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
中國歷史學家、學者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初字夢簪，字孟真，山東聊城人。著名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專家，教育家，學術領導人。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創辦者。
傅斯年曾任中山大學、北京大學等校教授，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代理校長（1945-1946）和台灣大學（1949-1950）校長。傅斯年任歷史語言所所長二十三年，培養了大批歷史、語言、考古、人類學等專門人才，組織出版學術著作70餘種，在經費、設備、制度等方面都為歷史語言所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組織第一次有計劃、有組織的殷墟甲骨發掘，其後先後發掘十五次，大大推動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和商代歷史的研究。傅斯年還將明清大庫檔案資料爭取到歷史語言研究所，組織進行專門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傅斯年在歷史學研究方面，重視考古材料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擺脫故紙堆的束縛，同時注意將語言學等其他學科的觀點方法運用到歷史研究中，取得較高的學術成就，在現代歷史學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台北病逝，享年54歲。主要著作有《東北史綱》（第一卷）、《性命古訓辨證》《古代中國與民族》。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冊。
民國七年（1918年）夏，受到民主與科學新思潮的影響，與羅家倫、毛准等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響頗廣，從而成為北大學生會領袖之一。
民國八年（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傅斯年擔任遊行總指揮，后因受胡適思想影響，反對“過急”運動；不久退出學運，回到書齋。
民國八年（1919年）夏，傅斯年大學畢業后考取庚子賠款的官費留學生，負笈歐洲，先入英國愛丁堡大學，後轉入倫敦大學研究院，研究學習實驗心理學、生理學、數學、物理以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勃朗克的量子論等。
民國十二年（1923年），傅斯年入柏林大學哲學院，學習比較語言學等。
民國十五年（1926年）冬，傅斯年應中山大學之聘回國。民國十六年（1927年）任中山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兼任中國文學和史學兩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學創立語言歷史研究所，任所長。此後數年，他一直工作在學界，掌管過西南聯大、北京大學以及台灣大學的校政，培養出了大批優秀學生，可謂桃李滿天下。同年，四·一二政變發生后，傅斯年寫信給李石曾，表示贊同蔣介石的清黨。
1927年在廣州的傅斯年
民國十七年（1928年），傅斯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籌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同年底，歷史語言所成立，傅斯年任專職研究員兼所長，創辦《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任主編。
民國十八年（1929年）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從廣州遷往北平，傅斯年兼任北京大學教授，講授“中國上古史專題研究”及“中國古代文學史”。其間先後兼任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政治協商會議委員，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等職。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他參加胡適主持的獨立評論社，在《獨立評論》周刊上發表的政論文章，擁蔣反共，但贊成抗日，對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路線有所批評。
九一八事變后，傅斯年於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10月出版了《東北史綱》一書，針對日本學者“滿蒙在歷史上非中國領土”的反動言論，從歷史角度詳細地論證了東北自古就是中國領土的史實，字裡行間洋溢著強烈的民族主義價值觀。此書後由李濟翻譯成英文，送交國際聯盟。《東北史綱》一書為李頓調查團報告書明確指出東北三省“為中國之一部，此為中國及各國公認之事實”起到了重要作用。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傅斯年赴重慶，連續四次當選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擔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
抗日戰爭爆發后，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兼任西南聯大教授，主張抗戰，抨擊貪官污吏。抗戰勝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學校長。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5月，傅斯年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當選南京國民政府立法委員。同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1月，傅斯年隨歷史語言研究所遷至台北，併兼台灣大學校長。在政治上，傅斯年要求嚴懲貪官污吏，整治政風，反對“中國走布爾什維克的道路”；在學術上，信奉考證學派傳統，主張純客觀科學研究，注重史料的發現與考訂，發表過不少研究古代史的論文，並多次去安陽指導殷墟發掘。他主持歷史語言研究所期間，延攬一流人才，作出不少成績。
晚年傅斯年身體肥胖，患有高血壓，醫生囑咐他少吃鹽或不吃鹽，並戒肉類葷腥。又查出患有膽結石。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台灣省議會答覆教育行政質詢時過度激動，講完話時，大約是6時10分，傅斯年滿含怨氣地慢步走下講壇。就在即將回到座位時，他突然臉色蒼白，步履踉蹌，坐在台下的陳雪屏見狀，趕緊上前攙扶，傅只說了一句“不好！”便倒在陳雪屏懷中昏厥過去。離得較近的議員劉傳來趕緊跑上前來，把傅斯年扶到列席人員的坐席上，讓其躺下，順便拿陳雪屏的皮包做了枕頭。從此傅進入昏迷狀態。“突患腦溢血逝世於議場”，享年54歲。
傅斯年逝世后，葬於台灣大學校園，校內設有希臘式紀念亭傅園及“傅鍾”；其中，“傅鍾”啟用后成為台灣大學的象徵，每節上下課會鐘響21聲，因傅斯年曾說過：“一天只有21小時，剩下3小時是用來沉思的。”
對話李濟
傅斯年主持的史語所特別重視史料的發掘。為此，傅斯年曾主持購進清代所藏內閣大庫檔案，費資不少，但在整理的過程中傅斯年卻有一些失望。一次他在北海靜心齋對李濟說：“沒有什麼重要的發現。”李濟卻問：“什麼叫重要發現？難道說先生希望在這批檔案內找出清朝沒有入關的證據嗎？”傅斯年聽了大笑。
彈劾孔宋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傅斯年擔任國民參政員，曾兩次上書彈劾行政院長孔祥熙，上層雖不予理睬，但後來還是讓他抓住了孔祥熙貪污的劣跡，在國民參政大會上炮轟孔祥熙並最終把孔轟下台。孔的繼任者宋子文也難逃此數。傅斯年一篇《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朝野震動，宋子文也只好下台——一個國民參政員一下子趕走兩任行政院長，歷史上也是並不多見的。
寧府對獅
自北大畢業后，傅斯年考取了官費留學。從1919年至1926年，他先後留學英、德。留學期間，傅斯年一心撲在學習上。據趙元任夫人楊步偉在《雜憶趙家》中記錄。當時的留學生大都“不務正業”，無所事事就鼓勵大家離婚，但這麼多留學生中，真正全副精力用來讀書、心無旁騖不理會男女的只有陳寅恪和傅斯年，以至於有人把他倆比作“寧國府大門口的一對石獅子”。在“許多留學生都以求得博士學位為首”的世俗風氣中，傅斯年連個碩士學位也沒拿到。但是，沒有人不佩服他的學問淵博。
學生尊崇
傅斯年先生疼愛學生是眾所周知的。傅斯年夫人俞大彩的回憶文章記道：“他常在中午返家時，偕我到各宿舍探視，並查看學生的伙食。他一進餐廳，男生必高呼歡迎校長，女生則擁到他身旁。他去世后，學生們痛哭哀悼，是青年們發乎自然的真情。”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腦溢血猝死於台灣大學講台，新聞報道曾廣播說“傅斯年先生棄世”，被其學生聽成了“傅斯年先生氣死”。於是台灣大學學生聚眾要求校方懲辦兇手，直到當時台灣當局官員出面解釋清楚，學生才退去。由此可見傅斯年先生深受學生喜愛。
解圍胡適
胡適（中）與傅斯年(左一)，胡祖望
民國六年（1917年）9月，胡適被北大蔡元培校長聘為文科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很多學生認為胡適是“思想造反”，不配做大學教授，有人甚至醞釀要將他趕出北大。顧頡剛是哲學系的學生，他聽了胡適講課，卻從中聽出了門道。他認為，胡適讀的書固然不如原來的老先生多，但他“有眼光，有膽量，有斷制，確是一個有能力的史學家”。他聽說有人想要趕走胡適的事，就請好友傅斯年聽聽胡適的課。傅斯年聽后也感到確有新意，很佩服他對內容的把握和他講課的風格。於是，就跟哲學系的學生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條路是不錯的，你們不能鬧。”傅斯年平時在學生中很有威信，他的一席話，就將這場醞釀的風波平息下去了。
身體肥胖
學者中間傅斯年的體胖是有名的。一次羅家倫問他：“你這個大胖子，怎麼能和人打架？”傅斯年答：“我以質量乘速度，產生一種偉大的動量，可以壓倒一切！”這樣的話真是能給肥胖的人壯氣。
不過，關於傅斯年之胖的故事還屬以下這則最為有趣。傅斯年、李濟還有一位裘善元同在重慶參加一個宴會。宴會結束，主人特別為他們三個人雇好了滑竿。六個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門前。第一個走出來的是裘善元，工人們見他是一個大胖子，大家都不願意抬，於是互相推讓。第二走出來的是李濟，剩下來的四個工人看比剛才出來的還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讓。等到傅斯年最後走出來的時候，剩下的兩個工人一看，嚇了一大跳，因為傅斯年比剛才的兩個人都胖得多，於是兩個工人抬起滑竿轉頭就跑，弄得請客的主人甚是尷尬！我想許多人看到這裡都會莞爾一笑，因為在四川抬滑竿的，實在沒有太壯的人！
決鬥孔庚
還有一次為中醫問題，傅斯年反對孔庚的議案，兩個人激烈辯論，孔庚當然辯不過傅斯年，於是在座位上開始辱罵傅斯年，說了許多的粗話，傅斯年氣得說：“你侮辱我，會散之後我要和你決鬥。”等到會散之後，傅斯年真的攔在門口要和孔庚決鬥，可是他一見孔庚七十幾的年紀，身體又非常瘦弱，傅斯年立刻將雙手垂了下來說：“你這樣老，這樣瘦，不和你決鬥了，讓你罵了罷！”
拒不做官
早在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初，蔣介石就與陳布雷商量，要在北方人士中補充一個國府委員。陳布雷對蔣介石說，北方不容易找到合適人選。蔣介石提議說：“找傅孟真最相宜。”陳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與秉性，對蔣介石說：“他怕不幹吧？”蔣介石大概不相信有人不願當官，他很有信心地說：“大家勸他。”結果，任說客說破了天，傅斯年堅決不肯加入政府。
| 妻子 | 俞大彩，在台大執教英語。退休后，長期移居美國 |
| 兒子 | 傅仁軌 |
| 作品名稱 | 出版地點 | 出版時間 | 備註 |
|---|---|---|---|
| 《傅孟真先生集》 | |||
| 《傅孟真先生集》 | 台北 | 1952年 | 5卷本 |
| 《傅斯年全集》 | 台北 | 1980年 | |
| 《傅斯年選集》 | 台北 | 1967年 | 10卷本 |
| 《傅斯年學術論文集》 | 香港 | 1969年 | |
| 《東北史綱》（第一卷） | 北京 | 1932年 | 此書由李濟改寫為英文 |
| 《歷史上的東北：一個大綱》 | 北京 | 1932年 | |
| 《性命古訓辨證》 | 上海 | 2012年 | |
| 《民族與古代中國史》（稿本） | 上海 | 2012年 |
| 作品名稱 | 所在刊物 | 時間 | 頁碼 |
|---|---|---|---|
| 《青年的兩件事業》 | 《晨報》 | 7月3日，5日，1920年 | |
| 《周東封與殷遺民》 | 《傅斯年全集》 | - | 894-903頁 |
| 《中西史學觀點之變遷》 | 《傅斯年檔案》 | - | 945頁 |
| 《中國近三百年對外來文化之反應》 | 《傅斯年檔案》 | - | 708頁 |
| 《發刊詞》 | 《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 | 1927年 | - |
| 《先秦文籍的演化》 | 《傅斯年檔案》 | - | 433頁 |
| 《性命古訓辨證》 | 《傅斯年全集》第二冊 | - | 492--736頁 |
| 《夷夏東西說》 | 《傅斯年全集》第三冊 | - | 823-893頁 |
| 《留英紀行》 | 《晨報》 | 1920年8月6日、7日 | - |
| 《論哲學門隸屬文科之流弊》 | 《北京大學日刊》 | 1918年8月10日 | - |
| 《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 | 《觀察》 | 1947年 | 6-9頁 |
| 《美感與人生》 | 《晨報》 | 1920年7月7日、8日、9日、10日 | - |
| 《歐遊途中隨感錄》 | - | - | - |
| 《社會革命：俄國式的革命》 | 《新潮》 | 1919年 | 128-129頁 |
| 《時代的曙光與危機》 | 《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 | 1995年 | 34頁 |
| 《宋子文的失敗》 | 《世紀評論》 | 1947年 | 5-7頁 |
| 《大東小東說》 | 《傅斯年全集》第三冊 | - | 745-758頁 |
| 《談兩件努力周報上的物事》 | 《古史辨》第二卷 | 1926-1941年 | 288-301頁 |
| 《禹貢九州釋名》 | 《傅斯年檔案》 | - | 637頁 |
| 圖書名稱 | 發表時間 | 出版社 |
| 《傅斯年文集：東北史綱》 | 2017年1月 | 上海三聯書店 |
| 《性命古訓辨證》 | 2006年10月1日 |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 1919：五四運動的意義 | ||
| 戰國子家敘論史學方法導論史記研究-傅斯年文集 |
傅斯年回國后在中山大學教書，民國十六年（1927年）秋，在中山大學創辦“語言歷史研究所”。民國十七年（1928年）10月，傅斯年又在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的基礎上，籌備建立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后他即任所長，一直到1950年去世。他以史語所為基礎，對中國近代學術事業作出很大貢獻。為近代中國學術事業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首先他拉了一大批著名學者到史語所領導研究工作，如：陳寅恪、徐中舒、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李濟、董作賓、梁思永。民國十六年（1927年）到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是史語所的鼎盛時期，傅斯年收羅很多人才到史語所來。其中不少人後來成為大家，如：陳槃、石璋如、丁聲樹、勞干、胡厚宣、夏鼐、周一良、高去尋、全漢升、鄧廣銘、張政烺、傅樂煥、王崇武、董同和、馬學良、張琨、逯欽立、周法高、嚴耕望等等。這些人或多或少都受過傅斯年的培養，也或多或少繼承了他嚴謹的重材料、重考證的學風。
傅斯年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后，還參與搶救、整理明清檔案。清朝內閣大庫的檔案，內有詔令、奏章、則例、移會、賀表、三法司案卷、實錄、殿試卷及各種簿冊等，是極珍貴的第一手歷史資料。從宣統元年（1909年）國庫房損壞搬出存放后，幾經遷徙、幾易主人，潮濕腐爛、鼠吃蟲蛀，損失極為嚴重。其中一次主管者——歷史博物館以經費缺乏，曾以大洋4000元的價格將此8000麻袋總計15萬斤的檔案賣給造紙商拿去造紙。著名考古學家馬衡大聲疾呼，由傅斯年呈請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先生做主，才以1.8萬元將這批幾乎要進造紙廠的檔案買下，然而已由15萬斤減為12、3萬斤，少了2萬多斤。搶救下這批十分珍貴的檔案材料，傅斯年是有大功的。
傅斯年手稿
傅斯年極重視史料和新史料的獲得。他在《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工作旨趣》中說：“（一）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繁地參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二）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研究的材料，便進步地不能地便退步。”他重視清檔案的搶救整理和殷墟的發掘，目的都在取得新材料，擴張新材料。
主詞條：殷墟、殷墟發掘
傅斯年參與了科學發掘河南安陽殷墟的工程。小屯殷墟因出土甲骨出名之後，古董商、藥材商蜂擁而至。殷墟現場受到嚴重破壞。傅斯年呈請中央研究院院長批准，由史語所考古組正式組織人員去小屯發掘。開始困難重重，一些人阻撓發掘或強制停止發掘。傅斯年親到開封（當時河南省政府所在地），上靠南京國民政府的權威，下依河南開明人士的支持，也靠傅斯年的辦事才幹，人事關係才得疏通好，發掘工作才得順利進行。
從民國十七年（1928年）到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傅斯年在百忙中，數次親到小屯視察指導。規模最大的一次發掘是第13次，時在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夏。傅斯年偕同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來到安陽。石璋如回憶說：“那時是殷墟第13次發掘，所用人力在三百人以上，為殷墟發掘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中國的考古工作在國際間最煊赫的時期。約在五月中旬，氣候已經相當的熱了，他和法國的東方學者伯希和先生到達安陽……伯希和先生對著那樣偉大的陵墓，那樣排列整齊的小墓，那樣大量並精美的燦爛的器物，在孟真所長面前地不斷地驚訝和讚歎！”九·一八事變以後，日軍侵華形勢日急，殷墟發掘被迫停止下來。
傅斯年是北京大學培養出來的，對北大特有感情，在他一生的事業中，對北大也是特有貢獻的。20世紀30年代是北大輝煌的盛世，教授陣營盛極一時，名家胡適、傅斯年、錢穆、陶希聖、孟森、湯用彤等都是北大教授，陳寅恪等都在北大講課。當時蔣夢麟是北大校長，但推動北大盛世出現的卻是胡適、傅斯年，尤其是傅斯年。蔣夢麟回憶說：“當我在民國十九年（1930年）回北京大學時，孟真因為歷史語言研究所搬到北京，也在北京辦公了。九·一八事變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參謀就是適之、孟真兩位，事無大小，都就商於兩位。他們兩位代北大請到了好多位國內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後之復興，他們兩位的功勞實在太大了。”
傅斯年對北大的第二次貢獻，是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後。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政府任命胡適為北大校長。時胡在美國，回國之前，北大校長由傅斯年代理。從敵偽手裡接辦北京大學，有很多棘手問題，如對日本統治下的北京大學的教職員如何處理便是一個問題。傅斯年決定一個不用。他給夫人俞大彩寫信說：“大批偽教職員進來，這是暑假后北大開辦的大障礙，但我決心掃蕩之，決不為北大留此劣根。”把困難解除，把“天下”掃平，為胡適回校鋪好道路，這是傅斯年做代理校長以報胡適的決心。他給夫人的信又說：“實在說在這樣局面下，胡先生遠不如我，我在這幾個月給他打平天下，他好辦下去。”
任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政治協商會議委員，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創辦《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任主編。
1932年參加胡適主持的獨立評論社，在《獨立評論》周刊上發表的政論文章，擁蔣反共，但贊成抗日，對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路線有所批評。
1937年連續四次當選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擔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
1948年當選南京國民政府立法委員；同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93年，聊城市政府決定成立“傅斯年陳列館”，1994年程思遠副委員長專門為傅斯年陳列館寄來了題詞：“傅公高風亮節，足為後世楷模”。季羨林先生為傅斯年陳列館題寫了匾額。傅斯年陳列館是國家及省文物管理部門批准設立的名人紀念館，館內還坐落著省級文物單位——傅氏祠堂。在傅斯年陳列館的院里，還立有《留別李庄碑》《八項命令碑》《東昌府東關敕封土地神祠記碑》等歷史碑刻。
2014年8月，“傅斯年與新文化運動”學術研討會在聊城大學召開，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南開大學、山東大學等單位的5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與會學者共同探討傅斯年的學術成果，挖掘傅斯年的教育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