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兼士

沈兼士（1887年-1947年），名堅士，原籍吳興（今浙江湖州）。沈尹默之弟。中國語言文字學家、文獻檔案學家、教育學家。1887年7月31日出 生於陝西省漢陰縣城，1905年19歲時與兄沈尹默自費東渡日本求學，入東京物理學校。時章太炎先生居東瀛，沈兼士拜其門下，並加入同盟會。歸國之後，先後任教於北平大學（今北京大學）、輔仁大學（今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廈門大學等多所高校。1922年在北京大學創辦研究所國學門，任主任。曾與其兄沈士遠、沈尹默同在省立一中、北大任教，有“北大三沈”之稱，為中國新詩倡導者一。沈兼士創立漢語“文字畫”、“初期意符字”等學說，是清末檔案整理的開拓者。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倡導並寫作新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參加者。抗戰期間，曾任《魯迅全集》編委，參與組織抗日團體“炎社”。在訓詁、文字、音韻、檔案學等領域獨有所識，建樹頗豐。著有《文字形義學》、《廣韻聲系》、《段硯齋雜文》等。

1947年逝世，享年六十歲。

由中華書局1986年出版的《沈兼士學術論文集》，收入有關文字學沿革研究的文章42篇。包括文字訓詁、書籍序跋、歷史檔案整理等三方面內容。

沈兼士於1947年8月2日因腦溢血病逝於北平，葬於京西福田公墓。在他的追悼會上，金息侯先生親筆撰寫的輓聯是：

三月紀談心，君真兼士，我豈別士；八年從抗戰，地下輔仁，天上成仁。

這如實地概括了沈兼士坦白厚道、濟世愛國的一生。

1922年，沈兼士主持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他帶領學生及同仁將久積凌亂的故宮清代檔案整理出來，受到蔡元培先生的高度稱讚：“有功史學，夫豈淺鮮。”也就是這一時期，他成功地阻止了文溯閣《四庫全書》的外流。國寶免遭劫難，沈兼士立下大功。

1925年，在女師大風潮中，沈兼士同魯迅、馬幼漁、錢玄同等人站在一起，發表了七人簽名的《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聲援女師大同學的正義鬥爭。1926年，他隨魯迅先生同赴廈門大學國文系任教，不久返回北京任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館長。1929年，他進輔仁大學，任文學院院長。這一年5月，魯迅從上海北返探親，重見了當年的老友，曾不無感慨地寫信給許廣平說：“南北統一后，正人君子們樹倒猢猻散，離開北平，而他們的衣缽卻沒有帶走，被先前和他們戰鬥的有些人拾去了。未改其原來面目者，據我所見，殆惟幼漁、兼士而已。”老朋友沈兼士本色依然，深得魯迅信任。

抗戰開始后，沈兼士滯留北京，仍在輔仁大學執教，與同人英千里（英若誠之父）、張懷等秘密組織“炎社”（后又改為“華北文教協會”）進行抗日鬥爭。這些人的抗日行為，最終為敵憲所聞，偵騎四齣，並被列入黑名單中進行追捕。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沈兼士於1942年12月16日微服潛出北平，輾轉到了重慶，於中央大學師範學院任名譽教授，直到抗戰勝利。

抗戰勝利后，他被政府任命為教育部平津區特派員，負責接收敵偽文化教育機關。其後復任教輔仁、北大二校。沈兼士在抗戰中的表現，充分體現了一個民族志士的正氣與大節，可圈可點。

他的學生，後任台灣輔仁大學教授的李維曾這樣評價他：“自古風流蘊藉，最擅佳名，惟世間究有幾人如是，殊難言之，雖然，先生固真名士。”

北京 福田公墓 沈兼士墓：

沈兼士先生是我國現代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一生致力於語言文字研究，最突出 的成就是建立“語根字族”之學。

沈先生的字族理論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祛各家之短而形成的。他總結了過去的右文學說、聲訓理論、音轉學說以及王念孫的“因聲求義”理論，揚棄了舊說的失誤，吸收了國外語言文字學的某些方面，為研究漢語辭彙、字族奠定了科學的基礎。可惜這套學說和研究成果至今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後代學者對沈先生的字族理論時時援引，但是進行系統總結和評價的卻很少。沈先生的理論博大精深，眾多細部之所以然，需要後輩學人反覆地體味，並進一步發揚光大。

先生 曾經是“國語統一籌備會”的會員，“漢字省體委員會”的委員，“增修國音字典委員會”委員。在建立漢語字族學方面，著有《廣韻聲系》（輔仁大學，1945年）一書，在中國傳統語言學研究的經驗與成果的基礎上，將語義與語音結合起來研究，以文字為標音符號，從敘述諧聲字發展的歷史軌跡中，揭示漢語語根與派生詞的親族關係，即建立漢語的字族學。他認為這是建設漢語語言學的必要條件。 《廣韻聲系》是其從漢字讀音入手研究漢語字族的代表作。而《右文說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1933年）一文則是其從漢字形體入手研究漢語字族的重要著作。他認為右文說的作用在訓詁學上可比較字義，把握語言的變化，而不致拘於漢字的形體；還可探尋語根。他研究右文說，把漢字作為音符，以此將形、音、義聯繫起來研究並探討其間的關係，突破了《說文解字》因形取義的陳法。這是對古代語言研究的一大貢獻，可啟發後人注意對漢語語根之源的探討，為漢語語源學的建立打下了基礎。為了進一步研究音符，他還著有《聲訓論》（《辛巳文錄續集》，1941年）一文，認為義類相通，聲類相同是聲訓成立的主要原因，研究聲訓義類，可證明古音的分部，也可確立漢語的字族。《廣韻異讀字研究序》（ 《益世報·人文周刊》1947年6月23日新7期）一文對中國文字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一字數音”的現象和古代有無四聲的問題進行了分析、研究，認為漢語自古就有聲調，聲調變動是漢語單音節詞最容易發生的必然現象，古代字音的聲調本來就是“流動不居”的。他對語言文字的研究，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有二傾向：一為意符字之研究，一為音符字之研究。意符之問題有三：曰文字畫，曰意符字初期之形音義未嘗固定，曰意通換讀；音符之問題亦有三：曰右文說之推闡，曰聲訓，曰一字異讀辨。二者要皆為建設漢語字族學之張本。”（《聲訓論》）。此外，他還著有一些研究具體某個漢字的字族的論文及《段硯齋雜文》（1947年）一書。

沈兼士曾主持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是著名的文獻檔案學家。整理清代遺留歷史檔案，為學術界開風氣之先。

辛亥革命后，清廷內閣大庫檔案流散，引起史界、文化界學者痛心疾 首。他整理了內閣大庫乘余檔案。他認為，檔案於一代政治、學術關係極大，整理檔案之目的在於充分便利使用。提出擋案分類不同於圖書分類，主張檔案分類按機構、團體分類、在主持文獻館工作期間，檔案分類是按機構分類的。后又取北京大學所藏漢文黃冊1900餘冊，重加分類列目。彙編有《清內閣舊藏漢文黃冊聯合目錄》，蔡元培為該目作序，稱他的整理工作“為閱覽便利，有助於史學”。

沈兼士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語言學外，他的書法也頗好，雖然不及其兄尹默有名，但更多瘦勁之趣，少甜熟之累，亦自成風格。當年魯迅編《北平箋譜》，曾請他題籤，可見他書法的功夫。

在中國哲學史方面，沈兼士也素有研究。

馮友蘭在早期北大曾是沈兼士的學生，他在《三松堂學術文集》中有一篇1935年 所作的《近年史學界對於中國古史之看法》的演講，其中談到沈兼士時說；“沈兼士先生和胡適先生是表現兩種不同的研究史學的態度。沈先生認為的中國哲學史的發創的時期比胡先生認為的早，所以沈先生對於秦以前的哲學以為仍有研究之必要，而胡先生的《中國哲學大綱》一書，認為中國哲學是應該自‘先秦時期’開始。”

沈兼士的舊體詩、新詩都寫得很好，但現在能見到的卻很少了。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沈兼士在北京大學講授文字學，提出了文字既起源於語言又起源於繪畫的文字起源的二元說，並且提出了文字畫的概念，沈兼士的觀點在新中國成立前後引起爭論，唐蘭、梁東漢等人對沈兼士文字畫理論進行了批評，唐蘭的《中國文字學》1949年3月出版時，沈兼士已經辭世，我們不可能看到沈兼士對唐蘭批評的回答。但是新中國成立後文字學界還是客觀地評論了沈唐關於文字起源的論爭。經過論爭沈兼士的觀點受到普遍認可。從文字體系的角度來說，文字畫的階段是存在的，文字畫可以說是漢字的源頭。中國文字學在批評與反批評的論爭中發展，文字源於圖畫的觀點現已為大多數文字學者所接受。

擷取沈先生幾個生平片段，讓我們對他有一個更全面的了解。

一、沈講課時，總是閉著眼講，同陳寅恪先生講法一樣。到下課時，才睜開眼睛，走出教室。他是一位愛國的老專家，痛恨特務、偵探進入學校監視學生和教師。有一次，中文系一年級學生上課時，他正在興緻勃勃地講課，忽然有人進來，用點名冊來點名。那人把禮帽放在附近桌子上，沈先生以為是特務，非常討厭，馬上把那人的帽子摔到地上，又大聲說：“這是放帽子的地方？這是放東西的地方？”那人不好意思地拾起帽子戴上，然後面對大家說：“沈先生太過分了！我以前還聽過他的課呢！”然後慢慢推門走了。原來那是註冊科的職員來抽查上課學生人數。一般北大教師是不點學生名的，尤其是二年級以上就不大點名了。北大當局號召“自由研究”，不願聽本課的，也可以隨便自己回去研究。對剛從中學來的一年級學生要嚴些，但也是抽查點名，不一定抽查哪一班，以致有此誤會。

二、1922年，清室曾以經濟困難為由，欲將由瀋陽運抵北京故宮的文溯閣《四庫全書》盜售日本人，且價已議定，為120萬元。此事被當時的北京大學教授沈兼士獲悉，於是他致函民國教育部，“竭力反對，其事遂寢”。沈兼士先生對民族文化真可謂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

三、在《三松堂自序》中，馮友蘭還講了一件沈兼士講哲學史的趣事：給我們講中國哲學史的那個教授，從三皇五帝講起，講了半年，才講到周公。我們問他，照這樣的速度講下去，什麼時候可以講完。他說：“無所謂講完講不完。若說講完，一句話可以講完。若說講不完，那就永遠講不完”。

四、沈兼士家境並不寬裕，甚至每搬一次家，都不得不出售部分藏書以補貼租金。學生們記得視書如命的老先生賣書時那副可憐樣兒。一個下午，老先生在藏書的小屋找書出售，他一邊念書名，家人一邊在外記下出售清單。有時候，一個書名說出來，過了會兒，又捨不得，再說勾掉。結果，最後一看，捨得賣的書，值不了幾個錢，又只好把勾掉的書名再一個個寫上。當時，許多教書先生都有自用包車，而這位沈兼士教授，卻往往只是挾一個顏色黯淡的皮包，步行上課。課餘，深居簡出。偶爾，他也光臨東安市場的五芳齋吃頓小吃，然後匆匆離去。

五、1914年，沈兼士同魯迅先生相識，並過從甚密，書信往還，經常聚首， 《魯迅日記》中曾多次提到沈兼士。魯迅逝世之後，沈兼士全力支持參與出版魯迅全集，接濟魯迅遺孀朱安，朱安為魯迅付出了一生，最後幾年依然在執行魯迅遺囑上不折不扣。魯迅遺囑第一條就是：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魯迅死後，朱安生活困頓的消息傳到社會上，面對各界捐款，她嚴格按魯迅遺囑，除了魯迅好友沈兼士等人的贈款外，她對朝鮮劇人藝術協會理事長徐廷弼及《民強報》記者等人的捐贈，均予以謝絕；對北平《世界日報》欲為她發起募捐，她也說：“不便接受，最近曾收到沈兼士先生送來的一筆款子，是國幣五萬元。這筆錢，本來是上海的許先生托沈先生帶的，但沈先生當時並沒有拿那筆錢，只說到北平一定給魯迅夫人送一點款子去；結果，錢是送到了，然而並不是許先生托帶的，而是沈先生自己跟幾位老朋友湊起來送的。”

系統的文字學參考書目舉要 [普通古籍]/沈兼士編

文字形義學 [普通古籍]/沈兼士編 民國間

編輯廣韻聲系之工作報告 [普通古籍]/沈兼士等輯 民國32年 1943

陳援庵先生六十壽序 [普通古籍]/沈兼士撰 余嘉錫書 民國28年1939

廣韻聲系 沈兼士(1886—1947)主編 北京 中華書局1985

沈兼士學術論文集 沈兼士(1886—1947)著 北京中華書局1986

廣韻聲系 沈兼士(1886—1947)主編 北京 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

石鼓文研究三事質疑 沈兼士(1886—1947)著[不詳] 輔仁大學輔仁學志社1944

段硯齋雜文沈兼士(1886~1947)著 北平 編者自刊1947

右文說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 沈兼士(1886~1947)著　北平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33]

廣韻聲系 沈兼士(1886~1947)主編 北京 中華書局　1985,2004重印

廣韻聲系 沈兼士(1886~1947)主編 北平 輔仁大學　1945

沈兼士學術論文集 沈兼士(1886~1947)著　北京 中華書局　1986,2004重印

沈兼士先生誕生一百周年紀念論文集 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版

文字學之革新研究

研究文字學的幾個方法

造字原則發展之程敘說

廣詔聲系敘及凡例

一封討論歌謠的信

關於考訂方言用字答魏建功君書

國語問題之歷史的研究

今後研究方言之新趨勢

文字學書目提要敘錄

附系統的文字學參考書目學要

從古器款式上推尋六書以前之文字書

右文說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

了原始意羲之試探

輿丁聲樹論釋名字這羲字之羲類書

初期意符字之特點性

三沈紀念館位於漢陰縣縣城以西古城牆邊，旨在紀念新中國文化巨匠、新文化運動先驅、北大著名教授、中國文學大師沈尹默、沈士遠、沈兼士三兄弟，沈氏三賢青少年時代曾生活於漢陰，2004 年修葺完善，陳列“三沈”事迹及作品供後人瞻仰、紀念。 1912年秋沈兼士到北京，受聘於北京大學，其時，北大正趨全盛，名流雲集，社會有集其姓氏而並稱之美談，時有“五馬”、“四陳”、“三沈”、“二周”之稱，“三沈”即沈 兼士與其兄沈士遠、沈尹默三人，他們同在北大任教，同為北大評議會成員，當時在北大被稱為“沈氏三兄弟”。

《長安客舍之夜》

亂里笙歌雜楚辛，酒顏紅頰白頭新。

遙知燈火闌珊處，更有份離念遠人。

《入蜀雜詩》

盡室羈窮域，孤征念老身。

千山勞物役，一紙慰情親。

戰地誅求急，胡天雨雪頻。

轉蓬聊忍性，生意待來春。

《九日用少陵韻》

去年病卧長安客，今日淹留蜀水濱。

取次中秋到重九，生憎雨久盼清新。

且澆壘塊高樓酒，苦憶情親絕塞人。

引領官軍收薊北，放歌燕市盪胡塵。

《甲申客渝和友人招赴汪山看梅之作》

裙屐風流花照檐，客中高會想精嚴。

影疏香暗堪滋味，不啻蒓羹著豉鹽。

羈懷都不關山水，孤負名園數點花。

燒罷葯爐了無事，紙窗斜日聽昏鴉。

《虞美人·香山除夜》

兒時除夜貪迎歲，歡笑何曾睡。中年除夜感飄篷，風雪征程南北復西東。

而今病卧西山下，兩度逢除夜。粥余葯罷百無宜，靜對寒梅數點且忘機。

《小孩和小鴿》

幾陣秋風，把避暑的大人先生們都吹下山了。

旅館裡屋檐下被客人們嚇走的一群小鴿子，慢慢的尋回了舊巢，咕咕的叫著。

後山坡幾個鄉下人，擔了收穫的高梁，在夕陽影里，唱著山歌往家裡走。

那一群小鴿子在白場上踱來踱去，拾那遺剩下狼藉著的高梁粒兒吃。吃完了走到山溪邊去喝水。

阿觀在旁邊站著看得出了神。鴿子們卻不怕他，時時別轉頭看一看，依然伸著脖子一口一口的喝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