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念海

1934年初，《禹貢》半月刊創辦並隨之成立禹貢學會，史念海從一開始就成為《禹貢》的主要作者和禹貢學會會員。

1936年大學畢業后，留駐學會，協助顧頡剛編輯出版刊物。大學畢業前，他受顧頡剛之命，撰寫《中國疆域沿革史》一書，於 1937年出版，成為我國現代第一部公開問世的沿革地理專著。

1936—1937年6月，在北平任禹貢學會編輯，併兼任河北通志館編纂。“七七”事變後日寇侵佔北平，輾轉遷至西北；

1939年3—7月任平涼師範教員，同年10月至1940年8月任察哈爾蒙旗特派員秘書（駐榆林）。

1941年9月—1946年12月，在重慶任國立編譯館副編審，還兼任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1947年1月—1954年10月，先後擔任蘭州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代主任；

1948年10月調到西安，任西北大學歷史系教授、系主任。

1954年11月，調至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任教授兼系主任；

1978年任副校長；

1983年轉任唐史研究所與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

2000年1月改任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名譽主任以及歷史文化學院名譽院長。

治學之路

史念海在北平輔仁大學歷史系讀書時，校長史學家陳垣先生親自給學生上課，課讀甚嚴。加之強鄰侵逼，國難深重的現實，促使先生髮憤為民族振興、國家富強而刻苦學習，因此學業進步甚速，三年級時就把大學本科生的全部課程修完，為進行史學研究打好了基礎，由於受到清代乾嘉學派的影響，也是出於對陳垣先生的欽慕，史念海對考據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因此，在四年級時就連續寫出了《兩唐書地理志互勘》《西漢侯國考》等論文，受到當時在北京大學、燕京大學講授中國古代地理沿革史課程的史學家顧頡剛先生的識拔，遂經顧先生介紹加入了禹貢學會。大學畢業后又被聘為該學會的編輯。學會的活動為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堅固的基礎。史念海正是在禹貢學會的強烈愛國主義思想與嚴謹治學的精神熏陶下，走上了歷史地理學治學道路的。他的第一部學術專著《中國疆域沿革史》正是在這種時代背景與環境氛圍中，在顧頡剛先生具體指導下，僅用一年多時間就寫成，交商務印書館作為《中國文化史叢書》之一出版的。此書全面總結了中國2000多年來沿革地理學的研究成果，系統論述了上起大禹治水分州之傳說時代，下迄民國時期歷代之疆域分佈與政區設置，不僅在許多問題上提出了獨到的見解，而且還突破了前人所劃定的沿革地理學的範圍，在有關人口、都城等方面作了考證分析，並開了中國現代歷史地理研究的先河。至今，這本《中國疆域沿革史》仍是青年學者從事歷史地理研究必讀的入門書。特別是作者痛感當時中國“邊圉不整，強寇壓境，虎視鷹瞵，直欲得我而甘心”的危殆局勢，除專設“鴉片戰後疆土之喪失”一章以引起國人注意外，還多處對歷史上抗敵守邊的民族英雄大加褒揚，並疾呼“光復舊土，還我山河，是在吾人好自為之”，愛國激情充溢於字裡行間。這部中國現代最早公開問世的歷史地理專著，是史先生在學術上取得的一個顯著成績，這自然也是他遵奉師教、勤奮工作、勇於開拓的結果。

上下求索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史念海為避敵追捕，輾轉來到後方，先在西安之西北文化學社及陪都重慶之國立編譯館擔任編輯與副編審等職，后又進入大學從事教育工作，曾擔任遷至重慶北碚之復旦大學副教授與蘭州大學教授兼代系主任、西北大學教授等教職，並繼續從事歷史地理研究。在中華民族英勇抗擊日寇侵略的嚴峻形勢面前，史先生出於更好地報效國家的心愿，開始深刻地思索如何發展歷史地理學的問題。他清醒地看到，雖然禹貢學會創立之初，就如其半月刊英文譯名所標示的那樣，包孕有建立中國歷史地理學這門現代學科的意圖(《禹貢》半月刊英譯名是“中國歷史地理半月刊”)，但由於學會中大多數人原都是師承乾嘉學派，擅長考據之學，加之盧溝橋事變後日寇很快侵佔華北，學會被迫中止活動，因此還遠沒有完成這一任務，大多數研究工作仍然停留在沿革地理學的範圍內。沿革地理學的研究工作誠然可以為世所用，但其功效究竟有限。由此，史先生一度深感迷惘，繼之起而探索。

所持觀點

儘管當時史念海並沒有獲得如建國后那樣對歷史地理學性質、任務的明確認識，但已樹立了兩個基本觀點：一是歷史地理學不能只限於沿革地理學這樣一個部分，否則就將難以說明歷史時期的若干地理現象以及和地理有關的歷史事實；二是歷史地理學只有朝著前述方向努力才能廣泛地為世所用，也才能獲得無限的生命力。有了這樣的一些認識，史先生便開始思考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並試圖具體加以運用。由此就想到中國古代運河開鑿問題。由於運河既是航道，又可用於灌溉，除有利於農業生產與交通貿易外，還在軍事征戰及維繫一些王朝的統一方面具有明顯作用。因此，中國歷代運河的興修，從一個方面反映了人類對自然的利用與改造，也反映了自然條件的變化對社會的反作用。鑒於如上的理解，於是史念海決定選擇運河這一課題開展研究，希圖通過探明運河變遷的原委，使開發水利有所借鑒。經過多方努力，終於撰寫成《中國的運河》一書，1944年由重慶史學書店出版發行。這本著作顯然是史先生在艱苦的條件下為推進歷史地理學的發展而上下求索的一個重大成果、既體現了史先生對中華民族神聖抗戰事業充滿必勝的信念，也寄託了一個愛國的學者期待著祖國光復后能迅速走上富強康樂大道的熱烈執著之情。該書的出版，對中國運河的研治工作影響甚大，書中一些論點和資料至今仍常為一些學者所引用。史先生感到40年前撰寫該書時，雖然認識到研究運河不能僅限於探索各條運河的沿革，也曾試圖說明事物變化的緣由及其過程和影響，但仍是由史學著眼和立論，偏重於社會和人事方面，在自然因素的分析論證方面顯得少了一些，因此決定根據當時對一些主要運河的野外考察所得，加以充實增補，交陝西人民出版社再版發行。

新的開拓

建國不久，史念海在院系調整中從西北大學調至新分建的西安師範學院(后改名為陝西師範大學)，史念海長期在歷史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后又升為副校長。這期間，他開設了《中國歷史地理》課程，力圖建立起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理論體系。為此他自覺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指導自己的研究工作，因而對人類社會與地理環境；人為活動與環境變遷之間的辯證關係，由40年代的自發認識階段，飛躍到自覺認識階段，確認歷史地理學是研究歷史時期地理現象和人與地的關係的學科，是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其任務是不僅要弄清自然環境本身的演變過程，更要探明自然環境受人的影響而演變的過程，從而找出人、地之間相互影響的規律，為人類利用、改造自然環境提供科學依據與歷史借鑒。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他一方面結合教學工作編著《中國歷史地理綱要》一書，一方面結合國家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需要開展科學研究。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他著重圍繞黃河流域歷史上的經濟發展問題，從農業、蠶桑、交通道路、居民聚落與經濟等多個側面，論證分析了它們的地理分佈與變遷過程，揭示出黃河中下游地區自新石器時代起，直至唐朝前期，一直是全國經濟文化重心，是最主要的糧食產區。1963年他將這方面的多篇論文，彙集成冊，由摯友史學家白壽彝教授命名為《河山集》，成為中國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歷史經濟地理論文集。

高齡考察

如果說50年代與60年代史先生還主要依靠史籍資料，運用考據的方法研治歷史地理學，那麼，到了70年代初，他與有關一起承擔了陝西省軍事歷史地理的研究，不久又應中國科學院的約請與譚其驤院士等主編《中國歷史自然地理》后，根據研究工作的需要，他以花甲之年毅然走出書齋，投身於野外實地考察，將文獻考證與野外考察結合起來，在科學研究道路上邁出了極為重要的一步。十幾年來他北越陰山，西抵青海，南達珠江，東迄渤海，大河上下、長城內外、運河沿岸以及許多故壘廢墟、荒山深溝之間，都留下了他艱辛跋涉的足跡。通過考察使他開擴了視野，擴大了研究領域，還獲得了現場第一手資料，訂正補充了文獻中許多訛傳與疏漏，不僅出色地完成了國家委託的科研任務，也使他最後實現了由研治沿革地理學向研治歷史地理學的飛躍。

考察研究

談到野外考察，史念海感觸良多。並深有體會地說，像他這樣的人，如不出野外，也可寫文章，出版論文集，而且寫出的文章都是有根據的——有文獻根據。然而，那樣做就難免會因襲古人的陳說與謬誤。文章儘管寫得漂亮，實際意義並不大。有許多問題，一到野外就能搞明白，何樂而不為呢？因此，他認為從事野外考察是歷史地理學者必須掌握的工作方法，只有將野外考察與文獻考證結合起來，才能推動歷名地理學者不斷學習採用新的研究手段，獲得真知灼見，提高學術水平。

求真求實

六七十年代，史念海緊密結合根治黃河與綜合整治黃土高原的工作，廣泛發掘史料，深入進行考察，相互參證，闡幽扶微，詳細論證了黃河中游黃土高原的侵蝕與原隰梁峁的變遷，以及河道的側蝕、下切，黃河下游的堆積及由此引起的湖泊的淤平、城池的湮沒、丘陵的沉淪、平原地勢的高起與土壤的變化，黃土高原農牧業發展與分佈區域的變化，森林、草原的變遷以及由此引起的生態環境的變化。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將黃土高原與黃河的治理作為一個整體，提出了綜合治理的方略，前後撰寫論文30餘篇，1981年，從中精選部分篇章編成《河山集》二集，交三聯書店出版。由於這些論文立論嚴謹縝密，根據充分堅實，論證全面精詳，所提建議又能切中要害，所以不僅得到學術界的交口讚譽，還得到農、林、牧、水利與水土保持等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達到了“求真求實，為世所用”的治學目的。

把握時機

史念海說：“中國歷史地理學有著世界上其他國家很少具有的悠久的歷史淵源，只要把握好眼下的大好時機，進一步開拓進取，就一定能使具有中國特色地歷史地理學學科體系更完善，理論更精湛，研究方法更先進，在現實生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為此就必須使這門學科取得更全面的發展”。就他本人來說，《河山集》三、四集業已編就，今後還將繼續編下去。與此同時，他還將進一步辦好由他主編的《中國歷史地理論叢》，藉以活躍研究工作、培養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