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哲學

儒學世界觀基本上以對天的理解以及天人關係的各種型態的可能性之優劣比較與選擇等兩個問題為出發點，作為其建立世界觀的主要脈絡。而人的存在意義與價值，更可因而由其自身之努力與創造，得與天地的存在意義同其偉大。孔子教導"為仁"的原理；孟子則提出"養浩然之氣"、"求放心"、"盡心"的功夫論；荀子提出"化性起偽"；《大學》的"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三綱領"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德目；《中庸》的"誠之者人之道也""慎獨"的哲學；周敦頤的"主靜立人極"功夫；張橫渠的"存天理、去人慾"；程顥"識仁"、"體貼天理"；程頤"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朱熹的"格物致知"、"窮理盡性"；陸象山的"立其心之大者"；王陽明的"致良知"；湛若水的“隨處體認天理”；劉蕺山的"慎獨"與"誠意"等等。不論這些儒家學者試圖透過何種相近或相異的概念範疇或思想體系，對於人類自我修養及超越的可能提出各種設計，他們所共同承認並以此種共識為基礎而發展其本身思想的觀點，即是透過這些人類自身由內而外的功夫修養，追求並達至儒家理想的社會政治體制與文化理想。

儒家哲學最重視社會哲學，因為成就一個現世的人類理想社會是儒家最原始的關懷，為了設計與建立一個理想的人類社會，孔、孟、荀等人都可說是不斷提出各項有關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或倫理的觀點的思想家，同時這正可以說明何以社會哲學才是儒家思想起步的主要重心，亦即，就儒學傳統的整體來說，儒家哲學的進路是社會哲學的。儒家的社會哲學內容條理清晰，《大學》八條目是最具體的代表，《禮記》的《禮運大同篇》也是重要的社會哲學著作；此外，周公制禮作樂與孔、孟、荀三人所提出的許多政治制度與施政原則如行仁政、不重斂賦、禮樂化民等，都是儒家思想傳統中極具代表性的觀點。另外，表現在漢代經學思想中的儒家思想就是以儒家經典為根據而設計出來的社會體制之學。同時，為建立理想的社會文化，家庭間的倫理關係更是其中的關鍵要目，因此孝道更是《論語》中孔子以之為一切德性的根本德性者。最後，《易經》哲學中藉由《易傳》註解之作而建立了儒家價值本位的情境倫理學，此即針對各種倫理衝突情境的知識解析提出進退智慧，從而作為儒者處世應世的操作知識根據。

儒家對中國科技以及世界文明的貢獻特別巨大。據《世界自然科學大事年表》記載，16世紀以前，影響人類生活的重大科技發明約有300項，其中175項是中國人發明的。正是這些重大的發明（包括發現），使中國的農耕、紡織、冶金、手工製造技術長期處於世界先進水平。而儒家也留下了一大批世界知名的科學著作如《考工記》、《天工開物》等等。中國在明末之前一直能保持世界一流水平，這些都和因動亂而名聲大噪的墨家沒有任何關係。所以不要一提到中國古代第一印象就是想當然的科技落後、八國聯軍或是動亂中異常火爆而現實中早已秦漢絕跡的墨家，這不符合歷史史實。

原始儒家是繼承中華遠古文明思想而來，並特別重視國家社群的維護及個人修養的實踐的哲學，其中周文化的社會哲學理想更是儒學價值意識的根本基礎。而先秦儒學的理論重點在於思想生活化的落實（如孔子的《論語》）,與儒家社會哲學精神之提出，（如孔子的禮樂教化思想，及孟子的行仁政觀點，以及荀子隆禮義知廉恥的說法等。）。另外，透過孔子與孟子的若干直捷明白的命題，與《中庸》　《易傳》等整理后的文字，也提出了儒學理論中的形上學思想部份。

簡言之，《論語》標出聖人境界的理想，《孟子》說出修養功夫哲學及性善主張的人性論觀點，《中庸》明確化天道有德的德性本體論思想，《易傳》即基於論孟庸的德性思想而建構儒學的宇宙論世界觀。漢代的儒學發展走向，首先是解經之學的出現，在解經的過程中，漢儒加入了當時的科技知識所提供的新的宇宙論的觀點，主要是天人相感的天人關係之哲學，由於強調天人的互動性，使得漢儒發展出由天象以定人事的社會哲學，若就人文主體的開發而言，當然，此一觀點在漢儒彼此之間亦有著極大的辯論。

漢儒的理論反而走了回頭之路。漢代儒學的另一條發展脈絡則是兩漢經學的出現，經學即是藉由解經研究而制定禮法，禮法即做為國家政策的根本大法，這是儒學思想在社會科學領域的落實，是儒學中有具體實效性的知識部分。漢以後儒學理論衰微，中國哲學思想的主要課題轉向道家與道佛兩教的宗教哲學之中，直至宋以後才又恢復了理論創造的能力。

北宋五子的出現，不僅反映了整個時代的精神生活文明已能回到儒家本位中來的現象，更反映了儒家哲學體系能夠從自己的典籍詮釋中回應道佛思想挑戰的形上學建構。至朱熹的集大成與王陽明活潑化生活化的開展，儒家思想不僅完全籠照中國文明，更且對日、韓等國發散出它的影響力，使得兩國的民族哲學中有著深厚的儒學傳統，形成兩國人民精神文化的重要基石。儒學發展至當代，有當代新儒家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哲學家為儒學在經歷西方哲學挑戰之後重建理論體系，成為當代中國哲學發展中最具有創造力的一套哲學思想，影響所及，並成為港台及中國大陸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方法論依據，頗有以儒學方法論壟罩道佛詮釋之強勢解釋效力之勢。

孔子透過對夏、商典籍的整理與對周文化的反省，開啟了儒家哲學的廣大思想內涵，其與弟子們的討論，被整理成《論語》、《易傳》等原始儒家最重要的經典之作。孔子創造出"仁"的哲學，在政治、教育、倫理等日常生活作息與言行舉止中，發揮人類的德性本能，建立人與人間適當的人際關係的觀念；對於天人關係的思考與應對，基本上是接受鬼神的存在，尊重天命的指示，但是全然以一理性化的意義認定天與鬼神的作用，天自身彰顯的只能是道德理性，而鬼神亦只在提供資訊上對聖人有所幫助，而不能干涉聖人的德性事業。也擺脫掉時人以現世得失與情緒為主而有的對天的讚頌與咒怨的態度，而以理性的認知建立適當的天人關係，既重視其崇高性，更強調其道德性。

孟子及其弟子所編的《孟子》一書，是在《論語》之後最生動的原始儒家作品之一。書中發揮"仁義禮知"的價值精神，強調國君"行仁政"的理想事業，他對人們自發的心性修養理論也有獨到的見解，認為人可以透過自己的覺悟，而找回內在本具的善性，即性善論。因此為善為惡全在於人們自己的一心之中，即求放心的主體性自覺功夫。這樣的理論傳統一直在後來的儒學思想家中不斷地受到發揮與擴充，中華民族成仁取義的精神即由孟子建立，而性善論的傳統則影響中國大乘佛學準確地建立眾生皆有佛性的命題。

荀子作《荀子》一書，書中倡導化性起偽的思想，主張隆禮重法，認為人性本惡，因此人必須經過聖王的教化與自身的學習，才能知道善惡。使行為合乎禮義。對於人的認識能力，荀子反對認識的片面性與主觀性，主張"虛壹而靜"以"解蔽"，也就是可以經由訓練而達至"大清明"的境界。

董仲舒，西漢經學大師，專治《春秋》〈公羊傳〉。後為武帝獻策，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說，使儒家哲學思想在中國思想史上因政治之勢佔有正統地位。董氏重要的思想見於"天人三策"及《春秋繁露》中，前者主張儒家的德治理念，提出各項關於政治的及社會的設計；後者在哲學思想的發揮中，強調天人相感的宇宙論及歷史觀。董仲舒的哲學建構，正是儒者反映時代心靈的特殊寫照，因為漢帝國建立之後，君權的絕對性已經使得所有的儒學理想非透過君王的教化不足以落實，因此思考如何使君王行仁政的方法成為了儒家價值之得以落實的關鍵要點，董仲舒一方面絕對化君權為君王是天之子故稱天子，另方面則立即藉由天對天子的制約權而約束天子，藉由天神對天子的賞罰譴告之說以恐嚇君王不得行暴政，從而約束君權，可為苦心孤詣唯天可知。兩漢經學，漢以軍事行動取得政權，初期對於黃老思想頗有心得，亦以之為治國原則，至武帝時國力強盛之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則是以儒家意識形態為漢政權合法性詮釋根基，並以儒家經典作為漢家政策制定的依據，從而展開基於經典詮釋的政策理念的知識建構，此即兩漢經學，經學即為由儒學價值轉化而出的公共政策之學，此亦儒學史上極為重要的一頁。

儒學在兩漢之後之魏晉南北朝及隋唐期間發展不彰，並非這一段期間中國文化中完全沒有儒家的質素，而是這一段期間的儒學義理並沒有重要的思想創造，中國知識份子的高級心靈的理論創造皆貫注在道家道教及佛教理論中，儒學的復興實意味著儒學理論建構的創新，這就要等到唐以後迄宋明時期的恢復了。

韓愈，唐朝著名文學家、古文運動領導者。在唐朝一片大乘佛學的思潮及社會風氣中，獨自振起儒學大旗，排斥佛教思想，倡導恢復中國儒家思想的傳統，開啟宋明時代新儒學思想發展的大方向。代表他這種苦心孤詣的作品，在其〈原儒〉一文中發揮得淋漓盡致。

李翱，唐朝思想家及文學家，是韓愈的門人，也是侄婿，最重要的，他也是追隨韓愈復興儒學、反對佛教思想的一員大將，其哲學思想的造詣更有過於韓愈處。代表其思想的重要著作是〈復性書〉,文章中以《中庸》的理論為基礎，提出"性善情惡"的人性論，認為只要加強道德修養，消除情慾的干擾，便可恢復人的本然之性，便可成為聖人。李翱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在其對於《中庸》理論的提揭與發揮，對宋明儒學的理論方向之確立，有極大影響。

朱熹，南宋大儒，他獨自完成了類似孔子刪詩書、定禮樂的集大成之工作，對於北宋以來思想的發展及其內容，作了一番全面的整理與重構，在本體論、宇宙論、人性論、政治哲學、甚至文學理論上等都有其一定的處理及發展。他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輯為《四書》，定為儒學綱領，其《四書集注》是元明以後中國科舉考試的教材，對中國人文精神的影響極大，對於日本、韓國思想界的影響亦不容忽視。因其長期在福建講學，故其學世稱"閩學",重要的哲學思想經編輯有《朱子語類》、《朱子大全》、《朱文公文集》等。

王陽明，明朝大儒，風格與朱熹迥異，服膺陸九淵象山先生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思想，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理論，與晚年的"四句教" ，同為發揚儒家思想當中簡易直捷的思想力量、以及活潑生動的實踐方法論。對於儒家思想的深入人心，有著極大的貢獻。其主要著作輯為《王文成公全書》。

王船山在明亡時投身救國軍事行動中，失敗后深山論學著書，其重新詮釋周易哲學，一反易學史上所有注易之作，建構他自己特有的乾坤並建的解易史觀，另亦遍注群經，可謂中國儒學史上注經最多的一位，其創作量能不下於朱熹，且多有新論。當代新儒家起源於民國以後學界對於儒學研究的重振，主要建構目的在回應西方哲學嚴密哲學理論體系的挑戰，此一挑戰的知識意義在於哲學價值觀念的論證能力，儒學始終是價值哲學，價值哲學的成立理據必須以論證形式表述，此一建構論證系統的知識活動即是當代新儒家哲學建構的主要性格之一。其次，作為中國哲學的價值哲學的一支，儒學始終必須回應道佛兩家價值觀念的挑戰，當代新儒家從熊十力至牟宗三皆以論說儒家形上學是一主張現實世界真實且永恆的理論體系以有別於道佛兩家的價值系統的知識根據，此一論理工程在牟宗三先生的主張儒學乃為一據德福一致的圓善論架構下建構完成，此一建構一方面在回應西方哲學對於價值主張的論理格式之辯爭史，而以康德哲學之價值只在主體實踐的實踐理性中建構而出，另方面就主體實踐之學之主體之心性主張其即為天地萬物的普遍原理的價值本體，從而由實踐以開顯價值真理以證成德性價值是為一普遍原理。當代新儒家的理論建構的時代意義在於其為當代中國哲學之唯一建構體系龐大的新哲學系統者，並基於其論理方法的詮釋架構，從而亦旁及道佛兩家真理觀的詮釋，大有侵略道佛義理詮釋霸權之勢。當代新儒家首先在港台發生巨大哲學解釋影響力，然後在中國大陸中國哲學界形成重要研究領域，其影響力仍在增長之中。

儒家學派是中國哲學思想中最重要的學派，中華民族的文明，如果粗略地說，則可以儒家文化作代表，這指得是在中國文明體制的價值觀念方面，也就是表現在中國政治哲學及家庭倫理觀念上，以儒家價值觀為基本立場，從而展開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人際倫理的規範，整體地是中華文明的主導思想。