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功

1901年（清光緒二十七年）11月7日，魏建功生於江蘇省如皋縣第十五區西場（現江蘇省海安縣西場鎮）。魏建功的祖父魏慰農是清末秀才，是如皋縣第十五區西場兩等小學堂董事會的董事長，做了很多辦學興教、修橋建路的事情。他的父親繼承、經營了家業。

魏建功少年時曾在南通七中就讀，受到有著深厚國學根基的老一輩語言學家孫錦標（伯龍）、徐昂（亦軒）的獎掖和乾嘉學風的熏陶，愛聽講文字訓詁，對“小學”很感興趣。

1910年（清宣統二年），魏建功隨舅父仲民新來到如皋師範，並經考試合格，編入如皋師範附屬三年制高等小學一丙班。

1913年上半年，以優異的成績通過預選，提前升入如皋師範預科學習。不久，他的老師繆文功被江蘇省學務總會選中，由江蘇巡按使公署任命南通的省立第七中學即南通中學校長，繆為改變南通中學的面貌，開創新的局面，擬從如皋師範挑選一批優等生，隨他去南通。他的設想得到沙元炳的支持，於是魏建功被選去南通中學繼續攻讀。

1918年（中華民國七年），魏建功從南通中學畢業。

1919年，魏建功考入北京大學預科，靠江蘇同鄉會每季40元的經濟補貼，半工半讀維持學業。在預科學習期間，他已有志於民間歌謠和方言的研究。

1919年（中華民國八年），魏建功考入北京大學，靠江蘇同鄉會每季40元的補貼，半工半讀維持學業。當時的北大和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劉半農、錢玄同、胡適等一批名流學者聯繫在一起，正是輝煌時期。魏建功在北大成了錢玄同的得意門生。“五四”運動爆發后，他立即響應北大學生倡議，以母校如師為主成立如皋縣學生聯合會，選舉馬頤為會長。

1919年6月4日，學聯獲得一個重要情報，大同洋貨店藏有一批日貨，價值數千元之巨，他們立即召集如師學生200餘人，浩浩蕩蕩奔赴大同商號，魏建功帶頭衝進去教育他要奉公守法，交出日貨，聽候處理。顧澄之置之不理，馬頤帶人進入搜查，終於從密室里搜出洋傘、洋沙、洋鍛、洋嗶嘰等日貨，全部搬往城隍廟廣場付之一炬。魏建功隨即在大同商號店門上貼了兩幅標語：“辱國都討之，賣國者誅之”，在全城影響很大。

1921年（民國十年），魏建功進北大研究所國學門，邊工作邊學習。在錢玄同、沈兼士、馬裕藻、沈尹默等名家指導下，熟悉了文字、音韻、訓詁等專業知識，打下了厚實的底子。此期間，他為顧頡剛審訂北京《晨報》登載的歌謠注語，考證方言本字；參加收集歌謠、編《歌謠周刊》、整理明清檔案、纂輯工具書、考古調查、方音調查、民俗調查等活動，還參加了清室善後委員會接收、管理故宮的工作。

1922年（民國十一年）6月，魏建功和同學范用余（亦為如師校友）提前離京回到如皋，與時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攻讀的如師校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吳亞魯，共同策劃於6月22日在如師附小開會成立進步組織“平民社”。大會選舉吳肅（亞魯）、魏建功、范用余等為理事，理事會推舉吳肅全面負責。平民社成立后，還在如皋公開出版《平民聲報》，進行社會主義思想的宣傳。

1923年，魏建功在北京大學求學時，他寫下了《搜集歌謠應全注音並標語調之提議》，認為歌謠的採錄應該注意到聲音方面，對歌唱時的實際語音要加註，並標語調，這樣可以得到真切而有價值的方言調查材料，給研究語言學以有力的幫助。

1925年（民國十四年），魏建功在北京大學中文系以優異的成績畢業，留校當助教，協助劉半農做“語音樂律實驗室”的工作，同年年錢玄同、黎錦熙創辦捍衛白話文的《國語周刊》，魏建功是主要撰稿人之一。

1928年（民國十七年），魏建功參加了“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並被推為常務委員，委員則有蔡元培、胡適等31人。這期間，魏建功參與決定用北京語音為國語標準（今稱普通話），推行注音字母和國語羅馬字方案，舉辦講習所，創辦刊物等。

1929年（民國十八年），魏建功重返北大中文系，歷任助教、副教授、教授至抗戰開始。八年中他潛心於教學與科研，學術思想日趨成熟。他在文學音韻訓詁方面的研究，注重結合現實的語文工作，提倡為實際需要服務。他通過對北平音系的形成歷史的研究，斷定北平音系是中國標準語演變最晚出的結果。為此，他發表了《說轍兒》《情詢如北平音系十三轍序》。

1930年（民國十九年），魏建功先後發表了一系列研究中古韻書的論文。如根據《切韻》與六朝韻書點系來研究《切韻》性質的《陸法言切韻以前的幾種韻書》，根據唐宋兩系韻書的差異說明《廣韻》與《切韻》關係的《唐宋兩系韻書體制之演變》等，補充、發展了前人的學說。

1935年（民囯二十四年），魏建功發表了《古音系研究》。這部研究音韻學史的專著是他的代表作。全書約三十萬字，分別就古音系的分期，古音系的內容，研究古音系的材料、方法和條件，以及古音系研究的實際問題，闡述了自己的見解。魏建功多年來攻治音韻學和從事教學工作所積累的成果。它不但彙集了前人研究音韻學的經驗，也為後人繼續深入研究創造了條件。除了音韻學上的價值之外，對研究方言學和文字訓詁學也是一部不可或缺的參考書。它在漢語語音的研究上同樣佔一席地位，博得中國國內外學者高度評價和讚賞。這一期間，魏建功先後開設了聲韻學概論、方言研究、等韻研究、民間文藝講話、聲韻學史、古音樂研究等8門課程。

1940年（民國二十九年），“國語統一籌備會”改名為“國語推行委員會”。魏建功由西南聯大轉到四川白沙，他在國立西南女子師範學院創辦了“國語專修科”。這是國語推行委員會在中國設立的三個“國語專修科”之一。

1941年（民國三十年），魏建功參與編訂的《中華新韻》由當時的國民政府明令頒行，成為國家韻書。

1944年前後，“國語推行委員會”分別在西北地區和重慶地區設置了兩個推行國語的據點，西北地區由黎錦熙負責，重慶地區由魏建功負責。

1945年（中華民國三十四年）8月，魏建功以“國語會常委”的身份，被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借調”去台灣推行國語，作為"台灣國語推廣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為台灣地區倡導國語竭盡全力，使台灣地區成為中國最早普及漢語國語的省份。立即和副主任委員何容等著手推行國語的工作。魏建功和大家一起，對台灣同胞學習國語的現狀和問題進行了認真地調查研究，並以他語言學家的專業學養和多年從事國語運動的經驗，擬定了“台灣國語運動”的六條綱領；提出了“以台灣方言對應普通話規律學習國語”的方法；並連續在報刊上發表了《國語運動在台灣的意義申解》、《何以要提倡從台灣話學習國語》《怎樣從台灣話學習國語》《學國語應該注意的事情》《台灣語音受日本語影響的情形《日本人傳訛了我們的音》等大量文章，從理論上指導國語運動的開展。

1946年（民國三十五年）4月，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正式成立，魏建功擔任主任委員。由於日本侵佔台灣后強制推行奴化教育達半個世紀之久，台灣省的中年一代多數人雖尚能講些母語，但因受奴化教育影響過深，講日語、寫日語，讀日文書，用祖國語言交流已退到家庭的狹小範圍；而青少年則大多已不能講自己的母語了。台灣光復后，台胞們學習國語熱情高漲。為了加快國語普及的推進速度，魏建功提出切實可行的在台灣推行國語的幾條原則，如：實行台灣話復原，從方言比較學習國語；注重用國音讀字，由台灣話讀出音引渡到國音；研究台灣語與國語的詞類對照；利用注音符號貫通中華文化等等。在他的提議下，廣播電台開設了國語講座。這段時間，他所撰寫的《國語運動綱領》《日本人傳訛了我們音》《學國語應注意的事情》等文章，非常直接、適時地指導著台灣的國語運動。

1946年11月，魏建功專程回到北平招聘“國語推行員”赴台，分派到台灣各地民眾教育館去協助開展國語運動。

1948年（民國三十七年），魏建功回到他的母校，北京大學，任中文系教授，10月他在台灣為推行國語運動做了最後一件事，即把當時設在北京的《國語小報》連人帶設備遷到台灣，創辦了《國語日報》后旋即回京，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1949年4月，魏建功參照大家的意見，擬了編寫字典計劃，設想所編字典應具有的“十大特色”：1.就實際語言現象編定；2.以音統形；3.以義排詞；4.以語分字；5.以用決義；6.廣收活語言；7.由音求字；8.由義選詞；9.適合大眾；10.精選附錄。使之成為適合廣大民眾需要的基本工具。

1950年，魏建功應邀牽頭組建新華辭書社併兼任社長，開始主持編纂《新華字典》，經3年苦戰，《新華字典》於1953年10月面世。全書70萬言，收錄6840個字，其特色為“以音絕字、以字統義、以義統詞”，體現了魏建功“音為基礎”的一貫主張，著名語言學家袁家驊評價說：《新華字典》擺脫了舊字典註釋“某，真也”陳陳相因的老套子，每個字的釋義都明白如話，真是大功力。

1952年，魏建功被聘為政務院文教委下設的中國文字改革研究會12名委員之一，兼文字整理組副主任。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漢字簡化方案》的制訂工作中，因為自己的多年夙願將要在新中國實現了。

1954年，魏建功被推為經文改研究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決定組成的“七人小組”成員，具體主持《常用字簡化表草案》第五稿的修訂。可以說，魏建功為中國的語言教育、文字改革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1955年，魏建功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院院士。

1959年，魏建功受國家委託在北京大學創辦古典文獻專業，為培養古籍整理的專業人才付出了心血。他所教過的學生很多已成為中國語文及古典文獻教學和學術研究方面的骨幹和專家。代表作有《古音系研究》等，主要著作收入《魏建功文集》。

1972年，魏建功被北大派遣參加中央委託北京市委召開的批判林彪罪證座談會。

1973年6月，他又被派參加中央委託北京市委召開的第二次批判林彪罪證座談會。

1979年，魏建功的腎功能已經嚴重損傷，卻依然咬緊牙關堅持認真審定《辭源》的稿件，經常工作至深夜。1980年2月18日他終因病故去了。

1980年2月18日魏建功因病故去，終年79歲。

魏建功在音韻學方面造詣很深，成就也最大。1935年發表的《古音系研究》這部研究音韻學史的專著是他的代表作。他認為歷來講音韻沿革將古音、今音和等韻絕對分開是不對的。所以他在本書的開始便有三點說明：一、凡是在今日國音以前的音韻研究皆屬於古音系的研究；二、凡是中國語言文字所表示的音的內容都是古音系研究的對象；三、古音系的研究擔負著中國語音語言史的研究任務。這也是他寫這部書的指導思想。對於古音系的研究材料，魏建功認為古音系時間悠久，地域廣闊，取材範圍應該包羅古今，細大不捐，兼收中外，畛域無限。在取材方面，他提出利用現代方音作為構擬古音的旁證；他強調了活語言和各種語言材料對研究古音的重要作用，在分部中提出“聲韻兼顧”、“時地劃清”、“著重語言”等原則；在審音中提出“沿革比較”、“連綿詞及古成語釋音”、“語根轉變考釋”等方法，都是發前人所未涉及。至於在“論變”中提出的“音軌原則”更是他的獨創。這部書在音韻學研究上獨具特色，是魏建功多年來研究音韻學和從事教學工作所積累的成果。它不但彙集了前人研究音韻學的經驗，也為後人繼續深入研究創造了條件。除了音韻學上的價值之外，它對研究方言學和文字訓詁學也是一部不可或缺的參考書，它在漢語語音的研究上同樣佔一席地位，博得國內外學者高度評價和讚賞。

這一期間，魏建功先後開設了聲韻學概論、方言研究、等韻研究、民間文藝講話、聲韻學史、古音系研究等8門課程。20世紀30年代北大中文系有“三大概要”的說法，就是指胡適的《中國文學史概要》、沈兼士的《文字學概要》和魏建功的《聲韻學概要》。

在研究韻書系統方面，魏建功是繼王國維后較有成就的人之一。他先後發表了一系列研究中古韻書的論文。如根據《切韻》與六朝韻書關係來研究《切韻》性質的《陸法言切韻以前的幾種韻書》，根據唐宋兩系韻書的差異說明《廣韻》與《切韻》關係的《唐宋兩系韻書體制之演變》等，這些研究成果補充、發展了前人的學說。

在音韻學研究中，魏建功非常注重考據，提倡“樸學”精神，他利用經典中的韻文、漢字諧聲偏旁以及其他材料來考證古音，講求材料的翔實和方法上的嚴謹。新中國成立后發表的《〈切韻〉韻目次第考源》《〈切韻〉韻目四聲不一貫的解釋》都反映了他做學問的這一特點。

魏建功從事語言文字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數十年，在各大學講授過多種語言文字課程。他所教過的學生很多已成為知名的專家學者，正在為實施科教興國的戰略，推進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做著不懈的努力。

1946年4月，魏建功擔任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

1948年，魏建功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並先後擔任或兼任中文系系主任、副校長，新華辭書社社長、《中國語文》雜誌常務編委、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等職。

新中國成立初期，魏建功被聘為文字改革協會常務理事。

1951年加入九三學社，任九三學社第三、四、五屆中央委員會常委，第六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1952年，魏建功被聘為政務院文教委下設的中國文字改革研究會12名委員之一，兼文字整理組副主任。

1950年8月1日，魏建功兼任新華辭書社社長。

1955年，魏建功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院士）。

魏建功從事語言文字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數十年，在各大學講授過多種語言文字學課程，如：聲韻學概要、等韻研究、聲韻學史、文字學、漢字形體變遷史、說文解字研究、普通話語音史、中國語文概論、方言研究等，為發展祖國的語言文字科學貢獻了畢生的精力。他熱情關懷青年的進步和成長，培養古籍整理研究人才。他所教過的學生很多現已成為知名的專家學者，正在為實施科教興國的戰略，推進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做著不懈的努力。（九三學社評）

縱觀其一生，他以語言文學為工具、以提高民族文化素質為己任，為貫徹黨的語言文字政策，為漢語言文字的標準化並走向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南通日報評）

魏建功以語言文字為工具，以提高民族文化素質為己任的精神永存。後人曾賦詩讚頌他“精研音韻千秋業，國語推行不世功”，他是國家之光、民族之星，更是海安、如皋人民的驕傲與光榮。（鳳凰網評）

北大教授中或長於書法，或精於書論，懷瑾握瑜者代不乏人。先後有：馬敘倫、鄧以蟄、魏建功、向達、馮友蘭、朱光潛、宗白華、王力、黃子卿、楊周翰、周祖謨、李志敏、羅榮渠⋯諸先生。他們以器識為先，以人品、學養（學術品位）領字。他們的作品中不是書家、勝似書家，蘊藉風流、韻味醇深的濃郁的書卷氣迥然不同於流俗的那種“匠氣”。（北京大學教授、書法家陳玉龍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