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良

1930年入北平燕京大學國文專修科。

1931年入北平輔仁大學歷史系。

1932年轉入燕京大學歷史系。

1935年畢業后入燕京大學研究院肄業一年。

1徠936～1937年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員。

1939年到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入遠東語文系，主修日本語言文學，並學梵文。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兼在哈佛大學陸軍特別訓練班教日語。

1944年獲博士學位。

1944～1946年任哈佛大學日語教員。1946～1947年回國任燕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1947～1949年任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1949～1952年轉任歷史系教授，並曾兼系主任。1952年以後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亞洲史（后改亞非史）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主任。曾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持的《人類科學文化史》第三卷編委會編委、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日本史學會名譽會長。

1952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

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73年10月北大、清華大批判組成立時，周一良、魏建功等同被委為“梁效”寫作班子顧問，“和群眾一同批林批孔”，

1976年10月，四人幫失勢，梁效寫作班子解散，其亦遭關押審查。1977年至1979年被列為反革命集團成員，受到批判，要求“說清楚”“與‘四人幫’的關係”，背靠背對其進行批判。

2001年10月23日逝世。遺體告別儀式於10月29日上午11點在八寶山舉行。

周一良通曉數種外語，甚篤漢學，學貫中西。30、40年代在魏晉南北朝史領域用功頗深，50年代以後由於任務多歧，研究涉及諸多方面，70年代末以後重理舊業，為推進和深入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

論著已結集者有《魏晉南北朝史論集》（1963）及《魏晉南北朝史札記》（1985）。《論集》包括關於這一時期的社會、政治、民族、典制、史學等方面問題的論述，《札記》則重在詮釋史料。兩書皆立論嚴謹，富於創見，往往從對具體問題的精當考辨中揭示出重要的歷史問題，並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因而受到國內外學者的普遍推重，如《乞活考》等文每為有關論著所援引。

1997年，北京大學出版社重新印刷出版了周一良先生的《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大名家名著文叢），該書按時間順序分為上下兩編，彙集了他在魏晉南北朝史方面所發表過的大部分論文。

在40年代就留意於中國佛教史及敦煌文獻。博士論文《唐代印度來華密宗三僧考》（英文）在歐美佛教史學界頗受重視。還探討了《牟子理惑論》的著作時代，提出獨到之見，研究並講授佛典翻譯文學。敦煌研究方面，參加了關於變文俗講的討論，考訂了若干寫本文獻和敦煌文學作品中詞語，並曾協助《敦煌變文集》的編校工作。又研究敦煌寫本書儀，撰寫關於書儀的分類、源流及其對日本的影響等論文。

這個領域的著述有《東學黨——朝鮮的反封建反帝鬥爭》、《日本明治維新前後的農民運動》、《關於明治維新的幾個問題》和高校教材《亞洲各國古代史》。50、60年代撰寫中國與朝鮮等亞洲國家關係史文章多篇，對發展中國和亞洲各國友好關係起了積極作用；對中日文化關係史上的問題，以及兩國文化的異同及其原因也有深入探討。80年代主編了《中外文化交流史》，首次提出狹義、廣義和深義文化的論點，使文化問題的討論達到了新的高度。周一良曾多次到亞洲、非洲、歐洲國家及美國講學和進行學術文化交流。

專著

《魏晉南北朝史論集》，《世界通史》（與吳於廑主編）、《魏晉南北朝史札記》、《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編》、《中日文治維新的幾個問題》、《中日文化關係史論》、《中外文化交流史》（主編）、《唐代密宗》等；主要論文：《乞活考》、《論梁武帝及其時代》、《領民酋長與六州都督》、《魏收之史學》、《唐代印度來華密宗三僧考》（英文）、《中國的梵文研究》、《敦煌寫本書儀考》等。

書目

《畢竟是書生》、《鑽石婚雜憶》。

《中日文化關係史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周一良學術論著自選集》，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

《唐代密宗》，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

《日本—從史前到現代》，商務印書館，1997年。鄧懿周一良譯、（美）約翰·惠特尼·霍爾

《周一良學術文化隨筆集》，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年。

《畢竟是書生》，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

《周一良集》，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

《折焚柴記》，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周一良譯、（日）新井白石著

《周一良學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郊叟曝言》，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

60年代周一良主持過世界現代史教材的編寫，又與武漢大學教授吳於廑共同主編了四卷本《世界通史》（負責東方及中外關係部分）。該書1988年獲得國家教委高校優秀教材一等獎。

1981年，周一良以近古稀之年應聘擔任《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編輯委員會委員，後任常務副主任，併兼任分支學科三國兩晉南北朝史主編。

魏晉南北朝

魏晉南北朝是史學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時期。但不知何故，老一輩學者中除周一良先生外，其他人對此並沒有給予太多的關注。在幾十年的研究生涯中，周一良先生始終沒有停止對這一段史學史的思考。他撰寫的第一篇史學論文就是《魏收之史學》。該文1934年發表於《燕京學報》第18期。當時他只是一名年僅21歲的大學三年級學生。然而直到今天，這篇文章都極具參考價值，研究北朝史、研究史學史不可不讀。上個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他又連續發表了《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的特點》、《魏晉南北朝史學著作的幾個問題》、《略論南朝北朝史學之異同》、《魏晉南北朝史學與王朝禪代》幾篇有關史學史的文章。這些文章後來都收錄在他的《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編》中。在他的《魏晉南北朝史札記》中也有若干涉及史學史的條目，如“崔浩國史之獄”、“魏收襲用南朝史書”等等。

周先生在1999年撰寫的簡短的《學術自述》中，對一生的學術研究做了扼要的總結。其中對自己在史學史研究上的創穫有相當詳細的介紹。在另一篇文章《我和魏晉南北朝史》中，他回憶當年聽鄧之誠先生講授魏晉南北朝史課時說：“燕京規定學期末不考試，寫一篇學年論文。我在這課就寫了一篇《魏收之史學》。魏收的《魏書》受人誹謗，我從幾個方面論證了《魏書》並非‘穢史’，實際上是替他平了反，做了一篇反面文章。後來這篇文章登在《燕京學報》，那時我二十一歲。這就是我最初關於魏晉南北朝史著作的開始。四十七年以後，我為《百科全書》寫‘魏書’這一條，重翻舊文，發現其中頗有餘季豫先生《四庫提要辯證》所未及道者，因記以自勉。”在文章後半部，他又再次說到史學史研究：“我對魏晉南北朝史沒有總體的看法，也沒有計劃一個一個問題地突破。但是，我覺得在‘通古今之變’這方面，還是做了一些工作。因此也有逐步深入的傾向。比如說對魏晉南北朝史學的研究，從《魏收之史學》到《論崔浩國史之獄》，一直到最後《論南北朝史學的異同》，這中間就在逐步融會貫通。”大家都知道，周先生學問淵博，在中國史、日本史、亞洲史、敦煌學及中外關係史眾多領域都有傑出貢獻，但是他在總結學術生涯時卻總是提到史學史研究。在1995年出版的《周一良學術論著自選集》中，他把上面提到的所有史學史論文都收錄了進來。這些都說明他對自己在這個方面的工作是非常重視的。所以，若要回顧周一良先生所走過的學術道路，對他在魏晉南北朝史學史上的貢獻就必須給予足夠的關注。

對魏晉南北朝史學第一次給予全面總結的是《隋書·經籍志》，後來又有劉知幾的《史通》。《隋書·經籍志》限於體例，較為簡單，不如《史通》細密。《史通》對從古至今，特別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史學發展從多個方面做了介紹、評判。但是，劉氏其實並不理解這一時期史學的特殊意義。只是因為魏晉南北朝距離他最近，他掌握的材料最多，所以才使得《史通》的論述自然地以魏晉南北朝為主。與之相比，周一良先生對魏晉南北朝史學的關注顯然已經是有一種自覺的意識了。他晚年的史學史文章標題多有“魏晉南北朝”諸字，反映出作者的意圖是力爭從總體上把握這個時期史學的基本面貌。

在《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的特點》一文中，他提出這一段史學發展有若干特點。首先是史部著作的獨立。“從典籍的分類來看，史學著作擺脫了隸屬於《春秋》、作為經部附屬品的地位而獨立了。這也就意味著，史學從而成為獨立的學科。”史學的第二個特點，“是繼承先秦以來太史記錄當代史事的傳統而加以改革，設立專職史官，不再兼管天文曆法，四百年間沒有中斷。”第三個特點“表現在史書的種類與數目，比起前一時期，史部著作數目驟增，性質複雜多樣，門類異采紛呈。”第四個特點，“與後代相比有所不同的，是編年體與紀傳體兩者並重，相輔而行。”第五個特點，“是出現一個分支——譜牒之學。這幾百年中，家譜、族譜大為興盛，數目驟增，種類繁多，譜學成為世代相傳的專門之學。”最後一個特點，“為以前所未有的，是佛教與道教史書在紀傳體史籍中正式佔一席地，有關僧人與道士的傳記開始出現。由於大量佛經譯為漢文，僧人感到有必要編製目錄，作為史學分支之一的佛經目錄之學，也建立起來。”對這些特點的總結反映出他所注意的並不局限於個別史學家，也不局限於某一部史學著作，而是要從史學與經學、史學與宗教、史學著作的體裁、史官制度等大的方面著眼。這使得他與前代學者有了明顯的不同，甚至也與他自己年輕時寫《魏收之史學》時不一樣了，在境界上顯然是更高了。

諸葛亮

諸葛亮應該說是我們中國古代歷史上一位很重要的偉大的政治家。在他二十七、八歲時，劉備三顧茅廬去找他。然後，他就作了非常有名的《隆中對》。《隆中對》把當時中國國內的形勢作了很細緻深入的分析，指出了北方怎麼樣，南方怎麼樣，然後西方怎麼樣。跟劉備建議取荊州，取巴蜀，然後三分天下，跟曹操、孫吳抗爭，這是很不簡單的。當時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知識分子，對全國的局勢作出這樣細緻深入的分析，而且最後歷史的發展可以說基本上按照諸葛亮所預見的情況發展下去，形成所謂三國鼎立的局面，從這點上講，我覺得諸葛亮一個年青的知識分子、一個年青的政治家能做到這樣英明的預見，最後形成三國這種政治局面是很了不起的。這是從政治上講。

另外一方面，他到四川、雲南執行民族政策。“七擒孟獲”事是裴松之《三國志》注裡邊的，而陳壽《三國志》中並沒有把這事記錄下來。但是既然有這種傳說，就說明有這種可能，也反映當時諸葛亮對待南中少數民族情況是採取一種什麼樣的政策，可以說是以心服人，不是以力服人，是以德服人。只有這樣，才可以真正跟少數民族搞好團結，長期和平共處下去，最後達到融合。他在四川立足，雲南成為他很重要的後方，直到今天雲南少數民族還對他非常崇拜，非常敬愛，這不是偶然的。雖然“七擒孟獲”是個故事，正史里沒有記載這件事情，但是我們應該看到這個傳說，反映一定的事實，特別是從千百年來西南少數民族對諸葛亮崇拜的情況，可以想象到他在民族政策方面的偉大見解跟實踐結果的情況。

另外從軍事方面來講，陳壽說他“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好像他不大能夠打仗。蜀漢在戰爭方面不是太成功，當然有種種的原因，不能完全歸罪於諸葛亮一個人，恐怕跟它的地理情況，跟他手下的人才等等各方面都有關係。但是有一點應該看到，就是他幾次出祁山北伐，實際上我看是一種以攻為守的辦法，他這樣攻並不是真正一定想要打到長安，打到洛陽，但是出兵這種姿態，這種舉動，就使得北方對他另眼看待，對他不放輕舉妄動，這樣就保住了西南四川雲南一帶地方，所以把諸葛亮北伐看作一種戰略，利用這個辦法來維護住這個政權的立足點，維護他的地位，這樣看也許更適合些。

諸葛亮給人的形象，現在一般都是從小說，戲劇方面傳達過來的。我覺得是不是還有一點應該考慮，就是諸葛亮是一個講究法治的人。本傳上講他“循名責實”就是法家的態度，他“嚴刑峻法”，有功必賞，有過必罰，非常嚴格，老百姓都很怕他，但是同時也很敬愛他，我覺得這是諸葛亮的一個方面。是不是還有另一個方面應該考慮，就是他曾經講過兩句很有名的話，“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什麼叫“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呢？我體會這是道家思想，道家“無為而治”的一種思想，一種“淡泊”、“寧靜”的想法。所以諸葛亮這個人應該說他是有兩個方面：一方面他在安邦治國方面，是採取“嚴刑峻法”的辦法。另外，他在為人方面有道家的一面。他的治家、人生觀我覺得恐怕應該同時注意到“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特怔。可惜諸葛亮的著作今天留下來的不多，有些是假的，不可靠的。我想，如果他要作詩，寫文章的話，恐怕很可能會更多的流露一些道家的思想，而不是商鞅，韓非的那種想法。所以今後研究諸葛亮，我覺得還可以從這方面多下些功夫，研究研究他的心態，研究研究他的思想深處是不是有幾種因素混合在一起的，而不僅僅是一個講嚴刑峻法的人。當然現在我們老百姓心目中的諸葛亮就是羽扇綸中的那種形象，這當然是從小說、戲劇裡邊來的，這說明小說戲劇對於宣傳歷史人物，對於進行歷史教育還是很有用的。

在周一良念書期間，洪業《引得說》等一系列著作出版，不僅在燕大講授“初級歷史方法”、“高級歷史方法”、“遠東史”等課，而且繼續在北平引得編纂處主持編纂引得。應該說，洪業對學生的影響主要是通過研究方法的講授和訓練以及指導畢業論文等來實現的，他把西方一些近代史學研究的方法和工具介紹給學生，幫助他們建立綜合科學的研究基礎。“初級歷史方法”主要講授“寫論文如何搜集資料和作卡片，論文格式上如何安排腳註和參考書等。”對於已經“考據學初入門”的周一良已經影響不大。但“高級歷史方法”應該說是對周一良進行了嚴格的西方史學基礎訓練。這門科主要是通過實踐練習的方法輔導學生寫文章。首先他講授理論與方法論，目的是“灌注歷史感”，比如研究歷史要注意五個W，即何人、何時、何事、何地、如何。根據侯仁之的回憶文章，我們還可以知道洪業還有如下三個要求：一、言必有據，引證的資料要詳註出處，引證的重要來源必須是原始資料；二、詳盡的收集資料，並分析鑒別出其內在關係，然後合乎邏輯的組織，按照科學論文的格式進行寫作；三是要“道前人所未道、言前人所未言”。理論講授完畢洪業就對學生進行訓練，要求學生按照史料來源的難易程度、史料鑒別的難易程度先寫自己的家世、有爭議的人物如曹操、史料分散的人物如錢大昕等（洪十分推崇錢）的傳記。布置學生去查閱資料，再一節課進行課堂交流，洪業還從工具書的利用、史料的鑒別等方面來啟發學生。無形當中就促使學生自己動手收集資料、研究資料、進行考證、撰寫論文。洪業有的時候也身體力行的帶領學生去找資料，如王鍾翰在念洪業的課時就去“翻垃圾”，從在廠寺市肆收集回來的破爛書籍紙片中找尋史料。王鍾翰認為洪業對乾嘉學派的作法和西方的比較歸納計量都有深入體會。這種方法實際上就是盡量窮盡史料，然後比較考證發現問題，再寫成文章。洪業還開設有“遠東史”，是用英文講授的，主要是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代史。設計面比較廣，從清初耶穌會來華活動到英國政局的變化都貫穿在內，不啻是“中英關係史”。這門課對於周一良來講印象最深的是洪業的講演風采。

洪業編撰引得，實際上就是盡量對傳統的史料典籍進行科學化的整理，使之成為學術研究的工具，讓研究者盡量在史料問題上少走彎路。這種思想也影響了周的研究。周一良學習“史學方法”課的時候，在洪業的指導下開始進行專題研究，1934年3月寫有一篇研究《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的文章，後來被作為洪業主持編纂的《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引得》序言予以刊行。在這篇文章裡面周一良比較系統的運用五W的研究方法對史料進行科學化研究，而且詳細進行了原始資料的引注，對於“幾十年無人注意”的問題進行文獻研究，“論其得失”。第一節先從寫作時間和人的角度考證了“世系表由作之動機”，闡述其在史學史上的價值和影響。第二節“論其體例與取材”，從資料的來源“私家之譜”來說明該書對原始史料的利用情況。第三節到第五節分別“考其內容”，舉例說明其主要的缺點，如最大的謬誤是“其述受姓所自，及牽附宗祖也”，指出“人名脫漏”和重複記載的問題，這方面運用了史料縱向比較和橫向比較的方法。第六節從“如何”的角度評價該書的正面作用，“徵人物”、“省列傳”、“存舊譜”、“考字謚”等優點。文章後面註解23條，也都詳細按照格式注了出處。

應該說，洪業對周一良入門指導還有一篇文章，就是洪業選題並指導的畢業論文《〈大日本史〉之史學》。洪曾指導侯仁之本科論文，要求文章“務實為要”。雖然周的這篇論文除了選題以外，洪“實際上一切放手”，但應該說文章也貫穿了洪業愛國的精神和嚴謹的作風。寫完這篇文章后兩年即1937年，就爆發了日本大規模侵略中國的“七七事變”，可見洪業的史家卓識，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和理解至今仍然是需要繼續深入做的工作。這篇文章是“中國學人第一篇全面評價日本重要史學著作的文章”。可以從文章的內容來看一下洪對周的影響。卷首是“《大日本史》解題”，介紹了要研究的這本書的內容、作者、版本和年代，顯然從五W方面對這個書進行簡潔科學的概括。第一部分是引言，提出研究這個書的四個原因，“為救亡圖存計”、“砥礪學術”、再者該書“瞻詳精賅”、受“中國影響最甚”。實際上可以看出洪周對研究問題的認識，已經不僅僅是文獻研究，力圖為現實服務，提供有益的借鑒。後來周畢業后曾力求去駐日使館工作，大概與這種“務實”的目的不無關係。第二部分是進行學術研究的文獻回顧。第三部分從“經始者”、“史館及編館次第”、“撰人”、“取材”、“編撰稽誤之原因”等方面考查該書的編撰過程。尤其是對“取材”的分析，可謂是對其窮盡史料的高度評價。這種“取材”和洪授課所講有異曲同工之妙。除文獻資料和實物資料以外，“土人傳說及故老傳說”也用來“濟文獻實物之窮”。第四部分從“史觀”、“體裁”、“義例”、“考訂”、“文字”等方面進行史學批評，是比較全面和豐富的。比如說從當時的政治背景和日本的風俗文化角度對“尊神道排佛教”評論其史觀，在體裁方面稱讚其注，體現言比有據、保存史料、“志表自註明《綱目》”的特點，和《〈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引得〉序》中分析的基本相同。在對“求是”“存疑”的闡述前有些文字也可以說明周一良對於史料鑒別的認識，求是就是“實事求是的考證精神”，“治考證者必先尚懷疑，不知為不知，適所以為知也”。在結語部分，概括的指出這本書對於日本史學、學術思想、維新變法等的歷史影響。末了，有兩句話意味深長。“歷史之學其意義仍在經世致用，非僅考訂記敘而已”。第二句是對當時的日本利用“復古思想”為對外擴張繼續推行侵略政策製造社會輿論行為的批評，指出“考證精確之客觀史文”才能達到“明大義明分”的最終目的。文章的參考資料收錄有專著20部，文章26篇，不僅一一註明出處和版本，也進行了初步的考證。應該說，此時的周一良已經對於傳統的治史方法和近代西方治史方法都漸明其三昧，開始進入獨立研究的一個新階段。

周一良稱鄧之誠是他從事魏晉南北朝史“引進門的師傅。”1932年周一良補聽了鄧之誠講授的《中國通史》，以後陸續聽了各斷代史，對魏晉南北朝史特別感興趣。由於鄧之誠著《中華二千年史》無從覓得，很難了解鄧之誠的講課內容，不過我們可以從鄧之誠的《中華二千年史敘錄》和其他一些人的回憶中窺見一些鄧之誠的講授內容、講授重點、治學方法以及傳授的入門之道。

在《中華二千年史敘錄》中，鄧之誠討論了他編著通史的一些體例。第一、鄧之誠推崇紀事本末體，然後在時間綱目的基礎下在對民族變遷、制度、學術文學藝術、生計等分類的進行闡述，這樣可以保持通史的連續性和便與使用，記錄的也都是“非一人之事、瑣碎之事”。第二史料取材的次序是正史、政書、雜史、最後再參考其他書，反映出他十分重視原始資料，對於史料的重要程度和真實程度有明確的判別。第三在文字方面，他崇尚“史貴真貴簡”，用比較精鍊和準確的語言來講清問題。在這篇文章裡面鄧之誠。也對於自己的讀書治學的方法也有涉及，歸納起來就是：“多讀原書”、論斷“不欲輕下斷語”、“比較綜合”讀史可以發現“事理”和“因果”、“讀史修史貴有識”。

鄧之誠曾對譚其驤說自己搞的是“明朝人的學問”，曾要求王鍾翰他多讀顧炎武的《日知錄》。這個的“明朝人的學問”實際上就是特指“顧炎武”的方法。顧炎武治史最大的特點就是“搜落史料，印證實物”，用直接史料來訂文史。這也充分表明鄧之誠“經世致用”的治學目的。

周一良在回憶中提到鄧之誠講課中還常常講一些小典故，引起大家的興趣，啟發大家思考。鄧之誠早年曾動手編有《南北朝風俗志》，所以在講授斷代的“魏晉南北朝史”十分生動。鄧之誠的《骨董瑣記》、《骨董續記》都已經出版，這些書充分表現出他對史籍的熟悉，對充分利用乙部考證史實這種方法的嫻熟。鄧之誠還在課上向大家介紹史籍，引導大家系統專門的讀書，把他總結的“書貴細讀、尤貴甚思”的讀書方法和極其嚴謹的治學的態度都傳授給了學生。

在鄧之誠的影響和指導下，1934年周一良撰寫了《魏收之史學》，初步運用所學的方法和史料進行了第一次專門的魏晉南北朝史方面專題的研究。《魏收之史學》，主要從幾個方面證明其不是史學界普遍認為的是一部“穢史”。全文分六個方面，第一節從魏收的為人來說明魏收不是史所傳的為人有問題，一些所謂的問題實際上和當時的經濟背景、政治背景相吻合，證明其“原其本心，實無其他”。第二節是討論今本《魏書》，證明在修改、傳抄過程中出現一定的刪節和亡佚，有些部分非本人所寫。第三節討論了《魏書》的取材，通過大量的文獻比較研究斷定魏書大半取自於國史和其他史著。第四節考訂了該書的體例和書法，通過正統論和體例不一證明該書不是魏收一人所著。第五節從該書記載的事實和論斷判斷，該書大半取自國史，魏收相對還是比較“持平近是”。最後結語對魏收的《魏書》進行了公允的評價。

從史學方法來說，周一良充分運用了鄧之誠的“比較綜合”的方法發現問題，從典章制度角度解釋問題，注重生計對於歷史事件發展的影響。對於歷史典籍這一原始資料進行真偽鑒別，這也是這篇文章在周一良史學研究生涯上具有重要意義所在。在鄧之誠的影響下，周一良還寫有兩篇文章，即1935年陸續寫成的《北魏鎮戍制度考》、《北魏鎮戍制度續考》，它們是他不多見的與歷史地理相關的文章。這裡面也貫穿鄧之誠的一些研究方法，對於典章制度的深層次發掘，不僅闡明這一制度的具體安排，還從實際運作的層面進行研究，實際上就是開始從史料、文獻記載的歷史的研究上升到對實際發生歷史的研究，這應該是研究思路上的一個突破。可見鄧之誠在課堂和課下的教學談話對周史學觀的形成和成熟產生的比較大的影響。對照鄧之誠的《骨董瑣記全編》和周一良的《魏晉南北朝史札記》，我們也可以看出分條目考訂史料，重視多種材料互相參正，都有很大的相似之處，甚至連編寫方式也是札記形式，可見這位“引進門的的師傅”的巨大影響。

陳寅恪應該說是近現代中國的傑出史學家，當之無愧的“一代宗師”，對於周一良在史學研究的影響是既巨大又深遠的，很難作出全面的評價。僅在周一良求學其間所產生的引導作用就足以表現出陳卓越的史學研究才能。如果硬要歸納，陳寅恪的治學態度、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在這個時候就已經開始成為周一生都在不斷追求的目標。周一良曾經回憶那段向陳先生學習的過程，從驚嘆到佩服，從廣泛收集陳的著作到“立志走陳先生的路”。對於陳重視對歷史興亡原因的深刻探究和其史學才能尤為推重。總起來說，吳懷祺總結的周一良史學研究方法中的文字音韻訓詁方法、多種材料互相參正法、語言比較法、文化心理特徵的研究法、統計的方法、考訂源流等等的方法中，前四種都可以說是或多或少從陳那裡學來的。陳對周產生影響的途徑主要是講課、著作、私下談話和情感交流、通信討論學術問題等。

周第一次聽陳寅恪的課是1935年秋天，在清華三院，陳講的課是“魏晉南北朝史”，第一次聽的是陳對羯族和石氏來源的考證，感到“聞所未聞”，“佩服的五體投地”。現在在蔣天樞撰《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中還保存了1935年陳在清華講授“晉至唐史”的第一節課時學生卞僧慧的筆記記錄（以下簡稱卞記）。在萬繩楠整理的《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中也保存了陳1947到1948年在清華講授“魏晉南北朝史”時講述“羯族”的授課內容（以下簡稱萬記）。我們可以從其中看到陳的治學內容和方法對周的震撼力。

從陳的著作方面來說，對周的影響還很不清楚，根據汪榮祖的統計，在清華從1926到1937年間，陳寫有50篇左右的文章，主要是佛教文史和中古文史等方面的研究論文，周講“在聽課同時我又搜求陳先生髮表的論文來閱讀，有些篇讀後不甚了了”。不過我們可以知道，這些文章在某種意義上成為周學習的範文，給周研究中古文史指出了一個新的方向。

私下談話和情感交流也是周向陳學習的一個途徑，1936年夏周第一次私下請教陳，但由於陳家和周家是世交，周又“富而好學”，給陳留下深刻印象，之後周開始給陳寫信來請教問題。周一良的祖父周學海去世時，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為其撰寫墓誌，陳的大哥師曾和周叔弢為至交，在書籍、繪畫、印作等方面都有交流，陳的七弟方恪又是周叔弢青年時代的同學，陳的表弟俞大綱又是周的同學，所以這種幾代人交往的感情也增加了周和陳的親切感和歸屬感。可以有一證可以證明這一時期陳周之間的感情。1942年在周出國學習其間，陳寅恪在撰的《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的文章開端充滿感情的寫到：“今則舉浸稽天，莫知所界。周君又遠適北美，書郵阻隔，商榷無從，搦管和墨不禁涕淚之泫然也”。今日讀來仍讓人感動不已。通過這樣一種情感的交流足以證明周陳之間已經確立了言傳身教式的師徒關係。

背景事件

再者就是通信討論學術問題等等。這要先介紹一下背景。1936年秋，周為了學習陳的學問，毅然放棄燕京大學碩士，到陳指導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傅斯年當時在史語所具體負責，他是近代有名的史學家，他提出“史學就是史料學”，主張“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在他1928年發表的《史語所之旨趣》一文中所描述的一樣，要求直接研究史料，不斷擴展研究的史料，還有不斷擴展研究的工具。直接體現在史語所里，他也主張顧炎武的治學方法，就是“直接史料訂文史”。在管理上推行自由研究，也就是給研究者研究條件，充分發掘研究能力，直接在史料上下功夫。在這個其間，周一良分配到的任務是研究“魏晉南北朝史”，未指定題目或限期要求成果。周用這一年的時間“仔細點讀了八書二史，並採用笨辦法，遇人名即查本傳，遇地名就翻地理志，遇官名就檢百官志，同時對照《通鑒》的記載，參考清代錢大昕等人的考證”。在史語所其間還開始留心史料上出現的特殊詞語，有志於清儒郝懿行的《晉宋書故》未竟之業。結果就是“水到渠成”，寫了三篇文章《南朝境內的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宇文周的種族》、《領民酋長與六州都督》。寫文章《南朝境內的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時和陳寫信討論過奚族的問題，陳也經常給其回信，思想十分活躍，由於文革等的原因，這些通信沒有保存下來，我們只能從文章來討論陳對周的影響和啟發。

1946年，哈佛畢業的周一良回國后，先後執教於北大、清華等名校，主攻魏晉南北朝史，陳寅恪對他讚賞有加。然而幾年後，周一良全然放棄古代史，燒掉博士證書；他吟詩給幹校勞動的妻子“涼風颼屁股，冷氣入膀胱”，還寫文章批判恩師胡適和陳寅恪。這一突變讓很多人難以接受。朋友寫信罵他“無恥之尤”；其妻也備感內外受敵；陳寅恪則在文集再版時刪掉回憶周一良的文字。周一良本人卻渾然不覺。知識分子改造進入高潮時，出身大家的他陷入深深的悔恨：“我決心改造自己，力求進步。”孩子不能上大學，他寬慰地認為不上大學才對。他拒絕與漢學家牟復禮聯名寄卡片，因為牟復禮曾是哈佛陸軍特別訓練班學員。他把“文革”看作是改造會，“對所受非人待遇甘之如飴”（兒子周啟博語）。參加“梁效”寫作組時，他以為是組織對自己改造成果的肯定，每每奮筆熬至深夜，欣喜於古文知識能“服務於革命路線。”當“梁效”寫作組接受政治審查時，周還懵懂地說：“從未意識到批儒是指周總理，也從未聽到任何暗示。”

直到30年後，周一良才幡然悔悟。在“梁效”寫作組某成員的追悼會上，一句“五十年風雲變幻，老友畢竟是書生”的輓聯深深觸動周一良，使他重拾荒廢多年的古代史研究。可惜時光不再。中華書局曾經出版了一本他的《魏晉南北朝史文集》，被他戲稱為“我的前半生”，因為收的都是他解放以前的論文。他承認，解放以後他寫的文章“大多是奉命或應邀之作……不足以言研究也。”他把那段“紅與黑”的心路歷程記載下來，並把那張“無恥之尤”的信紙壓在玻璃板下。每每約見晚輩，不講學術，卻談人生。20世紀末，在一次陳寅恪的紀念會上，已經坐在輪椅上的周一良作了《向陳先生請罪》的發言：“我相信我這個迷途知返的弟子，將來一旦見陳先生於地下，陳先生一定不會再以破門之罰來待我，而是像從前一樣……就如同在清華新西院、紐約布魯克林26號碼頭輪船上，嶺南大學東南區1號樓上那樣的和諧而溫馨。”

周一良在文革中追求“進步”，寫文章批判恩師胡適和陳寅恪，朋友寫信罵他“無恥之尤”；他以學術為政治服務來治學術，已完全背離了學術精神。然而，文革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特殊時代，我們不能也不敢苛求一個“書生”在那樣一個時代中堅持自己的學術操守。幸而周一良晚年又重新回到了學術著述的道路上，為中國古代史研究做出了新的貢獻。

周一良墓位於北京西靜園北區七列九排，墓顯得特樸實，漢白玉的墓碑，漢白玉的墓身，墓前栽有一棵小樹。唯一不同的是碑上的字已經刻好，但還沒有上漆。碑的正文寫到：“泰山情侶周一良鄧懿之墓”，碑的左上鐫刻的是出生時間：“生於一九一三年一月十九日一九一四年四月十七日”，碑的右下鐫刻的是去世時間：“故於二OO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二OOO年二月二十三日”，碑的背面刻有先生後人的名字。就在墓身上，發現周先生自己撰寫的墓誌，似乎也是一幅輓聯：“自古文史本不殊途，同學同事同衾同穴，相依為命數十載，悲歡難忘；對外漢語雖非顯學，教師教生教書教人，鞠躬盡瘁多少國，桃李芬芳。惜蘿廠先行，未能攜手進藍旗營新居也！郊叟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