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

1902年，7歲上學，先讀《詩經》，次讀《論語》《孟子》，再讀《大學》《中庸》，從頭至尾反覆吟誦。因其父公務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擔就自然落在粗識文字的馮母吳清芝身上。當時兒童重記憶，輕理解，如此他又勉強讀完了《書經》《易經》和《左傳》。

1907年，專門聘請教師負責馮友蘭的教育，較正規地開設了古文、算術、寫字、作文等功課。因課程較為輕鬆，馮友蘭在閑暇時還常閱讀一些他父親所藏的新書籍、新刊物，開始初步接觸一些世界知識。在12歲時，馮友蘭的父親馮台異因病猝逝，他遂跟隨其母遷回老家唐河，並繼續延聘教師授學。在這期間，他開始閱讀諸如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等帶有民主主義色彩的書籍。

1910年，遵其母囑考入唐河縣立高等小學預科。

1911年春，考入開封中州公學（今河南大學）中學班。

1912年夏，轉入武昌中華學校。

1912年冬，再以優異成績考入上海第二中學的高中預科班。當時的上海第二中學，所有課程都採用英文原著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師還將一本耶芳斯的《邏輯學綱要》當作英文讀本。正因如此，馮友蘭反而對形式邏輯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並由此而引起了對哲學的興趣。

1915年9月，考入北京大學文科中國哲學門，開始接受較為系統的哲學訓練。

1918年6月，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1918年秋，任河南第一工業學校語文修身教員。在臨近畢業的最後一年，適逢胡適和梁漱溟二人先後來到北京大學任教，馮友蘭幸逢其會，受益匪淺，對其以後研究中西哲學，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關係啟迪甚深。

1919年，赴美留學。

192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

1921年，在《新潮》雜誌發表《柏格森的哲學方法》《與印度泰戈爾談話（東西文明之比較）》等文。

1923年，發表《評柏格森的<心力>》（《新潮》3卷2期）、《為什麼中國沒有科學---對中國哲學的歷史及其後果的一種解釋》（《國際倫理學雜誌》32卷3號）、《論“比較中西”（為讀中西文化及民族論者進一解）》（《學藝》3卷10期）、《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哲學>》（哥倫比亞大學《哲學雜誌》19期）等文章。

1923年夏，馮友蘭以《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又名《天人損益論》）順利通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畢業答辯，獲哲學博士學位。是年秋回國后，沿博士論文方向寫成《一種人生觀》。

1924年寫成《人生哲學》，作為高中教材之用，在這本書中，馮友蘭確立了其新實在主義的哲學信仰，並開始把新實在主義同程朱理學結合起來。

1931年、1934年分別完成《中國哲學史》上、下冊，後作為大學教材，為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

1937年，發表《哲學與邏輯》《論民族哲學》等文章。

從1939年到1946年7年間馮友蘭連續出版了六本書，稱為“貞元之際所著書”：《新理學》（1937）、《新世訓》（1940）、《新事論》（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過“貞元六書”，馮友蘭創立了新理學思想體系，使他成為中國當時影響最大的哲學家。

1973年批林批孔運動中，相繼發表《對於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復古與反覆古是兩條路線的鬥爭》等文章，均得《光明日報》全文轉載。1975年參加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並為主席團成員，發表《參加批林批孔一年來的思想收穫》《談談批林批孔運動對我的教育》，並結集為《論孔丘》出版。在該書前言里說，“從尊孔到批孔，從覺得好象是災難，到確實覺得是幸福，這是一種思想改造上的轉變”。1976年寫作《孔老二的“撥”與走資派的“扭”》等文。

1911年先是與唐河吳太夫人之侄女吳淑貞結婚。1913年暑期回唐河度假，方知夫人吳淑貞已病故。

1915年，與任載坤女士訂婚。

1990年11月26日20時45分，病逝於北京友誼醫院，享年95歲。

創辦刊物

1918年6月，馮友蘭從北京大學畢業，回到開封。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並迅速波及全國。馮友蘭雖未及親臨，卻積極響應，並同幾位好友創辦一名為《心聲》的刊物。在他起草的發刊詞中明確指出：“本雜誌之宗旨，在輸入外界思潮，發表良心上之主張，以期打破社會上、教育上之老套，驚醒其迷夢，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進步。”生當此時的馮友蘭，對此類問題也進行了認真的思考與探索。正如他在後來的回憶中所說：“我從一九一五年到武昌中華學校當學生以後，一直到現在，六十多年間，寫了幾部書和不少的文章，所討論的問題，籠統一點說，就是以哲學史為中心的東西文化問題。我生在一個文化的矛盾和鬥爭的時期，怎樣理解這個矛盾，怎樣處理這個鬥爭，以及我在這個鬥爭中何以自處，這一類的問題，是我所正面解決和回答的問題。”

赴美考察

1919年12月，馮友蘭赴美考察。1920年1月，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學習，師事新實在論者孟大格和實用主義大師杜威。1923年，創作《柏格森的哲學方法》和《心力》兩篇文章，向國內思想界介紹柏格森的哲學思想。同時，他用柏格森的哲學觀點寫成了《中國為什麼沒有科學》一文，指出，中國之所以沒有近代科學，並非是中國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因為中國傳統注重人是什麼，即人的品性和修養，而不注重人有什麼，即知識和權力；中國哲學向內追求，以達人性的完滿為目的。而西方哲學則向外探尋，以認識自然、征服外在世界為最終目的。正是中西哲學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異，並導致中國無近代科學的落後情況。在美考察期間，馮友蘭還有幸拜會了蒞美訪問、講學的印度學者泰戈爾，共同探討了東西文化的若干問題，並將談話記錄整理成《與印度泰戈爾談話》一文，發表在國內《新潮》三卷二期上，同時，他對國內學術界亦頗為關注。1921年，梁漱溟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認為中西文化之爭絕非古今之爭，而是作為文化產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並以此為理論基礎，展開了對東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較研究。馮友蘭當時對此書觀點頗多契合，並立即用英文寫成《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文，向美國學術界介紹梁的著作和思想。

回國任教

1923年，馮友蘭在杜威等的指導下，完成了博士論文《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又名《天人損益論》），在此文中，馮友蘭將世界上的哲學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損道，第二類是益，第三類是中道。這三派哲學的分歧導源於對“天然”與“人為”的不同看法。他認為，人類所經驗之事物、無非兩類：一是“天然”，一是“人為”。“自生自滅，無待於人，是天然的事物。人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於人，與天然的恰相反對”，有的哲學家有見於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為境界，是為損道派，如中國古代主張“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之老莊即是典型；有的哲學家有見於人為境界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為益道派，如主張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學和“人力勝天行”之中國墨家學派即屬於此類；而有的哲學家則持調和折中的態度，主張兼收天然和人為的益處，是為中道派，此派當以主張“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為代表。對此三派，馮主張採取寬容的態度，讓其各行其道，并行不悖，但對儒家思想的偏愛，又使他明顯地偏向於中道派的儒家哲學。馮友蘭這種中西哲學之比較觀，與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說，雖說法有異，基本精神卻是一致的，這不能不說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論的影響。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為人類的最後歸宿，馮則以儒家文化為歸趨，並隨著研究的深入，馮友蘭最終還是超越了這一觀點。

1923年，馮友蘭學成回國，始任開封中州大學哲學教授，併兼任文學院院長。1925年又到廣東大學任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同時還給美國人辦的一所華語學校講授《莊子》。1926年離開廣東大學到燕京大學任教授。1928年，馮友蘭講授中國哲學史。抗戰期間，任西南聯大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1927—1937年，是馮友蘭集中精力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時期。

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華大學校務會議主席。曾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印度德里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文學博士。1952年後一直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出席會議

馮友蘭曾於1934年應邀出席在布拉格召開的“第八次國際哲學會議”，並在大會上作了題為《哲學在現代中國》的學術報告。會後，他又通過申請獲准訪問蘇聯。他懷著極大的興趣和探究事實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蘇聯的國土。馮先生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關於蘇聯革命后的情況，有人把它說成是天國樂園，有人把它說成是人間地獄，我想親自去看看究竟是個什麼樣子。”通過耳聞目睹，他得出了如下結論：“蘇聯既不是人間地獄，也不是天國樂園，它不過是一個在變化中的人類社會，這種社會可能通向天國樂園，但眼前還不是。”馮先生的這種印象是比較真實而不帶任何偏見的。他還通過橫向比較，得出了另外一種結論：封建社會“貴貴”，資本主義社會“尊富”，社會主義社會“尚賢”。

被捕審訊

回國后，馮先生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作了兩次正式演講。一次是漫談蘇聯見聞；另一次是以“秦漢歷史哲學”為題，提出了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某些思想為基本要素的“新三統五德論”，集中論述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於社會存在的觀點，這次講演引起了官方的懷疑與不滿。1935年十月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國民黨政府警方視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審訊。國民黨此舉引起全國嘩然，人們紛紛提出抗議。迫於全國的民主勢力，馮在被關押、審查數天後，遂被釋放。對於這次事件，魯迅先生曾在一封書信中憤然說到：“安分守己如馮友蘭，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這次事件對馮的震動也頗大，但他並未因此而與國民黨決裂，而是選擇了更加謹小慎微的道路。

創新理學

1937年至1946年，是馮友蘭學術生涯的關鍵十年，其新理學體系即在此間創製而成。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后，抗日戰爭全面展開，馮友蘭雖身處後方，卻心繫國事，常為中華民族之存亡而憂心如焚，感慨凄涼。在暫避長沙時，他曾寫過這樣一首詩：“二賢祠里拜朱張，一會千秋嘉會堂。公所可游南嶽耳，江山半壁太凄涼。”其憂國憂民之情溢於言表！1946年5月西南聯大的使命結束，馮友蘭為西南聯大紀念碑撰寫了碑文。碑文氣勢磅礴，志正意遠，文采橫溢，旅美史學家何炳棣稱其為二十世紀的一篇雄文。馮友蘭自己也很看重此文，晚年回憶說：“文為餘三十年前舊作。以今觀之，此文有見識，有感情，有氣勢，有詞藻，有音節，寓六朝之儷句於唐宋之古文。余中年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則其選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有蘊於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讀，感慨系之矣。”

返回中國

抗戰期間，任西南聯大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1946年抗戰勝利，西南聯大解散，清華大學返回北平，1946年馮應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邀請，任客座教授一年，集結其間講稿出版《中國哲學簡史》一書由紐約麥克米倫公司出版。1947年，解放戰爭節節勝利，馮友蘭怕新中國成立后中美斷交，於是，婉言謝絕了至親好友的挽留，毅然決然地返回了祖國。

當選院士

1948年秋天，馮友蘭回國后，當選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並被選為院士會議評議會委員。1949年初，馮友蘭辭去本兼各職，併兼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組長，還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常務委員，還先後被選為第二、三、四、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和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然而，在學術上，馮友蘭卻很不順利。在剛剛解放的1950年，哲學界即展開了對他的批判。在解放初的思想改造運動中，以及後來的歷次反右運動中，馮友蘭都首當其衝。不但其思想被當作唯心主義的代表而屢遭批判，其人也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而成為批鬥的重點對象，倍受折磨。1956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常務委員。

文革歲月

1966年文革開始，馮亦受到影響。直到1968年11月18日，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提到：北大有個馮友蘭，搞唯心主義，我們若要懂點唯心主義，還要找他；還有個翦伯贊，搞帝王將相，我們若要懂點帝王將相，也要找他。馮才得以離開牛棚，恢復自由。

1973年10月，北大、清華大批判組成立時，與周一良、魏建功等同被委為“梁效”寫作班子顧問，“和群眾一同批林批孔”。“梁效”分為寫作組、材料組，后從材料組再分出一個註釋組，組員由馮友蘭、周一良、林庚、魏建功等學界名人，主要任務是為毛主席註釋詩詞，負責寫作組的文章“把關”。

1976年10月，四人幫失勢，梁效寫作班子解散，馮亦遭關押審查。1977年至1979年被列為反革命集團成員，受到批判，要求“說清楚”“與‘四人幫’的關係”，背靠背對其進行批判。1979年獲准異地參加中國哲學史討論會，發表文章。

心之歸處

1980年-1989年，完成七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新編》；1981年，以86歲高齡口述完成的《三松堂自序》，1984年由三聯書店出版；1982年獲准赴美夏威夷出席國際朱熹學術會議。馮友蘭幾乎歷經近一個世紀的世事變遷，人世滄桑，於1990年11月26日，這位中國一代大哲安然地離開了這個變幻的世界。

與毛澤東的書信交往

1949年10月1日，馮友蘭參加了新中國成立的開國盛典，並聆聽了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他心潮起伏，思緒萬千。1949年10月5日，馮友蘭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在過去講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現在我決心改正錯誤，……我計劃於五年之內，如政協共同綱領所指示的，以科學的歷史的觀點，將我在二十年前所寫的《中國哲學史》，重新寫過，作為一個新編。誠如你所說的，我們不但要知道中國的今天，還要知道中國的昨日。”

毛主席雖然開國前後日理萬機，但很快給馮友蘭寫了回信。“友蘭先生：十月五日來函已悉。我們是歡迎人們進步的。像你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也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此復。敬頌教祺！毛澤東十月十三日。”

收到毛澤東回信的馮友蘭有兩點很意外的感受：其一是，“我不料毛澤東的回信來得如此之快，並且信還是他親筆寫的，當時頗有意外之感”；其二是，“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話‘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我不懂。而且心中有一點反感，我當時想，什麼是老實態度，我有什麼不老實”。

究竟什麼是毛澤東所說的老實態度？這個問題使馮友蘭困惑了多年。“經過了三十多年的鍛煉，馮友蘭終於慢慢地認識到信中的涵義：1949年給毛澤東信中所說的“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在五年之內重寫一部中國哲學史，這麼短暫的時間完成是不現實的。”

與梁漱溟

梁漱溟和馮友蘭是20世紀中國思想界極具代表性的兩位人物。1916年9月，23歲的梁漱溟在《東方雜誌》發表《究元決疑論》，引起了北大校長蔡元培的注意，遂於1918年將僅有高中學歷的梁漱溟聘為講師，后又聘為教授，主講《印度哲學》。當時馮友蘭在北大哲學系讀三年級，梁漱溟雖僅僅比他年長兩歲，卻是他的印度哲學老師。1921年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時，馮友蘭正在美國讀書，他設法買到一本，讀後給老師寫了一封長信，很爽直地提出自己的見解，與老師商榷。梁漱溟很重視這位學生的批評，將這封信保存了60多年。馮友蘭回國后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工作，經過孜孜矻矻的努力，廣納博取，兼收並蓄，繼承和闡發了程朱理學的傳統，並借鑒了西方近現代哲學的成果，建構了獨特的哲學思想新儒學體系，成為與他的老師聲名並立的國學大師。然而，他們在漫長的人生旅途中卻鮮少聯繫，梁漱溟對馮友蘭有不能釋懷的情結。

這種情結並非源於學術觀點的異同，而是1973年10月，“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后"兩人的態度和不同的境遇。梁漱溟生性耿直，馮友蘭性格相對隨和，馮友蘭批林批孔，且已經成為“梁效”班子顧問。根據馮友蘭《三松堂自序》的描述：“1973年，批林運動轉向批林批孔運動，批孔還要批尊孔。當時我心裡又緊張起來，覺得自己又要成為‘眾矢之的’了，後來又想，我何必一定要站在群眾的對立面呢？要相信黨，相信群眾嘛。我和群眾一同批孔批尊孔，這不就沒有問題了嗎。在這種思想指導之下，我寫了兩篇文章。……自從這兩篇文章發表以後，各地方的群眾向我鼓勵的信，蜂擁而來，每天總要收到好幾封。寫信的人，有青年、也有老年；有學生，也有解放軍，有農民，有工人；在領導和群眾的鼓勵之下，我暫時走上了批林批孔的道路。”梁漱溟則只批林不批孔並由此受到批判。在1974年9月23日結束對他的批判時請梁先生談體會時，他以“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作答。歲月流逝，“批林批孔”運動現已成為一個歷史事件，但是這件事留給馮先生和梁先生的則是完全不同的遺產。

1985年12月4日北大哲學係為馮友蘭舉行90華誕慶祝會，邀請梁漱溟出席，梁漱溟借故“天氣不好，不宜出門”予以拒絕。事後，梁具函稱“北大舊人現唯我二人存矣，應當會晤，只因足下曾諂媚江青，故我不願來參加壽宴，如到我處來談，則當以禮相待。”馮友蘭復函說：“非敢有憾於左右，來書直率坦白，甚為感動，以為雖古之遺直不能過也。”

馮友蘭在1985年12月24日，親自拜訪梁漱溟，這兩位老朋友終於會聚到一起。他們談佛學，談昔日北大的生活，以及晚年境遇，終於相逢一笑昨日彷彿過眼煙雲，臨別梁題贈著作《人心與人生》一冊。

1988年梁漱溟病逝時，馮友蘭發表了一篇悼念文章，充分肯定了梁漱溟以發揚儒學為己任和敢於犯顏直諫的精神。這種評價很貼切地體現在他為梁漱溟擬寫的輓聯中：鉤玄決疑，百年盡瘁，以發揚儒學為己任。廷爭面折，一代直聲，為同情農夫而執言。

馮友蘭先生是中國現代史上傑出的思想家、哲學家，是對中國學術史、中國思想史、中國哲學史諸多領域做出了重大貢獻的偉大學者。

他的《中國哲學史》是繼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之後又一部具有廣泛影響的中國哲學史著作，代表了30年代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此書被馮的美國學生卜德譯成英文，成為現今西方人系統了解中國哲學的為數不多的著作之一。在這部巨著中，他自稱為“釋古派”而與胡適的“疑古派”相區別。他著力論證了儒家哲學在中國哲學史上的正統地位。這為他後來創立新理學思想體系積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論準備。1990年7月，馮友蘭七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新編》全部完成。馮友蘭說這部書“不僅是過去的歷史的敘述，而是未來的哲學的營養。這部中國哲學史著作，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它奠定了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基礎，在中國哲學由近代走向現代的發展歷程中，是一座里程碑。他高度提煉總結了兩個觀點，一是從中國哲學的傳統看哲學的性質及其作用，二是從中國哲學的傳統看世界哲學的未來。“馮有蘭是近代以來中國能夠建立自己體系的少數幾個哲學家之一，他的思想在現代中國哲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馮有蘭是一位愛國者，他一生致力於研究和傳播中國文化，享譽世界。“

學術活動

縱觀馮友蘭解放后的學術活動，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50—60年代。在自我批判的基礎上，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他開始撰寫《中國哲學史新編》。馮友蘭《三松堂自序》里回憶說：“當時正在提倡向蘇聯學習，我也向蘇聯的‘學術權威’學習，看他們是怎樣研究西方哲學史的。我尋找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努力運用，寫了《中國哲學史新編》，出版到第二冊，十年浩劫就開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在這一時期，整個學術界都被一種僵化、教條的學術空氣所籠罩，哲學史研究由於其與政治過於緊密的關係更是如此。一部豐富多彩的哲學史被簡化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鬥爭史，並被圖式化地定為唯物主義戰勝唯心主義的歷史，馮友蘭身處其時，亦頗受這種氛圍的影響。

第二階段：70年代，代表作為《論孔丘》。其時寫了《對於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及《復古與反覆古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兩篇文章在《北大學報》上發表。不久，《光明日報》《北京日報》給予全文轉載，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1975年，他的《論孔丘》一書正式出版。書中觀點與以前迥然不同。他在《三松堂自序》說：“我在當時的思想，真是毫無實事求是之意，而有嘩眾取寵之心，不是立其誠而是立其偽。”這既是馮氏個人的無奈，也是建國以來知識分子群體的一大悲劇。1972年，身處逆境中的馮友蘭曾賦詩一首，其中有云：“若驚道術多遷變，請向興亡事里尋。”對解放後事態紛紜和自己哲學思想之多變，頗多感嘆！

第三階段：80年代，隨著“四人幫”的垮台，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馮友蘭迎來了自己的學術春天。經過50—60年代的教訓以及70年代的思想折騰，馮氏決意空所依傍，直陳己見，決意重寫中國哲學史，以舒解胸中積壓多年之鬱悶。自1980年開始，馮友蘭以耄耋之年，展老驥之志，手握如椽巨筆，重寫《中國哲學史新編》，並明確申明只寫“自己在現有馬克思主義水平上所能見到的東西，直接寫我自己在現有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上對於中國哲學史和文化的理解和體會，不依傍別人。”從而真正把自己80年來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體會寫出來，成為一家之言。經過十年的艱苦努力，終於在1989年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了卻了一大心愿

季羨林：芝生先生走過了95年的漫長的人生道路，95歲幾乎等於一個世紀。自從公元建立后，至今還不到二十個世紀。芝生先生活了公元的二十分之一，時間夠長的了。他一生經歷了清代、民國、洪憲、軍閥混戰、國民黨統治、抗日戰爭，一直迎來了解放。道路並不總是平坦的，有陽關大道，也有獨木小橋，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然而芝生先生以他那奇特的樂觀精神和適應能力，不斷追求真理，追求光明，忠誠於自己的學術事業，熱愛祖國，熱愛祖國的傳統文化，終於走完了人生長途。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地。我們可以說他是晚節善終，大節不虧。他走了一條中國老知識分子應該走的道路。在他身上，我們是可以學習到很多東西的。

胡適：“天下蠢人恐無出芝生右者”。

朴槿惠：在我最困難的時期，使我重新找回內心的平靜的生命燈塔的，是中國著名學者馮友蘭的著作《中國哲學簡史》。

李慎之：“中國人了解、學習、研究中國哲學，馮友蘭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如果中國人因為有嚴復而知有西方學術，外國人因為有馮友蘭而知有中國哲學”，這大概不會是誇張。

陳來：中國哲學里，我推薦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簡史》，部頭很小，講中國哲學發展的基本過程和問題。它本來是寫給美國人的，非常通俗易懂。對於所學專業不是哲學的學生是最基本的。在世界上還沒有見過第二本這樣的書。

趙啟正：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簡史》，是非常重要的書。

清華大學紀念馮友蘭座談會

2005年12月6日，為紀念馮友蘭先生誕辰110周年，“馮友蘭與清華大學文學院——紀念馮友蘭先生誕辰110周年座談會”在新齋104會議室召開。馮友蘭先生女兒、著名作家馮鍾璞女士，著名翻譯家文潔若女士，馮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大學朱伯昆教授，中科院院士唐稚松教授，副校長謝維和，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前任院長鬍顯章教授等近30位清華文學院老校友與會，深情緬懷馮友蘭先生。回顧馮友蘭先生在清華擔任了18年文學院院長。他延聘學者，獎掖人才，以“師古“觀點、以生命做事的精神，帶出了一股學術新風，為清華文科的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追思他的最高貴的愛國精神。繼承發揚他的寶貴精神財富。

紀念文章

張岱年：《哲人其萎遺範永存——沉痛悼念馮友蘭先生》《馮先生“貞元六書”的歷史意義》《深切悼念馮友蘭先生》《懷念馮友蘭先生——為紀念馮友蘭誕辰100周年而作》《懷念馮友蘭先生》。

馮友蘭文庫

1994年，其親屬遵照先生遺願，將其藏書捐贈給清華大學收藏，清華大學圖書館建立有《馮友蘭文庫》。文庫主要收藏馮友蘭先生著作及中西文化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資料，現有7000餘冊圖書。

唐河馮友蘭紀念館

2011年11月13日，在馮友蘭誕辰116周年紀念日之際，唐河縣友蘭濕地公園暨馮友蘭紀念館落成揭幕。來自國內外的100餘名“馮學”專家、學者進行座談，懷念世紀哲人。該館復原了唐河祁儀鎮馮友蘭故居的原始風貌，展現了馮友蘭的生平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