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其驤

1911年（清宣統三年）2月25日，譚其驤在2歲時就隨父親回到家鄉，以後進家塾、小學、秀州中學。

1932年（民國二十一年）春，離研究生畢業還有半年，譚其驤就已寫好論文，由伯父新嘉先生介紹，進北平圖書館當館員。他當年就在輔仁大學兼課。

1933年（民國二十二年），起又相繼在燕京大學、北大等學校兼任講師。同時在《史學年報》、《燕京學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很有見地的論文。

1934年（民國二十三年），協助顧頡剛創辦《禹貢》半月刊，籌備成立禹貢學會。

1935年（民國二十四年）后，他辭去圖書館的職務，專在大學教書。是年秋至翌年夏曾到廣州學海書院任導師。

1936年（民國二十五年）秋回到北平，任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兩校的兼任講師。

1940年（民國二十九年）春，到貴州浙江大學任史地系副教授。

1942年（民國三十一年），任貴州浙江大學任史地系教授。

1946年（民國三十五年），隨浙大回到杭州，並給上海暨南大學兼課。

1950年，浙江大學停辦歷史系，他轉到上海復旦大學任教授。

1954年，起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1978年2月，因長期緊張工作所累，譚其驤突發腦血栓，不久又致半身不遂。

文科學者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1982年-1986年，任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

198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90年，改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1992年8月28日，因病醫治無效，在上海逝世，享年82歲。

20世紀50年代以後，譚其驤對黃河、海河、長江中游水系變遷進行了系統研究，撰寫了《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後會出現長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提出以牧業為主的民族遷入中游地區和人口銳減造成前農墾區縮小，客觀上減少了水土流失量，是黃河長期安流的決定因素。他還發現了一條從未被人所知的上古黃河故道，從而證實了西漢以前黃河下游的改道曾極其頻繁。他對海河水系的形成、上海的成陸過程、洞庭湖的變遷、鄱陽湖的形成等都做過專題研究。這些成果不僅對自然地理、歷史地理研究具有重大意義，而且還對中國的災害防治、水利開發和現代化建設具有現實指導意義。20世紀60年代以來，譚其驤明確提出，歷史地理學的組成部分、研究對象與現代地理是完全一致的，但由於這些現象發生在過去，研究時不能不運用歷史學的方法，必須重視文獻資料和前人成果。

主編及主持編繪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是迄今最權威的中國歷史政區地圖集，被評為新中國社會科學最重大的兩項成果之一。還主持編撰了《中國國家地圖集歷史地圖集》《中國歷史大辭典》等大型圖書，主編《辭海歷史地理》《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黃河史論叢》和《歷史地理》雜誌等。對歷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有獨特見解，如對歷史上黃河河道的變遷及多災的原因、歷史時期洞庭湖和鄱陽湖的變化、海河水系的形成和演變、上海地區成陸的過程等都有深入研究。發掘和整理古代地理遺產，糾正了前人的錯誤，闡述了古代著作的科學價值。著有《長水集》《長水集續編》等。

論文著作

譚其驤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他治學嚴謹，誨人不倦，培養了一批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培養中國首批2名文科博士生，學生有葛劍雄

譚其驤是第三、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他是中國地理學會的發起人之一，歷任理事。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上海市史學會副會長及代會長等。歷任復旦大學歷史系主任，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主任，復旦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當選為第三、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第八屆政協委員。歷任中國歷史學會常務理事，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上海史學會副會長，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中國地方史志協會顧問，國家教委中小學教材編審委員會顧問。

1981年，以來任《歷史地理》主編。

1986年，成立的第七屆支社上又被推選為顧問。

1983年，譚其驤當選為九三學社第七屆中央委員會顧問。

1988年，當選為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參議委員會委員。

1981-1985年，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

譚其驤先生對學術鍥而不捨、終生以之，集中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品德。他淡泊名利，將國家的利益永遠放在個人的名利之上。他恪守學術求真求實的原則，堅持真理，絕不採取實用主義的做法。他低調嚴謹，從不自標“新潮”，樹立“體系”，甚至沒有一部系統的專著，但他的學術成果卻因富有創新、厚重難移而為學界所推崇。他是一位真正的學術大師。譚其驤先生又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他盡傾心力，誨人不倦，教導學生實事求是，不迷信權威，敢於提出新見，超越前人。（九三學社副主席邵鴻評）

譚其驤先生一生恪守“鍥而不捨，終身以之”的學術態度，打通傳統考據學與現代地理學，將中國舊式的沿革地理髮展成為現代歷史地理學。（復旦大學評）

譚其驤先生在中國歷史地理學發展中的奠基作用。（復旦大學黨委書記秦紹德評）

每每回想起老師，我總是滿懷激動與深情，他的學識、才華和人品，他給予我的指導和關心，這些重疊成師恩的具象，我感恩老師，也會把老師的學術風格與思想傳承下去。（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葛劍雄評）

新中國以後，中國史學界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最有成績的工作之一，就是在譚其驤同志和其他同志領導之下編纂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