷史系集中批判“資產階級史學觀點、資產階級史學方法”。因在教學過程中提出年代學、職官制度、歷史地理與目錄學為研究中國歷史的“四把鑰匙”而受到批判。“歷史系學生以鋪天蓋地的大字報要拔掉我這面白旗。結局是宣布不許我再上課。”（《自傳》）《光明日報·史學》專刊改由北大歷史系獨負編輯之責，專刊之領導仍為范文瀾、剪伯贊二人，由鄧廣銘、田餘慶、陳慶華、張寄謙四人任執行編輯，實際上以鄧廣銘為此四人小組之組長。

1959年——郭沫若、翦伯贊相繼在《光明日報》替曹操翻案的文章，引起學術界討論與關注，旋即在《史學》上引起了關於如何評價曹操的一場討論，影響及於全國。后因陳伯達的干預而中止。參加中國歷史博物館陳列設計工作。與王振鐸合作，為科學出版社《中國古代科學家》一書撰寫《蘇頌》篇（1963年修訂再版）。

1960年——參加由周揚領導之全國高等院校文科教材建設之討論會。

1961年——翦伯贊在全國高等院校文科教材建設討論會上接受編寫《中國史綱要》之任務，其後即以全力編寫該書之宋遼金史部分。發表《也談關於岳飛和趙構的一段資料》。

1962年——年初，於蘇州“南林飯店”討論《中國史綱要》稿；是冬，《中國史綱要》之《宋遼金史》、《元明清史》部分由人民出版社先行印出。

1963年——恢復為學生講課資格。在《光明日報·史學》專刊上刊出孫達人批判“讓步政策”之文章，繼而引起一場討論。發表《南宋對金鬥爭中的幾個問題》及《唐宋莊園制度質疑》等文章。

1964年——秋，至順義縣天竺公社樓台村參加“四清運動”（“四清”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又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65年——夏，由順義縣返回北京。

1966年——全國性史無前例的浩劫“文化大革命”開始，全國高等院校一律“停課鬧革命”。旋被指為“反動學術權威”，免去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職務，成為革命之“對象”。自9月開始，或在北大勞動基地太平庄勞動，或回校於“勞改大院”住牛棚參加“改造”。其後雖曾一度獲准至北京中華書局參加《二十四史》中之《宋史》標點工作，但不久即被校內“新北大”、“井岡山”兩派組織押回北大，進行批鬥。

1969年——10月，根據軍宣隊決定，與北大教職工一起下放至江西鄱陽湖畔之鯉魚洲，從事圍湖造田勞動。

1971年——5月初，被遣返回北大。9.13林彪叛國逃亡事件后，北大大批師生員工返校。

1972年——在軍宣隊領導下，在昌平獻陵村“開門辦學”，參加勞動。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應邀訪華，在毛澤東主席會見田中角榮時，“據說曾稱讚他訪華的勇氣，與宋代宰相王安石‘三不足’精神中之‘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頗相似云云”，於是，人民出版社派員商洽，請將舊作《王安石》中敘述“三不足”精神之處加以擴充，爭取當年出版。先生堅持“舊作必須進行大量修改，只擴充‘三不足’精神部分絕難了事。”（《自傳》）。其後，受到“評法批儒”與“批林批孔”諸鬧劇之干擾，出版社要求《王安石》一書須富於“時代氣息”，因而一改再改。

1975年——《王安石——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8年——任北京市“政協”委員。出任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在教學科研工作中撥亂反正。將1954年改寫過之《岳飛傳》重新大幅度修訂，修訂工作亘時五載，改寫部分佔全書百分之九十以上。發表《剝掉羅思鼎“史學權威”的畫皮》、《歷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等文章。

1979年——痛下決心抓本系師資力量建設，同時力排眾議，聘請校外專家學者來系兼課。 《王安石——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一書，經刪削有關“儒法鬥爭”與“批林批孔”的內容后再版發行。發表《從一篇黑文看羅思鼎們對宋史和王安石變法的懵懂無知》、《不需要為沈括錦上添花》、《“黃龍痛飲”考釋》等篇文章。

1980年——是春，與鄭天挺、周谷城、白壽彝、劉大年共同被推舉為中國史學會理事會主席團成員。秋，“1000至1900年中國社會和經濟史”中美學術討論會在北京舉行，任中國代表團副團長（團長嚴中平，另一副團長王毓銓）。冬，國務院設立學位委員會，出任該會歷史學科評議組成員。同年中國宋史研究會於上海成立，被推舉為會長。發表《就有關宋江是否投降、是否打方臘的一些史料的使用和鑒定問題答張國光君》、《〈鄂王行實編年〉中所記朱仙鎮之捷及有關岳飛奉詔班師諸事考辨》、《北宋的募兵制度及其與當時積弱積貧和農業生產的關係》，以及《論改革、改良與改良主義的區別》等文章。

1981年——任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導師。呼籲成立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以求“多出人材，多出成果；快出人材，快出成果。”同年辭去北大歷史系主任職務。出任《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編輯委員會副主任、遼宋西夏金史主編。發表《岳飛的〈滿江紅〉不是偽作》、《論秦檜是殺害岳飛的元兇》以及《略論愛國主義和民族英雄》等文章。

1982年——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古史中心）成立。擔任該中心主任近十年之久，“在此十年之內，此中心培育出許多名傑出學人，在學術上作出了突出貢獻，這是我晚年極感欣慰的一樁事。”（《自傳》）任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后改任顧問）。於河南鄭州參加並主持第二屆宋史年會。發表《王安石對北宋兵制的改革措施及其設想》、《再論岳飛的〈滿江紅〉詞不是偽作》、《關於宋江的投降與征方臘問題》等文章。

1983年——代表社會科學界，任第六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副主任。同年任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后改任顧問）。　《岳飛傳》（增訂本）、《王安石——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修訂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4年——夏，於民盟中央舉辦的第二期“多學科學術講座”作“兩宋政治經濟問題”學術講演。秋，於杭州參加並主持第三屆宋史年會，發表《略談宋學——附說當前國內宋史研究情況》講話。是冬，率大陸宋史學者赴香港中文大學參加第一次國際宋史研討會，海內外學者共聚一堂。海峽兩岸學者得以直接見面，交流學術意見。鄧廣銘、程應鏐主編之《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卷》，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發表《三十卷本〈陳龍川文集〉補闕訂誤發覆》、《陳亮反儒問題辨析》等文章。

1985年——5月，與徐規共同發起，北京大學與杭州大學聯合主辦中國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是為祖國大陸舉辦的第一次宋史國際學術盛會。《岳飛傳》（增訂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6年——發表《談談有關宋史研究的幾個問題》、《略論有關〈涑水記聞〉的幾個問題》、《〈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考》、《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運動》等篇文章。

1987年——4至5月，應日本學術振興會之邀，訪問日本。於石家莊參加並主持宋史學會第四屆年會。在求實出版社《中國古代史講座》發表《兩宋遼金史簡述》；同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校點增訂本《陳亮集》。發表《中國文化的繼往與開來》等篇文章。

1988年——退休，繼續從事學術研究。赴廣東中山大學參加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並於閉幕式上發言。與漆俠合著之《兩宋政治經濟問題》由知識出版社出版。

1989年——主持編輯出版《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發表《關於周敦頤的師承與傳授》、《學術研究中的實事求是》、《〈劉子健博士頌壽紀念宋史研究論集〉前言》以及《胡適與北京大學》等篇文章。與張希清合作校點之《涑水記聞》於中華書局出版。

1990年——發表《宋代文化的高度發展與宋王朝的文化政策》、《〈大金國志〉與〈金人南遷錄〉的真偽問題兩論》、《朱陳論辯中陳亮王霸義利觀的確解》以及《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翦伯贊》等篇文章。

1991年——8月，與漆俠聯合發起，北京大學與河北大學共同主辦第二屆中國國際宋史研討會。10月，值胡適誕辰百周年紀念之際，赴香港參加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主辦之“胡適與現代中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題為《胡著〈說儒〉與郭著〈駁說儒〉平議》之學術報告。是年辭去北大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之職。發表《對有關〈太賓士跡統類〉諸問題的新探索》、《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學派中的地位——附說理學家的開山祖問題》，《辛稼軒歸附南宋初衷和奏進<美芹十論>的主旨——紀念辛稼軒誕辰八百五十周年》、《陳傅良的<歷代兵制>與王銍的<樞廷備檢>》等文章。

1992年——是春，於開封宋史學會年會上，辭去宋史研究會會長一職，被推舉為名譽會長。《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發表《試破宋太宗即位大赦詔書之謎》、《略論辛稼軒作於立春日的<漢宮春>詞的寫作年份和地點——讀鄭騫教授<辛稼軒與韓佗胄>書後》等文章。撰《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自序、自傳於北京大學朗潤園第十公寓。

1993年——3月，南下杭州參加岳飛誕辰八百九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題為《岳飛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人物》之學術講演。發表《關於王安石的居里塋墓及其他諸問題》、校點本《宋諸臣奏議》弁言、《讀〈漫談辛稼軒的經濟生活〉書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把史學研究推向新的高峰》以及《我和北大》等篇文章。

1994年——《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由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其中收錄《唐代租庸調法研究》等學術論文三十九篇，附錄包括《自傳》、《主要著述目錄》等。

1995年——《辛稼軒詩文箋注》（鄧廣銘輯校審訂、辛更儒箋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表《〈辨奸論〉真偽問題的重提與再判》、《我與胡適》等文章。編輯《鄧廣銘治史叢稿》，12月，撰成該書自序。

1996年——發表《〈永樂大典〉所載〈元一統志·陳亮傳〉考釋》、《為王安石的〈明妃曲〉辨誣》、《略論王安石“為天下理財”的主張及其實踐》、《關於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問題之我見》以及《懷念我的恩師傅斯年先生》等文章。8月8日，與冰心、柴澤民、王蒙、賈蘭坡、季羨林等五十五人聯名上書國家主席江澤民，呼籲緊急拯救三峽文物。

1997年——《王安石統一中國的戰略設想及其個人行藏》、《漫談我和胡適之先生的關係》發表。3月，完成“四寫王安石”工作。5月，《辛稼軒年譜》（增訂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6 月，《鄧廣銘治史叢稿》作為《北大名家名著文叢》之一，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收入作者之學術論文四十八篇。7月，因病住入友誼醫院。卧病中修改完成《再論〈辨奸論〉非蘇洵所作》一文，校讀《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校樣，安排了有關《宋諸臣奏議》的出版及本人學術全集的編纂事宜。10月，《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原計劃繼續修訂《岳飛傳》、《陳龍川傳》、《辛棄疾傳》等三部著作，由於卧病而未竟其志。

1998年——1月10日上午9時50分，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九十一歲。1月17日，遺體告別儀式於八寶山革命公墓隆重舉行。為黎東方《細說中國歷史》所作序文、與劉浦江合作之《〈三朝北盟會編〉研究》刊出，《再論〈辨奸論〉非蘇洵所作》由上海遠東出版社《學術集林》發表。

1、漆 俠，1948年——1951年初研究生肄業（已故）

2、顧菊英，195?年——196?年研究生肄業

3、唐兆梅，1960年——1963年研究生肄業

4、李裕民，1963年——1966年研究生畢業

5、姚德明，1964年——1966年研究生肄業

6、張希清，1979年——1982年碩士畢業

7、孔繁敏，1979年——1982年碩士畢業

8、周生春，1982年——1985年博士畢業

9、李寶柱，1982年——1985年碩士畢業

10、鄧小南，1982年——1985年碩士畢業

11、馬 力，1982年——1985年碩士畢業

12、楊若薇，1983年——1986年博士畢業

13、陳植鍔，1984年——1987年博士畢業（已故）

14、劉 靜，1984年——1987年碩士畢業

15、包偉民，1985年——1988年博士畢業

16、殷玉梅，1985年——1988年碩士畢業

17、羅家祥，1986年——1989年博士畢業

18、江小濤，1986年——1989年碩士畢業

19、屈超立，1987年——1988年博士肄業

20、趙建武，1990年——1993年碩士畢業

(資料來源：鄧廣銘誕辰一百周年會議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